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民族民间论文主题

论民间文学的本质特征和首要特征 论维吾尔民间文学及其基本特征 略谈刘勰对民间文学的评论 论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 毛泽东与民间文学 贾芝与民间文学

都是文学，就看它有什么和对谁有什么价值．干吗非要分开～！～！～！～！～！

行，资料全的。

传统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先生曾经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作为当代的一名大学生，我们更应该知道这句话，因为我们是未来社会的支柱和希望，我们的价值观念是社会变迁的缩影。提起独具色彩的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很多人立刻会想起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多姿多彩的魅力和韵味。民族节日，蕴含着民族生活中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等多重文化因素，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2004年端午节,曾有媒体报道，韩国准备将端午节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并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最后遭到很多人反对。今年端午节又有记者随机调查了一些大学生，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说出端午节的相关习俗。大家对于端午节的所有印象似乎只停留在纪念屈原和吃粽子上，而对哪一天是端午节，踏青、喝雄黄酒以及赛龙舟等活动甚至一点概念都没有。相反，很多“现代人”十分推崇过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西洋节日，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其“时尚”和“现代”。近年来讲洋话、喝洋酒、买洋车、过洋节、着洋装、取洋名甚嚣尘上，甚至有些人恨不得把自己的毛发、肤色乃至五脏六腑都统统脱胎换骨、变成“洋”的才过瘾。种种现象，不禁让人疑惑：我国的传统文化还将保留多久？会不会在将来被某些国家“抢”走、“偷”走？同时又令人担心，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试问：我们大学生到底怎么了，我们很多中国人民到底怎么了？我作为一名大学生，虽然没有特别推崇西方节日，但是我对中国传统节日还是不怎么了解，也没什么兴趣了解。我们学校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完全是偏向于工科，学校里到处是实验室，散发了浓重的工科味道，缺乏了人文气息。我是一名理工科大学生，在课堂上除了自己的选修课和思想政治课外就没有其他的人文课程了。作为一个大学，孔子《大学》里的开篇句就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开篇句中所谓的“德”就是指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德性。学生这方面的培养是需要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灌输和融入，大学不仅要教给学生专业知识，还是教会学生怎样做人，包括各种礼仪、德性、人品等，学校的不重视就会造成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淡去。我们当代大学生的思想中总是喜欢崇洋媚外，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我们这一代的大学生都是在麦当劳，肯德基，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的物质氛围下长大的，对我们国家的一些传统文化缺乏深刻的理解，有的甚至对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常识也不知道。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个人传统文化的网络，提升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文化自觉”。面对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我们要主动适应，积极创造。传统必须同现时代想结合，我们应当从传统与创造的结合中看待未来。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创新自己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很大部分是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虽然有些民族文化有点和现时代不相吻合，但是我还要保留和继承，因为他们有自己存在的文物价值，及其所引发的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养。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当前西俗东渐的潮流中，我们对待外来文化要保持理性的“文化自我”。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味地追逐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必要恐慌，发出各种对外来文化抵制的呼声。我们追求的是文化的多元发展，尽力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主流的基础上实现与各外来文化的优势互补与和谐共生。世界文化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共同构成的。文化是民族的，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是不同地理环境的造化和民族精神的凝聚，是民族存在的证明和延续的血脉。文化又是世界的，具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共性和普遍规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硕果。很多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的瓷器、陶器、书法和雕塑；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办公室里，挂着中国宋代仕女图，摆着中国古老的青铜器。这说明只有民族的才是最美的和有生命力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韩国的做法说明传统文化在其他国家得到了高度的认知，文化本来就是世界共享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本身关注的就是“人类文化”，是站在人类和世界的高度上的。事实上，洋节之所以被一些人崇尚，正是由于背后有文化在支撑着。端午节会不会被别人“端”走，应该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那就是我们如何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和学习外来文化，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和创新发展自己的特色文化。发展文化，必须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兼收并蓄，也必须在承认文化多样化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我们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和学习外来文化，少不了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扬弃，扬弃不等于因循和照搬照抄，也不等于遗弃和全盘否定，文化是在交流中得到传播、在创新中得到继承的。文化交流，必须依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蕴，面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激荡，东西合璧、交相辉映、通递共享、求同存异，融铸出优秀文化。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实践，面对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合理整合，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批判继承、创造转化，打造出新型文化。让我们牢牢地记住这句话吧：传统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