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蔡成功的论文素材

答：初中议论文名人事例神童与诚童北宋景德年间，两名才华超群的神童被地方官同时推荐给了朝廷。他俩一个名叫晏殊，另一个叫做蔡伯俙.真宗皇帝听说国家出了这样奇异的人才，非常高兴，亲自召见神童，出题考试他俩的才学。若论才学，蔡伯俙与晏殊不相上下;若论品德，却大不一样。蔡伯俙有心要压倒晏殊，一看试题出得容易，立刻眉飞色舞地挥笔疾书。而晏殊见这个试题恰是自己十天前在家里曾经做过的，就老老实实地对皇帝讲了，并请求另出一个更难的题目。这样一来，蔡伯俙抢先交了头卷。他暗暗笑话晏殊是一个小傻瓜。真宗皇帝对晏殊、蔡伯俙的答卷都很满意，便破例赐给他俩官职，留在朝廷里伴同皇太子读书。皇太子年纪也很小，性好嬉玩，不愿读书。晏殊总是苦口婆心地规劝他，惹得皇太子有些生厌。而蔡伯俙小小年纪就学会了迎合，处处讨皇太子的欢心。宫里的门槛很高，皇太子跨不过去，蔡伯俙就趴在地上，用脊背给他垫脚。有一次，真宗皇帝要检查皇太子的学业。皇太子做不出文章，要晏殊代做一篇。晏殊认为这是弄虚作假，高低不答应。蔡伯俙却谄媚地赶写了一篇文章，送给皇太子一字不漏地照抄。真宗皇帝发现文章不像皇太子做的，追问下来，晏殊如实禀告了。这下子更得罪了皇太子，他恶狠狠地指着晏殊的鼻子骂道：“我将来当了皇帝，要杀你的头!”晏殊毫无惧色地回答：“就是杀我的头，我也不说假话，不做假事。”后来，皇太子长大了。真宗皇帝死后由他继位，当了仁宗皇帝。蔡伯俙自以为和仁宗皇帝关系不错，这下子一定要做大官了，谁知仁宗皇帝却任命晏殊为宰相。蔡伯俙很不服气，去问仁宗皇帝。仁宗说：“当时我年幼不懂事，现在我知道应该怎样来识别真正的人才。不错，你和晏殊都颇有才华，可是你为人不诚实，欠正派，让人放心不下。宰相身负国家重任，应该由晏殊这种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

1965年蔡安妮教授刚刚参加工作，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她没有被狂热的运动冲昏了头脑，而是专注于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刻苦学习专业知识。在那段时间里，蔡安妮担任过电工基础、电视原理、电视传输、同轴电缆等课程，所用的教材几乎都是自己编写的。此外，她还参加了北京邮电大学仪表车间“数字电压表”一型机的试制，在北京电视机设备厂参与了我国第一辆彩电转播车的研制及编码器的调测等工作。蔡安妮的父亲蔡长年，是我国著名的信息论及通信技术专家，北京邮电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蔡安妮从父亲以及其他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看到，他们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先进技术的前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语。七十年代，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在那个多数人都热衷于自己动手制作家具的年代，夫妻俩经常领着孩子，一边散步，一边温习英文单词，扎扎实实地学起了英语，这就为数年后的出国深造打下了深厚的语言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开始向外迈出第一步。1979年，教育部决定向西方派送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这对每一个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来说，是数十年未曾有过的机遇。教育部举行公开选拔考试，机会对每个人是公平的。全国有几万人报名参加考试，第一批录取了1700余人，蔡安妮夫妇都在其中。到了美国，已近不惑之年的夫妇二人突然变成了学生。他们在国内掌握的晶体管和模拟电路等技术，在美国则早已被淘汰。他们所熟悉的彩电技术，当时在我国尚属高新技术，而在美国，彩电技术已完全成熟，并不属于高校的授课内容。至于数字信号处理，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技术，在他们出国之前还只是刚刚听到这些名词而已。文化与技术的反差之大，令人生畏。在美国与他们同在一个研究组里工作的，还有许多其它国家的学者，他们都能和导师讨论一些学术问题，而蔡安妮夫妇当时却只能在旁边做听众。缩小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正视现实，奋起直追。导师看到俩人学习很刻苦，建议他们正式注册读学位。他们也觉得这样能使自己有压力感，能够系统地学到知识。于是向国内提出申请，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但学费、生活费自筹。1982年，蔡安妮夫妇俩双双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电机及计算机工程系硕士学位，并按大使馆的要求欣然回国。他们俩回国后，受当时的广播电视局的邀请，希望他们能以全国电视台、研究单位工作的技术人员和研究生为读者对象，写一本业务提高性的书。于是他们便写了《电视摄像机视频处理》一书，首先将空间频率和富里叶光学的有关概念引入国内的电视书籍。同行认为，该书完全是以作者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凝结而成的，极具特色。1985年，夫妇俩再次赴美深造，自费公派攻读博士学位。他们的导师是国际著名的图像技术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Glen Wade教授。Wade教授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曾长期担任世界著名杂志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会刊的主编。导师的威望和渊博的学识给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蔡安妮在国外修习了近20门课程，打下了坚厚的基础。在导师的指导下，蔡安妮参与了多项科研的攻关。蔡安妮关于“非线性声参量衍射CT”方面的成果在IEEE Trans获得刊印；关于“雷达目标模型化”的成果，则以加州大学电机系内部报告的形式送交美国海军。蔡安妮夫妇还联名在国外的杂志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10余篇论文。蔡安妮在国外就读的是计算机通信专业，属热门专业，美国人才需求很大，很多大公司都到学校要人，导师也主动为蔡安妮夫妇推荐工作。他们俩留在美国将必定会拿到高薪，过着优裕的生活。当时在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几乎都留在了国外。同学们劝他们：“机会难得，应该留在美国。”是去，还是留，蔡安妮夫妇陷入深思中：“留下，生活待遇国内自不能比，但终究还是为人家做事，总有一种不是在自己家里的感觉，物质上的优裕必然会以精神上的、人际间的压力为代价。况且，国内现在改革开放，正是缺人用人之际，许多外国公司都到中国寻求机会，而作为中国人，还有什么犹豫呢？”当他们最终确定回国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而蔡安妮教授的导师Wade教授却理解蔡安妮的心情，不无敬佩地说：“你们是中国的好公民！”。正是抱着“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愿，博士论文答辩后，他们等不及参加毕业典礼，等不及领取校方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就留下一人做收尾工作，另一人匆匆回国，筹划实验室的建设。 回国时，他们带回的是数年来查阅的所有资料和心血成果，总共有几十箱之多。1993年12月，蔡安妮到美国和一家公司进行项目合作，见到了她毕业后留在美国的同学们，他们均有一种人在屋檐下，低头思乡思国之情。蔡教授由此更坚信了自己在国内，工作同样可以做的很好，当初的选择是对的。在国外苦读的时候，蔡安妮夫妇俩坚持把一对幼儿留在国内。他们第一次去美国时，大儿子刚上小学，小儿子不满周岁。为了求学，他们把大儿子托付给外婆照看，把小儿子寄养在一个工人家里。第二次出国时，小儿子还在上幼儿园。难道他们就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吗？当然不是！大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孙老师经常是头天晚上10点就去医院为儿子排一夜队挂号，对儿子的爱心由此可见。在国外前后历时7年之久，牵挂之心可想而知。他们每3～4个星期给儿子写上一封长信，从大洋彼岸寄回对孩子深深的爱。蔡安妮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和自律能力。他们在国外时，上小学的大儿子，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是取牛奶，第二件事就是去幼儿园接弟弟；小儿子上小学后，大儿子又承担起辅导弟弟学习的任务。需要家长签字、帮助默写等事，都由哥哥来做。 回到国内，一切工作都要从头开始。蔡安妮向学校建议，成立了图像通信及现代成像技术研究室，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研究室刚成立时，一无经费，二无设备，三无学生。蔡安妮四处联系，买材料，争取研究经费，招收研究生，甚至连烙铁都是自己上街买的。经过蔡安妮夫妇10年的苦心孤诣，到如今已结出了累累硕果。他们所领导的研究室，已成为北京邮电大学为数不多的几个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研究室之一。1989年，他们承接了一个总经费85万元、关于单光子发射CT的研究项目。SPECT是一种大型医用CT设备，技术复杂，难度极大。当时世界上只有国外几家大公司能生产，我国每年都要花大量外汇进口。他们吸取了世界上几种最高档次产品的优点，于1994年完成了SPECT的主处理机的研制，对我国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作出了突出贡献。回国十多年以来，蔡安妮教授和孙景鳌教授先后承担了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其中对非二进制编码孔径的γ射线成像技术的研究，被课题结题评审人一致认为，该项成果“难度极大”，在学术水平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或“国际领先”水平；关于自动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也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结题评审“优”。90年代初期，多媒体技术出现。他们立即投入到这一新兴领域，并于1994年承担了国家863高科技通信主题课题“远程信息处理多媒体通信终端与系统”的项目。而后又开始对综合业务多媒体通信系统进行研究。这是一项由国防科工委支持的国家“九五”大型研究课题，旨在为我军研制一套以声像信息为主的多媒体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包括数字化编辑、压缩、处理、多级存储，以及HFC和IP网上的实时传输和调用。这一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参加了2000年军工配套科研成果展，受到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的好评。在上述科学研究和广泛查阅国外文献的基础上，他们于1995年在北京邮电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多媒体通信技术”的课程，经过5年的教学实践，合著出版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蔡安妮夫妇在科研领域敢于挑战权威，勇于创新。国际著名光学专家教授的一篇关于菲涅尔环带聚焦特性的论文，被作为经典性的文献，广泛引用了20多年。而他们二人却发现，的结论有些地方是不精确的，有的则是错误的。在经过严密谨慎的论证后，他们将正确的理论分析和计算结果在美国光学杂志予以发表，美、英、法、德等国家众多教授、学者纷纷致函，对他们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该论文于1997年被收入SPIE半个世纪内关于环带方面的里程碑文献集。在蔡安妮教授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她时刻“把工作和生存本身当作一种娱乐”，忙碌不息。她把自己的本职工作看作是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即使是在最苦最累的情况下，她也总是保持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在这看似平常的生活态度中，饱含着的深刻的智慧、强烈的责任心与鉴定的意志力，充分体现了蔡安妮教授巨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在学术理论方面，蔡教授以基础扎实、思考缜密、作风严谨而著称。她和孙景鳌教授在国外读书时，常常为讨论一个专业问题忘记用餐。多年后，两位教授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捧腹不止。在他俩为美国光学杂志SPIE Milestone Book撰写论文时，孙教授半夜叫醒蔡教授讨论问题，真可谓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在科研上，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强烈的责任心，以及永不衰竭的热情和精力。正是由于这种在科学面前激流勇进的精神，使蔡安妮教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多媒体通信领域，蔡教授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国防科工委等多项科研项目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创建并领导了多媒体通信与生物特征识别部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研究工作，掌握了视、音频流在IP网上的传输及服务质量控制，视频码流的格式转换与码率转换，视频服务器上视、音频数据的实时提取和并发流控制，海量声像数据的层次化存储及数据迁移以及HFC网和IP网的视频点播等关键技术。在图像识别、自动指纹识别、人脸识别、多模态身份识别，以及弹痕识别等方面，蔡安妮教授苦心孤诣，硕果累累。其中以自动指纹识别技术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蔡安妮夫妇针对公安刑事侦察和民用身份认证的不同应用，分别提出了多种先进的自动指纹识别算法。这项算法在指纹图像存在弹性形变、噪声、模糊和断纹等困难条件下，仍有很高的识别率。蔡教授所进行的有关指纹识别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被选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优秀成果选编（三）；在“九五”国家计委重大部门专项“自动指纹识别优化系列产品”中，他们所研制的系统是国内第一个能在53万人库下实际运行的大型系统，通过了公安部科技司的正式鉴定，并获得了2000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蔡安妮夫妇所研制的系统设计先进，性能价格比高，是我国第一个在50万人库上实际运行的大型自动指纹识别系统，早已在重庆、唐山等地实际运用。仅重庆一地，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建库23万人，直接破案99起。“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蔡教授时刻关注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随时了解图象识别的最前沿技术，跟踪各科研组的技术发展情况；在指导学生过程中，对某些新兴技术，她能有针对性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客观面对。蔡安妮教授真正做到了学术上的与时俱进，体现了学者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蔡安妮教授还笔耕不辍。她及其所领导的实验室已在IEEE Transactions、美国光学学报、电子学报、通信学报等国内、外刊物和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7部。她与孙景鳌教授在1991年的美国光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Archaic Focusing Properties of Fresnel Zone Plates”，于1996年被选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的 Milestone Book Selected Papers on Zone Plates。而她与外国教授合作、由美国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医学成像系统技术与应用》一书，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在紧跟国际技术发展动向、从事多媒体通信方面科学研究的同时，1995年她率先在北京邮电大学开设了“多媒体技术”研究生课程，并撰写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多媒体通信技术基础”一书，荣获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追求真理，永不言弃的蔡教授正是用她满腔的热情，工作在科学研究的前沿，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使她时至今日仍然孜孜不倦。蔡安妮教授奉献的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还有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一片赤胆忠心。 作为一个知名教授，蔡安妮教授深知教师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非常注重言传身教，一直以来都以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工作勤奋、待人诚恳、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着周围的师生。她既是学生学习上的良师，也是生活中的益友，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好评。没有什么崇高的口号，没有什么激昂的誓言，只有蔡教授质朴无华的话语：“教书育人，责任心是最重要的，把学生领入一个有前途的领域，让他们结合项目，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使个人知识体系逐步完善，能力得到培养，这是导师的基本职责。”蔡安妮教授以她“人生奋进无终点，源水长流润无声”的信念，在教学岗位上实践着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人生追求。蔡教授每年都要招收6-8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在漫长的教育培养过程中，蔡教授始终坚守着“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的原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熏陶教育着学生。她要求学生“既然是来搞研究就得能坐得下来”。讲评学生论文时，她要求学生宁可不发表，也不要抄袭别人的；在要求学生严格遵守学术道德的同时，她注重培养学生的开发创新精神，对学生的惰性给予及时的批评、指导和必要的督促。蔡安妮老师每周都要组织研究生开学习研讨会，学生们要一个一个地上台讲述自己一周的进展情况。学生们都把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情况各自汇报，遇有问题，大家共同讨论，互相启发帮助，同学之间没有保留。蔡老师理论基础扎实、涉及面广，软、硬件精通，思维敏锐，能够迅速抓住重点，学生在汇报中出现的问题立即就能给指出来，而且意见切中肯綮，极具指导性。对博士生，蔡教授每周都要单独见一次面，分别予以指导和协调。研究室繁忙的时候，往往同时有二、三个课题要做，总共有20名左右的学生，每个人都根据其基础、能力专场等情况，分配以最适合于他的课题，同时又要注意课题的完整性、创新性，使学生能得到全面的锻炼。这样，蔡安妮在总体上对整个研究室进行把握协调，最后从理论上在给予把关，挖掘了每个人的能量，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她的研究生，科研能力强，在社会上很受欢迎。1993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来华，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他们参观了中国各地许多高校关于图像技术的科研成果，最后一行人来到北京邮电大学，蔡安妮研究室的学生用英语把他们的几个项目作了介绍，外国专家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说他们来中国所访问的几个单位中：“The last is the best!”“研究室发展到今天，我可以不用上街买烙铁，晚上能坐在家里写写书了。”蔡安妮说，“科学研究，一要看得远，而要不遗余力，这样才能出成果，看到科研的成果，看到学生的成长，就体验到一种劳动之后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正是我不断自我提高、永不枯竭的动力。”每学期，蔡安妮教授都会给本科学生作前沿知识讲座，并主讲研究生的《多媒体通信》课程。她秉着“使同学们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掌握尽量多的知识”的宗旨认真备课，及时吸纳最新研究成果和业界动态。她的课深入浅出、透彻明白，深受学生的热烈欢迎。在授课中，她非常注意将基础知识的传授和最新技术发展的介绍结合起来，使课程内容不断更新，与学科发展同步。学生在与蔡老师交流专业问题时惊讶地发现，对于当前最新的专业技术，蔡老师都早已经详细阅读过了有关资料。蔡老师学生众多，方向也不尽相同。她的学生有从事硬件研究的，也有从事指纹研究的。但是，蔡教授在指导上条理分明，她悉心为不同方向的学生指出研究的最佳路径，提点最新技术成果，指点迷津。蔡老师一年到头，每天三个单元都在研究室工作，随时解决学生的问题。她本来周六、日也是在研究室工作的，但后来她发现，这样会对学生形成无形的压力，学生周末也不好意思休息，她这才回家看书。蔡教授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在批改学生论文时，她从单词、语法、结构都逐字逐句地修改；她连一个实验数据的增删都指出来，甚至对导言部分都进行了修改。有时一篇文章要修改3次。论文返回时，文章的质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经过这样的反复，学生们从导师那里学到如何写学术论文，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此，学生动情地说：“蔡老师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做下来真不容易。老师对学生的重视是我们的骄傲，也是一种督促。她对我们可是说是严字当头，爱在其中。” 蔡教授身教多于言传，2004年7月她因病动手术，8月底她就索要了同学的E-mail地址，向学生推荐英文论文阅读材料；9月份她就恢复参加了组会。学生大受感动：“蔡老师人特坚强，孙老师去世之后，她努力克制自己的感情；虽然从不训人，但她的威严使我们更加敬重她。”蔡教授对学生的“爱”不仅体现在“艺精为范”上，还细致的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学生，因为课题要经常出差。蔡老师每天晚上都要打一个长途电话，询问一下技术上是否遇上困难，更主要的是关心他们出门在外的生活。对于女生，蔡老师更是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得说“你们千万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学生参加指纹识别国际竞赛，蔡老师象母亲般的无微不至，天天给他们送去可口的水果和点心，使繁忙劳累的学生深受感动；有时晚上例会结束之后，同学们吃饭回来总是能发现蔡老师还在辅导学生。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恍悟发现：“啊，都七点多了？”接着又问一直和她谈话的学生“你有地方吃饭吗”。不仅如此，学生交朋友、谈恋爱的事情也常常挂在蔡老师的心头。她常常教育她的博士生“既然一生选择了研究工作，就要不惧清贫，要耐得寂寞；在找女朋友时也要能得到她的理解和支持”。多年来，蔡安妮教授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与党中央始终保持一致，以实际行动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热忱忘我地投入到高校教学改革的洪流中。她牢记党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认真履行党员的职责，身体力行地落实“三个代表”思想的要求，并坚持不懈地在工作生活中以共产党员的言行影响和教育周围的师生。 在老伴孙景鳌教授身患绝症期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痛的蔡教授，却总是考虑尽量减少对他人的影响，坚持不惊动、打扰领导、同事、学生。尽管蔡教授的身体也不好，但她却始终以惊人的毅力、执着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兢兢业业地奋斗在教学研究的第一线。直到为孙景鳌教授办理丧事之时，许多学生方得知噩耗，无不为蔡安妮教授忘我无私的精神所感动，有的学生流着泪说：“这件事，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在那段煎熬痛苦的日子里，她始终坚守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认真完成教学工作，辅导研究生和博士生研究课题和撰写学术论文。在孙老师住院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蔡老师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清晨6：00就赶往医院，晚上21：00赶回学校，22：00--23：00工作在实验室，从不耽误组会。尽管如此，蔡教授还反复三遍批改了三个硕士生和两个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细心地纠正论文中的标点符号、错别字。为不使个人的感情影响到工作，蔡教授努力地控制情绪，隐藏内心痛苦。即使在她做完手术不久，就坚持每次例会都到场，虽因体虚不能说话却还尽力指导学生，任何细小问题都不遗漏；出院后的蔡老师坚持工作，每天都到实验室阅读专业资料，细致入微地指导学生；上完课后，她也经常把学生再带回实验室，进行相关问题的讲解和答疑。蔡安妮夫妇生活简朴，为了节省出做饭时间，方便面和速冻水饺是他们家多年来的主餐。逛商店之类的事情几乎与他们无关。有一次课题鉴定，蔡老师的丈夫孙老师要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前才发现，身上穿的裤子已裂了条缝，家中又无第二条，只好由同事陪着，赶在附近的商店关门以前买回一条。一心专注于学术科研的蔡老师把物质生活看得很淡，她衣着简朴，饮食简单。她热爱自己的专业，工作投入。在实验室，她一向早到晚走；肠胃不好的她，常常是工作忙了就以速冻饺子或泡面充饥。几年来学生都换了一批又一批的办公桌和计算机，而她的计算机总是最老最旧的。学生感慨地说：“蔡老师做人的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完全舍弃了名、利，名利已不在她的考虑范围之内。”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蔡安妮教授积极参政、议政，多次获得优秀提案奖。几十年来，她把对祖国的爱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之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她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教师，总是把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人才放在首位。先哲朱子在解释“敬业”二字时说：“主一无适便是敬”，意思是凡是做一件事，便要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件事上头，一点也不旁骛，便是敬。孔子亦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深究蔡教授敬业的根源，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唯一的秘诀就是忠诚，忠实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敬。常人说：“人过三十不学艺”，可是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她真正做到了知难而上，义无返顾地去攻克多媒体传输系统这一新学科领域的难关，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四十多年来，蔡安妮教授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在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她自始至终体现了一名党员科技工作者的优秀品质，是忠实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典范。蔡安妮教授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教书育人为已任，乐于奉献，甘于清贫，远离世俗之浮躁，做到“言”上引，“行”上导，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 她真心关爱每一个学生，以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高尚的师德风范感召学生。在过去的岁月里，蔡教授秉承着“厚德博学，敬业乐群”的精神，为北京邮电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在多媒体通信和模式识别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她正为把北京邮电大学早日建设成为世界高水平大学而继续辛勤工作着。在蔡安妮教授看来，一辈子做一些实事，做一些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足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蔡教授都坚守着“能以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这样一个信条。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蔡安妮教授以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为师生树立了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典范，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书写出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在蔡安妮教授身上所体现出的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从她身上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和坚忍不拔的坚强品格令北京邮电大学全校师生深受感动；她的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对事业不懈追求的执着激励和鞭策着北京邮电大学全体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