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师范格律诗研究论文

近代著名作家：龚自珍 魏源 林则徐 张维屏 梅曾亮 薛福成 曾国藩 黄遵宪 李宝嘉 吴趼人 刘鹗 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 章炳麟 陈天华 秋瑾 柳亚子 高旭 陈去病 陈三立 王闿运等现代著名作家：鲁迅 郭沫若 茅盾 老舍 叶圣陶 许地山 周作人 冰心 郁达夫 巴金 夏衍 徐志摩 朱自清 闻一多 张恨水 林语堂 沈从文 艾青 曹禺 梁实秋 艾芜 柔石 殷夫 田汉 蒋光慈 周瘦鹃 沙汀 丁玲 臧克家 冯至 钱钟书 萧红 戴望舒 丰子恺 何其芳 张爱玲 赵树理 孙犁 俞平伯 唐弢 梁遇春 还珠楼主 平江不肖生 白羽 包天笑 郑振铎 凌叔华 端木蕻良 萧军 吴组缃 吴伯萧 赖和 吴浊流等当代著名作家：杜鹏程 周立波 姚雪垠 吴强 梁斌 杨沫 柳青 茹志娟 峻青 贺敬之 郭小川 杨朔 秦牧 刘白羽 魏巍 邓拓 王蒙 陆文夫 丛维熙 谌容 刘心武 汪曾祺 冯骥才 李国文 张贤亮 张承志 贾平凹 李存葆 舒婷 北岛 食指 顾城 徐迟 余光中 林海音 席慕容 流沙河 苏叔阳 白先勇 陈映真 毕淑敏 陈忠实 王安忆 余秋雨 余华 金庸 古龙 梁羽生 王朔 铁凝 郑愁予 海子等中国近现代作家众多，这里只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并不全面。至于当代作家，为数更多，这里只是随手记下一些，还有很多有成就的作家没来得及写上。

[编辑本段]简介概况文人画（Southern School），亦称“士夫画”，中国画的一种。泛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以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北宋苏轼提出“士夫画”，明代董其昌称道“文人之画”，以唐代王维为其创始者，并目为南宗之祖（参见“南北宗”）。但旧时也往往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曾说：“自古善画者，莫非衣冠贵胄，逸士高人，非闾阎之所能为也。”此说影响甚久。近代陈衡恪则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通常“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和木石等，借以发抒“性灵”或个人抱负，间亦寓有对民族压迫或对腐朽政治的愤懑之情。他们标举“士气”、“逸品”，崇尚品藻，讲求笔墨情趣，脱略形似，强调神韵，很重视文学、书法修养和画中意境的缔造。姚茫父的《中国文人画之研究·序》曾有很高的品评：“唐王右丞（维）援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历代文人画对中国画的美学思想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等技法的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 “ 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 。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 ” 。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 “ 雅 ” 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编辑本段]历史发展宋代以前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 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三家山水”和“徐黄体异”的花鸟画。宋代宋代建立了皇家画院。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学习传统，形似是要真切细致地再现客观事物。宋徽宗以写实、形似为主导思想，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宣和画院的上述画风在南宋绍兴画院继续得到发展，画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构图的提炼。总的说来，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 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广博文化修养的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分开来的愿望：“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 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云山戏墨”和“米点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元代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返自然的慈航。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董其昌绍述：“赵文敏（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 ”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在元代绘画实践上，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明代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画新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董其昌则予以总结，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和“文人画”的理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南北宗论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特点，比喻山水画南宗画崇尚士气、尚质朴、重笔墨，而北宗画则是画工画，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论强调文人画概念，并梳理其宗派体系。从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实践来看，这意味着以书法修养融入绘画实践，“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韵味代替造型原则。董其昌还强调文人画的“士气”。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四王吴恽”。四王借鉴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南宗运动推行、绍述，他们以仿古为名，对南宗画的创作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在四王正统画派之外，还有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简练、石涛的奇僻。但究其本质，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画派和石涛一路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清代清代到了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近代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画发生了三次论争，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是继承还是抛弃，是西化还是完全继承传统。第一次论争中，康有为、陈独秀等要求进行美术革命，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写实手法改造绘画，而陈师曾等人则维护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和价值，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鸿提出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主张在艺术院校里中国绘画的学习必须从素描开始，而潘天寿等人则主张恢复中国画系，中国画应摆脱西画的影响独立发展和教学。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来，吴冠中提出现代绘画理念，要对中国画进行彻底变革。从创作实践来看，近现代的中国绘画有这样三条道路，并各自产生了大师。一是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探索创新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的刘海粟、潘天寿、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绘画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种流派的徐悲鸿、林风眠。[编辑本段]基本特征从文人画的历史沿革来看，文人画要必备几个特点。一、学养深厚。封建士大夫既是经科举制度层层选拔上来的，那么文才必须是为官的基础。要想胸有韬略，腹中需垒起万卷诗书。这样的人画出画来，不叫“文人画”也会文气十足。二、言之有物。古时的文人画不是忙三火四画出来立马就要卖钱的，而是兴之所至，信笔拈来，承载的是亦忧亦乐，表达的是真性真情。所以后人才能从八大山人的鹰眼中看出睨藐不屑来。三、格调高雅。翰墨丹青古来即称“雅好”，“雅”人之“好”的标尺，就是格调。这和画家的人品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画家接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对格调的赏析与赏析者的品位有极大的关系，即俗语所说“好画还需识者看”。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编辑本段]艺术风格文人画的题材多为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之类，文人借描绘目之所及的自然景物写心灵感受。他们眼中的梅、兰、竹、菊、高山、渔隐，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君子的化身。梅，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高自赏；兰，清雅幽香，芳草自怜，洁身自好；竹，虚心劲节，直竿凌云，高风亮节；菊凌霜而荣，孤标傲骨；山水、渔隐则不问世事，淡漠名利。借此，文人抒发他们内心当中或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其自身的清高文雅，因公因私，因国因家。有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间南山"；有苏轼作直竹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有吴镇自号梅花道人，言梅妻鹤子而终老；有郑思肖因亡国失土作露根兰等，虽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左右和道释思想的慰藉，但是也不乏文质彬彬的浪漫。文人画重意。杜甫讲"意匠惨淡经营中"匠心独运，可回味无穷。倪赞道“画者不过意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写胸中逸气耳”。文人画重简，无干的皆可简，甚至简到 “零”， "零"既是白既是空。“计白当黑”，空、白是为了“多”，为了“够”，为了满足，空白能给人以无尽深远悠长的的感受，似 "此时无声胜有声"。 文人画重书，张延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能书者皆能画"。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需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柯九思论画竹"写竹杆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文人画重墨趣，运用墨干湿浓淡浑厚苍润的微妙变化，以单纯的墨彩概括绚丽的自然。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它不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也不在技法上与工、写有所区分。他是中国绘画大范围中山水也好，花鸟也好，人物也好的一个交集。陈衡恪解释文人画时讲“不在画里考究艺术上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说明了文人画所具有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在传统绘画里它特有的“雅”与工匠画和院体画所区别，独树一帜。[编辑本段]当代画家我国当代有众多从事文人画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的画家，如：边平山、朱新建、王和平、赵蓓欣、北鱼、一然、汪为新等。霍春阳，1946年出生于河北，1969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天津美院中国画系主任、教授。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系主任、教授，天津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画院院外画师，天津青年美协顾问，《人民日报》神州书画院特聘画家，新华社新华书画院特聘画家，中央电视台书画院特聘画家，硕士研究生导师。霍春阳倾心元、明、清以来的文人画传统，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领悟及对自然之美的悉心体味，潜心追求虚静空灵的艺术境界，以“净化人的心灵”为创作宗旨，是我国传统写意花鸟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边平山，一九五八年生于北京市，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名家研修班。曾任荣宝斋出版社编辑，编辑美术书籍百余种，并获全国优秀编辑一等奖。现客居上海为职业画家，出版有《边平山画集》三种，出版合集二十余种。1958年 生于北京市。1987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南京、福州展。1988年 组织发起中国新文人画及其学术活动。同年参加由四川美院举办的“十人画展”及天津美院举办的“九人画展”。1989年 参加由上海美术出版社《朵云轩》杂志举办的“纪念柳宗元全国书画展”，并获二等奖。1989年 参加北京中国美术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展”及研讨会。1990年 参加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展”及研讨活动。同年参加中国画研究院举办的“九○春季画展”。1991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山东展及研讨活动，并在北京当代美术馆参加“青年五人展”。同年参加在台北举办的“边平山画展”，并出版《边平山画集》。1992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甘肃展。同年出版《中国青年画家五人集》。1993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福州展及研讨活动。1994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南京展。同年为《中国十大诗人》（精）一书作插图。1995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上海展、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学术展”并获精诚奖、“第九届全国花鸟画展”及由哈尔滨美院举办的“全国山水画邀请展”、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北京四人画展”、河北师大举办的教学展。同年出版精装画集《二十世纪末中国水墨画家——边平山画集》。1996年 参加中国新文人画杭州展。同年辞去编辑职务，客居上海，并与台湾山美术馆签约。1997年 参加新文人画北京展、文化部举办的“本世纪中国水墨画大展”、广州举办的“全国中青年水墨画展”及上海举办的“九七迎香港回归画展”。同年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边平山画集》，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大雅之人——画家边平山》。1998年 组织发起“中国当代艺术家联展（第一回）”及研讨会。同年参加由《江苏画刊》与加拿大举办的国际联展、在苏州举办的“江南四人展”及上海艺术博览会。1999年 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出版个人专辑《垂髫图》。2000年 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同年参加在杭州举办的“金色池塘——边平山作品系列展”及在石家庄举办的“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并出版个人画集《金色的池塘》《边平山小品集》。2001年 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同年参加由浙江美协举办的“浦江国际水墨学术邀请展”、浙江台州举办的“边平山作品观摩展”、广州东莞一泉社主办的“边平山作品展”以及浙江湖州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第十一回展”。2002年 参加上海艺术博览会，及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国际水墨邀请展”。同年参加“上海中日书法联展”。2003年 参加台湾观想艺术主办的“今之昔——新文人意境展”、上海抽象艺术油画展、上海春季艺术沙龙、杭州“尖锋水墨”画展及湖南画院举办的“中国新文人画展”。同年参加香港举办的边平山“金色池塘”系列展、美国佛罗里达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邀请展。王镛，别署凸斋、鼎楼主人等。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一九八一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书法艺术研究室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和发表，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并出版专集数种。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东方美术交流学会副理事长。赵蓓欣，女，中国民建北京委员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丰台区美协常务理事，北京市丰台区美协花鸟画创作室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会员.《中国画家》、《中国画研究》编委，《华夏名流》书画院一级美术师，《艺缘虹》书画院副院长。朱新建，1953年生于南京。198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并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美协会员，职业画家。1987年为上海美术电影厂、中央电视台设计动画片《老鼠嫁女》、《金元国历险记》、《皮皮鲁和鲁西西》的人物造型。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展，参加重要展览。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出版有《笔墨随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版；《水墨小品》、《戏曲人物》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版等多种画集。一然 本名崔建立，1974年生于山东淄博，现居北京，职业画家。著名画家边平山先生入室弟子，大型美术文献《中国美术30年》责任编辑、《艺术在中国》画刊责任编辑。先后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美术系、北京荣宝斋画院首届中国书画家高级研修班，师从边平山、半村、史国良、王和平等先生。2001年在山东举办首届个人书画作品展，2005年参加“2005海峡两岸美术交流展”、“中国当代中青年画家学术交流展”、2006年参加“画风·市场——当代中国画家邀请展”、“零点水墨——齐鲁邀请展”等重要学术展览。国画作品及专题介绍刊登于多家专业报刊，出版《中国当代书画艺术名家系列·一然作品》等。汪为新，1995年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工艺美术系，1996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汪为新书画艺术展。作品参加北京青年美术作品展．验证实力·中国画家五人展，当代水墨探索展、四人画展、名家画荷展。作品在《美术》、《国画家》、《青少年书法报》、《中国书画报》、《书法报》，中央电视台书坛画苑等媒体中专题介绍。1999年出版《汪为新画集》。沐斋，1976年生于辽宁海城，现居北京，学者型作家、书画家。“新士人画”号召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现为中央电视台电视文化中心平媒部内容总监。在国内各著名报刊《三联生活周刊》、《财经时报》、《美术观察》、《书法报》、《读库》、《读者》等发表数十万字文章及书画作品。作品集收入《书法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论坛2006年度文集》、《2004年传播与社会国际论文集》等。新出版专著个人图文作品集《温文尔雅》。

“兰陵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此说见于房文斋先生所著《金瓶梅传奇——兰陵笑笑生秘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该书指认《金瓶梅》一书为丁纯父子之作，兰陵笑笑生就是丁纯、丁惟宁。丁纯（公元1504—1576年），字质夫，号海滨，山东诸城天台人。27岁考中举人，做了20多年的“岁贡”，却屡试不第。直到50岁上，方才除授钜鹿县训导，后又升任长垣县教谕，成为一县学政的全权主持者。由他开始撰写《恶豪传》，后经其子丁惟宁继续创作，更名为《金瓶梅》。丁惟宁（公元1542—1611年），字汝安，又字养静，号少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进士。后授保定府青苑县知县、山西长治县知县、巡按直隶监察御史、中宪大夫湖广副使。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主编万历版的《诸城县志》，年仅45岁退职后还家，居于九仙山山麓下（即今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丁家楼子村），现村中有丁公祠堂（文物保护单位）。丁惟宁在五莲县兰陵峪旁隐居二十余年，埋头撰写《金瓶梅词话》。后继其第五子丁耀亢（公元1599—1671年）增删、修正、校订、出版。兰陵笑笑生即丁纯父子之称。“兰陵”并非山东峄县之兰陵，而是山东五莲县九仙山之阳的一条深谷，原名就叫“兰陵峪”，乡民俗称“兰陵口子”，后改为“洗耳泉”。为《金瓶梅》写跋的“廿公”写道：“《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继丁其伟、金亮鹏先生考证，“廿公”就是丁惟宁的第五子丁耀亢。“世庙时”，是指明世宗嘉靖朝。丁纯在嘉靖年间乡试中举后，被授为直隶钜鹿训导。明清时代的诸城一带，有以先人在何处做过官，便以其地冠称某公的习俗。这里的“钜公”，正是丁耀亢对其祖父之尊称。“欣欣子”为谁？即钟羽正也。钟羽正，字淑濂，号龙渊，青州钟家庄人。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进士，任礼科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曾主编《青州府志》。署欣欣子，暗寓欣然自得、欣然自适之意。笑笑生，“笑”什么？一则，笑对世事之荒谬坎欹；二则，笑对人生之祸福。“东吴弄珠客”，即董其昌也。董为晚明著名的大才子、书画家，是丁惟宁的挚友，称《金瓶梅》“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警世宝典”。这一学说得到金学界的高度关注，山东大学教授、山东《金瓶梅》学会会长王平认为，“丁惟宁说”的论点有很大说服力。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的专家也认为“兰陵笑笑生”之谜有望在诸城找到源头。按：《金瓶梅》的作者是否丁纯父子？“兰陵”是否山东五莲县九仙山庄之峡谷？“兰陵笑笑生”是否就是丁纯、丁惟宁？凡此种种，国内外金学专家正在进一步考证中，此说尚未有定论。 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书中他详细论述了《金瓶梅》作者之“徐渭说”。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邢慧玲在阅读了潘承玉此书后，特地从河南赶到绍兴。看了绍兴的城市结构，邢慧玲惊叹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府两县”格局和“县前街”、“东街”、“大街口”、“狮子街”、“灯市”以及“五里原”等等内外景观布置在绍兴城几乎全部找到实景。看完徐渭晚年故居“青藤书屋”，邢慧玲惊呼：“《金瓶梅》中西门府所在地就在绍兴！我要潜心研究，将毕生精力献给徐渭，献给《金瓶梅》的作者徐渭！”《金瓶梅新证》为何让邢慧玲如此信服？在《金瓶梅新证》中，潘承玉对《金瓶梅》文本进行了全面细致地分析，列表详细对比小说中关于佛教与道教描写前后的变化。通过对比，潘承玉提出：《金瓶梅》所写年代是由佛教长期失势转而得势，道教长期得势转失势的时代。小说所反映的时代跨嘉、隆、万三朝而以嘉靖朝为主，全书定稿约在万历十七年后，进而得出结论：作者非嘉靖或者万历年代人物，应当是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生活在嘉靖朝的人。《金瓶梅》中，涉及小曲27支、小令59支、散套20套30种，涉及《西厢记》、《两世姻缘》等戏剧作品24部。很多场合，人们应该说、骂、哭的时候，作者难掩戏曲创作的冲动，以“曲”代之，创作出众多戏曲；《金瓶梅》在人物描写上惟妙惟肖，巧妙运用了绘画中的白描技法，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竹坡说：“读《金瓶梅》，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也”；除了诗、词曲、骈文等文学性文体，《金瓶梅》作者运用了部分非文学性应用文体，其中多为官场用文，如第四十八回曾御史的奏章，“违越光仪，倏忽一载。知己难逢，胜游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根据以上三点，潘承玉提出：《金瓶梅》的作者除了是位小说家，必定还是一位娴熟的戏曲作家、画家和善于写作官场应用文的幕客。关于小说的地理原型潘承玉也做了新的考证。在《金瓶梅》第一回中，清河县知县说武松：“虽是阳谷县人氏，与我这清河县，只在咫尺。”武松打虎之事“传得东平一府两县，皆知武松之名”。在明朝，“一府两县”在同一城的现象并不多见，小说中东平府含有两个县治，阳谷县与清河县，西门府所在地为清河县。小说中虽明确说明西门庆所住地址为“大宋国山东清河县牌坊”，但是明朝时，东平府并非“一府两县”的格局，由此认为小说所写故事的发生地即山东清河县的观点不严密。如果西门府不在山东，那么小说地理原型究竟在哪里？潘承玉查遍明代各史，发现整个北方地区仅有顺天、西安两府，南方地区有应天、苏州、杭州、湖州与绍兴五府，存在“一府两县”现象。为了确定具体原型到底是哪座城市，潘承玉继续寻找《金瓶梅》中的线索。小说第四十八回中写道：“(东平府)调委阳谷县丞狄斯彬，沿河查访苗天秀尸体下落”，“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由此得出两县治的具体方位是：清河在东，阳谷在西，两县中间有界河。明朝，在可查证的“一府两县”的府城中，两县治呈东西向排列于府治两侧，并以河为界，只有绍兴一府。通过对小说文本与明朝史实的研究，潘承玉提出颠覆金学界传统论断的新观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地理原型非山东清河县，而是浙江绍兴市。至此，小说中妇女唯一发型为“杭州簪”，向西门庆借银子的“杭州刘学官”又称“前边刘学官”等等，与小说第七十四回，薛姑子宣卷讲到：“这赵郎见词不能依随，一日作别起身，往山东买猪去”，与第九十四回，媒婆薛嫂听人说：“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与小说地理原型为绍兴在逻辑上完全吻合。因为，只有是绍兴主人才会对朋友说我这边有个山东客人，山东主人没必要故意称对方客人是山东客人，只有在江南杭州附近满足“一府两县”格局的绍兴，才会称“杭州刘学官”为“前边刘学官”。既是绍兴人，又集画家、戏剧家和幕客为一体，明朝时哪位绍兴人士最有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呢？最终种种线索集中于一人，此人便是明朝绍兴大名士徐渭。2000年10月，吴敢教授在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长篇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说：“潘承玉所作《金瓶梅新证》是所有《金瓶梅》作者研究成果中逻辑最为严谨、推论最为精微、行文最为典训、结构最为周到的一种。”兰陵笑笑生与王世贞有深仇大恨无论是《金瓶梅词话》，还是《绣像金瓶梅》，均可以发现其中有大量影射王世贞（1526-1590年）乃至太仓王世贞家族的内容，态度甚不友好。一，两个版本第十七、十八回，均出现了倒霉的兵部尚书王黼，因为保卫京师不力，致使敌军深入，被言官弹劾，五月下狱，被皇帝亲自判决秋后斩首。王世贞的父亲王忬(1507-1560年)恰好就是这样死的，死后也恰好被追封为兵部尚书。王世贞和亲友，极其忌讳此事。二，两个版本第六十五回欢迎六黄太尉的山东官僚行列中，出现了两个例外人物，他俩既不是北宋晚期的真实人物，也不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进士。一个是“右布政陈四箴”，现据考证是影射万历十七年冒死上谏的大理寺官员雒于仁。一个是“青州王士奇”，现据考证是影射青州兵备副使王世贞和他的长子王士骐。同时出现的黄甲、凌云翼、狄斯彬同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癸卯科江南省试举人，王世贞恰恰在这一科。而王世贞和凌云翼、狄斯彬、曹禾、黄元白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三，两个版本中西门庆的官商事业继承人张二官名叫“张懋德”，王世贞的弟弟王二官名叫“王世懋”。如果是王世贞或者门客这样写《金瓶梅》，情何以堪？四，《绣像金瓶梅》敌视王世贞，进一步升级。第一回中应伯爵说“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明显影射李攀龙、王世贞因为少年显贵而排斥老诗人谢榛的丑行。五，《绣像金瓶梅》第三十回回目“蔡太师擅恩锡爵”，明显犯了“王锡爵”（1534-1614年)的名字。王锡爵是太仓王氏的领袖，帮助王世贞升官，帮助王忬封赠。在《绣像本》看来，这都是“蔡太师擅恩”。六，《绣像金瓶梅》第七十二回王招宣府上“世忠堂”有对联“乔木风霜古”，这句诗本来是杨士奇的，后来被王世贞抄袭过。书中把这句诗挂在臭名昭著的王招宣府，讽刺可谓毒辣。王招宣府只有王三官，那王大官和王二官哪里去了？七，《绣像金瓶梅》第九十三回败家子“陈敬济”当了道士，取名“陈宗美”，成了娈童。王世芳(1503-1563年)，字济美，王世贞堂兄。王世懋(1536-1588年)，字敬美。王世贞，自己字元美。如果是王世贞或者门客这样写《金瓶梅》，情何以堪？可知作者兰陵笑笑生既是严嵩的仇家，又是王世贞的仇家。二者交集，现有作者嫌疑人中唯有徐渭符合这一条件。 究竟谁是《金瓶梅》的真正作者？书上所署笔名“兰陵笑笑生”究竟是何方人士？这个中国文学史和金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四百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和读者。2008年11月浙江学者陈明达推出长篇论文《（金瓶梅）作者蔡荣名考》，论文中解释《金瓶梅》作者为明朝黄岩人氏蔡荣名。蔡荣名（1559--？）字去疾，别字簸凡，明黄岩人。出身书香门第，习研古诗文。曾祖父蔡余庆，进士出身，曾任汀州知府。祖父蔡绍科，举人，曾任大理知府。叔父蔡宗明，进士出身，官至礼部郎中。蔡荣名少小聪慧异常，17岁时考中头名秀才。但他我行我素，偏激狂傲，不耐繁文缛节，多次赴省试均未中举。于是就纵情诗酒，醉中成诗。著有《太极注》、《芙蓉亭诗钞》。蔡荣名于24岁北上拜谒王世贞，深受赏识，延为上宾。留住在府。陈明达从八个方面考证：1，书中大量独特的黄岩方言证实只有黄岩人才能写得出来。2，蔡荣名的出身、经历和秉性符合写作《金瓶梅》的身份；《芙蓉亭诗钞》更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3，王世贞鼎力相助蔡荣名完成写作《金瓶梅》。王世贞诗“袖携天台石，吐作弇山云”。“两年两扣先生门，沾沾所见惬所闻”及蔡荣名《弇山行》证实，《金瓶梅》初稿是蔡荣名的，也是蔡荣名在弇山园两年最后定稿的。4，王世贞“袖携天台石”；欣欣子序“吾友笑笑生为此，爰馨平日所蕴者，著斯传”；《金瓶梅》36回955页：蔡状元道：“学生蔡蕴，贱号一泉，”“泉”，水源也，黄岩话“水、书”同音，均念“xu”。意思就是蔡蕴书源也。三者均指《金瓶梅》书稿出处，证实笑笑生就是蔡荣名。5.“兰陵笑笑生”出自王世贞诗“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中的“陶陶酒人”，兰陵指代酒。“欣欣子”的“欣欣”出自王世贞诗“沾沾所见惬所闻”中的“沾沾”；6，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欣欣”的第二个含义是“欣欣向荣”，所以，整个署名隐含“荣名闲里书之于轩”。7，《金瓶梅》跋中的“钜公”指张居正。王世贞与张居正是同年，要影射张居正，必须让作者隐姓埋名，所以托名“兰陵笑笑生”。8，历来许多学者不解的疑惑在蔡荣名身上都能找到答案。如“三七”、“凤城”、“芙蓉亭”等的出处。 此说见《金瓶梅》满文译本序。该书卷首有康熙四十七年五月谷旦序：“此书乃明朝闲散儒生卢楠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不知确否？”卢楠，明代文学家，字少楩，大名浚县人。太学生，明末广五子之一，著有《蠛蠓集》等。他是王世贞的高足，富有才华，极为熟悉浚县、临清一带的社会风情、市民生活，具有创作《金瓶梅》的条件。王汝梅教授在《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一文中，申述了卢楠说，然无确证。 冯梦龙（公元1574—1646年），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字犹龙，别号茂苑野史、龙子犹、顾曲散人、姑苏词奴、詹詹外史、平平阁主人、墨憨斋主人等等，长州（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崇祯中，由贡生授福建寿宁知县。清兵渡江时，参加过抗清斗争。受李贽为代表的晚明进步文学思潮影响颇大，重视小说、戏曲和通俗文学。编纂话本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民歌集——《桂枝儿》、《山歌》；笔记——《古今谈概》、《情史》；改写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散曲集《太霞新奏》；戏曲《墨憨斋定本传奇》等。冯梦龙是晚明一位极为活跃而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苏州府志》卷八十一《人物志》中曾称赞他“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他幼年家贫，读书用功，对文、史、哲深有研究。曾在私塾里教过书，讲解《春秋》，所以后来能写出《春秋衡库》。中年时期，靠卖文为生，曾给苏州的书社（店）编写过大量的书稿、书籍。据《太霞新奏》中的有关记载和散曲，我们知道他青年时期曾经热恋过一位叫侯慧卿的著名歌妓。后来侯慧卿嫁了人，使他大失所望，遂绝迹青楼，结束了放浪的生活。可见冯梦龙曾经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放浪于青楼。由于他在青楼歌场、茶坊酒肆活动，使他对市民的社会生活十分了解，也使得他有机会观察和分析那些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女性们的生活和心态。他做官是在56岁的晚年。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魏子云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祭头巾文》一文，在冯梦龙所编写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的“凡例”中，有“金陵游客”冯梦龙写《头巾赋》的记录，所以，《开卷一笑》和冯梦龙的《古今谈概》、《古今笑林》、《智囊补》等著作后，认为文句“不惟有其语态雷同处，且有引言惯用语”，可以“肯定《金瓶梅词话》是冯梦龙参与的改写本，连‘欣欣子’与‘东吴弄珠客’都是冯梦龙的化名”。陈昌恒先生则从考索冯梦龙的名号入手，得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等都是冯梦龙的化名。它三篇序跋，署名、尾语不同，但实为一文，倘排比研究，则构成一篇完整的《金瓶梅》研究论文。同时具体论证了冯氏创作《金瓶梅》的三个阶段。另有些学者指出，“崇祯本”《金瓶梅》词话亦宜出自冯梦龙之手。在《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和成书过程的研究中，冯梦龙的特殊作用，应值得注意。专家们认为《金瓶梅》不一定是世代累积型的一种集体创作，但并不否定曾经有人系统整理或最后修定，而且这个最后修定，也难以确定是一次或多次，多次是指在一次初步完成后，又经同时或不同时代的人对作品进行较大的或最后的修定、写定。同时要解开《金瓶梅》作者之谜，还必须从三个框框里跳出来：第一，“嘉靖间”，第二，“山东人”，第三，“大名士”。才能比较科学地去探讨，而现存万历本，即丁巳年（公元1617年）刻本，应是初刻本，初刻即是新刻，也即是首刻，这与冯梦龙关系极大，最后修定者或写定的非他莫属。 此外还有李先芳说、沈德符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刘修亭说、李卓吾说、汤显祖说、陶望龄说、丁耀亢说、丘志充说、袁宏道兄弟说等，不一而足。还有更早一些的“绍兴老儒”、“金吾戚里门客”、“某孝廉”等。据统计，这个名单截止到2013年已有60余众之多了。但这绝不是最后的数字，说不定哪一天，这个名单就要上升到三位数了。除此之外，还有“世界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而丁朗先生则认为，《金瓶梅》的原著作权，并不属于“兰陵笑笑生”。所谓“兰陵笑笑生”基本上是一个冒名顶替、欺世盗名的人物。他有可能是现存《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和五十四这两回的修改者。更大的可能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纯粹是炮制序文的那位夫子为了满足出版商的需要，心血来潮，随手杜撰出来的一位“乌有先生”、“子虚真人”。丁朗先生主张“挂一张寻人画像在北京街头”，他给这位作者花了一幅肖像，认为他应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他长期生活于北京东部城区。二、他经常出入于“本司三院”之类的地方。三、他对武官生活的了解超过了他对文官生活的了解；他对京城知识的了解超过了对外地知识的了解；他对实际生活知识的了解超过了他对书本知识的了解；而他的书本知识（包括历史、地理知识等等）又主要来源于宋元活本和各种戏曲的戏文之中。四、他几乎没有什么诗才，甚至不大懂得诗词格律，而对流行歌曲及民间小调的爱好，非同一般。五、他与曲艺界关系密切。六、他同嘉靖朝失势一派的太监们观念一致，爱其所爱，恶其所恶。而且他本人极可能是个性无能者和性变态者。七、他同明嘉靖丁未科的某些进士有交往，同时可能与嘉靖皇帝有深仇大恨。（见丁朗著《金瓶梅与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1月版）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同时以上所有说法均无直接证据证明兰陵笑笑生的籍贯与姓名。四百多年以来，学者们为了解开这个谜，作了多少深文周纳的辨析、研究，至今仍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周续赓副教授曾幽默地说，除非哪一天地下出土了什么有关文物，否则这场争论便永远不会完结。

《论语言的内部矛盾及其发展》，载《中国语文》1961，1。《评语言论》，载《中国语文》1965，5。《再论语言的内部矛盾及其发展》，载《兰州大学学报》1964，1。《词的语义域和词典》，载《辞书研究》1981，1。《论词义运动》，载《辞书研究》，1985，5。《论词义和释义的一些问题》，载上海辞书出版社辞书研究丛刊：《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1985年出版。《论语言的风格》，载《语体体》一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嘉善方言志》载《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等等。附：《北大人》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第一卷第641页：徐 青，1934年生于浙江嘉善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湖州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修辞学会理事、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少年时代爱好语文，却读了浙江省蚕丝学校。1953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次年调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1957年毕业后在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共16年。其间经常下乡劳动或工作，经受过多种多样的生活和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例如，曾在祁连山下开荒、在陇东住过窑洞、在长城外荒原上住地窝子（即地洞）办农场等等，这一切对青年的成长益处很大。他认为：一个人 如果不了解黄土高原及其人民的生活和生产状况，就很难完整地了解到中国的国情。1973年初，因解决夫妇长期分居两省的困难，调回家乡，执教于嘉善县第二中学。1979年调入湖州师范专科学校。离京后，花了29年时间，走完了高等学校教师职称的台阶。他曾发表语言学和诗律学论文130多篇，出版过《语言趣谈》、《古典诗律史》、《字典和词典》、《词汇漫谈》、《现代汉语》（全国教材）等著作。在语言学理论、音位学、词汇和语义学等的研究中卓有成绩，在汉语诗律的研究中摸清了中国古典诗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归纳出了格律结构的具体类型，被誉为’有创见、有突破’；八十年代中，又研究了，《全唐诗》，分析、整理出了唐诗格律体系，阐明了唐人在诗律应用上的特点，这对中国诗歌史的研究是添补了一个空白，意义深远。他对母校北京大学最深的印象是：学术上，兼收并蓄；治学上，勤奋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