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研究论文

一方面吸收佛教和儒家文化因素，一方面逐渐系统的形成了理论体系，道教真正成为一门堪比佛教的宗派，就是这个时期。

道家提倡自然无为，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先秦各学派中，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有那么多的门徒，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佛教传入我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其后，儒家学者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被后世帝王采纳。道家从此成为非主流思想，宋朝以后程朱理学兴起，独立的道家思想基本上不复存在。道家虽然并未被官方采纳，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揉合了道家思想发展而成。 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道家思想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先秦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家”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初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道德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一文，把先秦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要旨和得失。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采，事少而功多。”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也是道家思想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其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效果。汉代淮南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先秦各家内部，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汉书‧艺文志》共列有道家著作37种、933篇，大多作于先秦时期。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受了老子和庄子影响，同时又融会于两者中。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刚刚相反，道家主张“顺其自然”，认为法律是对人类的束缚，要全部舍弃；法家则主张要用法律去惩治人，认为人类本性顽劣，要用权威去治天下。道家虽然学派上有所区别，但就其主旨来说是相通的：以“道”为本，自然无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老子曾在其著作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强名之曰道。”。老子提出“道”是宇宙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这一观点被后来所有道家所有流派支持，成为道家最基础核心。在各派之间对“道”的理解有一定差异，通过“道”的概念对世界万物本源进行了第一次探讨，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传统。“道”与万物的关系，就静态而言，“道”是一切人、物共同存在的最终保证，是最高的价值，是终极性的价值根源。就动态而言，道是秩序的凝构及其动力，是“造化”或“造化力”，是使万物得以相生、相续、转化、发展的实现性原理。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其本源上相同，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个人与社会也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要“度己”，而且要“度人”，以各种适宜的方式，图世界共同的利益。“无为”被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不是指不作为，而是指不经过深思熟虑，无目的地行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家认识到任何有目的的行为都可能使行为本身产生偏差。“六亲不和有孝慈。”表述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根据处理问题不同，“无为”的态度既可用于政治，也可以用于修身。道家各派在坚持“无为”本质的前提中，通常给予了“无为”更丰富的内涵。老子强调统治者必须重身，不迷名、货。其后各个学派都提出轻物重身的观点。而庄子，列子将“内圣”的观点发挥到一个新的高度。庄子具有非常显著的悲观主义，其思想主要关注在生命上，以修身为主旨，“内圣”的观念被庄子发挥到了极点。庄子的人身哲学被后世用来倡导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小我与天地自然合一的超越精神，以审美的意态体悟世界，对中国的诗歌、绘画等许多艺术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的颠峰作品之一。在《庄子》中记述了许多庄子好友惠施所提出的问题。先秦时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引发了中国古代语言危机的高峰。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司马谈曾这么总结黄老学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由于黄老学派将“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和“无为”具有相抵触的概念的“道”必然和老子、庄子之“道”存在其不同之处。道家在中国史上时间不长，且很快被道教所代替，但道家思想在各个方面融入了社会中。道家思想在西方也传播很广，不论是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和悲观主义生活态度还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存在主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关于自然无为的生活态度也被很多西方人所接受。道家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有过极短暂的辉煌。庄子以“虚无”论“道”，将“无”解释为纯然无有，突出地发展了老子的虚无思想。他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认为作为宇宙本原的“无”即是“无有”。又说：“万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知北游》)“无有”就是纯然一无所有。《齐物论》说：“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认为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还提出“无无”概念否定了一切，认为只有连 “无”也没有，才能达到绝对虚无的境界。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也是“有无” 问题讨论的最高阶段。“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第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汉杨雄《太玄·玄摘》说：“玄者，幽摘万类，不见形者也。”魏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裴危页、郭象等。魏晋玄学以辩证“有无”为中心。战国后期至西汉，黄老道家试图从理论上超越“道生一”和“有生于无”，因此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有与无”，而在“无为与有为”。魏晋玄学重新把“有无”问题提出来，并作为本体论范畴研究，出现了何晏、王弼“贵无说”与裴頠“崇有论”的对立，随之又出现了郭象的 “独化论”。何晏、王弼的基本论点是“以无为本”，“以无为体”，把“无”当做世界的根本，当做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当作“有”的存在根据。他们认为在形形色色的多样性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同一的本体，否则多样性的现象就会杂乱无章，无以统一，并认为这个本体即是无。在他们看来，“有”不能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必须依赖本体“无”。王弼说：“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又说：“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 (《老子注》)这是说，万有是无的外部表现和作用，天下万物的存在以无为本。但是，无也离不开有，因为无不可以无“明”，必明于有。所以，要“崇本”，也要“末”。贵无派关于“有无”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诠释了老子、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即现象的本质。魏晋玄学从本体论的高度讨论“有无”问题与理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晋玄学是以思辨形式表达的魏晋时期门阀士族集团的世界观，以崇尚老庄、和合儒道为特征。先秦的老庄学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儒家礼教)。而魏晋玄学，除阮籍、嵇康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玄学家们奉《老子》《庄子》《周易》为经，称之为“三玄”，并以《老子》《庄子》为“玄宗”，以《老子》《庄子》注《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用援道释儒的方法注《周易》，把儒道两者调和起来，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从儒道兼综、无本有末的基本原则出发，王弼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本于自然，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统一而不可或缺，并明确提出“崇本举末”的主张。阮籍、嵇康在政治上与司马氏集力处于政敌地位。为了揭露其虚伪的名教外衣，他们强调名教不合自然，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他们的“自然无为”以元气一元论为基础，脱离了玄学本体论“有与无”的轨道。他们公开蔑弃儒家的“礼法名教”，痛斥“六经为芜秽”，“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更加违背了玄学思潮的主旨。因而，他们的哲学批判在思想实质上表现出玄学异端倾向。但是，他们的“任自然”的片面观点被引向极端。西晋开国后的门阀士族贵族子弟坐享特权，清谈放荡，“任达”、纵欲之风恶性膨胀，乃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于是有了裴頠、郭象的纠偏之论。裴頠特著《崇有》《贵无》二论，提出“以无为辞，而旨在全有”，强调自然不离名教，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在理论上应当更好地统一起来。在裴頠崇有论的基础上，郭象以他的《庄子注》完成了这一任务，论证了名教和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综合贵无与崇有的主张，认为名教即是自然，一切“尊卑上下之序”本来就合乎“天理自然”，从而统一了名教和自然的矛盾，把玄学理论推向了顶峰，为西晋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暂趋稳定所形成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魏晋玄学关于有与无、自然与名教的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了门阀士族集团由夺取统治权力到巩固统治权力的现实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发展。由贵无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崇有论的“自然不离名教”，再到郭象的独化论综合二者，论证了“名教即是自然”。东晋僧肇的佛教玄学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发展的三段式过程，即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从永嘉丧乱开始到东晋时代，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之中，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士壤。在玄学盛行的形势下，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便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佛教，于是产生了佛教玄学。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为最大。僧肇著有《不真空论》与《物不迁论》等文，对当时的佛学，尤其是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他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各执一偏的理论，真谛应当是合有无为一。他说：“虽有而不有”，“虽无而非无”，“有无异称，其致一也”。认为万物既是有，又是无，是有与无的统一。僧肇所谓的有与无，以佛教的“真谛”“俗谛”而言，即“真谛”为无，“俗谛”为有。唐末五代以来，以内丹说理解《参同契》的流派逐步压倒外丹派，成为仙学的主流。著名内丹学家钟离权、吕洞宾、崔希范、陈朴、陈抟、施肩吾、刘玄英、张伯端等以内丹仙学度人，奉《周易参同契》为丹经之祖，《参同契》作为仙家修炼秘典的价值被社会所公认。当时内丹仙学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一些各具特色的门派。这些内丹门派皆远溯黄帝、彭祖、王乔、赤松，依托老子。 一派自称传自关尹子，故称文始派。另一派自称传自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汉代人），故称少阳派。文始派以虚无为本，以养性为宗，法本《老子》、《庄子》、《文始真经》，属最上一乘虚无大道，虚极静笃，大彻大悟，盗天地虚无之真机，顿超直入，齐是非，同人我，进入无天无地的混沌境界，修性而兼修命。少阳派主张性命双修炼养阴阳，以有为法而至于无为法，分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诸步骤，次第分明，门派繁衍甚广。 自唐末五代以来，少阳派有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麻衣道者、火龙真人、刘操、张伯端等大开法门，历经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南宗、北宗、中派、东派、西派、青城派、伍柳派等门派。因而内丹仙学中有以文始派最高，以少阳派最大的说法。另有元、明间张三丰真人，综合了文始派和少阳派之所长，创三丰派，既不执于有为，又不执于无为，于阴阳栽接中创一清净法门，兼具南宗和北宗的特点。 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各种思想开始活跃起来，道家也随之以魏晋玄学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作为道家的另一支，道教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然而从理论贡献来看，它远不及玄学。魏晋玄学以复活老庄思想来取代汉朝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玄学家们把《老子》、《庄子》和《周易》并称为“三玄”，以他们理解的老庄思想来注释儒家的经典，形成了儒道兼综的思想格局；同时，他们用恬淡自然的人生态度去拯救被儒家名教压抑的人性，力图摆脱儒家所崇尚的繁文缛节的束缚，追求一种超脱放达的人生。可以说，道家思想从它的产生到魏晋时期，经历了无数次政治风云的变幻和许许多多的考验，表现出一种遇险不惊、临危不乱、从容处世的生活态度。到了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了道家更高的地位和荣誉。因老子姓李，与唐代皇室同姓，统治者为了抬高自己的出身，便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先是唐高祖规定了三教的次序，把道家排在儒、佛之前。紧接着是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下令贡举人士必须兼通《道德经》。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他直接把道士当作皇族宗室的本家，又是在全国兴建玄元皇帝庙，又是接二连三地尊封道家名士，建道院，设玄馆，置生徒，习老庄，并亲自注释《道德经》，诏令百姓必须家藏一本，以推广道家思想，不断提高道家学说的地位。唐武宗刚刚即位，就把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更有甚者，唐代不少帝王都热衷于服食道士所炼的金丹，以求长生不老，到头来反倒因服食金丹中毒而过早地结束了性命，唐太宗、唐武宗和唐宣宗等皇帝都是如此。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朝做法，想方设法与道家联宗，宋徽宗甚至还令僧尼改穿道服。由此，古代文人既读圣贤书，又闻天下事，可一谈到国家安危又多是忧之哀之，像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杜牧的“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无不流露出深深的哀愁。很少人有王昌龄“黄金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气概。谈到自己的命运，像“同时天崖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类失意之感又占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以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闲适之情也是在人生失意后无奈的感叹。只有最潇洒的浪漫派诗人李白在酒醉后会有“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情。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苦读诗书，为的就是能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远大抱负，为国家兴利除弊。可是由于君王昏庸，奸臣当道，许多人怀才不遇，甚至受诬陷排挤，自生性命也危在旦夕，“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况比比皆是，更谈不上什么大展鸿图了。于是文人们隐居山林，玩弄花草虫鱼消磨自己的壮志，只留下“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趣句，不甘寂寞之人偶尔会发些“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牢骚；积极向上者也只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君王动之以情，晓之以义，倘若幸运得到君王赏识，则尽显一股忧国忧民，“进亦忧，退亦忧”忠君之情。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那温顺善良的性格，他们不敢像英国人那样处死“查理一世”，也不敢像俄国人那样逼走“尼古拉二世”，只能终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的生活，最后郁郁而终。所有诗圣不会“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诗仙也唱不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豪迈诗句。中国古代思想并非只有儒家，先秦有"诸子百家"，汉代有佛教传入，汉唐间多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冲击，尽管儒家是各派学术中最有传统和连续性的，但其他各派也以其他方式存在着，汉武尊儒，其他各家并未湮灭，思想的交锋和融合是创新的前提。因此，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儒家经典。庄子心与道冥、物我一体，乃是一种至高无尚的人生境界，也是许多的文学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心的空明，虚以待物，正是人们所常说的澡雪精神以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一刹那间的精神境界。老、庄的深刻影响就在他们的精神境界、人生旨趣上。那是一种看似无形而其实又无处不在的影响。所以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在古文中也时有体现，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到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再到苏轼的《赤壁赋》中都可见一斑。王何之学起，道家势力复兴，加以竹林七贤继出倡导，遂涤尽腐儒气味，而开了清谈之风。在这种空气中，道家心理深入人的心灵，周秦思想之紧张怒放，一变而为恬淡自适，如草木由盛夏之煊赫繁荣而入于初秋之豪迈深远了。其结果，造就了清德玄谈和魏晋文人风骨乃养成晋末成熟的大诗人陶潜。陶潜的淡然自适，不同于庄生之狂放，也没有屈原的悲愤了。他《归去来辞》与屈原之《卜居》、《渔父》相比，同是孤芳自赏，但没有激越哀愤之音了。他与庄子，同是主张归返自然，但对于针砭世俗，没有庄子之尖利。陶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只见世人为五斗米折腰者之愚鲁可怜。庄生却骂干禄之人为豢养之牛待宰之彘。所以庄生的愤怒的狂笑，到了陶潜，只成温和的微笑。而这种渊明遗风在许多文章中都有所体现，从激狂的《陋室铭》到恬淡的《山居秋暝》。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像唐玄宗、宋徽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田骈、慎到、环渊、接子等人，“皆学黄老道德之说，因发明序其指意。” 又载：“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在人物绘画上，改变了以描写人物道德的主题，而是以个人风采个性代之，顾恺之主张的“传神写照”的画风兴起。在山水绘画上，以“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在用色上，水墨之风压倒了以青绿山水成为主流。古代山水画家几乎都未脱离道家思想的影响，山水绘画兴起的本身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在绘画技艺上，注重用墨的虚实相间，精神自由。将“以技进乎道”作为画家毕生最高境界。老子的“淡兮无其味”、“大音希声”形成了中国古琴的重要审美品格。老子的“淡”与儒家的“和”相结合，形成了“淡和”的观点。清朝汪绂在《立雪斋琴谱》中以儒释道，将“淡”定义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消极的影响。“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强调了弦外之音的重要性，成为了历代琴人所追求的至境。明朝李贽以庄子的“法天贵真”出发，对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琴者，心也”的本质是将音乐定义为一种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对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戏剧美学也受到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影响，以“尚真”作为中国戏剧灵魂。中国戏剧本质上表现一种人格境界、真我境界，常带有一种平民气息。在创作手法上，以庄子的寓言手法为基础，取材于生活又提炼于生活。在创作性和演出上以不自觉性作为最高境界。汤显祖以庄子的“一汝神，端而虚”作为对演员的演出要求。

道教崇尚自然无为而治，促进与自然和谐相处。道教先秦儒家和墨家学校这么多，他的弟子，地位是没有作为儒家的高贵，但与道教的历史发展，理解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哲学思想的永恒价值和活力。佛教传入中国的，但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庄子，禅宗的启发是多方面的。西汉末年，汉文帝汉景帝的国家，使人民能够休养生息，从秦朝暴政的道教。史称文景之治。随后，儒生董仲舒汉武帝提倡“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并通过后来的皇帝。道教已经成为一个非主流的思想，独立的道教兴起之后，宋代新儒学的基本不复存在。 道教虽然没有正式采用，但继续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程朱理学，融合了道教演变而来的。佛教传入中国，但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庄子，禅宗的启发是多方面的。 道教的春秋我在开始，但秦和道教的名称。归纳起来有“道教”我首创，早在汉代开始，这所学校。道家此时，也被称为“道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的名为“在六个要点”先秦学校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并阐述了6个要点和利弊。他说：“道家使人精神的忠诚，动合无形，赡足所有的东西。外科大顺，因为阴阳，采矿墨家的好总结命名法，在迁移过程中，反应物改变现有海关代理，也不应该不是指约少的东西，而不是被动反应，更加轻松地采用。汉初道教盛行，再加上司马谈道教信徒，所以他给的最高评价道。他指出，道教的其他五长，同时避免其弱点用来排除修身养性，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景淮南叛乱自杀，所用的阴谋理论武器是黄老学，黄老学派“无为而治”的严峻挑战。道教，道教逐渐走向没落。后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最明显的复苏。先秦各种内部和一般可以区分的许多派别，道教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汉书·？论文“一栏中有37个主要流派道家老子，庄子，道家学派，除了朱杨认为可能受到影响的老子，庄子道家著作，933，其中大部分在秦。的影响，同时混用。道家和法家思想正好相反，道教的倡导者，“顺其自然”，而法律必然要放弃所有的人，法家主张以用法律来惩罚人， ，人性的不羁，统治世界的权力。道教虽然学校不同，但精神是一样的：“自然无为路。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我曾在他的著作中说：材料混合，先天的学生。孤独的西廖希独立的，不会改变的周行而不苏格兰，天堂和地球母亲吴炜知其名，强名，他说。 “我建议”道“是宇宙的起源的规则，也统治着宇宙中所有的运动，这种看法后来道家支持所有类型的道教最基本的核心。有一些差异的理解”道“之??间的派别，通过”道“的概念第一次探索所有的东西，世界的起源，开辟了中国讨论形而上学的传统。道”的关系，所有的东西在静态在所有的人“道”，是并存的，最终保证了最高的价值，终极价值根。动力方面，冷凝结构和权力的命令，说是一个“好运气”或“好运气的力量，是实现所有的东西的原则是相生相续，转型，发展。道家认为，各种形式的无数形状，但它的起源，所谓的“世界和我，和学生，我的一切。因此，人们应该充分认识和对自然的尊重，法律，因此，宇宙中的一切，“自给自足性。个人与社会是共生互存关系修道不仅自己”和“节约型人“，适当的方式，在世界上图的共同利益。 “无为而治”的道家认为是“道”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不是指的遗漏，但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漫无目的的行为。无为而治，其顺？丈夫什么是神圣的吗？恭一直是积极的南部。 “道教知道任何有目的的行为，本身就是偏见。”六亲不和孝慈。“表达了类似观点的语句在道家作品无处不在。解决这个问题，”无为而治“的态度，可以被用于政治修身养性，也可用于道教派别坚持“无为”性质的前提下，提供了更丰富的“无为而治”的概念。我强调统治者必须重的身体，而不是球迷名牌货。随后要求更轻的重量的身体每所学校的看法。庄子，列子视图的“神圣”发挥到一个新的水平。庄子有一个非常显着的悲观情绪，他们的思想集中的生活，受到修身养性，概念的“神圣”的庄子发挥到了极致。庄子的个人理念是后使用倡导的艺术精神的培养，打破了的小自然世界之外的团结精神，审美认识世界，意大利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庄子对中国诗歌，绘画和其他艺术方面也已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文学上，代表作“逍遥游”是先秦散文作品的高潮。 庄子描述了许多庄子朋友惠施。先秦时期，著名龚辉石，代表中国古代语言的危机高峰期。田氏代齐，为了摆脱莫名其妙的指责阴谋家，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他创造了稷下学宫，四人才很快就出现了哲学家迟浩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百家最强的人数最多的著作中，大部分公司的力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铺天盖地百。和他们的代表蓬蒙神刀，田骈，捷克共和国，袁子环，宋兴文贤，已经失去了他的代表作“田子”，“幼虫的蚊子”，“宋子”至今保??留着“持谨慎态度。“，”殷温孳与黄老道家密切的杰作 - “管子。 “战国后期，齐可惜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薛红褪色，稷下黄老学的继任者渐渐散去。不久，当他是秦相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已经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顾问和助手，在“春秋”编制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补喂也法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秦实施黄老政治的短期繁荣，经济和文化的国家秦。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出生楚辞“鹖冠子黄 - 老挝重要的作品。 “吕氏春秋”，展示了后期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风格。 司马谈曾这样总结“黄老学：”虚无遵循“由于黄老学派”道“作为一种工具，那么这种”无为而治“的理念冲突不可避免的”道“，老子，庄子的”道“差异。 道教是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很快道教更换，但道教融入社会的各个方面。道教在西方也流传很广，无论是叔本华的意志和悲观的生活态度或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存在主义的哲学是自然无为的态度，许多西方人接受的生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道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一个非常短暂的辉煌。 庄子“虚无”论道“，”无“被解释为斯塔克强调我虚无主义的发展。他说：”开始，没有无名“认为宇宙原始”无“是指“没有。”他说：“一切外，没有更多的前景并不乐观相反，没有更多的什么都没有。”（“已知的北游”）“无”是什么都不洁净。“齐物论”说， ：“俄而无论是男人，并没有也没有未知的所有水果，所有的事情，他们没有的，所有的东西。 “没有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区分，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提出的概念否定这一切只能用”无“来实现绝对的虚无境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发展的最高阶段“有或无”的最高阶段的讨论。“神秘”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中的“I”：隐匿，门的奇迹。“汉书·扬雄，”太极玄玄摘要：“神秘，隐蔽的抽象万元级的，而不是塑造。略“魏王弼”我的意思是“：”神秘的深。 “形而上学问题的理论。深深刻而神秘的何艳，王弼，阮籍，嵇康的主要代表显示，PEI危机页，郭翔。魏晋南北朝时期辩证”是否“为中心。后期战国至西汉时期，黄老道试图超越论“道森”和“生而自由”，所以，他们讨论的重点不在于“有或无”，“无为而治和有前途的。 魏晋南北朝重“有或无”提出的问题，何艳，王弼的本体论范畴，“你不说”和“裴炜在冲的反对，它们将出现郭襄”单飞“赫哑嗯，王弼的基本论点是“没有的导向”，在无为体“和”没有“走向世界的根本，作为世界统一的基础上作为”存在的根据。他们相信在各种现象背后的多样性，必须是同一个身体，或将混乱的现象的多样性，没有统一的，和这个机构没有在他们看来，“不能被视为他们的基础自己的存在，必须依赖于身体的“无”。王弼说：“天下之物，量身定制生活的开始，没有补充道：”一切，我还借给道德，虽然价格昂贵，无用的，而不是家庭不再体“（”老子注“），这是有没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存在着一个面向非的作用。但是，不也是分不开的，因为总是可以没有“明天”，将于明日在崇本“，但也”结束。 “任何股息你的关系，对”是否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象与本质，解释I，道家所谓的“无形无象”，这是本质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本体论高度讨论“是否”问题的理论规范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门阀士族集团形而上学学校的世界观，崇尚老庄，合作儒家和道家的特点是投机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表达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阮籍，一般是先秦旧庄Xuechong的，自然的，对规范（儒家儒学）。调和儒家和道家的根本目的，调和自然和规范。形而上学有说明从“我”庄子“易经”，被称为“三旋”，“统治”到“I”庄子“，”老子“，”庄子“注”易经“。王弼的“书变动请注意”的变化略有案件书“援助道佛儒注”书变动“，以调和儒家，道家和都，是的解决方案，”书的变化“老挝字和庄梓杰作。 儒家，道家及行政全面，没有结束的基本原则，王弼的性质，规范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体现，是已故的规范，他们把车前马后身体的关系，统一的必要，并明确提出“崇本举到底”的倡导者。阮籍与司马力量的政治对手的政治。为了揭露虚伪的规范大衣的状态，他们强调规范不合格的自然主张更加规范任何自然“（”释放私人'）。的基础，他们的“不采取行动”的一元论的生命力，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与跟踪。他们公然蔑视放弃了儒家礼法规范“，谴责”六经芜湖脏“和”美德又臭腐“（”难自然好学“）更多相反的玄学思潮的推力。因此，他们的哲学批判形而上学的异端显着表现在思想倾向。然而，片面地认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极端。金特里中队西金凯过贵族享受的特权谈放荡，“山药”恶性膨胀的放纵之风，甚至危及门阀士族集团统治本身的稳定。与裴，郭翔纠正在。 裴炜的专书“创”，“昂贵”的理论提出了“以静制动辞职，旨在强调自然分开，规范，没有价格昂贵，冲，自然应更好地统一和规范理论。裴炜在崇上郭襄庄子注意完成这个任务，论证??规范与自然的理论上的一致性。他巩固崇一些主张名教即自然，所有的“啄向上和向下的顺序是与”正义性质，从而统一的规范与自然的矛盾，形而上学的理论西晋士族到了登峰造极的氏族垄断政权暂时的趋势稳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柱。 “形而上学”没有，演变的自然和规范，信息上的曲折反映士绅理论的发展要求，党的执政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的政治现实中队抓获。无论是“规范在”自然“，冲”自然分开，规范“郭象独化论全面展示了”名教即是自然的。 “东晋僧肇，佛教的形而上学最后完成了魏晋时期的思维发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冲，然后连同或不理解的过程，也就是从没有。从永嘉丧乱开始东晋，社会动荡和分裂佛教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出租车土壤。形而上学普遍的情况，佛教徒佛教的印度佛教的更大发展，我们有形而上学的解释，所以佛教形而上学。僧肇。僧肇的“真空论”和“有些事并不止步”的人在当时的佛教思想影响，特别是总结形而上学学校。他认为，形而上学的思维，冲犹似要的是与片面的理论武装起来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连同或不带一个，他说：“虽然没有”，虽然没有不“，”没有什么不同，也表示，其情形之一，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不，不统一。僧肇所以所谓的“是”或“否”真正的意思是“佛教的”苏堤“，”真谛“，”苏堤“，这是唐末五代以来，丹表示理解参同契“逐渐压倒外丹派的风格，成为仙主流科学。仙学度人的著名的内丹科学家的钟离权，吕洞宾，翠溪范，朴赞陈抟施肩吾刘旋影冯丹内结束，绰号“周易参同契”丹通过祖“童七”值的的仙家实践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了社会的认可。然后内丹美分学校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开始形成独特的教派。这些内丹门派可追溯到黄帝，庞，王乔，赤松依托I.派自称是流传下来的关殷资，它被称为营开始的文本。 其他派别声称要通过东华紫府邵阳市望帝宣府（汉族人），邵阳派。前的文字发送到虚无定向培育情况下，法律的“我”，“庄子”，开始圣经“是一个乘虚大道，虚拟静笃，大彻大悟海盗的天堂和地球虚无顿真机超直入均匀非我的同事，混乱的境界天无地的可维修性和未成年人在生活中。少阳派主张无为而治法有前途的方法和精气，子炼油炼气化神，炼神虚步的生命，杨双实践阴阳，顺序不同的武术艺术再现广阔。以来晚唐五代，邵阳发送一个钟离权，吕洞宾陈抟，麦稻，真正的火龙，刘操，绰号结束敞开法门，后宋，金，元，明，清几个朝代，逐渐形成了南派北派中派东，西派，青城派，吴柳饼武术。因此，内丹美分科学文开始发送的最高邵阳发送的最大的争议。元明间张三丰的真正综合文本开始派和邵阳学院派的导演，创意三丰派既不执行，在无为承诺不执行，然后创建一个干净的法门种植的阴阳，南宗和北人的特点。汉，魏和社会动荡之际，各种各样的想法开始活了过来，道教也将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深刻的形式。作为其他部门的道教，道教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贡献然而，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远远小于的形而上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复活，以取代汉代的谶纬神学，其主要代表：何艳，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襄。形而上学的“我”，“庄子”，“易经”，并呼吁他们了解道家儒家经典，儒家，道家及行政综合的思维模式，形成“三旋;同时，他们与宁静自然的生活态度，以节省抑制儒家规范，人性化，试图摆脱繁文缛节的束缚，儒家主张提出了一种超然的生活追求。可以说，从创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局势的变化，很多的考验，表现出的遇险不惊，临危不乱，冷静的态度生活的世界。 唐，宋时期，统治者给予了较高的地位和荣誉的道教。我姓李，相同的姓氏，以提高它们的起源与唐代皇室统治者，他们自称是老子的后代。第一高祖规定的顺序三教儒，释，道教之前。其次是我的唐朝皇帝的雕像是“轩辕皇帝太多，”公州人必须兼通的“道德经”，并下令。唐玄宗更是不遗余力直接向他的祭司皇家宗室的本家，玄元帝庙是建立在国家，另一尊封道教名人一前一后，设置轩博物馆，建道家园家居卫生的行为，隰捞撞评论“道德经”，并亲自诏令人必须拥有的一员，以促进道教，道教的地位，不断提高。 唐武宗的宝座，把我的生日2月15日降圣节。更重要的是，许多帝王的祭司精炼保护，为了长生不老，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但到了金丹中毒热衷于唐代的皇帝唐武宗和唐，唐玄宗等，这是过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此。宋代统治者也仿效前者的做法，寻找各种途径和道教相关的情况下，宋徽宗甚至僧侣和尼姑穿的gi。 因此，古代文人都读圣贤书，他们闻到了世界的东西，它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巨大的悲痛忧伤，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新鬼烦不公平的旧鬼哭，天阴雨湿潺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之忧而忧“，杜牧的”复杂的悲伤后代，使后代都透着浓浓的悲伤。很少有人有王昌龄金战金甲，不破楼兰年底尚未“的精神。它有自己的命运，同时，像“田雅堕落的人，满足，何必曾相识对方。”阅读的世界里长，伤心，但单独然涕下“这样的意义上的挫折和大多数，偶尔有些”悦亲戚爱的话，乐琴书也失意的生活，消除忧虑休闲的感觉无奈地叹了口气。只有最别致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在醉酒后，将有“人就是人，清除也很复杂”骄傲的女儿。 古代文人十年寒窗，读诗书，金榜题名，一施自己的事业心，更好地发挥为国家。但愚蠢的国王，奸臣当道，怀才不遇，甚至诬陷拥挤，自生的生命也危在旦夕，“朝鲜打了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状态比比皆是，根本谈不上什么展览红。因此，文人隐居山林，玩花，虫，鱼，花自己的愿望，只留下“开轩菖蒲桑麻”的田园有趣的句子，酒，然后站在寂寞的人偶尔做了一些“可怜的午夜虚拟前排座位，不问老百姓问的精神抱怨;阳性“奉献出自己死去的国王的感情，感动，说服人绳之以法，如果幸运的话王赞赏，填补激增的命运的关注也担心，退忧“的感情，对皇帝的忠诚。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字符，温顺友善良，他们不敢像英国执行”查理一世“不敢像俄国人赶下台的”尼古拉二世唯一的全日过着伴君如伴虎生命的最后郁郁而终。所有伟大的诗人不犹豫的女儿买了一把剑，貂裘的葡萄酒值得豪“，诗仙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英雄的诗句。中国古代思想是不是唯一的儒家，秦哲学家，佛教传入汉，汉，唐，许多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尽管儒家派别学术的传统和连续性，但也存在其他派别否则，韩吴尊乳，其他学校也不能消灭的思想交锋和集成创新的先决条件。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的精神，不应该只限于儒家经典的精神和渠道产品，物我一体，但最高境界生活中，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追求的艺术境界。心是空的，虚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澡雪精神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精神境界，时刻。老庄深远的影响的精神境界，生活旨趣。这是一个看似无形的和其实无处不在。另一方面，道家的思想经典时反映从王汐止“兰花馆”柳宗元的玉溪诗序，然后苏施的“三都赋”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学习，道教势力复兴，七贤竹林七贤的倡导者，然后洗去的学究气味，并打开空谈。在这种空气中，道教的心理深度人的心灵，周Qinsi要紧张盛开，宁静的适应性，如植被，盛夏的的宣繁荣渗透在初秋的英雄深远的。因此，建立一个明确的德禤踏嗯魏晋晋学者强度的约翰逊野生不同，性格是发展成熟的诗人陶钱靳陶潜冷漠自适应，还有没有悲伤的屈原。“返回辞职”曲元“卜居”渔夫“比较自恋，但没有搅拌悲伤愤怒的语气。他主张回返自然庄子，庄子，和世俗的评论，不清晰。陶拒绝向现实低头，看到了世界玉露差为五斗米折腰。约翰逊被骂干路人工喂养的牛屠宰猪。约翰逊愤怒的笑声，道谦，只有一个温柔的微笑。这圆明园遗留在很多文章中都得到了体现，从疯狂的激动“陋室铭”宁静“山居秋晚会。有时在法律范围内的外儒”，有时是“局部儒内黄老”的君主的目标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黄老道家来的生活，并带来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像这样的明君唐玄宗，宋徽宗皇帝，康熙年间，有注明“道德”，“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的宋代，明清启蒙思想，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和开放，与道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民间的”世道治，乱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史记·孟子，荀缉嗯传记：环苑体埯片，神刀，接头等，”学习道德黄老说，因发明序列的含义是指。 “还包含：河妻子的父亲教安全期的健康，徐安琪学生到教头发燃烧公开，毛歙天主教音乐的缺陷公众，音乐缺陷天主教音乐部长的公开，岳陈天主教盖公众，盖天主教俞齐，密度塑料西曹相国师。“人物画，改变了主题，描述人的道德，而是个人风格的个性的崛起，而不是顾恺之提出的”样式“的生动写照。 画“自然”作为最重要的审美特征色彩的运用，风墨压倒一切的绿色景观成为主流。古老的风景画家几乎没有道教，山水画的兴起本身也由道教的影响。 绘画技法的实际情况和白色墨水，自由的精神。作为画家的生活和技术之间的路“的最高境界。我短羲它的味道，”大音“中国古琴重要的审美品格。I”短“儒家”和“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短看法。王清赋李薛斋琴谱儒，释，道，“短”一节的定义，保持有序，没有促进韵，无风扇的声音，没有足够的甜。 “在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伟大的音乐“音乐之声作为参考，肯定了无声的永恒之美的喜悦，强调的泛音成为古钢琴的人，追求环境的重要性。 BR />明代李贽庄子“天人合一您的真实”，这一命题也提出尖锐的批评典型的儒家审美观念的“钢琴禁令秦心脏，钢琴，尹苏彦威心。 “琴心”是音乐的本质定义为一个自由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艺术表达情感的基本价值，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美国自然，追求的古琴自由表达的观点，人的各种感受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庄子的哲学，生活的影响，中国戏剧“还是真正的”灵魂的戏剧美学。在中国戏剧表现的个性本质上是一种境界，我的境界，常与平民的气息。 庄子寓言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方法，基于对生命和生活中提炼。 创意的表演意识的最高境界。钌神，最终的汤显祖庄子虚拟“作为演员的要求。

先秦诸子百家中以老庄为代表的学派，它把“道”作为最高哲理范畴，主张遵道贵德，效法自然，以清净无为法则治国修身，因此被称作道家。 至于道教，则是在汉代黄老道家理论基础上，吸收古代神仙家的方术和民间巫术鬼神信仰而形成的一种宗教。 因此，道教作为一种既有信念又有组织的宗教，和学术思想上的道家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作为有组织的宗教实体，道教创立于东汉。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过近四百年的改造发展，其经典教义、修持方术、科戒仪范等渐趋完备，新兴道派孳生繁衍，并得到统治者的承认，从早期民间宗教演变为成熟的正统宗教，成为足以与儒释并论的宗教。葛洪、陆修静、寇谦之、陶弘景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

一种是继续延续以前的民间化发展方向，在民间传播发展。一种则采取和统治阶层合作的上层化发展方向，一方面得到了上层的信任，为道教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开始了改革道教、创立经典的努力。

春秋晚期的道家的理论比较纯粹，而魏晋南北朝的道教里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道家的主要理论之一就是无为而治，也就是说顺其自然；而道教是以道家理论为根本，吸收阴阳五行家，儒家等诸多学说形成的，而且是以追求长生为目的的，失却了无为而治的本意。（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