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忠义思想毕业论文

读罢《水浒传》，每个人的脑海里难免会留下几个鲜活的形象，这一方面是由这些人物的悲剧色彩造成的，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者特殊的人物描写艺术。典型化的人物如林冲，生活化的人物如武松，个性化的人物如杨志，多重性格的人物如宋江。金圣叹曾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所状，人有其声口”，茅盾先生说，“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是《水浒》人物描写的最大一个特点”，“《水浒》人物描写的又一特点便是关于一切人物的一切都是由人物本身的行动去说明，作者绝不下按语”，①大师们总要概括了《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本文则从小的方面来分析人物描写的艺术。（一） 典型化人物林冲林冲这个人物形象典型地反映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展示了梁山英雄“逼上梁山“的全部过程。《水浒传》写农民起义，其领导成员不止是农民，它吸纳了各方面的叛逆人物，包括来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林冲说是一个由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而投奔到农民队伍中的人物，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在他的性格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能忍，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敢反抗。他出场的穿着打扮所体现的身份、风度，说明了他是一个有相当地位的人物，接着就介绍了他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日子过得很美满，这就跟没有家室，“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鲁智深截然不同。林冲一出场，作者就将他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他的思想性格，他跟妻子一起到岳庙烧香，自己正看着鲁智深打禅杖出神时，妻子就被高俅的养子高衙内调戏了。一个军官，老婆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调戏，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当他得知此事正要对那个人下拳时，看出了不是别人，原来是那个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的高衙内”，此刻书中写到：“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所谓“本管”，就是顶头上司，“先自手软了”这五个字，不单纯是人物神态动作描写，而是挖掘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当鲁智深便带了二三十个人来帮他撕打时，林冲与鲁智深有两句简单对话，林冲说：“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一次。”而鲁智深却是这样说：“你却怕他本管太尉，酒家怕他甚！俺若撞见那鸟时，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禅杖了去。”请看：一个忍辱怕事，一个嫉恶如仇；一个自己受*也能忍，一个看见别人受*都不能忍。两个人的性格的鲜明对照更突现出人物的典型化。林冲所感受到并且非常不满的黑暗社会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使他想苟安而又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无路可走的时候，才最后走向反抗，走向梁山。水浒英雄中，有很多人走的是林冲的路。那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林冲的遭遇是领导者走向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在那个受人逼迫的社会里，曾经软弱的林冲被迫走向坚强，走向反抗。作者在塑造林冲这一典型形象时，突出了林冲从逆来顺受到彻底反抗的性格，以自身的遭遇展现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水浒传》人物描写的一大特色。（二） 生活化人物武松张恨水评武松说：“有超人之志，无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才，无惊人之事，皆不足以有成。何以言之无其才而不足以展其志，无其事又不足以应其才之用也。若武松者，则于此三点，庶几乎无遗憾矣，”“天下有些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学佛必为高僧，使作官必为纯吏”。②张恨水的观点代表绝大部分人对武松的看法，他们几乎把形体武松看成了传奇式的英雄人物，而我们认为，从作者对武松的倾情刻画来看，武松其实被作者刻画成了生活化的英雄人物。应该说，武松深受人们喜爱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生活化描写实质上是一种现实主义手法，它把人物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以其自身的行动来展示自己的性格，作者在《水浒传》中多次运用生活化描写手法，武松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作为一个生活化的英雄人物，武松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在刻画这一人物时，紧紧抓住了他的优缺点的彼此消涨过程，让人们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认识武松。武松赤手空拳景阳冈打虎，为他赢得了深广的声誉，也为他赢得了都头的职位，在他送税银出差时，武大郎被西门庆与潘金莲毒死，在去县衙告状不准的情况下，借谢邻请酒取得真实口供，手刃潘金莲，斗杀西门庆，然后到官府自首，被断配孟州。这段时期的武松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偶尔还有那么一点儿虚荣，但他的英武刚强却永远刻在读者的脑海里。在孟州，武松帮对他有恩的施恩夺回了被蒋门神霸占的快活林，因而得罪了蒋门神，蒋门神的后台张都监、张团练设计将他当贼捉了。这时的武松虽然也很勇猛，但毕竟有些媚骨，不分青红皂白的知恩图报让人感觉武松似乎分不清是非。但血的教训让他走向成熟，怨怒之情化作了惊心动魄的反抗行为，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了蒋、张等十几口，蘸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生活让武松认清了现实的社会，他不再向官府投案，而是先上二龙山，后归梁山泊，投身武装反抗的行列。武松被动或主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被生活改变了自己，作者抓住了这一点，才更深入地塑造了武松的光明形象。在反抗官府围剿和攻城夺府的战斗中，武松勇敢坚定，是义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反招安，指责宋江“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后来他在征方腊时被包道乙砍右臂，他不受封诰，在杭州六和寺出家。这就是武松，一生光明磊落，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尽管也曾被人利用，但终究从残酷的现实中，从迷失的自我中醒悟过来，一步一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渐渐地走向成熟。这要归功于作者对武松的生活化描写。我个人认为，武松是《水浒传》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味十足的人物。我想，只有有生活气息的人物才能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三） 个性化人物杨志应该说，作者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勾勒了许多有个性的人物，个性化人物应该不仅仅只有杨志一个，事实确实如此。施耐庵善于抓住人物的人性，这也是《水浒传》人物描写的艺术之一，在这里，我仅以杨志为例来阐述这一观点。对于杨志，茅盾先生也有一段精彩的评论：“杨志呢，因为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复职不成，落魄卖刀，无意中杀了个泼皮，因此充罪，不料因祸得福，又在梁中书门下做了军官，终于又因失陷了生辰纲，只得亡命江湖，落划了事”，“杨志一心想做官，‘搏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陪尽小心，”，“对于杨志，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③茅盾先生对杨志的评价应该是既爱又恨的。事实上，对于杨志这样一个人物，不同的人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施耐庵对《水浒传》中英雄人物的描写是被后人称道的，这归功于他抓住了人物的个性，比如杨志，施耐庵就抓住了他是个“官迷”的个性。抓住了个性，才能塑造丰满鲜活的人物。从杨志的“官迷”个性出发，施耐庵留给我们的有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行动、个性化的生活态度。在语言上，可看杨志杀了泼皮牛二后所说的话：“不关列位的事，洒家杀此泼皮，你们随洒家到官府出首。”虽然落魄卖刀，但他身上的那种凛凛然的不俗气质，依然列列可现，难怪他总以“三代将门之后”自称，毫无疑问，他有着将相的风范，敢作敢当，大丈夫也。杨志的行动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官迷”。杨志曾做过殿司制使官，因失落花石纲逃避在外，后收得一担财物，回京谋求复职，路过梁山时与取“投名状”的林冲杀斗，不分上下，王伦欲邀他上山，他不肯玷污“清白姓字”，拒绝入伙。到东京后，由于高俅作梗，财物用尽而流落街头，又因卖刀杀了泼皮牛二被刺配大名府，得梁中书赏识做了提辖。他尽心尽力地给梁中书押送生辰纲，尽管他精明强干，洞悉江湖情形，但仍败在晁盖、吴用手下。生辰纲被劫后，他与鲁智深双夺宝珠寺，占据二龙山，走上反抗道路。三山聚义打青州时，他提出与梁山泊联合，后同归水泊，做了梁山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全身心为招安做准备，受招安后，于征方腊途中病故。杨志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官。他身为军官，又是将门之后，渴望在边庭建功立业，为祖宗争气，“搏得个荫妻封子”。他的生活的改变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清白姓字”时要做官，落草为寇时依然想做官，等到招安后，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为大宋打天下，直至病故。施耐庵关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关键点，并以此为中心塑造人物。杨志便是这些人物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他的成功也证明了施耐庵个性化人物描写艺术的成功。（四）多重性性格的人物宋江宋江历来是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形象，也有学者因为宋江性格的矛盾性而否定施耐庵的写作才能，我对此不以为然。茅盾先生曾经说过：“人物的性格必须通过人物来表现。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做事安排好像是同时成熟的；但事实上，一定是心中先有了呼之欲出的人物，这才组织起故事来。如果不是这样，作品就难免（甚至一定会）是概念化”。④我对这一论说深信不疑，而且，我还认为，施耐庵在写《水浒传》时心中一定已经有了各个英雄人物的形象。至于宋江，我想施耐庵也一定看到了他的矛盾性和多重性，他把这个有着多重性格且矛盾重重的人物写下来，让读者去读去说去评，也未尝不是另一种高明。施耐庵塑造的宋江是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但他的一生中，我们会时常看到他身上的矛盾性，施耐庵抓住这一系列的矛盾来刻画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一般读者都认为宋江是个忠义双全的人。《水浒传》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但实际上，宋江在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当一般干部时，便有意放走官府要捉拿的晁盖等人，并继续与那些人保持良好关系，甚至还上过梁山，单纯从这几个方面看，我们可以讲宋江很够“义气”，但讲宋江忠，就有些难为情了。而且，放走晁盖后，宋江似乎不讲忠，也不讲什么“国家法度”，而发配江州时，梁山好汉劫得他，欲放下他的枷锁时，他却说要不得，“此乃国家法度”；江州酒楼的反诗，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宋江笑黄巢，造反心态跃然纸上，等到上了梁山，他又一心忙于招安，还说“宁可朝庭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庭”。《水浒传》写宋江“仗义疏财”，很讲义气，但遍览全书，并没有几个穷苦人家得到宋江救济。倒是许多贪官强人，土豪劣绅笑纳过宋江奉上的大绽银两，铁牛初见宋江时，曾受过他几绽银子，但那银子却似乎整整管了铁牛一辈子。宋江好几次讲要取铁牛的头，铁牛却并不跳将下来，两板斧下去，到后来被宋江害死，也心甘情愿。以上所述正是《水浒传》中宋江的矛盾性所在，这些矛盾其实源于宋江性格的多重性。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

愚忠，以宋江为首 的草蜢之夫。没有大的梦想，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的牺牲品。

浅谈《水浒传》的忠义观 内容提要：孔师孟祖述忠义，自列丹青从古今。《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起义的英雄小说，，忠、义道德观始终贯穿在轰轰烈烈的起义经过之中，而小说的悲剧结局却令人为这一百零八个好汉叹息万分，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梁山好汉为义相聚，为忠散亡，本文就《水浒传》的忠义观角度分析其思想主题。 关键词：忠义、招安、拔刀相助、平等相处 一、 “忠义”释义“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内涵。而“义”的含义却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而“聚义”则以“义”为号召联合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 二、《水浒传》的忠义《水浒传》原名为《忠义水浒传》，记述了一百零八条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原名冠以忠义二字，而一群好汉聚义、起义、而后招安以求能为朝廷尽忠，显而易见，忠义道德观无疑是贯穿作品始终的灵魂思想。《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而纵观梁山的首领传承线索，从第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第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到第三任宋江的全忠全义，体现了忠义的发展路线，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三、《水浒传》忠义观的特点1、《水浒传》的“忠”与“义”是带着妥协性与反抗性的矛盾体。作品里“忠”和“义”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最能体现 “忠义”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2、《水浒传》的“忠”则是凌驾于“义”之上的。《水浒传》以义聚梁山为起，招安尽忠为止。作为绿林中人，梁山英雄信守“义”的价值理念。“义”既是他们标举的理想人格和行为准则，又是团结他们的精神纽带，评判是非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造成“众虑同心归水泊”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里忠义作为封建道德伦理是同构互补的。对于宋江来说，接受招安、报效朝廷是实现忠的途径，那么对于梁山群雄而言，屈从首领宋江的招安路线以及实现招安后一连串叛卖性行为则是“义”的表现。梁山英雄之间的“义”的道德规范限制着并且不允许对作为首领和兄长的宋江不忠。于是，尽管梁山群雄的义、对宋江的忠和宋江对皇帝的忠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但冲突的结局则是以对宋江的“忠”的屈从而告终。梁山聚义初具规模时，乃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莽，后来挂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帜，由“打家劫舍”向“替天行道”的转变，昭示出他们行动上的自觉。“替天”隐有“忠”的意义。宋江成为梁山首领后，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标志着梁山义军思想上的演变和自觉，实现“忠”与“大一统”的终极目标。梁山义军接受朝廷招安后，便受朝廷派遣去打方腊义军，这时的“义”已经臣服于“忠”之下了。3、《水浒传》所宣扬的“义”则主要表现为拔刀相助、平等相处。《水浒传》里造成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字里行间始终体现着对梁山好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行为的赞赏与歌颂，这些都是“义”的表现。鲁智深、武松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鲁智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拳打死镇关西。武松性情刚强，为替兄报仇，死也不怕。同时，梁山好汉们也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 四、结语《水浒传》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历史本质的艺术再现，其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小说中的叛逆者由叛逆最终走向招安，从聚义起义到招安一路走来，“忠”的思想逐步凸显，使作品的忠君思想凌架于义之上，实现了“道德的复归”，构成了小说独有的文化品性和存在形式。 [内容摘要] 《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加工而成。全书围绕“官逼民反”这一线索展开情节，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的故事，表现了一群不堪暴政欺压的好“汉”揭竿而起，聚义水的梁山，直至接受招安政使农民起义失败的全过程，它正面歌颂了敢于造反的农民起义英雄，塑造了许多不柯的艺术典型，暴露了封建地主官僚鱼肉百姓的罪行，提示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根源，这部小说最闪光的思想是宣扬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中的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宋江。他疏材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反，这是他性格敦厚温柔的一面，他效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蛤也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反国、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格的人物。作品中用了相当多的笔墨塑造宋江的忠义，故我认为宋江是一个忠义双全的人。又因为宋江是梁山头领，英雄代表，故梁山好汉乃一批忠义之士，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 [关键词] 《水浒传》 农民起义 忠义之士 忠义思想 《水浒传》一书记述了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从聚义梁山泊，到受朝廷招安，再到大破辽兵，最后剿灭叛党，却遭奸人谋害的英雄传奇故事。读完全书，印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只有两个字：忠、义。忠，即是对祖国、亲人、朋友尽心竭力。宋江在种种威逼利诱之下，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这就是忠；林冲的妻子在林冲被逼上梁山之后，对高俅之子的凌辱，宁死不屈，最终上吊自尽，这也是忠。 在当今社会中，相信很多人都能做到一个“忠”字，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一个“义”字。一个“义”字，包括的内容太多了。《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由此可见，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在现实生活中，给人让座几乎谁都可以得到，但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相当的勇气，甚至是一命换一命的决心。义，可以解释为正义。一个具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人，就是一个精神高尚的人。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好汉，舍生取义，难道是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为了正义，为了真理可以奋不顾身，因为强烈的正义感清楚地告诉他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值得用生命去奋斗的。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理解这些的，因为他的正义感已被麻木所吞噬，奋斗的激情已经被冻结，只是他的灵魂被社会中一些丑恶的东西同化了。 《水浒传》的英雄中有一个黑大汉，他生性鲁莽，性情暴躁，常为小事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搞出人命案。但他却路见不平，能拔刀相助，令那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们闻风丧胆。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这样惊心动魂的大事发生，但“义”字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对朋友讲义气，是“小气”，对素不相识的人或事物也用一种正义的眼光去看待，就是“大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大义的民族，当日本侵华，多少义气凛然的革命烈士，用他们的满腔热血，誓死不屈，才成就了今日蒸蒸日上的祖国。 一个人，可以不相信神，却不可以不相信“神圣”。当前，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因此，这也是我们民族大义的根本任务。让我们相信这一份“神圣”用自己的双手去维护这一份“神圣”。《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明人郎瑛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讲义，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在评价《水浒传》中，对宋江这个人物看法并不一致。宋江自己说：“貌黑身矮，出身小吏，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雨箭之功”。《水浒传》六十八回这说明宋江还有自知之明。对宋江，我从下面几方面来分析： 1、宋江的绰号表现了英雄本色，侠义之气。宋江，表字公明，绰号有三：○1孝义黑三郎（可现宋江外理家庭关系是孝义为本）；○2及时雨（主要说他仗义疏财、接济他人、周济朋友）；○3呼保义（据考证与宋之官名有关，反映宋江对朝廷的态度之忠）。 2、宋江的出身、职业对他思想、性格、生活道路的影响之大。宋江自幼读儒家书，受传统教育，走入社会在县衙中做押司，刀笔精通。他的经历和性格，使他了解和体验百姓的痛苦，有正义感。因为他在官府任小吏，他懂法，有守法习惯。宋江到了梁山泊之后，他处理问题比较周全。他犯罪后衙门给他戴上枷，别人把枷打开时，他说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度。 3、宋江上梁山前一位仗义英雄，义放晁盖，当法与义发生矛盾时，就不顾法度了。他对梁山的事业有一定的贡献，他为了梁山好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了阎婆惜。 4、宋江上梁山后，成了义军首领。他自己说文武方面并无过人之处，为什么还能当首领呢？这是由于宋江有以下优势：仗义疏财，在江湖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关怀兄弟，兄弟遇难设法相救；有一定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如三打祝家庄，他注意总结经验，从调查虚实入手，又拆散祝家庄与其他二家联盟等。 5、宋江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他的思想是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对义军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一大关键。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这时，宋江的思想是：我是爱国的，皇帝代表国家，朝廷不负我，我不负朝廷。他不听吴用等好汉的劝阻，去征方腊，打得十分惨烈。 6、悲剧的结局。宋江征方腊，108位好汉还剩27个，其余的不是牺牲就是出走了，而朝廷并不信任他，对他加害致死。宋江临死前，唯恐李逵造反，让李逵喝药酒被毒死。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 《水浒传》的主题思想历来众说纷纭，但归结起来，不外三种观点：一是农民起义说。无论认为它是歌颂农民革命，还是认为它宣传投降主义，总之都承认它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二是市民说。认为它是市民阶层的生活，反映市民阶层的情绪和利益，“为市井细民写心”；三是忠奸斗争说。认为它是忠臣与奸臣的斗争，歌颂忠义思想。这三种思想，究竟谁是谁非，实在不好定论。因为每种都包含合理成分，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小说的思想内容。三者可以互为补充和包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它所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是值得注意的：宣传忠义思想，这是《水浒传》客观存在的最突出的思想倾向。 其一，作品名冠以“忠义”。《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代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传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 其二，“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是传统道德的范畴。《水浒传》的“忠义”内涵是复杂的。全传本《水浒传》第55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但“忠”字又包含着“保境安民”、“杀富济贫”等爱国精神和民本思想。对“义”的强调，更反映着社会道德规范的变化。小说沤歌“仗义疏财，济困扶危”，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反映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戮力相助”，且更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规范正发生着悄悄的变化。总之，“忠义”以儒家论理道德为基础，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维护现实秩序的一面，又有符合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愿望和意志的一面。这正是它被当时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原因。 其三，塑造了以宋江为首的一批忠臣义士，尤其是宋江成为了忠义的化身。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志在“酷吏赃官全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但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朝廷招安之后，他们北征辽，南打方腊，“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最后仍被误国之君、无道之臣逼向了绝路。作者慨叹“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不平现实，发愤为忠臣义士谱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忠义”悲歌主旨的是义军领袖宋江的形象。作为小说的第一主角，宋江俨然就是“忠义”的化身。“忠”和“义”本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义”的社会理想层面是要梁山义军反抗黑暗，替天行道；而“忠”的伦理道德规范是要梁山义军拥戴朝廷，维护现实的政治秩序。正因为“忠义”内涵不一，相互对立，所以二者很难两全。要“忠”就要舍“义”，要“义”就会不“忠”。宋江的性格，就是在“忠”和“义”的相互矛盾中曲折发展的。 由于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政经史”，加之做过小吏，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浓厚”的“忠君孝亲”的道德伦理思想。于是他养成了仗义轻财、乐善好施之性，所以河北、山东闻名，都称他为“及时雨”。 在宋江身上，如果说“义”使他结交江湖，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反抗现实，那么，“忠”则使他认为造反是大逆不道，虽然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勉勉强强上了梁山，也是身在梁山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念念不忘“改邪归正”，效忠朝廷。 “义”的反抗性和“忠”的妥协性的矛盾，早在第18回宋江刚一出场时就表现了出来：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案子落到宋江手里，为了“义”，他冒着生命危险，“执法犯法”，先给晁盖通风报信，暗中放走七条好汉，使其在石碣村消灭了前来捕捉的五百官兵，从而正式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七条好汉上梁山，又成了义军的基础和骨干。 不过，事后宋江又想，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工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接着，为了维护自己和梁山的关系，他一气杀死了企图出卖他的阎婆惜，不得不开始亡命江湖的生涯，但这时他既想逃避官府的缉拿，又不愿与官府直接对立而投奔梁山，结果只是暂居在孔明、孔亮、花荣等处，直到清风寨刘高欲陷他于死地，他才带领燕顺、花荣、秦明等投奔梁山。但中途突然接到石勇给他的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他便立即改变了初衷，丢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这里，“孝”的观念不取代了“义”的观念而占了上峰。其实，“孝”与“忠”作为道德伦理观念是二而一的东西。在“教”“义”面前，他以“孝”为先。这时官府对他正缉拿得紧，他明知回家不会有好结果，但他宁愿被抓坐牢也不想再上梁山背叛朝廷。“忠”的观念又支配了自己的行动。到家后，果然被捕，于是他服服帖帖接受了官府断配江州。临行前，父亲叮嘱他：“你如今此去，正从梁山迫过。倘或他们下山劫持你入伙，切不可依随他，叫人骂做不忠不孝”。因此，刺配途中经过梁山泊地界，他宁可多走几里，也要抄小路，为的是梁山好汉拉他入伙。然而，事与愿违，梁山的刘唐、花荣果然来接宋江了。刘唐要杀两个押解公人，把宋江救出来，宋江立刻就急了。忙说：“这个不是你们第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我不如死了。”说着就把刀放在喉咙下要自刎。花荣要给宋江打开枷锁说话，宋江却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到了聚义厅，拒绝晁盖援救，同样也振振有词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都到刺配入狱的分儿上了，他口口声声还讲的是忠孝一套，可见忠孝观念在宋江的头脑中多么的根深蒂固。直到江州服刑，在浔阳楼题了两首诗，其中有“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和“他年得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句子，被人告发为反诗，判刑当斩，梁山英雄冒死劫法场，把他救了出来后，实在无路可走，他才说：“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奔哥哥去……”这才上了梁山。 宋江上了梁山后，和晁盖一起积极斗争。晁盖死后，他便接任了整个山寨的头领。作为梁山的第三任寨主，宋江一改当初一任寨主王伦的不仁不义、二寨主晁盖的有义无忠，独立推行了“全忠全义”的路线。他虽然武不如晁盖，文不如吴用，社会地位不如柴进，却能使“众虎同心归水泊”，就因为他“义胆包天，忠肝盖地”。“义”，是他连接李逵一流人物思想的纽带，“忠”，是他沟通关胜一流人物思想的桥。“义”，是他深得人心的基础，“忠”，是他结英雄于水泊的目的。 就在《水浒》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作者也深刻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 《水浒传》忠义观的形成由来已久。“忠”和“义”从来就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自宋元以来在社会上尤其流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重谈巷语”在民间流行，显然越来越清楚地涂上了“忠义”的色彩。小说作者施耐庵就是沿着这一长期形式的思维格局，

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的近义词是什么？

《水浒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忠义，是作品中传达出来的几种思想倾向中最突出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施耐庵塑造了许多忠义形象，这就是作品所盛赞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忠义观。宋江以“义”来团结好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并且有能力的好汉。

而最终宋江又以“招安”做为那些好汉们的奋斗目标，这也就体现出了“忠”，而这个“忠”是凌驾于义之上的。作品中，忠义道德观一直都是作为主要思想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衡量众多正面人物的主要道德标准之一。

作品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基本上都是忠义两全的英雄好汉，其作风行事也都以忠义为先，如《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好汉为兄弟为朋友赴汤蹈火，两肋插刀，就只为了一个“义”字；为人民除暴安良，出生入死，也只为了一个“义”字。

宋江的一生是曲折的，先是仗义英雄，梁山首领，招安后成为朝廷忠臣，最后悲惨而死。反映宋江仗义疏财的“及时雨”、忠于朝廷的“呼保义”和“孝义黑三郎”三个绰号都表现了他的侠义之气。上梁山后，仗义疏财的个性是他成为义军首领重要因素之一。

但受招安以后，成了朝廷的忠臣。为国出力，保境安民。晁盖死后，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受招安后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改为“顺天护国”，他也由首领走到服从朝廷的顺臣。可以说宋江的一生是成于“义”，败于“忠”。可以看出，《水浒传》就是一部“忠义传”。

文学影响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

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

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