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生育意愿研究本科毕业论文

之前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实施全面二胎政策，是我国面对人口新形势做出的又一重大生育政策调整。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二胎政策相关参考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影响》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已30余年，在国家各部门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但随着人口结构的逐渐变化和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劳动力缺失和养老负重等问题变得不容忽视。2015年10月，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实施全面二胎政策，这是我国面对人口新形势做出的又一重大生育政策调整。文章通过人口结构与规模、经济发展和社会现状这三个视角来分析了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并分别就政策对其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论述，从而提出一些建议并希望能够为二胎政策的完善做出一些贡献。

[关键词]二胎政策;人口结构;人口红利;失独问题

[DOI]

十二届全国人大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21日上午初次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并于2016年起正式施行。全会提出，为促进人口长远均衡发展，逐步完善人口发展战略，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在此之前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到低生育率国家的队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不是增长过快，而是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和失独现象严重等问题，二胎政策的出台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解决措施。同时政策也考虑到群众的生育意愿、人口规模及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

1 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已突破13亿人，但这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就大约占总人口的15%，并且每年这个数据还在不断增长。虽然人口结构趋向于老龄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社会中也必然产生一部分老龄化人群，但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引起的人口生育率严重降低是导致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而且一般来说，其他国家多数是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后才进入老龄化时代的，而我国早在2000年以前，人均GDP还不足其他发达国家一半时就已“未富先老”，并且带来了社会抚养压力严重、劳动力缺失等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去制定相应的政策，我国过去辛辛苦苦所积累下来的丰厚的经济财富将会被“老龄化”逐渐侵蚀，中国未来的发展也会因“老龄化”所形成的人口负债而拖累。因此，国家有必要出台二胎政策以防止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

人口红利的减弱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飞跃式的发展，经历了一段长达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期，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人口红利所带来的优势。人口红利不仅使中国具备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让全球各地都布满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同时国内所需赡养的老人少、社会负担轻，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在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的现象，因此有专家推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从而导致未来我国经济要经过一个“门槛”。这就意味着，如果我国不采取一些措施，也许未来我国经济会进入长时间的滞胀状态，尽管科技会继续进步，经济也仍会发展，但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整体的活力会受到局限。所以，我国对于依赖人口红利的经济体系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如何制定相关的经济、人口政策成为一大难题。

社会问题严重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带来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养老负担过重的问题。我国目前已有多个省市进入了老龄化状态，家庭结构也逐渐变成了“上有四老，下有一小”的“421”模式。如果目前的局面继续延续，这些独生子女不仅要在繁忙工作的重压下腾出精力教育孩子，还要在没有兄弟姐妹协助的情况下，为双方常年多病的4～8个老年人(甚至还有祖父母那一代人)奔忙。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另外，因为只有一个孩子，有很多家庭因意外事故导致了孩子的不幸死亡，而此时父母也常因年龄较大而无生育能力，变成了失独家庭，生活也因此失去了正常家庭的美满。这些社会问题如不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将会对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负担。

2 二胎政策带来的影响

对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

任何政策的影响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二胎政策也不例外。短期内，我国将有可能出现小波的“婴儿潮”，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较大，这种生育回潮对我国总人口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因为根据数据长远来看，如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国人口数量将在2025年达到最高值亿人;而实行二胎政策，我国人口数量也只会推迟到2038年达到最高值，且只有亿人左右，并还可以借此将我国老年化的人口年龄结构逐渐改善，从而具有更强的人口再生产速度和发展优势。所以相比较而言，二胎政策不仅促进了广泛相关产业的发展，还能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等现象，优化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及规模，并带动劳动力资源的增加，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正能量，这些优势是十分有利于我国的长久发展的。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胎政策的实施，首先将直接影响婴儿产品行业及与儿童相关类别的行业，如奶粉、教育、医疗、学区房等。每诞生一个新生儿，其身上的潜在消费就会增加市场活力，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市场也会逐渐加大对年轻化产品的需求，增加我国居民消费水品，从整体上带动GDP的发展，并有望在2030年后，使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至7%～12%，扩大国内经济需求。长远来看，二胎政策还会增加我国的年轻劳动力，这样会使我国更能适应快节奏的生产活动和技术性发展，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近年来有许多外国企业十分看好中国发展前景，如果增加劳动力，可以吸引这些外国厂商陆续转移到我国来发展，增加招商引资的机会和国外资金的注入。不仅如此，我们也许还可以创造依托老年经济下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并通过宏观政策促进中国产品质量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应对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

对现有社会问题的影响

从家庭层面上来说，二胎政策也十分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家里多一个孩子，不仅可以避免独生子女性格上的缺陷，创造一个对他们人格形成而言更完整的生活环境，还可以有效防止失独现象给众多家庭带来的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打击。另外，二胎政策还可以改善中国现有的“421”家庭成员结构，缓解我国人民所面临的养老问题。现在已经有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不能陪伴老人甚至因经济原因无法为老人治疗疾病等问题。但如果兄弟姐妹多，每个子女都可以轮流换班照顾老人，并一起承担老人的医疗费用，这样可以使老人们有更良好的心态和精神状态，也使子女们对父母的赡养做得更好。

3 结 论

总地来看，二胎政策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但中国的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二胎政策是否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地探索和时间的检验。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政策的出台，表明了国家对人口结构及规模的重视，同时在细微之处也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由此人口恶性发展的趋势将会得到缓解，我国人口结构也终将会趋于合理化，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4.

[2]李博涵.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对我国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影响研究[J].知识经济，2014(2).

[3]董姣姣.单独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5(11).

[4]魏彤.简议单独二胎政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J].经营管理者，2014(6).

[5]王卫琴.论单独二胎新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经界：学术版，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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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探析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第五次人口普査的结果显示，xx%的流动人口集中在15——49岁年龄组，这说明育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育龄人口构成了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当前的流动人口，其群体特征、城市生活环境、制度环境已与以往的流动人口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可称为“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如此大规模的青年育龄人口的乡—城流动，其生育意愿、生育需求和生育行为必将对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和增长率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们开展了针对新一代乡—城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査与半结构式个案访谈研究。20xx年xx月，我们分别在xx——xx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关于生育意愿的抽样问卷调査，有效样本xx个，回收率为xx%，其中男性占xx%，女性占xx%。问卷调査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针对生育数量意愿，平均生育意愿为xx。有xx%的人希望生一个孩子，xx%的人希望生两个孩子，希望生育xx个及以上的比例为xx%，xx%左右的人不想生孩子。

第二，针对生育性别意愿，多数流动人口对孩子没有性别偏好，xx%的人认为应该“顺其自然”，xx%的人希望儿女双全。相对而言，在男性流动人口中，男孩偏好多于女孩偏好；在女性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多于男孩偏好。

第三，成本约束、为了孩子成长和情感需要已经成为主导新一代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最主要因素。以上结论说明了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呈现出理性的趋势，新型的生育观已经形成。

通过调査问卷的数据结果，我们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有了更为客观的判断。但是，由于生育意愿属于人们的主观认知和自我判断，因此，要深入了解人们关于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真实想法，仅靠问卷调査是不够的。因此，在20xx年xx月至20xx年xx月期间，我们在xx和苏州对xx名18——31岁居住和停留半年以上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进行了半结构式深度个案访谈，其中男性xx人，女性xx人；未婚者xx人，已婚者xx人。

本研究通过个案访谈，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主要特点及其对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预期，掌握他们生育意愿改变的程度和方式，深入探究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及其改变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城市的社会支持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试图通过调査流动人口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来验证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这一趋势的实现程度，以及制度供给和社会环境能否支持流动人口新型生育观念和意愿的实现。

二、新一代城乡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现状。

流动人口一般想生育几个孩子，他们依然恪守传统生育文化的规定而呈现出显著的男孩偏好，还是已经发生了改变？目前的城市生活与社会环境对他们的生育意愿产生了什么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是什么？在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距？本文将分别从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意愿、外出务工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生育意愿的实现基础四个方面，对新一代乡一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现状做出判断和分析。

（—）生育数量意愿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其目前的经济状况。无论是否有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当访谈者被问到对孩子数量的预期时，大多会以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在目前的生活环境里，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愿望。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和居住环境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压力大幅度增加，其中孩子的抚养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住房、饮食、日常生活物品、教育等）是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所以，在经济收入普遍不高的约束条件下，许多访谈对象认为如果只生育一个孩子，教育资源、物质资源和时间资源都可以集中投入于一个孩子，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今后的发展，而且也能减轻自己的经济压力与负担。我们可以从以下访谈内容中明显感受到这种认知倾向。

1、要一个，一个就好了，经济负担太重。（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只想要一个孩子。现在的经济条件嘛，社会现实、养育、教育一个孩子都非常难。

2、经济上开支很大，还有教育投入非常大，如果两个的话更麻烦。（访谈对象：SMMI，男，24岁，已婚未育）

虽然被问及如果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的情况下是否会改变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意愿，有的访谈对象希望可以增至为两个，但是经济压力依然是他们首要担忧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的生育行为过程中，他们仍然会根据其经济状况来进行生育决策：

3、计划生育不管，也不要了，负担太大，没精力也没钱。（访谈对象：TMMCC1，男，26岁，已婚，育有一男）

4、富裕的话我会生两个，穷的话我就只生一个。（访谈对象：SFMCO5，女，29岁，已婚，育有一女）

还有一些访谈对象认为精力投入也是决定生育孩子数量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女性访谈对象认为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使得她们无暇顾及更多的孩子。

5、—个就够了，多了太累了，照顾不过来。孩子太多就忙不过来了，照顾不好，还影响工作。（访谈对象：SFMCI5，女，27岁，已婚，怀孕）

也有少数访谈对象在面临生育孩子还是职业发展机会的选择时，会明确选择优先发展职业。这表明在城市里生活的流动人口，受到城市社会情境与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也逐渐呈现出城市居民的特点，不仅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随着经济条件变化而逐渐提高，同时，他们也更加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关注自我的空间与发展。

6、有机会发展的话我要先发展，不要孩子，比如说有个机会在我面前，那肯定要发展，不选择孩子（访谈对象：TMUC4，男，19岁，未婚）

综合以上访谈对象对于孩子数量的预期，我们发现在孩子抚养成本和城市生活支出不断提高的约束条件下，孩子的质量成为流动人口的首要选择。这说明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趋势，计划生育政策不再是决定流动人口生育数量决策的主要约束条件。同时，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增加、自我发展需要也成为许多流动人口在生育决策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这反映出在城市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对自我发展的关注程度，以及对生活质量水平的预期都比以往有所提升。

（二）生育性别意愿。

流动人口对孩子的性别预期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访谈结果表明，没有性别偏好、男孩偏好、女孩偏好或儿女双全等其他一些不同性别组合偏好的现象都存在。但是针对性别偏好的访谈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农村生育文化中普遍的男孩偏好明显不同的是，流动人口中女孩偏好大幅度地增加了。

1、性别无偏好。

少数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性别没有特别的偏好，他们对女孩和男孩的价值评价没有差别。

现在在农村里，男孩不孝顺的也有的是，女孩孝顺的也很多，其实要个男孩不孝顺的话还赶不上要个女的好，我要男孩女孩都无所谓。（访谈对象：SMUI1，男，21岁，未婚）

2、儿女双全。

希望儿女双全的访谈对象也不乏其人，同时获得男孩和女孩的收益（经济收益和心理收益），满足家庭和自己的不同需求，这十分符合中国人普遍希望两全其美的心理特征。

最多要两个，一男一女最好，能够儿女双全。（访谈对象：TMMS，男，25岁，已婚未育）

3、男孩偏好。

—些访谈对象认为农村里男孩偏好的`传统观念对自己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与农村社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性别偏好取向依然存在于在城市里工作的流动人口中。但是，就整体而言，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明显有所降低。

农村都这样，你要是都是女孩，别人会瞧不起你。（访谈对象：TMUS1，男，23岁，未婚）

我喜欢男孩子，女孩子长大了就结个婚，带个孩子，伺候公公婆婆。没什么出息。（访谈对象：TMMC，男，24岁，已婚未育）

4、女孩偏好。

很多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倾向于生育女孩的意愿，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出发点：一是相对于男孩，养育女孩的经济成本更低，例如不需要给女孩准备房子、养女孩更为省心等等；二是在某些方面，女孩的收益高于男孩，如女孩更为孝顺、体贴，女孩子更容易找到工作等等。在未婚、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的访谈对象中都有人具有显著的女孩偏好。

我想要女孩，女孩不用给她买房，我要生个男孩还得给他准备房子。（访谈对象：SFU02，女，19岁，未婚）

想要女孩。女孩贴心，而且女孩吧，也省心一点，男孩太调皮了。（访谈对象：SFUI3，女，25岁，未婚）

根据访谈调査结果，与生育数量期望明显受到经济状况影响相比，生育的性别偏好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导决定因素。换言之，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性别的认知取向与行为结果的因素是非常复杂和多维的。一方面是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另一方面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女孩价值的普遍提升，尤其是城市社会中女孩价值实现途径明显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的认知与决策过程，使其在生育性别选择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总之，虽然各种因素的多重影响造成了性别偏好组合的多样化，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更为理性的一面，他们对女孩的价值判断（资本收益和心理收益）已经更为客观和理性。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访谈结果表明，虽然流动人口仍保有传统的生育文化特征，但通过与那些没有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居民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已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现代生育文化正在逐渐改变流动人口的认知与生育行为模式。他们已经不再单纯的追求孩子数量，也不再一味地只想生育男孩，而是更加趋于理性地结合自己经济收入和发展状况，通过对男孩和女孩在人力资本投资、价值实现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的客观比较，来做出生育决策。

我家乡还是比较重视男孩，我感觉我的思想方面改变了，打工经历改变了一些想法。如果你没有到外面看看的话，就会听家里的安排生个男孩。但是你出来仔细一看，你就会改变一些想法。（访谈对象：SMUC1，男，21岁，未婚）

同时，相对于农村社区，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松散，个人生活空间相对扩大，隐私权能够得到一定的尊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流动人口的生育压力（如生男孩家庭才有面子）得以缓解的现实基础。正是基于城市社区居住环境的特点，才使得流动人口在进行生育决策时，能够更多地关注经济状况而非生育文化的制约。

在家乡一定最好有个男孩，那边生男孩感觉名声上会好一点，生个女孩好像会被人笑话似的，在城市这边生活就无所谓了。（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对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城市融入过程不仅让他们改善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他们所秉承的传统生育文化，为生育意愿的转变构建了良好的支持环境。

（四）生育意愿实现的现实基础。

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生育成本、孩子的教育成本、父母的机会成本等）和间接因素（包括住房、看病等在内的城市生活支出）的影响。因此，如果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程度不高，制度供给缺乏或政府角色缺位都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难以实现。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

1、农村社区对流动人口依然具有很强的影响。

虽然居住在城市，但是流动人口与迁出地的农村社区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生育文化对流动人口的压力依然存在。我们发现不少调査对象都处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两种不同生育文化的双重影响中，有时候，他们必须在两种文化所产生作用力的夹缝中进行决策。以下访谈记录就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这一困境。

我自己不怎么特别想要男孩。但是怎么说，我百分之六七十想要男孩，主要是想到我老公家的情况嘛，要传宗接代，……主要是老人给的压力。（访谈对象：SFMCO8，女，29岁，已婚，育有一男）

通过以上访谈，我们可以推断由于受到长辈、以及与农村社区之间的各种联系等外界因素的影响，那些具有现代生育观念的流动人口中的未婚者和已婚未育者，其目前的生育意愿和以后的实际生育决策及行为之间可能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2、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问题，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能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希望孩子今后能立足于城市得以发展。城市的教育体制、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与机会要远远优于农村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普遍共识。

带过来把孩子放在城里抚养，我感觉对孩子的前途比较有希望。（访谈对象：SMMCS1’男，已婚已育者）

除了考虑教育环境和教育体制等因素之外，也有不少访谈对象意识到，如果将孩子留在家乡，隔代教育会产生很多弊端，同时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问题。这说明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不仅关注孩子的学习，也逐渐认识到孩子在教育和成长过程中应该运用适当的教育方法，并且开始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及建立融洽的亲子关系。这表明流动人口已经具备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重视孩子身心的全面发展。

老人带小孩不是很好的。我们的父母嘛，文化程度比我们还要低啊。他们带孩子的话，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文明。（访谈对象：SMMCI1，男，27岁，已婚，育有一男）

尽管访谈对象大都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学和接受教育，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在城市里孩子的教育成本很高，远远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同时，工作繁忙、无暇照顾孩子也是流动人口难以将孩子留在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

孩子读书一个月要很多钱，有时买衣服，吃东西，还有用的啊，还有其他什么的都加在一起，—个月800—1000吧（访谈对象：SFMO1，女。30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虽然流动人口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很强，但由于教育成本和抚养成本过高，以孩子质量替代孩子数量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流动人口迫切希望将孩子留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教育成本压力过大的现实，使其愿望难以达成。

3、生育意愿实现的社会支持薄弱。

抚养成本和教育成本是影响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但是生育意愿的现实基础不仅仅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还受制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状况。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他们所处的城市生活环境、可获取资源的满足状况，以及遇到的主要困难，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同时，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融入程度，进而影响他们对城市生育文化观念的接纳程度。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制度供给的短缺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他们往往要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面临许多发展困境。他们在就业、住房、看病、日常生活物品支出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同时，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社会融入过程，也会受到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社会排斥和歧视又会进一步恶化流动人口的生活困境。因此，对于流动人口生活现状及所面临困境的客观呈现，能够进一步探求他们生育意愿形成、以及今后实际生育行为实现的社会机制。至于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支持，很多流动人口并不愿意对政府做出评价，就那些做出评价的访谈对象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是缺位的，流动人口缺乏来自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社会支持。

政府啊，我感觉政府好像离我蛮远的。（访谈对象：SMUS2，男，21岁，未婚）

从来没有听说过政府对我们有优惠政策，政府出台的政策都是对本市户口，外地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也从来没享受过。我从来没有听说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有帮助，除非是特别困难的有帮助。（访谈对象：SFMCR3，女，24岁，已婚，育有一男）

总之，城市生活的拉力和压力共同作用于流动人口，使流动人口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城市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收入和教育等都吸引着流动人口奔向城市；但是另—方面，城市生活支出的压力、制度供给的缺乏以及社会歧视的存在，又使得流动人口处于城市生活的最底层，难以实现有尊严的生活。这种困境对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使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预期出现一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由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社会支持系统还非常缺乏，因此，在流动人口较为理性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三、结论与反思。

通过访谈调査，我们发现随着生活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已经呈现出—些新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已初步形成。目前，孩子的抚养成本成为流动人口进行生育决策时首要考虑的因素。当经济条件允许和照料资源充足时，流动人口倾向于将孩子放在教育环境更好的城市中养育。所以，相对于农村，城市的教育成本大幅上升，使得很多访谈对象认为，为了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资源和机会，目前的经济收入难以支持两个孩子的生育决策。这反映出了在流动人口中，已呈现出以质量替代数量的趋势。但是，由于城市生活支出和教育成本的大幅增加，使得流动人口愿意用质量替代数量选择的可实现程度降低，在孩子质量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缺口。

第二，性别选择呈现出理性的一面。虽然有一些访谈对象仍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但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已开始更为理性地反思这种偏好的实际收益。许多访谈对象通过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能够理性地认识到相对于男孩而言，女孩的成本支出（不需要为女儿准备房子）低，而收益（女孩子更容易找工作，女儿会更孝顺）却更高，因此，女孩偏好，或者没有性别偏好的生育意愿逐渐增多。

第三，个人发展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也逐渐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些访谈对象在进行生育预期时，会考虑自己的职业发展，或者个人的精力投入与时间成本。虽然这并非普遍现象，但是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生活理念，以及对自我生活空间的需求与城市社区文化更加契合。相对于孩子的抚养成本而言，个人的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虽然还不是生育意愿形成的首要影响因素，但其重要性已经显现出来。

第四，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显著。一方面，工作和居住环境的改变，使他们受到城市生育文化耳濡目染的影响，远离了农村社区所传承的习俗和文化，尤其是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村社区之间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还受到根深蒂固的农村生育文化的牵制。这种双重性特征，使流动人口呈现边缘性特征，他们一边接受着现代城市生育观念，一边仍受农村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流动人口能否很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以城市为生活重心的判断，都会直接决定他们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决策之间存在差异的程度。所以，对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实际生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生育意愿。

第五，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相应的现实基础。在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社会支持体系中，制度供给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不仅加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困难，也会延缓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现实转变过程。生育决策受到一系列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的影响，而制度供给的缺乏和政府角色的缺位会直接作用于这些因素，使得流动人口以质量为取向的生育意愿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

首先，推动二孩、三孩生育需要从多个角度出发，包括政策、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和协同推进。以下是一些可能比较管用的举措：政策上的支持：政府可以考虑出台相关的生育鼓励政策，比如增加生育津贴、扩大生育保险范围、提供免费的婴幼儿托管服务等，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教育宣传：政府可以加强生育政策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政策的好处，同时加强相关知识的普及，让公众更加了解生育、育儿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社会支持：社会可以加强对家庭的支持和帮助，比如扩大儿童福利范围、增加幼儿园数量、推广共享育儿等社会化育儿方式，让家庭能够更好地兼顾工作和育儿。经济支持：政府可以推出相关的经济扶持政策，比如增加家庭收入、降低教育、医疗等支出，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政策的协调：政府可以加强相关政策的协调，比如加大对育龄女性的职业培训力度、调整生育政策与女性职业发展的关系等，以更好地支持家庭生育和女性发展的协同推进。总之，推动二孩、三孩生育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综合施策，多管齐下，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