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理论的论文

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一

《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述评》

摘要：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开始开展。本文根据不同时期呈现的特点，将其分为起步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和多元化发展时期，通过对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作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出研究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以对进一步研究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高等教育;文化关系;研究述评

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当时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教育理论、教育实践的发展备受各界人士的瞩目。此外，80年代出现了“文化热”，促进了此问题的研究。到90年代及新世纪以后呈现出了新态势和新特点。总的说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并不成熟，探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颇有意义。我根据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出一些特点，为进一步研究提出建议。

一、起步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阐述，是在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初见端倪的。1980年，潘懋元在为一机部所属高校领导干部教育科学研究班讲学时，第一次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其中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指：“从整个社会来说，教育跟政治经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教育所摆的位置和在社会中所承担的任务。”[1]这里的“其他社会现象”还未提及文化的因素。1983年，潘懋元编写的《高等教育学讲座》对教育内外部规律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把外部关系规律修正为：“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指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2]明确提出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1988年，潘懋元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的论文――《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表述为：“教育必须受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并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3]认为教育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两种制约因素又需要文化传统这个制约因素的折光反射出来。以上所述都是由一般教育层面来论述的，并未涉及高等教育层面，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掀起一股“文化热”，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开始受到高等教育界的关注。1989年，潘懋元、邬大光合作发表了《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第一次从理论上明晰了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他们首先分析了文化传统对高等教育的作用：“高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和传递文化的载体与文化传统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种因素对高等教育的制约往往要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光反射出来。”[4]如前所述，潘懋元在1988年论述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提及教育受文化传统制约，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来阐述的，而这篇论文将教育的基本规律问题具体化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来。1990年，潘懋元在《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文化传统也是制约教育的重要因素。”[5]并论述了高等教育对文化的作用是保存、传递、改造和创新文化。储皖中则对专门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作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分别为：一是传递文化，二是促进文化传播、交流和融合，三是助于对文化进行选择、整理和改造，四是创造文化。[6]

在这一时期，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一部分研究只是从一般教育的层面简要探讨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散见于几本著作之中。尽管如此，起步时期的研究为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体现在：首先，开始认识到高等教育与文化是有着重要关系的;其次，明确高等教育面对文化传统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取舍原则。

二、初步发展时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才在高教理论界得到重视。主要代表人物有潘懋元、张应强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此外，朱国仁、何云坤、刘海峰、黄福涛、吴岩、侯定凯和薛彦华等人也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归纳如下：

(一)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推向深入。潘懋元对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概括为两种关系(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两重作用(直接作用和中介作用)和两大功能(传承和创新)[7]，为此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线索。一些学者对上述关系、作用与功能及其他相关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的研究较为集中，朱国仁、薛彦华、张应强和何云坤等对文化的选择、创造、批判、整合等功能专门撰文阐述。黄福涛则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8]此外，开始明确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意义。张应强提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摆脱苏联教育学模式，形成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理解;推动和深化人们对教育与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研究和认识;还可能促使“高等教育文化学”的产生。[9]正如潘懋元为张应强的著作《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作序时谈道：“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瞻望高等教育的未来，都不能只看到经济、政治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而不对文化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有深入的理解。否则就会对许多高等教育现象迷惑不解，对许多高等教育问题思考不周，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预见简单化;从而对21世纪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也难以提出周详准确的对策。因此，从文化的视野研究高等教育很有必要。”[10]

(二)加深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确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注重阐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吸纳、传承和传播，并与现代化、国际化接轨。刘海峰用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的深刻关系，传统文化对近现代高等教育有相当的影响，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中西教育模式经历了冲击、汇聚和融合的过程。[11]别敦荣提出我国的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鲜明的、强烈的民族特性，必须认清我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特性，而不能一味地“国际化”或“某国化”。[12]张应强总结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分别是高度的综合性、广泛的弥漫性、显著的民族差异性和强大的历史惯性等四个方面，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13]吴岩则提出“新生中国本土化文化”这一概念，新生本土化文化是西方现代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在这个群体中经过比较、冲突、碰撞、融合、提炼而形成的新型文化。[14]此外，潘懋元和张应强在合作的两篇文章分别谈及了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和现代价值。[15]

三、多元化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呈现出了新的特点。90年代研究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有关学者，兴趣转移，并未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一直坚持下来。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从理论上系统探讨“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以高等教育的微观领域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走向多元。总结如下。

(一)联系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背景。21世纪，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国际化、大众化、民营化、地方化和终身化。在近十年来，已有的关于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研究从国际化和大众化出发。从国际化出发的有郭继超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中的文化双向互动》，宋彩萍的《全球化・民族文化・高等教育》，张红霞的《高等教育课程国际化的文化思考――兼谈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戚务念和何齐宗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化取向》，白杰瑞和赵振洲的《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进程：国际化与多元文化的链接》等文章。从大众化出发的有洪芳的《社会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李雯和欧阳玉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文化解读》，薛天祥的《大众化是一种文化精神――兼评〈大众高等教育论〉一书》。此外，还有学者将多元文化格局作为大背景，如张云洁的《试论多元文化格局下我国高等教育的文化使命》。

(二)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一些学者关注到由此而引发的教育发展问题，体现在关注西部高等教育、农村教育和家庭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等。比如有学者通过田野调查，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承担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16]

(三)研究视野更为开阔，研究方法更为丰富。除了涉及高校内部的微观领域外，还涉及社会的宏观领域。除了用本学科的知识进行阐述外，还运用了跨学科的视角。在高校微观领域方面，比如以“大学文化”或高校“校园文化”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比较丰富。在社会宏观领域方面，比如黄琦提出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17]在跨学科视角方面，如张万红和彭勃合作的文章《高等教育资源的分类及文化资源的培植》有所体现。在研究方法方面，一些研究运用了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进行探讨。陈昌贵和王璐从美国传统文化出发分析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18]高桂娟和李敏则从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为考察对象，分析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之所以享誉世界是因为英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中国完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参照。[19]

(四)出版了几本专著。继1999年张应强的专著《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后，2000年，顾冠华和沈广斌合著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一书，全书从文化与高等教育之本质特征及相互关系出发，分别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操作层面等方面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特点与优劣，研究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以及两者间内在的互动功效。2001年，潘懋元主编了《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里面有专门一章以文化的视野来看高等教育。可见，专门论述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专著并不多，但文化的研究见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或教育哲学的书籍之中。在承认已取得的成果的同时，也应看到还有发展的余地。

四、结语

本文梳理了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概况和特点，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此研究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对于高等教育与文化的研究，我提出一些见解。

(一)要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思辨的方法。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等。从宏观走向微观，是发展的必然，也必然要求运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在西方，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采用人类学的学科知识进行分析，亦值得我们借鉴。

(二)要考虑高等教育如何为建设新文化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高等教育改革只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对文化具有创造功能。进入21世纪，高等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对文化的适应和创造上，就显然是不够的，高等教育对文化应该有引领的作用，从而实现从适应―创造―引领的功能的转变。

(三)要注意新兴文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及作用。目前，进入多元化、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高等教育在这种环境下如何吸取有益的成分为高等教育服务，亦值得思考。

参考文献：

[1]转引自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4.原引自潘懋元.高等教育学及教育规律问题.湖南大学教务处，.

[2]潘懋元.高等教育学讲座[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34.

[3]潘懋元.教育的基本规律及其相互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1988，(3)：1.

[4]潘懋元、邬大光.文化传统与高等教育的理论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1989，(1)：1-2.

[5]潘懋元.教育外部关系规律辨析[J].厦门大学学报，1990，(2)：5-6.

[6]储皖中.试论高等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J].高等教育研究，1991，(2)：18-24.

[7]潘懋元.全面深入地认识高等教育的文化功能[J].教育研究，1996，(11)：17-18.

[8]黄福涛.谈谈高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J].教育研究，1996，(11)：20-22.

[9]张应强.高等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J].上海高教研究，1995，(3)：22-24.

[10]潘懋元.《序》.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

[11]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教育研究，1996，(11)：27-29.

[12]别敦荣.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民族性[J].教育研究，1996，(11)：29-30.

[13]张应强.论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1996，(3)：6-12.

[14]吴岩.新生本土化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J].上海高教研究，1997，(3)：21-22.

[15]潘懋元，张应强.传统文化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7，(1)：15-21;潘懋元，张应强.华文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彰显[J].高等教育研究，1998，(3)：12-15.

[16]林健.高等教育应担负起农村教育的文化使命――来自西部农村的几则田野调查及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6，(8)：19-22.

[17]黄琦.高等教育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J].教育研究，2009(7)：104-106.

[18]陈昌贵，王璐.从文化视角透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J].江苏高教，2002，(2)：117-121.

[19]高桂娟，李敏.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文化力量[J].江苏高教，2008，(6)：146-148.

浅谈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文篇二

《浅谈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摘要：教育自身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本文在分析了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基础上，探讨了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从而深刻揭示了教育与文化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教育的文化本性和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教育;文化;关系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教育”与“文化”词源上的同义性，反映了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密切性。在汉语中，“文化”一词由“人文化成”简化而来，按照其字面意义来解释就是“文而化之”，其基本含义是通过文治教化把人培养成有教养的人的过程，即“教化”的意思。由此可见，“文化”与“教育”在词源上都是有直接联系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教育即文化，文化即教育”，这些都反映了教育与文化的紧密联系。

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1.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名词，它包括人类通过后人的学习所掌握的各种思想和技巧，以及用这种思想和技巧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文化人类学是从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人群组织、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研究整个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且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团的文化相同之点和相异之点，借以发现文化的普遍性以及个别的文化模式，从而总结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是人类群体或社会的共享成果，这些共有产物不仅仅包括价值观、语言、知识，而且包括物质对象。所有群体和社会的人们共享非物质文化――抽象和无形的人类创造，如“是”与“非”的定义、沟通的媒介、有关环境的知识和处事的方式。人们也共享物质文化――物质对象的主体，它折射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不仅仅依赖于遗传，而且还依赖于人类文化。人类行为深受我们生长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

就教育而言，可分为两个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教育活动和教育理论。两者实际上分属文化的不同层面。教育活动隶属文化的制度层面，而教育理论则隶属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教育活动中，学校教育本身就是“制度化教育”的代名词，其“制度”色彩自不待言，就是非正规、非正式教育也并非是杂乱无章的、零散的，“制度化”的成分在其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从教育理论的角度来讲，教育又是文化的精神层面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它所产生的思想观念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部分;它所形成的价值规范是人类价值判断体系的一分子;它所需要的技能、技巧是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它于文化的精神层面，实是生于斯，长于斯，又丰富于斯。

2.文化的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

文化并非只是静态地固守其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屡有变迁，教育也随之嬗变更迭。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知识的构成形态具有原始性，是以直接经验为主，并以感性的、现实的形态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的。这种原始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用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传至下一代。在这里，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方式与文化积累之间并不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传授知识，要求施教者和受教育者付出更多的劳动，进行更多的专门训练，因而不能仅仅通过生产和生活中运用简单的示范和模仿，必须要创新专门的传授工具、专门的传授场所以及专门的途径，当然更需要专门的施教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逐步成为专门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成了专门施教的场所。

在当今世界，现代化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付诸于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文化现代化，建构新的文化观――这一现代化中或许是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正在深入人心。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也扬起了风帆，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正在使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适应其具体的要求，使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整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不断加强教育活动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

3.教育可以传播文化，蕴育和创造文化，促进文化变迁

传播在文化变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指文化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传到另一个区域的流动现象。文化传播离不开一定的传播关系、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教育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文化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一，教育可以对传播内容加以选择整理;第二，教育过程中可随时接受反馈，修正传播内容、渠道，避免所传文化的失真;第三，传播者大多是“闻道在先”的，值得信赖，易于为受传者接受;第四，传者与受传者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可建立起稳定、亲密的联系;第五，可利用远距离教育、班级授课等组织形式，大范围地进行文化传播。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另一重要维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过程就是创造文化的过程。教育在传递、传播文化的过程中，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复制文化，它或因社会变革、受教育者不同的身心状况以及教育者自身价值观的差异，赋予已有文化以新的文化意义;或因融合、汇总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使原有文化发生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化要素。这些新的文化意义或文化要素往往会成为文化创造和革新的萌芽。

二、新时期教育与文化的应变

教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决定了新时期的教育必然会对文化的变迁有所应对，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文化对教育的调适

教育对新时期文化的适应性调整不仅是教育中人的主观意欲而且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新时期教育变革的大势所趋。教育受文化所趋而进行的调适在教育的各个层级都应有所体现，但鉴于任何文化首先是一种价值之源，则文化对教育的调适最应该在教育价值的提升上有所反映。

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实践活动，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从它产生的时候起，便具有了价值属性。“所谓教育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教育现象的属性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不同认识、评价、界定或描述就构成了人们的教育价值理念。教育价值理念作用于人们的教育行为是以意识为中介的，而这种意识的形成必然来源于意识主体所处的文化语境。这一点在当前文化形态下表现为，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把教育当作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重要手段，作为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在新时期的文化形态下，教育价值要凸显文化中的主流因素即现代性文化的精华，就不应只是有利于实现技术的现代性文化而更要追求解放的现代性文化。亦即，教育价值不应只是迅速发展的社会所需求的有利于创造物质财富的价值，这种价值如同技术的现代性文化一样，虽然是我国新时期社会转型发展正需要的，但它只是一种阶段性的价值而非教育的永恒价值。教育价值对新时期文化的调适还应该表现在教育对人性的合理自由与相对理性以及对社会民主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此，教育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与传递者，理应承担起创新文化的使命。

2.教育对文化的创新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综合探讨教育对文化进行创新的可能。

一方面，我国传统型文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中心主义，这种道德中心主义重伦理规范、人伦关系，对维系社会及家庭的和谐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极端的道德中心主义又确实钳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和民主意识，一直以来的教育活动也是以社会道德及伦理规范为蓝本来塑造受教育者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式。在这种保守的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文化导引下，教育之于社会生产力及人自身意义上的生存发展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彰显。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教育应该培养具有独立理性、科学精神、民主观念等现代文化精神及公德意识的现代公民，而不是缺乏自主判断和个人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臣民或顺民。唯此，教育方能通过对人的影响反作用于文化，进一步推进当前文化的现代创新，步入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核心精神如自由、理性、科学、民主等意识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无疑应该在新时期深深地植根到我们的教育价值中。那么，我们的教育应辩证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就应该更多地弘扬人文精神，突出受教育者的个人生活空同的建构和人文关怀精神的养成。亦即，当前文化形态下的教育理念在输入西方现代文化中那些我们所缺乏的诸如科学民主意识和自由理性精神等优秀元素的同时，不应舍弃传统型文化中仍具有现代意义并且经过适度改造后将具有永恒价值的精华元素。在新时期，教育负载着现代理性文化启蒙的时代重任，同时也应承担起传统人文精神升华的历史使命。

此外，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尽管其语义含混、内涵不明，但其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绝对主义、反基础主义等理论特征，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等文化特征，以及分裂、偶然、不确定、非连续、不可表达、不可设定等思维和心理特征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那么，我们在今天的教育过程中则应更多地给人以自由思维的空间，给人的个性以充分发展的可能。但是，“后现代性从现代性而来，只有吸纳了现代性之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的后现代性潜质才能转化成同现代性相辅相成的活力。”因此，新时期的教育对文化的创新关键，仍在于从传统型向现代性文化嬗变过程中对道德中心主义的扬弃及对工具或价值理性的审度。

结语

从文化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化与教育的确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文化，就不会有教育。如果抽去了文化，教育就不仅失却其内容，而且会失却其作用，教育也就无从谈起。同样，抛却了教育，文化就成了不可思议之物，无由存在和发展。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是互相部分包含，互相作用，并互为目的与手段的交融关系。

参考文献

[1]周昌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论文

一、理论视野开阔

《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的主题无疑是讨论大众文化，其所采用的方式是研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为什么选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主题呢？在作者自己看来原因有二：其一，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分析当代中国文化现象有借鉴或应用价值；其二，费斯克又是当代文化研究转向途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他的文化理论必定会从纵横两方面牵涉到国外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其他人物的文化理论[1（]p392）。在这里作者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置于西方诸多文化思潮的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就显得视野更加开阔。法兰克福学派、新葛兰西主义、文化民粹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不时在文中被引述并作出评判解析，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这些文化研究学派的思想，而且使读者更加明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与其他文化研究学派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本书通过与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纵向关系的比较，以展现费斯克理论的传承关系和变化特征；通过比较与同时代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展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状况；通过与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理论或群众文化理论的比较，以凸显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与它们的差异；通过与巴赫金、巴尔特、福科、德赛都、布尔迪厄等英国文化研究以外思想家的比较，以发现费斯克与它们的理论源流关系”[2](p47-48)。正是在这种尽量与诸多理论的相互比较的宏大理论背景下，作者解析大众文化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定义式，也不是依从一个大众文化的研究学派的理路展开分析，而是在比较中，以理性反思的方式充分解析不同大众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从而使大众文化的多维层面被揭示出来。如此立论，使《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就不仅仅作为解读费克斯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而是一部反思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的著作。正如俞吾金教授在此书序中说评价的那样，这部著作“围绕着英国学者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一轴心，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绚丽画卷。这幅画卷内涵丰富、主题突出、色彩缤纷、运思巧妙，是近年来很少见到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力作”[3](p1)。

二、文本解读深入

仅仅有宏阔的理论视野对于一篇好的作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背景中，必须要深入所面对的论题。陈立旭教授《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所面对的论题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因此，全书的重点就在于深入解析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所采取的解读方式虽然仍然延续着国内通行的文本解读的方式，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展开深入解读，但这种解读又超越了单向度的仅仅停留在文本上的理解，而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置于整个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中，并时刻对比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伯明翰学派其他人物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比照、分析、评述。因此，这样的文本解读就不仅仅就文本来谈文本，而是就问题来谈文本，跳出文本谈文本。这样开放的文本解读，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而且在诸多相关理论的比照下，可以深化对费斯克理论文本的理解。作者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不仅始终是开放式的，而且力趋在整体性上、总体性上把握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观点新颖、创见颇多，而且在文化研究领域对其观点持同情、赞扬、唱和、肯定者有之，对其观点持质疑、批判、非议、否定者亦有之。因此，要想客观公允地解读这样一位争议颇多的思想人物绝非易事。作者面对这样的困难，毅然将诸多争论化解在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总体性、整体性认识中，以问题为主导线索梳理和剖析费斯克的基本观点和思路。顺着这样的文本解读理路，作者从理解和界定大众和大众文化、财富的流通与意义和快感的流通、大众文本的特征、大众的辨别力和生产力、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等五个方面重新从总体性上勾勒了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点，从而使读者通过这部著作可以拨开诸多迷雾、全面深入地洞悉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精髓。总之，陈立旭教授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在西方理论文本的解读方面可以说别开生面，既克服了单向度的就文本谈文本，又克服了不同争论对解读文本的干扰；正是作者坚持的开放式文本解读和总体性、整体性的思想把握使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加全面鲜活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三、反思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

对于一个西方文化理论的研究者而言，能够透彻全面地解读思想文本似乎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个长期面向中国现实的文化问题展开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陈立旭教授长期从事于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研究，其时时萦怀的学术兴趣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4](p391)，因此，仅仅解读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决不是作者的最终旨趣。正如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坦言的那样，其展开费斯克研究的用心在于：把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之文化工业/群众文化理论与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之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将之导入中国特殊语境中以观察大众文化现象[5](p393)。简要言之，以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成果，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明了这一点，我们再去阅读这部作品，不由得对作者产生更多的敬意。书中作者不停地解析和评述西方不同的文化研究流派，不断地探究不同思想流派的利弊得失，其最终努力反思的则是这些理论如何才能为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视角。那么，如何才能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呢？在作者看来，需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其一为单一性引介西方文化研究某一流派，并以此片面的理论资源为圭皋解读中国文化现象；其二为无视中国语境，不经转换而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文化现象，以致牺牲中国地方性事实、造成批判语境的错位。第一种错误倾向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界主要表现在对法兰克福学派过度依从，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已经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面貌。然而这种单一的引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解析中国文化现象，不仅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现实语境，而且也不能为我们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提供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在西方的文化研究界，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强烈的互补关系，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在引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同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引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理解。陈立旭教授正是从弥补这一理论缺陷出发，积极引入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以期矫正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理论界的单一影响，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研究界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对原来的研究思路和叙事思路做出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至于第二种错误倾向即批判语境错位的问题，作者在整部书中不停地展开反思和追问。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就面临着引介西方理论的困境，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这些引自西方的理论或思想如何与中国语境、中国实情、中国的地方性实证经验相结合并贴切入微地分析中国现实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与否关系着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是否真正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于这一问题，《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的作者陈立旭教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反思意识。他一方面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理论不可能在自外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脱离中国语境、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式地、不经转化地运用西方的某一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也必然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真正切实有效地展开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呢？作者的理论探索告诉我们，出路只能是：对诸多引介的西方理论展开全面深刻的反思，并立足中国现实进行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总之，《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不仅为我们反思如何研究中国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我们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