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小品语言特色毕业论文

幽默是喜剧小品的生命,没有幽默就没有喜剧小品。喜剧小品能否达到高境界,幽默技巧是关键性条件,而构成幽默的主要元素是语言。论文首次试图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把戏剧作为一种“会话”的艺术,从分析小品的言语行为入手,分析小品语言的幽默特点,探索小品用以征服观众的幽默策略,以及要实现幽默效果所应把握和处理好的几个关键环节。 全文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喜剧小品研究概况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第五部分简述对戏剧语言研究的认识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论文的主体是第二、三、四部分,其中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 第二部分“喜剧小品语言的幽默特点”,以大量生动的实例,从喜剧小品表现形式的民间化和反映内容的生活化等特点,揭示喜剧小品的幽默是一种平民式的幽默;从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民族特有的心理角度出发,透视喜剧小品所负载的社会教化功能,指出喜剧小品的幽默是一种讽刺式的幽默;通过喜剧小品与其它艺术形式,诸如相声、幽默音乐、幽默画、小说等幽默文学的比较,明确喜剧小品的幽默是一种戏剧表演式的幽默。 第三部分“喜剧小品语言的幽默策略”,旨在探求喜剧小品幽默的构成机理和语言运作规律,这是本文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喜剧小品构造幽默的语言策略很多,主要有语音手段:如押韵、语音飞白、语速语调变化、不规则停连等;词汇手段:别解、易色、缩略词运用、超常搭配等;语法手段:序换、整散句式组合、词类活用等;语篇手段,如巧设突转和误会等;还有突破语用规则有效利用预设构造幽默的手段等等。论文以二十年来喜剧小品尤其是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的精品为素材,试图通过全景式的描画,解构和发掘喜剧小品幽默的语言机制。 第四部分“喜剧小品语言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主要解决喜剧小品要实现幽默功能所应注意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为大众对美和高品位文化艺术的追求目标,喜剧小品语言应该有一定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在追求小品娱乐功能的同时,我们要处理好“雅”与“俗”’、“幽默”与“滑稽”、“方言”与“共同语”、“规范”与“创新”等重大关系问题。

幽默作为一个很古老的研究课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在以后的世纪里，学者不断丰富幽默的内涵，赋予其无穷的魅力，幽默理论也不断得到修正、检验和发展。总体来说，话语幽默的既有研究基本集中在微观话语层面上，即局限在分析一句到几句简短对话的层面。其实，对话语幽默的研究还应关照到宏观层面：一则小品、一个故事整体上的幽默性，对人们较高层面的常识予以颠覆性的攻击。赵氏小品之所以能长期雄踞央视春晚精品节目版，除了微观层面的话语幽默外，还得益于他宏观层面上对中国农民形象进行重塑的颠覆性意义，与许多相声、小品局限在具体几句台词上讨取观众的笑声有着层次上的差别，同时这一点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许多相声、小品逐渐失去以往观众的高认可度。观看赵本山小品，可以看到表演现场时始终充满着观众发自肺腑的大笑和情不自禁的长时间的鼓掌。有的观众笑得流出了泪，更有一次一位观众因为欢笑过度心脏病突发[1]。在《牛大叔提干》(1995)中创造性地解释“扯淡/蛋”、在《钟点工》(2000)中有关“马夹”与“王八”的台词、在《昨天、今天、明天》(1999)关于“秋波”、“家用电器”、“月子”的歪解、一首接一首的打油诗、在《卖拐》和《卖车》中一系列的脑子急转弯等等，他的几乎每部小品都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机智风趣的幽默话语，加上他类型化的表演技巧，逗人欢笑，引人深思，使得他的小品往往成为央视春晚最重头的节目之一。 赵本山小品代表作《拜年》最典型体现了表演者运用话语要素达到微观与宏观层面相结合的效果。笔者认为，该部小品从主题性、时效性、讽刺性、建设性到高超的话语幽默都应算赵本山最有力的代表作之一。剧中，一连串的台词和老夫妇的体态语将小品推向了一个高潮。从畏畏缩缩、唯唯诺诺，到反客为主、掌控话语权，主动提问、引领话题、对对方加以评论，透着长者的关心，时不时地对“三胖子”加以规训。展现的农民形象全面而正面：自由自在(踱步、就座、询烟问茶，后来赵老蔫干脆直接上炕，反邀主人来“整两盅”)、说话流利得体、善解人意、宽宏大量、乐于助人。这段台词结合表演与前后情节相比自是幽默无比，含义不一而足，但最深刻全面的还在于展示农民在正常话语状态下全面且正面的形象。所以说，幽默话语往往能帮助弱势群体获取一定的话语权，促进社会公平。放下文本语言本身，深入到其后的思想，就能发现说话人的意图，毕竟，话语只能是一系列的明示手段即话语刺激，真正要表达的是说话人的思想(sperber & wilson 1995)[3]。首先，赵本山较全面地建构了农民形象，而不像其它大部分中国文化作品往往集中建构了负面的农民形象。所谓全面，正如第三节中的大部分例子展示的那样，许多话语表面上可笑，体现了农民话语能力的欠缺、形象不佳(如赵本山在几乎所有的小品中基本没有一次把帽子戴端正了，裤子也常常松松垮垮地往下掉)，但其话语幽默中可能的多重理解往往又彰显了农民的正面形象，如渔夫的厚道、睿智等。这种全面且正面形象居多的建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赵氏本人长期的农民身份和对农民真切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