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是个诱人的主题,美轮美奂的爱情诗令人目不暇接,常叫人如醉如痴,物我两忘,我们在绚丽多姿的中西爱情诗中探幽揽胜时,常常有这样的感受,中国诗作者男性假托女性之口写诗的甚多。如: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近试上张上部》(朱庆馀)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江南曲》(于鹄)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买卜人。《望夫词》(施肩吾)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闺怨》(无名氏)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杜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杜牧)从理论上讲,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男女地位实质上都是男尊女卑的,但是中国的程度要历害得多。如:在中国,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在汉语中,不少坏字眼,也多以“女”字作偏旁部首,如:嫉妒、妖媚、奸淫等等。可见,女子地位低下。同时文人骚客十分看重功名事业,追求“立功、立法、立言”之三不朽。妇人在男人心中不占地位,择偶得命于父母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生儿育女,妇女受教育的条件很差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就必然导致女性诗人的甚少。再加上男司外,女司内的分工,妇在家则“入厨下”,夫在外则“寄寒衣”,因而妇女一般内心痛苦,这个内心痛苦复杂情感的领域,自然为男性诗人所发觉,所利用。因此,中国爱情诗诗人常假托女子之口,来唱对男子,丈夫的恩爱情深,抒写远离的相思情苦,渲泄被遗弃的怨和恨。在西方,宗教色彩浓烈,人们对圣母圣婴的传说虔诚痴迷,加上又受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影响。妇女地位比之于中国要高得多。比如在古代希腊传说中,人类本是一种四手四脚,圆脑袋,两张面孔的球状生物。万神之王宙斯害怕人类的力量过于强大,危及自已在奥林匹斯山上的君权统治,便举起雷电,手杖,将人类一劈为二,但分开的一半却拼命扑向另一半,想重新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情,因此西方男子传统称自已的妻子为“我那更好的一半”故而,女子的个性理想、智慧、才干,以至学识,常是男子景慕的对象,这样,就使得西方爱情诗多是男性对女性的仰慕。如本琼生的《给西莉亚之歌》:只须用你的眼波向我祝酒,我会报答你用我的眼波,或在杯盏上留下一个吻,我就无须寻找美酒来喝,灵魂深处引起的干渴,只能祈求一杯仙浆润喉,即使天神降下甘露,我也不肯换取你的眼波,我新赠你的玫瑰花冠,并不只为把你仰攀,却只为了给它以希望,叫它此后永不凋残。由于你嗅过的香气,然后把它再给我扔还。从此它成长吐香,就非出自它,而是出于你的,我敢断言。希腊著名悲剧家索福克勒斯说:“世界的奇物珍宝可真不少,象人这样的唯妙的却很难找。”作为天地之灵秀,万物之灵长的人。他必定有各种理想和要求,要求“在理性和感性上都要得到充分的满足”。要求生命的完美充盈。在人的诸多要求中,“事业情结”和“爱情情结”是不可忽视的两大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男子一生的主导是“事业情结”,而女子则是“爱情情结”。一般说来,在事业与爱情发生矛盾时,西方文化的个体性使西方的男子常常舍弃事业而获得爱情。他们认为爱情是事业的动力,能促使事业成功;他们认为人生的最大幸福莫过于爱,人生的最大痛苦莫过于失爱,幸福是人生的追求,爱是人生的大事,在伏尔泰看来,人生有两次真正的死亡:“一个是不再爱,一个是不再被爱,这都是难以忍受的死亡,至于冥目咽气,倒没有什么。”“爱情激荡着活跃的情绪,它可以使死亡的人复活,它可以使沙漠有人居住,它可以使爱的人幻影重现。”(大仲马《红屋骑士》)。这些思想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而中国,男子则往往以功名为重,爱情绝不会有与功名抗衡的分量。反之他们认为陷入情网,儿女情长是极不光彩的,会使人堕落沉沦,会使事业失败。正如俗语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所以夫婿抛妻别子,进京赶考,追求功名,镇守边防,为国为民,效命沙场,宦游南北,离家外出,商贾四方,是极普遍的,两地分居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男子喜新厌旧,移情别恋,三妻四妾等情况。又注定中国爱情诗中以“怨情”诗特别多。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李商隐)思君如流水,长闻呜咽声。《自君之出矣》(雍裕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李商隐)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怨情》(李白)象这类离情别绪,深宫闺怨的“怨情”诗,触目皆是。西方从中世纪以来,由于骑士风的影响,男子求荣誉骑士功勋竟不是为了自已的擢升,而是为了胜利情敌,赢得情人的青睐。拜伦写的“名声——我对你若有兴趣,并不是爱听你响亮的吹嘘;是为要看她灼灼的目光——她也懂得了:我并非配不上她!”这便是西方男子求得女子垂青时的写照,代表西方男子的群体的意识,所以西方爱情诗对女性的倾慕的表白比比皆是。其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体,雪荣和勃朗宁等人的短诗便是“慕”的胜境。我们读马克思的《致燕妮》,也能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东西恋爱观相差甚远,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口号,因此,爱情诗大多写于婚媾之前,又常常是称赞容貌诉申爱慕。彼特拉克对劳拉;斯宾塞对伊丽莎白;拜伦的唐璜对海黛;卢梭对菲尔松、戈登、华伦夫人、戴莱斯;但丁对雅特丽丝;白朗宁对其夫人,简直举不胜举。而中国重视婚姻而轻视爱情,爱情诗大半写于婚后。夫妇情爱,士大夫是每每讳言或不屑言的,“随着四婆裙转”在儒家看来是一种耻事,只有潦倒无聊悲观厌世的人才肯公然寄情于声色,如桀纣与隋炀帝李后主等,但都为世所诟病。中国真正的爱情的诗的精品往往是惜别悼亡。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的“谁怜憔悴更凋零,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洗流”以及我们从陆游、李商隐、纳兰容著、陈曾寿等诗作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中指“西方诗人要在恋爱中实现人生,中国诗人往往只求在恋爱诗中消遣人生。中国诗人脚踏实地,爱情只是爱情;西方诗人比较能高瞻远瞩,爱情之中都有几分人生哲学和宗教情操”。的确,西方诗宗教色彩很浓,翻开西方诗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浓浓的气息。在希腊神话中,美与爱的女神阿芙罗狄特主宰着人间的情爱,这情爱,犹如诱惑之酒,使人沉溺迷醉;使人痴迷疯狂,使人活力奔溢;使人心灵燃烧。正是在爱情的大胆追求上再加上一种虔诚痴迷的情感,就构成了广泛意义的宗教。试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第一百一十六首《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哦,决不,爱是亘古长明的灯塔,它定睛望着风暴却无不为之动;爱又是指引迷舟的一颗星,你可量它多高,它所值却无穷。爱不受时光的播弄,尽管红颜,和皓齿难免不受时光的毒手;爱并不因瞬息的改变而改变,它巍然矗立直到末日的尽头。这首诗它歌颂了爱情的永恒和伟大,具有浓厚的思辩色彩,阐发了一种近似教义的哲理,很耐人玩味和深思。又如斐多菲的:我愿意是树,如果你是树上的花;我愿意是花,如果你是露水;我愿意是露水,如果你是阳光;这样我们就永远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姑娘,如果你是天空,我愿意成为天上的星辰,然而,姑娘你是地狱,我愿意永堕地狱之中。发不完了,自己进去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