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进化方面毕业论文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是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他因其进化论而名垂青史。

达尔文出身于英格兰施鲁斯伯里镇一个医生世家。祖父伊斯拉谟斯·达尔文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有名的哲学家、博物学家和医生，在他的著述中渗透着进化论思想。父亲罗伯特·韦林·达尔文也是皇家学会会员，有名的医学博士。这样的家庭环境从小对达尔文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8岁时，母亲病故，次年进施鲁斯伯里学校读书。

达尔文从小就对大自然表现出浓厚兴趣，在上课之余，他热衷于搜集化石和各种生物标本，观察各种动植物习性。1825年，父亲送他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希望子承父业。但达尔文对学医没有多大兴趣，他觉得学校课程枯燥无味，只有化学课是个例外。在校期间，他对地质学和动物学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花大量时间阅读博物学方面的书籍，经常和青年自然科学家们一起探讨生物学问题，观察和解剖动物，并发现前人关于板枝介虫和海蛭研究中的错误，他就此写成的两篇论文在“普林尼学会”上宣读并获得好评。在爱丁堡时，动物学家和解剖学教授R．E．葛兰特向他介绍了J．B．杜拉马克的进化论思想，这对达尔文产生了重要影响。

达尔文广泛涉猎课外知识，却被父亲指责为“游手好闲”、“荒废学业”，没有等他毕业，父亲就把他转到剑桥大学学神学。课堂上大量讲授的都是教会教义和各种神学书籍，其中包括上帝创造万物和物种不变的神创论。达尔文对神学课更没有兴趣，仍然钟情于博物学的研究。他大量采集昆虫，其中不乏珍稀品种，有的昆虫被收集到昆虫学家斯蒂芬斯主编的《不列颠昆虫图谱》中。他在剑桥期间，研读了A．V．洪堡的《南美洲旅行记》和J．赫舍尔的《自然哲学研究导言》，从中受到启发和激励，立志要为发展自然科学作出贡献。

在剑桥，达尔文特别喜欢植物学家J．S．亨斯罗的植物课，后者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和地质学等方面都有渊博的知识，达尔文常跟随他到野外去观察动物和植物，深受其学识和治学方法的熏陶。亨斯罗介绍他认识了地质学教授A．塞奇威克，在其指导下学习地质学。1831年暑假，达尔文跟他到北威尔士作地质考察，学会采集岩石标本，分析地质构造和辨认化石，获益匪浅。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亨斯罗推荐他参加英国皇家军舰“贝格尔”号的环球考察。这一偶然的机会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

“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的主要任务是测绘南美洲东西两岸和附近岛屿的水文地图，而达尔文则利用这次航行考察了沿途的地质和动植物资源。考察船从英国的德文港出发，驶向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完成南锥体沿岸考察后，横渡太平洋到达大洋洲南海岸，再经过印度洋的许多岛屿到南部非洲，然后又返回南美洲，历经5年才回到英国。

在航行中，达尔文克服晕船和疾病等重重困难，始终以强烈的求知欲和科学家的犀利目光去观察沿途所见的动植物及千姿百态的地质地貌。随着各地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变化，种种前所未见的植物和动物呈现在达尔文眼前，妩媚的奇花异草，珍稀的动物种群，古老的生物化石，令人目不暇接。他如饥似渴地采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及生物化石，详细进行记述，到航行结束时，他已经写了26本日记和大量书信，为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

达尔文最初成名是在地质学方面。在旅行期间，他详细研读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在此之前，欧洲地质学界受“灾变论”统治，认为从海底隆起的山脉和丘陵都是历史上具有超自然威力的大灾变造成的。每当灾变发生时，地球上的生物惨遭毁灭，灾变过后，新的生物又被创造出来。他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动植物所发生的大变动，最终只能求助于上帝，把上帝看成是造成这一切变化的伟大力量，世上万物的缔造者。赖尔给了“灾变论”毁灭性的打击。赖尔认为，地层变化与生物化石遗骸有密切关系，在前后相继的时代中，动植物种类不同，“地层年代愈新，生物的类型与现在生存的物种愈相似，而与较古老的岩石中所产生的物种相差甚远”。这种观点给了达尔文很大启示。

达尔文环球旅行回来不久，即于1836年11月参加了地质学会，以后当选为理事和秘书。他把地质考察的成果编写成书，先后发表了《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1842年）、《火山岛屿的地质考察》（1844年）和《南美洲的地质考察》（1846年）等著作。达尔文利用在考察中搜集的第一手资料，科学地解释了地震、火山等自然现象在造成地壳变动中的作用，从而批驳了“大灾变”的谬论。他还成功地阐明了珊瑚礁的形成机制，珊瑚虫像亿万个小建筑师长年累月向上堆积，形成了珊瑚礁和珊瑚岛。

达尔文一生最杰出的成就还是在发展进化论方面。在神学统治的时代，世界上的一切生物都被说成是上帝创造的，而且是永远不变的。达尔文也曾相信过物种不变论，但他在环球考察中发现大量物种变异的事实，例如，他在南美洲发现一种已灭绝的披甲胄的哺乳动物化石与现在仍然生活在那里的犰狳外形颇为相似，但后者已发生变异；在南美洲，从北到南，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同是一种鸵鸟，因生长地不同，体形也不相同；栖居海岛的动物具有邻近大陆同类动物的特征，但随着距离的扩大，这些特征差别也越大，而且海岛上还有自己特有的物种。这些事实与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发生了冲突，促使达尔文进行思考。在他脑子中逐渐形成一种科学的见解，即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进化的。

达尔文是一位态度严肃的科学家，他不肯轻易下结论，环球旅行回来后，他便向在良种培育方面卓有成就的育种家和园丁们请教，并亲自进行育种试验。他还广泛查阅各种资料，包括中国的古代文献资料。他从古代和现代人类的生产实践中了解到，由于人们根据需要长期选择动植物良种，使其不断朝着人们的愿望发生变化，培育出新品种。这证明，人们早已在生产实践中通过人工选择培育新品种。

在自然界是否也存在类似人工选择的过程呢，即是否存在自然选择呢?达尔文观察到，一些物种因不能适应环境而灭绝了，而另一些物种因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而繁衍下来。达尔文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启发，他想到，动植物极高的繁殖率受到自然界有限空间和食物的限制，致使大量动植物夭亡，就像人的繁殖受到战争、疾病、灾荒等因素的“积极抑制”一样。在生存竞争中，那些适于生存的变异得以保存和发展，而不适于生存的变异就会被消灭和淘汰。动植物通过自然选择不断进化，产生新种。

经过多年的观察和认真研究，达尔文从1837年起开始整理物种起源方面的资料，1859年11月，达尔文苦心研究多年的心得《物种起源》一书正式出版。

该书列举大量事实论证生物是由进化而来的，物种是变化着的，新的物种不断产生，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旧物种不断灭绝。现存的各种生物是由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来的。达尔文以自然选择为理论基础来解释生物进化机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有利变异的积累，导致新物种的形成，所以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因素。

《物种起源》一书的发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轰动。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地揭示了物种的起源和生物进化的规律，对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物种不变论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它完成了生物学的一次革命，促进了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推动了历史生态学、历史生物学、历史地理学和遗传学的发展，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唯物主义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依据。有人用进化论来证明社会进步的必然性，但也有社会学家混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强存弱汰”的原理引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弱肉强食的行径辩护，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

《物种起源》问世后，立即受到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和进步科学家的赞扬。进化论像一把匕首投掷在神学的心脏上，引起神学界、保守的生物学家和反动政客的围攻，称其是对上帝的叛逆，对神学的“亵渎”，触犯了“君权神授”的“天理”。他们出版刊物，书写恐吓信，举行辩论会，对达尔文学说进行围剿。英国首相迪斯累里亲自出面攻击，公开禁止在学校讲授进化论。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达尔文学说也有一定缺陷，他只强调生物进化的渐进性，否认突变和渐进中的中断，他也不了解遗传变异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

达尔文一生著述颇丰，除上面提到的以外，主要还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旅行》、《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人和动物的表情》等。

由于达尔文在科学上的巨大成就，他的崇高声誉很快传遍全英国和全世界，各种荣誉接踵而至。1839年，年仅30岁的达尔文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波恩大学和比勒斯劳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普鲁士政府授予他功勋骑士称号，他多次获得各种奖章，有57个外国学会或学术团体选举他为名誉会员。

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有人把达尔文的学说介绍到中国。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正式发表，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严复以“物竞、天择”二义概括了进化论之精髓。不久，达尔文的原著和他的生平也介绍到中国，20世纪初有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物竞篇》和《达尔文天择篇》问世。后来马君武又全文翻译了《物种起源》及《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两书，并多次重印。进化论的传人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且成了渴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救亡图强的思想武器，他们从生物进化演绎为世上万事万物都在进化发展的哲学观点，以此论证推翻腐朽社会的必然性。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在伦敦不远的达温村故居逝世，享年73岁。送葬时，著名科学家赫胥黎、胡克等亲扶灵柩，许多外国学者也派代表来参加葬礼。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与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及其他名人长眠在一起。

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31—1836年，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派遣的环球航行，做了五年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和地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书中用大量资料证明了形形色色的生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在遗传、变异、生存斗争中和自然选择中，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不断发展变化的，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恩格斯将“进化论”列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其他两个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他所提出的天择与性择，在目前的生命科学中是一致通用的理论。除了生物学之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哲学来说也相当重要。【生平】一、达尔文之前生物进化论，甚至可以说整个生物科学，开始于1859年11月24日。在那一天，在经过二十年小心谨慎的准备之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此诞生了。但是，一门新的学科不会从天而降。在1859年，科学界已经有了大量的进化证据，做好了准备迎接进化论的诞生。这时候的进化证据归纳起来有动植物培养、化石记录、解剖比较、退化器官、胚胎发育和生物地理分布这几类。动物家养和植物栽培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人们由此已经知道同一物种往往有着差别极大的形态。这些形态是可以被改变的，通过精心的选择，可以得到新的品种。这种经由达尔文所谓的“人工选择”而获得的品种，其彼此之间的差别，有时比野外物种之间的差别还要大。如果我们在野外见到狼狗和哈巴狗的话，完全可能把它们当成象狼和狐狸那样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种。动植物培养提供了“生物是可变的”感性而直观的材料。那时候，科学界早已知道化石乃是生物体的遗迹，而且，许多从前的物种现在已经不存在、灭绝了，也就是说，生物界的组成并不是从古到今一成不变的。许多种类在化石记录中显示了随着地理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趋势，有时在两个类群之间还可以发现处于过渡形态的化石。各个主要生物类群在化石记录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有先有后，很有顺序，而且这个顺序与从现存生物的比较得到的顺序相符。比如，从形态结构（例如心脏结构）和生理特点（例如呼吸系统）的比较，我们可以推测脊椎动物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鱼类、两栖类、爬行类和哺乳类，而在化石记录中，我们也发现鱼类化石的确先在较早的地层开始出现，其次是两栖类、爬行类，而以哺乳类化石出现得最晚。化石记录所展示的从“低级”到“高级”的顺序，是生物进化的一个有力证据。早在十六世纪，就有科学家发现人和鸟虽然外表很不相同，骨骼组成和排列却非常相似。到了十九世纪，研究不同生物种类的形态结构的比较解剖学已相当发达，各生物种类在内部结构的同源性也越来越明显。正如达尔文所指出的：用于抓握的人手，用于挖掘的鼹鼠前肢，用于奔跑的马腿，用于游泳的海豚鳍状肢和用于飞翔的蝙蝠的翼手，它们的外形是如此的迥异，功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剔除皮毛、肌肉之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骨架却又是如此相似！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它们都是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因为适应环境具有了不同的功能和不同的外形，但是骨子里却没能变多少。如果它们是被分别创造出来的，根本没必要让有不同功能和不同外形的器官有着相似的构造，因为这样的构造设计，就其功能和外形而言，有时显得不是那么合理。如果让一个工程师来设计这些前肢，他完全可以去除一些对其它物种必需，对这个物种却是个累赘、退化得只剩一点痕迹的骨头．而且，比较解剖学使我们认识到许多生物体都有一些退化了的器官，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比如鲸，它的后肢已经消失了，但它的后肢骨并没有消失，我们还可以在它的尾部找到已不起作用的盆骨和股骨。甚至在一些蛇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盆骨和股骨的残余。这使我们相信，鲸是由陆地四足动物进化来的，蛇是由蜥蜴进化来的。我们人类，已完全退化了的器官也不少，尾骨、转耳肌、阑尾、瞬膜（第三眼睑）等等都是完全退化、不起作用的器官，它们除了让我们记住我们的祖先曾经象猴一样有尾巴，象兔子一样转动耳朵，象草食动物一样有发达的盲肠，象青蛙一样眨眼睛，还能有别的什么合理解释吗？早在十八世纪，动物学家就已经发现，在动物胚胎发育的过程中，会经过一系列与较低等的动物很相似的时期。比如说人，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出现了鳃裂，不仅外形象鱼，而且内脏也象鱼：有动脉弓，心脏只有两腔等等。对这个现象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人是由鱼进化来的，祖先的特征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重演了。事实上，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都跟鱼类相似，而且有些时期几乎不可能区别开来，这是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共同祖先的一个证据。自从十六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航海业的发达，特别是美洲和澳洲的发现，博物学家们见识到无数新奇的物种。许多的物种，甚至整个属、科、目，只在某个地理区域被发现。当博物学家在澳洲和南美见到袋鼠、袋狼、袋熊、袋鼬、袋貂、袋獾等等闻所未闻的动物，就不免奇怪为什么上帝只在这里创造出有袋类哺乳动物。这并非那里的环境是为有袋类而设的，因为当移民们给这些地方带去高等哺乳动物后，许多有袋类因为竞争不过高等哺乳类而数量锐减甚至灭绝了。显然更合理的解释是，由于这些地区与别的大陆隔绝，而有了独特的进化途径。即使是一个群岛，也往往有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特有物种。做为神学院的毕业生的达尔文最初对神创论产生了怀疑，就是因为在加拉帕格斯群岛见到了那些岛与岛之间都不同种的巨龟，见到了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到的多达十三种的“达尔文雀”，而不由得发生疑问：为什么上帝要在这个小小的角落炫耀他的创造才能，专门为这里创造出如此多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有物种？合理的解释是，这些物种的祖先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几万年几十万年后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特有物种。总之，在达尔文之前，生物进化已是铁证如山了，一些敢于冲破宗教信仰的束缚的科学家也开始正视这个事实。早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就已认为生物物种是可变的，并大胆地推测所有的动物都来自同一种祖先。他并且认为地球的年龄要比《圣经》所记载的几千年要古老得多，并把生物物种的变化和地球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但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布封被迫宣布放弃这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因此未能产生什么影响。比布封稍后的另一位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则要固执得多，影响也要大得多。他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生物进化的人。他对生物进化的理解，跟现在并不相同。在他看来，生物界是一个从最简单、最原始的微生物按次序上升到最复杂、最高等的人类的阶梯，而所谓生物进化，就是从非生物自然产生微生物，微生物进化成低等生物，低等生物进化成高等生物，直到进化成人的过程。他认为，这个进化过程是不断在重复，至今仍在进行着的。也就是说，在今天，聪明的猩猩仍在尽力进化成人。拉马克也是试图解释进化现象的第一人，他给出了第一个进化的理论。这个理论主要有两点：第一，生物体本身有着越变越复杂、向更高级形态进化的内在欲望；第二，生活环境能够改变生物体的形态结构，而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简言之，“用进废退”。在著名的长颈鹿例子中，拉马克是这么解释长颈鹿的长颈由来的：长颈鹿的祖先经常伸长了脖子去吃树高处的叶子，脖子受到了锻炼，变长了，而这一点可以遗传，因此其后代就要比父母的脖子长一些，一代又一代，脖子就越来越长。拉马克的这套理论，并不能说服当时的科学家接受进化论。这固然有宗教的原因，但也有科学上的怀疑。比如，拉马克的进化论认为非生物能自然产生微生物，但是当时虽然巴斯德还未做否定自然发生论的著名实验，科学界却已普遍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自然发生论是不正确的。因此拉马克虽然影响很大，却是往往被当做反面教材来嘲笑和批驳。生物学界迫切需要有一个象牛顿一样的科学巨人，能够无可置疑地证明生物进化的事实，并且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个巨人，就是达尔文。二、达尔文历史选择了达尔文做为生物科学的创始人，似乎纯属偶然。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富裕的医生家庭的查尔斯·达尔文，在青少年时代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而不象是肩负历史使命的天才。他的父亲有一次指责他说：“你除了打猎、玩狗、抓老鼠，别的什么都不管，你将会是你自己和整个家庭的耻辱。”固然，这时候他很热衷于收集矿石和昆虫标本，但这是在男孩子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爱好，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虽然我们现在可以认为他未来的科学研究乃是儿时兴趣的延续。1825年秋，老达尔文准备让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把他送进了爱丁堡医学院。可惜，小达尔文对医学毫无兴趣，更要命的是，他天性脆弱，不敢面对手术台上的淋漓鲜血。两年之后，只好从医学院退学了。医生是当不成了，当牧师也是个体面的职业，达尔文听从父命，进了剑桥学神学。虽然他对神学也没有什么兴趣，花在打猎和收集甲虫标本上的时间恐怕比花在学业上的要多得多，却也终于在1831年毕业，准备当个乡间牧师了此残生。达尔文在晚年回顾他的一生时，认为他的所有这些所谓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种浪费。他觉得正式的课程枯燥无味，也没能从课堂上学到什么。但是在这些年，他在课余结识了一批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科学训练。他在博物学上的天赋也得到了这些博物学家的赏识。1831年，当植物学家亨斯楼(J. S. Henslow)被要求推荐一名年轻的博物学家参加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时，他推荐了忘年交达尔文。达尔文的父亲竭力反对儿子参加航行，认为这会推迟儿子在神学职业上的发展。在达尔文的一再恳求下，老达尔文终于作出让步，表示他若能找到一个可敬的人支持他去，他就可以去。达尔文找到了舅舅、他未来的丈人来说服父亲，并侥幸通过了以苛刻著称的费兹洛伊(R. Fitzroy)船长的面试，于1831年底随贝格尔号扬帆起航，途经大西洋、南美洲和太平洋，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一路上达尔文做了大量的观察笔记，采集了无数的标本运回英国，为他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五年之后，贝格尔号绕地球一圈回到了英国。当达尔文踏上贝格尔号的时候，他是个言必称《圣经》的神学毕业生、正统的基督教徒，他的虔诚常常被海员们取笑。但是当他返回英格兰时，在他看来《旧约》不过是一部“很显然是虚假的世界史”，其可靠性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高。他完全抛弃了基督教信仰，并逐渐成为不相信上帝存在的怀疑论者或理性主义者，而其出发点，就是对“一切生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信条的怀疑。在环球航行时，有三组事实使得达尔文无法接受神创论的说教：第一，生物种类的连续性。他在南美洲挖到了一些已灭绝的犰狳的化石，与当地仍存活的犰狳的骨架几乎一样，但是要大得多。在他看来，这可以认为现今的犰狳就是由这种已灭绝的大犰狳进化来的。第二，地方特有物种的存在。当他穿越南美大草原时，他注意到某种鸵鸟逐渐被另一种不同的、然而很相似的鸵鸟所取代。每个地区有着既不同又相似的特有物种，与其说这是上帝分别创造的结果，不如说是相同的祖先在处于地理隔绝状态分别进化的结果。第三，是来自海洋岛屿的证据。他比较了非洲佛得角群岛和南美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生物类群。这两个群岛的地理环境相似，如果生物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在相似的地理环境下应该创造出相似的生物类群才是合理的，但是这两个群岛的生物类群却差别很大。事实上，佛得角群岛的生物类群更接近它附近的非洲大陆，显然，应该认为岛上的生物来自非洲大陆并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进化过程在加拉帕格斯群岛上更加明显。达尔文发现，组成这个群岛的各个小岛虽然环境相似，却各有自己独特的海龟、蜥蜴和雀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上帝故意在一个小岛上创造这些独特的物种，更合理地，应该认为这些特有物种都是同一祖先在地理隔绝条件下进化形成的。1837年，在贝格尔号之行结束一年后，达尔文开始秘密地研究进化论。他的第一堆笔记，是家养和自然环境下动植物的变异。他研究了所有可能到手的资料：个人观察和实验、别人的论文、与国内外生物学家的通讯、与园丁和饲养员的对话等等，很快得出结论，家养动植物的变异是人工精心选择造成的。但是自然环境下的变异又是怎么来的呢？他仍然不清楚。一年之后，他在休闲时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因此必然导致贫困和对生活资料的争夺。达尔文突然意识到，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可以应用于生物界。所有的生物的繁殖速度都是以指数增长的，后代数目相当惊人，但是一个生物群的数目却相对稳定，这说明生物的后代只有少数能够存活，必然存在着争夺资源的生存竞争。达尔文进一步推导：任何物种的个体都各不相同，都存在着变异，这些变异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会影响生存能力，导致个体的生存能力有强有弱。在生存竞争中，生存能力强的个体能产生较多的后代，种族得以繁衍，其遗传性状在数量上逐渐取得了优势，而生存能力弱的个体则逐渐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其结果，是使生物物种因适应环境而逐渐发生了变化。达尔文把这个过程称为自然选择。因此，在达尔文看来，长颈鹿的由来，并不是用进废退的结果，而是因为长颈鹿的祖先当中本来就有长脖子的变异，在环境发生变化、食物稀少时，脖子长的因为能够吃到树高处的叶子而有了生存优势，一代又一代选择的结果，使得长脖子的性状在群体中扩散开来，进而产生了长颈鹿这个新的物种。虽然达尔文在读了《人口论》之后就有了灵感，马上就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但是要过了四年，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之后，他才开始把这个理论记录下来，并把手稿送给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他太清楚一旦自己的理论发表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震撼了，而做为一个天性平和的人，这是他想要尽力避免的，因此他留下了一份遗嘱，他有关进化论的手稿只能在他死后发表。但是在1858年夏天，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的信，迫使他不得不在生前发表自然选择理论。华莱士是一个年轻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正在马来群岛考察。跟达尔文一样，他所观察到的生物的地理分布特点也促使他思考生物进化的问题。那一年的二月，他生了一场间歇热，在病中突然想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并且也因此独立地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他出身贫寒，又极其反对基督教，没有达尔文做为上层社会人士的种种顾虑，因此以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用三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达尔文征求意见。他并不知道达尔文此时已研究了二十年的进化论，之所以会找上达尔文，完全是由于达尔文在生物地理学学界的崇高地位；而这个地位，在达尔文完成贝格尔号之航后就确立了。当达尔文读了华莱士的论文，见到他自己的理论出现在别人的笔下时，其震惊和沮丧可想而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压下自己的成果，而让华莱士独享殊荣。但是他的朋友、地理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虎克都早就读过他有关自然选择的手稿，在他们的建议下，达尔文把自己的手稿压缩成一篇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发表在1859年林耐学会的学报上。这两篇论文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也是在赖尔和虎克的催促下，达尔文在同一年发表了《物种起源》（篇幅只是他准备多年的手稿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才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征服了科学界。由于《物种起源》的成功，也可能是被达尔文的人格和智慧所折服，虽然华莱士与达尔文同享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殊荣，他却总是把荣耀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并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个称呼沿用至今。三、达尔文的三大难题达尔文自己把《物种起源》称为“一部长篇争辩”，它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物种是可变的，生物是进化的。当时绝大部分读了《物种起源》的生物学家都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进化论从此取代神创论，成为生物学研究的基石。即使是在当时，有关生物是否进化的辩论，也主要是在生物学家和基督教传道士之间，而不是在生物学界内部进行的。第二，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当时的生物学家对接受这一点犹豫不决，因为自然选择学说在当时存在着三大困难。第一，是缺少过渡型化石。按照自然选择学说，生物进化是一个在环境的选择下，逐渐地发生改变的过程，因此在旧种和新种之间，在旧类和新类之间，应该存在过渡形态，而这只能在化石中寻找。在当时已发现的化石标本中，找不到一具可视为过渡型的。达尔文认为这是由于化石记录不完全，并相信进一步的寻找将会发现一些过渡型化石。确实地，在《物种起源》发表两年后，从爬行类到鸟类的过渡型始祖鸟出土了，以后各种各样的过渡型化石纷纷被发现，最著名的莫过于从猿到人的猿人化石。在现在被称为过渡型的化石已有上千种，但是与已知的几百万种化石相比，仍然显得非常稀少。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生物化石都是偶然形成的，因此化石记录必然非常不完全；另一方面，按照现在流行的“间断平衡”假说，生物在进化时，往往是在很长时间的稳定之后，在短时间内完成向新种的进化，因此过渡形态更加难以形成化石。第二，是地球的年龄问题。既然自然选择学说认为生物进化是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它就需要无比漫长的时间。达尔文认为这个过程至少需要几亿、十几亿年。但是当时物理学界的泰斗威廉·汤姆逊（即开尔文勋爵，一个神创论者）用热力学的方法证明地球只有一亿年的历史，而只有最近的最多两千万年地球才冷却到能够让生命生存。对于物理学家的挑战，达尔文无法反击，只能说“我确信有一天世界将被发现比汤姆逊所计算而得的还要古老”。我们今天已知道达尔文是对的，而汤姆逊算错了，现在的地质学界公认地球有四十几亿年的历史，而至少在三十亿年前生命就已诞生。但是在当时，在地球的年龄问题上，人们显然更倾向于相信物理学权威。第三个困难是最致命的：达尔文找不到一个合理的遗传机理来解释自然选择。当时的生物学界普遍相信所谓“融合遗传”：父方和母方的性状融合在一起遗传给子代。这似乎是很显然的，白人和黑人结婚生的子女的肤色总是介于黑白之间。汤姆逊的学生、苏格兰工程师简金(F. Jenkin) 据此指出：一个优良的变异会很快地被众多劣等的变异融合、稀释掉，而无法象自然选择学说所说的那样在后代保存、扩散开来，就象一个白人到一个非洲黑人部落结婚生子，几代以后他的后代就会完全变成了黑人。达尔文虽然从动植物培养中知道一个优良的性状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但是他没有一套合理的遗传理论来反驳简金。达尔文被迫做出让步，承认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也是成立的，可以用来补充自然选择学说。事实上，在达尔文逝世（1882年）前后，生物学界普遍接受拉马克主义，而怀疑自然选择学说。如果达尔文知道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实验，就不会在遗传问题上陷入绝境了。孟德尔在1865年就已经发现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独立分配定律。生物遗传并不融合，而是以基因为单位分离地传递，随机地组合。因此，只要群体足够大，在没有外来因素（比如自然选择）的影响时，一个遗传性状就不会消失（肤色的融合是几对基因作用下的表面现象）。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一个优良的基因能够增加其在群体中的频率，并逐渐扩散到整个群体。很显然，孟德尔主义正是达尔文所需要的遗传理论。可惜，孟德尔的发现被当时的科学界完全忽视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孟德尔主义在1900年被重新发现时，遗传学家们却认为它宣告了达尔文主义的死亡，在他们看来，随机的基因突变，而不是自然选择，才是生物进化的真正动力。只有一些在野外观察动植物行为的生物统计学家仍然信奉达尔文主义，因为他们所观察到的生物对环境的奇妙适应性，是无法用随机的突变来解释的。四、伟大的综合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的开始融合，是在孟德尔定律被重新发现之后二十年的事。这一次不是一个科学巨人的孤身奋战，而是群星灿烂了。在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人费歇(R. A. Fisher)、荷尔登()和美国人莱特(S. Wright)。他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不仅不互相冲突，而且相辅相成。那些在野外做观察研究的生物统计学家所获得的进化论数据，都可以从遗传学原理推导出来。在孟德尔遗传学的基础上，自然选择可以完满地解释生物的适应性进化，根本不需要拉马克主义（拉马克主义这时候也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孟德尔遗传学正是达尔文梦寐以求的遗传学！这些理论研究工作，是在1918年开始，而在三十年代初基本完成的。1930年，费歇发表了《自然选择的遗传理论》；1931年，莱特发表了《孟德尔群体中的进化》；1932年，荷尔登发表了《进化的动力》。这三本经典著作，构成了现代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理论研究，涉及到复杂的数学计算，不是一般的生物学家们所能理解的。而且只有理论没有实验，也很难被生物学家们所接受。因此，他们的研究工作，对当时的生物学界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生物学界出现了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不仅有耐心去弄懂这些繁琐的数学计算，而且用实验来验证这些计算，他就是俄国出身的美国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T. Dobzhansky)。杜布赞斯基师从俄国遗传学家契特维里科夫(S. Chetverikov)研究果蝇遗传学，1927年移民到美国（两年后他的老师被苏维埃政府逮捕，实验室被关闭）。他与莱特合作，以果蝇为实验材料证实了莱特的理论工作。1937年，杜布赞斯基发表了《遗传学和物种起源》。在这部继《物种起源》之后最为重要的进化论论著中，杜布赞斯基在理论上和实验上统一了自然选择学说和孟德尔遗传学，对博物学家和实验生物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刺激了各个领域的生物学家都投身到进化论的研究当中来。接下去的十年，是现代进化论硕果累累的十年。动物学家迈耶(E. Mayr) 把现代进化论应用于分类学研究，并提出了在地理变异和隔绝条件下新种产生的模型。古生物学家辛普森(G. G. Simpson)的研究表明现代进化论能够很好地被用于解释化石记录，而植物学家斯特宾斯(G. L. Stebbins) 则指出植物的进化同样能被现代进化论所解释。到本世纪四十年代，现代进化论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生物学的所有领域。1942年，朱利安·赫胥黎（进化论奠基人之一汤姆逊·赫胥黎之孙）发表《进化：现代综合》一书，综合了现代进化论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现代进化论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综合学说”，也即新达尔文主义。标志着这个伟大的综合过程的最终完成的，是1947年在普林斯顿成立了“遗传学、分类学和古生物学的共同问题委员会”。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三十个学术权威代表着生物学的不同领域，但有着一个共同的观点：达尔文主义和孟德尔主义的综合。

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紧接着，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并很快出版这部巨著。这是达尔文 (1809-1882) 的详细生平，供参考19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 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对神学院的神创论等谬说十分厌烦，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自然科学讲座，自学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热心于收集甲虫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迅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哪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这大学生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市内的剑桥大学走去。这个大学生就是查理·达尔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为“达尔文”。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 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意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 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 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后来，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紧接着，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并很快出版这部巨著。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很多著作。达尔文本人认为“他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著作。还有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如：达尔文本人所写的著名的《考察日记》和《贝格尔号地质学》、《贝格尔号的动物学》等。在他的著作中，具有特别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物种起源》，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理论的逐步发展过程。《物种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因为《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种起源》的出版，引起造化论者和具有目的论情绪的科学家们（而这些人却是占绝大多数）对达尔文学说的猛烈攻击，也引起维护达尔文主义的相应斗争，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除达尔文本人外还有进步的博物学家；他们到处都成为达尔文学说的热烈拥护者。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这个我查了一些资料，找到了这些，你可以参考一下20世纪中期英国人类学教授爱利斯特·哈代爵士认为：距今400万年至800万年前这一时期的人类祖先并不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海中，这里存在一个化石的空白期。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存在着几百万年的水生海猿阶段。大约在400万年至800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北部曾经有大片地区被海水淹没，海水分隔了生活在那儿的古猿群，迫使其中一部分下海生活，进化成为“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却，已经适应水中生活的海猿重返陆地，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 这个“海猿”假说同时也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最早学说。 “海猿说”也有丰富的论据： 第一， 人的身体表面裸露无毛，却有皮下脂肪，这与灵长类动物大大不同，光洁无毛的身体与丰富的皮下脂肪更适宜在较冷的海水中生活并保持体温。 第二， 人体无法调节对盐的需求，而且要“出汗”来调节体温，这是“浪费”盐分的，而灵长类动物却不需要靠出汗调节体温，反而具有对盐摄入量的控制与渴求的机制。这说明人类是从盐分丰富的海洋中来。 第三， 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都不是游泳能手。 2002年一位叫米高尔·奥登的法国医学家提出了更加离奇的新观点：人类和海豚的亲缘关系超过猿猴，人类的祖先是海豚。其论据是： 第一，人类本性亲水、猿猴厌恶水，这是最明显的分水岭。人的婴儿一出生就有游泳的本能，而且人的脊柱可以弯曲，适宜水中运动，而猿猴的脊柱是不能后伸的。 第二，人的躯体和海洋哺乳动物一样光滑，头部却长满浓密的头发。 第四， 人类能以含有盐分的泪液表达感情，有趣的是，海豚也会流泪。 第五， 人类喜欢吃鱼、虾与海藻，猿猴却不喜欢。 假如说这些牵涉到人类起源的理论还比较空洞和难以把握的话，那么考古遗址的分布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远古人类并不象我们曾经推测的那样因为没有高科技大船的出现而畏难于海，相反，他们与海异乎寻常地亲近！这个道理可能就象远古并没有天文科学但是人人却了解星空一样 。很可能古人使用简单的航海工具做出了许多我们今天无法现象的航海事业。类的祖先由树上下到空旷的地面上生活后，逐渐能够使用树枝和石块等来防御猛兽，或挖掘根茎等来食用。在这个过程中，古猿的身体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四肢行走转变成两足直立行走。这一转变不仅增强了人类祖先的生存能力，也使他们的身体结构发生了一系列适应性变化，如身体重心下移、下肢骨增长、骨盆变短增宽、脊柱从弓状变为S形等。因此，可以说人体的基本结构特征都与两足直立行走有关。此外，两足直立行走还使人类祖先的前肢从用来行走和支持身体中完全解放出来，为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脑的进一步发展和增大创造了条件。两足直立行走的重要意义，使人类学家把是否具备这一条件作为人和猿分界的一个重要标准。 人类的祖先在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制造工具。早期人类制造的工具都是石器(如图)。这些石器常常与动物的遗骸和人为弄碎的骨头一起被发现，由此古人类学家推断，石器的出现与早期人类的狩猎和肉食行为密切相关。在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人类祖先的大脑越来越发达，并逐渐产生了语言，形成了人类社会。 自从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之后，不久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人是进化而来的。人类最初在树上活动，之后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树木的减少和人口或者说还不能直立的原始人或者说动物的数量的增加树上活动已经不能保持物种的全体延续，于是人类开始下地活动，并且逐渐的学会了利用自然界的东西，人类逐渐的直立起来，掌握了劳动的一些基本的技术，然后逐渐的进化到我们今天的样子。虽然科学家对于现在人类究的起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还存在争议，即究竟人类是从一个地方进化而来的还是在世界各地许多的地方同样的进化进程都是存在的还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人类这样的进化历程。但是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在没有新的科学证据面前我们只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正如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以前，大部分人都接受上帝造人的说法一样。在这里笔者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说就有新的证据来推翻达尔文的说法。只是就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怀疑。当然了这样的怀疑，可能也不是笔者自己首先想到的，可能笔者在其他的地方看到过，只是已经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了。因此没办法直接引用，只好粗略的说明了。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自然界适者生存，曾经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当时的另一个生物学家提出来的观点，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是一个关于长颈鹿的例子，达尔文认为长颈鹿的脖子之所以长是因为，在非洲的自然条件下，树木长得比较高而地上的草比较少，因此食草动物只好伸着脖子去够树上的叶子吃。另一个生物学家，好像是赫胥黎，认为长颈鹿的形成是因为由于长颈鹿不断的向上伸长自己的脖子，每一代长颈鹿的脖子都会长一点，逐渐进化成现在的样子。而达尔文认为并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是因为即便是同父母的长颈鹿的发育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只有那些脖子较长的长颈鹿才会生存下来，而脖子较短的就只好早早的死去或者长得很瘦弱，没有能力或者没有其他的同类愿意或者本能的与之交配，也就是不会产生后代，而只有脖子长的长颈鹿才会产生后代，它的后代当中也只有脖子长的才会有下一代，长期变迁的结果长颈鹿就进化成现在的样子。 而且适者生存的道理不但应用在物种上面，在物种的身体机能上也有同样的演进，比如人类都有动耳肌，但是几乎没有人用，这个功能就逐渐的退化，或者说已经遗忘了，虽然人类都还存在这块肌肉。笔者曾经和人打赌说耳朵不会动，结果输了一顿饭，后来笔者经过一个星期的联系，而多也可以动了，而且比之和笔者打赌的人更胜一筹，就是可以两个耳朵不同时动，让那个耳朵动，那个就动。提出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人类的一些功能可能会遗忘，但是可能不会消失。当然了也可能提出反证说这只是因为人类还没有进化到消失的地步。但是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人类自身能动作用的结果。用现在知识说就是人类的基因发生变化导致人类不断的进化，但是这样的说法还是解释不了一些问题。 因此，首先提出一个疑问，人类为什么没有毛发，这里并不是一点毛发也没有，而是相对于其他的哺乳动物来说，人类毛发太少了。这一点以前的进化论的观点是解释不了的，因为根据以前的观点，没有用的机能会逐渐的被淘汰，但是人类直到1万年以前应该还是靠毛发来保持体温抗寒的。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已经和今人几乎一样了。这对于人类有重大价值的身体机能怎么消失的，按照以前的理论应该是毛发更加的密集的人才会被大自然选择。而人类明显没有用的动耳肌到今天仍然没有退化完成，最有用的毛发为什么会退化的这么彻底呢？ 其次，我们知道人类的性交体位多是正面的，但是在陆上哺乳动物当中却找不到另一个这样的例子。而我们所知道哺乳动物当中只有水中哺乳动物才是正面性交的。这如何解释？ 再次，不知道又没有人注意过，人类毛发的生长方向，虽然我们可以把发型设计的各式各样，但是我们毛发的生长方向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人类的头发都是有一个或者两个中心更特别的人有三个中心，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泉”，然后沿着中心向四周生长，最终向下，这和大部分的哺乳动物一样。但是再往下，人类的胡须就不是这样了，可以看一下几乎所有人的耳朵以下，下巴以上的胡须都上向后生长的，而不是向下，按说我们直立行走的人，由于重力或者更由于雨水和汗水的原因，应该都是向下的，但是并不是这样。如果这还不明显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自己的手臂，是不是每个人手臂上的汗毛都是横向生长的，我们的祖先不可能总是横向举着手臂的。但是再看其他的哺乳动物的毛发的生长方向都几乎是按照雨水的流向来生长的；这又怎么解释。 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人类的最初记忆或者说神话当中都有关于洪水的故事；比如大部分的路上动物都对于水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或者说恐惧，但是人类却没有，甚至对于水还有一种亲切感。但是这些问题好像说起来有点牵强，不像前面的几个问题更容易说明。 这些疑问，我想有一种解释是比较适当的，就是人类的直接祖先曾经经历过一段水中生活，也就是说人类曾经长期的生活在水中，而且不是水路两栖的那种生活，而是长时期不间断的生活在水中；只有这样解释才有可能说明为什么人类身上会没有毛发，性交的体位和其他的哺乳动物也不一样，汗毛的生长方向也不是按照陆生动物的规律生长。这样还可以为人类的起源一元说增加一点支持，因为不可能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会有同样大的水导致人类不得不生存在水中，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部分的陆生植物都比人类的历史要长，如果世界各地都发生大洪水的话，那么这些植物的历史就不可能比人类的历史更长了；而且人类在水中比在陆地上更可能散布到世界各地，人类是社会的集体的动物，如果不在水中的话那么必然会以一个中心向四周扩散，正如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故事一样，从中原地区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边远地区。但是在水中，集体的人类极容易失散，也就是极容易散布到世界各地，最终形成今天的人类，人类为什么最终不在水中继续生活下去，而上到陆地上，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极地的水大量的冻结，结果水平面急剧的下降，陆地上能提供的食物逐渐的超过水中，人类开始了两栖的生活，最终逐渐的离海边越来越远，然后有了我们元谋人、蓝田人等的出现。 这样的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支持，但是我最终的目的不在于说明人类究竟是怎么起源的，而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说明，我们对于事情的思考不应该人云亦云，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和想法，我们对于事情的解释也不应该完全的垄断在一种学说的下边。正如我们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而不应该是一元的，包括政治制度在内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英文原名：Charles Robert Darwin，－），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机能心理学的理论先驱。他出生于英国施鲁斯伯里镇的一个医生家庭，因心脏病逝于英国肯特郡唐恩村。达尔文的祖父曾预示过进化论，但碍于声誉，始终未能公开其信念。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825年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因为达尔文无意学医，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并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 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这样，他可以继续他对博物学的爱好而又不至于使家族蒙羞，但是达尔文对自然历史的兴趣变得越加浓厚，完全放弃了对神学的学习。在剑桥期间，达尔文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植物学家 J.亨斯洛和著名地质学家席基威克，并接受了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的科学训练。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先在南美洲东海岸的巴西、阿根廷等地和西海岸及相邻的岛屿上考察，然后跨太平洋至大洋洲，继而越过印度洋到达南非，再绕好望角经大西洋回到巴西，最后于1836年10月2日返抵英国。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尔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正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至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 R.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心理学史家 D.舒尔茨在1981年评论道：“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进化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经常引证人类和动物的意识反应。由于心理学与进化论中的意识相一致，因此心理学不得不接受这一进化的观点。”达尔文的著作至少从四个方面影响了心理学：它强调动物和人类之间心理机能的边续性； 它把心理学的课题改变为意识的机能而非意识的内容，把心理学的目标改变为研究有机体对其环境的适应； 它为各种可供选择的调查和研究方法提供了合理的证据，而非仅仅局限于实验的内省； 它注重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 达尔文对机能主义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他的进化论引导了美国机能主义学派心理学思想的兴起，从而开启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心理学新时代。主要著作：物种起源：1859 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 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1871 人类和动物的表情 ：1872进化论（evolution）在19世纪后用于生物学，专指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发展。又称演化论。evolu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evolutio，表示展开或把一个卷紧的卷松开的意思。参见进化。

1.地球上的生命有太多的故事，而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却是有关我们如何得到双腿的故事。科学家相信，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鱼登上了陆地，长出脚，开始走路。这是生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因为那条鱼正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不过，那条鱼是怎样长出脚的，又为什么要长出脚呢。一个多世纪以来，哪怕最优秀的科学家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倒是有一个向导，就是进化论的创始人——查尔斯·达尔文。达尔文说过，答案就躺在岩石堆里。在某个地方，一定可以找到某些化石，而这些化石能说明一切。于是，古生物学家走遍了世界，只是为了找到它们。不幸的是，这么古老的化石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科学家找得越久越多，就越意识到有一种重要的化石不见了，这成为对整个进化论的一大挑战。而有关我们是如何获得双脚的故事，也就变成了对“终极失落化石”的追寻。早在150年前，这种连续不断的追寻便开始了，起因仅仅是一项简单的观察结果：好大一群看似无关的动物，其实都是相关的——它们都有四肢，所以它们被统称为四足动物。

2.人是四足动物，因为人有两只手、两只脚，猫、狗、马很明显也是四足动物，事实上，所有哺乳动物都是四足动物。鸟、青蛙、蜥蜴，甚至没有脚的蛇，和看似没有脚的鲸，也都是四足动物。所有四足动物，无论各自看上去多么千差万别，其表皮下面的结构却基本相同。对这一事实，科学家也感到迷惑。恐龙有脊骨，人也有脊骨，四足动物都有脊骨；也都有盆骨连接在脊椎上，用来支撑体重；同样都有胸廓，用来保护心脏和肺。四足动物都通过鼻孔呼吸空气，其四肢的顶端都由一根骨头组成，下面则都有一对骨头伸向手或脚，而且手指或脚趾看来从未超过5根。不仅恐龙和人是这样，就连鲸也是如此，在鲸的鳍状肢下面，照样有5根指头。这种相似性使科学家相信，所有四足动物一定都来自于一种共同的祖先。为证明这一点，他们认为只需要两种化石。首先，需要最早登上陆地行走、而且是用4只脚、并且每只脚都有5根脚趾头的四足动物；其次，需要最早长出脚的鱼，正是这种鱼变成了最早登陆行走的四足动物。找到这两种动物的化石，对它们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可知道鱼为什么会长出脚来。

3.有一条重要线索引导科学家进行探寻，那就是这一进化很可能发生在4亿年前的泥盆纪。可是，泥盆纪离现在如此之久远，以至于连那个时代的石头如今也难觅踪迹，更不用说什么化石了。但是，科学家知道，在泥盆纪以前，陆地上没有行走的动物，而在泥盆纪以后，陆地上到处都是行走的动物，因此四肢的进化一定是在那时发生的。  教科书上说，泥盆纪可真是酷热难耐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生物能在陆地上存活，连植物也不例外。那时的陆地可真是一片贫瘠、空荡的荒野，了无生机。这就是说，当时地球上的绝大多数生物只能呆在水中。这是鱼的时代，其中的一条鱼——最早长出脚的鱼——的化石，就是科学家们需要找到的第二种化石。可以说，人也是一条鱼，准确一点，从鱼进化而来。

找到祖先了吗

寻找那条鱼的化石好像并不难。到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科学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类鱼的身上，它们就是生活在泥盆纪的圆鳍类。

4.圆鳍类的鳍里有着独一无二的骨结构，似乎是人类大腿和手臂的前身。尤其是其中一种圆鳍类——早已绝迹了的掌鳍鱼，更是具备所有的腿骨，只是缺少脚和趾。于是，科学家们认为这条鱼正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先，是我们没有四肢的祖先。

20世纪初期，有学者提出了一种理论，用来解释这条鱼为何会进化出腿来，并开始行走。那个残暴的泥盆纪太阳，一定是大旱的根源。原本生活得自由自在的鱼儿们，一下子被困在了日益干涸的水塘里，直面死神。为了活下来，一些掌鳍鱼不得不逃离水坑，寻找深水区。于是，就像现在的跳跳鱼一样，掌鳍鱼拖着自己的鳍，勉强“走”上了陆地。其中一些掌鳍鱼开始在陆地上演化，它们的鳍变成了四肢，并且长出5根手指和5根脚趾，从而开始行走。

5.这样，它们就变成了四足动物，成为我们的祖先。它们之所以会长出四肢，是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做我们都会做的事：在陆地上行走。“水塘干涸”理论看来便解释了一切——我们为何会长出四肢，以及我们是从什么动物进化而来的。要想证实这一理论，只需找到地球上最早出现的那种四足动物——那种鱼一登上陆地便演化而成的动物，即前面所说的第一种化石。如果正如科学家预料，这种动物恰有5根手指和5根脚趾，那么便大功告成了。为此，许多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找这种神秘的动物化石，却未能找到。  要想见到露出地面的泥盆纪岩层，只有到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去，其中之一是格陵兰。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一组瑞典科学家多次造访了此处，其任务正是寻找第一种有腿的动物。在这组专家中，寡言少语、固执己见、在整个古生物学界都最不招人爱的埃里克·贾维克，却找到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最早长出腿脚(而不是鳍)的动物。贾维克把它称作鱼石螈。

6.从达尔文时代之后的1859年开始，人们就一直在寻找这种意义重大的动物，而今终于找到了，这当然令整个古生物学界欢欣鼓舞。现在贾维克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重建这种古怪动物的解剖结构。这一切当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贾维克是一名非常出色的解剖学家，而且自1948年就已开始工作，却直到1996年才完成基本分析。其间他完成了两篇论文，证实了现行的理论。贾维克说，鱼石螈确实是一种在陆地上行走的四足动物，它有5根手指和5根脚趾。由此，我们为何会有手脚这个谜便得到了回答：当掌鳍鱼拖着鳍挣扎登陆之后，它便演化成为最早的四足动物——鱼石螈。这与科学家的预测完全一致。

7.

但立即有人指出，贾维克的说法有很大漏洞，鱼石螈很可能不是直接从掌鳍鱼进化来的，因为二者之间差异太大。鱼石螈是完全成形的四足动物，也就是说它有胸廓，盆骨连接在脊骨上，肢体上有指头和趾头。而掌鳍鱼仍然是鱼，尽管它已有原始的腿骨，却未显示出多少向四足动物进化的其他特征。这就意味着，必须找到一种“中间动物”，它能显示从鱼向四足动物的转变的确发生过。因此，这种“中间动物”应该既能行走，又是一半像鱼、一半像四足动物的动物。“中间动物”也就是达尔文所称的“过渡形式”。“过渡形式”正是进化理论的核心，因为它们表明一种动物能够变异成另一种动物。当环境条件发生剧变时，进化过程中就会出现“过渡形式”。那些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动物会灭绝，但偶然的变异最终往往是保证存活的关键。随着一群古怪的变异动物在新环境中挣扎求生，其中大多数会很快消亡，只有少数将变成“过渡形式”动物，即半像旧动物、半像新动物的“中间动物”，而新动物将完全摒弃旧的生活方式。“过渡形式”的化石，因此成为所有物种演化中最重要的化石。

8.不过，“过渡形式”同时也是最罕见的动物种类。从它们的性质不难看出，它们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又只生活在一个非常短暂的过渡时期，当全新的动物演化出来之后，“过渡形式”即彻底消失。事实上，多年来只有一种被认为是“过渡形式”的动物——始祖鸟，它被一些科学家认为是有羽毛的恐龙，标志着恐龙向鸟的过渡。推测起来，“过渡形式”会很快被其自己的、更发达的后代所取代，这种“过渡插曲”在生命演化史中相当短暂，参与过渡的物种数量及每个物种的个体数量，看来都相对很少。   而麻烦在于，如果在掌鳍鱼和鱼石螈之间找不到半鱼半四足动物这一“过渡形式”，就无法透彻解释我们为什么会长出腿脚

9.如果科学不能确凿地说明鱼如何进化成四足动物，神创论者便振振有词。西方一名身为博物馆馆长的神创论者说：现在的化石数量，该比达尔文时代多出许多了吧?光我们博物馆就有差不多257块不同种的化石。如果进化论没错，其中总该有哪怕几块“中间动物”的化石吧?可为什么一块也没有?恰恰相反，每种动物看来都非常成形，没有祖先，也没有“过渡形式”。据此，神创论者更坚持说，世界是按照神的旨意，在6天时间内创造出来的，所有动物当然也是由神创造的，所谓“进化”是根本不存在的。科学家也认为，尽管“过渡形式”数量稀少，存活时间又短，成为化石的机会也很少，但是如果连一块这种化石也找不到，那么神创论对科学的挑战就将继续下去。于是，古生物学家铁了心，一定要找到鱼和我们最早的祖先之间的“过渡形式”。  1938年，就在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夕，南非东伦敦博物馆的管理员、31岁的梅约丽女士，来到当地码头边撒网捕鱼。一网鱼上来，其中一条她从未见过的怪鱼引起了她的注意。这条丑陋的鱼长约1．5米，体色是金、银、蓝、绿错杂，还有白色的斑点。最令她吃惊的是，这条鱼的鳍简直与众不同。她立即把鱼带回博物馆，作了防腐处理，接着请另一名南非专家辨认这条鱼。这名老专家见了鱼后惊呼：“哎呀，小姑娘！这可是全世界的头条新闻哩，它是一条腔棘鱼！”要知道，腔棘鱼是生活于泥盆纪的一种圆鳍类，人们以为它早在7600万年前就已灭绝了哩！而今发现它竟然还活着，就好比找到了一头活体恐龙或一只活的始祖鸟。当时的整个科学界，理所当然地惊呆了。此后的好几十年里，腔棘鱼一直被认为是鱼和四足动物之间的“过渡形式”。不过，当时无人对它有足够了解，人们只把它当成是一种活化石。发现第一条腔棘鱼后的第13年，终于找到了第二条活的腔棘鱼。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它并不会用鳍行走，而只会游泳，也就是说，它只是一条鱼，而不是“过渡形式”或“中间动物”。

10.手指七八根

又是3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找到“过渡形式”，也就是没有找到用鳍行走、并最终进化成我们有脚的最早祖先的鱼。一直到了1981年，古生物学的“复仇天使”终于降临了。这一年，金妮·克兰克完成了她的毕业论文，来到英国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工作。金妮一直梦想着能加入到探索“我们为何会长出脚”之谜的队伍中，正在这时，一位同事对她说：别担心，机会马上就到。这位同事带来了一本学生笔记，是一名学地质的学生写的，他曾于1970年去过格陵兰。他写到，尽管他了解岩石，很不了解化石，却在格陵兰的山上发现了大量鱼石螈化石。虽然他语焉不详，但却好似一声惊雷。要知道，当时世界上仅存由贾维克找到的鱼石螈化石。金妮当即决定去一趟格陵兰。到达目的地之后的两星期过去了，仍未找到那位学生描述的地方。正当金妮开始认为自己可能找错了地方时，却出现了惊喜——吹开覆盖的尘土，她看见了一副头骨的一部分。  金妮找到的并不是鱼和四足动物之间的“过渡形式”，但同样是罕见的发现。这是另一种泥盆纪的四足动物，叫作刺棘螈。刺棘螈与贾维克的发现不同，但明显来自同一祖先，因而也与人类相关。刺棘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二种泥盆纪四足动物。金妮带了十多块刺棘螈化石回剑桥，但直到1990年，这趟旅行的真正重要性才浮现出来。当时，金妮的一名同事开始分析金妮已放弃的刺棘螈化石样本。当他准备从岩石中挖出刺棘螈的“手”时，他想一定会找到5根手指。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最终找到的手指不是5根，而是8根!再进一步核实，没错，刺棘螈的一只手上真有8根指头!这就是说，所有教科书上都写错了——因为最早的四足动物根本不止有5根手指!这立即引出另一个疑问：如果连100年来探寻背后的最基本假设都不正确，那么其他还会有错吗?   科学家现在相信，我们最早长出脚的祖先一定会有多根指(趾)头。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最终减少到5根。由此看来，另一个基本假设——脚进化出来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方便行走，也可能不成立。观察刺棘螈的肢体可以看出，与其说它的肢体像用来承重、走路的，还不如说更像用来划水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脚之所以会进化出来，最初可能与在地上行走毫无关系。

金妮从格陵兰带回的化石也包括鱼石螈，也就是贾维克发现的四足动物。在对刺棘螈的分析改变了一切旧认识之后，金妮自然想到了再数一数鱼石螈的趾头数量。结果发现，鱼石螈有了根趾头，而不是贾维克所说的5根。不仅如此，与贾维克说的不同，鱼石螈的脚也不是用来行走，而是像桨一样划水。此时贾维克已过世3年，是不是他当时弄错了?或者是不是他故意作假?无人知晓。金妮的发现意味着，有关“我们为何长出、又如何长出四肢”的科学探索，必须全部重头再来。现在，科学家需要的就不仅是从鱼向四足动物的“过渡形式”——尽管这个“过渡形式”仍未找到，同时他们还得重新回答：“我们为何会长出四肢”。为什么会有动物需要脚，而脚又不是用来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