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新闻学学年论文

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 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 [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 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 [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 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 “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 。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 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一、引言人是意识能动的主体，是实践的存在。人类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各种条件，从而实现自己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之一的媒体也应该体现人的真正存在，媒体自由作为一种理念，是指媒体的行为不受外在力量的强迫压制，出于本心而采取的行动。自由精神是媒体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自由出版物的实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应用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梁启超也曾说：“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媒体自由理念的形成，是和人的本质相吻合的。媒体自由，体现了媒体工作者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内在于自由理念之中的价值合理性与伦理道德责任渐被人们忽视，取而代之的是工具价值渐备受推崇。在当今社会转型阶段，为经济利益所驱使的媒体，忘记甚至抛弃自身的伦理道德责任，背离了真实的媒体自由，由此新闻伦理道德的命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重申媒体自由的伦理意蕴，重构真正的媒体自由。二、媒体自由失范表现媒体自由，象征着媒体主体独立地位的获得。鉴于此，任一媒体都要“自由地、平等地、公开地和无所畏惧地服务于全体人民”，但是媒体组织及工作者，不能假借“自由”名义来侵犯被报道者的权益。时下，某些媒体组织及人士为经济利益所诱惑、征服、驱使，背弃自由的初衷，媒体自由已经不再坚持原真意义上的自由价值取向，已经出现失范现象。1．人生价值观引导背离在市场理念的指导下，媒体自由迅速扩张，其价值导向也出现背离现象。无所顾忌地追求“娱乐化”、“刺激性”，追求把新闻事件做得所谓“好玩”的倾向。有舆论导向功能的媒体应该引导人们关注并反思社会现实问题，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端正人生目的，积极探寻人生价值，这样媒体在价值导向上才避免走向媚俗与庸俗。媒体在自由理念的这一外衣下，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媒体，成了一个只能满足受众感官刺激的工具，缺乏思想内涵与审美品位，“真、善、美”从精神家园的高峰堕落为看得见的感官刺激享受。再有，刺激、好玩的信息也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道德发展。珀杜大学研究生格伦·斯帕克斯也认为，电视暴力使社会失调，尤其是儿童中的失调成为可能。霍勒斯·格里利撰文批评传媒娱乐化的反面教化：“《便士报》热衷于蛰伏在社会内部恶魔般的欲望煽动点火，他们也许不会被指责犯有谋杀罪。但是，他们的的确确是犯了制造谋杀者这种更恶劣的罪行。”一些媒体逐渐失去了道义评判能力及社会责任感，因此饱受社会批评。有的媒体打着“受众有这个需求”的招牌，为所欲为，以此做文章来招徕受众，吸引眼球，提高关注度和收视率，很不道德。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失去了同情心、责任心、道德心，让有良知、有道德责任感的民众很是反感。其实，“一个职业化组织，当然是以为公众服务为趋向。这种‘服务’，不能以专门组织自己利益为基础，但也不是自己的‘顾客’要什么就给什么，而是基于他们的需要。”伦理道德要求媒体对受众合情合理的需求要满足，不合情不合理的需求绝不能迎合，还要做好批评和引导的工作。所以，媒体应本着为民众负责的态度，绝不能忽视它对民众的教化功能和舆论导向功能。对于新闻机构和从业者，要记住的是，对媒体职业要有最诚挚的道德责任感和合乎伦理的媒体事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事业。在商业气息浓厚的社会，媒体工作者既要有对职业的忠诚度，也要有提高的自身素养自觉强化新闻伦理道德的理念，深刻意识到自己的伦理选择对社会、对他人、对受众的重要意义所在。2．媒体权力营私自由的媒体是民意和官方的双向代言人，可以代表民意说话，也可以代表政府发言，媒体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使得媒体具有非常大的话语权，为此需要有效监督，否则可能变成一种腐败权力，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某些媒体机构及从业者把媒体当成他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于是以公共话语权寻租的活动也出现了。(1)商业广告盛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媒体被推向市场，于是许多媒体认为自己面临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两难抉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媒体在运营方式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商业化取向，这也是人之常情，本无可厚非，但是某些媒体的做法值得商榷，比如商业广告的盛行。商业广告是广告主支付给媒体一定数额的金钱，为达到招揽大众、吸引大众的目的，或提高自己品牌的知名度、或扩大自己品牌的影响力，借助依附媒体以吸引尽可能多地消费者来购买自己的产品。可以说商业广告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电视剧中插播，在某一档节目中插播，尤其是收视率高的节目或作品之中广告更是泛滥成灾，在商业广告中，广告主对某些特定时段的节目编排有很强的影响力。“商业广告的大显身手表明，大众传播媒介已经找好了买主，顺利实现了收大于支的经济循环”。媒体为了巨额的广告费，受经济利益所驱使，甘愿去媚俗，甚至造假，比如前段时间某些卫视为某品牌瘦身机做宣传，瘦身机通过甩掉身上多余脂肪，从而达到瘦身效果，后经专家证实瘦身机瘦身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可能会给消费者造成身体伤害。(2)虚假新闻不断伴随着媒体逐渐走向市场，有偿新闻、甚至虚假新闻也应运而生。目前有偿新闻的主要表现是电台、电视台将时段或报纸，杂志将版面按照行业标准核算成具体数额与个人或组织集团进行交易。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媒体工作者收受了他人钱财唱赞歌编写虚假报道的事情，或者以曝光对他人不利的真相要挟勒索钱财，得逞后便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虚假新闻，表现形式为与事实严重不符，无中生有、随意捏造，其本质是一种肮脏的钱权交易，是媒体话语权与他人利益的一种交换。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新闻伦理道德的严重缺失，已不是他个人的问题，由于媒体的影响力之大，对社会、对他人、对受众会产生广泛的不良影响，鉴于此，媒体工作人员要把好传播新闻信息时的伦理道德“关”，由此媒体从业人员“新闻伦理道德”的养成教育问题也进入有识之士的视线，成为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媒体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滥用自由权利，为话语权力寻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抛弃了自由理念所赋予的道德责任，无形中也侵害了广大受众的利益，这社会上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应当说这是媒体自由进步的副作用。殊不知，媒体的这种话语权来源于民众，这一桂冠是民众授予的，是民众把自己的知情权、说话权等集中起来，交付给媒体。鉴于此，媒体更应有以事实为根据来说话，遵守诚信原则，表达代言民意、关注民生的社会责任。3．人文关怀失位新闻媒体在“人文关怀”正日渐向“受众本位”回归的这一过程中，滑向了媚俗的边缘。在媒体眼中，重要的不是人们的心理状况、行为处境及价值取向引起的社会反思，而是事件本身可能带来可以炒作的猛料，以提高点击率或收视率或关注度。炒作、恶搞、有的甚至超出了道德底线，触及了法律问题，这也增加了群众对媒体的不满意度。在过度的不着边际的炒作、恶搞中，相当一部分媒体失去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及对人应有的尊重与关心。媒体声称张扬人文关怀，但又总在自觉不自觉中伤害了许多善良、无助和受害的人。媒体过于关注和满足大众需求，而对社会弱势、边缘人群缺乏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边缘群体的边缘化与弱势化。所以，对于大众媒体而言，真正的人文关怀不仅是以受众为本位，而更应当以对受众，尤其是社会的困难群体、边缘群体的人生终极关怀为最终目的，这是真正的媒体自由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的应然内涵。三、媒体自由理念重构实际上媒体自由是有伦理的限度的。但现实社会中的媒体自由已经背离它的最初价值意义，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鉴于此，需要重构媒体自由理念。1．客观原则任何时候，客观是媒体机构及工作者坚持的首要伦理原则，也是媒体的生命所在。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客观，即是实事求是。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说：“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也。故史家必有主管客观二界，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之，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当今社会，媒体故意歪曲事实甚至隐瞒事实的情况时有发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李大钊曾说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所以在新闻报道方面，严格说来媒体组织与媒体从业者都必须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近几年，每年都评出“十大假新闻”，可见“虚假”性的严重程度。“虚假新闻”的存在，不仅是新闻界之耻，更是整个社会之辱，损害了新闻的基本价值与信誉。著名人士克伊尔安说：“新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载体。假定新闻工作者在报道新闻时施加其基本的价值预判于其中，任何一个事件都将成为由各种不同的术语重新描述的作品。因此，为了压过其他媒体以确保独家报道而寻求某种对消息的‘合理的更正’是毫无意义的。”从媒体伦理的角度而言，它要求工作者必须学会发现真相、还原真相。可以看出，客观公正报道事实与有偿虚假报道，本质上是势不两立不相容的。但是这一原则的坚持，这关键取决于媒体机构及媒体工作者的道德抉择，因此，媒体机构及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愈发显得重要。2．正义原则“正义”是一个复合词，是由“正直”与“义气”两词组合而成。“正义”是华夏文化流传千载不衰的正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传统认为正直是为人必备之本，义气是为人必守之节。正义是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是相对邪恶而言的，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能否秉持正义和公道，是媒体能否获得支持的关键所在，也是媒体的又一原则，。媒体应当充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社会舆论的工具。马克思说：“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揭发招摇撞的职责，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媒体要发挥自己的“手术刀”功能，勇敢地时时解剖社会疮痂，以捍卫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为人类的和谐幸福追求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尽自己的一份责任。3．仁爱原则孔子首倡“仁者爱人”，孟子继承和发扬孔子的这一思想，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强调“不忍人”的恻隐之心是一个正常社会人所当具有的德性与品行，当然对于媒体机构及其从业者而言，这更是他们做人的道德准则。媒体追求自由，但是也有边界，所以任何媒体机构不能以“自由”的名义侵犯被报道者的权益，比如对于公众人物也要手下留情，给予他们一定的私人空间，要掌握适度原则，不要侵犯隐私。某明星夫妇之女先天性唇腭裂，部分不良媒体争相高价购买该女囡的照片，有些网站甚至用其他同病女婴的照片以假乱真，来提高自己的点击率，媒体的这种行为根本无恻隐可言，无仁爱可言，深深地刺痛了做父母的心。再如在报道一些社会弱势群体的时候，要保护他们的隐私，维护他们的尊严，不能以自由名义无视被报道者的自尊，侵犯被报道者的利益，也不能含沙射影。比如曾有过媒体记者对于一个举报者做采访报道，本来答应被采访者不会泄露其任何信息，谁知采访稿见诸报端之后，被采访者的姓名、住址一应俱全，结果被采访者为了逃避打击报复，只能背井离乡，一家人过着离散不能团圆的日子。媒体的初衷本是要揭露非法和黑暗、保护弱者的，结果适得其反，伤害了被报道者。所以要对某些媒体机构及从业人员进行道德教育，通过外在的教化和自身道德的自觉与修养等培育媒体的仁爱思想。4．诚信原则“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人十分重视诚信问题，视诚信为自己的生命，认为诚信乃立身之本、立人之本、立国之本。* 的老师顾毓琇于96岁高龄时在美国华盛顿饭店赠言朱镕基：“智者不惑，勇者无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诚者有信”之外三句分别参见《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宪问》：“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顾老活学活用《论语》，添此一句，足见前贤于“诚信”寄望后生之重。诚信是伦理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媒体，诚信乃媒体立身之本，没有诚信，也就无所谓媒体伦理。诚实守信既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自身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时下，不少媒体有背离诚信原则的报导，或故意夸大或缩小或隐瞒事实或歪曲事实的新闻事件，或非故意导致报道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的例子，甚至断章取义、胡拼乱凑的人物专访稿。诚信作为媒体工作者的道德操守和职业规范，有下列要求：第一，要以诚实的精神，向大众传播真实的新闻事实，以诚实态度面对所采访的人物、事件，有些采访对象出于对媒体的信任和敬仰，向媒体人士提供信息，但要求不要见诸报道，但是媒体人士不顾采访对象的感受，依然我行我素地进行报道，深深地刺伤了采访对象；第二，要以诚信的品质呈现给受众喜欢的高质量的情节内容和高尚的精神产品，从而获得受众认可以提升形象价值；第三，创造精神产品的媒体与作为消费者的受众，需要建立起一种诚信度较高的契约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揭露事实真相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媒体工作者为了取得第一手的新闻资料，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如很多矿难的报道，也是通过媒体工作者的真实报道，让公众知晓的。这样的报道，既体现着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也是他们诚信原则的体现，有助于社会进步和政治文明建设。总之，现实中不乏道德情操高尚的媒体工作者，但面对不断的经济诱惑，原来坚定的道德信念防线渐被冲垮。因此客观、正义、仁爱、诚信四原则，作为媒体从业者的个体自律有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健全的行业制度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发挥强制约束功能。因此，在对待媒体自由变质的这一问题上，德性的力量无法发挥作用的时候，行业法规、法律法规才具有真正的规范作用。四、结语健全的道德人格，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一个媒体从业者最起码的入门资格。1904年普利策在《北美评论》上撰文指出：报人应怀抱崇高的理想，并负有急公好义的使命，对本身所触及的问题具有准确的知识和最真挚的道德责任感，以造福大众为目的，不应屈从于商业利益或任何个人权力。汕头大学胡兴荣教授给予很高的评价：“本文的立论立足于报业的社会功能，强调了报人的社会责任，被誉为新闻伦理的奠基之作。”凸显了媒体自由伦理中的社会责任，强调了媒体对社会的道义责任。媒体工作者要行使好党和人民给予的“传播权”，发挥好自己的放大作用，媒体工作者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精神情操和道德修养，这才是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根本所在，也是受众的最终认可。媒体自由是其正当的权利，但是媒体也要注意自由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是媒体在追求所谓的自由时应当深思的一个问题。所以，媒体对自己应有一个正确的社会定位，即客观、正义、仁爱、诚信，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媒体自由，才是媒体所真正追求的自由。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 传播学 学科关系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 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 [2] 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 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 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 。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 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 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新闻学的毕业论文提纲

一段充实而忙碌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大家都知道毕业生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毕业论文怎么写吗？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新闻学的毕业论文提纲，欢迎大家分享。

题目：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的二次伤害研究

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二、研究意义

第二节、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

一、研究内容

二、研究方法

三、创新之处

第三节、“二次伤害”概念界定

第四节、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第二章、时异势殊：新媒体扩大“二次伤害”

第一节、新媒体为新闻二次伤害提供“平台”

一、新传播者：传受一体，主体多元

二、新传播内容：包罗万象，不可计数

三、新传播渠道：开放共享，扩大影响

四、新受众细分：匿名虚拟，促进舆论

五、新传播效果：即时互动，满足需求

第二节、新媒体环境下二次伤害的'方式

一、轰炸式采访

二、透明化报道

三、加工性传播

四、网络暴力式反馈

第三节、新媒体扩大二次伤害影响

一、对新闻当事人的伤害

二、损害媒体公信力

三、对受众的伤害

四、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第三章、过犹不及：“姚贝娜事件”中的二次伤害

第一节、姚贝娜事件发展始末

第二节、姚贝娜事件中“二次伤害”现象探析

一、新闻媒体造成“二次伤害”的表现

二、新媒体环境下受众造成“二次伤害”的表现

第三节、姚贝娜事件相关结论

一、新闻采访时媒体应遵循伦理道德

二、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应提高媒介素养

第四章、追根溯源：新媒体二次伤害成因

第一节、媒体原因

一、采写过程中新闻伦理意识淡薄

二、信息把关弱化

三、新闻生产流程简化

四、传播过程异化

第二节、社会原因

一、经济利益下的“新闻大战”

二、大众文化对媒体的消费

三、新媒体技术上为“二次伤害”提供条件

四、新媒介素养教育缺乏

第三节、受众原因

一、受众新闻生产过程非理性化

二、阅听兴趣偏猎奇

第四节、当事人原因

一、过于依赖媒体

二、缺乏维权意识

第五章、因事制宜：减少二次伤害现象

第一节、传媒制度的“他律”

一、加强新闻立法及网络管理

二、加强学术研究

三、制订相关传媒内部职业规范细则

四、提高公民新媒介素养

第二节、新闻从业者的“自律”

一、加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意识

二、加大监督力度

三、理性对待受众需求

四、坚持正面引导

第三节、新媒体时代受众的“自律”

一、辨别媒介信息

二、理性看待各类突发事件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