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图4-4供给需求缺口模型 图4-5胡萝卜模型 4.3消除红包最重要是使用经济刺激 在中国,红包的产生关键是在市场的供需缺口很大,医生的收益远远不能弥补成本,所 以消除红包行为最重要不是大棒,而是胡萝卜,即:经济刺激(如图4-5)。由于增加经济刺激增加,虽然官方给医生的基本工资不变,但不同形式的补贴、奖金、奖励、福利等完全可以产生和红包一样的经济刺激作用,使得医疗服务行业变得有利可图。那么现有的医生愿意提供更多的服务,并有更多的人愿意进入该行业。整体的供给曲线就会向右移,供需缺口减少,经济背离得到纠正,从根本上纠正医生收红包这种扭曲的现象。4.4经济刺激最重要,但提高收红包的成本决不能少----胡萝卜加大棒 那么,是否有足够的胡萝卜或经济刺激,就可以完全消灭红包呢?诚然,提高经济刺激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收受红包的必要条件,即红包产生的压力,但不能完全消灭红包的充分条件。因为病人信息不对称下的理性博弈还是存在的。 假设现在医生有了足够的经济刺激,使得他不收红包时,在官方给定的基本工资上提供有质量的供给也可以使得收益弥补成本。由于医生是专业垄断人员,医生和病人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医生信息完全,并且服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同时,病人的信息不对称,认为如果只按官方价格支付医生,就不能保证获得有质量的供给。病人是理性的,并且理性的决策是:如果给医生的红包被接受了,医生就会承担收受红包的责任,保证有质量的供给。由于信息不对称,病人始终觉得给红包才是一个最优的策略;对于医生来说,在既有的经济刺激下,无论收不收红包都会提供有质量的服务,但是如果收红包没有大棒惩罚,即:收红包没有被处罚的风险,红包就相当于一种不需要成本的净收益,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医生会选择收红包。可见,在只有胡萝卜刺激,而没有大棒惩罚时,红包还是有可能存在。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胡萝卜和大棒一样也不能少。但是,首先要用经济刺激消除医生收红包的必要条件,再加重收红包的成本,消除红包存在的可能性。红包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根治。5进一步思考 P Q S’0 S0 Pg12 5.1钱从哪来? 从上面的讨论可见,解决红包问题的经济思路关键在于经济刺激,但是,相应的问题是:替代红包的经济刺激的来源是什么?本文进一步思考,认为有两种途径,第一,政府财政津贴。第二,通过价格歧视,抬高富人(或者保留价格高的人群)的医疗费用,并把这些额外收益补贴给医生,(见上文第三部分的分析)。由于中国医疗保障系统的压力已经很大,所以财政对医生基本工资的津贴提高很有限,从经济的角度看,医疗系统最好在内部解决替代红包的经济刺激来源。从文章主体第三部分可以看到,价格歧视的实现在增加医生收入的同时,提高了社会总福利,减少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果用不同的医疗费用代替红包实现价格歧视,就能在政府价格管制和医疗津贴不变的情况下,减少现有医疗经济的背离。5.2关于消除红包的三个政策建议 第一,高薪养廉。这是现在政府部门讨论很多的一个话题,这种政策实际上是应用了偷 懒模型16 (ShirkingModel),从新加坡政府,到福特汽车的奇迹可以看到它的运用有很好的效果。作者同意前人的观点,尝试把高薪养廉应用在医疗方面。如果医生收入很高,那么因为收受红包被吊销行医执照的成本就会很大。具体来说,一方面是令医生合法收入来源多样化,从而弥补市场的差价,甚至医生收入高于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又要加大监管处罚红包的行为,一旦发现医生有收受红包的行为就吊销执照,或者重重罚款。 第二,增加竞争。红包产生的必要条件经济压力已经分析过,但红包要能产生,充分条件是医疗服务的垄断。这种垄断在中国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公立医院在中国占供给的绝大部分,因此在供给方面有很强的市场势力。另一方面是医生之间的竞争不明显,大锅饭现象很严重。相应的政策,一方面可以效仿西方的医疗体制,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并存。在中国,如果私人诊所的规模到了可以打破公立医院垄断地位的程度,增加足够竞争,红包就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对于增加医生间的竞争,可以根据医生的医疗服务水平,采取拉大医生间收入差距的歧视性工资政策,例如,国内有些医院开始实行的挂号分级。但现在挂号只占医疗服务费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区分度远远不够。所以,更重要的是拉大奖金、奖励、提成、福利、津贴等收入。 第三,医药分开。现在中国医疗服务价格受到最高限价,很大程度是和医药一体的状况相关的。现在药械费用占了医疗总费用的一大部分,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看到的是总体的医疗价格,由于药械价格已经相当昂贵,国家对医疗服务费用的加成定价也就受到极大限制。如果效仿中国古代的情形,病人去坐堂大夫那里把脉看病,然后拿着药方去药铺抓药,那么这种医和药分开的结果是,大夫的医疗水平直接决定了他的诊金身价,缓解供需矛盾。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假想,但是会受到很多可行性的制约,特别是中国引进的西方医学,医疗服务很大程度上无法与医药器械分开,这已经不单纯是药费的问题。5.3进一步研究建议: 由于数据限制,作者没有根据红包现象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研究可以考虑收集基本工资、奖金、津贴、红包、提成、药物回扣等数据,然后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这些因素对医生的服务质量和供给量的影响。另外,对历史经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医疗历史经济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的医疗经济学,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最后,本文作者为了研究红包问题,抽象掉了药械费用,但是近年来药械回扣对医疗市场的影响开始加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药械食物链的角度研究。如果把药物看成能量,在药厂药商医院医生之间形成一个垂直的食物链的话,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处于食物链前端的能量最为集中。这里特别是药商,获取的利润占药械总利润的50%-60%,医院只占10%左右,而医生几乎为0。药械的利润大大超过医疗服务的利润,这就出现了医疗行业的脑体倒挂现象。13 由于药商的超额利润很大,据观察,近年来药商的竞争加剧,出现了药商向医生让渡利润的趋势,表现就是药商绕过医院直接对医生支付药械回扣。例如,只要医生使用了某种药物,药商就会直接支付医生的提成。这就是现在经常听说的:医生和药商勾结坑害病人。6总 结 本文不从社会道德、法律效力去探讨红包问题,而是把医生收红包视为一个经济现象,并应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即:按照现象社会含义经济假设经济模型的顺序过程来阐明观点。从经济学的理论角度来看,如果现有的社会道德,法律框架和医疗体制不变,红包的产生就有其理性根源,它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社会收入和服务效用再分配的角色。从客观的经济学角度看,红包产生归根到底是医疗服务市场的最高限价下的供需缺口造成的,其客观经济结果也不同于大多数人的直觉:红包这种被千夫所指的行为事实上却产生了正的经济效果,它同时改善了医生,穷人甚至富人的福利,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下部分实现了用者付费的经济学公平原则(不是贫富平等的社会公平原则)。但红包始终是经济扭曲的产物,它的存在也可能引致医生只重视有红包的服务而忽视没有红包的服务。要纠正中国社会这种扭曲现象,要从增加经济刺激,提高收受红包的成本等多项制度改革入手。本文这项分析给了人们一个现实的提示,对于一个屡禁不止的问题仅仅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是不够的。 1 亚当斯密认为,人性都是有两面的:自私和有同情心。由于人是自私的,所以会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作 为行动原则。这种人性的假定直接决定了他在经济学中理性人标准。见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AdamSmith. 2 根据萨缪尔森的假设,医疗行业的研发投入很大,如果政府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市场会在一个很高的价 格出清。见,医疗行业的分析,Economics16thedition,. 3 Pg=aw(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