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论文范文民国论文

政治史1.《地方意识与地方政治：政治区域化场景下的边疆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云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2.《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机构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3. 《民国政府的边政内容与边政特点——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思想战线》，2011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9期全文转载；《历史学报》2011年1期全文转载。4.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理念》，《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5.《杨增新与科布多事件及阿尔泰并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合著）。6.《西南边疆的内部差异及南京国民政府治策的调整》，《思想战线》，2012年第1期。7.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思想战线》，2010年第1期。8. 《论杨增新的政治思想》，《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9.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10.《民族国家构筑的同质异向：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实力派关系的考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11．《制衡与牵制：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政治策略——以边疆行政区域的新规划为中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合著）。12．《从两则档案史料管窥南京国民政府与云南省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云南档案》，2011年第1期。13.《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及其影响因素》，《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14．《论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的民族与宗教政策》，《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2期。15．《论杨增新的经济思想》，《新疆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16．《论杨增新的民族与宗教认识》，《新疆大学学报》，2008年5期（合著）。17．《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民国春秋网》全文转载。18．《论同盟会在西北地区的活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合著）。19．《20世纪中国西部开发观的演进及操作实践》，《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7期（合著）。20．《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21．《民国前期新疆现代化的历史审视——以杨增新统治时期为中心》，《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22．《论杨增新开发新疆的思想》，载《文山师专学报》，2005年第3期；另载鲁刚主编：《人文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23．《边疆与边政——以〈边政公论〉为中心》，李骞主编：《南菁学人论坛（五）》，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24．《辛亥革命与云南边疆的早期现代化》，《昆明市纪念辛亥革命·重九起义100周年研讨会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25．《隋唐开发西部政策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4年第5期全文转载（合著）。26．《秦汉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合著）。27．《魏晋南北朝开发西部的政策及其得失》，张海鹏等编《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商务印书馆，2007年（合著）。28．《宋、西夏以及大理诸政权开发西部的政策述评》，《宁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合著）。29．《清代开发西部述评》，《文山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30. 《论历朝的西部经营》，李骞主编：《南菁学人论坛（四）》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边疆研究学术史1、《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2. 《范式变迁：“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近代民族国家视域下的边疆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1期 ；《历史学报》2013年第1期。3. 《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11年第1期全文转载；《中国西藏网》摘转西藏治理部分。4. 《近代国人关于新疆的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2期；《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民族理论》、《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中国民族宗教网》2010年5月28日摘 转部分内容。5. 《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社科科学战线》2012年第9期。6．《边疆研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构筑——以1941年〈边政公论〉发刊词为中心的考察》，《烟台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7.《〈边政公论〉有关云南研究述论》，《文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8．《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特点——以〈边事公论〉为中心》，《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9．《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10．《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11．《1980年以来杨增新研究综述》，《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合著）。12．《试论中国边政学的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建设》，《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13．《关于近年来盛世才研究现状的考察》，《文山师专学报》，2008年4期。书评、报刊文章：1．《近代英国与新疆关系研究的力作——读许建英著〈近代英国和中国新疆（1840-1911）》，《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2．《读王劲教授著<邓宝珊传>——兼谈历史人物研究的魅力》，载《天水师范学报学报》，2005年第4期。3．《辛亥革命：云南近代转型的催化剂》，《团结报·文史周刊》2013年4月11日。4．《西南边疆教育考察团的成立》，《团结报·文史周刊》2013年10月10日。5．《1944年的滇西战略大反攻》，《团结报·文史周刊》2014年5月15日。6．《“新疆富力，必埒全国”——近代国人关于开发新疆的认识》，《中国民族报·民族理论》2010年5月28日。

国民党衰退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国民党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人民大众特别是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作对，把人民搞得死去活来，谁还会去帮他？二，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其中包括军队的腐败。众所周知，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直到蒋介石政府名义上的统一，再到解放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始终是由几个派系组成的，各部队之间互相争宠，勾心斗角，以保存实力为根本目标，根本不会很好地执行上级的作战方案。三，蒋介石个人的自身缺陷，我们知道，蒋介石是一个很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他犯了一个许多领导人都会犯的错误：越级指挥，一生兼职无数。造成指挥系统的混乱；四，国民党间谍系统的瘫痪，国民党虽然有着令人闻风丧胆的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机构。但他们更多时候只是把枪口对准人民大众和蒋介石的异己。对于共产党他们完全失去了左右，从而他们不仅对敌人的动向毫无所知，就连自己的作战方案也时时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彻底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性，这样的话就算有百万雄兵和精良的全美械装备，也不过是给共产党当运输队而已。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必败无疑，它的失败是自身的原因，只是时间问题。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