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文献学成就论文

20世纪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确立的时期。传统学术的继续发展与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对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献学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20世纪后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对学术界、读书界及图书馆学教育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概观百年文献学的发展，有几个主要问题值得关注：一，古典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出版；二，文献学研究的阶段性；三，文献学研究的主要路径。 1古典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出版 首先，总结20世纪文献的新发现，如甲骨文献、简策文献及其他出土文献等。这些新发现的文献为各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同时，它们也是文献学或文献史研究的重要素材。特别是近十余年间的一些重大发现，如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战国简策，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等，都还未从文献学的角度加以总结和研究。 其次，总结20世纪古籍的整理与出版，这可以分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①《四库全书》系列，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等，以及一批相关工具书及研究著作的出版，形成了一门“四库学”，丰富与深化了文献学的研究。②综合性丛书系列，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以及相关的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等。③二十五史系列，如百衲本、标点本及各种版本的《二十五史》整理出版，《二十五史》的补编、三编、订补等。④历代诗、词、文的整理与出版，与古代戏曲、小说的整理与出版。诗文方面，如《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明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文》、《全辽文》、《全金文献》等；词曲方面如《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全元散曲》、《全明散曲》、《全清散曲》、《古本戏曲从刊》等；小说方面如《白话中国古典小说大系》、《古本小说集成》等。⑤十三经、诸子、理学、科技等，如《十三经注疏》的整理与出版，《新编诸子集成》、《理学丛书》及各种古代科技著作的出版。⑥佛道系列，如《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⑦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与出版，如近期出版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一千册，经过众多研究者20年的整理释译而成，令世人瞩目。⑧其他，如方志、类书的整理与出版。 2文献学研究的阶段性 百年文献的整理、出版与研究，为文献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丰富的材料，推动了文献学的发展。综观20世纪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20世纪前期（前40年），20世纪中期（中40年），20世纪后期（后20年），约略反映了百年间文献学的形成，发展与繁荣的过程。 前40年，文献整理出版都取得很大的成就，当时一些重要出版社，如商务、中华、开明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影印或出版了一大批古籍。一些新面世的文献，如甲骨文、简册、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新文献的发现，改变了前人从古书到古书的做法，运用新材料与古书相印证，得出了很多新的结论。而近代以来，引进西方的一些治学思想和方法，对文献学研究也有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适、梁启超、陈垣、洪业与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等，都作出了不小的成绩。如胡适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以及洪业等人编纂的数十种古书引得。20年代，梁启超提出文献学，并认为文献学即是广义的史学，是研究各门学问的基础，所做的工作是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此后不久，郑鹤声、郑鹤春写成《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郑氏认为，编纂、结集、审订、出版、翻译、传播等，均为文献学研究的内容，这与传统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内容）已大不相同。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之学，其形成已见端倪。 这一时期，中国文献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献史研究，考其源流，可追溯到《汉书·艺文志》的总序，后世不少目录仿其制。独立成书者应以明代胡应麟《经籍会通》为首创。进入20世纪初，主要著作有叶德辉《书林清话》、《余话》，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王国维的《简犊检署考》，陈彬和、查猛济的《中国书史》，陈登原的《古今典籍聚散考》等。 中期40年，由于受到战争、政治运动等因素的影响，文献学的研究相对沉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张舜徽先生在文献学上的贡献。1945年，张先生出版《广校雠略》，对文献典籍的著述体例、标题著者、引注、序例、注释、流布、校书方法、审订伪书等，都作了仔细的阐述。后来他又出版了《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人文集别录》等文献学著作，为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献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一时期，在文献史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成绩，比较重要的有杨寿清的《中国出版界简史》，刘国钧的《中国书生简编》，李文琦的《中国书籍演变论集》、昌彼得的《中国图书史略》，钱存训的《中国古代书史》等。 后期20年是现代文献学研究的繁荣时期。自从1982年张舜徽先生出版《中国文献学》以来，文献学著作大有层出不穷之势。究其原因，可细分为如下几点：①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20世纪后期，学术研究的兴盛，学界逐步重视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利用；②文献知识与检索，是学习的重要手段.许多大学都把文献学的相关知识作为基础课程；③文献书籍是社会信息的主要来源，因此，一些导读著作很受广大读者青睐；④古典文献学的源远流长，为文献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⑤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初步形成，为文献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⑥文献学研究队伍的壮大，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并从事文献学研究，为文献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文献学研究的主要路向 20世纪，特别是后20年，文献学的发展是多途径的。概括起来，约有如下几大系列： ——古典文献学系列，其主要作者有张舜徽、王欣夫、吴枫、罗孟桢、王燕玉、杜泽逊、程千帆、徐有富等。他们基本上以传统古籍整理的方法，即目录、版本、校勘等，加以立说。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构建了古典文献学的规模，并建立了这一系列研究的基本范式。 ——新型文献学系列，其主要作者有倪波、洪湛侯等。洪湛侯在《中国文献学新编》中，用形体、方法、历史、理论4方面来构筑文献学的框架，但其基本内容还是古典文献学的，只是组配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倪波等人的《文献学概论》，在建立新型文献学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超越和更新了传统文献学研究的内容。 ——分科文献学系列，目前，仅就笔者所见，有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档案文献学、社会科学文献学、科技文献学、教育文献学、中医文献学、法律文献学、经济文献学、文学批评文献学等。这一系列的研究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范式，各自从本学科文献特点出发，以文献揭示为目标，便于人们了解学科文献的面貌。 ——分支文献学系列，主要有文献传播学、文献社会学、文献计量学、文献保护学、文献目录学、文献信息学，以及新近所见的文献经济学。这一领域的作者都比较年轻，他们勇于接受新知，运用相关学科的思想、方法，丰富与发展了文献学的研究，他们将成为文献学研究的生力军。 ——文献史研究系列，从广义看，文献的编纂、印刷、出版、发行、交流、收藏的历史以及图书史等，均可看成是文献某一侧面的发展史。这方面的著作很多，主要专题史都已涉及，但仍缺少一部综合反映文献发展的史著。 ——文献学史系列，目前可以见到的有中国文献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其实三者所涉及的内容基本相同。在某种情况下，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三者是同一意思，没有太大的区别。 ——文献学专题系列，如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张欣毅《现代文献论纲要》、朱渊清《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典籍导读”与“书籍与文明进程”两个专题，近二十年间，成果层出不穷，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向来被认为是“书斋”式的文献学，有了一次面向社会的尝试，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 资料结集与工具书的编纂，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文献学资料结集，如《文献学论著辑要》、《中国历代图书著录文选》，以及各类文献学专题资料集等；②文献学家与著作研究，如《郑樵校雠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文献家通考》、《中国文献学要籍解题》等；③文献学工具书的编纂，如《中国古文献大辞典》、《简明中国古籍辞典》、《文献学辞典》《中国方志大辞典》等，以及各种专书辞典。 4结语 总结历史，展望未来。在21世纪知识与信息时代，文献学作为研究、整理、利用文献的一项专门之学将会更加受到关注，其本身亦将以全新的视野，开拓文献与知识研究的新领域，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首先，研究者一方面将注重文献学自身的建设，如资料的结集与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探究，社会发展与文献学研究，文献学教育、文献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另一方面将注重文献典籍与人类社会进步、文化及现代生活的研究，如文献价值、文献信息与传播、文献与社会生活、典籍与阅读文化、书籍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其次，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文献量急剧增加，人们普遍地传播和接受大量文献信息，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因此，文献学在揭示、整理，加工，检索、计量、利用文献等方面，将使用更现代化的手段，以适应人们的需要，对研究者来说，这将是一个持久的挑战。 UID12307 帖子164 精华3 积分169 阅读权限10 在线时间95 小时 注册时间2003-6-14 最后登录2011-2-8 查看详细资料 TOP 文献的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历史几乎是同步的。有了文献，也就有了文献的各种活动，在文献和文献工作的发展基础上，逐渐积累了经验及其认识，形成人类社会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文献学。文献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在于它拥有丰富的实践来源，而且在于它具有“文献与文献工作”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文献学就是专门研究文献与文献工作发生、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 文献学博大精深，孕育了上千年，产生于“西学东渐”的20世纪。文献学承担的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我们最大的目的，便是要在对文献进行了整理、编篡、注释工作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删繁就简，创立新的体例，运用新的观点，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这便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1）正因为文献学对科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因此被学者们誉为20世纪的一门显学。本文从文献学的概念入手，以文献学发展的两个特点，大文献学观和实用性原则，试图管窥文献学发展的全貌。 一、文献学的概念 文献工作虽然历史悠久，但正式出现“文献工作”一词只不过100多年的光景。（2）1903年，欧莱特在《目录学和文献工作》一文中，首次使用了“DOCUMENTATION”，表示向信息需求者提供文献或参考工具的过程。之后，文献工作便成为目录学、著作权、印刷技术、出版业、图书馆工作及文献服务的新概念，这一学科从一开始就具有知识综合的特点。 1907年，欧莱特在《情报和文献工作的合理组织》一文中，对“DOCUMENTATION”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含义：1、与某一特殊事物相关的现存文献构成；2、文献的专门收集；3、提供给询问者的文献构成；4、收集文献的过程；5、按UDC（普遍的十进分类法）用卡片排列的文献编目。1920年“DOCUMENTATION”一词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荷兰人F·D·Duyvis在国际文献工作大会上认为布鲁塞尔目录学研究所的宏大计划不可能实现（给所有文献编目），并由E·Hymans把文献工作定义为各种情报的收集、组织和传播。这个定义通用了多年，说明文献信息传播的思想受到人们的重视。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文献工作一词在各国得到广泛地应用，但是含义较窄，所指范围也往往因人而异。（3）在法国，文献工作一词也常常被描述为专门情报设施的一个部分。1932年，法国文献机构联合会成立，但对文献工作的认识还十分模糊。1953年，H·LEMAITRE和A·Thompson对“DOCUMENTATION”下了一个定义，即“文献的建立、搜寻、组织和利用”，到1958年又简化为“组织与传播”。在英国，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一词的定义也是十分模糊的，直到1939年才由布拉福德对“DOCUMENTATION”下了一个定义。1948年，在拉福德又把它修改为“是所有记录的收集和主题分类并使之发生效用的过程。 英文词典《图书馆员用语汇编》（3[rd]，4[th]ed.）把“DOCUMENTATIO”定义增加到13个。1.知识世界各种记录的收集、分类并使其易于获得的艺术；2.系统地组织知识记录和知识来源以便尽快地找到它们，并能通过各种媒介得以传播；3.记录、组织和传播专门知识；4.为最佳检索而收集、存储、组织已记录的情报资料或文献的科学；5.专门图书情报机构所从事的活动，准备和复制资料以及随后的发行活动；6.情报的选择、分类和传播；7.推荐和保存已记录的知识，使其迅速起参考作用；8.通过程序有效地积累已记录的知识、促进其发展；9.通过介绍、复制、出版、传播、收集、保藏、存储、主题分析、组织和检索、提高专门化记录知识的使用艺术；10.所有情报的收集、保存分类、选择、传播和利用；11.在专门化情报交流中所有指定的复杂活动，构成专门的图书馆事业的活动，准备和复制资料的活动以及发行活动；12.推荐、组织和交流记录知识所需的技术，以便最大限度地检索与利用情报；13.文献的鉴别、研究、汇编和使用。 在美国，1937年美国文献工作研究所建立时便使用了“DOCUMENTATION”一词。1949年将文献工作定义成一门技术：包括文献复制、文献传播和文献利用。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情报学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诞生了。由于它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文献和信息，在社会和科学交流中发挥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比传统的文献工作更具时代性和社会适应性，因此美国文献工作研究所更名为美国情报学会。实际上，所谓文献工作已被情报科学一词所取代。 自从文献工作一词出现以来，这一术语在各国的应用不尽相同，人们对它作过种种解释。它的古典定义是指对人类活动一切领域内的文献的收集、分类、利用。但随着文献工作的发展，这一术语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1960年国际文献联合会将文献工作定义为“文献工作是指对一切类型情报的收集和存贮、分类和检索、传播和利用，”这是取得西方许多国家公认的一个定义。（4） 在我国，“文献学”始见于1920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全相望亦私淑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又说：“明清之交各大师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可见文献学与史学的渊源。1928年，郑鹤声的《中国文献学概要》问世，这是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该书作者认为：“结集翻译编篡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表示中国文献的生产、收集、整理活动，与西方文献学术语有相近之处，也有一定的区别。（5） 中国文献学内容广博，但条理清晰。20世80年代，基本形成了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学两大研究领域。古典文献学是以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文献的源流、积聚、散佚及典籍体式等，整理包括文献的辨伪、版本、辑佚、类纂、目录、注释等。古典文献学继承、丰富、发展了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确立了以目录、版本、校勘为核心的文献学体系。其代表作为1982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张舜徽著），该书对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还对今后文献工作提出了具体设想和努力方向。《中国文献学》是我国文献学领域的奠基之作，标志着古典文献学理论的成熟。此后又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文献学力作，它们是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等。现代文献学是针对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采用西方的文献组织方法和管理制度，对文献进行搜集、组织、整理和检索的科学。目前，这门学科还没有一个成熟的体系，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都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二、大文献学观 所谓大文献学观，就是要超越一般的思维模式，大量移植、引进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更广阔的学科背景中多角度、多层次地考察文献学。 我们知道，中西文献工作有不能的渊源。西方现代的文献整理思想主要源于文艺复兴以后，其代表性的著作就是1545年格斯纳的《国际书目》。经过三百多年的孕育，1892年比利时的两位律师保尔·欧莱特和汉尼·拉芳丹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国际书目处，1903年正式提出文献工作的思想。由于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反对封建神权对人性的压制，因此文艺复兴高扬的是科学、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大旗，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各种思潮的涌现。文艺复兴之后，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文献活动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表现为文献的内容极大的丰富了，文，史、经、哲、自然科学全面发展；并且文献活动成为社会的基本活动，文献工作是出版、发行、商业机构、图书公司等重要的工作内容。从“DOCUMENTATION”出现，它就具有知识综合的含义，形成了重技术和实用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文献学以历代古籍为主，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三大支柱，以文史哲为主要学科领域。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经历了为数众多的政府较书活动，而这一系列活动主要的目的，是为强化封建阶级的专制统治，以“盛世修典”来歌功颂德、宣扬文治。大量的禁书、毁书就是一个明证。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文献的研究范围就非常有限，往往停留在对以往文化的追思上。（6）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为中国文献学提供了批判、吸收、溶合的大舞台。 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特勒试图将科学方法系统地引入图书馆学研究、创立了著名的“社会说”，把图书和图书馆置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大舞台来考察。另一位代表人物谢拉，把传播学理论引入文献信息的交流领域，提出了“社会认识论”。在德国，卡尔斯泰特提出了“知识社会学”。70年代，兰开斯特在《走向无纸信息系统》中预言：纸质文献将被电子信息取代。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对文献工作的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科学观念的引入和文献环境的变化，促使一批学者广义地提出“文献学”这一新概念。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杜定友、刘国钧、沈祖荣等一批学者留洋归来，他们共同创立了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由于文献是图书情报工作的主要作用对象，文献工作是图书馆情报部门的共同实践基础，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开始运用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文献及文献工作。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在文献和文献工作的基础上，有机地溶和，孕育着大文献学观的萌芽。 1964年，袁翰青的《现代文献工作的基本概念》提到：“有人把‘DOCUMENTATION’也译成‘文献学’。文献学诚然是我国固有的用词，讨论的内容却着重于考证典籍源流，和现代文献工作的涵义是不同。至于现代文献工作是范围相当广的工作。”这是最早提出“现代文献工作”这一概念的文章。作者认为把“DOCUMENTATION”译成的“文献学”，与中国固有的“文献学”不一样。前者倾向于现代文献工作，后者是以研究“典籍源流”为主要内容。这是第一次提出区别于传统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文献学”含义，只不过他们认为当时的“现代文献学”尚未独立，所以用“现代文献工作”表述之。（7）袁翰青的文章延伸和扩大了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为“大文献学”的提出奠定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形势的改观，经济的繁荣，学术文化空前活跃。中国文献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涌现出大批的文献学研究成果。（8）1981年，历史学白寿彝倡导建立“历史文献学”，包括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辩伪学及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学、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众多学科。1982年，谢灼华教授首先撰文讨论了“文学文献学”的含义、内容、范围和作用。周文骏教授1983年发表了《概论图书馆学》，首先提出“文献交流说”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随后，又出版了《文献交流引论》（1986）。周先生认为，文献交流学是一门研究文献交流全过程的科学，作为交流过程主体的文献，其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效果及组织交流的相关机构，都属于其研究范围。“文献交流说”是影响较大的一种观点，进一步扩大了文献学的研究视野，后来，又被发展成为“情报交流说”和“知识交流说”。这一时期，活跃在文献学研究领域的还有单柳溪、谢元泰、韩有悌、桑榆、王余光、陈国锋、陈生农、林申清、金恩辉等学者，他们积极寻找新的思路，探索新的观点，对文献学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倪波是最早提出大文献学观的学者之一。1990年，他主编了《文献学概论》，作者力求勾勒出一个包括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的新的文献学体系。这是继80年代以来，寻找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等“上位类”学科的又一成果，“泛文献信息论”由此产生。另外，黄宗忠的《文献信息学》（1992）和朱建亮的《文献信息学导论》（1992）进一步发展了“泛文献信息论”的思想。1994年，张欣毅的《现代文献论纲要》出版，本书强调运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和方法”对古今中外各类型文献作个本体范畴上的考察和研究。影响较大的几部书还有卿家康的《文献社会学》、周庆山的《文献传播学》等。此外，蒋永福主张建立“文献物理学”，叶鹰首次大胆提出“文献哲学”的思想及康军的“文献工程学”都独具匠心、颇有新意。 世纪之交，文献学在经过20多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文献学观基本形成，其思想也深入人心。因此，对大文献学观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有机地整合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王余光等认为：“作为文献学的研究对象，文献首先是个实体概念，包含有文献属性、类型、载体、体式等内容。其次文献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包括文献生产、整理、揭示、传播、收藏和利用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文献价值及其实现、文献与文化学术的关系等方面。再次，文献还是一个历史范畴，包括文献的起源、发展和规律等。文献学是全面系统地研究文献的学科”，（9）“无论是以古典文献整理为核心的古典文献学，还是强调研究现代文献社会传播和利用的现代文献学，都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10）柯平提出运用系统论的科学方法，对文献学进行综合研究，在科学体系中寻找文献学的定位。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于鸣镝的两篇文章《试论大文献学》和《再论大文献学》，这是第一次以“大文献学”命名的文章，正如潘树广先生所言：“读了于鸣镝先生的《试论大文献学》，如遇知音，很感亲切。因为，有关‘大文献学’；也是笔者多年来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11）“大文献学观”的确立，引起了学者们的共鸣。随后，潘树广又发表了《大文献学散论》，作者认为：“所谓大文献学，有纵、横两个方面的意义。纵向看，古今兼容，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有机结合；横向看，整体把握，拓展文献学的学术空间”。应该说，潘先生的这个总结是科学的、客观的。 三、实用性原则 如果说“大文献学”是在纵横两个方面对文献学的拓展和兼容，那么实用性原则就是一把科学的尺度，能够对这个发展进程进行有效的监控和合理的选择。 众所周知，理论是为指导实践而产生的，离开丰富的实践活动，理论不仅无法理解，而且找不到自己的目标和归宿。20世纪最后20年，是文献学空前繁荣的20年。一方面，对古典文献学进行了补充、完善和发展，使古典文献学成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分支；另一方面，借鉴、移植的新理论新方法在文献学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的文献学理论成果。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积极引进的多，消化整合的少。有的研究人员热衷于构建新理论新体系，引用的新理论新方法明显存在生搬硬套之感，有的只不过是新名词的堆砌，对实际的效用很少关心。自然，这些理论和方法不可能用来指导文献工作的实践。因此，我们有必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以实用性原则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在文献工作的实践中，自觉地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使文献学得到健康地发展。 当然，“一门科学作为一个整体，首先有它内在的，非功利的自我目的。至于它的实用性，其重要意义也只是排在第二位的。但是，科学对真理目标进行的自由式探求，恰恰能导致可能是最重要的实用性知识，并且能服务于社会人群”。（12）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文献学理论研究的超前性，但是，如果把实际的文献工作弃在一边，任何自由式的探求，也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实用性原则，是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文献学发展的又一个特征。

《广校雠略》（附《世说新语释例》、《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三种）1945年有长沙排印本，中华书局1963年4月增订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积石丛稿》（含《积石丛稿》、《广校雠略》、《扬州学记》、《诗毛诗故训传释例》、《乾嘉三通儒故训传》五种）1946年兰州排印本。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11月出版。修定后易名为《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后又以此名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出版。《顾亭林学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后又由中华书局1963后1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7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清人文集别录》（上、下）中华书局1963年11月出版。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翻印。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11月出版。含《道论通说》、《道论足征记》、《老子疏证》、《管子四篇疏证》、《太史公论六家要指述义》等，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史学三书平议》（含《史通平议》、《通志总述平议》、《文史通义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说文解字约注》（上、中、下）中州书画社1983年3月出版。《郑学丛著》（含《郑学叙录》、《郑氏校雠学发微》、《郑氏经注释例》、《郑学传述考》、《郑雅》、《演释名》齐鲁书社1984年6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文献学论著辑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 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旧学辑存》（上、中、下）齐鲁书社1988年10月出版。《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1月出版。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爱晚庐随笔》（含《学林脞录》、《艺苑丛话》两种）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11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訒庵学术讨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5月出版。《张舜徽学术著作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经传诸子语选》周国林注译本，岳麓书社1997年出版.。《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广文字蒙求》华中师范大学古籍所编。又有《霜红轩杂著》、《秉烛余论》、《周秦著作政论类要》、《汉语语言声系》、《中国校雠学叙论》等著作未正式出版。且其中有不少著作，为台湾多家出版社多次翻印，现其版次不一一注明。

读经一般可从汉注唐疏入手，所以最好还是要看一下《诗经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比较不错，但是中华书局（不太确定，也可能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毛诗传笺通释》并没有附上《诗经》原文，而全部都是解释性的文字。另外王先谦的三家诗考订是很有成就的。如果你要研究《诗经》音韵问题，可能不太适合看宋人的注本，因为宋人对于叶韵有些滥用。 关于研究《诗经》音韵的问题不知道章太炎黄侃有没有好的资料可以参考，可以去国学论坛或者北大中文论坛询问。 以下是我从张舜徽先生的《中国文献学》一书中摘录整理的有关解释经文的几种体例，你可以稍微了解下。 注、传、说、训、微、故、解、笺、章句：自汉儒始，是时，学贵专门，不相通假，故释经文不出一家之言。 集解、集注、集释、集说：自魏晋始，荟萃众说，以成一书。何晏《论语集解叙》云：“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 正义：唐初最高统治者感到“经学多门，章句繁杂”，令孔颖达、颜师古整理五经义疏，每经只用一家的注解，而不杂他家之说。《易》从王弼注，《书》从伪孔安国传，《诗》用毛传、郑笺，《传》用杜预注，《礼》用郑玄注。共计一百八十卷。这是后来合刻《十三经注疏》中最先写成的五部，其他八部，皆遵此例。 “宋学”：注解古书，至宋代而风气大变。有宋一代学者不屑墨守成规，拘束于一家之言，喜欢发挥自己的意见，甚至不惜推翻前人就说，别创新解，以朱熹为代表。 清代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三《诒经堂续经解序》中说： 能守专家者，莫如郑氏康成。而其于经也，泛滥博涉，彼此通会，故能集一代之长。能发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于经也，搜采众说，惟是之从，故能为百世之宗。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进一步指出： 由“专家”的途径发展下去，便流于拘隘；由“心得”的途径发展下去，便流于悍肆，这就形成了两派末流的大弊病。 参考文献：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舜徽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国学大师。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国学大师张舜徽的介绍相关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1911年7月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亲厌恶八股文,终身不应科场考试,埋头钻研朴学,尤擅长天文算法。在父亲的引导下,他致力自学,掌握了许多治学的方法。他主张走博通的路,赞赏通人之学。自小学(过去学者称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为小学)而经学。

17岁写成《尔雅义疏跋》一文,指出《尔雅》、《说文》的异同和郝氏《义疏》不足之处,这是他考证文字的开端。 1928年,其父去世。他负笈出游，寻师访友，初到长沙，后到北京。在北京,他认识了不少通人硕学,得到多方指教。

1932年回到长沙,在文艺、雅礼、兑泽等高级中学担任语文、历史教师。在此期间,仍矢志自学,精读了《史记》、《汉书》、《三国志》，又通读了<资治通鉴>正续编，还仔细涉猎了“全史”——《二十四史》。

1941年起,先后在国立师范学院、民国大学、兰州大学任教。

1946年写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在《兰州大学学报》上发表。

1950年起任教于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

十年““””时期，撰写《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国社会之分析》、《史学三书平议》、《说文解字约注》、《广文字蒙求》、《郑学丛着》、《清人笔记条辨》等10部学术专著，共370多万字。

1979年,参与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任会长10年。

1981年被评为历史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同时创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并任所长10年。

1988年出版了100余万字的巨著《中华人民通史》。

1992年11月，他将著述、藏书捐赠湖南图书馆。

1992年11月27日逝世,终年81岁。

张舜徽的父亲张淮玉，字小岩，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成诵之能;但他对八股文向来深恶痛绝，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一生精研朴学，尤长于天文历算。曾历任常德官立中学堂、辰州官立中学堂、西路师范学堂、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算学教习;在授课之余，刻苦治学，撰有《二进数考数根术》、《循环小数新术》等数学著作。

张舜徽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常备书。十六岁后，他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十七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张舜徽对文字和训诂的兴趣与功底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

张淮玉虽然深恶八股，但对四书五经还是非常看重，在张舜徽具备了文字基础之后，即开始让他读经。因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治学观念，他并不要求儿子死记硬背;张淮玉认为，不知天文，不足以读<诗经>和《尚书》，因此引导他学习天文与历算。<尚书>佶屈聱牙，于是指导他对照<史记>阅读。我们由此可知，由于父亲的治学旨趣和张舜徽本人的气质，他从一开始读书就偏重学问，而不是文章，这一点对他以后几十年的治学生涯具有深刻的影响。在《清人文集别录》中，他推重的是学问湛深之人，对纳兰性德、龚自珍这样的文章尔雅之士倒不甚在意。

民国初年的沅江，依旧还很闭塞，尤其是僻处乡下的长岛。但张淮玉崇尚新知，非常留心各种新出版物，并为张舜徽订购了《东方杂志》、《学衡》、《少年杂志》，还把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和历史教材买来给他看。也是在这个时期，张舜徽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著《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对他影响至巨。他在《庭闱受学记》中曾说：“生平服膺乾嘉诸儒之学，盖自此始。”

除了父亲张淮玉，在张舜徽的学术生涯中，有三个人对他有尤其深刻的影响：早岁姑父余嘉锡，自北平南归直到中岁，杨树达，晚岁顾颉刚。

在回忆杨树达的一篇文章中，张舜徽曾深情地说：“平生所识老一辈学者名流，算来不是太少。而亲炙最久，感慕最深，治学著书最勤的，首推杨遇夫先生。”张舜徽初识杨树达是在北平姑父家。当时杨树达为清华大学教授，常到余嘉锡家中谈论学问，对年纪尚轻的张舜徽的见识感到惊讶，因此常常约他到家中盘桓。张舜徽常常向这位大学者请教，两人从此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深厚友谊。有时张舜徽因为读书过勤，多日不登门，杨树达就会打电话到卢家，告诉他自己近日的研究心得，或者亲自过门约谈。谦恭下士，毫无崖岸。抗战爆发后，杨树达南归，任湖南大学教授，两人的交往更加密切了。后来湖南大学西迁辰溪，时张舜徽任教蓝田国师;杨树达移书召他往辰溪任教，张舜徽因为家累不能应命。杨树达又寄书相请，云：“达一生无他长，惟乐于贤己者处，达可以进学耳。”可见他对张舜徽推重如此! 顾颉刚年长张舜徽十八岁，亦属长者之列，是张舜徽晚年交往最密切的学者。张舜徽与顾颉刚没有特别的私交，但是纯粹为中国学术的传承，他由衷为张舜徽取得的每一种成就而喜悦，因此，几乎张舜徽每出版一本学术著作，顾颉刚都会写信表示祝贺，其折节下士之风丝毫不让杨树达。1962年，张舜徽出版《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顾颉刚飞书盛赞说：“纲举目张，显微索隐，为初学引导正路，谆谆以教，苦口婆心，俾其于摸索之中，得见明灯，欢喜赞叹，当不止刚一人也。” 翌年《扬州学记》的修订本<广校雠略>于中华书局出版时，顾颉刚又来信祝贺，称“信条理中国学术，惟先生为当行也”。同年11月，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又在中华书局出版，顾颉刚读后不胜欣喜，释卷之后，当即提笔修书云：“先生所着诸书，示学者以途径。启牖之功，实在张香涛《輏轩语》、<书目答问>之上。然彼二书，对我辈之效用已极巨。先生别白是非，指明优劣。上绍向、歆之业，下则藐视纪昀之书，其发生影响之大，固不待言也。”正是在顾颉刚的敦劝下，张舜徽又写作了《清人笔记条辨》。1979年夏天，张舜徽因事进京，专程到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拜访了顾颉刚，当时顾颉刚正在病中，听说张舜徽来访，立刻披衣出迎。这虽然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但相谈非常欢洽。

<广校雠略>(附《世说新语释例》、《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三种)1945年有长沙排印本，中华书局1963年4月增订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积石丛稿》(含《积石丛稿》、《广校雠略》、《扬州学记》、《诗毛诗故训传释例》、《乾嘉三通儒故训传》五种)1946年兰州排印本。 <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11月出版。修定后易名为《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后又以此名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中国史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9月出版。

<顾亭林学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出版。后又由中华书局1963后1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7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10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清人文集别录》(上、下)中华书局1963年11月出版。台北明文书局，1982年翻印。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11月出版。含《道论通说》、《道论足征记》、《老子疏证》、《管子四篇疏证》、《太史公论六家要指述义》等，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1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史学三书平议》(含《史通平议》、《通志总述平议》、《文史通义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说文解字约注》(上、中、下)中州书画社1983年3月出版。

《郑学丛著》(含《郑学叙录》、《郑氏校雠学发微》、《郑氏经注释例》、《郑学传述考》、《郑雅》、《演释名》齐鲁书社1984年6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

《文献学论著辑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

《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旧学辑存》(上、中、下)齐鲁书社1988年10月出版。

《说文解字导读》巴蜀书社1990年1月出版。

《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爱晚庐随笔》(含《学林脞录》、《艺苑丛话》两种)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11月出版。并收入《张舜徽集》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訒庵学术讨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5月出版。

《张舜徽学术著作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经传诸子语选》周国林注译本，岳麓书社1997年出版.。

《四库提要叙讲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1版。

《广文字蒙求》华中师范大学古籍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