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文献的价值论文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对于促进古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和殷商历史的研究；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显学——敦煌学；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的发现、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两书分属孙武、孙膑。后因《孙膑兵法》失传，人们对《汉志》著录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孙子是一人而非两人，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一书而非两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使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人们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鹖冠子》残简，都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发现，催生新的学问，小的发现，可深化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资料的重要，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验证，从而取得考据方法的重大突破，也与新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学术史。一、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补互证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传世文献的长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传世文献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既要读书，主观上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本子。因此，传世文献得以流传，必有其原因，有其长处。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献往往经过整理选择。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于六艺，都有整理之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这次文献整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细致、深入。《艺文志》总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艺文志》最后概括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这说明，西汉古籍整理，是得到国家支持、由著名学者、专家主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使绝大多数西汉文献以前的文献都经过了认真的校理。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如：《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中“有国别者八”。《管子书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晏子书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校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邓析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孙卿书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当时每校一书，都参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刘向《战国策书录》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书录》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书录》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又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曰：“（《论语》）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二）是汇编与辑佚。《战国策书录》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晏子书录》称：“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汉书·艺文志》曰：“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三）是辨伪与存疑。《晏子书录》称：“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列子书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伊尹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师旷》六篇。”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注：“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迂诞依托。”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二、出土文献需作具体分析出土文献是一个整体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兹举一例以明之。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唐兰先生说：“（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2]杨宽先生说：“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数据，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指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马雍先生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纪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对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司马迁和刘向都曾见到过与帛书相类似的数据。《苏秦列传》赞语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数据”不在少数。《战国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苏秦的篇章时间较后。如：《齐策二·秦攻赵长平》，《齐策三·楚王死》、《孟尝君将入秦》，《齐策四·苏秦自燕至齐》、《苏秦谓齐王》，《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赵收天下》，《韩策三·韩人攻宋》，《燕策一·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有苏秦联合六国，而后有张仪散纵连横，这是战国纵横最基本的事实。《史记》、《国策》对此都有极其明确的记载。《苏秦列传》载苏秦之死在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4年）时，《张仪列传》、《六国年表》载张仪之死在魏哀王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刘向《战国策书录》称：“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表中涉及苏秦、张仪事迹，有明确编年的资料就多达八条。太史公“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有诸侯史记作参考。汉初，战国权变之论著多在，亦为司马迁所得见。刘向亲自校勘诸子之书，而《汉书·艺文志》载“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苏子》三十一篇”，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注：“名仪，有《列传》。”依据如此丰富的资料，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次序：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著作都会数典忘祖，连苏、张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战国从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于纵横捭阖之时，往往采撷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此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加上帛书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没有署名，更增加了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苏秦、苏代、苏厉活动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宗旨却惊人地相似。苏秦先在燕，后至齐，苏代、苏厉先奔齐，后适燕，主要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苏秦的活动宗旨有二：一是主张六国合纵抗秦，二是在处理燕、齐两国关系时，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在这两点上都与苏秦如出一辙。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别容易混淆。

1、《秦汉简帛词汇研究》，国家教委九五社科项目项目批准号：96JAQ740020。2、《出土简帛文献二十一种》，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1997年3月14日获准。3、《秦汉简帛词语丛考》（与蒋宗福教授共同申报），国家社科基金97年度项目项目批准号：97BYY013。4、《简帛合成词研究》，重庆市九五社科项目1998年9月14日获准。5、《唐四川江源梅彪〈石药尔雅〉校注》，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项目2003年1月16日获准。6、《武威汉简文字研究》，西南师大发展基金项目社[2004]27号，2004年12月30日获准。7、《两汉简帛异体字谱》，古委会直接资助项目批准编号0458，2005年1月11日获准。8、《简帛量词研究》，国家社科基金2005年度项目项目批准号：05BYY003。9、《儒藏编纂与研究》子项目《礼类儒典编纂与研究》，合作项目：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03年度教育部哲社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项目编号：04&ZD041,03JZD008。 专书1．《马王堆汉墓帛书房事养生典籍》，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2．《简帛药名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3．《李清照朱淑真诗词合注》（主编），巴蜀书社，1999年。4．《传世藏书?礼记正义》（点校。合作，排名第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5．《传世藏书?春秋谷梁传注疏》（点校。合作，排名第二），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6．《中国历史文选》（参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7．《骈文精华》（参编），巴蜀书社，1999年。8．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9．《先秦两汉医学用语汇释》，巴蜀书社，2002年。10．《简帛文献学通论》，中华书局，2004年。论文1．《〈说文〉部首字说解与所属字说角违反同一律考》，《四川大学学报》1992年2期。2．《释简帛医书中的“戒”》，《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1期。3．《从简帛文献看使成式的形成》，《古汉语研究》1994年1期。4．《简帛医书释读续貂》，《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4年4期。5．《“橐吾”即“鬼臼”??简帛医书研究札记》，《成都中医学院学报》1995年4期。6．《“产”有“生、鲜、活”义??浅谈词义的感染》，《文史知识》1995年2期。7．《从中医文献看传统训释??兼谈中医文献的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1996年3期。8．《马王堆医书释读札记》，《简帛研究》（第二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9．《马王堆医书药名“汾?”试考》，《中华医史杂志》1996年4期。10．《马王堆医书药名试考》，《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4期。11．《马王堆医书疑难词语释二则》，《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4期。12．《简帛文献对辞书编纂的价值》，《辞书研究》1998年1期。13．《语言研究的历史比较法（上）》[翻译]，《钦州学刊》1998年1期。14．《语言研究的历史比较法（下）》[翻译]，《钦州学刊》1998年2期。15．《论中医文献对语文辞编纂的价值》，《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一辑），巴蜀书社，1998年7月。16．《论简帛文献的词汇史研究价值》，《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17．《〈太素》研究的佳作??评〈黄帝内经太素研究〉》，《中国中医药学报》1999年2期。18．《论简帛文献的新词新义研究价值》，《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0年1月。19．《〈战国策〉“割挈马兔”校释??帛书研读札记》，《文献》2000年3期。20．《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释读札记》，《名物简帛研究》（第四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8月。21．《西汉遗址发掘所见“熏?”、“熏力”考释》，《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4期。22．《释尹湾汉简的“熏?” ??兼论“熏陆”一药的输入》，《文史》（57辑P273-274）2001年4期。23．《述评文章要注重内容的科学性》，《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6期。24．《从〈武厍尹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尹湾汉简在历史词汇学上价值》，《简牍学研究》（第三辑P15-25），2002年4月。25．《〈说文〉收字释义文献用例补缺??以简帛文献证〈说文〉》，《古汉语研究》2002年3期。26.《简帛文献与先秦两汉汉语研究》，《简帛研究汇刊》(第一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2003年5月版(民国92年5月)。27．《〈广雅书证〉同源词研究》评介，（台湾）《东海大学文学文科学报》（第44卷）2003年7月。28.《从马王堆医书俗字谈简帛俗字研究对后世俗字研究的意义》，《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一期），《船山学刊》杂志社，2004年7月。29．《〈中国标点符号发展史〉评介》，（台湾）《东海大学文学文科学报》（第45卷）2004年7月。30.《论简帛的中医药学史研究价值》，《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31．《论简帛的文献学研究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1期。32．《关于名实论述的最早出土资料》，《简帛研究》（第五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6月。33.《〈武威医简〉异体字初探》，《中国文字研究》（第六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10月。34.《〈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校核记》（与余涛、苟晓燕合作），《汉字研究》（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6月。35.《简帛书籍标题研究》，《简帛研究》（第六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36.《论简帛的文书档案史研究价值》，（台湾）《东海大学文学文科学报》（第47卷），2006年7月。 1、专著《简帛药名研究》1988年12月16日获“重庆市最佳图书奖”,重庆市新闻出版局、重庆出版协会颁。2、专著《简帛药名研究》1999年4月获“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贰等奖”，重庆市人民政府颁。3、专书《十三经注疏六种（点校）》1999年4月获“重庆市第一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贰等奖”，重庆市人民政府颁。排名第三，承担《传世藏书?礼记》和《春秋谷梁传注疏》。4、专著《简帛药名研究》1999年9月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贰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5、教改项目“汉语史方向研究生课程的改革和创新”2001年12月获“重庆市教学成果壹等奖”，排名第二，重庆市人民政府颁。6、教改项目“汉语史方向研究生课程的改革和创新”2001年12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贰等奖”，排名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7、专著《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2005年8月9日获“重庆市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叁等奖”，重庆市人民政府颁。8、专著《简帛文献学通论》2006年12月30日获“重庆市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壹等奖”，重庆市人民政府颁。

《简帛(第4辑)》内容简介：《简帛》是由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学术集刊，计划围绕以简帛资料为主的古文字研究，先秦、秦汉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先秦、秦汉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发表论文和动态、评介、资料性文字，以作为简帛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阵地。本辑为”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8”会议论文集，共收录国内外学者的论文三十七篇，涉及出土简牍帛书的文本抄写、篇章结构、简序编排、文字释读与内涵解析等多个方面，对简帛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方法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研讨。此外，本辑增设”秦简牍的综合整理与研究”专栏，对国内外秦简的整理和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作了回顾与展望。相信，本辑相关论文的发表必将引起学界对简帛研究的冷静思考与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