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论文参考文献大全

西周洛邑尚未发现，何来“考古发现与研究”？目前的考古成果，也就是大致确立了西周王城的位置。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是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后所建立，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定都于镐京和丰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将东迁之前那一时期的周朝称为西周。周朝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从西周开始，进行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期间，华夏族逐步形成，成为汉族的前身。从周朝开始，进行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其它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少数民族。西周国野之制最为典型，到春秋时期国野之制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对土地以及政权的争夺，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统治的基础，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公元前770年，申侯和其它一些诸侯立周平王（宜臼）为国王，平王将都城从镐京迁至成周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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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时期，列国文化丰富多彩，周王室的地位从早期比较稳固，到后期名实存亡；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列国争雄，会盟、征战，诸侯强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然而，作为王室所在地的天子之都，从先周时期的周原，到西周的丰镐，及至东周王城，其文化及其发展却始终是诸侯国文化的核心，或者说是诸侯国文化的渊源，如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宫室制度、丧葬制度、祭祀制度、婚姻制度，等等，诸侯国是唯王室马首是瞻的，尽管说后期周代礼制在诸侯国那里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僭越。因此，提及两周列国文化，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不可能不提及两周王室都城与文化。 周族是活动在今中国西部陕西、甘肃一带的古老部落。据记载，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周族首领古公亶父自邠迁都于周原，因此，营建于周原的城郭歧邑成为周人的发祥地和灭商以前的都城，至西周时期这里仍是周人的重要政治中心，西周末年因西戎入侵而成废墟。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陕西省扶风、岐山两县的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出西周大型宫殿群和墓葬、作坊遗址。周原以出土大量的青铜器而闻名于世。周原出土青铜器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相传，著名的大木尔 簋、盂鼎、毛公鼎等均于清末出自岐山。此后又陆续有所发现。如1890年在扶风任家村出土克组铜器和中义父组铜器等120余件；1933 年在扶风上康村发现函皇父组 、白鲜组铜器等100余件 ；1940 年在任家村发现梁其组铜器等 100余件 ；1960 年在扶风齐家发现铜器39件等 。1975年在岐山董家村出土包括裘卫四器在内的铜器37件，铭文涉及土地交换与赔偿，是研究当时土地关系的重要资料。1976年在扶风庄白出土铜器 103 件，有铭文的74件，主要是以史墙盘为代表的微史家族的铜器。据研究这些铜器可能是西周末年犬戎入侵贵族外逃时掩埋的。此外，在凤雏建筑基址西厢房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 万余片卜甲和卜骨，其中 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 ，最多的一片达30字，为研究西周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约在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建立了周朝，史称为西周。周兴之初，文王作丰，武王作镐。因此位于沣河的两岸丰、镐二京成为西周时期周人的都邑，建都时间约300年，一直到周平王东迁后才废弃。通过考古发掘，现已探明丰京遗址在客省庄、马王村和新旺村一带，发现有大建筑群遗址，且发现有一套完整的地下排水管道。镐京遗址在斗门镇花园村、普渡村至落水村、眉乌岭一带的高冈地带。发现有大型宫室遗址，南北还有规模相当的对称分布的两组附属建筑群。还发现数以百计的西周墓葬。另在张家坡发现4座殉葬车马坑，其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内部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戎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各一辆，戎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作饰，轺车驾马大部用海贝填饰，工艺考究，造型精美。遗址中还发现有许多窖藏，出土器具100余件，其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一些史实。这里的发现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对探讨西周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情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西周初年，武王在定都镐京的同时，为了便于控制东方，于是考虑在今洛阳市区一带营建洛邑。洛邑，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中，又称为新邑、新大邑、新邑洛和成周等，实际上当时是西周王室的陪都。《逸周书·度邑》载武王对周公旦曰：“旦，予克制天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三鄙，顾瞻过于河，宛瞻过于伊洛，无远天室。”说明武王时已有了建都洛邑的计划。可惜武王灭纣不久即已去世，接着是三监叛乱，周公东征。周公东征之后，即着手在洛阳营建东都洛邑。《尚书·康诰》：“周公初基新作大邑于东国洛。”根据《尚书·洛诰》所记载，周公在营建洛邑前召公来洛阳相宅，将洛邑选定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两岸的区域内：“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成王时期，洛邑最后建成。《周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新建的洛邑成周，“方千百二十丈，乳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汲冢周书·作雒解》）洛邑建成后，成为丰镐之外的一个经营东方、巩固政权的重要基地。 自汉代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周公营建的洛邑分为王城和城周两个城邑。1950年代汉河南县城的发现，王城的位置被确定为位于今洛阳市区的涧、洛两河交汇处的洛河北岸和涧水东岸一带。成周的位置则据《后汉书》的记载，被认定在汉魏故城遗址，也就是在今洛阳市东郊白马寺以东的偃师、孟津县境内。然而，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的大量资料，使一些学者对西周洛邑“王城”、“成周”两城说提出了怀疑。这主要是因为，根据文献记载找到的涧河东岸的王城遗址，只是东周王城而非西周城址。于是有学者提出了西周洛邑一城说，并推测城址可能就在瀍河两岸。（叶万松等：《西周洛邑城址考》，《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目前西周的洛邑城址虽然说还没有发现，但在瀍河两岸，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寻找洛邑古城了解西周时期周王室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当时的陪都洛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瀍河两岸发现了为数众多的西周墓葬，其中以瀍河西岸的北窑西周墓地尤为重要。在北窑墓地发现西周墓葬475座，发掘348座，包括大中小型不同等级的墓，个别大型墓带有南北墓道。墓地之中还有为数不少的殉马坑，殉马数少者数匹，多者数十匹。这一处墓地，绝大部分在建国前已被盗掘，所出土的青铜器大量的被流失国外。原传出自洛阳马坡的一些重要的西周青铜器，有可能就出自这一墓地。这一墓地所出的青铜器，著录散见于刘体智《善斋吉金录》、容庚《善斋彝器图录》、《颂斋吉金续录》、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等图书著作中。洛阳博物馆尚藏有一件1947年盗出的重器“王姒方彝”。尽管如此，墓地中还是出土的随葬品达数万件之多。随葬品大部分是青铜礼器，其中食器有鼎、簋、甗、鬲；酒器有方彝、爵、斝、斛、盉、提梁卣、尊；水器有壶、盘、匜等。同时，还出土有不少较为罕见的新器形，如方盒形器，带流觯、双面人座器、兽面纹方座簋、人形车辖等。北窑出土的许多青铜器还铸有铭文，如王妊簋、太保冓戈、康伯壶盖、白懋父簋、丰伯剑、师只卣盖、叔造尊、召伯虎盨等，这些铭文所涉及的人物均系西周王室的高级贵族，说明该墓地是一处西周贵族的墓地。(洛阳市文物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年)从著录以及考古发掘的青铜器来看，洛阳一带是出土西周青铜器较多的地区之一，而且多为青铜礼器，这也反映了成周洛邑与宗周镐京作为西周王室的两个重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外，该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多达350余件，其中202号墓出土的青瓷罍，堪称为中国已发现原始青瓷中的精典作品。（图·青瓷四系罍）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器达200多件，种类丰富，其中以璋、璧、璜、圭为代表礼玉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礼玉在西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瀍河以东的摆驾路口、下窑村、东大寺、白马寺以及洛阳东关、东花坛、塔湾等一些地方发现的西周墓达百余座。这些墓最突出的特征是墓内多设有腰坑，有的在长方形土坑墓穴的一端带有曲尺形墓道，随葬品多有觚、爵、觯等铜质或陶质的酒器，其埋葬俗颇具殷人墓的特点，一些随葬铜器还带有殷族族徽的铭文，被认为是殷遗民的墓葬。联系到《逸周书·作雒》有周公“俘殷献民迁于九毕”，孔晁注：“献民，士大夫也，。九毕，成周之地。”的记载，周初确曾有一大批殷顽民迁于成周。这些墓当为他们及其后裔的墓。 自1973年以来，在洛阳老城以北，北窑村西、瀍河两岸发现了一处颇具规模的铸铜作坊遗址，表明成周王室高度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遗址面积近20余万平方米，遗址范围内的西周文化层堆积普遍在米，发现的重要遗迹有房基、烧窑、灰坑和百余座殷遗民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和熔铜炉壁残块。从陶范看，大部分外范，有青铜礼器鼎、簋、尊、觚、卣、罍、爵、觯等礼器，还有少量的车马器和兵器。也有少量的内范和母范。有些礼器的内范还带有铭文或刻镂精细的饕餮纹、云雷纹、回涡纹、夔龙纹、凤鸟纹、蝉纹、四叶纹、乳钉纹等。从碎陶范的结构成分分析，当时制陶的工艺过程相当复杂。研究表明，这里是一处由西周王室控制下的一处官营铸铜手工业作坊。其规模之大，品种之丰富，在所发现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中是首屈一指的。（洛阳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队：《1975－1979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5期；《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 成周洛邑作为与宗周并列的国都，在西周时期，兼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在政治上是“中天下而立以经营四方”，也就是何尊铭文所云“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在军事上则又是一座监视殷顽民，控制东方及南方的军事重镇；在经济上以成周为中心，便于向四方征贡赋，也就是所谓的“四方入贡道里均”。成王时的《名兽鼎》铭云：“尹命史兽立工于成周。十又二月癸未。史兽献工于尹。”立工就是建立各种手工业，献工就是呈现各种手工业产品，反映了成周王室手工业的发达。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将会获得更多有关成周洛邑的信息，以不断丰富和加深对这一都城文化的认识。 东周时期，随着平王迁都洛邑，现今的洛阳一带成为名符其实的王室所在地。文献记载，从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到景王，历12世，周敬王时曾迁都于成周，至于周赧王又迁回于王城，近300年皆以王城为都。现已探明，洛阳市涧河以东的王城公园一带，是东周时期王城的所在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和探索，目前对东周王城的内涵和布局已基本了解。东周王城平面近于方形，南北长约3700米，东西宽约2890米。除东南部因地势低洼未发现城墙遗迹以外，其余部分基本上保存完好，城外有护城壕。西城墙从东干沟东北的土冢向南，至东干沟村附近，沿涧河东岸在王城公园跨过涧河向西，在七里河村折向南，南段城墙稍向外弧，至兴隆寨。南城墙从兴隆寨西拐角处向东跨涧河经瞿家屯村北。北城墙从东干沟村北土冢处沿干渠东行，至唐城西墙北200米处。西汉时期在周王城内建有河南县城，但城址的范围已缩小。 在东周王城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在城内西南部发现了两组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的周围出土有大量的东周时期的筒瓦、板瓦和瓦当等，根据《国语·周语》“榖、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推测这里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7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在城址的南部，还发现了大面积的粮仓群。已探出的粮仓74座，整齐排列在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的范围内。从粮仓废弃后倾入和各种质料的制品、半成品及铜料、铅料、炼渣、木炭等遗物分析，粮仓的附近可能是一个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的集中区。城址的北部，尤其是在小屯村北、东干沟东北，发现有一片窑场，生产各类生活用品、建筑材料以及随葬用的明器等，可知这里是城内另一处手工业作坊区，生产的产品专门用来供城内居民消费。 迄今为止，在王城的东部、东北部及其附近发现和发掘了数千座东周墓葬、车马坑等。1954年秋至1955年春，在洛阳中州路发掘的260座东周墓葬。对中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具有标尺作用。这260座墓葬，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和组合，可以分为七期，从春秋早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纵贯整个东周时代。其中随葬青铜礼器和车马器的墓，主要集中春秋时期的墓葬，反映了东周王室在战国时期衰微至极，名存实亡的历史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城址的东北部是王城内的一处重要墓葬区。发现的墓葬中不仅随葬青铜礼器和铜剑的比例比较大，而且多出带墓道的战国大墓。如1957年在王城中的小屯东北发现4座相毗连的甲字形大墓，其中一号墓虽被严重盗扰，但在墓道两壁、墓室四壁尚存有彩绘痕迹，为红、黑、黄、白四种颜色组成的图案；出土的随葬品中，有一件白色玉圭片，上有墨书“天子”二字，显示了墓主身份的高贵。1974年在洛阳西工我凯旋路北侧清两年一座战国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同样是被严重盗扰，残存的遗物发现有359件，其中“繁阳之金”剑为难得的珍品。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位于洛阳市中心的河洛文化广场施工现场，即东周王城东城墙以内，紧挨东城墙陆续发现了279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陪葬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发现了由6匹马驾驭的“天子之乘”，对研究东周历史和探索东周王室墓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除王城内的重要发现外，在东周王城以东、以西的也发现有大批的东周墓。尤其是在位于洛阳市以东10公里汉魏故城东北隅的金村，发现有9座特大型的东周墓葬，其中Ⅳ号墓出土的一件石圭置放于铜盘内，口沿上有“国君”二字。这些墓葬早在民国年间就已被盗，曾出土大批的青铜器、漆木器、玉器、金银器等。《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收录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错金银器85件，无论是从制作造型上，还是工艺水平上，都可称作是上乘之作，遗憾的是这些器物均流失国外。但从已知资料推测，这里很可很是战国时时期的东周王室墓地。 东周王城内外发现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以及多座车马坑，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周时期洛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盛况。除以上介绍的外，又如1981年在西工区八一路战国墓出土鼎、豆、壶等青铜礼器15件，乐器铜甬钟一套 16件，铅跪俑4件，石磬6件，其中的4件铜壶颈腹部均以红铜嵌成狩猎纹图案；1982年在中州路战国陪葬坑中出土青铜器达147件之多，另有石编磬一套23件和部分精致的玉石器。这些出土的文物，足可以显示天子之都的风度和气派。在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多有大型器，错金银器富丽堂皇、纹样繁缛，表现出高超的铸造工艺；在出土的玉器中，常见有璧、环、璜、带钩、片饰、玉佩及棒、柱、珠等，反映东周时期礼玉向佩玉发展的时代特征；出土的陶器，多有精美的彩绘陶，同样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与众多精美文物的出土，向我们展示了两周时期王室都城与文化的繁荣和丰富多彩，它是我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重要体现。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窥知两周文明之一斑，同时还可以寻出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轨迹。

【简介】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文明的源头，被誉为"宇宙魔方"。【传说】相传，上古伏羲氏时，洛阳东北孟津县境内的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后为《周易》来源。又相传，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洪范》。《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内容】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15，十分奇妙。对此，中外学者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可追源至此。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形意墓，距今约6500多年。墓中用贝壳摆绘的青龙、白虎图像栩栩如生，与近代几无差别。河图四象、28宿俱全。其布置形意，上合天星，下合地理，且埋葬时已知必被发掘。同年出土的安徽含山龟腹玉片，则为洛书图像，距今约5000多年。可知那时人们已精通天地物理，河图、洛书之数了。据专家考证，形意墓中之星象图可上合二万五千年前。这说明邵庸等先哲认为"河图、洛书乃上古星图"，其言不虚。2*4厘米。2007年9月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发现。【释义】一，河图之象河图用十个黑白园点表示阴阳、五行、四象，其图为四方形。如下：北方：一个白点在内，六个黑点在外，表示玄武星象，五行为水。东方：三个白点在内，八个黑点在外，表示青龙星象，五行为木。南方：二个黑点在内，七个白点在外，表示朱雀星象，五行为火。西方：四个黑点在内，九个白点在外，表示白虎星象，五行为金。中央：五个白点在内，十个黑点在外，表示时空奇点，五行为土。（其中，单数为白点为阳，双数为黑点为阴。四象之中，每象各统领七个星宿，共28宿。）以上为《河图》。其中四象，按古人坐北朝南的方位为正位就是：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此乃风水象形之源也。二，河图之数1，天地之数：河图共有10个数，1，2，3，4，5，6，7，8，9，10。其中1，3，5，7，9，为阳，2、4、6、8、10，为阴。阳数相加为25，阴数相加得30，阴阳相加共为55数。所以古人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即天地之数为55，"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即万物之数皆由天地之数化生而已。2，万物生存之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以一为水之生数，二为火之生数，三为木之生数，四为金之生数，五为土之生数。六为水之成数，七为火之成数，八为木之成数，九为金之成数，十为土之成数。万物有生数，当生之时方能生；万物有成数，能成之时方能成。所以，万物生存皆有其数也。3，五行之数：五行之数即五行之生数，就是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也叫小衍之数。一、三、五、为阳数，其和为九，故九为阳极之数。二、四为阴数，其和为六，故六为阴之极数。阴阳之数合而为15数，故化为洛书则纵横皆15数，乃阴阳五行之数也。4，大衍之数：大衍之数50即五行乘土之成数10；同时也是天地之数的用数。天地之数55，减去小衍之数5得大衍之数50，其中小衍为天地之体数，大衍为天地之用数。所谓"大衍之数50其用49"，就是用大衍之数预测的占筮之法：以一为体，四十九为用，故其用四十又九。5，天干交合之数：河图之数十，乃十天干之数也。交合之数为：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德。正是万物生存之数。所以甲己合为一、六共宗，乙庚合为二、七同道，丙辛合为三、八为朋，丁壬合为四、九为友，戊癸合为五、十同德。十天干经交合之后，化为天干交合之五行，将河图五行之体化为天干五行之用。6，六甲纳音之数：天地之数55加上五行之数5，合化为60甲子五行纳音之数。十天干之阴阳五行与万物相交，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各发出12种声音，无声无音不计，按河图北、东、南、西、中成象五位五行共60纳音。乃天地五行声音之数也。7, 河图洛书和二十八星宿，黄道十二宫对照图河图洛书和二十八星宿有密切联系，和西方的黄道十二宫也是相同自然规律的不同表述：河图洛书是《周易》的基础，虽然东西方文化有差异，但是天上的天体运动都是相同的。河图与二十八星宿黄道十二宫对照河图之理1，河图左旋之理：坐北朝南，左东右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为五行左旋相生。中心不动，一、三、五、七、九、为阳数左旋；二、四、六、八、十、为阴数左旋；皆为顺时针旋转，为五行万物相生之运行。我们知道，银河系等各星系俯视皆右旋，仰视皆左旋。所以，"生气上转，如羊角而升也"。故顺天而行是左旋，逆天而行是右旋。所以顺生逆死，左旋主生也。2，河图象形之理：河图本是星图，其用为地理，故在天为象，在地成形也。在天为象乃三垣二十八宿，在地成形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明堂。天之象为风为气，地之形为龙为水，故为风水。乃天星之运，地形之气也。所以四象四形乃纳天地五行之气也。3，河图五行之理：河图定五行先天之位，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间土。五行左旋而生，中土自旋。故河图五行相生，乃万物相生之理也。土为德为中，故五行运动先天有好生之德也。4，河图阴阳之理：土为中为阴，四象在外为阳，此内外阴阳之理；木火相生为阳，金水相生为阴，乃阴阳水火既济之理；五行中各有阴阳相交，生生不息，乃阴阳互根同源之理；中土为静，外四象为动，乃阴阳动静之理。若将河图方形化为圆形，木火为阳，金水为阴，阴土阳土各为黑白鱼眼，就是太极图了。此时水为太阴，火为太阳，木为少阳，金为少阴，乃太极四象也。故河图乃阴阳之用，易象之源也。易卜乃阴阳三才之显也。5，河图先天之理：什么叫先天？人以天为天，天以人为天，人被天制之时，人是天之属，人同一于天，无所谓人，此时之天为先天；人能识天之时，且能逆天而行，人就是天，乃天之天，故为后天。先天之理，五行万物相生相制，以生发为主。后天之理，五行万物相克相制，以灭亡为主。河图之理，土在中间生合万物，左旋动而相生，由于土在中间，相对克受阻，故先天之理，左行螺旋而生也。又，河图之理为方为静，故河图主静也。河图之象、之数、之理、至简至易，又深邃无穷。暂且论之。来源传说中国易学关于八卦来源的传说，最初指天赐的祥瑞。河洛之辞，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又见于《论语·子罕》。《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管子·小臣》：“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认为八卦乃据河洛推演出来。汉人多宗此说，以河洛解释八卦来源。（1）河洛所指，后世理解不一。西汉刘歆以河图为八卦，以《尚书·洪范》为洛书。汉代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以九六附会河洛之数。宋初陈抟创“龙图易”。吸收汉唐九宫说与五行生成数，提出一个图式，名龙图，即河图。西蜀隐者则以陈抟之先天太极图为河图。刘牧将陈抟龙图发展为河图、洛书两种图式，将九宫图称为河图，五行生成图称为洛书。南宋朱震于《周易挂图》中载其图。南宋蔡元定认为刘牧将河图与洛书颠倒了，将九宫图称为洛书，五行生成图称为河图。朱熹《周易本义》卷首载其图。后世所称一般以蔡说为准。南宋薛季宣以九数河图、十数洛书为周王朝的地图、地理志图籍。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胡渭《易图明辨》亦认为河图洛书为四方所上图经一类。今人高亨认为河图洛书可能是古代地理书，另有人认为河图为上古气候图，洛书为上古方位图，或以为河图为天河之图。众说不一，尚在继续探求中。（2）河图，洛书的关系。一般认为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主常，洛书主变；河图重合，洛书重分；方圆相藏，阴阳相抱，相互为用，不可分割。汉代刘歆认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汉书·五行志》注）南宋朱熹、蔡元定：“河图主全，敌极于十；洛书主变，故极于九。”“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于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洛书以五奇数统四偶数而各居其所，盖主于阳以统阴而肇其变，数之用也。”并认为河图象天圆，其数为三，为奇；洛书象地方，其数为二，为偶。（《易学启蒙》）蔡沉：“河图体圆而用方，圣人以之而画卦；洛书体方而用圆，圣人以之而叙畴。”并认为河图主象、洛书主数；河图主偶、洛书主奇；河图主静、洛书主动。（《洪范皇极·内篇》）清万年淳以图之方圆论河洛关系，认为：“河图外方而内圆”，“中十点作圆布”，“外四圈分布四方，为方形，十包五在内，仍然圆中藏方，方中藏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之妙也。而十五居中，即洛书纵横皆十五之数，是又河图包裹洛书之象。河图点皆平铺，无两折，洛书亦然。”“洛书外圆而内方，圆者黑白共四十数，圆布精其外，包裹河图之象。”“河图已具洛书之体，洛书实有运用河图之妙，因将图书奇偶方圆交互表之以图。”（《易拇》）近代杭辛斋认为：“河图为体而中有用，洛书为用而中有体。”“有以图书配八卦者，多拘执而不能悉当，其实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即先天，洛书即后天。”“故图与书，相互表里，不能分割。”（《易楔》）还有人认为河图重“合”，具有奇偶相配、阴阳互抱、生成相依的特点；洛书重“分”，具有奇偶分离，生成异位的特点，两者一分一合，体现对立统一、盛衰动静的辩证关系。《易.系辞上》：“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故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孔子相信河图、洛易的存在，并以二者作为圣人作《易》的四条依据之一。4 9 23 5 78 1 6九宫对河图，洛书的图形，文献一直保存至今。河图实际是1——10排列而成，5和10构成中宫，奇数为阳，白色，代表天数（生数）；偶数为阴，为黑，代表地数（成数）。洛书实际是九宫，即1——9排列而成，横，竖，斜三个数相加和都是15。河图、洛书形式不同，本质相同，都表示历法和卜筮，四面八方，四时八节，八卦 ，九宫及五位统一的体系。十月太阳历与《河图》有相通之处，原因在于它们有同样的源头。《尚书.顾命》：“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孔传认为河图即八卦。有文献说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也有尧，禹受图的说法。《竹书纪年》轩辕“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沈约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风后受图的说法流传很广。有人以为龙马为东方七宿的龙与天马四，与《山海经》中的“马身而龙首”相符，当为上古龙马图腾的人在星空中找到的龙马。从贾湖文化来看，8000多年前有卜卦是事实，产生河图一类的图文是可能的。后来相传，成为“帝王受命之瑞”。汉代认为洛书即《洪范》九畴。“天兴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汉书.五行志上》认为《尚书.洪范》中从“初一曰五行”到“长用六极”是《洛书》本文。《易纬.乾凿度》所说太乙行九宫之法，成为后世术士所用的洛书。太乙即太一，所行九宫为：中央招摇，北宫叶蛰，东北天留，东宫仓门，东南阴洛。南宫上天，西南玄委，西宫仓果，西北新洛。太一移宫的日期为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八节。八节又与八风相应。八卦的八个方位加上中央就是九宫。八卦的方位与八节对应，从日运行方位和斗柄指向均可得到证明。以后天八卦为例，震为东，代表春分；巽为东南，代表立夏；离为南，代表夏至；坤为西南，代表立秋；兑为西，代表秋分；乾为西北，代表立冬；坎为北，代表冬至；艮为燕北，代表立春。后天八卦由周文王定，那以前的先天八卦则是：震东立春，离东春分，兑东南立夏，乾南夏至，巽西南立秋，坎西秋分，艮西北立冬，坤北冬至。周代以前八卦和美洲印第安人八卦都是得天独厚天八卦。我国发现了很多“八角星”图案。距禽大约6500年的崧泽文化多处遗址及江苏坯县大墩子大汶口文化遗址是比较早的。距今4000年的内蒙赤峰敖汉旗小河沿文化仍有类似图案。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只玉鸟上，胸腹部刻有八角星图案，而夹在玉龟腹甲与背甲之间的长方形玉片上的图案，即为上古的洛书。玉片边缘的贺孔数，为四、五、九、五。是表示太一自循行至四，还至中央五，自六循行到九，还至中央五。湖南安乡汤家岗大溪文化的八角星图案，与墨西哥阿斯特克太阳历石有相似的格局。楚缯书的十二月相图四方书的十二月相图四方各一棵扶桑树，与密斯特克（印第安人一支）坛台八卦扶桑图的扶桑树相似。密斯特克的扶桑图作八卦九宫格局。可见，河图洛书就是八卦九宫，四时四方五位与八节八方九宫只是把一年和方位进行四分与八分的区别，中宫之位无关紧要。上古的河图洛书正如考古所见，应只是图形，没有数字。二千年前传下来的数字的河图、洛书，虽然一个是10个数，一个是9个数，本质上却相同。其论证参看葛志毅先生《明堂月令考论》一文的相关部分（《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河图洛书的意义在于，第一证实了《易》关于卜筮与天地相应的思想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了具体体现 。第二，承认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八角八芒图案和美洲太阳历石为历法，就应该承认6500年前的相似图案也是历法。第三，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历史，早期八卦无文字形式，良渚文化已有用数字记录的卦文，周原遗址则出土了用一、--表示卦象，但八卦在中华文化的温长历史中至少八千年连续传承，并分布到环太平洋地区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讲史、写史不应忽视这些事实。民间传说【起源与传说】关于河图洛书起源的学说。古今认识不一。传统一般认为“河出图，洛出书”，《周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记·礼运》：“河出马图”。先秦也有持否定观点：（1）伏羲受河图，画八卦。 《尚书·顾命》孔安国传：“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以画八卦，谓之河图。”《礼含文嘉》：“伏羲德合天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之以作《易》。”《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图之，八卦是也。”（2）黄帝受河图，作《归藏易》。 《竹书纪年》：“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凤鸟至，帝祭于洛水。”注：“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路史·黄帝纪》：“黄帝有熊氏，河龙图发，洛龟书成……乃重坤以为首，所谓《归藏易》也。故曰归藏氏。”（3）帝尧得龙马图。 《宋书·符瑞志》：“帝在位七十年，修坛于河、洛，新闻社舜等升首山遵河渚，乃省龙马衔甲赤文，绿龟临坛而止，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字，泥以黄金，约以专绳。”（4）帝舜得黄龙负河图。 《宋书·符瑞志》：“舜设坛于河，黄龙负图，图长三十三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绿错。”（5）大禹受洛书。 《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陈注：“当尧之时，禹观于河，有长人，白面鱼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水。言讫授禹河图，言治水事……洛书龟书是为洪范。”《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6）成汤至洛得赤文。 《宋书·符瑞志》：“汤东至洛，观尧坛，有黑龟，并赤文成字。”（7）文王受洛书、应河图。（8）成王观河、洛，得龙图、龟书。 然河图、洛书究为何物，宋以前古籍文献一直未载，至宋陈抟始将失佚两千多年的河图、洛书及先天图、太极图传于后世。对此历代均有争议。围绕其来源，后世还有以下观点：①来源于道家炼丹养生术。②来源于对天河即银河星象的观测。③来源于对古气候、方位的观测。④来源于北斗斗柄指向及由此而产生的古代历法。⑤洛书起源彗星的气体尾巴轨迹。⑥河图数导源于《周易·系辞》“天地之数”，洛书亦导源于《周易》，以上诸说尚属一家之言，均未得到公认。【传说】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散见于各种史籍上，但说法不一，见解各异。这里介绍几种较为普遍的说法。传说之一：相传在伏羲氏时，伏羲氏教民“结绳为网以渔”，养蓄家畜，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生活条件。因此，祥瑞迭兴，天授神物。有一种龙背马身的神兽，生有双翼，高八尺五寸，身批龙鳞，凌波踏水，如履平地，背负图点，由黄河进入图河（今洛阳市孟津县，白鹤、送庄乡境内），游弋于图河之中。人们称之为龙马。这就是后人常说的“龙马负图”。伏羲氏见后，依照龙马背上的图点，画出了图样。接着，又有神龟负书从洛水出现。伏羲氏得到这种天赐的用符号表示的图书，遂据以画成了八卦。这就是《易*系辞上篇》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即伏羲氏“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故后人在伏羲氏龙马负图处修建了负图寺。以纪念伏羲氏开拓文明的功绩。传说之二：据传在黄帝时，黄帝体察民情，亲自劳动，受到人民的爱戴。同时也感动了天神，于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一天，天神告诉黄帝说，洛水里有龙图龟书，你如果得到它，将会把天下治理的更好，于是黄帝便带领众头领，巡游于洛水之上。一日，时值大雾，隐约看见一条大鱼被困于河滩上，黄帝非常同情这条大鱼的遭遇，但又想不出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便命人杀五牲、祭天帝，并亲自跪下向天帝求助。天帝感动，连下大雨七天七夜，致使洛水暴涨，大鱼得以解救。大鱼走后，黄帝在洛水岸边得到了河图洛书，即《河图视萌篇》，上面用象形文字记载着人类所需的各种知识。这就是传说的“洛书鱼献”。据传，得书的地点在洛阳汉魏故城南，旧伊洛河汇流处。传说之三：唐尧时，尧带领众酋长东游于洛水。在太阳偏西时，偶然把玉璧沉入洛水，忽见洛水上光芒四起，有灵龟出而复隐。于是，尧便在洛水边修了一个祭坛，选择吉日良辰郑重其事的将璧玉沉入河底。稍倾，河底便光芒四射，接着又飞起一团云雾，在云雾中有喷气吐水之声。一阵大风过后，云开雾散，风平浪静，水上漂过一个大龟壳，广袤九尺，绿色赤文。壳上平坦处文理清晰，上有列星之分、七政之度，并记录着各代帝王兴亡之数。此后，易理文字便在人间传开。这就是传说的“灵龟”。传说之四：传说虞舜时，舜习尧礼，沉璧于洛水，水中有赤光忽起，有龟负图书而出。接着一卷甲黄龙，舒图书于云畔，将赤文篆字以授舜。这就是传说的“黄龙负书”。传说之五：传说禹时，禹治水来到洛河，见神龟负文，列于背，有数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畴。《册府元龟*帝王部》也说“夏禹即天子位，雒出龟书，六十五字，是为洪范，此所谓雒出书者也”。这是说，大禹因治水有功，有德于天下，故万民称颂，上天赐瑞。洛河出神龟，龟长尺，龟背上有65个赤文篆字。有的说，此即《尚书》里的《洪范》篇，是治理国家的九种大法。唐代诗人李矫在《咏洛》诗中有：“神龟方锡瑞，绿字重来臻”之句，一歌颂洛龟负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龟书，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甲骨文”。

文化与教育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论文篇一

《论和谐文化建设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摘 要】和谐文化建设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和谐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内在一致，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和谐文化建设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坚持为大学生和谐发展创造条件。

【关键词】和谐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以后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可见，文化主要反映了人的思维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反映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社会进步的科技知识、创造发明、理论思想、风俗制度等，是一定社会主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自觉认识和向往。文化的本质在于：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影响、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它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和谐文化是以人为本，以和谐思想为核心，融理想信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为一体，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的文化体系。大学生作为一个正在成长成才并处于开放、竞争环境和知识、信息集散地前沿的群体，既灵敏地反映和折射着社会的动态与面貌，也预示着社会的未来与前景。为此，加强和谐文化建设，用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的文化引导大学生，对其进行深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帮助其树立远大理想、确立坚定信念，既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最重大的课题，也是当代社会最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和谐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表明，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为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它融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指出：“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是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还是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乃至人自身的心理和谐，都离不开和谐文化的支撑。没有和谐文化，就没有社会和谐的思想根基。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

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

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人类、社会、自然的共生与和谐，包含着协调发展、均衡发展的理念，蕴涵着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方法、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应当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虽然是经济实力，但只有经济实力而没有文化的支撑，社会发展会受到制约。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和谐文化来指引和推动，那种单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提高，甚至不惜付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代价的做法，是与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背道而驰的。建设和谐文化，有助于人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文明发展、和谐发展、又快又好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人们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实现文化内部结构的和谐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先进文化、有益文化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思想文化有吸纳有排斥，有融合有斗争，有渗透有抵御，这种交流、交融、交锋不仅发生在国际而且发生在国内。对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摩擦，如果不注意协调、妥善解决，就会引起思想混乱，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和谐文化强调各种健康思想文化相互借鉴、相得益彰，主张在坚持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推动不同文化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实现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

建设和谐文化，必将有利于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壮大，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减少思想冲突、增进社会认同，有效避免因认识差异引发社会动荡;有利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在交流比较中互动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因此，文化内部结构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与人之间融洽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由于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个体背景的差异，各阶层之间、各种社会组织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思想文化、道德规范对人际关系具有调解和整合的功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既需要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健全的法律调解机制，也需要思想文化的引导和道德规范的约束。社会越是向多样化方向发展，越需要发挥思想文化、道德规范沟通思想感情、调节人们行为、整合社会关系的作用。和谐文化强调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主张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反对相互敌视、相互欺诈、相互对抗。建设和谐文化，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就能够形成解决社会矛盾的新认识、处理社会关系的新方法，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想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就能够培育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和见利思义、顾全大局的处事准则，在处理利益关系和各种矛盾时，互谅互让、友好协商，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尚。

2.和谐文化建设蕴涵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和谐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内在一致，反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因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谐文化建设蕴涵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和谐文化的本质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内在一致

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和谐文化建设视野，是由二者的本质和内涵决定的。首先，和谐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以和谐思想为核心，融理想信念、行为规范、价值取向等为一体，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和评价的文化体系。从根本意义上讲，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自身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入自然、融入社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大学生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教育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其次，和谐文化建设，需要牢牢把握其方向。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牢牢把握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而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求大学生自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次，和谐文化建设还要求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而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如：在大学生中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育，进行以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意识”、“信誉意识”的思想教育。可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与和谐文化的本质要求基本一致。

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之一，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力量。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是建设和谐文化的必然要求。当代大学生通过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自身的学习、锻炼，努力选择、取向、认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其主流积极、健康、向上，涌现了一大批有理想信念和大有希望的积极分子。但是，在价值多元的社会条件下，一些学生发出“迷茫”、“困惑”的呼唤和希望“发展”、“超越”的诉求，出现目标选择与价值取向上的困难，有的甚至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的状况。大学生思想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社会的不断开放，多元文化的激荡，传媒环境的影响，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使高校更加成为社会信息的集散地和信息化的前沿，大学生受社会信息、社会环境的影响更加直接和强烈。高校学生往往处在社会环境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张力之中，进行着比较与选择。在开放环境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与科技强势，在推进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同时，也以之为载体大肆推行其思想文化。一些青年学生由于不了解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强大与我国经济与科技相对落后的历史缘由，一时难以认识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本质，往往以现实的经济与科技为参照，来判定国家制度、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优劣。加上苏东社会主义遭受挫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思想文化影响力的不对称，这正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现实难题。面对现状，把和谐文化建设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结合起来，用先进文化塑造大学生，使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和谐文化建设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个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必然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其一、体现了先进性。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二、体现了理想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反映了我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的利益、愿望与要求，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以后更高发展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其三、体现了时代性。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面向时代、立足现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的思想文化体系。其四、体现了现实性。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施加着深刻的影响。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适应了现阶段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必然成为引领社会思潮的主导力量。所以，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继续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观念，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过去我们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主要是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着眼点是“管理学生”，缺乏理念和思路上的创新。和谐文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新理念、新认识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说，就是要从大学生的实际出发，满足他们的合理需要，相信学生，依靠学生。从“以人为本”这一新的理念出发，有助于满足大学生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发挥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形成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从而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和谐文化建设这一更高的层次上。

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为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创造条件

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培育和谐精神，倡导和谐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生态。和谐社会并不是说没有矛盾，没有问题，而是社会的各要素之间，以及与系统外的各要素之间，融洽匀称，配合得当，互相包容，协调运作，良性运行。这就要求我们在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动员全社会力量，尽可能多地帮助大学生，尤其是那些有困难的群体，妥善地解决实际问题。近年来，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的思想和实际问题明显增多，矛盾日益突出。从一般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的，但问题的产生有其主客观因素，与他们自身的生存发展密切联系。因此，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要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好，同样需要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共同努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采取有效的措施，帮助大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全面和谐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陈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J].实事求是，2004，(6).

[2]屠春友.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构建[J].理论学刊，2004，(12).

[3]陈建中.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其效应[J].党政干部论坛，2004，(12).

[4]贾华强，马志刚，方栓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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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郑永廷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7]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人民出版社，2001.

[8]宋思佳，许婕，刘西金.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路径探析[J].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1(1).

论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论文篇二

《论华夏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的关系》

摘要: 本文提出,以华夏传统文化命名中华传统文化更为合适,现代教育与教育现代化不是一个概念,而文化与教育又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 它们之间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现化教育在推动自身的完美化、理想化的同时把华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发扬光大。

关键词: 华夏传统文化;教育现代化;现代教育;动态平衡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随着新世纪的逐步深入,现代教育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现代教育意味着继承与变革,继承就是传承优秀的华夏传统文化,变革就是改变传统教育中的不合理因素,使教育和各方面符合时代的特征和培养新时代的和谐发展的人。

一、文化与华夏传统文化

文化是与自然和先天相对应的一种概念,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自我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符号体系、知识技术体系、行为习惯体系、价值规范体系、信仰宗教体系是文化的重要内容。

1.华夏文化

华夏是中国和华夏族的古称。“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

华夏民族起始于距今约四五千年。在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炎帝和黄帝,在涿鹿一战中大败蚩尤。从此,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在此后的几千年的发展和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以汉民族为大多数和各少数民族共生共荣的中华民族。

华夏文化对应的英文有china cultural,huaxia-china culture,chinese culture。一般人们认为,华夏文化是指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居住民族的总的文化系统,子文化则是在华夏文化这个总系统下一定的地域和一定民族产生的小文化;也有人认为,古代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就是华夏文化。

在常见的使用过程中许多报刊杂志甚至学术论文把它与华夏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儒学混为一谈,我认为这都是对华夏文化的一种狭隘化现象。

华夏文化的主干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但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包含很多内容,不仅仅有儒学,还有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及佛教,在地域上还包括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西藏文化和新疆文化等甚至大陆以外的亚洲的四小龙和日本等文化因素的多元文化体系,而“中国”是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不能直接用到文化上来。

华夏文化不是一个政治实体,也不是一个具体学术派别,所以我认为华夏文化是一个与华夏文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国学、儒学相区别的概念,她应该定义为:古代的中华民族及现代的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她以中国范围内的文化为主体,也包括世界范围内一切华人甚至其他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所以相对应的最合适的名称是中华文化。

2.华夏传统文化

华夏传统文化就是超越时代的华夏文化,从古延至今,仍然活跃于现实中的动态的华夏优秀文化。上文提到华夏传统文化主干是儒、道、墨、释,以地域上表现为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西藏文化和新疆文化等子文化。

华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传承了几千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以下特性:

(1)旺盛的软文化生命力结构,软文化是内层的通过社会各种媒体的传播,可以对现代化社会甚至未来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2)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无限的超地域性。早期的华夏文化具有鲜明的河洛文明特色,各个地域文化在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同中国范围内其他文化互相接触、吸收和同化,由此形成一些超地域的共性,即华夏文化的天下观等。

(3)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性。有人说华夏文化总体上说是一种农业时代的文化,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华夏文化圈的迅速崛起正说明了其具有超时代的先进性。

(4)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华夏传统文化具有善于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有机地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性。

(5)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具有世俗性、伦理性等。

二、有别于教育现代化的现代教育

现代教育与教育现代化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

首先,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教育主要是与传统教育相对应而提出来的。对于从夸美纽斯以来到赫尔巴特形成的较为系统的教育思想体系,称作“传统教育”。同时由于杜威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他对教育作了“进步”与“保守”、“传统教育”与“进步教育”的划分,因此,以杜威为主的教育思想就称为“现代教育”。

其次,有的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现代教育,对于现代教育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用相对立的方法大量描述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如在教育目的上,两者表现为知识技能与能力和素质的对立;在教育过程上,传统教育强调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和规范学生行为,现代教育强调学生自己发现知识和自觉行为;在教育结果上,传统教育强调对确定性知识的掌握,现代教育强调创造性的发展;在教育评价上,传统教育强调统一性和标准化,现代教育强调个性和兴趣的发展;在师生关系上,传统教育强调教师对教育过程和学生的控制,现代教育强调学生的自主性,等等。

最后,有的学者认为无论是所谓“传统教育”,还是其以后的教育思想都有现代化教育的成分和思想,即现代教育是传统教育的延伸和发展,是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创新。

但是教育现代化和现代教育二者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前者更多地具有时代和社会的意味,而后者更多地具有教育革新的意味;其次,前者的过程比较漫长,而后者可以在短时期内有一个突破性和超前性的发展;最后,前者更多地强调宏观的物质和管理及指导方面,而后者则更多地强调在现有的教育物质基础上如何发展和用先进的理念和模式在微观的教育过程中理想地实施教育应有的功能。

我认为目前的现代教育应该定义为:在知识经济、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以构建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以人为本社会为目标的立体教育体系,在教育过程和教育理念上吸取传统教育精华和现代教育思想家的优秀成果,并灵活运用的和现代教育技术结合具体教育实情而进行的以培养具有民主精神和全面和谐发展的创造性人才的最优化教育。

三、华夏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的动态平衡

教育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的关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教育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有双重的文化属性,即传递和深化文化与构成文化本体。“教育几乎与文化体内所有部分都发生直接联系,任何一种文化物质和文化模式如果不借助于教育的传递和深化,都将影响它存在的质量或缩短它存在的历史长度”。

华夏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才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因而对其的传递和深化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现代教育虽然是相对于一个传统教育的概念,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有一部分是要继承的,而且时代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使教育系统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不平衡,因此,现代教育就意味着变革,意味着进步,只是这种变革和进步是围绕着“现代化”而来的。

简单地说,现代教育和华夏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在推动自身的完美化、理想化的同时把华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传承发扬光大。

如我们弘扬华夏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发扬谦让为怀、贵和尚中的精神,创造一个多元文化和平发展并和谐相处的世界;发扬以背离祖国为耻,维护祖国荣誉和利益的矢志爱国的精神;发扬“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不为现代文明的物质和技术形形色色的外在诱惑而异化;发扬业精于勤、勤俭简朴的精神,形成不比享受而比贡献的良好社会风气。

现代教育的时代背景决定华夏传统文化、教育传统和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都是它的活水源头,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教育的宝贵资源。华夏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精华和糟粕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就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要使身不在此山中者用马克思主义来对它们进行吸收和再创造,这是根本的保证。

参考文献:

[1]童富勇.现代教育新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

[2]顾明远.教育:传统与变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