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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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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编辑学者化”是当今学术编辑发展的趋势，编辑身份加上学者身份是学术编辑工作创新性和学术性的内在要求。编辑劳动是建立在作者劳动之上的，作者是学术的真正引领者，编辑不要妄谈引领学术，应在尊重作者的前提下依靠作者去实现引领学术。

【关键词】“编辑学者化”;引领;学术

“编辑学者化”曾引起了编辑界的广泛争论，编辑是否有必要成为一个学者，成了大家争论的焦点。目前，“编辑学者化”已基本得到学界的认同，但在当前编辑未必都是学者的情况下，学界又提出“编辑应引领学术研究”，对编辑学术水平的要求提出了新的高度。一方面，有学者把“引领学术”看作编辑的一项基本职能。依照传统认识，在学术研究事业发展的序列中，编辑的工作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编辑业务所涵盖的一系列工作完全是辅助的、被动的，人们对编辑工作的一贯评价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即文字裁缝而已。其实这是很片面的认识。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上看，编辑都应该而且可以做到主动推进学术研究、主动引领学术研究”[1]。另一方面，吴承学先生提出：编辑不要妄议引领学术潮流[2]。两方面的观点都有道理，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只是从不同角度去看问题而已。学术编辑是否应引领学术研究?编辑、学者、作者之间应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学术编辑的身份转型

所谓“编辑学者化”，这涉及编辑与学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编辑学者化”中的“编辑”应限定为学术编辑。编辑虽古已有之，但毕竟是一个现代新出现的概念。当今世界对“编辑”的定义有上百种之多，分歧亦大，而且现代分工越来越细致，编辑人员可细分为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图案编辑等，细分后的编辑工作有时只需要具备一定技能就能从事，并不一定要编辑达到学者的要求。另外，不同的发行内容、发行对象和发行效果，也会对编辑工作产生影响，如儿童画报的编辑、大众杂志的编辑，就不一定要求他们有学者的高度。所以在“编辑学者化”这个命题中，泛谈编辑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应该把范围限定在编辑学术类出版物的编辑人员。

学术编辑的学者化，编辑学界已探讨得非常充分。在对学术编辑的认识过程中，学术编辑的身份发生了转型，除了编辑身份还要再加上学者身份。

首先，这种转型来自对编辑工作的重新理解，编辑工作由传统认识中单纯的技术工作转变成学者化的内涵深化工作，创造性的工作性质得到确认。人们对于编辑劳动的评估，一直存在两种认识：一种认为编辑的劳动是创造性的劳动，一种认为编辑的劳动不过是技术性的劳动。但从编辑的实践过程以及编辑劳动的整体看，创造性和技术性劳动两者应兼而有之，而且各有其重要性[3]。把编辑工作形容为“剪刀加糨糊”的传统偏见，是基于古代编辑活动的实际状况的客观评价，是对当时编辑活动表面的、局部的和片面的认识[4]。编辑对学术论著的再创造，体现在对原稿的提高、规范和优化上，有内容、形式方面的，也有专业、技术方面的。编辑对稿件观点的斟酌、事实的订正、结构的调整、文字的修饰，集中体现着编辑的创造性[1]。编辑加工是属于内容再创新的过程，是价值再创造的过程[5]。在对编辑创造性确认的基础上，编辑的主体性得到了大大的加强，编辑工作不仅仅是附属性工作，而是有了再创造的用武之地，因此对编辑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学者型的编辑才能使编辑工作有更好的效果。

其次，这种转型来自对学术刊物的学术性的认识。学术性是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6]。高等学校学报是由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人们在对学术期刊学术性认识的基础上，学术编辑的学者化要求当然在所难免。编辑必须有学问，有阅历，有见解，有独到之处[7]。学报编辑的工作任务概括起来主要有三项：策划作品、鉴定作品、提高作品。做好这几项工作主要不是依靠学报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而是学术水平[8]。编辑学术思考凸显出学术编辑积极、主动的职业特征[1]。学术编辑的学者化水平不高，也招来诸多诟病。即使编辑们是正派的，甚至拥有一流的学术鉴赏能力，在这样一个学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学术的最新趋向，从而做出明智的取舍判断。许多学术期刊之所以大量刊发平庸的缺乏学术创新价值的成果，原因就是审稿者自身学术水平低下[9]。因此，学术性成为学术编辑的内在特质，学者化对学术编辑来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二、学术编辑的“将军梦”

在明确学术编辑的学者化倾向后，一些有强烈进取心的编辑往往会意气风发地向更高目标前进，提出引领学术研究甚至引领学术潮流的`口号，这成了学术编辑的“将军梦”。学术编辑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个“将军梦”?答案是肯定的，古往今来的大手笔编辑作品都是明证。这些作品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大学者编辑的作品，如孔子编辑《诗经》等作品，引领中国学术数千年;其二是官修的编辑作品，如《四库全书》，官方的权威性和内容的正统性，引领中国学术风尚。当代中国的学术编辑，无论是对社会舆论还是报刊风格都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编辑用什么样的稿，约谁的稿，本身就有倾向性。具体地讲，编辑是通过组稿、改稿、言论、组织语言等编辑过程或编辑手段来体现这种倾向性的[10]。

学术编辑是一个群体概念，编辑的学术思考融合的是编辑群体的思想和智慧，它是学术编辑内在的编辑活动。编辑的学术思考应是办刊思想、办刊宗旨的体现，具体渗透在选题策划、审稿组稿、编排设计等编辑过程及联系作者、反馈作者等方面的编辑活动中[11]。在科学过程中，编辑既从宏观上，也从微观上发挥着学术作用。宏观上，编辑着眼整个社会，而不埋头于某一具体课题，身份超脱，视野开阔，在学科相互渗透、高度综合的形势下，能避免某一领域的专家因“专”而带来的局限。微观上，编辑从审读加工着手，其不满足于原稿值得发表这样笼统的评价，不迷信专家权威，不放过一字一符，能弥补作者的疏误[12]。编辑在文化出版业中，其积极主动的地位也越来越明晰。出版业已经转型成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最核心、最根本的任务就是传播先进文化和建设先进文化，编辑不仅是文化的传播者，还是文化的建设者[13]。因此，当代的学术编辑，是完全有可能引领学术研究甚至学术潮流的。 学术编辑可以拥有“将军梦”，但并不等于这个梦一定会实现。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真正能成长为将军的士兵却是少数。学术编辑有一定的导向性及影响力，这个可以做到，但其要达到引领学术的层次，恐非易事。我国的学术刊物有高、中、低三层次，不可能所有刊物的编辑都具备引领学术的能力。引领学术对于学术编辑来说，应该是一个较高的要求，而不应作为普遍性的要求。我们所称的编辑学家，是自立一言的编辑家，他们不仅有自己独到的学问，同时要以自己的学识铸造编辑工作的特色，以自己的学识培养一批作者，从而形成一个有影响的著作者群体[14]。学报编辑的学术水平应高于或略高于撰稿者的水平，起码也应具有相等的水平。

学术编辑“将军梦”的另一缺陷来自对学术潮流合理性及效果的判断。学术编辑即使引领或迎合了某种学术潮流，但这种潮流的研究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即便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在编辑删定《诗经》后，依然招来非议，他只是按儒家的思维去删定诗三百，号称“思无邪”，但那些被删掉的所谓“有邪”的诗篇，让后人难以再见其原真面目，在文献史料诗歌艺术研究方面是一种巨大损失。《四库全书》编辑定稿后，对文献保存有重大贡献，但其因各种原因未收录大量著作，并因政治思想因素大量删改原著，也是饱受后人诟病。当代学术编辑如果刻意去引领学术，这种学术潮流能影响一时，但未必都能在历史上会有好的效果。作为科技文化信息传播者的编辑，其承担的社会角色已经不仅仅是科技文化信息的修补匠，而是科技文化信息传播的规范者和控制者[4]。如果学术编辑对这种学术的自由性做出过多的人为干预，逼迫作者顺从自己所引领的学术潮流，则可能会导致权力暴力或学术。吴承学先生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编辑把用不用稿作为一种个人权力和资源，那是很危险的。”[2]现行的急功近利、工具理性占据主导的“以刊评文”模式导致学术期刊尤其是核心期刊的编辑们由过去的学界“边缘人”成为学术舞台上的活跃角色，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幕后英雄”演变成号令“学界诸侯”的“无冕之王”，学术编辑的学术权力获得了空前的膨胀[1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片面强调编辑如何去引领学术，将编辑的权力凌驾于作者之上，让作者围着编辑的学术潮流指挥棒转，可能会产生不少负面效果。

三、编辑与作者：谁真正引领学术?

编辑引领学术的问题，引出的是编辑与作者的定位问题，即编辑与作者，谁真正引领学术?从表面上看，学术论文、著作原稿是否获社会准入，编辑是把关者[1]。这种模式是现代出版制度的传播方式决定的，没有编辑的采稿，作者的作品可能永不见天日。在古代，没有编辑的劳动，作者的作品很可能失传。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辑如何挑选作者和作品，直接决定学术的方向，似乎编辑在引领学术。但具体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以古代为例，古代有总集和选集之分，总集是总括收集，尽量搜罗，编辑总集一般不会把关剔除，起到一个保存完整文献的作用，只有编辑选集时才会进行甄别选择，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编辑都在起把关者的作用。即使是编辑对论文进行选录时，某论文可能收于某作者文集中，也可能转抄于其他文集中，也可能收录于官方文库内，所以某个作者的某篇论文，可能面对多个编辑。这么多的编辑都在引领学术吗?实际上真正引领学术的还是作者，真正体现学术意义的是作者的学术作品，后世要研究的学术问题还是要探究到作者作品的具体内容。而且学术作品的传播方式也日趋多样化，不一定非要经过编辑审定，古代可能会是洛阳纸贵，今天可能会是网络花开，如何争取到作者的好稿反而成为焦点。因此，作者对学术的引领作用是非常明显而且是根本性的。

无论如何肯定编辑的劳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编辑的劳动必须建立在作者的劳动基础之上。这样一来，编辑的劳动就带有强烈的服务性、隐藏性、评估性等色彩[3]。其实不管怎样强调编辑的创造性，都不能否定作者的先前劳动，作者是第一性的，编辑是第二性的。如果编辑和作者的主从位置调换过来，编辑第一性，作者第二性，那编辑只能改称为策划了。当代的编辑虽然包含策划功能，但主体功能仍然是对作者作品的编校整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术编辑的学术能力再强，就算是一个钻研精深的学者，也不能一人包办学术期刊的所有篇幅，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作者投稿，为作者服务。学术编辑在学术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应是“五大员”：学术论著的审查员、学术事业的服务员、学术领域的研究员、学术作者的资料员、学术外交的联络员[16]。从这“五大员”角色去看，学术编辑在学术态度上更应甘当一个配角，为作者做好服务工作。

总的来说，学术编辑想引领学术研究或潮流，是学术编辑有责任心、上进心的表现，本无可厚非，虽然要求非常高，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在表达编辑“引领”雄心之前，务必注意两点：一是，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水平达到引领学术的层次;二是，是否对作者有充分的尊重和服务的态度。正如吴承学先生所强调，对于编辑引领学术问题，不是不议，而是不要妄谈。

[1]马光. 编辑学术地位新论――编辑在学术发展中的主动作用[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2009(60)：115-120

[2]吴承学. 编辑不要妄谈“引领学术”[N]. 光明日报，2009-06-22.

[3]金龙，克元. 编辑的劳动与作者的劳动[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1994(3)：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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