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论文参考文献

这样的题目太大，你要围绕任务的一个方面来写，这样才行，

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的名作《岳阳楼记》，以其立意高迈、抒情真切、写景雄奇而传诵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几乎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背诵，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这篇名作的诞生，同时也是一个事件。围绕着这篇仅有360字的散文，千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拟就范仲淹究竟是否到过岳阳楼，宋代撰写“记”一类的文字是否一定要亲历其地，当时同辈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传奇”之作或不以为然，明代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等等问题，一一剖析，以厘清事实，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岳阳楼记》，并就正于学界同仁。一、疑生于后世自庆历六年《岳阳楼记》问世，从北宋到南宋，二百多年间，尚未发现宋朝的学者文人议及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有没有到过岳阳楼这一问题的，如南宋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也。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意思是他的好朋友张栻（敬夫）请他撰写《曲江楼记》，他无法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那样亲自去看一看，只能将敬夫提供的材料梳理编排出来，加上自己的感想以成文。很明显，朱熹认为范仲淹到过岳阳楼。提出此点疑问，不知起于何时何人。现代古典文学学者和宋史学者，多认为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到过岳阳楼。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范仲淹自署《岳阳楼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其时作者遭贬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从邓州到岳州有近千里路程，其间隔着汉水、长江等大河，那时又没有飞机和火车，要让年已58岁的范仲淹远道赶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惟一合理的说法，是范仲淹在邓州写好了《岳阳楼记》，再派驿使专程送去。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无可辩驳的。他们还说，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为什么能把八百里洞庭湖描绘得有声有色如此逼真？道理很简单，他到过太湖、鄱阳湖。他曾出知苏州，并因官职调遣多次往来于苏杭间，有机会游览太湖。他又曾被贬知饶州，流连于鄱阳湖。他正是综合概括了太湖等江南湖泊的特色，以此联想洞庭湖的自然景色的变化，并看了滕宗谅寄来的《洞庭秋晚图》，参以唐贤今人的诗赋，才逼真地描绘了洞庭湖的自然景观，达到使人恍如亲临其境的效果。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前提是“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恰恰是这一点，也还有探究的余地。二、《岳阳楼记》的来历《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滕宗谅之请而写的。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同年同僚好友。范仲淹在西北经略边防事务，宗谅以天章阁待制知泾州，与范仲淹密切合作，抗御西夏。范仲淹调京参政，推荐宗谅知庆州。滕宗谅是一位有抱负、很能干的人，他在办理公务时，常常为达目的，不注意方法甚至不顾及规矩。在与西夏发生战事的西北前线，他为了搞好与地方酋豪的关系，减弱西夏政权和军队在民众中的基础，花去了大量的钱财，大大越出了预算，被检举擅自动用公使钱，一直闹到皇帝那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力营救，对方韧劲十足，事情久拖不决，滕宗谅最后终于得罪，被贬到了岳州。到了岳州以后，滕宗谅勤于公务，仅一年多时间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看到岳阳楼破败不堪，颇为感慨，决心加以修缮。他知道重修岳阳楼一定要花很多钱，也许是吸取了在西北战场的教训，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办法来解决经费问题，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就是既没有动用政府的公款，也没有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搜括。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他发了一个告示，要求民间凡有别人欠了多年而又不愿意偿还的债务，献出来帮助政府，由政府代为催讨，于是债主先行告发，欠债者争相献出，竟然得到了近一万缗的钱，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那个时候没有银行，滕宗谅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设置了一个钱库，将这笔巨款放在里面，也不设专门的主管官吏和账目，由自己亲自掌管。岳阳楼盖得“极雄丽”，“所费甚广”，而那些钱并没有花完，他占为己有的也不少。好个滕宗谅，在修建岳阳楼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经济问题”，非法集资，私设小金库，还有贪污的嫌疑，但老百姓不以为非，反而称其能干。这次没有人去告他，也就安然无事了。看来，滕宗谅真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办法的人。但他的心胸并不开阔，总觉得自己在西北的那些事情是冤枉的，钻在里面跳不出来。朋友们去祝贺岳阳楼落成，滕宗谅竟说“落什么成，我只想依着栏杆大哭数场”，实在是有点过分了。这些事，想必作为同年好友的范仲淹也是知道的。庆历六年岳阳楼落成以后，滕宗谅希望有一篇“记”以张大其事，他想起了自己的同年好友范仲淹这支大手笔，而范仲淹也正要借机规劝滕宗谅，于是就催生了这篇名作。三、《求记书》滕宗谅没有文集传下来，他为求《岳阳楼记》而写给范仲淹的信保存在方志里面，信的名称叫《求记书》，其文篇幅几乎是后来求到的《岳阳楼记》的两倍，内容很值得玩味。滕宗谅认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钜卿者不成著”，滕王阁等著名楼观之所以历经修缮，就是因为有著名的记。岳阳楼虽然历史悠久，经过精心收集，才发现前人留下的，只有篇咏，“率无文字称纪所谓岳阳楼者”，而一座著名的楼观如果没有一篇好的记，“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这问题可是相当严重的。怎么办呢？滕宗谅称颂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希望范仲淹“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以能传之久远，使后人知道我宋朝有人。写信的目的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了，那就是请范仲淹来写一篇记。《求记书》的最后一段话很关键：“谨以《洞庭秋晩图》一本随书贽献，渉毫之际，或有所助。”这就奇怪了，滕宗谅不但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阳楼的历史和现状，还附送一幅图供范仲淹参考，这不明摆着不劳您大驾光临了吗？由此看来，滕宗谅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本来就没有要求范仲淹亲自去岳州跑一趟，那么范仲淹没有去岳州而在邓州写下了《岳阳楼记》，是极有可能的了。四、撰“记”本不必亲历其地滕宗谅的这种做法，在宋代是常见之事。滕宗谅在岳州短短两三年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比如兴学校、修水利等等。据初步查证，他当时写了好几封求记信，请他的好友、文章高手为他的事业树碑立传。除了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以外，一封给尹洙求《岳州学记》，一封给欧阳修求《偃虹堤记》，时间都在庆历六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三人的文章都求到了，而滕宗谅写给尹洙、欧阳修的信则已佚失。尹洙《岳州学记》，第一段以“三代何从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学而已”起首，是有关办学的历史回顾和思考，可能出自尹洙本人的胸臆，也不排除在滕宗谅的信中有此内容。第二段记述滕宗谅在岳州的作为，其内容应该出自滕宗谅写给尹洙的信。第三段记述了滕宗谅的遭际，称颂滕宗谅在“由大而适小”的情况下，仍能有所作为的精神。整篇文章表明，作者也没有去过岳州，没有实地考察岳州州学。文章写于庆历六年八月，而由文中的“今年录其事来告”之语，可知滕宗谅的求记信写于同年。欧阳修的散文《偃虹堤记》，其撰文之缘起与《岳阳楼记》全然相同。文章开头即交代说：“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接着以“予发书按图”起首，记述偃虹堤的具体情况和滕宗谅的深谋远虑。“发书按图”，就是拿出信，打开图。可以想见，欧公的这篇文章，其所记录的情况，均来自滕宗谅的信中。最后一段是议论。看来欧公写这篇记的时候也没有到实地去考察过，是可以肯定的了。欧阳修和尹洙的文章写法套路比较接近，只是欧阳修没有回顾历史而已。以上两例均与滕宗谅有关，再举两个与他无关的例子。欧阳修的名文《李秀才东园记》，首句叙作此文之由说：“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所居之东园，今年春，以书抵洛，命修志之。”又是以一封书信请人作记。当时欧公在洛阳，而李秀才的东园在随县。欧阳修的文章先写随的历史，再写李家的情况以及他自己少时与李氏诸儿为玩伴的乐事，最后发感慨说：“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复几闰？幸而再至，则东园之物又几变也！……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整篇文章都可以说明，欧阳修并没有为了写这篇文章而再一次去过李氏东园，但他巧妙地避开了具体的写景，而以历史资料和回忆代之，文章仍然写得很动人。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是一篇与《醉翁亭记》齐名的好文章。文章第一段写真州之形胜及东园之来历。第二段首句说，“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以下全借子春的话写东园之美景，段末云，“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其为我书其大概焉”。第三段还是借子春之语而叙。最后一段说，“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这里的“书”是记录的意思。整篇文章都是记述子春的口头描述，当然没有去实地考察过。以上三例是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情况。再举一个南宋的例子，就是前述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其文之格局与《岳阳楼记》颇为相似。张敬夫守江陵，修了一座曲江楼，“而以书来，属予记之”。就是张栻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作一篇记。而他“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未得前往寓目，“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其所发感慨和所表达的思想亦很相似：“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于戏悲夫！”说明在当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已经有巨大的影响。求记者本无奢求，写记者凭借其写文章的技巧，或避实就虚，或移花接木，或从本已烂熟于胸的历史资料和往事回忆中选择材料，或纯粹将对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加以剪裁，或索性要求对方详细口述，再形之于笔墨。这样的做法，至少在宋代应该是惯例。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范仲淹不能亲临岳阳却写出了《岳阳楼记》没有提出异议的原因。正常的事情，当然不提。五、《岳阳楼记》文本分析现在回过头来用同样的视角考察一下《岳阳楼记》文本本身：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日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是交待性质的文字，“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云云，显然出自滕宗谅的《求记书》。第二段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而是总写巴陵洞庭胜状，应出自前人之记述以及过去之印象。以下笔锋一转，“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表明要描绘不同的情景感受了。第三段和第四段，是最有名的写景、抒情的文字，文字极其优美，但都是假设。一个人如果去了实地，写实景，就不可能有如此雄奇的想象之景。但这些想象也是有依据的。如关于洞庭波浪：“气蒸云泽梦，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关于天和水：“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与一碧万顷相关的：“层波万顷如熔金。”（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与皓月千里相关的：“洞庭明月一千里。”（李贺《帝子歌》）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一定查阅了大量前人歌咏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诗赋，融进了自己的文章之中。最后一段是思想的升华，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后世都是引用率极高的名句。经过以上考察，已经可看得很清楚了，这整篇文章除了第一段以外，没有真正的实写，一段总写和两段分写都是假设中的情景，至于最后的议论，更是出自肺腑。当然，假设中的情景，也绝非凭空撰造，是有平时的生活积累的。六、范仲淹到过洞庭湖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未专程去过岳阳楼，内证、外证都已具备，无可怀疑了。但范仲淹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从来没有到过岳阳楼、岳州甚至洞庭湖呢？不是。滕宗谅《求记书》云：“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然为天下之最胜，切度风旨，岂不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说明滕宗谅读过范仲淹许多相关诗文，深知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又能“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写出好诗文，对于君山洞庭，也一定能“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的，“素尚”二字，可以理解为“以往的观感”。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一诗中说：“仕宦自飘然，君恩岂欲偏？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坠絮伤春目，春涛废夜眠。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正是《岳阳楼记》中所描述的“皓月千里”。景佑元年(1034年)元月，他又写下了《新定感兴五首》，其四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江上多嘉客，清歌进白醪。灵均良可笑，终日着离骚。”既曰“回思洞庭险”，必然经历了洞庭风波。在滕宗谅被贬到岳州不久，范仲淹有《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云：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晩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炰缩项鳊。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岂信忧边处，干戈隔一川。这是一首写给滕宗谅的诗，“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与岳阳楼周边的景观相合。“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云云，语含规劝之意，又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吻合。此外，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县、临湘市民间多次重修的《毛氏族谱》中，明确记载了范仲淹在岳州府临湘楚里中(在今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岳阳楼区梅溪乡境内)购有田产。范仲淹购田产应在他的邓州任上，而滕子京在岳州的任上。后来，范仲淹的孙女即范纯仁的女儿同苏州太守、岳州人毛斌公的儿子祥公结婚，范仲淹就将这份田产作了陪嫁物。七、第一时间的评论《岳阳楼记》问世以后，很快就获得了美誉。但其朋友圈中的第一时间的评论则不是如此。第一个对《岳阳楼记》作出评论的是尹洙。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世以为奇”，所奇者乃“用对语说时景”。但在散文中使用一些骈语，是常用的写作手法，何奇之有？尹师鲁谓《岳阳楼记》乃“传奇体尔”，陈师道说传奇就是“唐裴铏所著小说”。《岳阳楼记》的写作手法竟如唐传奇？尹师鲁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据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记载，范仲淹非常敬重他的这位朋友尹师鲁，有一次，范仲淹为人写了一篇墓志铭，已经封好将要发出去了，突然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明日给尹师鲁看了。尹师鲁说，老兄你名重一时，所写的文章，将为后世作为可靠的依据，所以不能不谨慎啊。然后他就提出了几个问题。范仲淹听了，摸着自己的额头说，幸好让您看了看，否则就会发生失误了。看来，范仲淹在尹师鲁面前非常谦虚。那么在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之后有没有先给尹师鲁看过呢？不能确定。但尹师鲁一定很快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而且作出了评论。上文已经说到，滕宗谅谪守岳州以后，颇有作为，做了几件大事，一时兴起，广发求记之信，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请尹师鲁写《岳州学记》，请欧阳修写《偃虹堤记》，他的面子很大，三篇记都求到了。这件事在朋友圈子里应该都是互相知晓的。尹洙的《岳州学记》，除了对地方办学的历史回顾以外，大多是纪实的，而且对滕宗谅在个人遭到不公平待遇之时的兴学之举，称颂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他见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后诧为“传奇”，可以说是一种惊叹，因为范仲淹的文章与他本人的文章的写法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范仲淹的大段写景，凭借的是超凡脱俗的丰富想象，而这些想象中的景色的描绘，又都是为他最后提出观点服务的，尹洙有些不理解，“记”这样的文章怎么能这样跳出时空而且几乎全用对语来写作呢？这就是“传奇体尔”所表达的含义了。至于欧阳修，据《可斋杂槁》尤焴原序：“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髙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确实典重，凿凿乎如五谷之疗饥，与世之�章绘句、不根事实者，不可同年而语也。”欧阳修同时也应滕宗谅之邀写了一篇《偃虹堤记》，他既没有到岳阳去亲眼看一看，也没有如范仲淹那样花许多心血精心撰写，而是纯以滕宗谅的信中所说的话排比成文，聊以塞责，说实在的，在滕宗谅求得的三篇文章中，古文大师欧阳修的这一篇是比较弱的。但他见到范仲淹的文章以后，就有点不服气了，颇不以为然。这其实是一种妒忌。所以尤焴并不赞同欧阳修的态度，而对范仲淹的文章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八、《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范仲淹的这种写作手法，是不是前无古人的、首创的呢？明朝人孙绪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但《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他认为《岳阳楼记》是模仿唐朝吕温的《三堂记》而作的，不过《岳阳楼记》比《三堂记》写得更好。吕温（772-811），字和叔，曾任衡州刺史，世称吕衡州，与柳宗元、刘禹锡友善，为文颇富文采，其《凌烟阁勋臣颂》等传诵一时。他的《虢州三堂记》见《吕衡州集》。两篇文章的写法确实比较接近。大体都分为缘起、四时之景和思想升华三大部分，写景又都有总写和分写，分写均按季节。不同之处在于，《三堂记》的缘起中有一段议论性质的虚写说明宗旨，《岳阳楼记》则直接交代文章缘起；《三堂记》写景总写很简单，四时之景则分春夏秋冬，《岳阳楼记》写景总写很有气势，分写则只有春秋两季；最后一段表达思想观点，则一详一略。从文章构造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异同来说，显然是同多异少，若要说范仲淹从吕温的文章中得到了启发，是可以肯定的，若要说范仲淹模仿了吕温的文章，也能说得过去。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想象：收到滕宗谅的《求记书》，范仲淹查阅了许多“唐贤今人”的有关作品，《求记书》提到的吕衡州（有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的诗文集，一定是阅读的重点之一，于是从集中的《虢州三堂记》得到了灵感。但要说两篇文章的高下，也是很分明的，范高于吕。在写景方面，范既更为精致，更有节奏感，而又更为简明，更有气势。在思想观点的表达方面，《岳阳楼记》全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铺垫，第二部分已经将情和景结合在一起，景中有情，情从景出，第三部分更是口吐金石、简明扼要、易记易诵，而《三堂记》全文不够精炼，三个部分缺乏有机联系，情与景甚少结合，所表达的思想，未能达到掷地有声、超凡脱俗的境界。所以孙绪谓“《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是完全正确的。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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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与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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