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研究

中国建设新农村方案已经在许多试点全面铺展开，笔者针对其中出现的土地征用问题进行分析，主要从失地农民得到的赔偿和作为知情方的政府的作为两方面对征地行为进行分析。目的在于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和对地方政府的某些作为进行适度评析，希望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类似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首先是因为：和西方的广大工人阶级一样，为了工业的发展，我国的农民做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到了工业的返哺期了，所以有必要对失地农民进行全面关心。其次是因为：作为人民群众的公仆的地方政府，如果是真正地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在“为人民服务”的幌子下进行一些“避光”勾当，他们的行为则需要被质疑。本文就是在这样一个人文关怀下写出的。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土地征用 赔偿 政府行为 以下是论文的正文，笔者将从为失地农民维权和地方政府作为的分析两方面进行论述。并力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以争取达到双赢的局面。第一 为失地农民维权这个题目将从农民从土地征用中得到的补偿和失地农民的就业两方面进行分析：一、补偿方案及其潜在的问题土地征用后的补偿办法同样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变迁，由于计划经济时期低估土地价值的观念依然存在，又由于城市政府相对于农民处于优势地位，对被征土地农民的补偿经常低得可怜，不仅远远低于城市用途的价值，也低于农业用途的价值。例如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是以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3~6倍，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也只提高到了6～10倍。2004年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加在一起不应超过土地平均产出的30倍。最后的也是最近的办法应该是最权威的做法，但是就是这个比较合理的做法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以下是课题组从中央某媒体的1325封和课题组收到的109封共计1434封有关农村土地的上访信中，随机抽取837封占总数的58％进行了具体的定量分析。从中得知，目前有关农村土地问题争议，主要有征地和占地两大类型。按照上访信所使用的有关问题性质的语言，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不同性质的问题：非法、强行征用土地277封，占33．1％；土地补偿款过低或被侵吞192封，22．9％；征用地后不给安置人员34封，占4．1％；强占或私分集体预留地185封，占22．1％；私分或私售土地73封，占8．7％；强行改变土地用途40封，占4．8％；强行收回承包地36封，占4．3％。大致可以反映出以下三个问题：首先，由于不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基础确定补偿费用，造成征地补偿费用过低，使得失地农民在失去基本的生产资料之后没有足够的资本得以发展新的产业来维持生计。因为当土地由农业用地变成城市用地时，其价值肯定会翻倍。由于这种土地用途的转换是在两个所有者之间的转换，他们都有权利获得一部分转换带来的土地增值。这是任何一种商品或资源交易的基本逻辑。只有在价格高于出售者认定的价值时，出售者才会出售；只有在价格低于购买者认定的价值时，购买者才会购买。换句话说，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金额，应在农业用途的土地价值和城市用途的土地价值之间。其次，征地补偿费用被严重拖欠。至2004年初，国土资源部查出全国各地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亿元，经过国土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联合清欠后，仍有亿元没有偿还，这只是比较笼统的统计，具体到各个地区，拖欠农民补偿费用的事件一再发生，虽然是少数农民进行了一些维权措施，但这个数据特别让人惊讶。再则，征地补偿费处置体制不健全，容易导致乡、村级组织和少数当权者以集体名义非法侵占农民应得的合理补偿。征地补偿费中的土地补偿费法定为集体所有。这样，即便农民失去依法取得的农地承包经营权也可能得不到合理补偿。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农民的立生之本，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拿着得到的少数的补偿，日后的生活如何维持呢？他们成了又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笔者认为应该从农民自身的提高和社会给予适当的帮助，而且两个都不能放松。首先，作为已经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应该看明白这个事实，如果没有一技之长绝对不能在社会立足。其实他们由于拥有适当量的资金，为谋生提供了保证，可以学习一技或者做个体，总之需要一个立足之本，但是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有这个觉悟，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人，他们也需要改变自己的思想，否则只能沦落为社会最底层，并且还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从这点出发，不管什么时候，人都只能靠自己取得成功。其次，社会需要给失地农民适当的帮助，力度应该大些，不是单纯地资助点低保，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民根深蒂固的不利于发展的思想，需要的是教育的力量，可以开办各种培训机构，一方面为他们的就业提供中介帮助，另一方面为他们自身的提高而努力。无论是自身的提高还是社会的帮助，其实都少不了政府的保护或者说是“服务”，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却着实让人质疑其“可信度”。以下将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第二 地方政府作为的分析地方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土地的所有者，广大农民充其量只是使用者，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民观”，对于地方政府的任何作为，农民只能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样更加助长了他们的一些嚣张气焰，使他们更加“剥削”广大农民。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是中央政策的直接贯彻者，他们能把中央的利民政策很好地贯彻下去，把农村建设全面铺开，也的确为农民致富做了很大的贡献，在此，笔者无意贬低政府，只是希望各个地方政府能竭尽所能切实地服务农民。以下从征地到补偿以及就业的全过程深入地分析一下地方政府的作为。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决定了政府无法成为社会总体利益的公平分配者。在农地征用中,地方政府不仅是博弈制度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也是利益的博弈者。在博弈中,制度是利益分配的有力保障。政府正是利用享有制度设计的权力首先占领了博弈的主动权。而且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很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以公权谋取自我利益的现象出现。尤其是,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作为制度的设计者的代理人为了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就难免会使制度制定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从而进一步控制了博弈过程,使自己在未来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这样的理论和规律指导下，政府在作为企业和农民的中介时，会便利地从中渔利；作为征地主体时则会制定对自己尤其有利的制度来牟利；当应该给农民补偿时，他们会“适当”提高或者降低标准；当面临农民的就业压力时，政府更是会做“等、靠、要”来推卸责任；等等。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原因，而且政府的行为，我们也给予特别的理解，但是理解不等于同意，因为代价是广大农民的利益。所以政府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责。笔者认为，政府政策的倾向或者受利者应该是农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如果可以履行以下几个原则，那么地方政府就是合格的值得拥护的政府。首先，笔者认为是“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原则。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利，导致耕地急剧减少和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并且对于已经被征用的土地要运用得当，可以作为开发地和商业用地，不能做的就是政府办公楼。其次，笔者认为是“利益最小化”原则。地方政府应该树立“公仆”信念，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再次，笔者认为是“所有问题都是我的”原则。无论是面队农民的就业还是补偿问题时，不能逃避，应该勇敢地解决，适当地调节。最后，笔者认为是“实事求是”原则，也是“因地制宜”原则。不能盲目地学习典型和一般规律，应该从自己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切实作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要搞形象工程，这是农民深恶痛绝的事情。以上是笔者对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观点可能有失偏颇，仅是自己的看法。第三 总结征地问题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体现并激化出来的，它的解决其实并不难，需要的是经济的再发展，然后就是地方政府的人文关怀，相信只要全国一起努力去解决一个并不是特别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不了。无论是征地或是其他的“三农”问题，将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建设新农村已经全面展开，我们应该对其中可能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加以解决。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难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农业、农村、农民这一问题是政府关心的重点，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中国的改革第一步源起于“三农”，中国未来的成败，也必将取决于“三农”，这是显而易见的。泱泱大国，农为根本，只有“根本”的问题解决好，才是最彻底的，最有价值的，最革命的。 200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下达了关于开展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的指令，按照国家发改委下达的调研课题，笔者有针对性的深入湘潭县农村开展调研，并运用湘潭县县委基层办、县委政研室和湘潭县政府经研室的相关调研成果，形成了综合性调研报告。 调查结果表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农民增收乏力，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和尚未建立长期投入机制，成为我国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四大难题。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原因是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相悖的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笔者以为要做好做活五个方面的文章： 一、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二、生活富裕 用产业化的布局 实现社会重建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研究；三、乡风文明 用市场化的思维 实现制度重建 --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四、村容整洁用城镇化战略 实现生态重建 --关于农村环境污染研究；五、管理民主 用科技化的手段 实现文化重建 --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研究 关键词：农村经济，经济发展，和谐发展 近三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台了关于“三农”问题的三个一号文件，有力促进了农民增产增收，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开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六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七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第八个一号文件。文件要求，要完善强化支农政策，建设现代农业，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良好开局。 难题之一: 乡村债务问题 据调查，一般规模较大的行政村年刚性支出需15万元左右，规模相对较小的行政村也不少于10万元。但目前大多数村的经济现状都不乐观。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受政策性制约，企业改制断了收入，税费改革少了收入，招商引资没了收入；二是经济发展空间小，受制于有限土地资源、资金和自然资源；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入不敷出，不可预见性支出不断攀升，正常运转难以为继。村级集体往往经济薄弱、无钱办事，这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突出难题。 一、乡村债务结构分析 ~~县乡村两级负债总额为万元，其中乡一级负债万元，村一级负债万元，其债务结构如下: 按成因划分:A、地方上项目、办企业，造成决策失误或因管理、市场原因亏损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B、办福利事业、“普九”、乡镇医院和村办福利事业建设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C、民间高息借贷、完成各种上交任务，因本金、利息形成的村级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D、如通乡镇油路、农田水利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E、因村级财务管理混乱，干部因素形成的历史性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F、农户欠交税费， 逐年欠款而增加形成的集体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H、其它原因形成的债务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 按债权人划分:A、欠银行、农村信用社、基金会及其他金融机构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B、欠乡村工程业主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C、欠乡村干部万元(其中乡干部万元、村干部万元)，占。D、欠乡村教师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E、欠民间个人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F、欠其他经济组织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H、欠其他债权人万元(其中乡级万元、村级万元)，占。 二、乡村债务成因分析 1、财源有限。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撤区并乡、农村税费改革、免征农业税等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村集体不再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和经济收入的支配权，“五统三提”、农业税附加等乡村集体收入也随之消失，乡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大多数被取消，预算外收入锐减，乡村集体收入来源被逐渐抽空;由于人才、技术、资金、市场缺乏、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等方面的先天不足，曾经红火一时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纷纷破产倒闭或改制重组，每个乡镇每年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的企业管理费收入顿时化为乌有;1988－1993年，国家实行：划分税种、核实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留成比例较高，理财自主权较大，财政状况相对宽裕，而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地方的独享税种只有营业税、地方企业上缴利润、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额税种，而增值税、所得税地方只分享25%、40%，地方财源严重“缩水”。 2、刚性支出居高不下。由于机构雍肿，队伍膨胀，乡村二级的工资、误工补贴，办公费、交通费等基本支出使乡村不堪重负，政策性增资只能“挂空档”。旱涝灾害、山林火灾、矿山事故等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不可预算费用，使原本拮据的乡村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3、财源流失严重。分田到户后，村级集体财产被一分而尽;撤区并乡、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人情税、关系税、税收征管力度不够，导致税收不能按国家政策足额征收;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税费收缴缺口大，尾欠收缴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实行分税制以来，一定四年的乡镇税收任务必须无条件完成，不能完成的乡镇只能高价买税(20~30%的手续费)或高息借贷垫交;成立于1994年的农村基金会、互储会，一开始就以高息和分红疯狂吸收存款，违规大额放贷，直接威胁金融秩序，99年国家下令强行关闭时，乡镇财政向国家举债亿元兑付农民存款，农村“两会”清收不仅使县、乡、村支付了巨额的清收成本，还承担了1368万元的利息债务，至今还有9000多万元的不良贷款没有收回， 4、盲目性建设投资强力扩张。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企不分，政府办企业、政府为企业担保贷款，使乡镇不得不花巨资为企业亏损买单，为企业偿还不良贷款本息;各种达标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使乡村债务陡增;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组织农民发展新的生产经营项目，并和农民签订保产保利合同，项目失败后，政府不得不替农民交纳巨额学费。 5、预算约束力不强，挥霍浪费严重。乡镇人大会议上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往往是一个形式，乡镇的财政支出一是拆东墙，补西墙，毫无预算可言。二是乡镇财政支出往往是书记、乡镇长说了算，管他预算不预算，支出决策不仅脱离预算而且基本上没有民主可言、更不要说财务制度了。三是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乡级财务账性违规违纪支出现象较为普遍，有限的乡村财力“跑、冒、滴、漏”严重，乡村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四是乡镇主要领导异动频繁(平均任期2年左右)，在领导的潜意识中，根本就没有长远打算，大多是过日子、守摊子、找路子，希望早日脱离“苦海”，支出的随意性也就被无限放大。五是村一级的支出就更没有计划了，“到手就是财、今朝有钱今朝用，管他明天怎么过”，是大多数村干部的理财之道。 在现行的乡村绩效考核机制中，数字化强制性硬指标不少，唯独没有行政成本的考核指标，乡村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没有成本意识，从客观上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个别乡村干部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声誉，不惜花公款制造虚假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在乡村财力日益拮据的状况下，办公费、交通费、通信费、公务接待费却节节攀升，大吃大喝俨然成风，公费请客送礼愈演愈烈。在公款消费上讲排场、讲档次、互相攀比，债务包袱越背越重，群众怨声载道。 三、乡村债务影响分析 巨额的乡村债务对基层组织运转、农村社会稳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1，是违法行政的重要诱因。乡村出现收支失衡后，乡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行政资源，巧立名目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各种费用，因而，农村“三乱”久治不止;为了弥补工作经费的不足，乡村两级均热衷于违规征用土地搞建设，通过炒地皮，从中获取20-30%的收益;由于经费紧张，驱使政府机关和干部采取各种隐蔽手段经商办企业;为确保正常运转，乡村干部千方百计找门路，以项目建设为幌子，通过非正常途径，采取非正常手段，争取上级支持，以弥补工作经费不足。 2、直接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沉重的债务包袱，使乡村主要领导整天处于“借新债、还旧债、躲追债”的状态下，影响了他们谋划经济发展的精力;湘潭县的干部工资只有~~市的1/2、长沙市的1/3，并且还不能按时发放。乡村干部为垫交税费、垫付工作经费，每人手里攥着几千元、上万元乃至10多万元的“白条”，兑付遥遥无期，乡村千部人心涣散、意志消沉；面对存量和增量均严重不足且强制带病超负荷运行的农村基础设施、亟待完善的社会事业公益设施，乡村二级无力改造和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需脱节的现象更加严峻;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保障，有限的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和教育经费被乡村挪用已习以为常，直接影响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基础教育。沉重的债务包袱，致使乡村二级运转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正常发挥，势必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由于公共投入不足，也直接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农民增收致富。 3，有损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巨额的乡村债务使乡镇政府、村委会成为农村最大的债务人。对内，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和公款私垫费用，对外，大到欠金融机构贷款、施工单位工程款，小到欠水电费、运费、餐费、办公用品费，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乡村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只能采取能拖就拖、能躲就躲的应对之策，社会公信度大打折扣。债主为了早日拿回欠款，无奈之下，只能无休止地纠缠乡村干部，围堵干部家门和乡村驻地、封堵学校大门、强行搬走农具和办公用品，搞得乡村干部声名狼藉，无法开展工作。 难题之二: 农民增收问题 近年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农民增收依然十分困难。农民富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目的，增收困难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挑战。 首先是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二是产业化带动难。近几年农业产业化有了一定发展，但农业竞争力总体还不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不高，带动农民增收不明显。公司加农户和协会加农户等模式并未给农民增收带来多少实惠。公司、协会和农民之间还未真正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民几乎没有在企业或协会的二次分配中获益增收。有的地方将合作经济组织或协会作为普通企业对待，有的作为社会团体对待，还有的地方根本没有适当的名分。这种混乱局面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贷款、纳税、保险等诸多方面困难重重，严重妨碍其发展。三是转移性增收难。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加，外出打工和就地转移的劳动力队伍庞大，但由于综合素质低，大多数劳动力仍从事着低收入的工作，技术型、技能型劳动力转移输出很少，无法获得较高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受到抑制。四是政策性增收难。自2005年起，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及其附加，“一免三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但农民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没有更多途径。 一、农业政策执行情况 税费改革前的2001年，~~县农民的税费负担情况为:农业税28404509元、农业特产税5160000元、生猪屠宰税1352700元、乡统筹47604645元、村提留18886556元，共101408410元。人平负担98元，亩平(按计税面积计算)负担108元。一些临时性摊派和搭车收费(约30元以上/人)尚未计算在内。 2002年税费改革时，湘潭县核减一批不合理计税面积，合理确定计税产量，取消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和“五统三提”，将农业税费门类规范为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2002年和2003年因税费改革使农民减负约30元/亩。 2004年农业税税率由7%下调至4%，全县农业税及附加总额3304万元，人平负担元，亩平负担元，较2001年下降。 2005年，农业税全免，全县预计免征农业税万元，从此，农民完全从税费负担的梏桎中解放出来。 2003－2004年，~~县共减免农业税万元，得到了上级财政等额专项转移支付。 2002－2004年，~~县共下援农业税灾社减免万元，重点照顾贫困村组的农户、五保户、烈军属、残疾人、受灾群众和水库库区内的困难群众。 2004年，~~县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发放直补资金970万元，粮补资金万元，使农民直接增收万元，人均增收元。 二，2000～2004年~~县农民收入情况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总量及构成的变化情况。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0年的2644元增加到2004年的3681元，5年内增加1037元，增长，年均递增。 2000—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度增长具有极大的不均衡性（2000年较1999年增长，2001年较20001年增长，2002年较2001年增长，2003年较2002年增长，2004年较2003年增长）。5年中，农民收入虽稳步上升，但有四年的年间增速低于的年均增速;其增长规律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和明显的跳跃性，前四年为低速期，年均增速仅，2004年为快速增长期，较2003年增加516元。增长，首次超过城镇居民纯收入增返个百分点。若没有2004年的高速增长支撑，就不可能实现的年均增速。 5年间，农民纯收入的构成基本稳定。家庭经营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58—之间;工资性收入占，5年间的增减幅度稳定在～之间;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仅占、。湘潭县2004年农业总产值亿元，农业增加值亿元，粮食种植面积万亩，粮食总产量万吨，出栏牲猪万头，农民人均纯收入3681元，分别比上年增长、、、、、。以上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核心的支农扶农政策的颁布实施，农业和农村取得了多年以来难得一见的好形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农产品全面丰收，农业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成为国家宏观调控下，县域经济特别是农业大县县域经济的最大亮点之一。 〈二〉、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 1、农民收入的增长仍然依赖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收入来源渠道依然狭窄。 2、农民收入增长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2004年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政策效应。免征农业税不仅使农民减轻了负担，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根治了农村乱收费的痼疾，使各种巧立名目的搭车收费失去其依附的载休，广大农民群众可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直补、良补给了农民一条稳定的政策性增收渠道，减负和增收使农民在长期的“高负低收”的恶性循环下解脱出来。 3、较长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速一直低位徘徊。以2000~2004年为例，年均增速仅，其中，2000年较1999年仅增长，2001年增长，2002年增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2000~2003年的农民收入增长处于停滞和负增长状态。 4、农民收入的内部分化日趋加剧。2003年，我们调查了8个乡镇20个村50户农户的收入情况，户均收入8400元，其中年收入10000元以上的17户，占34%;年收入在5000~10000元的26户，占52%;年收入1000~5000元的5户，占10%;年收入1000元以下的2户，占4%。 三、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 1、农民增收的空间非常有限。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持续低迷的原因除政策等因素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历了10多年的家庭经营后，农村生产力、单位土地面积的生产效率已经发挥到了极至，在新的经济体制、产业格局、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出现以前，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必然进入“休眠期”。2004年的增产、增收、增效缘于政策好、市场旺、人努力、天帮忙，政策的引扶效应和市场的刺激效应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至，要保持2004年的良好发展态势已属不易，要谋求新的发展和突破，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农作物产量和价格也接近峰值，依靠提高单产和市场涨价增收显然“内存”严重不足。在世界农产品生产与贸易不断集中、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垄断性经营、发达国家对农产品进行巨额补内贴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产品进口设置绿色壁垒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 2004年，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从45%下降到17%，许多农产品的关税普遍下调20—30%，国际农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价格也将下降20—30%，农产品价格回落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已经无法经受国际国内大市场的冲击，国内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 进入鸡年，农产品价格就遭遇“寒潮”，首先是稻谷价格比2004年下跌5～8元/50kg，接着是4月下旬～5月下旬的牲猪价格直线下跌，良杂猪由去年的元/kg跌至元/kg ，良良猪由去年的11元/kg跌至元/kg，在经历了一个月的低价运行后，牲猪价格才触底反弹，小幅上扬，但仍然没有恢复到2004年的价格水平。工资收入己成为农民收入的“创业板”。受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影响，尤其是城镇建筑业、制造业等对农民工需求大的产业增长强劲，民工外出务工寻找工作的机会相对较多。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估计在近几年，工资性收入会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贡献因子。但，从发展的角度看，劳务经济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是竞争越来越激烈。全国共有农村劳动力42亿，农业自身的劳动力需求只有亿，尚有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和新增就业人员，城市的承载能力相对有限。二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少。三是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体力型务工人员的薪金待遇会越来越低。四是湘潭县的劳务经济至今是一种自发经济，管理松散，组织化程度低，若不引起高度重视，就有可能失去部分劳务输出市场。 2、农民增收的风险性系数大。农村是一个庞大的“露天工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是“靠天讨吃”。目前，我国尚末建立农业风险救助机制，一遇自然灾害，农民就只能望天兴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实现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也与日俱增。众所周知，过度开发和盲目扩张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水士流失、生态失衡、资源紧缺必然导致气候的反常，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农民增收的风险系数也就不断放大。 3、农民增收的自主性非常有限。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受思想观念、认知水平的限制，农民死抱自己的一亩三分自留地不放，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土地浪转机制难以形成，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作田、养猪、打工不可能使农民收入出现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增收动力明显不足。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的“晴雨表”，农资价格又是农业的“风向标”，农民对“二价”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农民增收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今天以来，农产品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农资价格却一路飚升，尿素零售价（下同）1950元/吨，同比（下同）上涨；钾肥2200元/吨，上涨；碳胺540元/吨，上涨；复合肥1050元/吨，上涨；种子9元/kg，上涨；农地膜14元/kg，上涨4%；抛秧盘元/块，上涨160%；农药的平均涨幅也在20%以上。因农资涨价，农民种田成本增加50元以上/亩。按2004年湘潭县“二补一免”元/人计算，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被农资涨价全额抵消。 受煤、电、油、运紧张和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农资价格上涨有其客观原因。但透过涨价现象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问题。一是近年来，舆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宣传有失偏颇。农业和农村经济刚有转机和起色，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把农村形势说得天花乱坠，片面宣传和夸大成就，对仍在存在的各种问题或是忽略不计，或是轻描淡定，给人以“三农”问题已经解决，农民已经富裕的舆论误导，各行各业，特别是农资生产商和经销商也就争先恐后来分“蛋糕”，为农资涨价埋下伏笔。二是农民对农资生产成本、进零差率等生产经营信息全然不和，涨不涨价、为什么涨价、涨多少，全是生产企业和经销商的一面之词。三是国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前”补贴方面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但真正的“好处”往往落到了生产企业和经销商手中，他们一方面享受国家的行业政策优惠，一方面叫苦不迭，大呼亏本经营，一次又一次提高农资市场价格，最终受“挤榨”的还是农民。 难题之三：村镇规划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 二、98年以来建设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当前存在的问题 难题之四:投入机制问题 1，金融资源流失严重，经济发展受资金“瓶颈”制约 2、上学难、看病难、贷款难，打官司难。 主要原因：政策失衡、体制障碍、城乡隔阂 原因之一：生产经营模式落后，产业科技含量不高。 原因之二：基础设施薄弱，综合生产能力脆弱。 原因之三：乡镇机构雍肿，干部队伍庞大。 表现之四：乡村两级经费紧张，基层组织运转困难。原因之五：党群关系疏离、干群关系紧张。 原因之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失 劳务输出引发社会问题 生产发展 用工业化的理念 实现经济重建

新农村建设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了快两年，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我们仍然看到一些基层政府不能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真谛，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搞形象工程，或多或少地违背中央政府的初衷，有的还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好“以人为本”原则，做到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然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即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我国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而长期实行工农、城乡二元政策和以农业哺育工业政策，而形成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与城市、工业、城市市民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农村是弱势地域，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具体表现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市面貌反差较大； 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经济上收入水平低，政治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城乡居民在经济上收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差距在拉大......“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与持续发展，制约着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近些年来，我党十分重视化解“三农”问题，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规划：“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短短二十个字，却关注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建设，渗透着“以人为本”，把实现农民群众利益，增进农民群众的福祉当作根本出发点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所在。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贯彻“以人为本”1．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旨在化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又集中体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偏低问题。具体表现在：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负担过重、收入水平低且门路窄、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进城务工受到不公正对待等。因而，着力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与根本目的，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首要要求。正如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指出：“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得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第一，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公共财政向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让公共财政涉及农民关注农业、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整治涉农乱收费，“一事一议”不规范，村务财务混乱以及乡村债务问题，建立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体制。同时，推进以农村税费政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精简机构与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理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公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政策。第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探索“工业反哺育农业，城市反哺育农村”的长效机制。坚持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全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兴办符合产业政策和地方特色产品的乡镇企业，大力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第三，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加强对农村道路、通信、电网、供水、校舍、卫生所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同时本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原则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改变以前农民住宅与禽舍混杂的脏乱现象。做好农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问题。第四，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逐步提升农民在各级人大中的代表地位，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话语权利。目前，重点在于治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及拖欠问题，探索务工农民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问题，认真解决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2．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能简单地把农民当作被同情、关怀、救济的对象。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农民和农村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部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只有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曾充分肯定我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他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他看来，要解决农村农业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新农村建设要突出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要把农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下转第30页）（上接第17页）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败的根本标谁。做到凡事都要和农民商量，广泛征求农民的意愿，随时接受农民的监督，而绝不能搞强迫命令、搞政治运动。同时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农民创业的宽松环境，充分下放农民权力，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总之，要使建设新农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3．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我国尚有八亿左右的农民，而且我国农民由于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熏陶之下，在历史的最底层，导致他们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整，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些缺乏至今仍在部分农民身上体现，它们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障碍。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固然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跟农民整体素质偏低、观点落后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而，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提高农民素质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大力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强化普及农村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确保每个农村小孩都接受基本的国民教育。同时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种技能培训，让每位农民掌握至少一门生产技能与技巧，提高农民的发展致富能力，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第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革除千万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家族观念、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等落后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逐步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睦、邻里相安、创业光荣等新文明新风尚。第三，加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教育，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化，提高村民民主自治的素质，实现由“村民”向“公民”转变，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第四，培育各种农民组织，增强乡村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成立由全体农民加盟由能人负责的现代农会，负责乡村的生产与经营；成立老年人协会，为新农村出谋献策，同时监督和制止农村发生的各种不良现象：成立妇女协会，负责农村孩童，特别是留守孩童的教育，以及家庭感情联络等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全新概念，此前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曾多次出现，在学界也早有学者提出并进行过试验。但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具体出台32条重大举措启动新农村建设，其含义自然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本文试从财政的视野对其中的“新”和“建设”进行讨论。 一、新在何处 此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积累为未来城乡融合奠定基础，但具体而言，“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时代背景新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超过40%，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否则城乡和地区差距会继续拉大，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毋庸置疑，未来经济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新农村建设是协调的第一个基本举措。 2.治理理念新 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我国具有双重需求，国家追求有效和稳定，居民谋求福利改进，但是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并未因为对乡村治理存在需求而行使了应当的支出责任。在农业社会，乡村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来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承担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在长期得不到中央政府支持之后，只能在“预算外”和“制度外”寻求出路。而现在，在经历了税费改革漫长试点之后，中央政府回归到其应有的功能，承担了应有的支出责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3.制度供给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步，但在其中制度统筹是关键。我国农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可能预期在某些甚至大部分公共领域有所改进，但总体来看，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达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尚有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具体明确和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后，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并非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旨在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公共品的基本供给制度，为未来城乡制度对接减少摩擦。 二、财政应如何建设 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建设”来体现“新”的内涵是城乡统筹的必经之路，但是财政在投入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呢？ 1.农村建设是仅对农业投入还是要更关注非农投入？ 现实经济成长的历程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没有城市拥挤的道路和金光闪闪的大厦，但是他们拥有城市文明，按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生活。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发展农业，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据专家估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人口总规模将在16亿左右，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估计，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将维持在8亿上下，但是8亿人口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在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政策约束，运用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改变支农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对农村的支持不仅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还可能赢得国家组织的资金支持。况且从工业、农业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关系来看，强调农村走非农道路是农民福利再造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居民个体需求的多样化只能通过工业来满足，尽管在经济发展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时居民的膳食结构将发生改变，但是农民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时农业本身存在局限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居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内居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新消费需求的出现和成长，农业持续发展得不到市场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向偏移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完全忽视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的支持，只是与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相比，农业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得不到工业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支持。 2.农民自身能力的拓展还是“面子工程”？ 在现代经济生活变迁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社会公正的现实意义。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财富积累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与人的幸福程度改善没有根本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新农村建设再造农民福利，为广大农村提供目前短缺的公共品就一定能使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对不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中引入了对“权利”和“能力”的分析，创立了以“能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相关利益”改善，个人能力的成长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运用财政手段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广泛地投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农民收入方面做简单的加法，而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得到拓展并使收入机制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农民能力得到拓展的同时其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就可能是真正的内生型需求，从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表露难的问题，避免决策权转移而被迫分摊“面子工程”的提供成本，使农村居民也可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3.农村投入是财政“一条褪”还是财政、市场“两条腿”？ 正如此前有学者预测国家在农村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时代一定会到来，2006年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对于风雨交加的农村来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但是单靠财政“一条腿”能行吗？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大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不可能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之，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了，但现在农村的最终发展不能完全排斥市场，财政的作用仅在于“引导”和“发动”，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因为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农村贫困地区过多，虽然国家有能力保证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均等化，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及村庄、社区公共物品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二是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市场和财政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三是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当前，世界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把政策制定同服务提供分开，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而不是主要直接地提供服务。虽然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领域的投入有部分属于“补课”的性质，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一定要在区域性公共品提供中注意保护产权，尽量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达成集体一致行动，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或者“搭便车”行为。 三、警惕财政阳光被“吞噬” 2003年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农民增收较快，消费进一步扩张，财政在解决和支持“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了农村政治和谐，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认同度逐步提高，“干干关系”、“干群关系”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支出和消费质量都有了较大改善，农民纯收入持续上升，恩格尔系数出现下降迹象，在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拥有量品种和数量都出现增长趋势，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发生了较大突破，广大农村正享受着财政普照的阳光。但是从实际农村财政运行的情况来看，财政普照的阳光并未完全如预期那样为农民所享受，而是出现被“吞噬”的迹象。 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低使财政阳光被“吞噬”。以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增收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绝对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种田成本并没有维持相对稳定，两者相比，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使财政阳光照耀在政策之外的组织或者人头上。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本身收益率比较低，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在我国农业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缓，农民收入结构中尽管非农产业贡献在增加，但是就种田的农民（而且数量比较巨大）来说，以被管制的粮食价格与由市场定价的农业物资价格相交换，其结果自然是降低了农民的种田比较收益。有人评价说取消农业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国家干部因为不用直接面对农民而使“干群关系”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农资生产企业的口袋中（这部分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国家的双重优惠待遇，一是市场定价权，二是普遍的税收优惠），而农民口袋里装着的却是刚刚放入的人民币的“余香味”。 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这个问题似乎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国学者朱钢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进行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农村公共品需求存在官员需求和一般居民需求，当前者需求大于后者而又缺乏资金时，农民负担就可能由此而生。现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为农村提供普遍公共服务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并且历史欠帐过多，农村公共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处于短缺状态。据新华网的消息，因为缺钱，目前在我国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6%的村子没有电话（新华网，）。因此，农村公共品在长时间内的短缺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序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基层组织可能会通过集资或者摊派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更可怕的是，农民享受区域性公共物品还得持续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保证不被排他。显然，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被转移出去还面临负担加重的问题（例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问题）。因此，农村公共品形成缺乏诱致性需求因素也会对农民负担反弹形成另一种威胁。 巨额的基层债务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我国基层财政债务之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亿元（新华网，）。当前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没有较规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财政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这部分财政资金有可能会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被挪用填补基层债务的黑洞。 四、结语 2006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加大财政投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据统计，2006年的财政投入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长14%，比2004年净增781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被据为己有或者化为乌有，财政阳光被“吞噬”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因此，针对上述分析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除了要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之外，还要防止国家财政支持目标被扭曲的现象，尽可能最大化财政支出效应。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控制，限制农资价格的无谓、恶意上涨，提高种田的相对收益，保证财政的阳光真正惠及到种田人的头上。第二，财政投资要着重培养农民对公共品的诱致性需求，改善农民对公共品偏好的表达机制。第三，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是“工程性”的投入，则必须要加强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验收，健全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明确奖惩机制；对于用于义务教育、卫生等一般转移性财政资金，要缩短资金转移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凭借公民身份证按照一定标准打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1]2006年2月21日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 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景贵 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王检贵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韩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5—11—30[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

2008年中国新农村建设进程调查报告2008年2月11——18日，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赴江西东北部东乡、余江、余干3个县、5个乡镇、52个村庄进行了新农村建设调研。调研对象包括：农民个人、家庭、自然村、村委会、乡镇。既含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庄（往往是临近城镇的村庄），也包括非试点村庄。全面调查（对村领导进行系统访谈，并对每家每户进行上户全面调查）的村庄有招贤沅何村、河山村、桂家山村。其他村庄为部分抽查或个案抽查。调研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制度与组织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另外，还通过对农民工的随机访谈调查了湖南、湖北、广西、四川、安徽等省区的新农村建设情况。报告认为，新农村建设不应是一般意义的农村建设，而是要根本改变传统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城市单向抽取农村资源的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村全面告别土地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足经济，走上城镇化、市场化、科技化、生态化、产业化、新工业化的现代化轨道，使土地农业文明转型为市场工业文明与市场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根本不同之处，应在于制度创新、观念变迁与文明转型。成绩：环境普遍得到改善电话普及率在95%以上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公路、电、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村乡之间一般都连通了水泥公路，但村与村之间很多地方尚没有连通水泥公路。农村个人交通工具主要为自行车与摩托车，其中摩托车越来越普及。乡县之间全部有公交系统，但乡与乡之间尚无公交系统直接相连。电话普及率在95%以上。靠近城镇的农村有的也连通了宽带网络。宗教组织发展迅速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村民自治基本实现；宗教组织发展迅速，特别是基督教组织，信教群众一般约占当地人口的3%——9%之间，不同村庄比例差异较大，有些家庭是全部信教。据调查，招贤沅何村人口数约为320人，信基督教者约为28人，有1个教堂。河山村委会约2600人，信基督教者约为120人，有3个教堂。打工收入一般占农民家庭收入的80%以上 经济建设方面，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大有改善，农村能源利用由木材、草、糠逐渐为电与燃气取代。农民全年总支出一般在万元以上，多则达30000——40000元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一般在2000—4000元之间，多则有达8000元以上，少的也有在1000元以下，甚至500元以下。农业人口中农民工比例高，农民外出打工比例一般占当地总人口的40%以上，占青壮年劳动力的70%以上，务农农民在农闲时一般也在当地打工，打工收入一般占农民家庭收入的80%以上，纯粹靠务农收入的家庭已不多见。据调查，招贤沅何村外出打工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81%，桂家山村为23%，河山村为50%多。往往离城镇越远，打工人口比例越高。打工的主要城市为上海、广东深圳、东莞、广州、福建厦门、泉州、浙江温州、宁波、义乌等地。打工的主要行业集中在建筑装潢、家电、纺织服装、酒店餐饮等。打工者月工资一般在1000——1500元左右。也有600——800元之间者，甚至500元以下者。也有农民在沿海城市自主创业，有的办公司，有的从事各种零售、家具制造、发艺与餐饮服务。自主创业者的收入一般年人均在2万元以上。大部分村庄的参合率在95%以上 社会建设方面，住房条件大有改善，80%以上的农民住上了钢筋水泥砖头房，住房面积达到当地一般标准。普遍参与合作医疗，大部分村庄的参合率在95%以上。低保制度基本建立，原五保户全部纳入低保范围。农村老龄化尚不严重，一般以子女养老为主。据调查，河山村委会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占当地人口比例）约为8%，河山村为，桂家山村约为15%，招贤沅何村约为。政府对耕地实行补贴，每亩平均100元左右。义务教育完成达标率一般在80%以上 文化教育与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农民素质不断提高，农民工普遍受到发达地区思想文化风气的影响，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对生活有更乐观的预期。义务教育完成达标率一般在80%以上，有许多村庄达到100%，也有少数贫困村庄达标率极低，甚至只有10%左右。生态系统逐渐恢复 生态建设方面，农村环境普遍得到改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人均耕地面积在——2亩之间不等。由于城镇化速度加快，农村人口转移数量日益增多，也由于沿海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就业工资较高，去沿海打工的农民工数量也居高不下，致使农村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减轻，环境逐渐好转。问题：存在“豆腐渣”工程村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村庄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整个村庄显得杂乱无序，严重影响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欠美观。原因在于：一方面，农民往往根据合作化以前的土地产权建房，另一方面，土地批租时缺乏规划。清洁饮水严重缺乏，基本没有自来水，有自来水的地方自来水也没有经过科学净化，直接饮用的井水没有经过技术检测鉴定合格。水泥公路与公交系统尚未完善，有的地方公路损坏极其严重，一方面在于缺乏日常维护与管理，另一方面直接与公路质量相关。有线电视还没有普及，宽带网络极其有限。除家庭电视与体力劳动外，文化娱乐健身设施欠缺。消防设施、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等方面尚需加强。这次暴雪冻雨暴露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主要是新电线干大量折断，这一方面固然与本次恶劣天气有关，但另一方面也对其质量是个严峻考验，暴露了其明显的质量不良。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中，一定要注意质量管理与质量监督，坚决保证建设工程质量，而不能再制造“豆腐渣”工程。城乡联动缺乏体制的系统建构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除劳动力单向输出外，城乡联动缺乏体制的系统建构。各类社会经济组织不发达，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经济建设方面，土地利用方式单一，一般以种植某种粮食作物为主，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乡镇民营农业产业化企业数量有限，缺乏规模经营。青壮劳动力基本上外出打工，打工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来源70——100%。养老等社会保障体制欠缺 社会建设方面，除合作医疗、低保外，其他社会保障体制欠缺，如养老，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等。一胎计划生育达标率低，普遍生育在两胎以上。直接原因在于：养老保障主要依靠儿女，尤其是儿子。维持家庭收入来源主要靠儿女打工。由于收入有限、观念限制与劳动力转移，家庭农业主要劳动力来源也主要靠儿女，而不是依靠雇佣。维持家族地位与势力也主要靠儿女数量多。由于法治不完善，保障家庭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也靠儿女。还有养儿防老、多子多富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由于城市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健全，许多城市的社会保障不是直接与户口挂钩，而是与就业单位挂钩，因此，一些已转移出农村的农业人口由于在城市找不到合适就业，生活极其困难，期待恢复农业户口，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现象。文化娱乐单调贫乏 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除看电视、打扑克、打麻将外，文化娱乐单调贫乏。家庭主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一般为初中，女性则为小学。义务教育流失率高，达标率低。原因在于：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依靠打工，许多初中未毕业的农村学生纷纷外出沿海打工。以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教育为主题的新农民培育缺乏，大部分外出农民工未经过专门培训，留在农村的农民更缺乏社会教育。消防意识淡漠，乱搭电线与违规使用电器与燃气现象比较严重，火灾隐患多。生态农村与生态文明意识薄弱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废物与污物处理欠缺，厕所建设不合理，没有良好的排污系统。生态农业、生态农村与生态文明意识薄弱，生态经济不发达。思路：新农村建设的六大误区有人把新农村建设归结为“一看路，二看住，三看环境，四看树”，新农村建设是否可以这样简单地理解？新农村建设与以前一再反复倡导的乡村建设、农村建设究竟有什么不同？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般意义的农村建设，而是要根本改变传统的城乡分离、工农分离、城市单向抽取农村资源的城乡关系与工农关系，重新定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农村全面告别土地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自足经济，走上城镇化、市场化、科技化、生态化、产业化、新工业化的现代化轨道，使土地农业文明转型为市场工业文明与市场生态文明。21世纪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的农村建设根本不同之处，应在于制度创新、观念变迁与文明转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只能是重复以前一再倡导的乡村建设而已。从这一思路看，新农村建设必须澄清以下六大误区。新农村建设固然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但它并不等于基础设施建设 清洁用水、沼气、电力、燃气、通讯、网络、消防设施、住房、道路、桥梁、水利、农业机械、文化娱乐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完成这些工作，只是新农村建设的良好开端，而不是意味着新农村建设的大功告成。新农村建设固然离不开国际开发机构、政府、企业部门的援助与救济，但它并不等于外来的援助与救济 农村资金与技术薄弱，外来的援助与救济是十分必要的，但它仅仅只能发挥协助功能，并不能完全替代农村自身持续的成长活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仍然只能是农村与农民本身。新农村建设固然需要建设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新农村建设并不等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医疗、教育、养老、抚恤、转移就业等，都应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之内，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农村建设中的风险因素就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但社会保障仅仅是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安全网，是新农村建设成功的基础与保证。新农村建设固然要提高农村大多数地区与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但它并不是以平均主义的方法去进行建设 中国农村区域的地方资源特点不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不能以同等的投资、技术、方法去进行建设，而应该在原有发展水平基础上，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资源与风情，建设富有地区特色的新农村，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就单个村庄而言，新农村建设也不是平均分配集体财富，而是按照集体与家庭（或个人）的双层经营模式，根据要素与效益进行分配，不能完全取消集体这一层次的分配收益，要留够集体自主发展的空间。新农村建设不是农村与城市分别建设 不是要农村独立自主地发展，使农村永远成为农村，而是要农村更加紧密地与城镇结合互动，进一步融入城镇化的轨道，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新农村建设不应该进一步污染和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而主要是保护、修复和改良农村生态环境 大规模地耗用土地资源、林木资源、水资源，不断污染空气、河流、土壤，不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方向。新农村经济建设的重点应该是构建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食品产业）、生态经济（生态农业）、旅游经济（观光农业）、服务经济。对策：向着社会和谐化方向迈进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在以下六个方面需要切实加强：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使城乡基础设施差异不断缩小，使农村也能够较快地赶上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服务化、城镇化、生态化、社会化的潮流。因此，需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清洁饮水、有线电视、宽带网络、消防设施、太阳能利用、沼气利用、水泥公路与公交系统、文化娱乐健康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步伐。通过制度建构使农村向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生态优良化、文化多彩化的方向迈进 制度与组织建设方面，要通过制度建构使农村向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和谐化、生态优良化、文化多彩化的方向迈进。着力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农村管理规范化制度、城乡市场一体化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生态安全监督与风险评估制度，农村环境责任制度与保洁制度，文化教育技术创新制度，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各类农村经济社会组织。必须在农村构建包含资本市场、信息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人力市场在内的完善的市场制度。稳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渐进地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健全农民自组织化的制度，维护农民组织的合法权益。改良并发展以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承担风险、合作收益为基础的农村各项合作制度。有序建设城乡一体、互助、联动的城乡和谐融合制度。健全有关法律与管理制度，切实转换政府管理职能，建设以引导和服务农民为职责，而不是以创业赢利为目标的新型乡政府。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技术创新 经济建设方面，要使农业向着市场化、产业化、规模化、公司化、多样化、科技化、生态化、绿色化、服务化、自主合作化的方向迈进。大力发展节水节能高效农业、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观光农业，深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技术创新。要使农村社会向着安全保障化、社会和谐化、全面小康化的方向迈进 社会建设方面，要使农村社会向着安全保障化、社会和谐化、全面小康化的方向迈进。进一步完善合作医疗制度，积极推进老龄、孤儿、贫困与意外方面的保障制度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社会。对农民工要普遍推行综合保险，包括劳动保险、意外保险、医疗保险等，有条件的城市，要有序地不断地使长期在该城市服务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使农村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多彩化、现代化，农村道德向着规范化、合法化、合情合理化的方向迈进 文化教育与道德建设方面，要使农村文化向着多元化、多样化、多彩化、现代化，农村道德向着规范化、合法化、合情合理化的方向迈进。在文化教育建设方面，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娱乐健康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确保义务教育的完成与达标，大力发展多种形式与内容的社会教育。在核心价值观与道德建设方面，要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观、八荣八耻观、生态文明观引领新农民培育，大力弘扬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积极推进传统道德的科学化、规范化、合法化与现代化。从观念变迁看，新农村建设要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自主性与自觉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面向市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农民。因此，新农村建设应该成为对农民的一场思想、行为与文明的现代化启蒙运动。政府及有关开发机构不仅要传授农民各种实用的知识与技能，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知识及其技术，以提高农民的技术与管理水平，尤其要着力培育农民的市场与创业意识、法律与维权意识、风险与安全意识、生态与社会意识，使新农村建设普遍成为现代文明对农村的洗礼，真正使农村迸发出持续发展的内在活力。使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良，切实建设农村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使整个农村生态系统得到恢复与改良，切实建设农村生态文明。在农业生态经济方面，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有机农业、观光农业。科学使用农药与化肥，加强食品生产的检查与监督；在生态农村发展方面，要积极推进生态村落与绿色家园建设，全面推进农村保洁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