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论文

语言哲学的隐喻观，下面带来的语言哲学的隐喻观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

语言哲学的隐喻观【1】

摘要: 隐喻是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

大多数理论家认为隐喻是以某种方式揭示事物或事态之间的相似性的现象。

然而对于隐喻，还是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解释。

在这些观点中，主要的有戴维森的隐喻因果理论、朴素的明喻理论、语用理论和隐喻类比理论。

无论是哪种理论，都有自己的论据，但也都不能避免被其他理论反驳。

本文通过不同角度对主流的隐喻观进行多方位的对比,从而加深了对隐喻机制的理解。

作为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隐喻一直受到各界学者们的关注。

随着20世纪语言学转向，越来越多的国外隐喻研究也开始从语义学转向语言哲学。

通过研究，哲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发现隐喻是通过某一事物去认知另一事物的强大认知工具。

戴维森的因果理论

戴维森反对隐喻意义，认为人们绝不会错误的解释一个隐喻。

就算对同一隐喻的解释不同，也只是说明听话者的心智结构因果的不同于其他听话者。

他同时否认存在着传达隐喻意谓的语言机制。

在他看来，无论多么奇特，一切隐喻句子的意义也都仅仅是他们的字面意义。

“隐喻的含义就是其所涉及的那些语词的最严格的字面上的解释，别无其他”(Davidson 1978，p30)

例：朱丽叶是太阳。

按照戴维森的解释，当罗密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虽然他并不是要表达一个荒谬的假论断，但他所说的仅仅是“朱丽叶是太阳”这样一个字面意义。

这句话没有隐喻意义，也没有逻辑可言。

所表达的隐喻效果是心理机制的不同，与语言机制毫无关系。

然而戴维森的观点却遭到了质疑。

首先，很明显，隐喻性意义并非不存在，隐喻的效果也并不是随机的，否则，诗歌和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就不会表达出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意义，更不用说震撼读着心灵，取得显著成功了。

其次，面对隐喻句子，人们往往不仅可以理解它们，而且能够把它们表述成更为直白的方式。

读者或听者可以从隐喻句中推导出隐喻意义。

有时候，隐喻句是可以使我们获悉新的经验事实的，很明显，这种认知价值的获取并不是从隐喻句的字面意义中得来的。

否则，按照因果理论的观点，人们就不可能错误的解释一个隐喻，因为无论怎样解释，在因果理论看来都是源自于不同的因果关系，这样的话，一个隐喻句就无法被理解和达成共识，也就会失去了意义。

朴素的明喻理论

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隐喻只不过是明喻的缩写。

也就是说，一个隐喻是从相应的明喻通过省略推理得出来的，隐喻和明喻都表达或引出了把它们的题材有点出乎意料地比作某种东西。

像上面的例句“朱丽叶是太阳”就是“朱丽叶类似于太阳”的缩写。

明喻观点容纳了为隐喻所特有的“概念紧张”(人在类型上不同于太阳)，并且解释了隐喻的可理解性。

但是这种理论也面临许多的反驳。

首先，比尔兹利认为明喻理论对隐喻的概念紧张所做的解释十分肤浅。

如果一个隐喻仅仅是相应明喻的简写，那么它就简单地与该明喻同义，最初听起来就不应该是反常的。

紧张不应仅仅是表面现象，一个隐喻是通过包含一个内在的、具有实质性的紧张而起作用。

正如“朱丽叶像太阳”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什么紧张，因为他并没有将朱丽叶和太阳归为一类。

而“朱丽叶是太阳”这个隐喻句子却是有概念紧张的存在的。

其次，赛尔认为明喻自身几乎是完全不提供信息的。

“类似性是一个空洞的谓词：任何两个事物都在某个方面或另外的方面类似”(Searle 1979，p106)。

根据塞尔的观点，每个事物都有许多种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属性，然而另一被认为与本事物相似的事物不可能在所有的属性上都与之重合。

那么到底哪种属性在一个特定的比喻句中起作用，朴素明喻理论并没有说明。

如“朱丽叶是太阳”被朴素明喻观点认为与“朱丽叶像太阳”是一致的。

然而朱丽叶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假定为像太阳?为什么仅仅选择太阳的某一特定属性来描述朱丽叶，朴素理论没有提供任解释。

语用理论

赛尔提出了关于隐喻的一种说明。

认为隐喻性话语是真正的语言交流，而不是纯粹的因果关系，并且，它设定了一个认知机制，去计算值得称之为隐喻意义的东西。

赛尔把隐喻意义看作也是被传达意义的说话者意义，并且用格莱斯装置去解释它，其方式与他解释间接语力的方式差不多。

在塞尔看来，去解释隐喻如何起作用的问题，是下面这个一般性问题的一个特例，即去解释说话者意义何如与句子或词语意义相分离……在建构一个隐喻理论时，我们的任务是试图陈述这样的原则，他们把字面的句子意义与隐喻的[说话人的]话语意义关联起来。

塞尔和戴维森在隐喻问题上一致处比较多。

他们都否认语言表达式有特殊的隐喻意义;两个人都承认利用语言哲学主流中手边已有的工具就能够解释隐喻。

但是，他们最大的不一致在于规则、原则和认知机制。

戴维森坚决否认，而塞尔热衷提出。

塞尔的理论有某些合理性，克服了戴维森所提出的对隐喻意义的主要反驳，但也引出了其他的`反驳。

第一，如果隐喻意义简单的就是说话者意义，那么它就由说话者的意图所决定，并局限于后者。

第二，塞尔自己的观点，即支撑隐喻的类似性本身通常是隐喻的。

同时他又认为解释隐喻必须使用不同于生成一个可能的说话者意义范围所使用的原则或策略，而使用另一组原则或策略从那个范围中识别出哪个或哪些意义最有可能在当下场合起作用。

这两点基本上相互矛盾。

第三，有一种类比性的隐喻现象无可争议地涉及意义和意义转换，但塞尔的观点却没有触及它。

类比性隐喻

将隐喻作为类比的学说主要是关注词汇意义，即单词和短语的意义，而不是整个句子的意义。

任何词，只要假定在它们出现其中的句子内部环境的适当变异，也可以具有任何数量的陌生的且截然有别的词汇意义。

就像“in”和“on”这样的介词在不同的语境中没有恒定的意义。

总结

总而言之，在哲学界对于隐喻普遍存在一种偏见。

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字面言语是默认的，隐喻性话语是偶尔的畸变，然而，事实上在日常语境中，语句很经常地被用在不同于其字面意义的意义上。

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包含比喻性元素，各种理论都应突破自身的局限，得到更好的完善。

参考文献

[1]、Davidson (1978) “What Metaphor Mean.” In S. Sacks (ed) On Metaph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Searle (1975) “Indirect Speech Acts.” In P. Cole and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3]、Searle (1979)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爱的宗教哲学【2】

关键词：宗教精神泛爱精神万能的神神人合一

摘要：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万能的神、神人合一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史上无须回避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停留在诗歌外表结构的模仿上，更为重要的是，冰心的诗歌创作在宗教精神和宗教理想方面更多地接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并有所发展。

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一、泛爱精神

以颂神的形式来作为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特点。

“献歌”是泰戈尔常用的诗体形式，《吉檀迦利》的标题在印度孟加拉文和印地文中都具有“献歌”的含义。

泰戈尔诗中的宗教情感主要是对神的依赖、崇敬和对泛爱哲学的肯定。

在泰戈尔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符号，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其身上的神，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

同时泰戈尔是一个“爱”的宗教的崇奉者，他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人类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

爱的思想始终是他诗歌统一的宗教基调，是其诗歌精神价值的主要取向，在他的诗中宇宙万物因为爱而融为一体，体现着宗教关怀的终极意义。

《新月集》中的“新月”象征人类宁静美好而纯真的童真，孩子们静谧地生活在圣灵的上帝赐予的至善至美的爱的环境中。

《飞鸟集》中，诗人多次呼唤上帝给人类以关爱，祈求无所不能的神灵把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生命是天赋的，我们唯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飞鸟集》，第56节)这是宗教式的殉道精神，他坚信上天对人类的关爱是无私的、公平的，因而作为神的使者的人，理应按照神的旨意而无条件地献出生命。

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少了对神的依赖和崇拜，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

冰心认为，爱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这种爱涵盖了自然之爱、母爱、儿童之爱和人类之爱。

《“无限之生”的界限》中，冰心借助宛因的谈话，几乎作了一篇“爱”的宣言：“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

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从此，冰心就成了一位爱的哲学的自觉的歌者。

在小说《超人》《悟》，诗歌《繁星》《春水》，散文《往事》《寄小读者》等作品中，冰心将爱看作是人的本性，是人性欲望的自然发展，是人类进步、社会前进、世界发展的原动力。

首先，冰心歌颂人类之爱――母爱。

对母亲的讴歌涉及到泰戈尔哲学中的第三种实在：个我与人类。

在泰戈尔那里，人类之爱是终极地指向神的。

而在冰心的笔下，“母亲”是大写的宗教式的人，是生的安慰，是爱的典范，是最崇高的、最无私的“上帝”。

“母亲啊!/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节)诗中“母亲”的意义远离了神秘莫测的神而更近乎于普济众生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冰心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

“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的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道出了作者对和平、宁静、幸福和充满爱的终极人生境界的向往。

冰心把“母爱”看作是万能的，灵魂的幸与不幸都取决于母爱的有无。

“母爱”不仅是生命的庇护者，更是灵魂的拯救者;不仅是肉体的给予者，更是性灵的授予者。

冰心诗中的泛爱主义搀杂了人道主义精神，她满心希望人类真切相爱，“人类呵!/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归宿。”只要人类真诚相爱，就能够共同抵达宗教世界的美好彼岸。

第二，冰心作品所讴歌的自然和泰戈尔哲学中的第二种实在――现象世界是息息相通的。

冰心一九二一年写过一篇散文《宇宙的爱》，说“只有自然的爱是无限的，何用劳苦工夫，来区分这和爱的世界”，并把“自然的爱”称为“宇宙的爱”。

因此，冰心对自然的讴歌，是爱宇宙的表现，表达了人和自然相和谐的愿望，这其实就是泰戈尔借助“爱”来“维护我们同这个大世界的关系”的思想。

泰戈尔和冰心都把爱看成是拯救人类的精神宗教，只不过冰心更关注宗教与人的情感意义，希望通过爱来唤起人类的理智行为，从而达到世界的永生和谐。

因此，爱的宗教哲学虽然是泰戈尔和冰心诗歌主题的基本色调，但是在宗教精神价值的取向上，两位诗人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万能的神

在泰戈尔的诗中，宇宙是万能的，“梵”则是宇宙万能的统一体。

泰戈尔认为“梵”是无限的，而现象世界和人是有限的存在，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欢乐，是他宗教诗歌创作的又一母题。

泰戈尔诗中的“梵”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相通的，都是宗教万能的体现者，都是人的有限生命的主宰，而人类要依赖于神，人只有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与神融为一体，人的价值才具有存在的意义。

在泰戈尔看来，神也是有生命的，而且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是统一的，即无限生命与有限生命是融会贯通的，而人的有限生命只有统一于“梵”，人的灵魂才具有人格价值。

泰戈尔的《鸿鹄集》中飞翔的“鸿鹄”是一个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符号，“昼夜飞翔，/穿越光明和黑暗，/从不知道的海岸到不知道的海岸。

/宇宙的虚空正回响着翅膀的音乐;/‘不是这儿，不是这儿，而是遥远的天外’”(《鸿鹄集》，第 l节)。

“遥远的天外”，就是“梵”的最高境界，而人的灵魂无论经历多少光明与黑暗的磨难，都应向着“梵”的世界飞奔，只有这样，人的灵魂才会超于躯体而富有神的宗教意义，人的信仰就能够实现。

泰戈尔在诗歌中，对代表神的“上帝”与“梵”充满了真挚的热爱与庄严的敬畏，人只有向“上帝”靠近，飞抵神的境界与“梵”合为一体，人才能够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意义。

冰心也深受东西方宗教方化的影响，她的许多诗歌都透露出神的万能论思想，如《迎神曲》《送神曲》《冰神》《诗的女神》《向往》《晚祷》等作品，都把“上帝”看成是拯救人类的力量源泉，是包容万物的宗教客体。

在《向往》中诗人写道：“万有都蕴藏着上帝，/万有都表现着上帝;/你浓红的信仰之华，/可能容她采撷么?”诗中的“上帝”不是一种体验的假设，而是通过人性幻想寻求安慰的客体。

不难看出，冰心诗歌中的“上帝”虽然也有包容万物的思想，但与泰戈尔的人和“梵”相统一的宗教的万能论思想不同，冰心对“上帝”的理解是一种内心自悟的解脱，希望通过“上帝”的启示而得到一种宁静澄澈的心境，“我深深叩拜――/万能的上帝!求你丝丝的织了明月的光辉，/作我智慧的衣裳，/庄严的冠冕，/我要穿着他/温柔地沉静地酬应众生。”(《晚祷〈一〉》)冰心更期望从万能的“上帝”的那里得到一种神圣光明而又充满智慧的力量，以便达到解救“众生”的目的，而最终回到现实生活的和谐状态。

从这个层面理解，冰心诗歌中关于神的万能论的宗教精神，比之泰戈尔的神人合一论更具有宗教生活的现实意义。

三、神人和一

在“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上，泰戈尔倾向“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的宇宙和谐论。

他的诗歌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些赞美人向神飞奔的殉道精神。

在泰戈尔看来，要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使灵魂获得抚慰，就必须首先将自己视为坠入深渊的负罪者，肯定自己与“上帝”和“梵”的距离，然后怀着一种卑微的心理，寻求灵魂与神融汇相交。

人生的正路就在于以爱的精神牺牲自己去为人类服务，这才是对抗假恶丑的利器、走向天国的通衢。

这就使得泰戈尔把对于终极、完美、神圣的人生精神体验全部系于一个具有人格与神格的“梵”的身上。

“梵期望我参加他的盛宴，/我已经考虑摒弃我的名望，/令人诧异地抹去额上的吉祥痣，/该动身的时候决不迟疑。”(《最后的星期集――年轻的朋友》)一旦作为神的代言者――“梵”有所召唤，便毫不犹豫地回到神的世界，以一种庄严的态度保持与“梵”的合一，使自我获得圣灵的新生，而世俗心灵的沉沦负疚终于得到轻松的解脱，并被提升到神的崇高境界。

冰心的诗歌中也有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但是与泰戈尔不同的是，冰心更多地借助个人心灵的感受与经验，祈求与期待中的神礻氏、神界相沟通，让神从外在偶像的祭坛上走下来。

冰心认为，象征终极价值与神圣意味的“上帝”不应该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也不是冥冥中的主宰，而是人性与神性合二为一的人类宗教精神的拯救者。

“上帝啊!/即或是天阴阴地，/人寂寂地，/只要有一个灵魂，/守着你严静的清夜，/寂静的悲哀，/便从宇宙中消灭了”(《春水》，第149节)“上帝”是万能的，同时也是孤独的，但是“只要有一个灵魂”与“上帝”一起在心灵深处共同“守着你严静的清夜”，“上帝”便能把所有的人生苦难“从宇宙中全部消灭”。

如果说泰戈尔追求神人合一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我灵魂的神圣崇高，使灵与肉在追踪“梵”的品格境界时得以羽化登天，那么冰心却是通过人性的幻想体验，与“上帝”在灵魂上保持一致，并依凭于神灵的帮助达到解救人类苦难的目的。

两者的区别在于泰戈尔是把“梵”我合一看成是宗教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人性的最后圣化;而冰心则把人与“上帝”的融洽当作一种超于社会的宗教力量，是人类实现自救的神圣理想。

谈言语行为理论综述

在学习和工作中，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那么你知道一篇好的论文该怎么写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谈言语行为理论综述，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论文关键词:言语行为理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语用学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由英国哲学家奥斯汀(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末首先提出的，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 Searle)在批判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自从语用学被确认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来，作为语用学研究中心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Zheory)就引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兴趣，它旨在回答语言是怎样用之于“行”，而不是用之于“指”这样一个问题，体现了“言”则“行”这样的语言观。

1.关于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是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做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奥斯汀认为，传统语法把句子按其功能分成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等类型，这不利于人们对言语的理解和使用，因为同一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他认为不少话语不仅是提供信息，而且是完成或帮助完成许多行为。奥斯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在《以言行事》中奥斯汀首先区分了表述性(con-stative)和施为性(perFom}ative)话语。表述性话语指陈述、描写事情的过程或状态;施为性话语则具有行事能力，说出来就是一种行为，可以表达许诺、道歉、指责、感谢、祝贺等。例如:I visit her once a month.它的意思并不是“我”现在去拜访她，而是陈述“我每月去拜访她一次”这样一个事实，所以它是表述性话语。而I ad-vise him not to give up trying.这句话不是要陈述“劝告”这件事，而是说话人“我”在说话的过程中实施了“劝告”这个行为，所以它是施为性话语。两者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表述性话语是描写某一事件的过程或状态，因而有真假之分。施为句是用来实施某种行为的，说话本身就是在做一件事，因此无真假之分，但有合适不合适之分。随着研究的深人，奥斯汀又把施为句分成显性施为句和隐性施为句两类。显性施为句即他原先所说的施为句(该句子的主要特征为:主语是第一人称，时态是现在时，谓语动词是行事动词)，如:" I orderyou to close the door"o隐性施为句则指不具备上述特征的许多其他种类的语句，如:" Close the door"。这类句子大都可以加上显性施为句所具有的语言特征而变成显性施为句，如“( I order you to) clouse the door”。

在此基础上，奥斯汀又把人们说话时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分作三类，即“以言指事”( locution)(又叫言内行为)、“以言行事”( illocution)(又叫言外行为)、“以言成事，" ( perlocution )又称言后行为)，或称言语行为三分说。以言指事泛指一切用声音说出的有意义的话语;以言行事涉及说话者的意图，如:断定、疑问、命令、描写、解释、道歉、感谢、祝贺等;以言成事涉及说话者在听话者身上所达到的效果，如:使之高兴、振奋、发怒、恐惧、信服等，以促使对方做某事或放弃原来的打算。每一个话语都同时完成三种行为。例如，甲对乙说"Clouse the door"，这是言内行为;甲的意图是让乙关门，这是言外行为;乙听了甲的话后，把门关上了，达到了说话的效果，这是言后行为。可见，言语行为理论对于解释言语行为的意图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奥斯汀把言外行为分为五类:1)裁决类( Veidictives )，如估计、宣告;2)表述类(Fxpressives )，如描述、肯定;3)承诺类(Comrnissives)，如答应、保证;4)行动类(Behabitives )，如感谢、欢迎;5)行使类(Fxerctives )，如命令、禁止。后来，塞尔批评了这一分类，把言外行为分为“新五类”:1)断言类和阐述类(Assertives or repr-esentatives):这类以言行事行为表示说话人对某事作出一定的表态，对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作出真假判断。它的适从方向是说话人的话语符合客观现实，说话人的心理状态是确信的。2)指令类(Directives ):这类以言行事行为表示说话人不同程度地指使听话人做某事。它的适从方向是让客观现实发生变化，以使用说话人的话语;说话人在心理上的需求是希望和需要;话语的命题内容总是让听话人即将作出某种行动。3)承诺类(Comrnissives ):这类以言行事行为指说话人对未来的行为作出不同程度的承诺。适从方向是让客观现实发生改变，以适应说话人的话语;说话人的心理状态是怀有意图;话语的命题内容是说话人即将作出某一行动。4)表达类(Fxpressives ):这类以言行事行为指说话人在表达话语命题内容的同时所表达的某种心理状态。它没有适从方向，因为说话人在表达这类行为时既不试图改变客观现实以适从说话人的话语，也不希望话语符合客观现实。不过，实施该行为的前提是话语命题内容的真实性。5)宣告类( Declaratives ):这类以言行事行为指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致。它的适从方向是让客观现实符合说话人的话语，同时又让话语适应客观现实，它不需要真诚条件。说话人可以通过宣告类行为改变有关事物的状况和条件，因而它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以言行事行为。但宣告类行为往往需要考虑一定的语言外因素，即合适条件，比如要宣告某人为公司总裁，我们就要考虑宣告人的特殊地位、权力等因素。

2.间接言语行为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并产生了大量的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同意奥斯汀的观点，即语言交流的最小单位不是符号、词或句子，而是被完成了的某种语言行为。不过，他又进一步指出，说话者通过说一句话或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若干个言语行为。可是，言语行为本身与用以完成言语行为而说出的话语不能混为一谈。塞尔系统地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思想，揭示了实现言语行为的各种有效条件，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直接通过话语形式的字面意义来实现其交际意图，这是直接的言语行为;当我们通过话语形式取得了话语本身之外的效果时，这就称做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 act)。简单地讲，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做某一言外行为来做另一件言外行为，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或者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塞尔提出了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的理论，所谓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指对“怎么用意”作一般性推断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所谓对字面用意作出一般推断，实际上就是根据话语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立即推断出间接的`“言外之力”(语用用意)。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较复杂，也较不稳定。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按习惯就可以推断话语的间接言外之意，但非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却主要依靠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和所处的语境来推断。

间接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是非常普遍的，陈述句不是陈述句，祈使句不是祈使句，疑问句不是疑问句的情况比比皆是。有时候，发话者说出一句话，借此表示该句字面意思，但同时又表达字面之外的其他含义，也就是说，话语意义与语句本身意义不完全一致。如:"Can you give me the book ?”字面意思是询问听话人是否有此能力，但其言外之意则往往是请求。该请求是以询问形式发出的，但还要表达请求这一言语行为。至于如何理解像“Its cold in here.”这类非规约性的间接言语行为句，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发话者可能真的是陈述这一事实，也可能是请求对方关上窗或门，或打开电暖气。遇到这种情况时，听话者需依赖语境、双方共知或语用推理等等才能奏效。

间接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间接言语行为理解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有时取决于语境，有时取决于听话人的身份、背景等，有的还取决于听话人的分析、推理能力。因此间接言语行为句的理解已不单纯是语义范畴，还包括语用范畴。

3.结论

以奥斯汀、塞尔为代表的言语行为理论学家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无论对语言研究还是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使学者们在有关方面的研究从以语法或语言形式为中心转向以言语功能为中心;从以单句为中心转向以语篇为中心;从以语言本身为中心转向以语言使用者、社团以及语言环境等为中心;另一方面，言语行为理论使诸多研究从以语言知识为中心转向以交际功能为中心;也使外语教学从以语言形式和教学方法为中心转向以语言功能和教学内容为中心。这样，使得学习者不光掌握了一定的词汇量和语法知识，知道了正确的句子结构，而且还学会了如何适当地使用语言以避免出现语用错误。因此言语行为理论是研究语言使用问题的基本理论，应该引起重视。

论文摘要：语言与哲学关系密切。从20世纪80年代起哲学家们把语用学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日常语言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使用语用分析的方法来理解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使对语言的分析转向语用层面；奥斯汀从行为角度阐释人类语言交流活动，他开创的言语行为理论成为现代语用学理论的基石；塞尔继承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并提出意向性理论。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言语行为理论；意向性

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与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学与哲学从理论上来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彼此之间相距甚远。但是由于语言是思想的工具，哲学必须借助于语言来思考问题。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此之近。无论对于语言学家来说，还是对于哲学家来说，语言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在深层次上涉及到的并不是一个纯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语言的哲学问题。语言哲学的产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语言哲学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许多哲学家们把自己关注和研究的哲学中心问题纷纷由认识论转向了语言。因此，这种语言转向从一开始就与哲学认识论所解决不了的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从而也就使哲学家们探讨的语言问题带上了哲学的色彩。

语言哲学是一门以哲学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够以适当的、准确的方式使用哲学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哲学思想。语言哲学的研究既要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问题(研究哲学语言学)，又要能够从语言或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哲学问题(研究语言学哲学)，并从中寻找出共同问题。

一、植根于日常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哲学家们认识到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他们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把语言看作是哲学的首要研究对象，语言问变成哲学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致使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以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塞尔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着眼于对日常语言一自然语言的分析，这一分析遵循一个从日常语言范畴分析一日常语言用法(使用规则)分析一言语行为分析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从批判的、治疗的语言分析向建设性的言语行为分析发展的过程，其中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用分析是一个转折点。日常语言哲学的发展对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讲，当代语用学正是在日常语言哲学研究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一)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语言是世界的逻辑图像”这一基本观点，提出他的“语言游戏说”。语言游戏说是贯穿于《哲学研究》的中心学说。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现实活动、一种游戏，并力图通过观察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来探究语言的意义问题。语言的意义由语言的具体使用来规定。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语言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各种言语游戏就像家族相似的不同成员，不存在一般或概括的可能性。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种语言游戏通过约定形成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就会有与之对应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的语法规则植根于生活形式中。“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排除从语言与实在的对应中寻求意义的观念，使对语言的分析从语形和语义的层面转向语用层面。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三分说

言语行为理论是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之一，是哲学家们研究的最有声有色的一个课题。该理论的发起人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Austin(奥斯汀)。奥斯汀早期区分了叙事句和施为句。前者陈述事实，有真有假；后者通过说出一句话来完成某种行为，并不描述世界，没有真假，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分。后来奥斯汀进一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使该理论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他把言语行为区分为三类：(1)叙事行为或言内行为(1ocutionaryact)，即“说某事的行为”，主要是陈述一个事实；(2)施事行为或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act)，即“在说中实施的行为”，如：警告等，它们普遍具有语力(illocutionaryforce)，传达言者的用意和意图；(3)成事行为或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act)，即通过说出一个句子有意无意地对自己或别人产生某种效果。在这三层意义中，施事行为是他的意义理论的核心。同时，他还强凋意义对于现实语境的依赖，离开具体语境，单纯的意图、意向不可能构成言语行为。“我们必须注意现实语境的情况，注意我们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究竟为什么。”

奥斯汀的哲学研究新方法不仅为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而且启发了语言学家，这使奥斯汀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语用学之父。他的言语行为理论成为现代语用学理论的基石，随着这种看待语言和世界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语用学逐渐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显学，借助语言哲学家对哲学的洞察解决语言问题，成为一种风尚，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语言中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语用学转向。

(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由于奥斯汀对施事行为的分类缺乏明确的标准，招致了很多学者的批评，但他的～些看法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作为奥斯汀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继承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他认为：“当一个施事行为问接地通过另外一个言语行为表达时，间接言语行为就发生了。”

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另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对奥斯汀提出的以言行事分类作了修订调整，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分类，即1、断言类(assertives)：包括陈述、描绘、报道、断言、说明等；2、指令类(direc—tives)：包括建议、要求、请求、命令、邀请等；3、承诺类(commissives)：包括允诺、答应、打赌、发誓、保证等；4、表达类(expressives)：包括感谢、祝贺、道歉、欢迎、哀悼等；5、宣告类(declatatives)：包括任命、辞职、解雇、命名、宣布等。塞尔的这种分类旨在表明，在我们称作以言行事的动词中，有许多动词并不是以言行事目的的标志，而是以言行事行为的其它某些特征的标志，譬如完成以言行事行为的某种风格或方式，所以，我们必须把对以言行事的分类与对以言行事的动词的分类仔细区分开来。

言语行为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启蒙，奥斯汀的系统研究以及塞尔的修改、丰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最终成为一种在哲学界和语言学界自成一派且颇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理论，尤其是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二、言语行为理论中的意向性问题

为深入界定言语行为概念，塞尔引入意向性概念：言语行为不仅使用语言符号，而且表达说话人的意向。

(一)意向性和意义

意向性和意义的关系问题，是目前许多语言哲学家热烈争论的一个焦点。最早把意向性问题和意义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是塞尔。在他看来，“表达式”和“记号”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这一区别在于，尽管每个记号与它所表示之物具有某种关系，但并不像表达式那样具有“意义”。而表达式之所以具有意义，是由于它明确地提出某种思想的意向，换句话说，是意向赋予表达式以意义。他认为，意义问题和意向性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在当代，相当多的哲学家，特别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大多强调意向性在确定语词或语句的意义中的作用，主张从语言与其使用者的关系来考察意义问题，重视研究意义的语用方面。他们认为，语句的意义必定随语境而变化，不以语境为转移的所谓语句字面意义是不存在的。塞尔就是这种观点的积极支持者。他认为，不能把语句本身的字面意义与说话者在不同场合下使用语句表达的不同意义混为一谈，更不能根据说话者在不同场合下使用同一语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一点来否认语句本身具有它们的字面意义。他的意向性理论强调“意义是意向性的派生形式”，突出语言意向性意义的重要性。他试图用意向性说明语言和意义问题，即用心理学概念分析言语行为。他说“我相信语言哲学是心灵哲学的一个分支。根据这一观点，基本的语言概念，如指称、意义、陈述等等可以用更基本的心理学概念如信念、意向、愿望来分析”。塞尔既强调意向性又不忽略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从而比较全面地看到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统一的产物。到了20世纪80年代，塞尔对于意向性和意义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系统的学说。

(二)言语行为与意向性问题

由于以言行事和以言取效都涉及到了说话者的说话意图、意向，所以塞尔又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意向性(intentionality)问题。塞尔在研究和分析言语行为的过程中发现以言行事中的语旨力与意向有着密切关系。他说：“在以言行事行为的完成中，意向性有双重层次，一层是行为的完成中所表达的意向状态，一层是完成行为的意向。”就后一层意向性来说，正是由于说话者把表达某种意义的意向赋予了话语，话语才具有了各种言语行为功能；就前一层意向性来说，塞尔认为，话语有意向性就如愿望、担心、信念等精神状态有意向性一样。这一层意向性就是一个人的某些精神状态指向自身之外的外部世界的特征：如果我有一个愿望，那么它就表现为我精神状态上愿意做某事或希望某事发生；如果我有一个担心，那么它就表现为我精神状态上不愿意做某事或害怕某事发生；如果我有一个信念，那么它就表现为精神状态上我相信某种东西等等。

就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的关系来讲，任何以言行事行为都必然表达某种相应的意向状态。意向状态是言语行为的真诚条件。不过，以言行事行为表达出的意向状态与说话者内心实际的意向状态并不一定全都一致。例如，撒谎这种言语行为表达出的意向状态与说话者内心世纪的意向状态就不一致。这时，我们说，说话者完成的是一个非真诚的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意向状态也是一个非真实的意向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把言语行为和意向状态等同起来。言语行为讲的是行为，而意向状态讲的是状态，前者与物理现象有关，而后者只是某种心理内部的意向。

言语行为理论从言语行为分析发展到探讨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行为意向，把意义归结到语言使用者支配其言语行为意识的能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心灵主义的传统。塞尔认为，正是在意向性这一点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会和起来了：人通过自己的意向把那些使意向状况得到满足的条件转移给了相应的对象，从而把自己的意向加给了本身并不存在意向的对象身上。言语行为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心灵通过意向，从而通过言语行为使人类和外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不难看出，作为当代语用学基本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塞尔是在哲学轨道上研究语言的，是在用语言解决哲学问题。

三、小结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语言学的许多思想都与哲学有关。维特根斯坦在后期认为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就是对语法的研究即对语言使用的研究，虽然其研究既不系统又不详尽，但是为语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当代语用学的基本思想。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拓展了理想语言学派所主张的“意义”概念。“意义”需要放在“总的话语情境中的总的言语行为中”去考查，需要把使用者的意向纳入进去。塞尔提出的意向性理论，关注说话人的意识活动和心理状态对言语行为的影响与作用，意向性理论体现了语言与心智的关系，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语言学源于哲学，又归于哲学，语言学研究得出的答案就是对哲学问题的直接或问接的回答。语言学研究者只有站在哲学的角度，才能跨越具体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从而达成各学派之间的和谐统一。

浅析索绪尔与胡塞尔语言哲学比较论文

结构主义与现象学对20世纪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观点存在某些相似性，这造成了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界限上的晦暗不明。这些相似性根源于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与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对经验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索绪尔和胡塞尔各自立说伊始，这种关联还不为人所察觉，但自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同现象学之间的关联在学界逐渐引起广泛关注。结构主义同现象学之间的相似与差异集中体现在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和看法上。从追本溯源的角度上讲，深度解析结构主义奠基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和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异同对把握结构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关联是十分必要的。

一、两种不同的语言本质观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是由索绪尔的学生根据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三次语言学讲座的内容汇编而成，它基本体现了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的全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这样评价教程道:“我认为索绪尔的《教程》恰好可以作为我们讨论语言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现代语言学思想所有的重要问题《教程》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萌芽和初始的状态，而且是以最简单的甚至是有时过于简单的形式。然而，这也正是《教程》的魅力所在。《教程》呈现给读者的只是索绪尔丰富思想的冰山一角，只有仔细揣摩和反思才能挖掘出深潜于“水面”下的那一部分索绪尔思想。索绪尔在《教程》中对语言符号的阐释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差异性、社会性及系统性。

二、索绪尔与胡塞尔语言观异同的认识论根源

语言的普遍性是索绪尔与胡塞尔的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比较二者认识论的前提和出发点。索绪尔和胡塞尔都对“理想的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理想的语言”指的是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而不是私人言语。这种对普遍性的认识是从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性反思中得来的，也是对西方哲学认识论难题解答的有益尝试。然而，他们解构语言的方法和认识上也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是各自不同的认识论所造成的。

三、索绪尔与胡塞尔语言观异同的方法论根源

认识论是理解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选取的根源性问题，它是方法论的本源。认识论上的相似性和差异造成了方法论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方法论不仅仅是指出了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创造了研究对象。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共同回答了“语言的本质性和普遍性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二者存在的只是语言研究实践及应用上的差异。然而，单纯论及索绪尔和胡塞尔各自具体观点和认识论还不足以展示二者语言观异同的全貌，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对作为语言观体系有机组成的方法论的讨论是不可缺少的。

四、结语

同为20世纪伟大的思想家，索绪尔和胡塞尔通过各自对语言本质探索的实践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这些宝贵的思想改变了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并引导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去思考语言。本文简要叙述了索绪尔与胡塞尔的语言观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二者语言观的异同。易言之，索绪尔同胡塞尔语言观都是对语言本质的理性思考，这些思考得于二者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二者在具体实践上的差异是由于二者实践认识的“质料”不同，索绪尔的语言研究的“质料”是语言本体，是对语言的形式化抽象反思，胡塞尔的语言研究的“质料”是语言符号的意识性。索绪尔的语言观是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而胡塞尔的语言观是具有意识哲学特征的心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