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报告2000字

一、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发展阶段在经济学中，产业通常被定义为生产同一种（严格说来是具有较强替代性）商品的企业集合，此时，产业与“市场”是同义词，因为只有为同一市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才能构成同一个产业，而同一产业内的各个企业都是在同一市场上相互博弈，展开竞争并追求其最大化利润目标的（马广奇，2000）。当然，这里的市场指的是狭义的局部市场，而非广义的一般市场。因此，产业经济学最初只是以特定产业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产业组织、产业的规模经济、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垄断关系，后来逐步被经济理论界扩展到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政策等方面，并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架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是产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的规律性；①产业关联理论是从技术经济的角度来描述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产业政策理论研究的是有关产业的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布局政策等方面的内容。从研究范围来看，在欧美国家，产业经济学实质上是狭义的产业经济学，即围绕产业组织研究的产业组织学，它以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为前提条件，较少考虑体制性因素对产业组织的影响。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不完全竞争下的 SCP范式，企业的目标、规模和组织，与产业组织相关的管制与反垄断等公共政策。在日本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其经济理论界把产业结构、产业关联和产业政策也囊括在产业经济学中，从而使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得到扩展，并且习惯上称其为广义的产业经济学。从发展轨迹来看，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和深化阶段。（一）萌芽阶段（1930年以前）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说，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根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与新产业的不断产生。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产业之间、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客观需要理论界对其运行规律进行研究。实际上，这种研究的需要早已随社会分工的深入演化而得到强化，理论界顺应这种客观需要也早已开始了其研究进程。这样，产业经济学萌芽的历史自然比较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Smith, A., 1776)那里。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后人所推崇的两个原理：一是市场竞争机制理论，二是劳动分工理论。这两个原理都论及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体制下厂商的市场行为问题，这对后来的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之后的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1890)吸取其理论营养，首创性地提出“产业组织”概念并引入到经济学中。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讨论生产要素时，丰富了萨伊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生产三要素理论，提出了第四种要素即组织，指出资源配置效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竞争活力的问题。他认为，追求规模经济必然导致垄断的发展，而垄断会阻碍和破坏价格机制的作用，使价格受到人为因素的控制，从而扼杀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自由竞争，使经济运行失去活力，破坏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因此，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内在矛盾，被后人称为“马歇尔冲突”(Marshall Conflict)。马歇尔所处的时代仍然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垄断现象并不常见。但是到了20世纪初，垄断性的经济组织逐步形成，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罗宾逊提出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进行了分析，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此时的产业经济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还未形成。其间，产业结构理论也开始萌芽。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 Petty)就在其《政治算术》中论述了三次产业之间相对收入上的差距（即农业小于制造业、制造业小于商业），并指出，这种差距是劳动力在产业之间流动的重要原因。这为后来的产业间关系以及产业内结构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形成阶段（1930-1970年）20世纪30年代，美国处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阶段，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以及企业组织的替代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梅森和贝恩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研究小组在哈佛大学成立，他们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美国几十年来产业组织政策的实践，运用经验分析、案例分析和经济计量方法，分析了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的价格与成本，大企业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可竞争市场的条件，形成了产业组织理论的完整体系。其标志性成果是贝恩的《产业组织》（1959年）一书的出版，在该书中，贝恩明确了产业组织的含义，把产业组织概括为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各种类型的市场关系，即它们的交易关系、资源占有关系、利益关系、行为关系；提出了市场结构(Narket structure)、市场行为(Market conduct)和市场绩效(Market Performance)三个基本范畴，分析了三者的相互关系，并以研究市场结构为重点，构成了“SCP”分析范式。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此后，谢勒的《产业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1970年）一书的出版，提出了更为完整的SCP范式，使产业组织理论更加成熟。在哈佛学派看来，市场结构主要包括集中度、产品差异、规模经济、进入障碍和政府管制，企业行为主要涉及合谋和策略性行为、广告和研究开发等方面，市场绩效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利润率、生产率等。他们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递进制约的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而市场行为决定资源配置的绩效。因此，为了获取良好的市场绩效，必须采取积极的反托拉斯政策和政府管制，以改善市场结构，进而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由于哈佛学派十分重视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又称为结构主义学派。在产业组织理论得以形成的同时，产业结构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 Fisher)首次确立了三次产业分类法，把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物质资料的产业称为第一产业，即广义的农业；把对取自于自然界的生产物进行加工和再加工的产业称为第二产业，即广义的制造业 （其中包括矿业）；把一、二产业之外的其他所有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此后，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 G. Clark)在配第和费歇尔的研究基础上，运用多个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进一步揭示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分布与转移的规律性，后被称之为“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同时，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还对工业内部各产业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把工业又进一步细分为消费资料产业、资本资料产业和其他产业，论证了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的比例，是随着工业化的过程而不断下降的。并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了消费资料工业的比重逐步减少、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重逐步上升的结论，这就是“霍夫曼定理”。到20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运用20多个国家的资料，深入考察了国民收入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列昂惕夫()还创造了投入产出法，由此分析了产业之间的关系，对产业关联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深化阶段（1970年至今）1970年以来，产业经济学进入到全新的深化发展阶段，以哈佛学派为代表创立的主流产业组织理论一方面不断获得了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因此，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分化成了两条主线：一条是代表主流学派，沿着SCP范式继续前进的“新产业组织学”，其代表人物有考林(Cowling)、沃特森(Waterson)、鲍莫尔(Baumol)等人。他们在研究产业组织问题中显示了以下几个特征：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数学方法以及博弈论建立一系列的理论模型，以此来研究企业行为；对经济福利问题的分析较为深入，有许多独到之处。与谢勒的SCP范式相比，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行为给予特别重视，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是一种外生变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而且彼此之间不存在反馈线路。这些可视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修订和补充。另一条路线是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其他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崛起。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兹恩()等人。其中，斯蒂格勒的贡献最大，他在《产业组织》（1968年）一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探索了企业兼并的动因和根源，认为企业兼并的动因并不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只要没有显著的规模不经济，兼并仍会发生。(2)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论述了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关系，解释了产业内的专业分工和垂直一体化现象。(3)讨论了厂商的最佳规模。认为最佳规模取决于许多难以观察和计量的因素，创造性地提出了用“生存者技术”原则来确定最佳厂商规模的观点：即，凡是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4)深入研究了“进入壁垒”问题。传统认为的规模经济、资本需要量、产品差异等进入壁垒因素，在他看来不再构成壁垒，而政府管制是主要的壁垒之一。(5)创立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并运用它来解释市场组织问题。认为信息也可以产生收益，获取信息需要付出成本，厂商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中人的决策环境是以有限信息为特征的，因此，没有必要把完全信息作为实现竞争的必要条件，只要市场中厂商数目众多，就能达到最佳竞争程度。(6)率先对政府管制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创了“规模经济学”的先河。之后，德姆塞茨 (1973)在其《市场集中研》一书中，实证研究了获利能力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总结起来，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特点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用严格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并强调对各种理论的经验证明（泰勒尔，1988）；反对强调“结构—行为—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强调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对市场行为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反对政府对产业组织实施干预。正当欧美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太平洋的彼岸——日本，则非常重视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形成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对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实施干预的集中体现。1945-1955年是日本战后经济恢复的时期，通过实施产业复兴政策和产业合理化政策，成功地实现了钢铁、煤炭、海运、电力、合成纤维等许多工业部门的产业重建和经济复兴之目的。之后，日本进一步通过产业政策的作用，使其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产业政策日益引起各国理论界的广泛关注。1970-1972年，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发布14个成员国产业政策研究报告，促进了“产业政策”在全世界的普及。日本学者如小宫隆太郎、筱原三代平、宫泽健一等对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囊括在第一本明确命名为《产业经济学》的书中，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的正式诞生。

正当各界都热烈关注我国“三农”问题，并为突围“三农”困扰、忧虑时，我们有没有想到马克思？有没有想到向“穷人的经济学”第一本经典——《资本论》请教？诚然，《资本论》不是包治社会经济疾病的百科全书，也不是具体教人们发财的致富手册，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却可以引导穷人走出困境，奔向小康，步入富裕的金光大道。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在我联系解决中国三农问题重温《资本论》时，获得了许多新的启发。在此我愿与经济管理者与各位同仁分享，更欢迎各位同仁与网友的批评。马克思在对重农主义的扬弃中，对农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见解，至今，这些被长期尘封的理论观点依然熠熠闪光。它对于理解当前我们的科学发展观与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如何认识农业的地位？它永远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在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他的关注点。农业是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他的视野：一是他在考察经济关系演变历史时对农业所有制问题进行了分析；二是他在涉及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时，对农业的基础作用进行了分析；三是他在分析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形态转化时，对农业及其地租进行了分析。从抽象的意义来看，马克思在历史的与逻辑的双重方法论上，对农业产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给予了定位。马克思在论述地租问题时，强调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他说过：“作为农业（它是基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他还曾指出：“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然基础，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动部门之变成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i] 他甚至还将农业部门作为社会生产劳动的必要部门来看待。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他指出，“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马克思从历史发展的纵向即产业演进、分化角度与国民经济的横向双重角度强调都认为，农业是基础。这一高屋建瓴的视野，至今仍然具有认识论上的至高点。所谓农业是“资本发展的基础”，强调的是资本造就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农业发展具有足够的生产力为基础，必须以农业本身的高度发展为支撑。今天我们解读这段话，我以为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农业，没有富裕的农村，也就没有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从农业抓起。回首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国策，也正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现代工业化的进程，决不应该是对农业的轻视与抛弃，而应该是将这一基础产业提升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新高度。对待农业，我认为我们需要心灵的敬重。农业对于中国，还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农业在不同国度其经济功能大体一致，但土地对于中国来讲，人均土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 多一点，意味着占世界七分之一的土地养活着超过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土地，在这里主要担负民众的食物来源。也就是说，土地的食物供应比重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于人均土地多的国家来说，它可以有经济作物功能，有加工业原材料功能，有观赏、旅游、休闲功能，也可能有休耕功能。对于我国人均耕地仅为亩来说，必须牢记它主要是为中国人提供口粮的功能。那种克隆国外土地使用结构，效仿人均土地多的国家在城市建设，特别是房地产上的豪华占地的模式，注定是行不通的，短视地以经济权利执意运行，日后付出的历史代价将是沉重的，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下面的名言务必不要忘记：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报复。可喜的是中央历来都十分重视农业问题。书记抓农业，是党历来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所谓“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成为重视农业的关键词，而赋予了时代涵义。§ 如何认识农业的前景？它永远是朝阳产业、日不落产业、常青产业长期以来，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农业是日益衰落的夕阳产业。这一观点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国农业发展，必须予以摈弃。农业，是人类整个经济发展的起始点。中国哲人讲，民以食为天。在衣食住行中，食是根本，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维系。农业的起始基础，不会因为产业发展与分化，不会因为工业革命与新技术革命而消失或者削弱。无论世事沧桑变化，人类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永远不会变，人类对于农业的依赖永远不会变。在发达国家，农业在国 民经济中所占比重降低，农业人口减少到15％以下，这丝毫不说明农业本身的衰落与产业光芒的暗淡。相反，它正说明当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得这个产业青春焕发。在美英日德这样发达国家中，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百分之几的劳动者为全社会提供着农副产品，甚至还有出口剩余，这究竟是农业夕阳化的证据，还是农业朝阳化的证据？这个结论是异常明白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农业从来都没有被认为是农业一个夕阳产业。他在批评马尔萨斯农业收入递减论时，满怀激情地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明创造为根基，强调农业不仅不会衰落，反而会因科技的进步而获得提升。后来百余年农业发展的实践，完全证实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言。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他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农业本质特点：可持续的再生性。他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 农业的可持续再生性特点，源于农业的经济过程与农作物生命周期的更新过程同步。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与生物生命更新同步进行、交织一起，生命的繁衍与再生生生不息带动农业经济生产过程的可持续地再生。这样，农业再生产过程的能源取自于大自然，还原于大自然，形成是一个完美的环环相扣、共生共养、循环往返的可持续过程。正因为农业的经济过程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同步，因此农业最先得益于自然力的大规模利用，大大早于工业。“这个生产率，这个作为出发前提的生产率阶段，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因而表现为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在这里，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ii] 显然，自然生产力是可重复的，是再生的，而且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都十分低，迄今在大规模利用自然力的方面，农业开发空间还很大。既然农业的经济过程和自然的再生产过程同步中，我们必须在农业生产中更为尊循自然，按照自规律科学地进行农业生产与开发，而不能以蔑视自然，违背自然，甚至以破坏自然的手段来发展农业。这使我们重新认识农业给予了一个新思维：农业决不是夕阳产业，它是永远的常青产业，是万世不变的朝阳产业。 所谓农业夕阳产业论，我以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伪概念。国内外发展经济学诸多学者陈陈相因，几乎是不假思索，未经论证地以讹传讹，实在是对农业的一种亵渎。所谓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首先应该从重新认识农业，认识农民是这一朝阳产业的守望者这一崭新观念出发，方才可能进入突围三农问题的正确路径。§ 如何认识农民？承认其劳动力所有权是农民的天赋权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是资本能够在市场上买到劳动力。而劳动力可以为劳动者自由支配，是以劳动者获得自由为前提的。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农民获得自由支配属于自己所有的劳动力和劳动条件，“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形式。”. 丰裕的劳动力，来源于广大获得自由的农民。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农民转变为工人，是因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在中国，则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们知道，中国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首先是解放了农民，使过去如同植物一样被置于土地上而不能自由流动的农民，变为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劳动者。这一点是通过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而实现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又能自主支配自身的劳动力，自主地开展经营活动，从而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自身的劳动力获得承认。如果说天赋**，劳动力所有权才是最核心的天赋权利，它是劳动权的核心。承认劳动力所有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为我国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它直接为混合所有制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智力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作用提升，劳动力所有权，获得与资本所有权共享新经济成果同等权利。但是，作为一般的农民工，他们的劳动力所有权并没有获得尊重。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这种天赋权利被资本极大地漠视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对农民工的种种歧视行为，压低报酬与克扣工薪，恶劣的工作环境等等，都是对劳动力所有权的蔑视。特别要指出的是，现今的户籍制度，仍然是加在农民工身上的一个桎梏，一个不平等身份歧视。平等的公民权利，已经成为农民工进城工作与定居生活的重大障碍。北京市一个政协委员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案妄图为农民工进城居住制订“准入制度”，消息传出，立即在互联网上遭到潮水般地反击，可见民愤之激！在北京，几乎有1/3的流动人口，因而最近又有人建言，要求将外来人口挡在城外，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从 而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如此等等，不一而足。〔6〕北京尚且如此，农民工在其它城市的公民待遇可见一斑。§ 如何认识农业的深度开发？追求级差地租ⅱ，是农业深度开发的重点与方向马克思关于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含扩大再生产理论、关于级差地租ⅰ与级差地租ⅱ的论述，不仅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农业增值发展提供了战略思路，同时也为城镇房地产业的持续开发提供了战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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