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论文范文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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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的写作在高中写作教学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一种易于指导却难于出效的一种文体。有哪些典型的议论文范文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下面就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典型议论文范文，希望大家喜欢。

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认定了这一辈子的承诺。———《承诺》

这是著名歌手刘德华借已故艺人黄家驹所作之曲填词，并领衔香港众歌星演唱的赈灾歌曲。每每听到这首歌，我总不免心潮澎湃，顷刻之间我就感觉自己成了汶川人。

5·12汶川地震过去一年多了，但它留下的太多太多的东西让我们不能忘却，也不会忘记：有舍己救人的英雄，有与死亡之神对峙几十小时甚至百余小时的坚强勇者，更有全国人民源源不断的救助物资和爱心。就如前面歌词所提：让灾区人民尽快过上原来的生活。

我的博客和QQ空间上有一张照片，它也是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一个男子将因地震而亡的妻子绑在身上，骑摩托车将亡妻送回家。这张由CNN记者拍摄的照片，借着媒体和网络传遍了神州大地。照片中的好男人———吴家芳的事迹广为传颂，一时间有很多人将其奉为偶像，甚至有 许多女性“争嫁好儿郎”。吴家芳也成了因地震而知名的人物，刚建成的地震博物馆还将其摩托车永久收藏。

然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某网友语)。在离5·12还没一周年之际，就传出了吴家芳再婚的消息，一时网络哗然。指责声此起彼伏，众网友愤怒交加，大有被吴家芳忽悠、玩弄之感。在很多人眼里吴家芳不再是好男儿，而只是个虚伪的小人。然而，我却要大声说“不”，他依然是个好男儿。

据说地震灾区灾民的自杀率非常高。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很多灾民还未从亲人逝去和财产损失中恢复过来。因此，灾区的重建和灾民的心理治疗成为两项重要的任务。就如《承诺》所唱那样：重获原来的生活。而让灾区人民重获原来的生活不仅仅是政府的任务，更是全体炎黄子孙应尽的义务。

一年多了，我们仍在关心灾区建设，仍在关心灾区人民。我们无非是希望灾区人民早日从悲痛中走过来，然而我们做到了吗?前面指责吴家芳的网友，他们做到了吗?

没错。吴家芳是英雄，但他也是地震的受害者，他也需要别人关心，也需要别人帮助，也需要重获原来的生活，早日从阴影中走出来。他 结婚是为了得到家人的关爱，为了尽量从丧妻的悲伤中解脱出来。我们又凭什么因此指责他呢?每个因地震而遭受巨大伤害的人从痛苦 中解脱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重新得到家的温暖。因此，吴家芳结婚，我们更应该祝福他，为他高兴，而不是指责。

吴家芳不是圣人，也不会像传说中那样与其亡妻化为飞蝶或星星，他还要生活。温告诉灾区人民：要好好活着。前面所提的网友的 指责，岂不是让吴家芳承受比丧妻更大的心理压力和创伤?

“我要你重获原来的生活!”不仅仅是唱唱而已，更是每个炎黄子孙用心的承诺。

鼠标轻击，按键轻点，电波激发一个个信息点，代码串联起一个个字符。此时此刻，你的话语就传达到我的身边。高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瞬息之间可以交流。但是，如此方便快捷的通讯方式，我们能够真正地了解彼此吗?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我们生产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时代，书信早已被冷落，它们的身影往往留存在我们心中的只是父辈们发黄的写着或黑或蓝钢笔字的纸张。必须承认，电子传媒有着书信无法比拟的优点，方便，快捷，费用极为低廉，但是转瞬即来的信息，大多数的时候就如同三个月就长大的肯德基香辣鸡，往往味同嚼蜡。手机和电子邮箱里收到的往往只是一连串自创的但更多是人云亦云转发的数字符号，往往并没有给我们充实饱满的感觉，反而感到时时的空虚和无助，仿佛一场疲惫的梦幻。

这就是交流的无奈。我们很难或者无法拒绝突如其来的电话信息的打扰，做好的安排与计划付诸东流。很多时候往往最大的无奈不是别人从我们这里夺走了自由，而是自己不能在现实中给自己留一份自由。前者是改变不了的，因为我们还要生活。只是对于后者，又有谁人能够做到?如今是一个快速消费的时代，我们没有了对于信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珍重，缺少了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的欣喜，也减淡了“书未到心先到，想在孤城海岸头”的思念;褪去了“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的叮咛;遗忘了“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旧居”的嘱咐。书信时代，有的是：“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的担心与牵挂，多的是“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在那一封封亲笔书写的信件里，“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充满了未被浮躁时代洪流所淹没的亲切与温馨，浪漫与希冀。寄出信件就是寄出一份美好的愿望与嘱托，然后在无尽的期待中翘首以盼书信鸿雁回传。在手写书信这个载体上，我们前辈们的思考进一步深入扩展，字字推敲，款款情深，丰富细腻的情感在笔尖流淌，文字后面浮现的面孔和情感，对一种深度情感模式的向往，曾经多么让人激动不安。

手写书信所附带的传统的元素文化价值，稍不注意就有被泡沫般的网络所湮灭的危机。是的，科技解决了符号传递的问题，但是还是没有解决真正交流沟通的问题。因为“如果意义不在词语里，而是在脑子里或是在对客体的参照里，那么，什么东西也不能保证，意义可以跨越两个脑子而成功迁移”。假如我们缺少了等待与珍视，我们注定是不能“心连心”的人，我们发出的电子信号最终消散在茫茫太空，我们从未知之中来，又往未知之中去。

假如爱迪生来21世纪生活一个星期，最让他感到新奇的会是什么?文学家莫言一语中的，手机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想感情和观念 意识，手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一切变得快速而又便捷。人们不用再鸿雁传书，有了手机，问候便在顷刻之间到达;人们不用再案牍劳形，有了手机，汗牛充栋只是字典中的故事;人们不用再千里相聚，有了手机，彼此间的交流便在朋友圈中流淌。生活如此便捷，如同快餐般迅速满足需求。可是在果腹后，人们的内心是不是有些怅然若失?是的，手机带给我们便捷，可是我们失去了对生活的享受。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客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的《约客》是千百年前的闲适生活，如今的我们，在行色匆匆中，早已忽略了身边的风景，只专注于屏幕的方寸之间，任凭时光流转，夏秋冬春，已然无福亦无心享受这有张有弛的慢生活。如果我们是赵师秀，在等待的时候根本不会注意到梅子黄时雨。蛙声遍雨中，只会专注于微信、微博的刷新、留言，或者恐怕早已一通电话过去质问对方的爽约。现代生活容不得等待，更体会不到等待时的一 点点期盼、一阵阵焦急和那一丝丝失落。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迅速得偿所望，却最终留给我们荒芜的内心。

还记得余光中的《催魂铃》吗?那精确而间歇的发作，那一叠连声的催促，凡有耳神经的人，没有谁不悚然惊魂，一跃而起的。它高亢而密集，锲而不舍，就像一排排嚣张的惊叹号一样，滔滔向我们卷来，摄人心魄。我们就如同《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一样，被机器控制，成了机器的奴隶。人被自己发明的东西所奴役，这便是“异化”。我们发明了机器、工具，我们又常常被他们所束缚，迷失了内心。

不禁怀想那个浪漫的雪夜，绿蚁新醅，红泥炉火，“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道出了思念旧人之意。淡淡的感伤在天晚欲雪的等候中弥散……倘若那个时候有手机，刘十九定会飞速赶来，那份经由等候而更显珍贵的诚恳亲切也终将大打折扣了。

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我们为何生活得如此仓促?在这样的节奏中我们幸福吗?有人说因为有了手机，手机改变了生活。我想说，因为人的欲求而创造了手机，因为人的欲求又改变了生活。手机只是依托的形式，人们相互竞争构成的社会，社会中追名逐利的风气，风气里的急功近利，让我们已经不再有时间和 精力去享受一场精神的盛宴，是我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践踏了自己的灵魂和内心。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步入丛林，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等我们迷失了，我们才开始了解自己真正所需。放下手机，生命充满了劳绩，但还应诗意地栖居于这块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