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迥异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浅谈符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摘 要：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环境艺术设计关注的焦点。本文希望通过对于符号的设计运用来探讨关于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奥秘的一丝感悟。 关键词：符号 语法 变形 分裂 构成 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环境艺术设计关注的焦点。其实，从语言学的观点看，这一矛盾就是语言的稳定性和变易性之间的矛盾。作为设计者在形式设计上的得失成败取决于所掌握“词汇”的丰富程度和运用“语法”的熟练程度。设计者要想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被他人真正理解，就必须选择恰当的“词”并遵守一定的“语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设计者只能墨守成规，毫无个人的建树。设计者巧妙地运用个别新的符号，或者有意识的改变符号间的一些常规组合关系，创造出新颖动人的作品，这也就是设计上的创新。 构成中有一种“特异”的构成手法，即在似乎很平淡的构成中突然出现一个“异类”的元素，使得本身很平淡的方案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带有创新意识的新符号就如同这个“异类”。在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难以引起足够的注意和兴趣情况下，将一些常见的符号变形、分裂，或者把代码编制顺序加以改变，就可以起到引人注目、发人深省，加强环境语言的信息传递的作用。 美国著名建筑师查尔斯·摩尔设计的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就是在设计中大胆抽取各种古典的要素符号，并以象征性的手法将其再现出来。整个广场以巴洛克式的圆形平面为构图，以逐渐扩散的同心圆及黑白相间的地面铺装向四周延伸出去，直至三面入口的街道上。罗马的古典柱式经过改头换面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如科林斯柱式用的是不锈钢柱头，檐壁上用拉丁文雕刻着“此喷泉为市民们献予全民之赠礼”的献词；多立克柱式上流泉汩汩，圆券上嵌着微笑的摩尔头像，水正不断地从他嘴里吐出…在这里不仅充满了欢快浓郁的现代商业气氛，而且具有对乡土强烈的依恋之情。意大利地图和亚平宁半岛，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平面图；古罗马的五种柱式、帕拉蒂奥母题的变形组合和凯旋门；柱廊围合的圆形广?涤饕獯罄�ケ说么蠼烫玫耐衷残喂愠 �庖磺懈丛拥奈穆觯�靡�骱妥笆问址ㄒ阅＠饬娇苫虿蝗范ǖ谋湫巍⒍狭选⒎瓷涫址�庸ぷ楹掀鹄础S行┤私�淇闯墒嵌宰�系墓诺湫问降馁翡拢�率瞪希�杓普咧��哉庋�杓颇康氖墙�庑┤嗣鞘煜さ姆�疟湫畏至押笾匦录右员嗯牛�顾�谴τ谌嗣遣幌肮叩奈恢茫��⑾质涤刖�榈拿�艹逋唬�又刑逑忠恢痔厥獾囊馕丁V��ㄖ�缆奂腋甑虏�裰赋觯?实际上，你马上意识到它完全不是对古典主义的嘲弄。这是一种欢欣，几乎是对古典传统歇斯底里般的高兴的拥抱。” 今天，各种方盒子式建筑被认为超然于历史性和地方性之上，只具有技术语义和少量的功能语义，没有思索回味的余地，导致了环境的冷漠和乏味而受到批评。对此用信息论有关原理来解释，就是环境符号系统所载有效信息太少。鉴于此，后现代建筑师文丘里大声呼吁：“丰富建筑的内容，同时使建筑成为包括其他方面的多维艺术，甚至包括文字，使它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的工具。”它主张以环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代替现代派提倡的简洁性；以语义的模棱两可和紧张感代替平铺直叙；以语义的多重性反对非此即彼的机会主义；要混杂而不要一目了然的统一。斯特恩设计的“最好的”产品陈列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立面上采用了许多传统的符号和构成形式，尤如古希腊神殿的立面图，以此暗示他要表达的主题立意：即把该建筑作为“消费主义的神殿”，反映商业化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商业活动在今天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但是隐喻的手法是复杂的、多重的，不经认真思考，人们难以马上从其表象领会到真正的意义。这样的设计作品，不但比方盒子有思想深度，就是比单纯地追求像一艘帆船或者一只猛禽等具象的象征主义更耐人寻味，更富有哲理。 把环境作为一种符号现象，为解决为长期困扰设计人员的继承和创新的矛盾问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设计符号像文字语言一样，既根于往昔的经验，又与飞速发展着的社会相联系，新的功能、新的材料、新的技术召唤着新的思想。所以一方面它如同文字语言一般缓慢地变化着，另一方面又随着社会飞速地发展。怎样使环境既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又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前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交流的频繁，“词汇”和“语法”在发展中趋于统一的态势，但是一个民族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环境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就像口语中的方言一样，设计者巧妙地注入这种“乡音”可以加强环境的历史连续感和乡土气息，增强环境语言的感染力。日本现代建筑大师丹下健三设计的香川县政厅就是一个“新形式的传统语义”的典范。该建筑虽采用的是普通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但外部形式处理却采用露明椽头、梁头等传统符号，立面的横向分割使人自然联想到日本主塔的层层屋檐。平面布局也吸收了方塔的优点，把交通和公共设施集中在平面核心（类似于古塔的塔心室），使他们所占面积最小，到达各层的交通路线最短。从而为人们展示了一种用现代结构技术形式反映传统地方风格的方法。 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曾经说过“一个符号总是以简化的形式来表现它的意义，这正是我们可以把握它的原因。不论一件艺术品（甚至全部艺术活动）是何等的复杂、深奥和丰富，它都远比真实的生活简单。因此，艺术理论无疑是建立一个有效于生动现实的心灵概念这样一个更为伟大事业的序言。”符号活动已经包含了某种抽象概念的活动，已经不再停留在个别之上了。视觉符号是一种艺术符号，也是表现性符号。相对推理性符号而言，视觉符号没有自己的体系，任何视觉符号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只有体现在一定的情感结构中，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主题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知青饭店、老三届、毛家菜馆等等商业建筑里，都采用了斗笠、玉米棒、粗木桌椅、水井等等，甚至为了营造气氛更是将服务员的服装、以及菜单名也巧妙地融入其中，这些不同地域农村中富有典型意义的视觉符号营造的环境，在这里就如同一本旧相册，记录着不同人的经历，使得设计变得更亲切，更值得去回味。视觉符号的象征性不仅在形式上使人产生视觉联想，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唤起人们思索联想，进而产生移情，达到情感的共鸣，建筑也因而更具有意义。 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许多永远无法复得的东西——历史文脉。历史形成的街道、胡同、牌坊、宗教圣地等等城市形态作为完整表达建筑和城市意象的符号系统，被成片、成街、成坊地被拆除，威胁到城市形态的相容性和延续性。尊重历史传统并不等于食古不化、拘泥于传统。相反，有意识地保留这些传统，将使得这个城市更富有地方风味。其实，“立新”不必“破旧”，关键在于如何以传统而又时尚的手法，创造出新旧共生的新的城市形态（符号）。“新天地”项目是位于上海市兴业路黄陂路、中共一大会址的周边地区。“会址”对面的南地块，设计为不高的现代建筑，其间点缀一些保留的传统建筑，与“会址”相协调。而“会址”所在的北地块，则大片地保留了里弄的格局，精心保留和修复了石库门建筑外观立面、细部和里弄空间的尺度，对建筑内部则作了较大的改造，以适应办公、商业、居住、餐饮和娱乐等现代生活形态。从目前已建成的部分看，得到的好评很多，已有较大的影响。据说销售与经济效益亦见好。其实，在上海这个东西方文化冲击的大都市里，传统的里弄生活形态从来没有死过，“新天地”给予它的只是合理的变化和延续，留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思索与启示。 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所有精神文化都是符号活动的产物。人的本质即表现在他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因此，一切文化形式，既是符号活动的现实化，又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所谓精通文化，在符号层面上起码应该做到娴熟地操作构成该文化的符号文化系统而不是符号本身，将新的经验和见识编织到符号中去，其实符号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而有关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奥秘也就存在于这变异之中了。孔子和苏格拉底仍然是人类的万古明灯，而符号学这门现代学科呼唤我们从返苏格拉底。将简约而又复杂的语义，以传统而又时尚的语构，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中，从而创造出个性化、人文化的全新设计符号。 ----------------------------------------- 【参考文献】 1．詹和平. 《后现代主义设计》.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梁朝昆. 《符号在室内环境设计中的运用》. 《装饰装修天地》 3．莫天伟 , 陆地.《再生上海里弄形态，开发性保护“新天地”》.《时代建筑》 4．〔德〕恩斯特·卡西尔 著 .甘阳 译.《人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 5．〔美〕苏珊·朗格 著 . 《情感与形式》. 刘大基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语言差异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夏日炎炎"、“火辣夏日”，夏天总与酷暑炎热联系在一起。而在莎翁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却有这样的诗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我能不能拿夏天同你相比?/你啊，比夏天来得可爱和照。) 诗人把情人比作夏天，可爱而温煦。"夏天" 带给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联想竟是如此的迥异。原因就在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中国位于亚洲大陆，属于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夏天最明显的特征便是骄阳似火，炎热难熬。而英国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夏天明媚温和，令人惬意。当然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在汉语中的 "东风" 使人想到温暖和煦，西风则叫人有种寒风刺骨的味道。而在西方则相反。原因也是一样，两地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带来感觉就不同 。 二、 生产劳动 英语中与水产、航船有关的词语非常多，如 fish in the air (缘木求鱼 )、an odd fish(怪人)、miss the boat (错过机会) 等。汉语中这类词语就少得多。原因在于英国四周环水、水产捕捞业和航海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故而多此类词语。而在中国只有沿海地区才有渔民结网捕鱼,所以该类词语相对较少。 要表达“用体力负运东西" 的动词在汉语中有许多，如 "扛、 荷、挑、担、抬、背、驮、负、提、挎" 等，每个词都有一定的负运的东西与之相应(如，挑土、担水、提箱子)，真是细密之极。在英语中却只有一个 carry来泛指这个动作。汉语之所以将这个动词细加区分，大概因为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体力劳动特别多的缘故。 汉语中我们会遇到"像老黄牛一样干活" 、"气壮如牛 " 等词 ，英语中要表达同样的意思，会说 work like a horse, as strong as a horse, flog a willing horse 。为什么汉语用 "牛 " 而英语用horse 呢? 答案是中国人向来用牛来耕田种地，早期的英国人却用马来耕作。牛和马在生产过程中分别分成了两国人的好帮手，博得了人们的好感，词语中也就有了如上用法。 三、风俗习惯 1、称谓及称呼: 学习英语时，我们发现英语中的称谓名称比汉语中的要少得多。例如，英语中cousin一词，对应于汉语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我们看到，汉语把表亲关系区分得非常严格，既要说出性别，又要分出大小，根本不像英语笼统一个词了事。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归因于中国二、三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这种封建社会高度重视血缘关系，特别强调等级间的差异，提倡长幼、尊卑有序。亲属关系亲疏，长幼和性别等万面不同，权力和义务也随着出现区别， 故称谓区分得严格而细密。英语中的称谓为数不多 ， 除 dad, mum, grandpa, aunt, uncle等几个称谓经常使用外，其它的几乎都不用。在英美国家，人们的相互称呼在中国人看来有违情理，且不礼貌，没教养。比如: 小孩子不把爷爷奶奶称作grandpa和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这种做法却是得体，亲切、合乎常埋的，年轻人称老年人，只在其姓氏前加 Mr, Mrs 或Miss。他们这些做法体现了西方人追求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他们眼中，称谓本身就意味着不平等。 2、敬语谦词: 像称谓一样，英语中的敬语谦词也远远少于汉语。在英语中，不管对方年龄多大，地位多高，you 就是 you，I 就是 I，用不着像汉语那样用许多诸如 "您、局长、工程师 " 等敬语。汉语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还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它要求人们跟长辈或上级、甚至同辈说话时，要用敬语，否则就认为用词不当而失礼，甚至显得高傲；谈及自己时则要用谦词，如不使用，也会被认为没有礼貌。另一原因，便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愿突出自己，总认为"谦虚" 是一种美德。而在英语中这类词较少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西方人喜爱追求平等，二是他们长期以来尊重个人价值，乐于表现自己，强调培养个人自信心。受以上观念的支配，中西方人接受赞扬、祝贺时的反应也明显有很大区别。中国人听此类话语后会说一类谦虚的话语，而西方人则会毫不犹豫地说: “ Thank you”我曾从报上看到过这样一则笑话，在一次舞会上，一位美国人赞扬一位中国女士说：“You look very beautiful today (你今天很漂亮) 。” 这位中国女士赶忙谦虚地说:Where(哪里 ), where(哪里 )." 而这位美国人感到非常奇怪，然后只好说了句: everywhere(到处)。" 根据西方人的习惯，当他们赞扬别人时，总希望别人以道谢或爽快接受的方式作答，否则他们会误解为对方对自己的判断力表示怀疑。而东方则比较谦虚、谨慎，即使心里非常高兴，也不会坦然认同或接受对方的赞扬。 又如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献或论文的标题。汉语文章的标题除说明文章的内容外，往往有表示谦虚的字眼。如"浅谈…… " 、"试论……" 、 "、“……初探" 等，而英语文章的标题常常是直截了当，不加任何修饰，如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科学与语言》) 。 3、个人隐私: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向陌生人或不大熟悉的人提出 How old are you? How much do you make? Are you married? 等谈及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家庭情况等问题的话题属个人隐私范畴，忌讳别人问及。西方人寒暄最频繁的话题是天气的状况或预测。如“It’s fine, isn’t it?“、 “It’s raining hard, isn’t it?”、 “Your dress is do nice!”等等。他们在初次见面或不太熟悉的人面前，从不问及有关别人隐私方面问题，以示对对方的尊敬。汉语里的寒暄有时还表示对对方的关心。 如 "你今天气色不好，生病了吗? " "好久不见，你又长胖了 。" "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啊。" 如西方人听到你说:“You are fat”或 “You are so thin”等话语。即使彼此间较熟悉，也会感到尴尬，难以回答，因这是不礼貌的。而中国人见面三分熟，在半小时内，对方的家庭情况、个人状况便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又是双方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在起作用。西方人特别注重个人隐私。他们认为个人的事不必让别人知道，更不愿让别人干预。而中国人千百年来住在一个村庄里，离得近，接触得多，个人生活或私事很难不被人知道或干预。再加上中国人团结友爱，互相关心，相互帮助，认为个人的事即家庭乃至集体的事。故而他们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苫辣，别人也愿坦诚相告。当然，现在在一些发达或沿海城市，人们也开始接受西方人的观点，说话不随便涉及对方隐私。 四 宗教信仰 汉英语言中涉及宗教的词语数目庞大，蔚为壮观。比如，"天公" 、"阴阳 " 、"菩萨" 等。语言是思想的直接反映，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词汇是两个民族宗教观念迥异的真实写照。隋唐之前，儒道两教在中国居统治地位，汉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多与此相关，如 "太极" 、"道" 等，其精神，如尊天命，行孝道、听天由命等也可见于 日常语言当中。隋唐时期，大量佛教传入，大量佛教词语随之而来，其轮回报应的思想被儒道思想所接受并被消化。这样儒、 佛、道三教在中国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英国，则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该教于597 年传入英国。在随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量与此相关的词语陆续汇入英语行列 。这里既有古英语时期由拉丁语渗入英语的词 、如angel (天使)、monk (僧侣 ) 等，又有中古时期从法语借用的词 ，如 religion (宗教) 、dean(教长)等，还有现代英语时期从其他外来语中借来的大量的词， 结果英语中涉及宗教的词语远比其他语种来得多。 五、 历史典故 用典是每个民族日常交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常常在不自觉间运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遗产的典故，比如中国人会说，"真是马后炮"、 "原来是个空城计啊 ! " 西方人则会讲 That all Greek to me.(我对此一窍不通。) 、He’s a Shylock (他是个守财奴)。一谈用典，对对方文化了解不多的外国人大多感到相当费解，显然这是因为各民族以化遗产不同的缘故。中国人的典故多源于《红楼梦》等古代四大名著、民间传说神话以及中国传统的体育娱乐项目，如象棋、戏剧等。前两个例子一个来自中国象棋，一个来自《三国演义》。而西方人的典故则多出于莎士比亚戏剧和以后英美文学中的许多其他人物或名称、希腊、罗马神话、《圣经》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如美国的棒球、橄揽球等。后两个英文例子便来自莎士比亚戏剧。 六、思维方式 英语注重运用各种具体的连接手段以达到语法形式的完整。这些句子组织严密，层次井然有序，其句法功能一望便知。比如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冬天来了，春还会远吗？)一见到if,两句间的逻辑关系便一目了然。而汉语则很少使用连接手段，句子看上去松散混乱，概念、判断、推理不严密，句子间的逻辑关系从外表不易看出。比如，"打得就打，打不赢就走，还怕没办法?"几个句子间无连接成分，好像大量动词杂沓堆上，句间关系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但句子的意思却把他们联系起。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这些差异反映了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英民族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而汉民族重悟性，注重辩证思维。 七、个人主义价值观 在西方文化中，与 " 自 我" (self) 相关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无所不在。在英语中就有许多以自我为中心的词汇，如“self-absorption (自我专注 )、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self-cultivation (自我修养 ) 、 self-image (自我形象 ) 等等。故此西方社会盛行的是个体主义 (individualism)”，强调个人自由、不受外来约束。而中方文化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先利民，再利已" 的话语随处可见。通过简单的言语就可从中了解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通过语言对比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人们会对双方文化有更深的理解，这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掌握这两种语言。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应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随时将它与我们的母语进行对比，使自己自觉意识到不规范语言产生的根源和避免方法，进而增强使用规范语言的意识。

《菊与刀》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却教会读者剥离看似匪夷所思的表象，将主观想法抛却一边，而通过日本文化的外在细节、表面现象，深入其肌理来观照日本的人生观。我们不妨将此看作欣赏日本文化图景的全新方式——不是把文化中菊和刀对立分开，区别对待，而是要站在远处，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看，互补地来看，那才是真正的日本文化，并且显得那么自然而情有可原。一应该说，日本文化之所以然，都可以在其岛国地理环境的框架内得到隐约或间接的暗示。这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论断，却为我们提供一丝理解其文化渊源的线索。日本是个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岛国，土地的有限、物资的贫乏，使那里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为了生存，就要奋斗。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人都无法孑然一身，独立于群体而生存，合作分工比矛盾冲突更有可能生存下去。是故，日本民族的集体凝聚力由此产生。这似乎是一个人口与地理位置均不占优的民族所能摆出的一种反抗与自持的姿态，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整个民族的生存忧患意识。于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也就建构起来了——对等级制度的信仰，即对于控制、命令与服从的信仰。在恶劣的外界环境中，这种等级制带来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带来秩序与安全：“日本人将这个严密等级体系视作安全和稳定。只要人们位于已知的界限范围内，只要日本人履行已知的义务，那么他们还是可以信赖这个世界。”（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 下同）这个民族就仿佛努力试图抓住手中的流沙般不确定的命数，将其固定、沉淀下来，让不可捉摸的世界（尤其是充满不可捉摸的灾难的世界）变得尽在掌控之中。这是日本民族的意志与强力。于是，日本式“各安其位”的社会等级观念，便是我眼中日本文化的“内核”。应该说，等级观念本身即是日本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本，等级制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对客观外部环境适应的结果。所以，等级制的存在便有了合理性，甚至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等级即代表伦理，等级等价于正义。等级制不再仅仅是统治阶层的专制工具，它还许诺了秩序与安全，带来一套“正义”逻辑，并获得了合法性说明。而日本文化的其他枝节就催生依附于这种“各安其位”的理念，并渗透于日常礼节、辈分、年龄、性别等具体生活层面。故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社会高于自我。“集体力量是强大的”犹如一个信念，在集体社会的万丈光芒下，自我被照射得渺小、苍白而微不足道，自我精神空间亦被压缩。在这样一个分工明确的集体中，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的小部件，做着分内的工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集体意识”、“服从意识”从小就被灌输。只有被社会所接纳，才会被自己的所属群体所认同，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自我价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外界认可来实现的，他们借社会这面“镜子”看见自己。正因如此，日本人操持着过于严苛的自我监督，且尤其重视别人（尤其是强者、上级）对自己的评价。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日本“耻文化”的思路了。“耻文化”有一个前提，即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被其同化，而羞耻感就产生于对社会体制“越轨”的那个瞬间。如果所做之事不合规矩，就会被视为是“丢面子”。可见，它亦打着社会等级制的底色，“一个人培养自重是因为有社会的存在”（），这种外部约束具有权威性、绝对性。此外，日本人对集体如此看重，以至于他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履行社会义务而存在的。而对于“情义”的看重，是日本人精神上的一条锁链——他们自小便这条锁链套住，它划定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界限，并在意识萌动之初便加以灌输。就像“裹小脚”一般，长大后即使放了脚也无法复原成天然的大脚；日本人默认了这层枷锁的合理性，认为生来就应戴着这副镣铐，心安理得地被约束、被牵制。这是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日本人的集体价值观，犹如在新生儿的身上打下烙印，伴随着他的下半生而不曾消褪。“情义”便是等级制所滋润的伦理观，它弥散在日本民族沉重的人际关系中，如他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理所应当。而“情义”在潜移默化、不易察觉的细节中，为日本人的人生观罩上了限制性的藩篱，在一些“情义”与“正义”的冲突较量中（如在战争中，屠杀行径被认为是对天皇的效忠），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在“道德困境”里作着困兽之斗。我们甚至可以透过等级制度这面棱镜，来分析日本看似“精神分裂”的民族性格。《菊与刀》中就有这样一段精彩而形象的描述——“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和平礼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既固执僵化而又审时度势；既顺从而又憎恨受人摆布；既忠心耿耿而又背信弃义；既无所畏惧而又胆小怕事；既保守而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乍一看，日本人的性格确实自相矛盾，但不同的态度取决于不同的情境——而日本人所面对的是强者还是弱者，才是决定其态度的关键。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却在日本式等级观念的投射下，显得情有可原，有根有据，再正常不过了。二虽然日本人选择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有其合理性，但压在他们身上的包袱实在太重了，就好似一片薄薄的面包上涂抹着一层厚厚的奶酪。这就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在恰当的时机给过紧的社会机制松松绑。在《菊与刀》中，作者罗列了日本人好酒、洗热水澡、性关系等日常生活片段，借以说明日本人乐于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对欲望不做过多的节制，“把肉体享乐当做一种艺术来加以培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是自我放纵的哲学，本书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满足感官欲望的前提是要承担更重大的义务。这类“润滑剂”增加了严密体制的灵活性，而同时，肉体享乐与履行义务之间又是互不妨碍、彼此独立的“两个世界”，恰似天平的两端，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而除了艺术化的肉体享乐之外，日本文化中更重要、更具精神性的解脱之法无疑是自我修练，该书作者则将其比作“磨掉自己‘身上的锈’”。也许，正是贫乏的物质条件，使这个民族的生存智慧转向了精神领域，这种修炼具有强调精神的反物质主义倾向。可以想见，日本民族强大的自我克制能力一定需要对意志的修练。对于日本人来说，履行社会义务并不是一种“自我牺牲”，也“感受不到自我怜悯和自我正义”（）；相反，他们对“诚”十分看重，认为如果一个人怀着诚心主动去履行对社会的“情义”，便被视为一个道德高尚、极有修养的人。这是完全认同社会体系、被其完全同化的结果，当人与社会的步调一致，内心与外界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心境归于平和。此时，自我修炼的初衷也就达成了。我们可以设想，在人未受自我修炼之初，其内心想法与外界定位存在着某种“错位”，人的精神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中游移着，因被撕扯而痛苦。于是，他们以禅宗为寄托，主张灭欲及消除自我，而其关键在于“专心”，也就是“心守一点”。人在专注于一点时，身心全然沉湎其中，也就感受不到“自我”的存在，“自我”就此泯灭，物我两忘，而臻于“无我”境界——这便是修道之人所渴求的境遇，“人的意志与行动之间‘缝隙全无，丝发亦难’”（p373）。这更像是对外界强制力发自内在的巨大反弹，修道之人希望通过禅宗做到“心如止水”、“波澜不兴”，全然不受外界干扰，“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们起码可以暂时卸下自我监视的千斤重担，不复受到“羞耻心”的胁迫，回归内心的宁寂。然而，我们亦可以看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修身之法也黏附在严密的社会等级网之中。它默认了外在的社会强制力，而转向自我的重新塑造，不管是全身投入的诚意，还是“活死人”的心境，都是为了寻求在一个体制框架内“更好地生活”、“使心境归于平和，不再痛苦”，力图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而非冲破、撕裂等级制这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于是，它本身也成为了体系中的一部分。三传统日本文化的等级观念在给日本带来稳定与秩序的同时，也具有潜在的、致命的危险。其中就包括与等级观伴随而来的强者逻辑，以及对个体的过度压抑与伦理观的弱化。日本人太注意社会对其个体所投来的目光。个人依赖于社会，同时被其繁杂交错的网缚住了，逃离不得。更可悲的是，日本人既生活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又离不开整套社会机器，被既定、成熟、僵化的社会体制所包围、吞噬。这里有一个“养鸟”的例子：“喜欢养鸟的人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笼中的鸟儿即便放出去，也往往会飞回笼子。”（萨苏评注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遵守规则带来安全感，一旦离开了自己的岗位，个体就是一个无用的螺丝钉，丧失了自我定位能力，可轻易地被命运之轮碾碎。然而，当自我被过度压抑，其自身反思能力就相应减弱，而有赖于外界价值观的约束。在日本人看来，“耻是道德的根本”（），“非正义”来自于耻辱而非罪恶，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这种判别恶的能力，或者说不愿解决这些恶的问题。”（），也许日本人认为，社会会代替他们思考，帮助他们解决“恶的问题”，而不需要渺小个体做出无谓而艰难的道德抉择——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社会体制本身也可以制造罪恶。而日本等级观念所造成的罪恶，在其对外战争中以极端的方式展现出来。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世界的“强者”们信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日本又怎会错过这一学习机会？日本人为其侵略活动所寻找的理由，不是“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而是“日本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尊重”（），也就是说，他们渴望在整个世界的“等级金字塔”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以“成王败寇”的逻辑力争上游，成为强者。“大东亚”共荣圈便是日本人精心策划、为自己“度身订制”的等级框架，在这一体系中，日本人自然作为最顶端的上等民族居高临下，而被其侵略的民族成了金字塔底层的“小弟弟”们，他们可以被任意践踏，因为他们是弱者。这符合日本的等级正义观。同时，日军士兵在战争中残忍杀害战俘与平民，不仅能在藐视弱者的等级观念中找到依据，而且在“绝对服从”的权威意识形态的灌输下，士兵早已完全丧失了个人自我意识的反省与觉醒。有学者曾言：“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合”（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最终，日本沿着战争的轨道发疯似地前行后，驶进了自我毁灭的死胡同。结果与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与开始“赢得世界尊重”的愿望适得其反，日本连同被侵略的民族一样，受战火蹂躏后，终落得两败俱伤。而今天值得我们反思的，不单单是战争罪行与法西斯军国主义，还要重新审视渗透于日本文化肌理的等级观念。《菊与刀》的最后一章名为“投降后的日本人”，作者曾粗略地构想出日本可能的未来发展图景。在她的诠释下，“菊”与“刀”被注入了新的观念与生命力——“菊花不经线圈支撑和人工修剪照样可以保持秀美的姿态”，它象征着“一套比较自由、宽松的伦理体系”；“刀”的形象则暗示了“对自己‘身上的锈’负责，擦干净它……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它成为了“理想和自我负责者的比喻”（）。作者看出了文化的两面性，并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力图找到新的“平衡点”，而非将所有日本价值观与等级制度捆绑在一道，沉入历史的深渊。从这里，我们亦可感受到，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作者发自内心地相信“普世价值”的力量：她力图搭起一块平等的基石，以取代原先以不平等为代价的社会运转机制。四《菊与刀》的评注者萨苏，曾将此书比作新版美、日、中“三国演义”。中国人与日本人，在部分文化层面具有默契与共性，比如在“社会”与“自我”的关系、“好面子”等问题上，中国人与日本人往往能心领神会；而作为一个美国人，《菊与刀》的作者面对这种完全异质的文化，往往要大费周章地分析研究，才能捕捉到一些头绪。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劣势反而会转化为优势，这位美国作者可以敏锐地捕捉到东方人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或细节，同时站在新鲜、客观的角度，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解读，产生一种陌生化效应。于是，比较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了而《菊与刀》带给我的启示还远非如此。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是一位人类学家，她开出了审视异质文化的两个条件，“硬心肠”（tough-mindedness）与“宽容心”（generosity）：前者表示要尽可能地抛弃偏见，去贴近异质文化，客观承认文化之间的不同，并且尊重差异的存在；而后者则要求包容这些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就能够产生一个动态的世界”（）。这个声音，回荡于二战后满目疮痍、遍地疾苦之声的世界，自有一种感化人心的撼人力量；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掷地有声。她展示给我们一种可能的姿态——即对待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或看法，可以不理解，可以不认同，但首先要尊重其存在的价值。正如书中所言：“只有信仰坚定的人，才能异乎寻常地宽容……对于其他生活方式的理解，将会增强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使自身获得愉快和丰富的经验。”（）这亦是本尼迪克特女士写作此书时的信念。

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通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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