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惠州历史悠久文化

惠州位居广东粤、客、闽三大民系的交汇点，地理区位的特色明显，文化底蕴相当丰富，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广东东域文化一个代表性的区域；可以说“东江文化”就是以惠州文化要素为基础而构成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惠州民俗文化，就是东江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

惠州民风民俗如下：

惠州民风民俗有传统的舞龙、舞狮活动。惠州传统的舞龙、舞狮活动由民间自发组成，多为一街一龙，武班、乡村舞狮。

惠州民间的舞龙具有典型的广东风格。所舞的龙自己扎造。龙头主骨架由竹料扎成，外表糊纸上漆，彩布作龙身，整条龙长达13丈，约合42米。舞龙时，最前面由日月牌、匾额、宫灯、扮色队（化装成历代的民间故事人物），鳌鱼、凤、狮、杂水（由人扮装的鱼虾蟹蚌等）在前面引路，最后才是活灵活现的龙。

一路鼓乐不断，一路鼓乐长岛旅游攻略住宿 不断，人数从多，浩浩荡荡，穿街过巷，满城轰动。龙过之处，不时有长者带子、孙在龙的肚子下钻来钻去，谓“钻龙架”，意思是望子成龙，舞龙时的“钻龙架”、“猎龙公”、“派龙贴”等民俗，颇有惠州的地方特色。

扩展资料：

惠州民间的舞狮活动与舞龙的特点情况:

惠州民间的舞狮活动与舞龙有相同的特点。把狮扎好后，先到元妙观“开眼”，并进行“抢青”活动。新春的第一天清晨，各路狮队由师爷携匣领路，狮子、锣鼓镲钹、手持各种冷兵器的武术队伍依序表演，所到之处，店家、住户鞭炮相迎，并封红包，热热闹闹，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才告一段落

苏轼与惠州西湖几乎每一个土生土长的惠州人，都能对“东坡公”在惠州的事情说上几句。要说苏轼对惠州西湖的影响，最有研究的当属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惠州市委员会主委的梁大和先生。梁先生这样总结了苏轼对惠州西湖五大影响：苏轼喜爱游览西湖。东坡到惠不久，即被幽深、曲折、秀丽的西湖所倾倒，不仅常在白天游览，而且连夜里也在游览，甚至通宵达旦。他说：“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此处即惠州西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甚至再贬海南后，仍念念不忘西湖，曾说：“去岁，与子野游逍遥堂。日欲没，因并西山叩罗浮道院，至，已二鼓矣。遂宿于西堂。”苏轼最早品题惠州西湖。东坡在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写的《江月五首》了。该诗不但描写了凉天佳月下的西湖美景，而且还有“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名句。因此说：“此为题品惠湖风景之始。”苏轼曾为惠州助筑堤桥。为了解决西湖两岸的交通往来，东坡倡议在西村与西山之间筑堤建桥。他带头“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黄金钱数千助施”。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在堤上建桥，取名西新桥。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堤桥落成，东坡写诗描述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了纪念东坡的功绩，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于是才有了西湖八景之一的“苏堤玩月”。可以说苏轼助筑堤桥为西湖增添了不少魅力。苏轼最早称丰湖为西湖。到了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赠昙秀》一诗，头一回将丰湖称作西湖。南宋后，人们逐渐普遍将丰湖称作西湖。因此，明代较早编辑《东坡寓惠集》的大学者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西湖因苏轼而更出名。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历代文化名人与惠州有较密切关系的多达400余人，其中做过丞相的政治家有陈尧佐、留正、文天祥，著名文艺家有李商隐、杨万里、刘克庄、黄遵宪、丘逢甲等。但他们对惠州西湖的影响，实无一人能与苏东坡相比。清乾隆归善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的《西湖苏迹》一书中说得好：“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珍贵书画回归东坡纪念馆东坡纪念馆内陈列着最新制作的有关惠州苏迹的立体模型，并用大量资料表现东坡在惠州期间的活动及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两馆中共收藏了一百多件与苏东坡有关的展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过惠州市文博人员的努力，苏轼于1095年在惠州所作的水墨画《墨竹长卷》流落海外近一个世纪后，终于在美国浮出水面。几经周折之后，用电脑按原作大小复制的《墨竹长卷》终于回到了画作的诞生地，并摆进展柜与观众见面。苏东坡有着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他的画在北宋画坛引领时尚，被视为“文人画”的理论奠基人和杰出实践者。据苏轼在惠州时期的史料记载，他在惠州期间还画了不少水墨画，而为罗浮山邓守安道士所画的水墨画《墨竹长卷》便是其中一幅。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画作散失殆尽，在惠州竟没有留下一幅。据惠州市博物馆馆长袁学君介绍，不久前，惠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国外英文资料里找到了一幅《墨竹长卷》，很像苏东坡的作品，他们如获至宝。几经考证，终于得到证实：这幅《墨竹长卷》就是当年苏轼在惠州时期的作品。他们用电脑复制成长2米、高米的与原画大小相同的尺寸，在国内首次完整地再现了《墨竹长卷》。苏东坡在惠州创作的部分流落外地的作品也被寻到10多幅，经复制后在馆内首次展出。除《墨竹长卷》外，原作流落于德国的书法词作《归去来兮辞》等也摆进了东坡纪念馆。“知我者，唯有朝云也”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所言，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王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王朝云字子霞，钱塘人（今浙江杭州）。因家境清寒，自幼沦为歌妓，却独具一种清新、高雅的气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轼在一次宴会上看到了轻盈曼舞的王朝云，被朝云的气质所打动，娶她为妾，备加宠爱。苏轼有一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装淡抹总相宜。”这首诗明写西湖旖旎风光，而实际上寄寓了苏东坡初遇王朝云时为之心动的感受。苏东坡在杭州四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副使，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陪伴在苏东坡身旁，和他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成为他艰难困苦中最大的精神安慰。苏东坡性情豪爽，了无城府，常常诗词中畅论政见，数度因得罪当朝权贵而遭贬。在苏东坡的妻妾中，朝云最解东坡心意。有一次，苏东坡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个答道：“文章。”另一个答道：“见识。”苏东坡频频摇头。此时朝云笑答：“您满肚子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朝云随苏轼到惠州时，才三十岁出头，而当时苏东坡已年近花甲。眼看主人再无东山再起的希望，苏轼身边的侍儿姬妾都陆续离去，只有朝云始终如一，追随着苏东坡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了惠州。苏轼十分感动，刚到惠州不久，就为朝云赋诗一首：“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这首诗还有这样一个序言：“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当初白居易年老体衰时，深受其宠的美妾樊素便溜走了，白居易因而有诗“春随樊子一时归”。朝云与樊素同为舞妓出身，然而性情迥异。朝云的坚贞相随让老年苏轼备觉安慰。没有想到的是，造化弄人。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年轻女人并没有陪伴老迈的苏轼走完他的人生之路，反而先于苏轼离开尘世的喧嚣。绍圣二年七月五日，朝云突然得了一种瘟疫，不治身亡。朝云是虔诚的佛教徒，她在咽气之前握着苏东坡的手，念着《金刚经》上的谒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做如是观。”意思是：“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像闪电，转眼之间就永远消逝了，因此没必要过于在意。”这番话不只是朝云对禅道的彻悟，其中也隐含着她临终时对东坡的无尽牵挂。八月三日，按照朝云的心愿，苏东坡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朝云安息之所是一个僻静的地方，黄昏时分可以听到阵阵松涛和禅寺的钟声。附近寺院的僧人筹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就是“六如亭”，用以纪念朝云。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副亭联不仅透射出苏东坡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更饱含着他对一位红颜知己的无限深情。这副联已经损毁在漫长的岁月里。现存的朝云墓和六如亭是清朝伊秉绶任惠州知府时重修的，亭柱的石刻楹联是陈维所书：“从南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楹联形象、真切地概括了东坡与朝云当年贬谪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反映出千百年来朝云墓带给后人的阴冷、凄清的感觉。为纪念苏轼侍妾王朝云修建的六如亭。亭柱上镌有苏东坡亲自撰写的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出自 苏东坡被贬惠州的日子发表时间:2004-11-25 15:43 浏览人数:1602 发布者:柳荫居士作者 深圳商报2004-09-08 15:04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却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宋文化巨匠苏轼曾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在惠州的四个年头，苏轼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所谓“难工破渡，文明一播”。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却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宋文化巨匠苏轼曾于宋哲宗绍圣年间被贬惠州。尽管仕途步入绝境，甚至连生计都成问题，但此时的苏轼依然以他一如既往的乐观精神，寄情于惠州的山山水水，流连于鹅城的清风明月，遍尝岭南的四季佳果，享受生活的甘甜与苦涩。在惠州的四个年头，苏轼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他的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他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诚如清代著名诗人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又所谓“难工破渡，文明一播”。贬惠期间的苏轼，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对一个城市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苏轼贬惠与程正辅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18岁的宋哲宗亲政，开始重新推行他的父亲宋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权力的重心转移到新法派手中，他们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迫害。绍圣元年（1094）四月，章敦、蔡京等人以苏轼“讥讪先朝”威名，把已经59岁的苏轼贬为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苏轼还在赴英州的路上，又第二次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十月二日，苏轼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抵达惠州，直到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共在惠州度过了四个年头、共940多个日日夜夜。为什么要把苏轼贬到惠州来呢？这要先说到苏轼的表兄程正辅。程正辅既是苏轼的表兄，也是苏轼的姐夫。苏轼的姐姐八娘自幼饱读诗书，能诗善文。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但是八娘嫁到程家以后，公婆一直不喜欢她，经常虐待她。第二次，八娘产下一子并因此身患重病，而程家却不给她治病。父母只好把她接回娘家诊治。病情刚刚好转，公婆却兴师问罪，责备八娘不尽媳妇孝道，并抢去她的婴儿，以致八娘伤心不已，旧病复发，含恨而死。苏轼的父亲宣布与程家断绝关系，从此两家成为仇家。绍圣元年，程正辅正做广南东路提典刑律（掌管所属各州的司法、刑狱和监察），当权者希望借程正辅之手除掉政敌苏轼。刚来惠州的时候，苏轼的确担心程正辅伺机报复。但又想，两家已经42年未通过音信了，此事似乎到了应该了结的时候了。他托一位同乡带信给程正辅，表达了和解之意。信中还说：最近得到一个酿酒的良方，酿出的酒，色香味俱佳，不知表兄何时前来，定当预先酿好此酒接待。程正辅同样想趁此机会了结上一代人留下的恩怨，便来惠州看望苏轼。两人一见如故，冰释了42年的恩怨。苏东坡利用与程正辅的良好关系，做了很多为民请命的好事。例如，他见惠州驻军“多阙营房”，大都“散居市井”，有扰民的现象，就致书程正辅，建议他修建300间瓦房做军营，较好地解决了这个困扰惠州老百姓的问题。绍圣二年，惠州粮食丰收，米价大跌，官府收税要钱不要米，农民用贱价卖出两倍于往年的粮食才能凑齐税款。苏轼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程正辅，指出这无异于敲诈农民。他希望程正辅尽快与相关官员商议，准许“任从民便，纳钱纳米”。这一问题不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使惠州和整个广南东路10多个州的农民受益匪浅。苏轼在惠州的生活北宋时期的惠州，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中原落后许多，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苏轼安之若素，凭着他一如既往的乐观和开朗，把困窘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在苏轼的心目中，清风明月，尽是宝藏。也许人们会把这看作文人笔下的浪漫笔触而已，其实他的真实生活就是如此，这源于东坡骨子里的开朗乐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也许正因为胸怀的博大，苏轼才能真正在各种压力和迫害下永远保持乐天派的本色。在惠州的时候，苏轼写了和陶渊明诗，对陶渊明的每一首诗都作了呼应。黄庭坚当时在贵州，听到这些事之后，也写了一首诗作回应：“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岁不同，风味乃相似。”意思是说，苏东坡被贬到岭南，但朝中的人仍可能会杀他，而东坡却过着清淡的生活，吃惠州的饭，和了陶渊明的诗；表面看来苏东坡、陶渊明虽然在时间上有极大的差异，但其令人可敬的风格却是相似的。作为苏轼的好友和门生，黄庭坚对苏轼惠州期间创作的和陶诗作了最精当的注脚。东坡曾经借住惠州嘉佑寺。一日，在松风亭附近散步，感觉脚力不堪疲乏，想到树林里休息。却看见松风亭的屋檐还在树林的远处，心想：怎样才能到得了。后来转念又一想，突然有了体会：“这里为什么就不能休息呢？”一下子有了顿悟，就好比上钩的鱼儿，忽然得到解脱。绍圣二年秋，朝廷大赦罪臣，惟独不赦免元佑臣僚，东坡闻讯遂绝北归之望。加上对苏轼庇护有加的程正辅被朝廷召还，东坡面临被逐出当时居住的合江楼的窘境，他不得不未雨绸缪，准备后路。于是在绍圣三年（1096）春，苏轼在惠州水东白鹤峰购地数亩，意欲终老惠州。新居有20余间，其中包括“思无邪斋”和“德有邻堂”。苏轼还打了一口深达4丈的水井，供自己和邻人吃水之用。然而，就在入住仅仅两个月之后，他又被贬谪出中国本土之外，要到海南儋州去了。关于被贬海南，有这样一个说法。苏轼在惠州写《纵笔》诗，有“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描写自己在春风中酣美的睡眠。当朝宰辅章敦看到那两句诗说：“原来苏东坡过得这么舒服！”于是颁发了新的贬谪令。然而，被贬海外依然无法打倒东坡的乐观精神。当他要结束海岛生活时，仍然用诗句作了这样的总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苏东坡在惠州的遗迹时至今日，惠州还留有苏轼的多处遗迹。比如，有苏东坡资助修筑的苏堤和东、西新桥；有葬在孤山上的苏东坡侍妾王朝云墓及六如亭；有苏东坡居住的合江楼、嘉佑寺遗址；有“为终老计”在白鹤峰建造的东坡故居等。后人为纪念苏东坡，在孤山上建起“东坡纪念馆”，收集了与苏东坡有关的文物一百多件，并建有轩昂的东坡塑像。这里重点说一说苏堤。苏堤的前身叫“长桥”。由于长桥“屡作屡坏”，给两岸通行带来不便，于是苏轼倡议筑堤建桥，自己“助施犀带”，还动员弟妇史氏捐出“数千黄金钱”。工程由“栖禅院僧希固”主持，先“筑进两岸”为堤，再用“坚若铁石”的石盐木建桥，取名西新桥。堤桥落成后，东坡写诗描叙了营造过程，还与百姓共同庆祝：“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后人为纪念苏轼，以“苏公堤”名之，简称“苏堤”。关于苏堤，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朝云死后，苏东坡夜夜梦见朝云来侍，还为年幼的儿子喂奶。苏轼见她总是衣衫尽湿，就询问缘故，朝云答道：“夜夜渡湖回家所致。”苏东坡醒后大为不忍，于是兴筑湖堤横跨湖上，以便朝云前来入梦，这便是“苏堤”。堤成之日，当夜就梦见朝云来谢，音容笑貌一如生前。这个传说与事实完全不符。证据有二：其一，苏堤落成于绍圣三年（1096）六月，而朝云死于同年七月；其二，朝云只在黄州生过一子，未满周岁而夭。这个传说不仅宣扬了迷信，还贬低了坡公倡议筑堤建桥的意义。现在的苏堤经过了1958年的加宽、加固工程之后，由原来6米扩宽至11米。1983年，作为“苏堤”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西新桥也得到修缮，桥身用混凝土和花岗岩重砌，桥长也由30米增至米，并增筑了1米高的桥栏；桥下仍为五孔，游艇可自由进出。惠州的其他景点，即便不是苏轼的遗迹，也大都跟苏轼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比如，“留丹点翠”中留丹亭的木刻对联“殿阁生微凉，呼吸湖光饮山绿；天地有正气，留取丹心照汗青”，上联便是集东坡诗句，描写点翠洲的秀丽景色；“玉塔微澜”出自东坡“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诗句；“飞鹅览胜”中飞鹅公园里巨型“鹅”字，也是根据苏东坡墨迹雕刻而成的。在惠州的这段时间里，苏轼一直居住在惠州城区。但是他也曾数次前往汤泉、罗浮山等处访友和游览。在汤泉，苏东坡写下“汤泉吐焰镜光开，白水飞虹带雨来”、“永辞角上两弯触，一洗心中九云梦”等名篇佳句。现在九龙潭瀑布右边的石壁上，有苏东坡的诗句“一洗心中九云梦”和另一幅“出山不浊”的题刻。至于罗浮山，关于苏东坡的传闻很多，真假难分。但在900年前就已经脍炙人口的“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经考证确实是在苏轼在罗浮山梅花亭写成的。后人为纪念苏轼，在冲虚观右侧东坡山房旧址建起一座东坡亭。苏轼在惠州的部分诗词作品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游博罗香积寺二年流落蛙鱼乡，朝来喜见麦吐芒。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汪汪春泥已没膝，剡剡秋谷初分秧。谁言万里出无友？见此二美喜欲狂。三山屏拥僧舍小，一溪雷转松阴凉。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霏霏落雪看收面，隐隐叠鼓闻舂糠。散流一啜云子白，炊裂十字琼肌香。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真一流天浆。诗成捧腹便绝倒，书生说食真膏肓。江月五首(之一)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出自

惠州位居广东粤、客、闽三大民系的交汇点，地理区位的特色明显，文化底蕴相当丰富，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广东东域文化一个代表性的区域；可以说“东江文化”就是以惠州文化要素为基础而构成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惠州民俗文化，就是东江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一惠州民俗，在岭南民俗中有它自身独有的亮点：有以广东三大菜系之一东江菜系为特色的东江饮食文化；有以东江麒麟、三大民歌、舞火狗、三大名拳为特色的游艺民俗；有以苏东坡传说、罗浮山神仙传说为特色的东江民间文学；有以道教俗化为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有以东江凉帽等为特色的东江服饰民俗等。但是，东江民俗文化的多元性和多种文化形态的兼容和共存，使惠州民俗一直是民俗学界、语言学界产生诸多争议、难以定性的区域民俗。广东民系一般认为主要有粤、客、潮三种，其区域位置相当清晰：即以广州为中心的粤语（又称广府）区域，以梅州为代表的客家区域，以潮、汕为代表的潮汕区域。以惠州为代表的东江流域属于怎样的一种文化形态呢？不少人将之归于客家区域，但很明显，这里的方言族群构成较复杂：有分布在东江两岸包括惠州市中心区域、博罗罗阳古城等在内的人口众多、区域广泛，历史悠久的“惠州本地”族群；也有人口相对集中，且数量很多、地域很广的“客家族群”，他们主要分布在远离东江的惠阳、惠东以及博罗县的山区等地，是明清以来形成的大规模的客家族群；除此外，还有不少散居于东江、西枝江两岸以及东部海边的“福佬族群”。这三种族群，构成了明清以来惠州多种文化形态混杂的局面，因此，惠州民俗文化实际更是一种“兼容”的民俗文化。惠州历史悠久，远古的文明在岭南文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隋代设“循州总管府”，与当时的广州总管府鼎足，各领广东的东、西两域。循州所管辖的范围包括了整个广东的东部，其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相当重要。它所显现出来的民俗文化，独具一格、包容四海。《惠州民俗》一书，就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展示。但是，很久以来，“客家族群”和“福佬族群”的来由和归属问题均比较明晰，学界争议也不大；历史悠久的“惠州本地族群”，它们依东江两岸居住，是东江流域一带最早也是分布广阔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包容了来自各方的多种族群以及它们的文化，并以此开创了辉煌的东江文明，奠定了东江民俗文化的惠州地域基础，成了惠州民俗文化一个代表性符号……但是，它的归属却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有“客属说”，有“粤属说”，也有“独立说”。各种争议在民俗学界和语言学界或将继续，但作为“惠州话本地族群”的独特性是不能改变的：从语言上说，客家话遍及粤、赣、闽甚至海外，“福佬话”遍及东南沿海粤、闽、台等地，唯独惠州话为惠州独有，这就是惠州民俗文化方言上的特色。这个特色是惠州民俗的一个重要亮点，也是人们了解惠州民俗文化的一个最直接的窗口。二对惠州文化形态的了解，从民俗的角度去探究往往能进入较为准确的境界。民俗涉及族群、语言、生活、信仰、文艺、仪礼、年节、行俗等方面，往往是一个地域文化准确的文化符号，因此，要写好这样一部民俗大典，难度是很大的：一是要依据大量直接的、旁证的历史文献及其他资料如历代笔记、论著、文艺作品等，这些资料，构成了地域民俗文化的基础，展示了它的发展历程。事实证明，要准确定位这一地域的文化，这些资料尤不可或缺；二是要做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田野调查工作的意义，一般认为，是通过田野调查工作去“找到这个潜藏于材料背后的无意识的模式，用模式帮助理解社会结构”（房学嘉、谢剑《围不住的围笼屋》）。因此，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一方面是构筑地方民俗文化大厦几乎所有构件的基础；田野调查工作越广泛、越细致，掌握的素材越多，就越能真实反映出地方民俗文化的真正面貌；另一方面则是作者对田野调查材料的理论性思考。只有眼光独到的、将具有历史深度和各种地域关联的资料信息相比照、分析，进行理性思索，才能真正揭示出这些田野调查材料背后的深层次的社会状貌。但是田野调查工作往往很难完满做到这一点，也往往局限了民俗理论工作者创造性思维的悠扬和准确性结论的建树。可喜的是《惠州民俗》一书，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相当不错，可谓难能可贵，这与作者长期亲历生活，独立思考是分不开的。惠州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强势的邦域，被誉名“粤东雄郡”、“梁化旧邦”；罗浮山更是中国道教南传发展、奠定道教俗化的岭南民间宗教的重要根据地；除此以外，惠州的名人文化、贬官文化、民俗信仰文化、革命历史文化等等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今，惠州市政府和惠州人民又在极力打造“文化大市”，《惠州民俗》一书，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圣人治天下，立化制礼，必因风俗所宜”，这就是《惠州民俗》，所具有的真正社会意义。----------------------------

历史

惠州远在7000万年前是一片陆地沼泽地带，适合恐龙的生存，近年来，在惠州全境曾发现过4批38枚的恐龙蛋化石和一些恐龙的足迹。

在约1万年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人类开始在惠州一带繁衍生息，从事渔猎和原始的农耕，目前，在惠州全境共发现山岗遗址、古窟址等古遗址28处，其中包括博罗葫芦岭、苏屋岗、何屋岗等贝丘遗址，出土了大批的石器和陶片。

春秋战国时期，在惠州的博罗县境内存在着一个叫缚娄的古国，《吕氏春秋》中即有记载，曰：“缚娄、阳禺、笙兜之国，多无君。”

1993年，广惠高速公路建设期间，在博罗县的横岭山发现了古墓葬300多座，多数属于周朝，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石器、铁器等，其中的铜甬钟和鼎见证了当年缚娄国贵族“钟鸣鼎食”的景象。

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后，在惠州设立了博罗县，属南海郡管辖。秦朝末年，赵佗创立南越国，惠州属于南越国领地。前111年，汉武帝灭亡南越国后，置九郡，惠州属南海郡博罗县地。

三国时期，惠州属于东吴领地。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南海郡分置出东官郡，博罗县改由东官郡管辖。咸和年间（326年-334年），道教名人葛洪隐居于惠州境内的罗浮山采药，炼丹，并在山上创建了四座道观，使罗浮山成为中国的道教名山之一。

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503年），东官郡改为梁化郡，郡治即设置在博罗县（今惠东县境内），此为在惠州首次设立郡治。

隋文帝开皇十年（591年），岭南设立广州和循州两总管府，循州总管府的府治，即在今惠州市的中山公园内，从此惠州成为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循州总管府改为龙川郡。917年，刘䶮建立南汉，惠州为南汉祯州郡的郡治。

北宋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为避太子赵祯讳，改祯州为惠州，始有“惠州”之称，并一直沿用到今天。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在59岁时被朝廷四降官职，贬至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苏轼在惠州度过了三年，期间写下160多首诗词，大多为歌咏惠州风物的作品，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是成为灸烩人口的名句，其小妾王朝云亦葬在惠州西湖旁。南宋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惠州建立聚贤堂，后来改称为丰湖书院，一直到明清，丰湖书院都是惠州的最高学府。

元朝在惠州置惠州路。明朝改为惠州府。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沿海盗寇猖蹶，明太祖派人在惠州境内的平海建造城池，抵御盗寇，此城一直保留到现在，目前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

清朝末年，孙中山曾两次在惠州发动起义。

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孙中山决定乘机发动起义，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命郑士良等人于三洲田（今属深圳盐田）于10月6日发动惠州起义，起义军曾一度发展至2万人，按孙中山指示直取厦门，后因军械粮草不继，于11月1日宣告失败。

1907年6月2日，同盟会成员邓子瑜委派陈纯、孙隐等人，在距离惠州20里发动七女湖起义（今惠城区汝湖镇），以响应黄冈起义。该次起义军增至200多人，多次杀败清军，但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因寡不敌众，遂在梁化墟解散。

起义失败后，邓子瑜被香港政府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陈纯经香港转赴南洋，孙隐于1909年被清政府广东当局杀害。

1925年，军阀陈炯明屯重兵于惠州，并企图攻占广州。国民政府由蒋介石率领东征军3万多人讨伐，历30小时战斗后攻克惠州城，在今惠州中山公园望野亭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和阵亡将士追悼会。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切断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补给线，于1938年10月12日，派出两个师团共4万人从惠州的大亚湾登陆，开始了进攻华南的序幕。国民革命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因寡不敌众，最终失守。数日后，惠州全境大部分地区沦陷。

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赶赴惠阳的坪山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始进行对敌的游击战。1940年9月，以此队伍为基础，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3年12月2日，在惠阳县土洋村进行整编，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广东的东江流域设立东江专区，专署驻惠阳县，1952年撤销。1956年设惠阳专区，专署驻惠阳县，1959年撤销。

1963年重新设立惠阳专区，1970年改称惠阳地区。1979年分宝安县，设深圳市。1988年，惠阳地区分置为四个地级市，分别为惠州市、东莞市、河源市和汕尾市。

惠州市行政规划图：

扩展资料：

基本介绍

惠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下辖地级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毗邻深圳，北连河源、韶关，东接汕尾，西邻东莞和广州；珠江三角洲东端，南海大亚湾北部。

惠州市是广东省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即有“岭南名郡”和“粤东门户”之称，历史上曾有包括苏东坡在内的不少名人旅居于此，留下大量题咏惠州的诗词，因而使惠州积累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而且是客家人最重要聚居地和集散地，旅居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民众居客家四州之首，被称为客家侨都。祖籍惠州的港澳台逾80万人，旅居香港的惠州籍乡亲达100多万人，7个香港人中，就有1个是惠州籍。对惠州人来讲，自家有亲戚在香港十分寻常。

惠州市是珠三角经济圈的9个地级市之一，是一个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快速发展的商业，高科技产业、服务业、旅游业、工业化城市，是中国大陆重要的高科技产业和电子制造业基地，近年来，随着总投资额730多亿元人民币的多个石化项目在惠州的兴建和投产，使惠州成为珠三角经济圈最有发展潜力的城市之一。

2015年10月18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惠州市正式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2016年4月25日，《第一财经周刊》发布了新的中国城市分级排名榜单，惠州被定义为二线城市。

经济

惠州市地处珠江三角洲，是珠三角经济圈（只包含惠州市区、惠阳、惠东、博罗）的9个地级市之一。据广东省统计局核定的数据，2017年惠州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

按常住平均人口计算，2017年的人均万元，增长，处于珠三角经济圈的中上游水平。

语言

惠州市地处客语、粤语、闽语、三大汉语方言的交汇区，三种方言在境内均有分布。

惠阳话属客家语粤台片，是惠州地区最大的方言，分布于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等地。在惠州，客家语是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

惠州话是在惠城区（惠城话）和博罗县，惠东县，惠阳区的沿江平原地带流行的一种既有客家语，又有粤语特征的方言，虽然仍有许多人使用但较为分散，日渐式微。

“惠州话”一般是指分布在惠州城区的东江本地话，不过在某些语境下也可能指惠州市的客家话（惠阳话）或原惠州府的客家话（海陆客语）。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惠州市

惠州从隋庸时期起就已是“粤东重镇”，至今千余年来，一直是东江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和商品集散地。春秋战国时期，惠州地区属于百越范围，曾建立过一个叫做“缚娄”小国。秦朝时期，秦始皇派下50万大军南攻岭南。在广东西部，受到越族人的顽强抵抗，秦朝军队被灭亡几十万，可见当时广东西部的越族势力是多么的强大。由于当时的越族居民从广东的南部一直绵延到越南、广西地区，势力很大，因此，以东江为界限，西边的，大量的越族人慢慢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被同化成汉人，到了从粤北南雄那几十户群众南迁时，很快被浓郁的南越文化所同化，。而东江以东，赵佗的军队并没有受到太顽强的抵抗，汉人的势力大得多，再加上经江西、福建而来的汉人势力的源源不断的补充，因此，汉人很快同化了当地的越族，“缚娄”小国在被消灭后，居民很快就被汉文化同化。东江是孕育客家文化的摇篮。秦朝军队几十万大军留守岭南。有一部分驻守惠州、河源、韶关、梅州、揭阳、潮州以及粤西地区。当时，驻守在广东东部的龙川令赵佗还从秦始皇那里申请了一万五千人的妇女来为部队士兵缝补衣服，后来又不断迁入居民。他们中的部分人，成为惠州乃至广东其他地区的客家先民。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南海郡，惠州地区归属南海郡的傅罗县管辖。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傅罗县属赵陀南越国的一部分。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统一岭南，傅罗县再次归南海郡管辖。南朝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设梁化郡，惠州地区归欣乐县管辖。后主祯明二年（公元588年），惠州变更为梁化郡的归善县，县治在今市区桥东白鹤峰下。公元874—898年，唐末农民战争，黄巢起义，行程几万里，战争遍及大半个中国，中原汉人继续南迁到福建、江西、广东一带。中原汉人几十万人，离开中原故乡，在广东定居下来，开发岭南。有五万多在归善县世世代代居住，风俗习惯，“全是汉家风味”。唐朝海上运输发达，归善县地处沿海，造船业颇盛，有大批客家先民，乘帆船，飘洋过海，去南洋各地贸易或开荒垦殖从事农业生产，常十年、数十年或一生不返，成为华侨。到了公元1126年11月，金军入据中原，北宋的国都汴州（今河南开封市）沦陷，北宋灭亡。金军占领中原广大地区后，象“猛虎驱群羊”追杀北宋老兵和人民，焚烧城邑，村庄荒芜，大批中原汉人，被迫逃离，向南迁移，亦有部分到惠州地区的山区、半山区定居下来。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元朝，公元1275年，元军渡江南下，南宋已濒于灭国，不但淮河不保，连长江也不保了。此时又有二十多万汉人涌入粤东一带，有部份定居归善，形成归善为客家人较集中的一个县。隋朝是惠州历史上一次重大飞跃的时代，隋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设循州总管府。自此之后，惠州就成为东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废府，改称循州。五代南汉乾亨元年（公元917年）已改循州为祯州。北宋天喜五年（公元1021年）为避太子赵祯讳，改祯州为惠州。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置惠州路。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称惠州府。清朝仍称惠州府。民国时期，改惠州为潮循道、归善县为惠阳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设为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行政督察区、绥靖专员公署等。1949年12月在惠州设东江专员公署，1956年成立惠阳专区，1958年，从惠阳县分立出惠东县和惠州市（县级市）。1959年，惠州曾一度划归广州管辖，年底又划归佛山专区。1963年7月3日，恢复惠阳专区，管辖惠阳、博罗、宝安、东莞、河源、连平、和平、龙川、紫金等11个县。龙门、增城则划出归广州市管辖。“文革”时期改为惠阳地区革命委员会。1980年，又恢复惠阳地区行政公署。1983年9月，广东省又将海丰、陆丰两县从汕头地区划惠阳地区。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决定撤销惠阳地区，惠州市升级为地级市，原惠州市改称惠城区。惠州历史悠久，历来是名宦、文人墨客荟萃之地。自晋至清，对惠州影响较大的历史人物有480多人，其中如葛洪、牛僧儒、李商隐、陈尧佐、陈称、苏轼、唐庚、刘克纲、陈鹏飞、林复、杨万里、刘克庄、吴潜、留正、文天祥、祝允明、陈恭尹、伊秉绶、宋湘、丘逢甲、梁鼎芬等，皆名重一时，他们或诗或文，或创办书院，或修堤筑路，兴修水利，对惠州文化、经济的发展贡献殊多。他们当中，对惠州影响最大的当推北宋大文豪苏轼。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同年10月2日携侍妾王朝云、三子苏过抵惠。在惠期间，他先后写下了160首诗词和几十篇散文、序跋。其诗文歌咏惠州风物，使惠州名扬四海，诚如江逢辰所言：“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惠州于淳佑四年（1244年）建聚贤堂，10年后改为丰湖书院。明清时期，惠州文风更盛。丰湖书院是惠州的最高学府。自创立以后，虽屡经兴衰，但“从者云集，人竞向学”，培养出颇多有成就的学子，对惠州的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是岭南著名的书院之一。据府志记载：惠州府于宋代中进士者53人，明代44人。清代以来，惠州更是人文蔚起，名士辈出，在诗文、书画、金石等各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从唐到近代的一千多年间，有480多位中国名人客寓或履临惠州，其中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寓居惠州三年，孙中山、周恩来曾在此进行过革命活动，廖仲恺、邓演达、叶挺、叶亚来等一批民主志士和知名人士皆出自惠州。惠州又是著名的侨乡，祖籍惠州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逾80万人。惠州是客家地区，惠州人是客家人，惠州人几千年所说的话是客家话。惠州客家的祖先，大多来自中原的黄河流域，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客家人一样，是一支由历史造就并且保留着古代中原精神风貌和文化内涵的优秀民系。客家先民聚居惠州，所到之处大多是战事较少的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交往很少，他们沿袭的是中原固有的传统，信仰、伦理、语言、习俗等社会趋势，保留着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中华民族勤俭耐劳的精神，特别是饮食文化，史册有“全是汉家风味”的记载。

北宋哲宗绍圣年间，在广南东路的惠州（今惠州市）白鹤峰的几间草屋内住着一位两鬓飞霜的老人和他的家属。白天，他在草屋旁开荒种田；晚上，在油灯下读书或吟诗作词。这位老人便是当朝名臣苏轼。他的大半生都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由于他为人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所以一再遭贬。哲宗元佑八年（1093），所谓的新党上台，他们把苏轼当作旧党来迫害，一贬再贬，最后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苏轼感到北归无望，便在白鹤峰买地数亩，盖了几间草屋，暂时安顿下来。 说来也怪，每当夜幕降临之时，便有一位妙龄女子暗暗来到苏轼窗前，偷听他吟诗作赋，常常站到更深夜静。露水打湿了她的鞋袜，而她漠然不觉，还在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到会心处她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小声吟读，那摇头晃脑的样子，俨然一位老学究。这位夜半的不速之客很快就被主人发现。一天晚上，当这位少女偷偷掩至之时，苏轼轻轻推开窗户，想和她谈谈，问个究竟。谁知，窗子一开，那位少女像一只受惊的小鸟，撒腿便跑，她灵活地跳过矮矮的院墙，便消失在夜幕之中。 白鹤峰一带人烟稀少，没有几户人家，没有多久苏轼便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在离苏轼家不远地方，住着一位温都监。他有一个女儿，名叫超超，年方二八，生得清雅俊秀，知书达礼，尤其喜爱阅读东坡学士的诗歌词赋，常常手不释卷地读着，苏公的作品她都背得很熟，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她打定主意，非苏学士这样的才子不嫁。因此，虽然过了及笄（十五）之年，尚未嫁人。自从苏轼被贬到惠州之后，她一直想寻找机会与苏学士见面，怎奈自己与苏公从未谋面。苏轼虽然遭贬，毕竟还是朝廷臣子，而自己是一个小小都监的女儿，怎能随便与人家见面呢？况且男女有别。因此只好借着夜幕的掩护，不顾风冷霜欺，站在泥地上听苏学士吟诗，在她，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苏轼了解真情之后十分感动，他暗想，我苏轼何德何能，让才女青睐一至如此。他打定主意，要成全这位才貌双全的都监之女。苏轼认识一位姓王的读书人，生得风流倜傥，饱读诗书，抱负不凡。苏轼便找机会对温都监说：“我想在王郎与令女之间牵根红线，让令爱早遂心愿。”温都监父女都非常高兴。从此，温超超便闭门读书，或者做做女红针黹，静候佳音。 谁知，祸从天降。当权者对苏轼的迫害并没有终止。正当苏轼一家人在惠州初步安顿下来之时，绍圣四年（1097）四月，哲宗又下圣旨，再贬苏轼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琼州远在海南，“冬无炭，夏无寒泉”，是一块荒僻的不毛之地。衙役们不容苏轼做什么准备，紧急地催他上路，苏轼只得把家属留在惠州，只身带着幼子苏过动身赴琼州。全家人送到江边，洒泪诀别。苏轼想到自己这一去生还的机会极小，也不禁悲从中来。他走得如此急促，他的心情又是如此的恶劣，哪里还顾得上王郎与温超超的婚事呢？ 苏轼突然被贬海南，对温超超无疑也是晴天霹雳。她觉得自己不仅坐失一门好姻缘，还永远失去了与她崇敬的苏学士往来的机会。从此她变得痴痴呆呆，郁郁寡欢。常常一人跑到苏学士在白鹤峰的旧屋前一站就是半天。渐渐她连寝食都废了，终于一病不起。临终，她还让家人去白鹤峰看看苏学士回来没有。她带着满腔的痴情，带着满腹的才学和无限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家人遵照她的遗嘱，把她安葬在白鹤峰前一个沙丘旁，坟头向着海南，她希望即使自己死了，魂灵也能看到苏学士从海南归来。 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才得以回到内地。苏轼再回惠州时，温超超的坟墓已是野草披离了。站在超超墓前，苏轼百感交集，不禁清泪潸然而下，他恨自己未能满足超超的心愿，如今，他已无法安慰这个苦难的灵魂，他满怀愧疚，吟出了这首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