沃伦斯基论文参考文献

在本册第六章《认识省级区域》第一节《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中，图67“北京古代城区的变迁”是关于北京古城城址变迁及其与水源的关系，教学参考用书中解释甚少，能否给予相关的提示。有一点需要明确，在中国古代的都城建设中对于水源的考虑，首先要保证宫廷园林的用水，其次要保证漕粮运输的水道便利。正是这两点，使得水源成为北京城市建设和变迁的关键因素。

2、叛逆的精神 安娜的优秀还在于她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首先，安娜是一个有地位的贵族妇女，而当时上流社会对于妇女的约束是很荒谬的。比如说：允许你有偷-情的风流韵事，却不能容忍 公开的承认爱情。 而安娜追求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这与她所处的上流社会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安娜站出来争取真正的爱情时，却被看作大逆不道。因此，安娜成了贵族阶级的叛逆者。然而，安娜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坦诚的，当她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沃伦斯基时，她坦诚的向卡列宁承认，自己爱上了别人并无法再和他生活在一起。安娜对爱情的追求不仅是执着的，而且是大胆的，毫无隐瞒的。对于上流社会的舆-论，安娜采取的是一种漠然的态度。她所追求的是自己想要的爱情，所以她不顾一切。公然和沃伦斯基同居，出入公共场所。 安娜叛逆精神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真正的人的生活”的追求，并由此扩大到了对于贵族社会做人的标准的否定。在安娜的心目中，妇女不应该是被玩弄的社会对象，不应是男性生活中的摆设，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有尊严，有理想，有感情，她们要求与男子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这种追求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在当时俄-国贵族社会中是有着进步意义。 安娜的叛逆性格还体现在她对爱情的理解有着深刻的内容。她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污泥浊水中而感到窒息，她渴求着一种力量的支持，帮助她挣脱这层层缠绕的蛛网；在她看来，爱情是灵魂的碰撞，是一条通向光明世界的大道。这种爱的追求体现了个性解放的'要求，它不单属于安娜自己，也属于那一个阶层所有不满于封建势力的妇女。这同单纯的爱情至上或渴望情欲的满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二、 追求真正的爱情 作为一个诚实、勇敢、正直、有高度人格尊严感的女性，当安娜一经接受沃伦斯基的爱情以后，她就再也不能容忍自己原来的“虚伪与欺”的生活处境了。她渴望自由而大胆地 爱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议仍然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偷偷与情人往来；她选择了勇敢地跟丈夫和旧生活决裂，毅然把与沃伦斯基的关系公开，这不啻向上流社会挑战，从而不见容于上流社会。因为她追求的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意味着自由的心灵、真挚的爱情。在她心目中，妇女不是被玩弄的对象，不是男性生活的点缀品，她们是活生生的人，有感情，有渴望，有人格，有尊严。她将自己的追求寄托在真挚的爱情里，企图寻到一条道路来彻底解放自己和人格，这种爱并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至高无上的目标，而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她热烈而执着地，献身这种爱，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她的家庭、名誉、社会地位、还有她最深爱的儿子。 安娜蔑视世俗成见和贵族道德的结果，就是被贵族社会冷酷地抛弃。回国后，安娜遭到了整个上流社会的非难和敌视。数不清的攻击诽谤，侮辱漫骂，像脏水一样泼在安娜身上。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安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心情越来越痛苦，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就只有同沃伦斯基的爱情了，一旦失去他的爱，她的生命便不可挽回地灰飞烟灭。然而，安娜并未能从伏伦斯基那里得到真正的幸福。沃伦斯基是彼得堡的一个纨绔子弟，在恋爱初期，他对安娜曾有过狂热的爱；而后，在安娜纯真爱情的感召下，他也做出了一些牺牲。可是，他却没能彻底了解安娜深邃的灵魂，她的精神上的迫切要求。这种精神世界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不能持久。沃伦斯基不能摆脱功名野心的驱使，不能像安娜那样同贵族阶级的道德传统决裂。当占有安娜的胜利感和幸福的狂热渐渐消失后，他开始为自己在上流社会失去了地位而苦恼，对安娜的态度也日渐冷淡。 爱情破灭，生命终结。为了爱情，安娜几乎牺牲了一切，换来的结局却是失望与幻灭。安娜企图通过爱情摆脱“虚伪与欺”的上流社会，沃伦斯基却使她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更虚伪更欺的处境中，他以自己的方式显露了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与冷酷无情，这个罪恶的社会就是通过他，最后把安娜逼上悲剧的绝境。她对沃伦斯基估计过高，期望过大。她以为他能带她逃离“虚伪与欺”的社会，可是她不可挽回地错了。与沃伦斯基结合的有限快乐给她带来了无限的痛苦，激情后的冷淡厌倦是她不幸命运的最后一击。他的爱情消失后，安娜便被-逼上了悲剧的绝境，她控诉这一切：“一切都是虚伪，一切都是欺，一切都是邪-恶”这就是她濒临毁灭前夕得出的结论。安娜心中美好的情感和希冀全都幻灭了，她真正看透了社会的黑暗和残酷，最后以一死摆脱了肮脏的一切。 结 语 《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一部值得人反复回味的经典著作。而安娜卡列尼娜这一经典的人物形象是托尔斯泰最伟大的艺术创造之一，也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最高的成就之一，她的形象会由于新的视角的不断出现而产生新的观点，经久不衰的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长江文艺出版社

国家文物局阶段的重要工作纪要（1977-1985）1. 国家级保护单位北大红楼抗震加固设计纪要及后记（另详）；2. 1978年4月给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信。有感于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序》手稿中对研究传统所受到的打击、从而产生的对谬误观念的屈从和自我批判，所以尽自己亲知亲历的认识全面说明研究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文物古建在“古为今用”方向的广阔途径（此信被罗哲文扣押了五年，可能王冶秋生前并未见到）——附梁先生手稿原件；3. 根据文革我国面临的现实条件及文物古建本身的价值，阐述文物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皆有实例为据，绝非概念游戏和抽象的诡辩和空谈，更不是意气之争——附已发表文章；4. 文革后文物古建损坏严重急需清查，因而组织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局、文管会（北京市文物局前身）、国旅北京分社（北京市旅游局前身）、建工部建研院、中国建筑学会等六个单位对北京地区的重要古建园林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由北京市规划局打印20份传阅——附原件；5. 古北口明长城被拆毁三千米，城砖用于修营房和猪圈，还在《人民日报》上宣传拆用长城砖是“废物利用”，因而北京文管会文物处长赵学勤找我去现场调查后，因此前长城并未定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仅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无法可依”，因而紧急向李先念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经先念同志批示后，全面保护历代长城才有据可依；6. 恢复与重建圆明园的调查报告，并以侨委副主任林修德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建议。新华社记者周建英在《内部通讯》（高级内参）上写了报道，新华社长曾涛也与我见面，因而圆明园这一弃置已久的废墟得到中央及社会人士的关注。在圆明园介绍情况的会议上认识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的金紫光同志，不久他即调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因而当时还不是任何一级保护单位的圆明园在国家文物局受到关注。在众多“神仙会”七嘴八舌畅所欲言的结果，其可谓“木匠多了盖塌房”，圆明园被毫无根据地定位为“遗址园”（此前我查阅了若干日本遗址园的实例，后来又考察了欧洲庞贝、厄科兰诺、奥斯提亚、迈亚尼、德尔菲、（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科诺索斯和菲斯塔斯（欧洲最古老的5000年前遗址）等著名遗址以及与圆明园相当的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别墅和狄华丽园等，反观圆明园根本不够格也不宜于成为遗址园，因而本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结合当时中央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需要，大有发展前景的五千余亩废墟被“遗址园”的头衔和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的虚名作茧自缚，不能有所作为，根本实现不了“以园养园”、“以园建园”的设想，反而成为收支不能相抵、填不满的无底洞，但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理念却在浙江普陀山得到实现（另详）；7. 清东陵是一个成功的“以文物养文物”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保护与管理的实例。在调研阶段还在裕妃陵发现容妃（即香妃）墓，经过考定新疆喀叶传说中的香妃墓，实为香妃家族墓。香妃本人葬于东陵，骷髅上维吾尔族发辫也可证明是香妃本人的骸骨。兼谈明十三陵、清西陵的保护管理问题；8. 浙江普陀山是佛教的大名山之一，为观音菩萨道场。文革时万余尊佛像一扫而光。岛上原有三大寺、六大庵、72茅蓬。除三大寺尚完整外，其余皆残破不堪。如按照常规修复，难以想象。更严重的是文革破四旧的遗毒远未“拨乱反正”、文物与“四旧”混淆不清。所以首先应明确区别历史文化与封建迷信的不同本质，历史地说明三大宗教传入我国后并非全为迷信，也带来了文化、艺术和哲理，特别是佛教传入后与传统的儒家、道家融为一体，丰富了传统文化，而作为传统文化当然有不少糟粕，所以区别其精华与糟粕，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不能混为一谈。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需完整地保存其原貌、原状才能进行具体分析。古建筑、庙宇等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物质地保存了其精神内涵的原貌，使后人得以进行分析研究，这就是保存文物的重要意义和目的。当时陪同我一起考察的有一个舟山地区组成的包括普陀山当地的徐书记在内的“五人小组”一路边看、边谈、边议，最后除一位（大约是木材公司经理）坚持反对恢复外，其余四人皆同意恢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利益问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以普陀山在佛教世界的声誉开展旅游事业是非常有益的。在此前提下，我提出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边修复、边开放、边受益的原则“滚动发展”。投入少、收益快、尽早起步、尽快脱贫（1978-1988年间我多次去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的江浙当时却饥民遍地）。按此实施的结果，第二年再去时即有收益，第三年去时已大见实效，但也出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文物及环境的苗头，以后我未再去，但我认为很值得从全过程“解剖一个麻雀”认真总结一下，和圆明园也是个鲜明对比。这是又一个以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实现“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成功例证，但要避免片面性，防止走向反面，我认为所谓“可持续发展”只有进入良性循环才能达到。——附《建筑学报》关于普陀山规划一文；9. 保存德胜门箭楼始末：当时二环规划要拆除德胜门箭楼，为了保证二环路国庆通车，拆除德胜门箭楼的施工队已进场，北京市的赵学勤紧急来找我。我到现场后根据崇文门交通问题的经验教训，不能单纯的“力保”德胜门箭楼不拆，而不顾解决现实交通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到市政设计院看了德胜门立交方案，并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将立交桥一分为二在箭楼两侧绕过。这样就可以既保存了箭楼又不影响二环通车。所以我认为规划工作的实质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矛盾，而不是片面地按照一方面的意见（长官或专家）强行贯彻片面的主观意图，如果矛盾得不到统一，不仅不是完善的方案，而且会产生后遗症，甚至恶性循环；10. 古观象台塌毁后，因正好斜对外交公寓，所以外国通讯社率先报导。刚上任的局长齐光要我马上去现场勘察原因。我首先组织人将台上的天文仪器抢救下来置于安全地带（有照片），实地观察是由于修地铁环线时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只有一个国家文物局与地铁签署的由地铁负责加固基础的协议而没有提出加固方案，罗哲文经办），所以在元、明城台接缝处产生滑坡……据此提出大、中、小三个修复方案（后由鸣谦负责实施其中的‘大’方案），并统筹考虑修复后的完整性，向当时负责科技工作的副总理方毅提出收回被某单位占用的紫微宫，最后由方毅报小平同志批示收回；11. 与金紫光副局长赴江西考察文物古迹及革命文物，拨款修缮宁都暴动遗址。因陶渊明墓的迁建及新建陶渊明祠以及重建滕王阁、浔阳楼等问题，江西省提出纪念以陶渊明为首的江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是为最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因滕王阁原址已没入赣江，论证是否恢复、为何恢复等问题，我提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并不限于其本身是否为原物或原构，实质问题是其反映的内涵的价值。如北大红楼其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设计或建造的优劣，而在于其作为纪念“五四运动”的物质载体。其后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建筑作为艺术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即举江南三大名楼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为三篇历史文献的载体，所以屡毁屡建，新建者仍应作为文物，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也将作为文物；12. 1980年芜湖会议上（建筑学会、历史理论学会），我和同济大学的罗小未先生议论并提出文物建筑不应只限于传统木石结构体系，也应包括西风东渐后的西式建筑体系。最早可溯源于乾隆在圆明园中建设的西洋楼，及其后流行于北京的“圆明园式”建筑以及洋务运动后产生的新建筑类型，如诸多的“制造局”和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仿古建筑，如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等，也包括租界区的纯西方建筑。其后我去负责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时，将这类建筑纳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一章中，所以哄传的所谓梁先生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存明清北京城作为大个博物馆是完全讹误的。因为北京城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所谓“明清北京城”如何断代？实际上任何城市都有一个始、兴、盛、衰的过程，应妥善保留和保护的是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和杰作，而不是单纯的以建筑的年代和形式、风格等界定其是否为文物。芜湖会议上还首先提出民居及民间建筑亦应选定有代表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会议赴安徽歙县考察并提出“老屋角”等若干民居报批为保护单位，兼及山西及景德镇等处的民居；13. 与伊-沈（伊顿和沈坚白（原长城饭店总裁））合作广东佛山“中国古代文化游乐中心”的选址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共同参观考察清东陵、圆明园、河南中州旅游区等。兼谈6个W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及当时我国立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14. 河南开封“宋城整建委员会”咨询顾问及河南“中州旅游区”规划招商引资；洛阳龙门石窟漫水桥的鉴定；开封宋城整建规划：由于宋开封城的遗址、遗迹已深埋于地下6-9米处，地上的宋街只是仿照《清明上河图》而建的一条仿古街，所以在营造地上建筑时如何与地下遗址结合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应邀作了一个宋城整建规划方案，其中：1) 关于“包府坑”的疏浚及污水排放问题，引起普遍的城市污水排放及污染问题的研究，后来证实开封的污水排放一直影响到安徽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水体，所以污水处理及再生问题是必需解决的，反映到北京（原市委公交城建部长佟铮同志），导致北京高碑店（建国后第一个）污水处理厂上马。兼谈污水再生及城市垃圾、各种尾气处理变废为宝等几个问题（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的有关段落和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污水处理及再生的图解部分，以及1964年北京和平北路规划中关于污水排放和市政摊销等问题的记述）；2) 关于开封犹太人的问题：罗马帝国灭犹太国后，被打散的十个部落流亡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支于我国东汉时期进入中国。宋真宗时有一支犹太人流入开封，宋真宗接纳了他们并赐给他们七个汉姓，号称“七姓八家”（另详），要他们遵守祖制在开封定居，名为“一赐乐业”（以色列）教，这一支犹太人是流亡的犹太人中唯一被汉化了的，其余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越受压迫，越团结、越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形成独立的犹太人社区，而开封犹太人由于不受压迫还要他们“遵守祖制”，反而逐渐融入华夏文明。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即派人寻找他们的族长，要帮助他们恢复并学习希伯来文，反被拒绝。1983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沃伦斯基（犹太人）等多次到开封寻找这支犹太人的后裔，结果已“无影无踪”。1983年我陪同沈坚白（同为宋城整建委员会顾问）到开封时，沈受托寻找这批犹太人的后裔，结果通过开封有关部门找到六个人，他们已完全汉化，根本不懂希伯来文，也不再遵守犹太人习俗（如男子成年要行“割礼”等），只是有些卷发和鹰钩鼻等（皆有照片），开封市长方略写了一封委托信给沈坚白，托他到加拿大多伦多找回或复制一套开封犹太人的重要文物（七部羊皮经中有一部被带到开封），写《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神甫怀特（Bishop White）把这些文物包括‘一赐乐业’教碑及匾带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或渥太华）博物馆。后因中国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所以省外办压下了（方略原信仍在我处）。实际上开封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被同化的事例，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对内部各民族团结共处，而且对化解当今伊斯兰与以色列的矛盾有重大的启示借鉴作用。（我国56个民族中没有犹太族，但我去开封犹太人族长家中看到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大照片中有开封犹太人的代表（即该族长）；3) 沈坚白谈引入和利用外资及对我国当时的优惠政策的几点意见和建议（另详）’4) 关于洛阳龙门漫水桥的鉴定：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为了有利于保护龙门石窟，修了一个小平桥（漫水桥）。水经过龙门石窟前引入对岸北上，以便封闭龙门石窟前的通道。本是一个有利之举，但被某个在龙门蹲点的文保所干部告到国家文物局，说小平桥破坏了龙门石窟的环境，又转到国务院由副秘书长艾知生下令河南省停工，并组织了12位专家到龙门现场开了五天会，批判了五天，最后决议废除小平桥。我与金紫光副局长去河南时，一位副省长岳肖霞对我说：“我们好心办了错事，希望你们去看看，帮助解决一下龙门石窟的保护问题，因为龙门北面的关林（关羽墓地之一）经常有集市，南面的百姓赶集都经过龙门石窟，东面的唯一通道对保护龙门很不利，如果不建桥将人流引开，还有什么可行的有效方案（12位专家提出的建议如在龙门石窟后面开凿隧道等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施工过程中如开山放炮更易破坏石窟，故不可行）我到现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门北端的铁路大桥，震动很大，相比之下龙门南端的小平桥安静的卧在河床中是个只能走行人和人力车的漫水桥（水大时漫过桥面）我问陪同我们的河南负责文物的文化厅副厅长张家泰，如果说环境景观受影响，首先应迁移铁路大桥，如果说震动对石窟的影响，更应迁移铁路桥。（据说后来铁路桥已迁建）为什么对铁路桥视而不见，却要停建对保护龙门石窟有益无损的小平桥？由于是国务院下令停工，所以直到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和乔石到河南视察时由省委书记刘杰陪同视察龙门，对小平桥进行现场鉴定也认为对龙门石窟没有什么影响才下令复工。但经过“神仙会”评定的停工、撤点、再复工已平白无故的损失了30万元（1983年时30万元不是小数，有河南省的记录资料）；15.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考察并参观“包产到户”样板。兼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几点体会。（明中都遗址与《北京城建史》有关）16. 扬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会。发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战略问题》。主旨是，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发展。会上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不要现代化问题与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有一段“对话”。他首先向我发难，我反诘他使他无话可说。后来他画了三根竹子并题款送我，又说他见过我祖父，就算“和解”了。但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既不能“抢残守阙”又不能“面目全非”，这是个普遍的问题，不同的城市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我认为仍然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古’与‘今’的矛盾”，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固定模式；17. 南京大会：纪念中国建筑学会30周年。由戴念慈作报告，我与第二任建筑学会理事长、原建工部杨春茂部长及兰州副市长任震英谈论了建筑学会的任务与方法等问题。我在学会中无任何“头衔”，因为我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创始会员，所以应邀参加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同时进行改组，所以我对学会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简述如下：根据1953年成立建筑学会的主旨，学会应成为“行政”的助手，凡是不宜由行政规定或决定的问题都应在学会展开充分讨论。例如，在建国初期关于建筑艺术风格和民族形式问题都不应由行政机关作任何硬性规定，包括重大工程的艺术、技术问题都首先由学会组织讨论，但是历次运动都首先从学会开刀，因为议论多，容易抓辫子、打棍子，这是应该注意纠正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讨论，认识如何能发展或深化，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如果都是“一边倒”、“一刀切”，我们的行政决策如何能避免片面性。时至今日关于严肃的学术性问题都不再学会正经的讨论，而是由媒体组织形形色色非本专业的“名流”哄炒，如何能正确导向？18. 在南京时学会的同志介绍会见南京林学院教授陈植，并应邀参加《中国造园史》的编写工作。这个课题是由建设部园林局出资组织的。另一为《中国园林史》因观点不同由汪菊渊主持。陈植因我祖父曾校刊明代造园古籍《园冶》所以约我参加。但《园冶》是研究江南士大夫“文人园”的，陈老先生因为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所以分给我石窟寺和帝王陵园及名人墓园。由于没有首先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两个课题（造园史、园林史）以及亦由建设部出资的中国建筑史皆未完成。——附《关于史学研究中史料与史观的辩证关系》、《基础资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兼谈国家文物局的资料问题（另详）；19. 赴乌鲁木齐参加先土建筑学会会议（《民居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言稿），同时考察西北五省石窟寺、古城址、清真寺、藏传佛教寺院、陵、墓、古长城等文物古迹。大西北之行同时考察西北环境变迁及古泽枯竭等问题。根据有关碑记及文献记载，西北环境恶化、水源枯竭，不过600-1000年之间的过程，结合以后去大西南和内蒙（穿越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沙漠）的考察，环境的恶化主要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在大西南主要为最近半个世纪内造成的）引起河流季节化和湖泊干枯，又引起气候变化和雨量减少等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治理环境、植树造林是重要手段，但“为植树而植树”常流于形式，效果甚微。必须着眼于从根本上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其规律性不难认识，关键在于有效举措，从古文献中（如《言守边备塞疏》汉·晁错）得到的启示，扼要地说：必须采取综合性举措（另详）——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有关“环境问题”部分；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以新观念经营林业”的部分。总之：一方面环境恶化十分迅速，以大西南为例，不过半个世纪雅砻江已成为季节河，但另方面也可看出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必需有个正确的开始和长远的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重之台始于累土”！20. 北京市委公交城建部城建史书编委会编委，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组织十个编审小组；论文《燕都蓟城考》（附原文），《北京城建史迹》对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利用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都是基础性研究，世界著名城市都有翔实的历史演变的典籍，图文并茂作为赠送贵宾的主要礼品，而北京对其起源和演变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都缺乏系统的实物证明和史料的记载。《史迹》一书的扩大提纲本想达到这一目的，但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和“古”与“今”的辩证关系上，观念难以统一，所以停顿下来至今仍未能继续，这是十分遗憾的，像奥运会这样的盛举，介绍北京历史的典籍本应成为首要的礼品和宣传品以代替寓意不清的宣传口号！21. 日本建筑史纲（已有纲目，缺乏考察实物）。日本建筑文化源于我国却保存着比我国最早木建筑还早的古建筑（相当于隋唐），“礼失而求诸野”，所以若按梁先生所主张的根据实物来剖析建筑史，则必不可少的要研究日本古建筑。22. 浙江河姆渡遗址、宁波、绍兴、杭州、雁荡山、天台山、临海、新昌、桐庐及安徽黄山、九华山等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调查、旅游网规划。恢复“文革”时被毁的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岳坟、岳庙的几点说明；23. 古建维修中的问题：1) 不能仅仅以“整旧如旧”概括一切，要分门别类判定“律”与“例”；2) 古建防火问题，不能仅靠高压水龙，大多数有内部装修和雕塑壁画的文物不能使用高压水龙；3) 梁先生对赵州大石桥“整旧如新”的批判要具体分析。如原来的构件是否可移至博物馆的问题，欧洲的诸多石质古建中的精致雕塑构件已移置于博物馆，用硅橡胶复制的构件代替原件置于建筑上；4)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加固方法和材质的耐久性等方向要认真投入；5) 施工过程中的各种保护举措（包括防火）。24. 古建基础资料调查整理问题1) 基础资料调查整理、使用应有全盘考虑；2) 应采用新的科技手段代替人力测绘。我参加过一次建筑学会活动（美国女建筑师代表团）其中纽约负责文物古建的女建筑师C. Tayler介绍纽约一地、一次普查就是20万例。如果用原始观念和方法测绘、整理、筛选，如此巨大工作量难以想象，但应用新的仪器和电脑处理则很快完成；3) 基础资料调研和历史理论研究工作密不可分——附梁先生关于《中国建筑史》编写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讲述；4) 文物工作是个既古老又新颖的工作，因为对其应用于当代的需要，范畴是十分广阔的，所以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和相关的科学方法，制定“行为规范”，最后才能有合格的人选标准、假冒伪劣分子只能败坏事业和国家的声誉！！！——附关于所谓罗哲文到重庆美军司令部画军用地图的几个明显的谎言（另详）；5)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建设亦首先需要翔实的文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