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杂志社

浙江经济理事会宁波办事处好处是浙江经济理事会"是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经济》杂志社为本杂志读者搭建的交流沟通平台。浙江经济理事会主席由浙江省政协主席周国富同志兼任，主席团主席由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旭明、浙江省委原副书记陈法文等同志组成，主要成员由政企高管和经济界知名人士组成。"浙江经济理事会"宗旨是:联合社会各界对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提出建议，为《浙江经济》读者提供经济信息咨询服务。

1、美国经济评论

英文原名《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11年创刊，现为美国经济学界最古老、最受人尊敬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之一，也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学领域最具声望最权威的顶级刊物之一，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引领和助推作用。其中不少文献的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该刊早期是每季发行一次，2011年之后改为双月刊。

2、计量经济学

英文原名《Econometrica》，该刊于1933年创办，由此标志着计量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希”在发刊词中所阐明的关于计量经济学的定义，至今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该刊在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巨大，是公认的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

3、政治经济学杂志

英文原名《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简称《JPE》，1892年创办，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为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核心期刊、顶级期刊，常年位居世界十大经济期刊前五；主要发表高水平的分析、解释和实证研究论文。该刊现与本文提到的“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季刊、经济研究评论”并称为经济学五大期刊，是公认的世界顶级经济期刊。

4、经济学季刊

英文原名《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该刊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经济学历史最悠久的顶级国际英文学术期刊之一。其内容涉及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侧重从微观理论到基于经验和理论的宏观经济学研究。2011年，该刊影响因子，在320个期刊的经济学类别中位居第二。

5、经济研究评论

英文原名《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简称《RES》，于1933年由多位英美经济学家创立，旨在鼓励经济学家开展理论和应用经济学研究，始终致力于发表经济学各个领域的优秀研究论文。该刊现已被广泛认为是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1949至2021年间，中国境内机构共在该刊发表14篇论文，主要来自9所高校：上海财大、复旦、清大、上海交大、北大等。

6、经济与统计评论

英文原名《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拥有百年办刊历史，主要刊发实证经济学以及计量应用的文章。在中国，该刊已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认定的A类期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认定的国际A+类期刊，还是教育部认可的12本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之一，2020年期刊影响因子达。

7、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英文原名《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这是博弈论领域的世界顶级经济期刊，研究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博弈论、经济学、政治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等。2021年6月18日，该刊主编Hervé Moulin教授举办线上讲座，中国学者与其进行了亲切交流。

8、经济理论杂志

英文原名《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这是理论经济学领域国际公认的顶级期刊，1969年创刊，刊登论文主题包括决策理论、机制设计、货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CNPP编辑了解到，中国已有不少学者在该刊发表论文／研究成果，例如北大王鹏飞教授、武大孙祥教授、上海交大文一特聘教授等。

9、兰德经济学杂志

英文原名《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是产业组织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核心期刊。1970年由AT&T公司的贝尔实验室创刊，当时刊名为《贝尔经济学与管理科学杂志》，1975年改名为《贝尔经济学杂》，1984年转为兰德公司主办后改为现名。其内容涵盖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集中支持和鼓励产业组织领域相关主题的研究，包括理论的与实证的研究。

10、欧洲经济评论

英文原名《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69年创办，为欧洲历史相对悠久的综合性经济学期刊之一，旨在成为所有经济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主要出版物。该刊每年收到大约700份投稿，编辑会及时下达编辑决定。不过首次做出决定的平均周转时间约为60天，接受率约10%。投稿需要自付费用。

浙江传统文化与“浙江模式”的形成 新华网浙江频道11月23日电 （《浙江经济》杂志/张佑林） 现代社会，区域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农业经济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具有本质上的差别。一般来说，传统的小农经济要求的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只要做到循规蹈矩就行；而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是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没有创新意识要想在市场竞争社会立足简直是不可能的。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经验也表明，现代经济增长或工业化，首先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或人的现代化。经济学家英格尔曾经尖锐地指出：“当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的国民不经历这样一个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仅仅依赖外国的援助、先进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引进，都不能成功地使其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路径是：传统文化对工业化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人的观念进而实现的。传统文化通过其长期积习而成的观念，对生活在本区域内的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塑造出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而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禀赋的人群，适应现代经济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决定了各区域的经济选择是不一样的，进而决定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 一、浙江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及其与现代经济的兼容性分析 按照笔者的观点，从人文地理学出发，可将中国文化划分为"中原传统农业文化区"和"东南功利文化区"两大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播中心，其辐射范围遍及中西部广大地区。由于深居内陆地区，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以农耕经济为主，小农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观念保守。这种传统文化所以抵制现代化，不仅因为它是一种僵化的价值观念、思维定式，制约着人们思想什么，怎样思想，而且还因为它是一种生活习惯、行为模式，制约着人们去做什么，怎样去做。在它的长期熏陶和习惯作用下，一切与之不符的说法和做法、倡导和实践，都是不自然的，都是可疑的，甚至都是邪恶的，要么受到温柔的冷遇，要么受到严厉的封杀。这种思维机制使人们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思进取，害怕创新。 "东南功利文化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其主体构成是吴越文化，其范围包括江浙及其附近地区。远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了河姆渡文化和良诸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独具异彩。自唐宋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转向江南，文化中心也随之移向吴越，其间经过了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三次大融合。近代以来，东部沿海一带一直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熏陶，形成了本地文化与西洋文化的广泛交流，吴越文化终于从传统的农业文化，转化为商业气息浓厚的商业文化，并在我国各文化副区中冠领群雄，水平最高。 吴越文化从纵向上看，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反复碰撞中发展的；从横向上看，吴越处在我国传统的大陆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两大板块的交锋地带，这就使得其文化具有海陆两种成分，并进而发展成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与现实功利主义两种性质的交流和融合。 作为吴越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浙江文化除了拥有"东南功利文化区"的基本因素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浙江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素称"文物之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永嘉文化"为主体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色。浙江文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第一，具有鲜明的"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色彩。第二，具有"富于冒险、开拓进取"的海派文化传统。这主要是因为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生产环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第三，具有浓厚的工商文化传统。浙江文化自春秋战国范蠡大夫弃政从商以来，就形成了蓬勃的尚利文化，"工商皆本"的思想几乎是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第四，具有"崇尚柔慧，厚于滋味"的人文情怀。江浙文化尊重人欲，重视家庭和家族的血缘亲情关系，这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文化导向很不一样。由此可见，浙江文化与我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区别的。 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勇于创新，注重功利”。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浙江人讲究实际、注重功利的价值取向，构成了浙江人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自主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思维品格，构成了浙江人在经济改革中致力于制度创新，实现体制外增长的精神动力；善于经营、富于机变的文化性格，赋予浙江人在适应市场机制中胜人一筹的素质和优势。 浙江文化蕴涵的自主创新精神与现代经济具有内在的兼容性，它对浙江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具有内源性的影响。正是这些潜藏在浙江人意识深处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苏，造就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使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之后很短的时间内，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农民企业家，从而为民营工业的发展做好了人力资本方面的准备。以浙江温州为例，温州市总人口为600多万，其中有200多万人在办企业或从事市场交易活动，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以至形成了“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的说法，“温州模式”的形成，正是温州上百万民间企业家勇于创新的杰作。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大批企业家的主导下，形成了浙江“制度创新”的浪潮，从而推动了浙江工业化的进程。 二、浙江工业化道路的演进路径：企业家主导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从制度变迁的类型来看，主要包括两种形式：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并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否产生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新制度安排的“创造者”自发组织实施。从总体上看，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是否发生，不仅取决于参与制度创新主体对制度创新成本—收益或损益的主观评价，而且取决于他们的判断能力和适应效率，也即一个社会只有存在一个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时，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才会发生并不断持续下去。 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来看，其制度创新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内生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即这种制度创新不是外部力量的强制作用，而主要是以企业家为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自愿选择，然后政府加以引导与规范的结果。笔者把这种内生于民间、通过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最终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内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这种模式的动力来源于传统文化和民间力量，其本质是一种自发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其运行原理是：在市场竞争社会，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途径，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毁灭，最终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具体来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浙江工业化模式"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首先，从工业化发动的主体看，这是由浙江成千上万的企业家主导的。经过传统商业文化长期熏陶的农民们，在改革开放后，不甘贫穷，勇于创新，勇于冒险，突破传统农业的桎梏，依靠发展民间乡村工业和相关产业，在其他人尚未觉悟的时候捷足先登，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和先驱者。其次，从浙江工业化模式的演进路径看，这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创新过程。诱致性制度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从事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具有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而这恰恰是浙江企业家的主要特点。改革开放后，浙江成为制度创新的"多发地区"，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新的内容，接连不断，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浙江的制度创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乡村工业，专业市场，股份合作制、农民城、块状经济等均为全国首创，这些形式现在已经成为其它地区仿效和学习的对象。再次，从浙江工业化道路的类型看，其特点是自下而上民间发动的工业化。浙江的工业化从地域看，是民间工业发展壮大并逐渐包围城市工业的过程；从所有制结构看，是民营经济、个体经济逐渐成长并冲击国有大工业的过程；从市场发展看，是农村的大批专业市场逐渐挤压城市商品市场的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看，是农村工业率先进入市场系统参与竞争，结果是农村地区反而先于发达的城市实现了体制转型。 由此可见，浙江传统文化通过对本区域人们长期的熏陶和潜移默化，在民间沉淀了一大批具有创新开放意识的高素质人群。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他们挣脱了政治束缚，迅速转化为具有创新精神的民间企业家。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形成了经济活动中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浪潮，并最终推进了浙江区域经济的成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