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一、论文题目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解的比较研究 二、论文选题依据 1.选题的来源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选题来源： 首先，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般是把形而上学放在与辩证法的比较中来理解。即:凡是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辩证法,而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来看问题就是形而上学。并由此得出,形而上学是荒谬和错误的结论。其实,我们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大众化的理解,遮蔽着我们对形而上学本身的真正把握,而且极容易造成思想的各种混乱。因此有必要还形而上学以本来面目。而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没有厘清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不同理解，不知道形而上学的真正含义。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人们沿用的其实是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用法,把形而上学紧紧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对立起来。恩格斯在他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特别是自然辩证法中,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当作是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认为形而上学是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恩格斯写到:“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评价是,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认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视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由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表现在:形而上学用孤立的、片面的、凝固僵化的观点看问题,否认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在于它的内部矛盾,而辩证法则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把发展的动力归结于事物的内部矛盾。 显然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把握不是局限在思维方式这一个角度，马克思在“体系、超越、反思”等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一词,并称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及前人以各种方式来解决脱离或背离现实的纯抽象、纯客观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源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其主题是对存在及人的本质性的一种超验的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回避这一主题,而只是以新的方式来阐述这一主题。马克思在对社会存在的反思中,是从生产劳动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形式入手的,他认为一部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史。在对现实社会的超验性思考时,他也是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状况入手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指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所以马克思理解的形而上学,应该是指那种反对以寻求“原因”的基本原理为目标的传统形而上学。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形上之思的终结,而只是说传统哲学意识第一性或理论优先于实践的经典地位被取消,哲学已经转换了思维方式。让形而上学回归到服务现实世界正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和哲学做出的巨大贡献。 其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些文本中，也是提到了空间问题。而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表面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但是完全可以从中读出社会空间的含义，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讲到了城乡对立，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讲社会空间的断裂。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讲到资产阶级的形成史，即资产阶级通过国际贸易和殖民主义等方式进行的全球扩张，实质是这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就是社会空间的再生产，它使得各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在生产上接受这种资本的生产方式，而且要在文化、法律等方面接受这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最后，恩格斯特别关注了城市空间的规划以及工人阶级的居住空间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历时21个月的考察，以大量的数据和实例向我们再现了19世纪英国的主要工业城市的面貌。在《论住宅问题》中，他不仅指出了造成工人阶级居住空间的恶劣的根源，而且也提出了空间正义的问题。 理论意义： 近几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进行过不少讨论，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相关研究比较零散，多局限于特定视角和个别问题上，或者是更多的停留在国外空间理论思想的引介上，或者是缺少结合当代人类空间实践的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因此，本文将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一起进行梳理和讨论，使得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有一个整体的框架。 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理论，从微观方面来讲，就是关于空间正义，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的问题;从宏观方面讲，就是全球化的问题。那么，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住房问题，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房价的不断提升而导致的城市居住空间的占有、使用等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恩格斯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就可以给于我们以启发，而不至于走了老路、走了弯路。其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与世界接轨，作为全球资本链条上关键的一环，我们该如何走下去。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可以使我们更好的认清形势，真正做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资料收集情况(含主要参考文献) 著作类：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6)、李春敏：《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7)、高鉴国：《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8)、孙江：《空间生产——从马克思到当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9)、童强：《空间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张一兵：《回到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13)、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4)、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15)、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16)、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Blackwell publishing ,1991。 论文类： (17)、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 (18)、胡大平《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19)、段进军、胡火金：《发展主义空间观的批判与空间观的转型》，《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 (20)、刘怀玉：《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6期。 (21)、庄友刚：《空间生产范式的资本批判与中国马克思哲学创新论域》，《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22)、王金福：《“空间、空间生产”五问——对张之沧教授几个观点的质疑》，《学术月刊》，2012年1月 第44卷 1月号。 (23)、张之沧：《再论空间的生产、建构和创造——回应王金福教授的“质疑”》， 《学术月刊》，2012年1月 第44卷 1月号。 (24)、庄友刚：《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 (25)、陈忠：《城市启蒙与城市辩证法：再论城市哲学的建构》，《河北学刊》，2012年5月 第32卷 第3期。 (26)、吴细玲：《城市社会空间与人的解放》，《哲学动态》，2012年第4期。 (27)、董慧：《身体、城市及全球化：哈维对解放政治的空间构想》，《哲学研究》，2012年第4期。 (28)、赵海月、赫曦滢：《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辨识与建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3月 第52卷 第2期。 (29)、邹诗鹏：《空间转向的生存论阐释》，《哲学动态》，2012年第4期。 3. 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基本现状 国内研究现状：近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的关注在不断提升，许多学者主持翻译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著，撰写了以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为主题的论文，已经取得不少成果，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相关研究比较零散，多局限于特定视角和个别问题上，缺乏整体的梳理和探讨。 首先，马克思关于社会空间的理论界定。国内学界的阐释路径一是将时空作为物质运动之存在形式的逻辑贯彻到底，强调社会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二是将马克思的社会空间观作为对纯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空间观的一种扬弃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在空间观上的一种革命性变革，实践使空间具有社会属性，并与价值、自由、社会革命这样的问题关联在一起。 其次，世界历史与全球空间生产。世界历史是马克思社会空间探讨的重要维度，学界对此进行了诸多探讨，任平等从资本视角入手，指出空间生产方式一直是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马克思的空间视野中，资本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生产方式，而且也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方式，资本全球化使历史成为全球性的历史过程。 再次，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问题。学界在这方面刚刚起步，庄友刚指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范畴内在地暗含着空间本身的生产这一内涵，因为社会生活本身的生产意味着社会生活空间的扩张，也就是社会生活空间的生产。刘怀玉认为，空间化问题是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当代意义的独特视角，空间化问题研究弥补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空间角度的缺失，是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价值的根本途径。 最后，城市空间生产与空间剥夺。城市空间生产是马克思探讨社会空间又一重要维度。高鉴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市空间的探讨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后者促进了新型城市的迅速增长，同时占据垄断地位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城市化国家，利用国际间的城乡差别和对立，控制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发展中国家。 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对于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不仅彰显于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体系中，而且渗透于当代空间研究的其他理论派别，涉及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空间哲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马克思在当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中不但没有缺场，而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第一，对马克思社会空间观的重新思考。国外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空间维度缺失的问题，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不应只是充当一种辅助物或背景，恰恰相反，它本身就是主角;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核心是生产关系的生产，而生产关系的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的生产。哈维也认为，马克思关注空间和地理的重要性，他敏锐的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理活动和策略交织在一起的。苏贾也认为，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渗透着清晰的地理学分析，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涉及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问题。 第二，在对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的思考基础之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空间—历史”三元辩证法，这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辩证法空间化的重要尝试，在此基础上，他从空间的社会属性出发，将空间区分为感知的空间、构想的空间与实际的空间，并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将人类空间化历史概括为六个阶段。哈维提出了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主张，同时用“时空压缩”这一范畴阐发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新时空体验。苏贾区分了“空间”与“空间性”，认为后者是空间社会属性的真正表达，他在梳理当前对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几种不同理论倾向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社会—空间辩证法”，并为其设定了理论前提。 三、研究方案 1.论文提纲(主要研究内容)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 引言 空间与资本 (一)、关于空间 1、空间的概念 2、空间的属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二)、关于资本 1、资本的概念 2、资本的表现形式(物的形式及人格化的资本、一种关系、一种过程) 一、微观视域下的社会空间：资本主义工业城市 (一)、资本主义工业城市及现代资本的形成 1、资本主义工业城市的形成(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繁荣和衰败。简单协作。机器的使用。工厂制度。工业城市形成。) 2、现代资本的形成(共同体尽头交换的出现。商人阶级的出现。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 (二)、工业城市：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 1、各种生产要素的聚集空间(过剩人口的出现：失地农民、破产的家庭手工业者等。便利的交通条件：铁路、港口等。生产资料：资金的充裕、机器的使用等。) 2、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机器的不断改良。) 3、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点(城市空间的聚集效用。资本的空间集合能力。并存劳动。) (三)、空间正义：住宅问题 1、城市规划(工人住宅区的集中。商业街区的建立及原住民的拆迁。工人居住区域的不合理规划。疾病爆发、高死亡率等。) 2、居住环境(工人与资本家居住环境的对比：室内和室外、居住区周边的交通、卫生状况等。生活方面：购物、饮食、娱乐等。) (四)、城乡空间二元对立：资本发展的必然后果 1、城乡分离向城乡对立的转化(前资本主义时期城乡状况。现代资本的出现，工业城市的形成。乡村的附属地位确立。) 2、城乡对立的形成原因(生产力的发展。乡村手工业者破产。城市的就业机会增加。对乡村资源的掠夺。乡村工厂：乡村城市化。) (五)、工业城市：工人运动的发源地 1、工人阶级的集中(居住区域的划分。不断涌入的农民。多地区、多民族的工人汇合。) 2、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机器改进使得大批工人失业。由对机器的仇恨转向资本家。意识到自身的状况。) 3、工人革命运动的发源地(对生产资料的破坏。各种形式的罢工。有组织的革命运动，巴黎公社等。) 二、宏观视域下的社会空间：资本的全球化 (一)、全球空间的形成 1、资本的发展：区域空间的形成(新航线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对新空间的占领。资源的掠夺。原始积累。) 2、资本的扩张：生产关系的空间再生产(殖民地理论。) 3、资本的必然趋势：全球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过度积累。国内市场的饱和。开辟新市场的紧迫性。) (二)、全球空间的断裂 1、不平衡地理发展(客观地理环境。三个从属：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2、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工业国家为核心。农业国家为附属。农业服务于工业。) (三)、资本的全球空间再生产 1、生产方式的全球化(空间支配。资本再积累。转移过度积累。) 2、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货币。交换。自由。平等。) (四)、资本全球化的意义 1、积极方面(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交往的普遍化。) 2、消极方面(生态的破坏。人的片面发展。) 3、资本主义的灭亡(多国胜利论。)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对我国目前空间生产方面的指导意义 (二)、对当下人类空间实践方面的指导意义 2.论文写作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写作重点：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的空间理论的两个视角的描述如何将逻辑与历史进行统一。 写作难点：除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空间理论进行阐述外，如何将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哈维等)的空间理论与其进行更好的融合，以凸显马克思恩格斯的空间思想在当代的意义。 写作创新点：本文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及扩张等置于空间视角，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转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论述人类解放。 3.研究的思路、方法和论文写作的计划、进度安排 研究的思路：鉴于目前国内外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的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将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为根本依据，并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阅读以便补充。 研究方法：在查找与本文相关的书籍、各类期刊、学术报告等二手资料的基础之上，回归文本，忠于原著。 论文写作的计划、进度安排： (1)、20xx年3月至20xx年5月：收集资料并阅读相关资料，完成开题报告。 (2)、20xx年6月至20xx年10月：进一步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完成论文初稿。 (3)、20xx年11月至20xx年12月：反复研读修改初稿后，提交导师指导。 (4)、20xx年1月至20xx年2月：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定稿。 (5)、20xx年5月：进行论文答辩。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介绍、研究及影响 周小仪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引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文学的引进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英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从来不是纯粹的、中性 的学术研究,相反,它是社会改造运动、意识形态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把英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部分:即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中叶、 20世纪晚期和当代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但是在研究模式与思想取向等方面对以往的阶段也有明显的重复。因此,这四个阶段又可以按照西方现代性与反西方现代性、殖民化与非殖民化等价值概念为标准分为两组。正是在这种学科对象和学术兴趣的选择中可以看出英国文学研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 一、求新声于异邦:中国早期对英国文学的评论与介绍 对英国文学的汉译与介绍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后。根据现在学者的考证,早在1853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1815—1868)与中国人合作将班扬的《天路 历程》译成中文,并“屡次刷印,各处分送”。但是英国文学在中国大规模译介还是在19、20世纪之交。林纾曾译出156种西方文学作品,其中英国文学作品 就有93种之多。中国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清朝末年的思想启蒙运动密切相关。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模式(包括理性、科学、民主、进步等等观念)为中国的文化变革 提供了思想上的合法性。英国文学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学术或一个学科,而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形态。英国文学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上的解释,成为所谓反传统的话 语,甚至是社会斗争的武器。 英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史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类文学作品在中国引进的规模较大,影响也比较深远。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对英国浪 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兴趣相当浓厚,对这两类作品翻译也很多。五四时期几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杂志——《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都有大量的关于 英国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作品翻译和评论发表。另外,《创造月刊》于1923年2月刊出“雪莱纪念号”;《小说月报》也在1924年4月刊出了“诗人拜伦的 百年祭”专号。在唯美主义方面,佩特和王尔德的作品都有翻译与评论。虽然对这些英国作家的译介还没有学院化,而且这些评论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但是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氛围使中国作家、评论家对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或者说这些英国作品中的什么因素 如此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呢?王锦厚在《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中指出,这两类作品“一类是富于反抗精神的作品,如拜伦、雪莱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 诗篇;一类是富于艺术性的所谓纯文艺作品,如王尔德等人的戏剧”。因此,英国文学中那些具有革命性、反叛性的作品和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欢 迎。 实际上,这些“反抗精神”较强的作品都是主张自我解放、个人主义至上的作品。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1973)中指出,“五四时期文学对 自我的表达与其他活动比较,是相当具有个人主义以及英雄式气概的”,并把五四文学中个人主义高涨的情感成分定义为“浪漫”。而唯美主义关于艺术至上的观点 与儒家文艺观也是背道而驰的。儒家文艺观强调文以载道、教化(改造社会)以及知人论世(认识功能)。文艺的审美性只有在社会功能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因此,在中国作家看来,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所谓反抗精神,以及主人公的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如《莎乐美》,表现为一种对艺术形式和审美的追求。艺术独立性 观念本身体现了极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五四浪漫主义对个人主义、个性的强调发展了一种新的自我观念。这是一种发展中的自我,它要在生活中“实现”自己。李欧梵在分析郭沫若和徐志摩的诗歌中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指出,这种“自我实现”,是要“建立并提升一个全新的人格”。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 的“新人”;而艺术、文学形式甚至文学批评,都是他们实现自我的手段。如果说浪漫主义代表了这种自我实现和发展的精神,唯美主义和艺术创作则是这种精神的 具体操作,是在话语和艺术形式中的实践。如果我们把现代期刊、舞台剧院以及出版机构、文学批评看做是一种公众空间的话,那么不难看出,英国文学以及当时引 进的其他西方国家的文学为这一批“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生存空间。 对于中国现代史上这股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潮,反对之声也是不绝于耳。因为,除了大城市中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外,中国社会的组成毕竟是多样的。 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对下层人民生活的关注自然在文学领域成为热点之一。这也反映在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接受以及评价等各个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茅盾 对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论自始至终都是持否定态度。茅盾写过大量的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文章,收集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汉译西学名著》和《世界文学名著 讲话》两本集子中,其中有评论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菲尔丁、司各特、拜伦、萨克雷、狄更斯和王尔德等人作品的文章。从这个名单上可以明显看 出,茅盾的主要兴趣是具有写实因素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果说茅盾认为拜伦的人物形象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又有应该否定的一面的话,那么在评论王尔德的《莎乐 美》时,他的批判性就锋芒毕露了。他认为“唯美主义是上流贵族者和放债吃利息者一流的寄生阶层的文艺样式”。 虽然茅盾对唯美主义的批评显得偏激,但是这种“阶级分析”方法无疑预示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模式。以阶级观点为基础划分外国文学 作品的类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大学普遍使用的方法。外国文学研究的系统化和学院化以及阶级观念的确立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精华与糟粕:英国文学研究中批判传统的建立 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提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要批判性地继承:我们对待西方文化要像肠胃消化食物一样,“排泄 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942年毛泽东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批评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在1949年之后,“批判地继承”西 方文化的观点成为中国文艺工作和文学教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而《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则是指导国内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纲领性文件。它们对英国文学 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人民性”、“阶级性”诸概念取代艺术独立性概念。 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英国文学作品,但是它对文学评论家的立场作了明确的规定。那就是,“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这一立 场在具体的操作中规定了研究者的视角,因此区分各种作品的类别成为第一步的工作。在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阶级划分是评价作品重要根据。英国文 学根据作者和内容被划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文学,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等等。而在每一类的作品中,以一分为二的方式把作品中的“进 步因素”和“落后、反动因素”区分开来。吴元迈在2000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上的《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一文中谈到,在国内 1958年发表的关于《简爱》、《呼啸山庄》、《苔丝》的一系列论文中,把作品主人公进行阶级定性成为重要的内容(第6页)。在这样一种分析模式中,苔丝和希思克列夫因为属于劳动者或无产阶级得到充分的价值肯定。 今天看来,阶级分类的方法与西方正统的学院派文学研究相距甚远。此外,把作品中的人物等同于生活中的人物也是一种十分机械的反映论。但是作为从艺术独立性 概念中解放出来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仍然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尝试。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超越了单纯无保留的对西方文化的介绍与赞美,开始试图表达研究者自己的立 场和见解,并着手建立一套有待完善的批评模式,为批判地研究和介绍英国文学提供了一个社会理论的框架。此外,毛泽东在《讲话》中并没有完全忽视艺术形式的 重要性,而是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中看待艺术性的作用与意义。毛泽东把这一原则称作“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并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 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正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受到批判。 人民性、阶级性等社会学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以及对文学的工具性社会功能的大力提倡,使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产生出与英国批评家利维斯的书单完全不同的 一批“经典”作品。首先,英国宪章派的诗歌,工人作家的作品,包括鲜为人知的罗伯特．特莱斯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受到批评家的极大关注。杨仁敬在 2001年10月19—20日于湖南湘潭师范学院召开的英国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提到中国英国文学研究中“人民性”概念的另一来源,即 当时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戴镏龄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的影响。此书对英国宪章派诗歌的经典化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学者对英国文学 史的看法。虽然这类作品在艺术性上有极大的欠缺,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仍然获得了与经典作品并列的地位。其次,英国浪漫主义作家被划分为“积极浪漫主 义”与“消极浪漫主义”两类。前者包括拜伦、雪莱等“革命”诗人,后者包括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等反对法国革命的诗人。从“积极”与“消极”这两个术 语本身已经可以看出批评家对两者的褒贬。第三,揭露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残酷、黑暗以及描述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狄更斯等人的作品获得的评价较高,被 称为批判现实主义。但同时,批评家也指出了这些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并视之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也是评判莎士比亚、勃朗特姐妹、萧伯纳 等人作品的主要依据。最后,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则被视为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是英国 文学中的反动派。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当然也在其列。其他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如庞德、康拉德、吉普林则被看做是法西斯和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或受到批判,或基本不 再提及。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批判的视角是研究英国文学以至整个外国文学的基本模式。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它作为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的存在。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版的一系列外国文学教材如《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现代欧美文学》、《外国文学教学参 考资料》、《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等等著作中,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和批判精神仍然随处可见,成为介绍与评判外国文学作品的思维定势。而20世纪80年代英国 文学研究的转变首先是这一思维定势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学界抛弃了阶级性概念,构建了审美性概念。这一纯文学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是20世纪20—30 年代流行的艺术独立性观念的复兴,只是更学院化,更具学术性。 从今天的角度看,批判模式对文学形式的忽略是它无法应对审美批评的缺点。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完全摒弃这一模式的时候却同样忽视了它曾经有过的积极意 义,那就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曾一度摆脱了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这一现代性模式在中国的应用有两个根本性的弊端。首先,它承 认一种世界历史的发展模式:即现代性由欧洲内部产生,扩展至世界其他落后地区。现在我们知道,这完全是一种虚构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其次,如果承认这 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发展模式,那么,作为边缘地区的传统国家,中国只有并入这一世界体系才有出路。因此,在文化上与西方认同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 是为什么早期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只停留在利维斯书单的水平上,没有任何创造性发挥。其中的关键就是中国批评家主体性的丧失。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缺乏与西方 不同的视角、立场和观点,缺少原创性。如果说这种研究具有某种文化殖民化倾向,也许并不过分。因为这种模式迫使人们以西方人的观点看待世界,包括看待文 学。这样的文学批评,无论具有多么浓厚的本土色彩,都必然是西方文化触角的延伸。 因此,1949年以后的英国文学研究中的批判模式应该视之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非殖民化的文化运动。虽然这一模式所采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说明他也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 者)。但是毕竟,外国文学研究由启蒙主义的角度转换为阶级性、人民性的角度,形成了下层人民的立场与观点。虽然这一运动以牺牲“文学性”为代价,但它为中 国批评主体的建立留下了创造的空间。当然有关中国式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今天看来颇有争议,但是把西方经典吸纳到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框架之中,这是一个有益 的尝试。而这种改造、选择、评判,使中国学术体系得以建立,不再重复西方学者已经建立起来的趣味、标准和价值体系,因而也第一次有了一种原创性。 三、审美的复归: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文学研究 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审美和艺术独立性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英国文学研究界重新登场。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审美主义等一系列西方价值观重新受到人们 的青睐。与此同时,西方的商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在20世纪70年代末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引发了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政治理性让人厌倦,消费文化受到追捧。 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工具理性观念,如为政治服务、文学的社会功能等等,被人们嗤之以鼻。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富裕生活的向往使人的欲望不断膨胀,审美感性也因 之得到全面解放。艺术的独立性,这个在中国湮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陈旧话题被当做是最时髦的观点提出,审美批评成为众望所归的研究模式。美学一时成为人文学科的显学。 这时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已经不限于对古典英国文学作品的再评价。当时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是欧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介绍。在英国文学方面,有大量的文章对叶 芝、艾略特、劳伦斯、康拉德、伍尔夫、乔伊斯、戈尔丁等英国现代主义经典作家进行评论和研究。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对外国现代派作品已有介绍,到80年 代,这类作品有了系统的翻译出版。当时有影响的涉及英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论 著就有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1981),何望贤编《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文集》上下册(1984),袁可嘉的《现代派论、现代诗论》 (1985),以及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等。这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还涉及各个现代流派和文学思潮,包括意识流小说、象征主义、意象 派、荒诞派等现代文学流派。这些著作中对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评价与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教材已经完全不同,理解、赞扬的成分居多。到20世纪90年代, 系统的20世纪英国文学教材和研究著作开始出现,展示了对现代主义以及20世纪英国文学广泛而全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看出,这个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规模和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英国文学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的同时,其理论、方法论、研究方式与同时期西方学院中的研究也 不断接近。这可以从材料的收集、文本的分析、批评方法的选择诸方面见出。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一阶段英国文学研究的批判性却远不如20世纪50—70年代。 20世纪80年代学者大多数接受了西方学者的选择、趣味和观点。在学术研究繁荣的背后,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观点正在漫延,具体说就是理论上重视审美 艺术性,方法上重视作品的文本结构分析,从诸多方面我们都看到了向20世纪20—30年代那个阶段的复归。 当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这一时期的学者拥有了20世纪20—30年代批评家不曾有过的理论工具。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不论自觉与不自觉,很大 程度上都带有英美新批评派文学批评实践的色彩。在20世纪80年代,新批评派一举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批评流派之一。韦勒克、沃伦的《文学 理论》在中国的翻译出版(1984),此书关于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使文本批评成为超越社会学批评的批评方法。特别是韦勒克关于 文学作品结构分层理论为审美与文本细读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批评改变了《讲话》以来人们对文学的看法。社会批评让位于文本和审美批评。在这 样一个理论背景下,就不难理解重视形式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在中国广泛流行了。像劳伦斯、康拉德、乔伊斯已经成为被评论最多的英国作家。而这些作家作品中的 形式因素成为吸引人们注意的焦点。 纵观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批评家对西方学术权威的广泛认同。这时的英国文学研究已不再是20世纪20—30年代那种印象式的批 评和粗略的介绍,而是有大量学术引证的正规论文。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被用以支持批评家自己的观点或加以详细讨论。虽然这种研究已经十分规范化,但是其批判 性较之上一时期却大大降低。无论是对作品还是对引证的批评资料,赞扬之声远远高于批评之声。其次,这时的形式主义者、审美批评家大多数是现代性、现代化和 启蒙主义价值体系的拥戴者。他们思想上追随西方启蒙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在文艺观上高扬作家的主体性,在方法论上提倡情感表现,在具体的批评实 践中热衷于审美结构分析。 显然,审美批评和形式主义研究方法并非纯粹中性的学术研究。这里面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以西方人的眼光看待英国文学,对西方学术权威的认同和引证,对 文本不加任何批判的审美分析,代表了某种理想主义。这一理想主义把审美当做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活动,把某些学术的准则看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把人道 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审美从来就不是普遍和中性的心理活动。在西方,从18世纪美学诞生之日起,它就成为资产阶级扩展自己生存空间 的有力手段。伊格尔顿在《审美的意识形态》(1990)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分析。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为什么无视审美批评的意识形态性,反而对 它趋之若鹜呢? 实际上,这里涉及的仍是对现代性认同的问题。对现代性的认可不仅是承认一系列启蒙主义思想价值,还需要承认现代性由西方内部产生这样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观 点,承认现代/传统、进步/落后、西方/东方这一系列二元对立。这必将对中国学者的文化身份产生问题或危机。而将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普世化则是克服这一身份 危机的方式。把审美、形式结构作为普世原则,掩盖了它的历史。使这些原则中性化、世界化,则是通向一种文化理想的途径。因此,在审美和独立的艺术形式中, 人们无法看出现代性这一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所代表的是东西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审美分析正是抹杀这一系列不平等二元对立的有效方式。对于审美与艺术性的追求 实际上克服了边缘化国家成员自身的文化矛盾。因而审美普世化也就象征性地解决了中国知识分子认同西方所产生的身份危机。 四、非殖民化:当前英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此可见,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批评、文本分析、人文价值、启蒙主义所代表的普遍主义理想就具有相当浓厚的殖民化色彩。这种殖民化倾向已经不再表现于作品 内容之中。20世纪50—60年代认为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是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文化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观点显然是简单化的。从内容评判一部作品的价 值无法回应审美批评的挑战。但是如果把英国文学研究中的审美诉求本身看做是某种阿尔都塞式的症候或无意识,看做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真实生存状态的掩饰,那么 我们就可以发现,在普世主义的背后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东西方权力关系结构,而这一点正是近年来英国文学研究者开始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全面译介评论外国文学中存在着殖民化倾向。易丹在《超越殖民主义文学的文化困境》(1994)一文中尖锐地批评 了对外国文学经典和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的全面接受是“缺乏独立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缺乏主动的批判精神所致”。在这种对“强大文明”积极认同的研究格 局中,“外国文学研究在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领域内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从本质上看与那些外国传教 士们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文化立场上讲话,将会是十分荒谬的”。 易丹的文章曾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但由于提出的问题尖锐重大,而文章本身限于篇幅对这一观点的理论表述和历史论证相对而言显得薄弱,因此当时肯定者少, 批评者多。随后发表的一系列回应文章对易丹的观点几乎都持否定态度,如黄宝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张弘的《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赵炎秋的 《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吴元迈的《也谈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见《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4期,1995年第2、4期)。但事 隔多年之后,随着全球化问题日渐突出,以及有关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思索,易丹当年提出的外国文学研究者的立场问题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王 腊宝在《阅读视角、经典形成与非殖民化》(2000)一文中持有与易丹类似的看法。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建构的外国文学经典反映了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认 同。具体地说就是英国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高出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英语国家文学的地位。在现行的中国大学体制里,英美文学成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 重要的学科。把外国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英美文学,忽略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的“厚此薄彼的现象”使“庞杂的世界文学发展史被清理简化成一个以 西方列强文学为主线、以东欧和亚非拉文学为点缀的文学体系”。英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这一崇高地位,“使不少人失去了应有的批判力,不知不觉中,他们被一种 殖民心态禁锢了起来,对这两国文学就只剩下了完全的认同”。的确,倡导文学性、审美性和文本结构并非仅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研究对象的筛选意味着一定的意 识形态立场。把文学中某些因素当做普遍有效的法则,其结果往往是按照某种强势文化的标准审视文学现象,认可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 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引起争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外国文学领域也在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模 式。对文学研究殖民化问题的讨论,以及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入侵,必然使英国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改变。新的英国文学研究将会更加注重社会文本,更加注重文 学的文化性质,更加强调研究者的立场。当然,对研究者立场的自觉并不是对过去阶级立场的简单重复。阶级概念需要更新,注入民族文化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内 涵。关于当代文化研究中阶级观念向民族观念的转换,这里不能详细论述。伊格尔顿《希思克利夫与大饥荒》(1995)一书提供了具体研究范例。伊格尔顿对爱 尔兰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对文学关系而非文学实体的研究和探讨,显示了对处于霸权地位的英国文化的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建立一种新的、基于非西方立场的批判模式,一种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创造,是中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有所创新的前提条件。

浅析沉香屑第一炉香论文

一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直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张爱玲选题目的研究”方面论文还不多见。题目是作品灵魂的体现，张爱玲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本中作者只在开头和结尾提到用铜香炉烧沉香屑，作品中间部分再没提这几个字。为了弄清作者意图，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几个问题。

（一）关于“沉香屑”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写道：

沉香为众香之首，又被喻为天香。[1]50

《红楼梦》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中贾宝玉偷偷去祭奠沉井而死的金钏：

……宝玉方勒住马，回头问茗烟道：“这里可有卖香的？”茗烟道：“香倒有，不知是哪一样？”宝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须得檀芸降三样。”……便回手从衣襟下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两星沉速，心内欢喜……[2]

两星沉速：沉香、速香，是和檀香、芸香等齐名的香，贾宝玉身上常带的是沉香和速香。从以上所引中我们得知：沉香屑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薰香，它排在檀香、芸香和降香之前，不是普通的香。香往往是在比喻女子。沉香屑在小说中隐喻薇龙等青春妙龄的女子。

（二）香炉的意义

香炉是专门烧香用的器具。《辞海》记载：

烧香之器，也作陈设之用。……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祀之器为之。……古时亦用以薰衣。[3]

香炉是祭祀用的，也可以用于陈设或给衣服熏香。

小说开头关于“香炉”的描述：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家传的”指年代久远，“霉绿斑斓”的铜锈可以作证。作为古董而传家的“铜香炉”穿越了时间、空间，承载着主流话语权的思想和文化，在这里“铜香炉”是一个象征物。叙述者用“请您寻出”这个词汇，“寻”字表明这种古董在“您”家里可能不止一个，说明这是富有“家传”的人家，要找出这个香炉来需要去某个储藏间去“寻”。这个“寻”字，表现了家藏品的丰富，表现了两个人（叙述者和假想的听众）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他们对点香说故事这个仪式的认可。香炉可以理解为“香”的归宿、“香”燃烧过程中所处的环境。

（三）烧香及其作用

马明博先生在《沉香屑·第一炉香》的篇首写道：

香之十德：感格鬼神……[1]50

香可感格鬼神。张爱玲选择最好的“天香”，选择用“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来烧这香，她在举行一个仪式：叙述者和她假想的听众带着虔敬，用家传的“铜香炉”烧一炉名贵的“沉香屑” ，通过这个仪式来传达一种心灵上的企望，祭祀那个时代里陨灭的灵魂。点香这个仪式应该有一套特别的程序。张爱玲在小说中没有写。但是马明博先生写出来了：

……世刚先生捧起一只古拙的瓷香炉，……他用香锸拨动炉中细软的香灰，向香炉四周轻拨，中间形成一块凹地；他打开香盒，用香勺取沉香屑，一勺一勺，放在中间凹处，撒入少许香灰，拌匀；又取半勺香屑，以火点燃，轻轻地放进炉内香地中央；他取来香锸，将炉壁四周的香灰，轻轻地围拢向燃烧的香屑，继而将他填埋起来，……[1]50

燃沉香屑时不能有烟气，淡雅的幽香在空气中缓缓传递、扩散，仿佛心灵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张爱玲为了体现仪式的重要性，在小说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这一段香港的故事就在这儿结束……薇龙的一炉香，也就要烧完了。[4]2

可见，这炉香是叙述者替故事主人公薇龙烧的，表达了对主人公青春陨灭的惋惜，是对战乱时期年轻生命“凋零”的超度，是张式情怀对乱世的'悲悯。霉绿斑斓的铜香炉在薇龙的故事里代表吞噬、融化了“天香”的香港世界。燃香过程是香在香炉中的消耗，喻指主人公的青春在香港梁太太家中“死”掉。

二

作为古董的冰冷的铜香炉仿佛吞噬人们灵魂的旧式环境。跳不出这个环境的年轻人仿佛燃烧在这炉中的香。香味袅袅中人的青春如燃着的香一样飘散，伴随作为古董的香炉变得铜锈斑斑。薇龙为了留在繁华的香港，选择了不爱自己的男人，心里“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也只有无边的恐怖……”[4]28

在小说中，描写环境对人灵魂的吞灭的意向很多，描写人的灵魂受物欲吸引而失去理智的地方也很多。这个环境就是所谓的“香炉”。这个香炉里有历史的时间的延续：“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1]7也有当下时间的显现：“梁宅前面，这条山道，是有名的恋人街。一到了夏天，往往直到天亮都不断人。”[4]21还有地域间的穿梭，从上海到香港。

造成“沉香屑”被困“炉”中的客观原因有五：

（一）封建传统的理学教导——古董式家庭教育

薇龙生在败落的上海旧式大家庭，接受的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薇龙从小受到的来自父亲的正面教导是：不能败坏门风。这是中国传统理学对女人的“贞节”教育。如果不“听话”就是，结果就是给气受。所以，发生乔琪事件后薇龙不敢再回到父亲身边做个“新的人”了。薇龙开始思考：受传统理念支配的“正义”的父亲无法维系避乱时家庭的支出，而父亲极力反对的反面教材姑妈，却在乱世中“滋润”地支配自己和周围人的生活。这个残酷的现实迫使一个辨别能力不成熟的十几岁的女中学生对“姑妈式”生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对父亲教育的反思。从而为薇龙选择自己的“出路”创造了心理基础。

（二）南英中学的殖民地西化教导——奴媚式学校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目标是把被教育者培养成封建伦理和封建制度所要求的“人才”。而殖民地的教育是为殖民文化服务的，对于宗主国，殖民地不过是他们攫取财富的源泉，这里的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崇拜模仿他们的宗主国，在思想文化上要谄媚讨好他们的宗主国。只有对原有思想文化体系进行精神摧毁，才能打击固有传统对宗主国思想的抵制，才能实现有效的殖民统治。所以，薇龙的学校南英中学本不是培养什么精英人才，尤其是女学生，而是为了取悦游客。就连学校开设英文或法文课，也是为殖民地的长远打算，为了与宗主国交流，是殖民地奴性的标志。除了生活方式教育，还有宗教教育，比如薇龙参加唱诗班的活动。梁太太举行家庭游园会，邀请薇龙唱诗班的伙伴，同时邀请了天主教的修女。这些都是学校教育的导向。所以香港的学校教育和上海的传统教育在育人标准上是有分歧的。上海教育是封建士大夫基础上的“新学”，而香港教育则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这样矛盾的两个体系混乱了薇龙的是非评判标准，是薇龙行为堕落行为的前期心理铺垫。 （三）梁太太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理念影响——交际花技能培训学校

姑妈用自己多年青春换来的物质驾驭了贫困中的薇龙。她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步骤首先对薇龙进行精神征服：欲擒故纵，先骂薇龙的父亲，使薇龙在自卑中失去判断力；再利用奢华的生活方式诱惑薇龙，进行交际技能培训（钢琴、网球、家庭聚会），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引诱薇龙。在量网球服尺寸的同时也就量走了薇龙的身材数据，为薇龙准备了满橱的衣服，使贫困中的薇龙沉浸在衣橱中。理学虚弱的理论在强大的物欲面前退缩了：薇龙一边用父亲的理论抗拒姑妈的诱惑，一边在姑妈的麻醉下享受物质的快乐。

当薇龙和乔琪的“婚事”被姑妈设计撺掇成之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这就是被桎梏在“香炉”中“香”的命运！这是姑妈这只“蜘蛛”在盯眼看过薇龙之后，就设计好的一张网：那毒寡妇黑蜘蛛，不仅吞噬来寻觅她的“雄蜘蛛”，也不放过任何一只在蛛网旁飞过的蚊蚋。薇龙成为姑妈的猎物，成为那个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奴性殖民地文化糟粕于一身的香港这个“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的一炉沉香屑。姑妈的家庭环境是薇龙堕落的陷阱，是那个历史久远的古董铜香炉的象征，薇龙无奈地、清醒地在炉中燃烧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四）浪子乔琪的干扰与迫害——扭曲的“情爱”观念

乔琪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他周围所有女人都知道不能嫁给他，但都喜欢被他关注，与他游戏。他的魅力就在于长得“洋气”“帅气”，他不爱薇龙，只是戏耍她。薇龙知道他是唯一能抗拒姑妈诱惑的男人而爱上他。乔琪的爱情观、婚姻观是薇龙堕落的直接原因。

（五）香港大环境的浸染——合围的铜香炉

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殖民地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的交际场风气，尔虞我诈、利益至上、拜金主义的商业社会，这一切是一个十几岁的是非观念未定型的女孩子陷落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原因。

可见，张爱玲是在用一种悲悯的情怀怀念一个青春的灵魂，那个美好的灵魂就像是一炉沉香屑，名贵、高雅，却被围困在那个古董一般的环境里，任凭缓慢的微火燃烧，却不给足够的氧气，慢慢地被消耗掉。这就是本文对《沉香屑·第一炉香》题目意义的阐释。

[参考文献]

[1] 马明博.沉香屑·第一炉香[J].中国工人，2011（07）.

[2]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6.

[3] 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444.

[4]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5]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