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情怀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花间词派”鼻祖温庭筠 沮庭筠(约812-870年)，本名歧，字飞卿，唐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世居太原，是晚唐著名的诗人、词家。也是当时作词最多，对后世长短句的发展影响极大的词人之一。 庭筠出身于没落的官僚贵族家庭，虽为唐初名声显赫的太原温氏后裔，但是，到他父亲这一代时，早是家道中落，衰微而已。他少年时代，即以善思敏悟。才华横溢而称著乡里。逮至长成，更是博闻强记，通晓音律，善为管弦，而且，尤以诗词文赋见长。世传，庭筠每入试，押官韵作赋，从不起草， “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得“温八吟”之号。曾经“八叉手而成八韵”，又别称“温八叉”。大约是因为其长相较为丑陋的缘故吧，所以时人亦有称他“温钟馗”的。 温庭筠虽然甚有才思，弱龄有志．然而，仕途却闭不得意。从28岁到35岁的八年之中，他屡屡应试，屡屡不第，尤其是最末一次应试，竟因恃才傲物，讥讽权贵，触犯上司，被诬为“有才无行”，再次名落孙山，以至于一生都未能得中进士。 大约是唐直宗大中三年(849年)的前后，温庭筠以善于诗词，被当朝宰相令狐绹选用为考功郎中，进入相国的书馆工作。有一次，令孤绹看到他填的一首《菩萨蛮》词很好，就假冒自己的名字把它进献给唐直宗，并再三嘱咐庭筠为其保密。但是，温庭筠非常鄙夷令孤绹的这种行为，很快便把此事宜捅出去，弄得堂堂相国尴尬异常，大失体面。又一次，宣宗赋诗，上句用了“金步摇”，但对句一时怎么也想不出来，遂令庭筠来对。庭筠立即以“玉条脱”应对，宣宗听罢非常满意。当时在旁的令狐相国不知温庭筠所对词语的出处，庭筠便告诉他典出《南华经》，井很不客气地指出：“《南华经》是一部极普通的书，并非什么生僻著作，相国在公事之余，应读一点古籍才是。”他的这一番语带教训的批评，使令狐绹出乖露丑，遂把他忌恨在心。在一次科举考试中，庭筠替应试者提笔代劳，事发后，令狐绹便以他搅扰科场罪名，贬为隋县尉。此后，庭筠依附徐商，被任为巡官。在这段时间，他常与段成式、余知古、徐商等，往来唱和，吟诗作赋，度过他一生最愉快的几年。咸通七年(865年)，徐商攉升宰相，任庭筠为园子助教。然而，好景不长。是年秋试中他竭力赞赏推荐邵谒的文章，而邵谒之文以激切的育词揭斥了时政，温庭筠也因此被罢官。从此，他落魄江湖，四处飘流，几年后，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 在晚唐的诗人中，温庭筠声名鹊起，与李商隐齐名，史称“温李”；在晚唐的词家中，温庭筠填词最多，和著名的韦庄齐名。但是，他的诗作，无论思想境界，表述内容，还是艺术成就，都远不能和李商隐相提并论。至于他的词，尽管存在着题材狭窄，用词轻艳的不足，但在构思的精巧，语言的含蓄，声津的和谐等方面，都有自己艺术风格上的特点，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在词在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有着突出的贡献。半个世纪之后出现的花间词派，就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 对于温庭筠的品行，历来毁誉参半。不过从他那些充满脂粉香泽，浓艳重抹，刻意描述女子体态、容貌的词作来看，他的生活确是比较轻浮，比较放荡。这必然会影响他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升华，同时，也给后世的词人带来了不甚良好的影响。 婉约派 宋词风格流派之一。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 《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议论文论据:品德如果说人生是一棵大树，才能是其果实，功业是其枝干花叶，那么道德修养就是它的根本。若使你的人生枝繁叶戎，花香果硕，你就应加强道德修养。加强道德修养，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事实论据】于谦一身清白于谦是明代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19岁时写《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写诗明志，激励自己。在他数十年的为官生涯中，蔑视荣华富贵，珍视道德修养。于谦巡抚河南、山西达19年。当时封疆大吏进京述职，多要向朝中权贵有所馈赠，而于谦每次进京，部是空囊以入。好心人劝他：虽不愿送金银珠宝攀附权贵，至少总要带点土特产线香、磨菇、绢帕之类的东西才好。于谦哈哈大笑，举起双袖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就此作七绝一首：手帕磨菇和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可谓一生清白，两袖清风。周恩来照镜自勉周恩来同志，一生严于自律，品德高尚，为世人所景仰。这是他平生注重道德修养的'结果。他在青年读书时代，就在家中大立镜旁边，贴着他手书的警句：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天早晚都走到大镜面前照一照。纵观周恩来同志的一生，他就是这样做的。溥儒不为名利所动溥儒，字心畲，著名书画家，清宫宗室。为人清室。为人清正，不慕权势，富有民族气节。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扶植亲日势力，其史溥伟贪图荣华富贵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成了日本刺刀下的傀儡。溥仪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下诏书召见宗室，封爵，溥儒当然也在被召之列。可他断然加以拒绝，隐居于西山为家，连字画也不卖，周围的人竟不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溥心畲，都把他看做普通家夫。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国 民党的国大代表，拒绝参加政治活动，以卖书画为生。一生保持清白的人品。【理论论据】1、君子以反修德。《易经.寒卦》2、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孔子家语.儒行解》3、土无求于世，惟求无愧于世。明.何良俊《语林.语言下》4、好名好利，均为失德。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5、修身以寡欲为要，行已以恭俭为先。《古今图书集成.学行典》6、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晋.傅玄《傅子.正心篇》7、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宋.司马光《交趾献奇兽赋》8、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汉书.司马迁传》9、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唐.元稹《元氏长庆集.酬别致用》10、修养的花儿在寂静中开过去，成功的果子便要在光明里结实。冰心《春水》11、养身者忘家，养志者志身。汉.韩婴《韩诗外传》12、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礼记.大学》13、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宋.朱熹《朱子语类辑略》14、修身以为弓，娇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汉.杨雄《法言.修身篇》15、用道德的示范来造就一个人，显然比用法律来约束一个人更有成效。希腊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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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情怀和品德的议论文非常的很好，写很多，尤其是说到了中华民族的非常好的品德这方面太多的例子了，比如说呃有一个说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人删 三尺又何妨，站的一个人物，他的这种优秀的品德就值得我们大家列举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你好，一情怀与品德的议论文，你可以着重的去书写品德与情怀之间的关系和议论。一定要写得有声有色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