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

[1]张志鹏，深化我国农村市场化改革的策略，《社会科学》，2001年第8期。[2]高波、张志鹏，“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群培育与南京市地点竞争力提升”，《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增刊。[3]高波、张志鹏，“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4]高波、张志鹏，“文化成本约束与企业文化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F31《工业企业管理》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5]高波、张志鹏，“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10期“学术卡片”摘要转载。《新华文摘》2004年第24期 篇目辑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1期转载4000字。[6]高波、张志鹏，“城市文化扩展与企业家精神形成”，《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增刊。[7]张志鹏，“中国缺少‘格林斯潘宏观调控’的产权基础”，《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9月。[8]张志鹏，“经济学视野的宗教信仰市场”，《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0月。[9]张志鹏，“基于企业文化认同的组织学习与知识创新”，《现代管理科学》2005年3期。[10]张志鹏，“企业文化选择与资源配置：激励理论的一个新视角”，《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11]张志鹏，“剖析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几个伪问题”，《经济学消息报》2005年3月。[12]张志鹏，“马克思地租理论与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天府新论》2005年第5期。[13]张志鹏，“公司治理创新：从企业文化视角的解释”，《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7期。[14]张志鹏，“劳动市场行为理论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现代管理科学》2005第4期。[15]张志鹏，“文化价值观的经济学”，《学术前沿》2005年第3期。[16]张志鹏，“企业文化选择与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17]高波、张志鹏，“文化约束与文化投资：对南京市民营企业成长的一种解读”，《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增刊。[18]高波、张志鹏，“文化成本：概念与范式”，《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19]和萍、张志鹏，“品牌的经济学分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20]张志鹏、王仕军，企业文化：从管理学走进经济学，《当代经济管理》2005年第4期。[21]高波、张志鹏，文化视角的企业理论：综合与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22]张志鹏，论企业家精神向企业文化的扩展，《管理研究》2006第2期。[23]张阳、张志鹏，基于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多元战略创新：机制、模式与路径，东方管理评论(第1辑），2007年3月，复旦大学出版社。[24]张志鹏，长三角创新之谜：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诠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25]张志鹏，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增长：趋同或分化，《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26]汪群、张志鹏 张阳，跨国文化战略：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重要竞争力，《经济导刊》2007年第8期。[27]张志鹏，觉醒、认同与合约的重订——读《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6期。[28]张志鹏、张耀文，城市转型、产业集聚与开发区发展战略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保增长、促转型”与南京跨越式发展高层论坛专辑。[29] 季红军、张志鹏、荆磊，信息化条件下陆军武器装备形成战斗力的路径探讨，《中国国防经济》，2010年第2期。[30]张志鹏，灵性资本：内涵、特征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作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宗教》2010年第4期全文复印。[31] 张志鹏，不该忽视的经济周期常识，《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3期。[32]孙建波、张志鹏，主动城市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依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该文被《新华文摘》2010年第22期转摘。[33]张志鹏、张耀文，创意城市与城市发展的动态路径：南京的应用，《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文化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专辑。[34]孙建波 张志鹏 ，反周期政策作用下的资产收益特征变化，《上海金融》，2010年第8期。[35]张志鹏，社会资本、宗教资本与传教策略—对宁夏基督宗教传播的一个解释，《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张志鹏,信仰均衡、制度环境与基督徒企业家的行为选择，第7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论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10。[2] 张志鹏,哈耶克的宗教演化论及其对中国转型启示，The Six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nese Hayek Society，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2010。[3] 张志鹏,基督宗教在宁夏的传播：阻力与策略，“边缘与多元：近代以来甘宁青地区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基督宗教的传播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兰州·兰州大学，2010。[4]张志鹏，转型期中国的灵性资本：源于本土还是全球？《第六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2009，无锡。[5]张志鹏，宗教信仰与经济增长：如何解释中国奇迹？，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8，北京。[6]张志鹏，竞争、代价与增长：对南京基督教团体的分析，第四届中国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7，上海。[7]张志鹏，发现信仰市场：从宗教经济学的一个启示，第三届宗教社会科学国际研讨会，2006，北京。[8]张志鹏，战略成功因素：对中国企业管理者认知的实证研究，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2006年研讨会，南京。 [1]在《中国民族报》开设“宗教变迁与经济发展系列随笔”，已撰写发表随笔102篇（每周1篇）。[2]在《上海证券报》发表财经评论9篇。 [1]张志鹏，家庭时间分配与教堂出席（Corry Azzi, Ronald Ehrenberg），《制度经济学研究》，2009年第3期。

浅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分析 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变迁 一、供需框架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为此，需解决制度供给与激励安排的问题。这体现在：一是SNA改革不仅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以提供SNA体系发展的稳定外在环境，而且就SNA体系内部也需要持续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加大开发核算与实际经济联系的力度，拓宽核算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范围，而不仅仅是满足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这有助于SNA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体现联合国1993年版SNA所倡导的主旨：更新、澄清、简化、协调。无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实践中，SNA都须达到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安排一种有效的激励结构。例如，SNA的持续修订就是制度化的原始体现。二是由于制度能够规避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这种激励结构使得SNA所提供的信息流在流量和流向上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 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 （二）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 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 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 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 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 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 （四）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 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