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书本属于什么论文文献

具体要看什么类型，才能判定，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等级，单说图书是高次文献是不严谨的。图书一般属于三次文献，但有的专著往往包含著者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这类图书则具有一次文献的意义。对于教材、专著、学术论文来说由于所参考的资料所起的作用不一样，所以“属于一次文献。

所谓“常用纸文献”，是指以纸质材料作为载体的常见历史著作。倘若以传统的“四分法”为标准，则中国古代所有常用纸文献可以区别为三类：史部文献，经、子、集部文献，非四部文献。其一，史部文献众所周知，从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始，中国古代文献便开始“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在“四部”之中，史部排序第二，是专门著录传统历史文献的固定区域。史部之中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文献通过特定类目予以反映。例如若按体裁分类，其中有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那样的纪传体，有孔子《春秋》、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的编年体，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那样的纪事本末体，有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那样的典志体，有韩愈《唐顺宗实录》、钱若水《宋太宗实录》那样的实录体，有徐天麟《西汉会要》、杨晨庚《三国会要》那样的会要体，有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徐浩《通鉴纲目前编》那样的纲目体，有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那样的史评体，有崔述《考信录》、王呜盛《十七史商榷》那样的史考体，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那样的史地体，有梁元帝《忠臣传》、黄金《开国功臣传》那样的传记体，有朱熹《伊洛渊源录》、黄宗羲《明儒学案》那样的学案体等等；假如以时间、空间为标准，又可区别为其他不同类别的史籍。例如以时间划分，既有司马迁《史记》、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的通史，又有班固《汉书》、荀悦《汉纪》那样的断代史；如以空间区分，既有陈寿《三国志》、崔鸿《十六国春秋》那样的国别史，又有常璩《华阳国志》、田雯《黔书》那样的地方史。如此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其二，经、予、集部文献依照传统观点，所谓史籍专指四部之中的史部文献，其实，群经、诸子和集部之中也不乏珍贵的史料和特定意义的史籍。诚如明人李贽所说：“《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轨也，故谓古经皆史也”（《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诸子百家之书，也多与历史关系密切。例如其中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有关著作，可视为哲学史的第一手资料而诸如天文、历算、农学、医学、五行等方面的论述，则是研究有关学科问题及其发展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即使不被常人留意的“小说”之中，同样包含重要参考价值的内容。至于集部文献之中，诸如奏议、游记之类的文献，本身就是直接记录史事、史迹的史料。关于经、子、集部中的重要史料，清人章学诚议论甚精。在《论修史籍考要略》中，他为史籍确立了“十五项原则”，其中：“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所谓“经部宜通”，系指“经”中有“史”，“‘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今六艺以圣训而尊，初非以其体用不人史也”。所谓“子部宜择”，系指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例如《周官》法典，多见于《管子》和《吕氏春秋》，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和《韩非子》。所谓“集部宜裁”，系指集部之书亦与史部关系至密。例如唐人文集之“间有纪事”，宋元以下文集也多有“传记志状之撰，书事记述之文”等等。其三，非四部文献四部以外的常用纸文献主要有以下六类：档案、地方志、类书、表谱图录、地下新发现史料、少数民族文献。这六类文献中的任何一类，都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源。仅以地方志为例，中国是地方志最丰富的国度，不单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其中之区域志，包括通志、省志、州志、府志、县志、镇志等；其中之专志，包括山志、水志、关志、寺志、书院志等；还有内容、体例不一的“杂志”。仅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的忡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就著录了各种方志8200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