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货币未来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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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范文：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僭越的动力机制与表现[摘要] 虚拟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与发展，贯穿着金融虚拟化的自我膨胀和扩张。货币虚拟化和信用创造为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提供了正向的内在动力，而以金融衍生品为特征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性不断突破信用框架提供了逆反的规避动力。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正在国际信用体系架构、信用货币发行和信用对象规制等过程中不断践履着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关键词] 金融虚拟化 信用制度 动力机制 表现 一、引言 伴随着货币虚拟化的发展，虚拟经济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纬度。以货币虚拟化为基础的金融虚拟化以及对金融虚拟化正负功能影响的探讨层出不穷，尽管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各执一词，但不可回避的是，虚拟经济作为脱离传统“实体经济”范畴的新范式，在整体经济中的比例膨胀与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张息息相关。金融虚拟性作为当代金融的一个突出特征，其演变历程中否定之否定的发展态势，在经济虚拟化和全球化的催化下，似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由弱变强、以几何级数膨胀的趋势和规律。 从人类经济发展史的脉络看，任何经济逻辑中都留有人类的烙印，人们不仅参与经济活动，而且干预甚至掌控经济的内生过程，这个过程也匹配着人类经济制度的衍生过程。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思，2000，第110页）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缺陷的存在都会使经济偏离正常的轨道。货币虚拟化发展趋势和信用的不断创设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内在动力本源，而当前国际经济体系中金融规避行为所引发的金融创新则为金融虚拟化扩张提供了外在制度条件。下面我们将从金融虚拟性扩张与广义信用制度关系角度探讨当前金融虚拟化如何从不同层面突破信用制度框架。 二、正向动力：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 金融活动依托货币运动与信用创新实现对实体财富和虚拟财富的优化配置。货币是金融最原始的形态和萌芽，也是金融产生的内在本原，信用则为二者的过渡创造权利与义务的外在制度保障。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的伴生与互动共同构建了金融虚拟化的正向动力激励。 金融虚拟性的扩张过程内始于货币虚拟性的内在特性外化，货币虚拟化的趋势是在商品的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并使货币在表现商品价值的材质上不断与实物背离的过程中实现的。“用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来代替另一种象征性的货币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马克思，1976，第95页）货币起源于商品之间的联系，使直接物物交换的自然过程转向了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间接交换的社会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孕育着信用。信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替代货币流通和支付形式的原始冲动。 贵金属货币的出现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它出现之前，商品交易是单纯的物物交换，偶然性的存在使商品所有者面临诸多交易“瓶颈”。货币虚拟性无论内在特质还是外在表现都受到货币形式原始状态的制约。此时，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延续更多依赖于一种社会契约。“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就不曾正式被人宣告过，然而它们在普天之下都是同样的，在普天之下都是为人所默认或者公认的。”（卢梭，2002，第39页）贵金属货币的出现虽然缓解了商品内在矛盾，并使后者外在的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却只是为货币虚拟化外溢提供了可能。之所以是可能，除了实物货币自身价值的存在限制了价值虚拟表现外，不成熟的信用关系也从外部环境上制约着货币虚拟化的发生。这种可以与之结合并内化的制度框架，直到信用货币条件下才使货币虚拟化外溢成为可能。 信用货币（银行券、法币等）对贵金属货币的替代从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货币虚拟化受货币材质的限制。尽管金本位、银本位或双本位制度是信用货币得以流通的基础，但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度和信誉性仍存疑问，这种疑问在国家权威性和银行信用性的双重作用下被成功地解答了。此时，公众对信用货币的认可，已经超脱了实物商品或服务范畴，转而将前者提升到了国家和银行的信用层面。考夫曼(Gorge·Kaufman)有如下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行纸钞(随后被称为通货)的权利被转移给政府，……或者可以这么说，通货仅有名义价值，而且它的供给完全由政府决定。”（考夫曼，1998，第15页）银行信用可以创造货币，从而使货币数量实现多倍增长，存款准备金制度以及非现金结算制度的建立，为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提供了前提，在此前提下的货币增长并不是国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而是通过银行信用扩张来实现的，这使得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纸币演化为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实现了虚拟化的外溢。 经济信用化使经济过程逐步摆脱了经济主体自身积累的依赖，转而依托外部资金来源的融资。由此，资本支付手段的职能被部分货币所有者创新为价值增值的手段。生息资本，进而虚拟资本开始登上经济舞台。客观地讲，虚拟资本的产生是货币虚拟化与信用创造双重作用的结果，它亦成为金融虚拟化的开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够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它是由债券（汇票）、国家证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它们所代表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权利，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权利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马克思，2004，第451页）对资本增值无限制的追求与自有资本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限制了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从而抑制了虚拟经济的发展。此时，为虚拟资本发展保驾护航的信用制度应运而生，“还有一种促进集中的力量，这就是信用制度。”（齐威格，1997，第280页）通过信用的媒介，一部分闲置的货币资本就可以由货币资本家贷给企业经营，使虚拟资本的积累大大超过了实体资本的积累，从而也就推动了金融虚拟化的蓬勃发展。 无论是贵金属货币还是信用货币，他们均是在一国内部以贵金属作为储备而介入金融活动的。在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核算也仍然以国际公认的世界货币——黄金作为交易的货币汇兑基础，可以说，此时的货币虚拟化仍然提留在一国母体内部，还没有具备占领全球金融贸易活动的能力。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维持着黄金的国际货币地位，这成为虚拟资本跨越国界进行世界范围资本配置的障碍。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性的通货膨胀以及美国黄金储备的大量流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受到了严重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国际虚拟化能力终于装备在货币身上，金融虚拟性也随之超越国界限制，真正在全球范围内来发挥其强大的虚拟化功能。 三、逆反动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规避动力 金融虚拟化过程随着对信用制度成熟和完善要求的不断提出而发展，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辩证联系。虚拟资本产生之前，金融虚拟化相对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它的运行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货币内生虚拟性突破各种束缚发展壮大的自然发展过程；虚拟资本产生之后，金融虚拟化一方面得到了实现虚拟性外溢的强大信用保证，另一方面自身的独立性又始终成为突破制度设定的框架在更大范围实施虚拟性扩张的内在冲动。 制度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约束。诺思（North）认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关联影响的框架，它们确定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讲，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尽管金融虚拟化要求信用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起着制度保障作用，但这种制度保障的存在也意味着将金融创新抑制在已知制度框架内，客观上又为金融虚拟性的扩张套上了一副无形的“锁链”。毕竟金融虚拟化源于货币虚拟化所表现的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作用与外化，是一个主观意志无法控制的客观过程，制度的衍生则是人类寻求自身价值实现得以保证的外在表现形式，它是人类主观意志对客观规律遵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证地讲，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落后于金融虚拟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早期金融虚拟化所推动的信用生成在虚拟性膨胀后又反过来成为制约其内在发展的桎梏。由此可见，金融的内在虚拟性仅仅表征着金融具有虚拟化的倾向与能力，而其虚拟化程度是否显著则受到不同历史阶段制度（尤其是信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制约，这也为金融机构规避信用约束，实现虚拟创新提供了动力来源。 美国经济学家凯恩（）于1984年提出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规章制度的管制以期达到理论最大化的目标模式。规制型金融创新意味着内在市场自发力量与外在市场机制相结合共同回避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所寻求的金融创新行为。凯恩的理论实际也为我们诠释当前金融虚拟化的全球性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金融市场的微观行为主体——金融企业或机构与宏观规制主体——政府和银行之间，存在着自由与管制的博弈。金融企业或机构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整体，其寻求的是以市场力量的自发运动来维系其价值创作、增值过程，实质上是金融虚拟化得以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企业或组织制度层面的体现。而以金融稳定为宏观目标的政府和银行则必须兼顾双面责任，即一面保持金融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为金融企业或机构提供信用制度支持；另一面要对这种动力实施管制，使其限制在可以调节的范围内，即设定并实施的规章制度框架。金融企业或机构通过创新来规避管制，一旦危机金融稳定，政府又会加以管制，这种管制将导致新一轮的规避行为。管制和规避引起的创新总是不断交替，形成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从当前全球虚拟经济发展的态势看，金融虚拟性的规避创新主要通过金融衍生品的不断创设与泛化表现出来。广义的金融衍生品不仅仅涉及金融期货和商品期货合约，而且应当涵盖基于实体标的产权证券化或债权证券化所形成的混成组合型衍生产品。这种宽口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是对既定制度规范圈设框架的突破，它使国家决策和信用规制的对象“进化”得虚无化，从而为金融虚拟化的膨胀与扩张提供了一种逆反动力。 四、金融虚拟化对信用制度的僭越 从理论上讲，当前金融虚拟化的扩张是失去了有效信用控制的必然结果。当贵金属非货币化之后，所有的货币形式都失去了自然控制其在市场中流通的数量机制，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面对货币的不断虚拟化显得力不从心。此时，各国的货币发行主体必须依靠国家制定的信用制度来控制各国信用货币的供给量，约束金融虚拟化的扩张。然而，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化和虚拟经济的强势发展使得任何一个进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国家和地区都失去了独立有效控制信用供给的能力。金融虚拟性扩张使国别信用制度一方面无法再为金融虚拟性提供强有力的信用保证，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金融虚拟化在全球的扩张。因此，实现对信用制度多方位、全角度的僭越越来越成为金融虚拟化在全球扩张的必然要求。当前，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一国虚拟化货币主导国际信用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所设定的是以美国为中心国家，欧洲和日本为边缘国家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个框架内，经济货币格局表面上是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但实质却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因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都在试图维持两个固定比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率和美元与各国货币的固定比率。尽管1973年固定汇率制度的解体使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固定比率“脱钩”，但各国与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却固定下来，并且成为当今全球国际汇兑的主体，“美元金本位”成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例如，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货币计价的比例来看，美国的国际贸易只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而以美元计价的国家贸易却占全球国际贸易的近半数，政府部门的国际资本流动基本上是以美元计价的，有的国家甚至国内也采用美元计价。在国际汇兑中也不例外，世界上大概40个国家的货币采用钉住美元或钉住以美元为主的一揽子货币。 美元在全球货币市场的独霸地位使这种一国的虚拟化货币支配着国际金融体系。各国储备的不再是黄金和美元，而是只有美元或美元资产（以美元计价的外债）。这就使美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凭空创造出各种金融虚拟工具来实现以前“金本位”下无法平衡的国际收支逆差。从下表所表现的美国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到2005年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看，2005年的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逆差与1973年的亿美元的经常项目顺差相比，32年的经常项目逆差增长了大约112倍。在这些经常项目中，除了美元外还存在着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另外，与1973年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逆差相比，2005年美国亿美元的金融项目顺差较之1973年增长了近176倍，从而实现了美元的巨额“出口”。尽管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债务人”，但他却成功的使美元触角伸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这表明一国在拥有国际“铸币权”的条件下，可以使一国虚拟化货币不再受到任何国别信用制度的约束，彰显了金融虚拟化扩张对信用制度的突破和国际信用制度的严重缺失。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 2.“美元金本位”引发各国信用货币的膨胀 美元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各国在外汇储备中主要以美元储备为主。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32年里，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元大量无节制的外流，贸易顺差国获得美元货款，除留在各国商业银行境外金融机构的美元头村外，大部分回到本国按照美元与本国货币的汇兑比率兑换成本国货币。大量美元的涌入必然促使本国货币管理当局增加本国货币的供给，从而使本国信用货币出现膨胀。这一点对于国际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显得尤为明显。以中国为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新华网）。按照1美元兑换元人民币的比率计算，中国累计发行了近万亿人民币，即使中央银行用短期债券对增发的人民币进行对冲，也会导致银行间市场的扩张。作为仅次于现金的流动性非常强的资产，短期债券使银行市场只有通过不断地对冲才能使这部分现金始终停留在银行间而不扩散到民间市场上。另外，各国滞留下的大量美元则作为国家的外汇储备通常以购买美国等货币开放国家的政府或大企业债券保存下来。（刘骏民，2007，2）这些债券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虚拟资产，这无形中又加大了外汇储备国的金融风险。比如我国经济在2008年初所遭受的美国次贷款危机的影响就是一个极其明显的例子。由此可以看出，一国的信用制度在外来国际货币的冲击下不仅显得非常脆弱，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为国外虚拟化货币在本国的扩张提供了信用服务。 3.金融衍生品泛化加速信用规制对象虚无化 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主要是各种信用行为和关系，其借助的工具就是对信用货币供求机制的有效管理来保证信用的维系。然而，随着金融虚拟化的不断扩展，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逐渐虚拟化、缥缈化。金融衍生品的泛化则使信用规制的箭头更加无所适从。在以往货币金融工具和普通证券阶段，由于金融交易是以实体经济的存量作为交易基础的，尽管具有一定虚拟性，但它仍然受到实体经济的制约。期货与期权、指数期货与期权等从出现就是十足的虚拟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而且从量上也是交易者想象的结果，具有绝对的虚拟的特点。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信用制度所规制的对象变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及。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带着众多投机者对未来虚无缥缈的预期冲击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已有较长的历史。1849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BOT）就正式推出了远期和期货交易。当今，金融衍生品交易正在爆炸式地增长,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5年载文称，国际金融市场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并且还将不断增加。2004年有组织金融衍生合约交易总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货币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利率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股票指数衍生合约交易名义金额为万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场外衍生市场交易未清偿合约名义金额在2004年6月底比2003年12月底增长，达220万亿美元（2004年世界统计年鉴）。以上数据说明，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壮大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几乎可以无限设计，只要符合人们短期牟利的投机心理，人们就可以不断地实现金融创新的泛化。 五、结语 虚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在于其虚拟性，它可以凭空创造、无中生有，基于它脱离实体经济的特性给予国家经济表面的繁荣或泡沫，使国家信用在调控国别信用行为和规避风险方面变得软弱无力。金融虚拟化扩张表现出巨大的投机性，而这种投机性背后却隐含着无法估量的危机。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金融虚拟化已经在宏观领域支配着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也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中国股市的暴涨暴跌、中国外汇储备的巨幅增加都说明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任何国家都可能成为金融虚拟化支配或牺牲的对象，谁也不能逃脱。既然不能逃避，那就勇敢面对。所以我们应当通过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加速国家金融、信用体系的成熟，完善对金融产品和工具的信用规制等措施，保障我国金融环境的安全和稳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2002 [4]（英)乔治·考夫曼:现代金融体系: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 [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5]（美)保罗·齐威格：资本主义发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6]（美)D·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中文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刘骏民李曙军:全球流动性膨胀与经济虚拟化[J].开放导报，2007年（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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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贬值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摘要] 近些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截止2008年3月份己超过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为经济体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管理和运用这笔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外汇储备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的对策建议, 以实现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降低经济风险。 [关键词] 外汇储备 汇率风险 储备管理 一、美元贬值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承担的主要风险 庞大的外汇储备虽然可以减少本国货币贬值的金融风险,却又引入了另外的金融风险, 那就是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1.汇率风险 我国的外汇储备往往由多种储备货币组成，分散在不同期限的资产上，但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约占60%～70%，包括大量美国政府与公司债券。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是，储备资产的价值受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大。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高达GDP的6%，净对外债务己接近GDP的30%。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居民过渡消费和政府的财政赤字。而美国通过大幅度贬值美元来平衡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可以把调整的负担从美国转移给其他国家。因此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美元面临中长期贬值，这样必然使持有美元占较大比例的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发生巨大账面损失。 2.利率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目前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其中绝大部分购买的是美国国债、政府下属机构或政府担保的债券。从收益来看，历年来的储备收益约在1%～2%之间。另外，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同时进行的，这相当于一个资本由中国流向美国的过程。政府以发行国债的形式向老百姓借钱，将人民币形式的资金以贸易或金融兑换方式转换为外汇储备，以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在发行人民币国债购买美元债券的这一借贷过程中，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 3.其他风险 首先，会导致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显著增多，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外汇占款激增极大增加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致使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其次，加大了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大大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得以强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套利性”外汇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境内，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旦“套利”成功，这些投机资本又会流向国外，寻找新的目标。巨额外汇资本的进出，有可能引发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对策 1.建立多样化外汇储备结构 首先，从经济实力和币值稳定原则上考虑，欧盟、美国和日本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成熟度和稳定度最强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其币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国的外汇储备应首选欧元、美元和日元。其次，从交易匹配原则方面考虑，中国的主要贸易地区是亚洲、欧洲和北美。在亚洲，中国大陆的贸易对手主要是香港和日本，结算货币以美元、港币和日元为主；在欧洲地区，德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金额相对较大，主要结算货币为马克、美元和英镑；在北美地区，主要贸易国家为美国和加拿大，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一是金额较小，二是结算货币多以美元为主。可见，从交易匹配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选择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为宜。另外，从确保外债的及时还本付息及尽量降低因币种转换带来的交易成本考虑，在外汇储备币种组合中考虑外债因素是必要的。通过上述分析，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种类选择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较为适宜。 2.开拓多元化外汇经营渠道 首先，由央行持有的以保持流动性为主的部分, 其投资对象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券。还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目前中国石油、铁矿石、锰矿石、铬铁矿等进口量大幅增长, 利用国外资源的成本在惊人的大幅度上升, 中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 以缓解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其次，由财政部掌管的超额外汇储备, 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交由中投公司或国际上的私人投资基金代管, 主要进行对海外的直接投资, 或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国外高收益股票、债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另外一部分可以用来进行能力储备建设。主要是收购对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投入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和培养海外人才, 购买循环经济和环保的技术与设备, 购买改善国内教育、科研、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业急需的先进设备。 3.建立外汇储备风险防范机制 面对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金融工具，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应借鉴国际风险管理经验，不断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定期分析研究市场的例会制度，定期对宏观经济、金融变量、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进行测试，定期对整个资产进行市价重估。测试可以运用简单或者复杂的模型，其中包括统计资料和模拟方法的运用，逐步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对资产风险状况进行实时监控，积极运用技术对风险进行定量分析，采取多种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控制，对交易对手资信状况密切跟踪、及时报告，努力控制信用风险明确各类交易人员的权限和越权的处罚措施等。储备管理机构有义务与其他金融机构协调确保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家政策制度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郑良芳:2007年全球经济问题与我国对策.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李辉:对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水平的探讨.当代经济, [3]程英:对我国持续积累的外汇储备的成本及对策分析.商场现代化, [4]焦继军:对运用外汇储备设立国家投资公司的思考.企业家天地,

主要从货币的本质出发，货币具有价值尺度、世界货币、贮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而货币也不只有现实的货币，也有虚拟的货币（比如游戏币），这就要看个人从什么方面看了，例如从虚拟货币的兑换比率，从货币的兑换率影响到本国的经济等等。参考：加入WTO后，我国在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我国与一些国家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TA）的节奏加快，从此我国步入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回顾世界双边FTA的发展历程，疏理其内在的原因和特点，通过已有双边FTA文本的比较，无疑有助于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而推动与有关国家地区进行双边FTA谈判的决策。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电子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在这种条件下，WTO成员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双边FTA，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FTA，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签署双边FTA是我国多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WTO后，在双边FTA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最近几年，有关双边FTA的研究文献也较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证部门，都对双边FTA进行了探讨，但它们中的多数没有认识到把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分开的方法带来的问题。在学术界，在方法论上对双边FTA强调关税效应的静态分析。从经济效应看，双边FTA通过相互间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特殊优惠安排，促进成员方有利自身的贸易转移，使成员方货物进入彼此市场的机会大为增加，从而促进成员方的贸易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双边FTA推行的贸易和投资便利优惠措施，减少了相互间的投资障碍，降低投资成本，鼓励公平竞争，提高彼此的工业化程度与水平，发挥一体化市场的规模效益；双边FTA促进成员方技术和人才流动，弥补各自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不足，提高彼此的科学技术水平，增强成员方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能力等。在实证部门，围绕双边FTA利弊的争论此起彼伏。支持者认为，双边FTA将消除各国间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加强WTO功能、完善其多边规则，从而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消除壁垒、实施投资管理及市场监管等政策创新方面，双边FTA要比繁琐的WTO谈判快得多。反对者认为，在多边谈判中提出双边安排是偏离主题的危险行为，会损害多边贸易体制。WTO现任总干事素帕猜在2002年的悉尼部长级峰会上，曾警告区域主义正在抬头，提醒各成员“通过歧视第三方来创建复杂的贸易体系网络，将会增加全球贸易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紧急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卡尔曼·科恩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的前景，另一方面各协定间的差异有可能使贸易环境恶化。”二、世界双边FTA活动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情况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特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它们依次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在特惠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实行部分特惠关税减让。在自由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每个成员有权对非成员设定各自的关税税率。关税同盟也是自由贸易区，但成员对所有非成员采取共同的对外关税。共同市场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除拆除成员之间所有贸易和投资障碍外，还允许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它包括各成员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体化。最后甚至可能导致政治一体化，出现经济政治同盟。包括双边FTA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并非新事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产生过三次浪潮。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它以1956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构成欧洲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另一个主角是由英 国提议并于1960年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其成员除英国外，还包括一些西欧小国。这是一个纯贸易集团，不具备欧洲共同体那样的超国家特性。今天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虽然还存在，但成员只限冰岛等4个国家。除此之外，在拉丁美洲也出现了一些由发展中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大部分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与美国的强烈反对有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美国最初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它主张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实现自由贸易。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个浪潮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标志着美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它放弃了反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一时期，欧共体迅速扩大，并向欧盟过渡。接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这直接带动了拉美和非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一些旧的自由贸易协定重新生效，并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南锥体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等。亚太地区晚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1989年才出现亚太经合组织（当时仅12个成员），1992年成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三个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浪潮的特点是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双边FTA在全球各地涌现。据WTO统计，到2003年5月，通知WTO/GATT的区域贸易协议已经超过265个。在这些协议中，有超过190个目前已生效，有138个是1995年1月1日后通知的，其中大部分是双边FTA性质的；另外有60个虽然还未做出通知，但也是可操作的。根据已报告的数字来判断，到2005年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可能达到300个。这次浪潮包括欧盟与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中亚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数十个双边FTA的实施，以及亚太地区正在商签的大批双边FTA。1、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最早的双边FTA是1983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在1989年以前，它一直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双边FTA。至于东亚地区， 尚没有一个双边FTA出现。1997年，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唯有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及香港特区没有加入任何双边FTA，它们都在东亚。但是，1997年以后，东亚各类双边FTA大量涌现，构成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浪潮在亚太舞台上的主角。据不完全统计，亚太地区处于不同阶级的双边FTA已超过50个。2、美洲地区。近年来，加拿大与智利达成了双边FTA，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双边FTA谈判也已经接近尾声，与南锥体共同市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2000年7月墨西哥与欧盟达成了双边FTA；美国在2000年与约旦达成了双边FTA，与智利、韩国、新加坡和土耳其的双边FTA也以“快车道授权”正在谈判。在加勒比地区，有13个成员的加勒比共同体与多米尼加和古巴达成了双边FTA。3、欧洲地区。欧盟与中东欧国家通过双边协议联系在一起，还有中欧自由贸易协定成员为：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波罗地自由贸易区成员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随着欧盟东扩进程的加快，欧洲地区的双边FTA将更加向外伸展。4、非洲地区。西非国家共同体成员国：贝宁、布基纳法所、加纳、马里、尼日尔、纳尔及利亚和多哥同意在2001年统一税则。包括了10个国家的南非发展共同体预计在2004年形成自由贸易区。有20个国家参加的东南非共同市场于2000年10月启动。可以预见，非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将以自由贸易区为主，双边FTA的商签还有待一段时间才能成熟。5、中东地区。海湾合作理事会于1999年1月同意到2005年实现同一税则。在众多中东国家中，以色列和约旦已经与美国签署双边FTA。2003年5月9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拟在今后10年内与中东各国建立一个双边FTA，以促使中东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WTO第五届部长会议在坎昆的无果而终对商签双边FTA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多边途径失败，出于各自国家利益或战略目标，许多成员已纷纷表示将努力通过双边或多边方式来达到在坎昆没有达到的目标。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佐立克称，“当WTO成员思考其将来时，美国不会等待”，将通过双边FTA谈判来推进开放全球市场的计划。而新加坡也决定通过双边FTA协议来追求自己的自由贸易利益。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称“在坎昆谈判失败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对我们来说已变得更加重要”。坎昆会议挫败给亚洲地区带来的后果可能不如非洲或拉丁美洲那么严重，但可能促使亚洲国家加紧对外双边FTA谈判。就连一直对区域贸易协议缺乏热情的欧盟也开始讨论要把商签双边FTA提上议事日程。总之，双边FTA和多边贸易体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贸易自由化，但由于所推动的层面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也大不一样。从某个角度来说，双边FTA是追求贸易自由化的一个阶段性选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贸易自由化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尽管各国由于发展水平不同、资源差异而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国家贸易利益，但在WTO的积极推动和各成员的努力配合下，从双边FTA走向多边贸易体制的道路将逐渐展现在人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