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动员研究论文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到2008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整整延续了30年。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细节上来看，我们伟大的祖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只要我们比较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国家和社会救援能力的巨大反差，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和社会动员及应急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本文将以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对改革开放给方大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一、从社会变迁理论看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民生活 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变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虽然对此人们看法不一，但是都毫无例外地非常重视社会变迁问题，并将社会变迁作为一个或宏观或微观、或动态或静态的社会事实加以深度描述和学理分析。 1.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几个概念 按照美国社会学伊思.罗伯逊在《社会学》一书中的归纳，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包括进化理论、循环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与冲突理论。其中，帕森斯所倡导的社会秩序导向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较大。他认为，社会变迁不是扰乱社会均衡，而是改变社会均衡，其结果是造成一种新质的均衡，而这种社会变迁的均衡作用分别来自于社会之外和社会内部。并且认为，社会变迁通常是在一个社会变得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则认为，“所谓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即结构变迁的发生”。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在富永健一看来，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变迁，就不能缺少社会结构分析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关于社会结构的意识，社会变迁的概念也是不可能得到深入认识和充分理解的。 事实上，在对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孙立平等学者早就注意到了社会结构的角度。他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将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的重要变迁作为研究视角是很有社会学特色的。孙立平教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了包括人们生存与发展机会及信息资源在内的全部重要资源，而且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还有相当任意的特点。然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而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更是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特征。 2.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的变迁 这里的“生活结构”是指一种广义的现代人的“生活体系”。它既包括内隐的生活观念，又包括外显的生活场域、生活行动和生活模式或生活风格。很显然，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思生产与生活互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人自身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生活选择与生活质量背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此，我们在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变迁进行理论反思时，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日常生活实践”。黄宗智和孙立平在对中国变迁的思考中，都曾提出了“实践”这一概念。黄宗智先生在200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认识中国》一文中对比了二者的异同：孙立平的“实践”主要相对于制度而言的，他的“实践”则更倾向于理论和表述；孙立平的“实践”主要指市场转型这一“过程——事件”，他自己则指整个近现代的长期历史变迁。 在中国人民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线索，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活实践”。而且正如李伍荣、胡德宝等学者所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最终落脚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是一个广泛、综合、系统的范畴。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应包括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生活、社会进步、人口素质、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生态环境与卫生七大指标。这些标准体现出来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是我们今后评价和引导人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点。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的变迁除了受到市场化和技术化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是由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所提供的生活环境基础决定的。和3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据统计，2007年，我国GDP已达到246,619亿元，人均GDP也达到2,460美元。这无疑已成了改革开放进入转折阶段，并使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政府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表现出的巨大的国家能力，以及“以人为本”的立国精神和开放心态，都为中国人民生活变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代背景。 二、从对生活史的梳理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生活由贫困到温饱、由温饱到小康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跨跃，人民物质生活整体上由量的满足逐步转向质的提高，由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逐步转向以发展和享受资料消费为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闲暇生活日渐丰富，社会流动活跃，价值观念开放，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逐步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给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下面将通过对衣、食、住、行、用和通讯六个日常生活领域的生活史的梳理，从整体社会背景探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1.衣：由穿暖到个性化 近30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生活变化最快、最大的是服装。不仅衣着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穿着质量明显提高，服装功能也由过去的单纯遮体御寒演进为体现个性化的审美意识与塑造自我形象。人们的衣着原料和质地提高，成衣率也不断提高，购买原布自己动手做衣服的数量减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年服装生产量只平均每人一件，而今高档商场、品牌专卖店里的国际名牌服装琳琅满目，各种品牌、不同款式的服装争奇斗艳，使我国居民服装绮丽多彩。 2.食：由吃得饱到吃得好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粮食消费比重下降，表明人民不再为吃饱而发愁。而在粮食消费内部构成中，对玉米、高粱、红薯等粗粮消费明显下降，而对大米、小麦等精细粮消费上升。在主食消费比重下降的同时，副食特别是动物性食品消费的比重明显提高，在对原粮消费相对下降的同时，对加工食品特别是风味、疗效、方便食品的消费上升。 3.住：由拥挤到舒适宽敞 城镇居民住房，由缺房、拥挤逐步向比较宽敞、比较舒适方向发展。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平方米，2005年增加到平方米，增长了倍。住房的质量和配套性也不断提高。截止2000年末，有的城镇居民家庭住上了单元配套住房；74%的家庭居室内有厕所和浴室，的家庭用上了煤气或液化石油气，的家庭有可取暖的空调或其他暖气设备。农村居民平均每户使用住房面积由1978年末的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末的平方米，增长了倍，人均住房面积中，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占81%，住房质量不断提高。 4.行：由闭塞受限到舒适快捷 随着各种运输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基本形成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各地的城市公用交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公路汽车拥有量由1990年的万辆提高到2006年的万辆，私人汽车拥有量由1985年的万辆增加到2006年万辆，地铁通车里程不断延伸，出租车随叫随到。这些都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出行条件，使居民的生活比过去舒适和快捷。 5.用：由物资紧缺到琳琅满目 城乡居民的用品消费，呈现出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以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资料为主向彩电、冰箱、空调、微机等发展和享受资料为主，以功能单一、低档用品为主向高科技、多功能中高档用品为主转化的趋势。同时，城乡居民家庭用品的更迭速度明显加快，经历了由“老四件”向“新六件”的转换过程。近几年又开始转向以电话、家用电脑、商品房、家用轿车等为主要代表的新的消费“热点”。耐用消费品大量“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城乡居民消费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6.通讯：由鸿雁传书到人远天涯近 截至目前，中国固定电话用户已达亿多，移动电话用户总数接亿，已成为全球移动电话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如今，无论走到国内哪个大中城市，电话可以直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6年，电话普及率(含移动电话) 部/百人，移动电话普及率部/百人。城镇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达部/百户。从日常生活、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等其他指标来看，我国目前许多反映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有的已经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已基本消除了长期以来消费品供应短缺的现象，初步形成了“买方市场”，部分消费品还出现了过剩现象。从商品短缺到“买方市场”的形成，居民消费从限量供应的抑制型消费转为敞开供应的自主型消费，这是我国居民消费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城镇凭票供应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退出历史舞台，农民自给性消费比重明显下降，逐渐向商品化、市场化方式转化。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流动性增大，地区、城乡交往频繁，民族、国际往来增多，城乡二元结构已被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多打破，国人已经走出国门，日益和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打交道。 三、从科学发展观审视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与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存在着尚未逾越的屏障。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审视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将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未来良性生活方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1.经济条件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证明，为了提高生产力，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除了给人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外，也会带来消极效应，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可能滋生拜金主义，导致人的腐化。由于市场经济以物质利益为基本的追求，这就可能导致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等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条件下，商品、货币可能变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力量，反过来支配人，使人拜倒在它们面前，成为它们的奴隶。 其次，市场经济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市场经济是主体独立和个人自治的权利经济，在这种制度下，人的私人领域扩大，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空间、财力等相对增加，因此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得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可能把人与人的友爱、关怀、情感等和谐关系变成赤裸裸的物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可能导致个人发展的片面化和人格的异化。 最后，市场经济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拉大人的发展差距。人们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可能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市场竞争就可能像不同级别的拳手之间的比赛，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形成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和群体的发展受到制约和不利的影响。 2. 上层建筑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初步的，无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本身，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在经济领域，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在政治领域，民主与法制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影响着人的权利和价值的更好实现；在文化领域，脱离实际的教育体制严重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关于人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但是，时至今日，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现阶段无法推进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虚无主义”倾向仍然存在；只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片面认识依然存在；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人自身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错误观念仍未彻底得到澄清；只重视专业教育、不重视人文教育的错误认识仍未彻底得到纠正。上述种种片面的认识和错误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 3.人的自身条件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从人的自身条件来看，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受人的自身素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1)人的自身素质 我们在看到当前我国人的素质已较过去普遍有所提高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当前我国人的素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素质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口的思想素质基本上是适应自然、半自然经济旧体制的观念，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总体适应不好，商品观念、市场经济观念、竞争观念等仍较薄弱。 第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一是人口素质水平普遍偏低，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高层次人才短缺。二是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都只重视分数，却程度不同地忽视体能训练、品质修养，出现了较大范围内的“缺德”教育以及高分低能的情况。三是人口素质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农村专业技术人才资源严重不足；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工程技术型人才、技术与管理复合型人才、金融贸易人才和高新技术开发型人才普遍短缺。尤其是城乡人口素质差距较大，农村人口素质偏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 (2)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在充分肯定人民生活水平己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城镇贫困人口呈增长趋势。由于近年来物价不断上涨，部分退休人员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改革相继出台后部分低收入职工负担越来越沉重。二是居民主体素质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不高，不少人的业余生活单调，缺乏业余爱好，没有开拓意识，自我封闭，往往被动地打发时光。三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没能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合理地调整，居民消费行为不合理、非理性化。 (3)人的精神需求 从当前中国人的精神需求方面来看，也存在着一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倾向。例如，人们在要求改善生活的同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抬头；要求思想解放的同时，少数地区封建迷信乃至黄色文化泛滥；要求民主的同时，自身的行为主动性却较差等等。但是，总的说来，中国人民对精神的需求是大大地提高了。 四、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以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迁为中心对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史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个体生活因素的影响，但是，应该说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体系和生活景观以及未来的生活趋向都是得到了或将得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所提供的生活条件和社会文明环境所支持的结果。因此，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人的生活实践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改革开放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烙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社会自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和充满幸福感的，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时要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相融合。

一、选题阶段：在问题意识下框定研究领域确定选题是撰写学位论文的第一步，对学位论文有决定性的意义，“题好文一半”，选择了一个好的论文选题，就等于论文完成了一半。确定学位论文选题是学位攻读者独立研究的开始，是个体创造性的思维过程，颇具挑战性。1．要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找到一个好的学位论文选题，必须要有强烈“问题意识”，用敏锐的眼睛去发现问题。牛顿和瓦特的例子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牛顿从树上掉下的一个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成为17世纪自然科学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而瓦特则从水烧开后水壶盖跳动这样一个人们熟视无睹现象中受启发，进而发明了蒸汽机，引发了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大变革。研究始于问题，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虽然确定一个好的论文选题对于所有学科的学位攻读者同样重要，但对于攻读人文社科学位者而言，问题意识更为重要。因为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客观，学术前沿比较清晰，并且研究的是一种确定性事实，以规律的形式出现，因此研究的问题相对比较明确。而人文社会科学探究的是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作为人有目的行为的产物，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关注偶然的事实，探索必然的规律[1]，其研究对象相对复杂，涉及的因素众多，且交织在一起，往往还涉及价值问题。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更具有隐秘性，更要有强烈的问题前设，带着一双探索的眼睛，发现社会事实背后的因素。2．要有“创新意识”创新是学位论文的灵魂，是评价学位论文质量与水平的主要标准。“创新”指的是对某一领域的知识发展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可表现在探索了未知的新领域、文献资料的新发现、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新概念术语的产生、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学科知识的新融合，理论观点的新突破等[2]。在选题阶段，对于自己将要主攻的研究问题能够达到怎样的创新目标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换言之，要对自己的研究能力、研究条件以及可能达到的研究结果有一个比较理性的、明智的判断。要不断地反问自己：与其他研究者相比，我有什么样的优势，可能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从而形成创新点？作为一个长期从事高校业务管理部门工作的一线管理者，我的实践经验可能是个优势，但理论功底不够深厚，要在理论创新上做出成绩相对困难。那么，选题从实践出发就比较切合自己的实际。如果选择自己从事过的工作，学位论文写作就会轻松一些。原因是：①对这些领域比较熟悉，背景知识了解较多；②对操作中的实际问题有感性认识，尤其对其中的矛盾有较深的体会；③以相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能比较便利地获得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可能在资料积累上有所创新，能做出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这样，在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中去寻找问题就比较恰当。3．关注研究意义在选题时要关注研究意义，如果选题没有多大意义，花再多的精力，研究得再好，也没有多少价值。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理论价值体现为理论上的突破，表现为科学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或对于学科内某一理论问题具有补充、整合或派生意义，为人类的知识积累添砖加瓦。实践意义指的是能否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所帮助，为经济建设与社会繁荣发挥积极的作用。研究意义集中体现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我对自己的工作经历进行了反复扫描，最后落实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上。因为，作为从精英型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影响重大而深远。同时，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又是一个饱受争议、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的焦点事件，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就很有意义。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并关注研究意义，带着这样的前设去有意识地寻找问题，实质上体现了做学位论文时所要考虑的几个方面：兴趣、能力、可行性等。综合以上几方面的考虑，我大致框定做“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研究”，但到底研究本科评估中的什么问题，还是朦朦胧胧的，不是很明确。二、综合考试阶段：逐步聚焦研究问题综合考试阶段是研究问题的逐步聚焦过程，可分为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和挖掘问题等步骤。1．通过文献综述寻找问题问题就是理论疑难和实际矛盾，因此，寻找问题的途径无非二条：实践途径或理论途径。无论是理论途径还是实践途径，进行文献综述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文献综述就是围绕着研究问题，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梳理出这个研究专题的学术发展，用概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学术谱系图”。同时，要对所涉及的问题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和鉴别，发现现有的研究尚未涉及的领域，或者他人尚未解决或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做文献综述最能从学术内在机理上体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是一个边梳理、边学习、边思考的过程，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程，要大量阅读资料，反复研读重要文献，透彻理解前人的研究思路和独创性结论，并琢磨前人的研究策略，思考自己研究问题该从哪些切入点开展。完成了文献综述的写作，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问题、创新点、研究意义等都会逐渐清晰起来。为了完成综合考试必备的文献综述，我对二十几年来我国评估研究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进行了分类概括与分析。结果发现，从研究议题而言，评估制度、评估技术研究是热点，而多学科视野下的研究比较缺乏。从研究层次而言，宏观研究较多，中观与微观的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而言，思辨性的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较少，而既有特定的理论视角，又有实证研究支撑的专题研究还相当缺乏。为此，我认为从社会学视角聚焦在大学这个中观层次上，这个研究视角在现有的评估研究中尚属空白。我的导师有社会学背景，我自己曾任地方院校评建办副主任，具备研究该问题理论与实践的有利条件，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具有可行性。社会现实是问题的源泉，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思考是找准问题的关键环节。我收集社会各界对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反响材料，包括网上言论、报纸、访谈录、“两会”提案等，对这些具有强烈感性色彩的言论进行归纳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被评院校以“全民大动员”方式形成的评估运动，采取的一些错误应对策略是评估工作遭到诟病的焦点所在。至于为什么被评院校会比较普遍地采用这种应对方式，仅从评估技术角度恐怕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评估方法应该是引发这种现象的内在根源。因此，我对世界评估发展的历史、评估模式和发展趋势进行文献综述，尤其分析评估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测量→描述→判断→建构四个评估时代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试图为评估在现实中的疑难找到理论依据，也为我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在世界评估发展史上找到坐标定位。这样，通过做文献综述，分析理论疑难和实践困境，所要研究的问题有“呼之欲出”之感。2．从社会现象中发现和聚焦问题从社会现实中发现问题，关键在于抓住核心问题，此外，还要剥离次要因素，限定范围，将问题聚焦并简化，并且用十分简练的学术语言清晰地表述出来。这是一个从表象问题向实质问题的转化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抽象过程，更是一个从经验到理论的升华过程，需要多视角下的灵感迸发。完成文献综述后，待研究的问题时刻萦绕在心头。这期间，我与导师不断地沟通，也和相关人员，包括老师、同学、涉及这个问题域的人员进行多方交流。或者说只要能逮到人，对方有可能听我讲，我就不断地叙说，把自己的大概研究思路讲给他（她），看对方的反应，之后再将反馈意见详细地记录下来。感谢北京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被我缠住的人对我这样的行为都非常理解，且乐于奉献自己的观点。这些交流者开阔的视野、充足的知识储备、丰富的研究经验、深刻的见解是巨大的财富！多方反馈的观点给了我莫大的启迪，也斧正了自己的前设。经历了“头脑风暴”的洗礼，一个概念——组织化动员蓦然出现了！这个概念很好地概括了大学在评估时的组织行为，正是这种组织行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3．在理论视角下挖掘和细化问题在实践基础上抽象出“组织化动员”概念后，还需要在理论视角下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和细化。经过深入思考，我提出了这种奇特社会现象的三点悖论：①与大学组织特性形成鲜明比照。大学被称为“松散的结合系统”、“组织起来的无政府联合体”，但评估期间大学变成了军队，具有统一的意志和强大的“战争力”。②它与我国社会发展趋势不一致。“运动”是“总体性社会”运作的基本方式，但改革开放后，社会动员逐渐淡出中国，以法治为基础的治理渐成常态。但在评估期间，高校处于非常态，运动范式再现。③它在世界各国大学评估实践中几乎没有同例。外部介入大学评估是世界通例，但国外大学未出现这种应急性应对外部评估的现象。针对这三个悖论，我集中研究大学“组织化动员”的产生机理，即“为什么要组织化动员”？ “如何进行组织化动员”？研究问题进一步细化为三个子问题：①为什么我国大学在评估时会出现“组织化动员”？这种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有怎样的结构性条件？其动因又是什么？②大学内部“组织化动员”如何实施？其动员方式、阶段和特点分别是什么？③“原子化”的个体为什么会被动员起来？他们对“组织化动员”的反应如何？有哪些矛盾与冲突？“组织化动员”式的评估对被评大学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当确定用“组织化动员”作为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究的主线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才真正地确定下来。无论在答辩时还是课题申报预审时，不同的专家比较一致的反馈意见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很强，研究视角新颖，选题很有意义，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组织化动员”的概念。三、开题阶段：综合设计研究问题到了开题阶段，就要对学位论文选题做好研究设计，包括确定相关理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思路、研究步骤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对选择理论、确定研究对象和琢磨研究距离体会最深。1．选择理论学位论文必须要有理论支撑，没有理论的论文是没有深度的，称不上是博士学位论文。但是，因为我的研究问题源于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综合性的，非学科性的，这就决定了要选择一个针对性的理论难度较大。另外，我的问题又源自本土的社会现象，要特别警惕西方理论的适用性。最后，我选择以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原因在于：①它的理论核心，即结构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对我的研究问题有较好的解释力。②这是一个综合性理论，融合了社会结构制约性和主体行动能动性两个方面，包容性较大。③这是一个形式模型，所以才具有超越不同社会结构形态，对研究具有一般性的指导意义。换言之，这个西方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的本土问题还是适用的。2．确定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选择最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样，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度解剖，就能形成对这类现象较为深入、详细和全面的认识，起到“一叶知秋”的作用。对于本科评估“组织化动员”而言，地方院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组织化动员”表现出最强烈的动机和最发达的形态。而我作为一名地方院校组织评估工作的主要成员，具备“解剖麻雀”的便利条件。而且，本研究侧重在“组织化动员”的过程剖析，而这个过程通常是隐匿在文本之后的，了解其“幕后”的情况变得非常重要。这个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的确定，使我这样背景的研究者具备了绝对的优势，研究条件十分有利。3．琢磨研究距离经验基础上的学理研究，要与经验事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距离直接决定了观察的角度，观察的距离不同，看到的景象就会不一样。理想的距离应是既能看到事物的全貌以及事物之间的联系，又能抓住其中的细微之处。距离太远，难以产生感性认识，抓不住深藏其中的“微妙”，深度不够；距离太近，就会深陷其中，跳不出来，宽度不足。对我来讲，用自己工作的院校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会比较敏感，说什么、怎么说才能真正发挥“内里的局外人”作用，既抓住关键问题所在，又不损害组织利益，这是我在研究设计中反复琢磨的一个重要问题。将研究聚焦在“组织化动员”过程而非应对评估的具体措施与策略上，应该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观察距离。既可以一个“内部人”深入其中，感受组织内部人员的情感和态度，理清该事件内部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组织化动员”的实质问题；又以一个“局外人”、一个研究者的身份，不陷入到具体的琐事之中，不遮盖问题，以理性的态度进行客观分析。开题阶段要对学位论文选题进行系统的研究设计，这是开展任何一项研究都必须经过的过程。这个阶段问题考虑得越详细、越深入，后续的研究就会越明确，可避免在研究中走弯路。四、论文写作阶段：对研究问题削枝强干论文写作是按照研究设计进行具体实施的过程，将研究设计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和细化，并削减旁枝问题。1.深入与细化核心问题我觉得自己的研究思路很清晰，论文写作只要按照研究设计进一步细化即可。但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宏大、因素众多，关系复杂，正如评论家所言，吉登斯的理论是“综合了各种理论要素的‘煎饼’，内部充满了矛盾和张力，吉登斯像‘狐狸’一样，像‘蜜蜂’一样，在理论之间飞来飞去，要理解他的理论就像‘试图去抓住一根水银柱’”[3]。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该理论缺乏中观层次的分析框架。这样，上层的理论和下层的材料就无法串在一起，研究从理论出发的路径走不通。这样，我只能在核心研究内容上寻找突破路径，希望能借鉴到其他研究者的分析要素。然而，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西方社会运动多是“自下而上”自发集聚而产生，找不到类似“组织化动员”的模式。而且，西方对运动研究的理论视角虽然多样，但每一种理论视角关注运动发生和发展的不同方面，在理论议题、研究兴趣和基本假设等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很难借鉴。而我国虽是一个运动频发的国家，相关的研究议题也很多，但理论视角却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史学研究，重在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研究内容基本上是对各种具体运动发展脉络的描述和分析，对运动性质与特征的归纳，对运动结果的探讨和利弊得失的评价等。这些研究对“为什么要进行组织化动员”的借鉴意义不大，但对“怎样进行组织化动员”有一些启发作用。因此，要想将论文研究进行下去，首先要构建出一个“组织化动员”模型，分析影响“组织化动员”的核心要素，可这样的要求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为什么要进行“组织化动员”，牵涉到我国转型期社会变革的宏大背景，相关因素自然非常多。我像一只无头苍蝇在相关问题中打转，始终理不出一条清晰的脉络。直到我读了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论文《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学分析》之后才豁然开朗。我欣喜若狂，即刻用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作为分析框架，将评估运动转换为：带有“总体性社会”遗传基因，在技术治理方式下的一种“运动式治理”。解决了分析框架，以后的工作就变得相对简单。在此之前，我将自己头脑里的一些想法都记录下来了，虽然是一个个的碎片，没有章法，却是思考后的粗加工材料。现在，理清主线后，选择一种合适的论述角度，将这些材料串起来，论文内容很快就充实起来。2．删除旁枝问题“组织化动员”式的评估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效果？这是人们情不自禁发出的疑问。无论是课题申报还是交流时，人们都希望我用理性、系统的学术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开题时，我确实将“组织化动员”的评估效果作为研究内容之一，并且在此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案例院校动员起来做了什么？怎么做的？评估结束后，哪些保留了，哪些消失了？“组织化动员”的评估对案例院校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根据CIPP评估模型要素（情景评估、输入评估、过程评估、结果评估）作为分析框架，深入挖掘案例并以丰富的材料作为支撑，有效地回答了大多数人的疑问。预答辩时，导师们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篇幅过长（30万字），结构有些松散。我就将与核心研究内容关联不是很紧密的内容删除，删减了10万字左右。经过这样的调整，“组织化动员”机理研究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重点更为突出，结构也紧凑起来。我对调整后的效果非常满意，但同时还是免不了对删除的这部分内容感到十分可惜，这毕竟是我呕心沥血的结果啊。论文写作时的分析框架十分重要，要紧扣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究，避免被旁枝问题所干扰，研究最好只回答一个问题，削枝强干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五、答辩阶段：再次推敲学位论文的题目完成学位论文后，在论文答辩前后可对题目进行再次推敲，这个时候是“点题”，即用文字对论文主题给予概括。点题时要注意标题文字的规范、准确、新颖，要仔细琢磨论文标题是否恰当；词语是否确切、科学、规范、没有异议；是否简单明了；能否真正概括出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是否新颖醒目；能否引起读者的阅读意愿等。我的学位论文标题曾经考虑用《“无政府组织”的“组织化动员”：大学本科评估实证研究》，这个标题对比强烈，比较醒目。但不少人对“无政府组织”提出了异议，认为提法不够规范，大学组织的特性准确的表达应为“组织起来的无政府联合体”，如果全文写上，标题又不够简洁，最后我放弃了这个题目。后来，我将项目定为《大学本科教学评估“组织化动员”机理研究》，在预答辩时，有老师提出，并非所有大学在评估时都“组织化动员”，北京大学就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经反复斟酌后，最后我将标题改为《地方高校本科评估中的组织化动员》。总之，学位论文研究问题在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体现，从选题阶段的研究方向框定，到综合考试阶段的问题聚焦，再到开题阶段的研究设计，延续到论文写作阶段的削枝强干，直至答辩阶段的标题确定。学位论文贵在围绕问题开展研究，真正体现出研究的价值，并形成创新点。

一、已发表文章1、《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心”》，《山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2、《现代日本社会的占卜文化》，《民俗研究》1995年第3期。3、《文化要素与日本语表达方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4、《日本茶道艺术的文化蕴含》，《民俗研究》1996年第3期。5、《三葵亭卖茶流——日本茶道散记》，《民俗研究》1999年第1期（CSSCI）。6、《“熟田津”歌的研究与欣赏 ——《万叶集》第一卷第八首歌之解读》，《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CSSCI）。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7、《茶道、自然与日本人的心》，《民俗研究》1999年第4期（CSSCI）。8、《论日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性》，《山东外语教学》2001第3期。9、《论“春秋竞怜判歌”的创作艺术表现——〈万叶集〉第一卷第十六首歌的研究与欣赏》，《文史哲》2001第2期（CSSCI）。(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全文转载)。10、《论小说雪国的民族文化蕴含》，《民俗研究》2001第2期。11、《在神圣和凡俗之间——关于日本地藏菩萨信仰的文化思考》，《民俗研究》2002年第3期。12、《论三岛由纪夫小说〈禁色〉的哲理性》，《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第2期。13、《摄取与流变——论日本浪漫主义对“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影响》，《青岛海洋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第2期 。14、《融合与积淀——日本文化模式与儒学的影响》，《东岳论丛》2002第3期15、《论“三轮山之歌”的创作及其艺术特色——日本《万叶集》第17-19首歌的研究与读解》，《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3期。16、《儒家“家”文化的遗传与变异——日本社会文化中的“家户”观念与集团意识》，《理论学刊》2002年第2期。17、《论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的文学评论及文艺思想——从北村透谷到高山樗牛》，《文史哲》2003年第1期（CSSCI）。18、《论留日作家早起浪漫主义思想的形成》，《山东理工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19、《论日本新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性及代表人物》，《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CSSCI）。20、《日本之桥与成仿吾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21、《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局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22、《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外国文学》2003年第4期（CSSCI）。23、《日本文学对张资平早期浪漫主义创作的影响》，《齐鲁学刊》2003年第4期（CSSCI）。24、《论岛崎藤村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山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25、《基督教文化对诞生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7月第17卷第3期。26、《女性的觉醒与解放》，《东岳论丛》2004年第6期。27、《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本科日语教学水平》，《21世纪中国日语教育研究》（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28、《跨文化的选择与接受——论高校日语专业文学课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山东外语教学》2004年第5期。29、《论樋口一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30、《比较文学对日语教学的刷新及意义》，《山东外语教学》2005年第6期。31、《论森鸥外的早期文学创作—对生命的探求与“告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2期（CSSCI）。32、《论三木露风的诗歌创作特色》,《山东外语教学》2006年第5期。33、《论平冢雷鸟的女性解放思想》，《山东外语教学》2007年第6期。34、《平冢雷鸟与女性团体“青鞜社”的创立》，《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35、《比较文化视野中木下杢太郎的文学探索》，《日本学刊》2007年第6期（CSSCI）。(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全文转载)。36、《元始，女性是太阳——评平冢雷鸟的恋爱观和女性观》，《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总第5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37、《爱默生对德富苏峰文学创作理念的影响》，《东岳论丛》2009年第5期（CSSCI）。38、《圆地文子文学中的女性形象》（2/2），《日本学论丛》（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3月。39、《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宫本百合子文学》（2/2），《山东外语教学》2009年第2期。40、《社会动员：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肇始》，《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CSSCI）。41、《略论日本社会文化中的“道”》，《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CSSCI）。42、《日本近代女性解放思想的摄取与传播》，《日本学研究》（第二十期），学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43、《日本近代浪漫主义与“五四”文学——以早期留日作家为中心》，《多元文化互动中的文学对话》（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44、《文学叙事：日本近代女性解放的理性诉求》，《山东外语教学》2010年第2期。45、《突围与建构：论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史哲》2010年第5期（CSSCI）。46、《论川端康成文学的佛教精神与宗教情怀》，《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CSSCI）。二、已出版著作专著：《浪漫主义：日本之桥与五四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专著：《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与基督教》，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专著：《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学》（合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编著：《日本文学史》（日文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编著：《日本现代文学发展轨迹——作家及其作品》，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

1、《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11期全文转载；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研究》（合著），《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4、《边钞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9年第4期全文转载；5、《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2年第1期全文转载；5、《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7、《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税收问题研究》（合著），《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8、《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9、《陇东典型小城镇的考察与研究》（合著），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小城镇发展》，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9月；10、《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1、《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的几个问题》（合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1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风气的变革》，载《乡村社会文化与权力结构的变迁——“华北乡村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13、《论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政策和土地立法》（合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划时代的历史转折——“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14、《读王劲教授的<甘宁青民国人物>》,《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15、《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手工业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16、《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体育事业》（合著），《甘肃高师学报》2002年第4期；17、《西安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合著），载《西安事变实证研究》（“西安事变实证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18、《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运输业》（合著），《甘肃高师学报》，2001年第6期；19、《论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合著），《西北师大学报》2000年第6期；20、《唐代以前活动在陇东的少数民族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合著），《西北史地》1999年第2期； 21、《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金融事业》，《固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22、《评薛正昌著<固原历史地理与文化>》，《甘肃高师学报》，1999年第4期；23、《论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政策》（合著），《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5期；24、《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来源》，《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8年第4期全文转载；25、《北宋时期环庆路的蕃族》，《西北史地》1998年第3期；26、《南宋初年抗战派经营陕西述论》，《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27、《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推广植棉》，《甘肃高师学报》，1998年第2期；28、《陇东石窟简述》，《文史与鉴赏》（甘肃）1998年第1期；29、《论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合著），《甘肃理论学刊》1998年第6期；30、《八十年代以来庆阳古代史研究进展综述》（合著），《西北史地》1997年第4期； 31、《对<六盘山红军命案>的质疑》，《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32、《胡太后评传》，《庆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33、《近年来<禹贡>研究进展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34、《山城堡战役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合著），《庆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35、《关于乡土历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固原师专学报》1995年第5期；36、《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德育》，《青海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37、《南梁革命根据地述论》，《史学论丛》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38、《明代环县石碑的几个问题》，《档案》（甘肃）1992年第6期；39、《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税》（合著），《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2期；40、《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41、《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合著），《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42、《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合著），《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43、《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动员》，《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6年第6期全文转载；44、《民国时期宁夏农村经济研究》，《中国农史》2006年第2期；43、《南梁苏维埃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合著），载《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多看看文献，去积累素材。确定自己的中心主题。多思考不会的可以请教自己的指导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