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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与化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先说胎质，主要的化学成分是氧化铝和氧化硅，打个比方说，氧化铝起到了“骨”的作用，氧化硅就相当于是“肉”。胎质中氧化铝的比例高的话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就清脆，反之胎就较软。再说釉，釉中的化学成分可以分为助熔元素和呈色元素。铁元素在氧化焰下呈黄、褐（酱）、黑色；在还原焰下呈青白、青色。铜元素在氧化焰下呈绿色；在还原焰下呈红色。钴元素在氧化焰和还原焰下都呈蓝色。锰元素在氧化焰和还原焰下都呈紫色。 我可是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啊喂，昨天有事就先没写完，等我把自己的作业写完就来补完

。先说胎质，主要的化学成分是氧化铝和氧化硅，打个比方说，氧化铝起到了“骨”的作用，氧化硅就相当于是“肉”。胎质中氧化铝的比例高的话敲击时发出的声音就清脆，反之胎就较软。再说釉，釉中的化学成分可以分为助熔元素和呈色元素。铁元素在氧化焰下呈黄、褐（酱）、黑色；在还原焰下呈青白、青色。铜元素在氧化焰下呈绿色；在还原焰下呈红色。钴元素在氧化焰和还原焰下都呈蓝色。锰元素在氧化焰和还原焰下都呈紫色。 dsafsdgfsfgf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学是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新兴学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陶瓷研究，它涉及现代陶瓷艺术这一新艺术门类研究的原则、观念和方法，并且它将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纳入到艺术史研究的范畴。本文运用艺术史研究的方法和心理分析的视角，试图强化和提升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的理论意识，以理论的实践来促进现代陶瓷艺术的有序发展，从而构筑一个完整的陶瓷艺术世界。 关键词：现代陶瓷艺术史 艺术史研究 心理分析 现代陶艺 瓷艺 [引言]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意义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门研究陶瓷艺术的发展现象及其规律，研究陶瓷历史的演变过程、研究陶瓷理论及其批评的科学。也就是说陶瓷艺术史学要研究陶瓷艺术家、陶瓷创作、陶瓷鉴赏、陶瓷活动等陶瓷发展现象，同时也要研究陶瓷思潮、陶瓷理论、陶瓷美学、陶瓷艺术发展史、陶瓷技术发展史等本身的历史。陶瓷艺术史学既可以运用自己特有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借鉴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学、考古学、美术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涵盖着其它的学科研究，而不应成为一个简单的考古史料发掘或一门单薄的技术发展史，并可形成许多研究的边缘地带或者形成新的交叉学科。 中国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陶瓷研究。陶瓷研究意义比较宽泛，涵盖专门的陶瓷考古、陶瓷历史、陶瓷科学、陶瓷美术，考古学家注重探讨中国古代陶瓷的时代特征和历代窑址以及窑具状况；历史学家偏挚于中国古代陶瓷经济史、技术史的历程；自然科学家致力于历代陶瓷的胎质和釉层内部的物理??化学结构，力图揭示恢复和发展中国古代陶瓷精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发展方向；陶瓷美术则侧重于历代陶瓷的装饰画面，试图寻找它与中国书画艺术某种渊源关系。 陶瓷艺术史学是一种现代形态的新兴学科。陶瓷艺术史学涉及的具体重要方向为陶瓷艺术史的研究原则、观念和方法、研究工具、鉴定手段等，和陶瓷艺术史的研究著述，即陶瓷史的研究成果。 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史学是指在1985-2002年的这一段时期所产生和发展的陶瓷艺术思想，陶瓷艺术的观念和理论，以及相应的批评。这一时限的划分也是为了确定陶瓷艺术的科学与理论建立和发展的特殊性。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学需要放在中国现代艺术史学发展的情景中考虑，在进入20世纪后，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翻译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人文学科的创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尤其在八十年代初，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学说、女性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归入艺术史研究的概念及范畴。对西方艺术史学家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渐成规模，艺术史鼻祖温克尔曼(J?J?Wincklemann)在1764年《古代艺术史》对特定的艺术作品系统的阐述，详尽地勾勒了古代艺术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历史逻辑，其思想的深度和研究的深度开启了艺术史学研究的大门。【1】从英国的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沃特?佩特(Walter Pater)至罗杰?弗莱(Roger Fry)、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再到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 他们优美的语言、对艺术作品细腻的审美能力以及敏锐的批评判断力极大的丰富了艺术史的语言。再如德国艺术史家从鲁谟(Rumohr)、沃尔夫林、到维克豪夫(Wickhoff)、李格尔(Riegl)、德沃夏克(Dvorak)、直至潘诺夫斯基(Panofsky)，尼古拉乌斯?佩夫斯纳终其一生，力图揭示艺术史中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况且国内艺术史学者范景中、杨思梁对贡布里希进行专门的研究，对国内艺术界影响很大。另外一位学者曹意强对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学术的诠释也有利于中国艺术史学方法论的发展。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选择的期限是1985?2002年，与古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相比不仅从时间段上有所不一，并且在批判标准和研究方法上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选择。这段历史迫使我们在看待现代陶艺史的强烈热情之上，再冷静地运用历史的能力，对此作一番反省，在着手描述现代陶艺同时树立科学的史学观。上限之所以为1985年，不仅在于此时期文学艺术思潮极为活跃，如“八五思潮”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具有革新意义；同样在当时不为人注意的陶瓷艺术领域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陶瓷革命运动。1985年5月全国首届部分陶艺家研讨会(湖北蕲春)具有启蒙的开端??“什么是现代陶艺”，“如何发展现代陶艺”这系列问题作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与传统陶瓷艺术发展不同的宏伟勾划，表明陶瓷艺术界第一次以群体共识开始寻找新的艺术语境、文化思想。由此形成的这种潮流已经改变了陶瓷艺术在观念和风格方面的整体格局，并迅速席卷到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大风暴中。【2】其下限为2002年，从广义可以延伸到现在，作为史学研究规范而言，采用一种紧慎的态度，以2002年9月陶艺作品作为独立于雕塑和设计类之外的单独门类被邀请参加彭德、李小山策划的“中国现代艺术三年展”为止，说明陶瓷艺术在现代艺术领域内已经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位置。【3】在这段时限中，关于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研究和著述颇丰，但形成系统理论形态鲜见，本文将从艺术史学的范纳对这一特殊时段理论的探索作出客观的评价，并尝试用心理研究的视角来扩充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其它研究方法一样来共促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 一、现代陶瓷艺术研究的史学观念 艺术史是一门在历史的框架中研究和理解人类所创造的视觉产品的学科。它与其他历史研究一样，都是所谓的“历史”大家族的一员。而“历史”一词源于古希腊，意即“探索”，也就是理解人类过去所发生的，或想象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因果关系。可见历史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理解世界的智性形式，而艺术史正是这种智性形式的表现。正是人的求知欲，促使我们想了解经典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创造过程及与之相关的情境。而这种知识，对于发展和理解当下的艺术十分具有意义。人类凭借象征符号来认识世界、交流思想，并记录这些活动，艺术无疑是这个图像符号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德国艺术史家施纳泽是西方艺术鉴定学的先驱，对艺术的“本体”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时代的艺术……类似一种图画和文字，一种专论，披露了特定民族的秘密本质。一部连续不断的艺术史，展现了人类精神持续进化的景象。[4]事实上，“艺术史”即不是专业实践者的创造，也不是历史学科的附属。它是19世纪欧洲伟大的史学发展的有机部分，并为这个整体运动提供了新的视野。当时将艺术风格视为特定民族和特定时代的社会与精神的索引，是19世纪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特征。这种做法强调了传世艺术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往昔的作用，同时也赋予了艺术史以哲学的基础。并且就以形成为历史研究可凭借的材料有文献载籍，图像遗物，风俗习惯和口述历史等。英国批评家拉斯金将之概括为“言辞之书”、“行为之书”和“艺术之书”，他断言这三部书合成了“伟大的民族自传”，而“艺术之书”是最值得信赖的史料。[5]可见，艺术史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必要形式，是我们认识过去与现在和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知识分枝。艺术史即在一个历史的框架里，从尽可能宽阔的人类活动背景中，去探索和理解其视觉产品，而以此种方式研究艺术创造史又可增加我们对人类其他历史和创造性的理解。于此，艺术史必定是一门人文科学。 同时在整个西方艺术史学史的研究中呈现不同的方法及状态??内部艺术史和外部艺术史及关注个体艺术家的艺术史。内部艺术史一般指鉴定、形式和风格分析和材料研究，被成为艺术史之父的沃尔夫林认为艺术史的真正目的是研究风格而非个别艺术家的历史，他的终极目标是要探究19世纪和20世纪初人们所理解的人类心理学或“心性”，希望从风格转变背后读解出精神的“征候”，读解出人类文化表现的“统一原则”或“基本态度”，解释一种风格就是将其置于一般的历史背景里，并证明它与其它学科所持的共鸣。沃尔夫林的视觉分析是受了当时的实验心理学，特别是知觉研究上的新发现的影响。[6]著名的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也是受了这种新发现的激励而采纳了类似的视觉分析模式，如李格尔的“形式意志”，更明确的把艺术视为人类知觉与精神进化的坐标系。并注重艺术史的每一个阶段，对以往所有被贬斥或忽视的艺术时代，罗马艺术、早期基督教艺术、手法主义和巴洛克艺术等，作了重新评价。在19世纪“历史思潮“影响下的鲁莫尔倡导注重殊相的研究模式：即重视收集个别事实，对具体的绘画作品进行深入的批评研究。这种方法使鉴定学成为19世纪艺术史的一种主流，并出现三位代表人物：意大利外科医生莫雷利为鉴定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其方法通过仔细研究画家描绘眼睛、耳朵和指甲等细节的惯用笔迹，辨别真伪；美国艺术学者贝伦森采用莫雷利的方法鉴别了15世纪意大利绘画，和德国艺术史家弗里德兰德也对尼德兰绘画作了同样的研究。所谓的外部艺术史则是指社会学和相关的政治和文化史探索。汉堡学者瓦尔堡认为内容重于形式，对艺术内容也就是主题开始研究。通过考察风格以及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知识和文化实践，去理解古典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延续的意义和原因。这种方法标志着图像学研究的新阶段。[7]潘诺夫斯基是瓦尔堡学派的一座台柱，他抵制沃尔夫林和李格尔的理论，对照复杂的视觉和文献资料，力图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别作品作出整体论读解。并对哲学、宗教和传统人文主义的强调，与之特别具有相关性。二战后，学术环境与观念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新的史学家，他们认为艺术史研究应当与当前的社会发展和知识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包括一切传统方法的新取向：新马克思主义、新的精神分析、女性研究、符号学及其可名为解构主义的东西。艺术史的研究也从而走向“世界艺术研究”，[8]萨义德等学者不断的强调要摆脱将西方的标准强加于其它文化的做法，将世界各地区的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 尽管艺术史家看法有多大的差异，他们的侧重点只是在构成艺术史的两个要素间滑动，艺术和历史。这取决于个别艺术史家的知识装备和秉性，同时又取决于普遍的知识环境，以及他所面临的艺术运动。这种特定时期的艺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盛行往往跟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艺术运动同步；[9]总之，艺术史研究对现实艺术的发展是直接相关的。 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高铭潞于此为基点，将历史学的观点纳入中国当代美术史的研究之中[10]，对我们今天研究现代陶瓷艺术史非常有借鉴作用。现代陶瓷艺术本来就是当下的艺术活动，“现代陶艺”的语汇是一种语定俗成的现象，是用于同传统陶瓷艺术区别的语言状态。对现代陶艺的界定为：它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体，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表现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这种审美价值重视挖掘的主要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新的表现方法和新的表现形式，将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视觉化，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和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多种认知。[11]传统陶艺是历来陶瓷工匠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现代陶艺却是作为个体的陶艺家的独立创造。传统陶艺多以实用为目的，注重技术性且有着严格的分工及规范，但远不及现代陶艺创造主体的自由发挥。现代陶艺在此基础上不仅从外观改变了陶艺的审美形象，而且在功能上走向一种纯粹的艺术创造，将陶瓷作为现代艺术实现的媒介，它创造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化的“瓶罐”，并将崇尚精致、规整、对称的古典陶瓷审美趣味转向随意自由、更富想象、更具人文精神的方向发展。它和当代其他艺术样式因此具备了同种表象特征：一、作为创作主体对当代文化的整体关注；二、创作者对个体出发，对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意义及生命价值的思考；三、对作为精神载体的材料语言和形式语言不断完善形成各自的风格。[12]从语义革新上现代陶艺以特殊的面貌出现，它是陶瓷艺术在现代发展中一个新的艺术形态，其艺术观念、审美意识均反映了当代艺术新的趋向，它和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是同一历史产物，将现代陶艺纳入艺术的范纳其意义不仅在于确认现代陶艺在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的地位，还在于它自身也有同样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现代陶艺的称谓，本文在此对杭间先生的理解持有不同的看法。杭间先生认为陶瓷艺术与陶艺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杭间先生如果从“观念陶艺”这一角度自然有合理性，但他将赫伯特。里德对陶器的理解为：“明眼人可以看到赫伯特。里德的‘陶器’实际上就是‘现代陶艺’”。[13]本文并非断章取义，这实际上易引起对现代陶艺理解的误读，现代陶艺只是现代陶瓷艺术的缩读，不应从文字为理解为陶器艺术，从而生硬的否决瓷器艺术或让它在当代艺术情景中消失。赫伯特。里德对西方陶艺的经典注释：陶器是一门最简单而又最复杂的艺术。它与文明的需求紧密相关；作为一种艺术媒介，陶器必然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的表现。凭借陶器我们便能对一个国家的艺术，即情感作出评价；毫无疑问，陶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的标准。陶器是纯艺术，是一门不带有任何模仿意图的艺术。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在用形式来表达人的意愿时，雕塑比陶器更具有局限性；陶器在本质上是一门最抽象的造型艺术。[14][这段对陶器论述几近完美，但只能表明现代陶艺发展中陶器的一面，解读瓷器艺术的当下作用还需放置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中。众所周知，瓷器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瓷器艺术是造型、装饰、材质、技术等多元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是艺术与科学的结晶，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文化特征。从形式上，颜色釉、釉上装饰、釉下装饰[15]的成熟运用和现代艺术观念的结合，也极大的丰富了现代陶艺表现的语言。80年代以来，以秦锡麟为代表的陶艺家汲取和借鉴明清民间青花率真简约的艺术特色，使青花艺术既具传统的民族风格，又富有现代审美意识，并为现代陶艺如何从形式上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立下开创意义。 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根据这近20年内重要的陶艺事件、陶艺家、陶艺作品和陶艺思潮。理顺这一发展过程也是陶艺理论研究之必要，纳入艺术史学研究方法，试图从艺术史的定位来客观看待现代陶艺。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一种历史性的生活，它是一种心灵或精神的生活，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历史是当代人的思想体现，是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的显示。卡尔。波普尔也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来作出自己的解释。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16] 二、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的心理视角 一门学问的核心往往是基于对人的知识探求和基本信条确证的批判性的反思。在此意义上，现代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也是对它们的有效性、可信性、可能性和价值性等的反省，因而它更是一种思想的方法论。它不仅是有关陶瓷艺术史本身的实证与清理，而更是对陶艺史这一学科的相关的概念、方法以及研究的倾向等的评判和再思。尽管这种理论的反思和研究之研究在今日的艺术领域中取得相应的重视已不再是什么新问题了，但是现代陶艺史学者是否已完全确立一种理论的、反思的积极意识却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如何以我们这一时代的理性思考来观照、估评以往陶艺实践中的诸种研究前提，不管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产物，殊非易事一桩。 就如许多陶艺家依然固执坚持，现代陶艺的领域不能给理论以一席之地，陶艺史拒绝自我的反省，有意回避理论性的思考，以保持陶艺史的应有之态，正是理论意义的确失才使其自身拥有文化学的意义。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曾说：“对于可理解性的追求绝不是在历史研究中偃旗息鼓的，仿佛历史研究便是这种追求的终点。相反，正是历史研究去成为任何对于可理解性的寻求的出发点”。对陶艺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是完全自足而与理论无涉的学术行为，它应是理性的重要驿站，是思想的积聚，在人文科学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中成为一道特别耀眼的风景线。 诘问现代陶艺史的历史，一方面是处于时间概念过程中的艺术史本体，是人所创造或经历的一切艺术活动，是过去了的一种精神的特殊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主体对于这种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等。当后者成为自觉的专业行为时，它就在其独特的领域成为所谓“陶艺史”这一学科。如何确证人对陶艺史本体的辨认、回忆、认识和评价似乎变成一种关键问题。无疑，越是接近这种陶艺史本体的叙述就愈有可信度和有效性。这种剖析的眼光不应只停留在个别而又具体的比较上，它力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剖析陶艺史研究的范式问题。这种陶艺史的本体并非一目了然的存在，反思陶艺史研究中的“重演”方式，就显得很为必要。没有对陶艺史研究的真正反思，便没有足够自觉的陶艺史研究，这样也会与“范式”相距甚远。现实有效地把握、设定或者调整陶艺史本体及其具体研究之间的必要张力，正为方法论的旨落实处。同时，陶艺史本体对于各种阐释的规范化，有助于制约、归正和范纳；事实上对于陶艺史本体的把握也总是主体化了的结果和经过心灵上的重演。美国著名的学者盖伊(Peter Gay)所言：“历史学者无论作什么选择都面临种种窘境。如同所有探求知识的人一样，他必须在两种同样有说服力却又相互矛盾的理论之间找到自己的途径。第一个理论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是不同的，有待研究和理解的，是一种已经确定了的现实；第二个理论则是：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我们的身份、民族性、性格、宗教以及所用的语言等都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17】这也恰如其分的揭示了陶艺史的本体与陶艺史研究之间的辨证关系。 陶瓷艺术一方面作为历史地发展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和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是处在新旧更替之中，这是陶瓷艺术史的普遍和无可抗拒的规律，是我们把陶瓷艺术史看成人类的文化发展的特殊印迹的第一根据。比较而言，古代陶瓷艺术研究确实未能揭示出现代陶艺所呈现出的个人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现代陶艺从附属的、装饰的成分成为一种卓然独立的艺术样式，在新的形式之中，陶艺家们也塑造出以往陶瓷艺术所无以企及的自然美、具体甚至人性化了的对象。并且陶艺史过程本身是最为具体不过的现象群落，充满着诱人的哲学思考。 值得认真对待的还有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们并不陌生那种先铺陈某一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再以一般的社会发展框定陶瓷艺术史的诸发展阶段的文本模式，不仅既远离了对陶瓷艺术史本身的独特规律的深入发掘，而且也无形之中使陶艺史的研究沦为至多是社会政治史的某种附庸而已。这种“史”的过于扩张的趋势客观上也把陶艺史研究的某些外围要求，如与陶艺本身的性质相关甚少的考证，无意地提高到了不恰当的重要位置上。应该确证的是，陶艺史毕竟不只是求证一般的史实甚至其中的繁缛环节。陶艺史更为根本的旨归还在于揭示通过视觉化载体表达的人类审美的特殊追求的历程及其内在的诸规律。否则，陶艺史将很难显示自身独立的特定品质。确认陶艺与社会方面的特殊关联的关键，在于由此深入到陶艺史本身的“内在机制”与“形式意义”的生成的认识，才不至于人为地排斥或贬低内容与形式的联系，而能逐步走向陶艺史的整体面貌。相反，一方面是貌似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塞满了与社会政治史中所运用大同小异的材料，另一方面则是对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罗列。前者所视而不见的正是陶艺史本身的历史机制的话，后者却是对陶艺家及其作品的生命个性的相对漠视。后者的情景更为影响陶艺史研究的质量提升。陶艺家在创造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独特的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其中有十分具体的痛苦、欢乐、悲哀、赞颂和欲望等。不能切入他们的个性世界及其作品的独特生命世界，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承诺。1550年意大利的名画家瓦萨里在《名人传》中写到：当我着手撰写这些人的生平时，我并不想通过艺术家作品的清单对艺术家们只作一种罗列而已……我不仅努力叙述艺术家的所为，而且还竭力要把平庸的作品与好的、更好的和最好的作品加以区分，同时又不无审慎地注意画家与雕塑家的诸种方法、习惯、过程、行为与心理等，探求……艺术完善化与衰微的种种原因和根源……。【18】这种自觉的觉悟体现了艺术史很早就被认定是一种理智的追求。然而，在陶瓷艺术史学研究中还表现出学者们总是羞于理论，很少阐明他们借以展开研究而必须确信无疑的理论：历史变迁的理论、形式作用的理论、相关性理论、功能的理论，以及致关紧要的检验理论。这种负面性实际上也延伸到了当代的研究情境之中，并且造成了体制化的结果。这样陶艺史不知不觉地在理会、整理与描述四件事情：一件陶艺作品的形成；一个陶艺家的生平；所谓陶艺运动的轮廓；以及与上述相关的某一主题的重现。这种几近套路的研究同样在现代陶艺史领域里有所表现。我们若要改变这种负面性，强化和提升陶艺史学者的理论意识，获得一种超越的动力，那么反思现代陶艺史方法论的要求就显得尤为必要了。而且陶艺史研究者的焦灼感极为引人关注，这种双重性在于既不满足研究的现状又刻意超越前人。看待于此，必须用一种批评的眼光审视那些运用哲学理论阐述陶艺史问题的激进学者。这当然有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要从哲学理论切入，经过文学理论和批评，再回到艺术史问题上。但这种迂回的方式可想而知又难以达到尽可人意的水准。另外一个让人苦思所想的问题，后代的陶艺家如何超过前人的创作与技巧，陶艺的携助与陶艺的创作的关系，陶艺品的真伪问题，何种渊源或是引发了后来的作品，为何导致一种风格走向另一种风格的有序进程，等等。如果陶艺史研究所需的就是诸如此类问题以及无数次的重复的话，又势必会把人们引向一种狭窄而又封闭的陶艺史观。 从陶艺史学的相关性方向看，关涉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前者侧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外部性(他律的、社会的和形式的性质)来探讨问题，后者偏重于从陶艺史现象的内部性(如自律的、心理的和内容的性质)上做文章。陶艺史学中的心理分析处于两者之间。1958年，美国的历史协会主席威廉?L.郎格曾经号召学会的成员把心理分析的方法作为历史学家的“下一项任务”，因为在他看来，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起到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六十年代以后，心理学的影响长驱直入于历史学的广泛领域。至七十年代，所谓的“心理史学”几乎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时髦。【19】尽管心理分析理论并不等同于整个心理学科，而且它和历史之间的互渗甚至也不是主要倾向，但是，毫无异议，心理分析对艺术史学科的启迪和推进应该是另人刮目相看，且在某些领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将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纳入陶瓷艺术史学的研究中，不仅仅高于它对一般史学的贡献，而且在某些问题上构成了历史性意义的事实，心理分析的具体阐释正日益和文化的、社会的眼光融合在一起，进而把它本身和陶艺之间的内在可能性和深化的启示程度推向新的境地。心理学说能够提供为陶艺史打通了指向无意识“隧道”的可能性，从而把陶艺史过程中的偶然性、隐蔽性和主体性更加具体至微地凸现出来，并且试图像某一学科分支那样能够涵盖和解释陶艺主体常态和异态的全景现象。沃尔夫林认为，对视觉的种种基础的揭示，包括对决定不同视觉方式的心理条件的揭示，都应看作是艺术史学者的基本任务。【20】陶艺史学者理应去研究一种内在而又神秘的流向或集体性的精神，因为正是这种潜隐的心理统摄了知觉的模式或梦幻的图象；应注重与人的认识心理的发展这一角度来审视整个陶瓷艺术史的运行轨迹。这种神秘的律动直接窥视陶艺创作主体的深层心态。在阐释陶艺作品上，心理分析甚至有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作为，给人一种颇有意味的提示，引起对陶艺作品中向来被忽略特征的关注。比如从创作之维上探究陶艺心理的内在视角，陶瓷艺术创作的心理特征涉及到直觉、灵感、情感、意志及理性等重要特征，陶艺作品正是这些心理过程及其陶艺家创造力的物质化。灵感在陶艺创作中属于一种扑朔迷离而又不可或缺的奇特思维状态，艺术直觉是不同于普通感觉和理性认识的另一种生命本能，一旦在意识中呈现往往能洞悉、认知、认识对象的某种特殊的本质，为主体创造获取特殊的信息与能量，从而帮助陶艺家解决创作中重大难题。

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与展望（粘贴于佛山政府网政务公开专栏）摘要：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佛山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陶瓷产业的发展对佛山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国内外陶瓷行业竞争的加剧和形势的发展，佛山陶瓷产业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受内外因素影响，佛山陶瓷产业发展面临不进则退、小进也退的严峻局面。本文首先详细阐述了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其次，分析佛山陶瓷产业的现状，包括其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最后，展望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前景，指出其发展的方向是：走可持续道路、做强区域品牌、增强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等。关键词：佛山；陶瓷产业；发展历程；展望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陶瓷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谈及陶瓷，就不得不令人想到佛山。佛山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佛山的历史文化多种多样，而陶瓷文化无疑是其中最具特色、最有影响力、传播最广的。石湾陶瓷则更是佛山的一张亮丽“名片”，它使佛山获得“南国陶都”的桂冠，并延伸发展了“大佛山陶瓷”地域经济的概念。一、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佛山是镶嵌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佛山陶瓷历史源远流长，南风古灶，五百年窑火不断，石湾公仔，享誉中外。佛山陶瓷生产始于唐，奠于宋，鼎盛于明清，今天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陶瓷产地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一）建国以前的辉煌与没落佛山石湾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贝丘遗址中已揭开其烧陶的历史序篇。秦汉时期，石湾制陶技术已有较高的水平，本地出土的大批陶俑、动物、器皿等，证明此时已形成了初具地方特色的陶瓷艺术。六朝时期，石湾人已掌握了陶釉技术。唐代，石湾已出现陶瓷商品性的生产。宋代，石湾陶瓷产品已由圆型窑生产向龙窑生产过渡，逐渐形成了陶瓷商品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体系。明代，石湾陶瓷业进入繁荣时期，这时的石湾，作为民间陶瓷商品生产的集中地（即所谓民窑），已经形成显著的行业生产特色，兼融中原各大名窑生产技术和高温釉彩的普遍使用，使石湾陶瓷制造技术日趋完善，美术陶瓷以一种极具地方民俗特色的艺术开始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石湾陶瓷的艺术品位。《明诗综》有载：“石湾瓦，甲天下”，概括反映了当时石湾陶瓷生产的地位。清代，石湾陶瓷业进入鼎盛时期，大量各式日用陶瓷品的生产和风格独特的陶塑瓦脊、建筑装饰构件、陶塑神仙佛像、园林用品、外陈设品、文房用具、艺术人物以及花鸟虫鱼等美术陶瓷的生产，不仅经营着中国华南多个省、区的广阔市场，而且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远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国市场，成为当时生产技术和商品经济都相当发达的陶瓷生产营销基地，为当时佛山形成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并称全国四大名镇，列为全国商品集散中心“四大聚”之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清代中叶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佛山的陶瓷业由停滞而趋向衰弱。国民党统治时期，佛山陶瓷业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日渐萧条、衰退，洋瓷输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至解放前夕，佛山的陶瓷业已奄奄一息。尽管如此，它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二）建国之后的重新崛起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我国陶瓷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建立了社会主义的陶瓷工业体系。在这一时期，佛山陶瓷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以石湾为中心，生产美术、化工和建筑陶瓷产品，在国内及出口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出口量在70年代占全国的20%。但佛山陶瓷产业的高速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后，以石湾为龙头的佛山陶瓷业抓住千年未遇的发展良机，迅速调整生产布局，引进先进设备，改革生产技术，开发建筑装饰陶瓷，创造了千年陶都的再度辉煌。在只有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历程中，佛山陶瓷业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二十世纪80年代末。佛山建筑卫生陶瓷开始起步，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建筑卫生陶瓷生产的兴起。1982年广东佛陶集团率先在中国大陆引进第一条意大利年产30万平方米彩釉砖自动生产线，80年代中期，佛陶集团又率先在中国大陆从德国引进了第一条现代化的卫生陶瓷生产线，标志着中国陶瓷业迈出了告别传统工艺和传统生产方式的第一步。期间主要以国有企业为骨干，政府在投资、技术装备引进或开发等方面大力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广东佛山陶瓷集团可以称之为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发展的领军企业，当时的条件下，该企业在投资、生产、技术、产品、管理方面具有很大优势，培养了大批陶瓷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为佛山陶瓷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佛山陶瓷集团作为我国建筑卫生陶瓷的基地，聚集了当时各方面技术力量，生产不断上升，企业效益不断增长，因此带动了当地一些国有及集体陶瓷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陶瓷产品市场需求十分旺盛。由于当时建筑卫生陶瓷生产线许多设备要引进，投资大，项目建设审批、贷款等环节较多，建设周期长，生产技术门槛较高，所以生产的发展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形成了卖方市场，企业的效益极好，压砖机被喻为“印钞机”。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佛山建筑卫生陶瓷产业实现多种所有制企业并存发展，供需达到平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适逢由佛山直接管辖的四个县接连改为由佛山代管的县级市，如南海县改为南海市、顺德县改为顺德市，这些刚成立的县级市政府为发展经济，鼓励发展陶瓷产业，石湾周边的乡镇，如顺德的乐从和南海的南庄、西樵、罗村大建乡镇陶瓷企业。同期广东率先进行企业转制改革，个人资本开始进入陶瓷产业，部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开始转制为民营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变，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格局。同时佛陶集团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采取技术入股的形式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或咨询，促进了陶瓷业的快速发展，也为佛陶集团自己培养了竞争对手。这时的技术装备仍以进口为主，由于技术引进投资大、投资成本高、资金筹措难，装备国产化进程不断加速，不断有新的国产设备投入，如大型球磨机和喷雾干燥塔等。随着陶瓷企业数量的增加，生产能力的扩大，产品产量成倍增长，佛山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生产基地。佛山陶瓷产业在这一阶段获得快速发展，与政府的鼓励分不开。但是，因政府对陶瓷产业没有统一的规划，随处建厂房，还没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佛山出现处处冒烟现象，陶瓷无序竞争现象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此时，佛山陶瓷产业供需达到平衡，产品价格稳中有降，产品的内销主要靠本地和各地的陶瓷批发市场，产品的出口以补偿贸易为主，出口量不大。第三阶段是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这是佛山建筑卫生陶瓷发展提高时期。一些乡镇企业及私人企业，在当地政府（主要是镇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下，以其机制灵活、资金有保证，借助国内开发出的大型喷雾干燥塔、大吨位压机、宽断面辊道窑、抛光线等装备及新的生产技术，以低成本进入、低成本生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佛山陶瓷产业的主角。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上半年的一年时间里，佛山地区就有近200条新生产线上马，建筑卫生陶瓷的生产能力急剧扩大，增幅达到60％，业内人士称之为“白色恐怖”，供大于求的局面开始出现。由于市场竞争开始升级，一些国有、集体企业，因管理机制落后，设备经十多年的使用，已显落后，同时因没有技术改造资金，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市场竞争力下降，最后被自己培养的竞争对手打垮，只有选择退出。与此同时，从国有企业出来的各种技术人才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开始从事与陶瓷相关的配套产业，如化工原料、色釉料、陶瓷机械及广告公司等，促进了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壮大。产品经销制和展厅销售的出现，也促进了陶瓷产业的发展。产品的内销还是靠批发市场销售为主，据统计1998年佛山石湾的陶瓷批发市场就有13个之多，但因产品的品种和花色增加，部分企业已开始建大面积的展厅来展示产品，直接面向顾客销售，同时建立自己的营销队伍，到全国各地推销。因企业购买的设备主要是国产设备，出口补偿贸易逐步减少，一般贸易增多，但增速较慢，至1999年，佛山陶瓷年出口金额大约为7000万美元。第四阶段是二十一世纪初至今。佛山陶瓷开始走上技术创新、产品品牌战略和市场开拓的发展之路。因国内市场供大于求，陶瓷生产企业开始注重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大吨位压机、先进的宽断面辊道窑及自动化的新型布料系统被广泛使用，陶瓷产品品种不断创新，天然石类抛光砖、仿古砖、高档釉面砖和大规格的瓷砖等被开发出来，产品不但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而且部分达到国际水平，有较强的竞争力。在这一时期，佛山陶瓷企业开始重视品牌的建设，在产品展示、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等方面下功夫，出现了较多知名的品牌。在这一阶段，佛山陶瓷产业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态势。据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2006年佛山陶瓷企业547家、工业总产值亿元、工业增加值亿元、资产总计亿元、利润总额亿元、税收总额亿元、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151280人，分别比2000年增长、、、、、和，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和。2007年，佛山规模以上陶瓷工业企业366家、工业总产值亿元、工业增加值亿元、出口交货值亿元、资产总计亿元、利润总额亿元、税收总额亿元、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124180人，分别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和。2007年佛山陶瓷产品出口总值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值的，市场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中国轻工商会公布的2005年中国陶瓷出口50强中，佛山有13家，占全国的26%，占全省（23个）的。二、佛山陶瓷产业现状作为全国陶瓷产业中心之一的佛山，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和积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遇到了发展的瓶颈。（一）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成就1、成为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目前，佛山有陶瓷生产线1000多条，建筑、卫生陶瓷年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40%和16%，全球的25%和5%，陶瓷机械约占全国的80%，陶瓷色釉生产约占全国的50%。2、形成了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陶瓷商品集散及会展中心目前，佛山形成了青柯、置地、华艺、沙岗、河宕等五大陶瓷专业批发市场，中国陶瓷城和华夏陶瓷博览城两大陶瓷展示和会展中心，江湾路和南庄大道两大陶瓷专业街，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同时，佛山拥有佛山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和中国陶瓷城两大会展场馆，经过2004年的陶瓷会展业整合之后，形成了陶瓷产品展（中国佛山（国际）陶瓷博览交易会）、陶瓷工业展（佛山中国（国际）陶瓷工业展览会）和陶瓷艺术展（陶艺节）三足鼎立的陶瓷会展格局。3、已形成产业集群和成熟的产业链随着陶瓷产业的发展壮大，相关的配套产业如陶瓷机械、陶瓷原料、耐火材料、陶瓷配件和陶瓷包装等专业生产厂家也迅速在佛山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专业化的分工协作。佛山还有陶瓷研究所、陶瓷产品检测中心、专业院校、发达的专业媒体、广告公司、运输公司、陶瓷批发市场和展览场所，目前佛山市这类相关企业和部门就有1千多家，形成了很长的产业链，聚集效益明显。据专家评估，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成熟程度，在全国领先，已与意大利著名的萨斯索罗镇很相近。4、技术在全国领先，部分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经过三十年的引进、消化、吸收和自我创新，佛山陶瓷产业已在技术上自成体系。从生产装备看，虽然总体水平与发达的陶瓷生产国意大利、西班牙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目前国内外最先进的设备佛山都有，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从创新技术看，佛山成功研发出国内第一块彩釉砖、水晶砖和抛光砖等，可以生产出国外还不能生产的弧形砖，创新能力处于国内领先，部分技术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从研发中心看，广东佛陶集团陶瓷研究所为国家级技术中心，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与景德镇陶瓷学院合作建立的中国建陶研发中心是国家级陶瓷研究所，而且部分企业内部还有省、市级技术中心。从产品检测机构看，佛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陶瓷实验室是国家级建筑卫生陶瓷检测实验室、佛山质量检验监督检验所陶瓷实验室是广东省陶瓷技术监督检验站。众多的国家级、省级及市级技术中心、研发中心及检测中心为佛山陶瓷产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后盾。5、形成了一批龙头企业和著名品牌，成就了区域品牌涌现出佛陶、鹰牌、东鹏、新中源、新明珠、嘉俊、蒙娜丽莎、博德精工、欧神诺和能强等一大批龙头企业。同时，培育出一大批著名的企业品牌。目前，佛山陶瓷拥有“中国驰名商标”5件（东鹏、新中源、新明珠、蒙娜丽莎、ARROW），“中国名牌产品”7个，“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28个，“广东省著名商标”34个，“广东省名牌产品”28个。此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开发佛山陶瓷的区域品牌，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己向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佛山陶瓷”的普通商标。“佛山陶瓷”已成为让世界认识佛山，让佛山走向世界的漆金名片，成为弘扬佛山历史文化和宣传城市形象的重要媒介。6、造就了大批陶瓷产业相关专业人才由于产业的集聚效应，各类陶瓷管理人才、研发人才、营销人才、策划人才、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齐集佛山，为佛山陶瓷产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佛山陶瓷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佛山陶瓷产业发展的瓶颈1、资源瓶颈一方面是能源紧缺。陶瓷产业是典型的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行业。在陶瓷的生产中，燃料成本约占30%，近两年油价飙升已使燃料成本提高到约40%，这对以燃油为主要原料的陶瓷企业产生特别大的冲击。随着石油价格上升，化工原料、色釉料、包装材料等也跟着上涨，加上技术工人短缺，人工费用增多，佛山陶瓷产业的生产成本大幅上升，但陶瓷产品的价格却并未出现相应的上扬，把企业逼到了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是瓷土资源紧缺。市场需求逐年攀升，陶企“断炊”的威胁将是陶瓷行业的切肤之痛。2、环保门槛不断提高陶瓷产业的废气、二氧化硫及工业粉尘的排放量均居各行业中的前列。而佛山陶瓷企业多为民营企业，多数企业家的环保观念不强，不注重环境保护，对环保方面的技术改造投入不够。目前，佛山市政府已意识到陶瓷产业与城市发展不相融洽的被动局面，正大力对佛山陶瓷产业进行大力度的产业优化升级改造，勒令不达标的企业必须整改或关停，但这一过程仍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3、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佛山陶瓷的技术装备国内领先，但与陶瓷强国意大利、西班牙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在技术创新和改造方面，大多数企业投入不足，缺乏研发能力，出现偷技术、产品同质化、技术纠纷多的不良现象，核心竞争力不强；产品设计方面，新产品数量不多，大部份企业缺乏自主开发能力，仿效性严重；产品开发方面，没有走出经验型、引入型、模仿型和实用型之路。另外，佛山也缺乏国际知名的品牌和企业，品牌战略与品牌经营水平与国内江浙地区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导致佛山陶瓷在市场上未树立应有的品牌和价值。4、出口阻力越来越大近年来，佛山陶瓷的出口大幅增长，佛山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建筑卫生陶瓷出口基地。但是，这对国外的同类产业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设立技术壁垒、反倾销及关税等其他贸易壁垒来阻止我国陶瓷出口，佛山陶瓷出口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佛山陶瓷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自主品牌、出口单价太低、产品质量和档次不高等。三、佛山陶瓷产业展望佛山陶瓷产业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其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发生了相对变化，原材料、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减弱，而资本、技术、生产管理水平等构成了佛山的优势要素。佛山陶瓷行业往前发展，必须要有新高度的目标定位，不是仅仅发展制造业，而是发展整个产业链，技术、文化、品牌都涵盖其中。为发挥佛山陶瓷产业的比较优势，促进佛山陶瓷产业与城市的发展，佛山陶瓷产业的调整势在必行。（一）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狠抓环保治理，发展循环经济，实现陶瓷行业持续发展。陶瓷行业虽是佛山市四大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对地方经济做出了较大贡献。但随着佛山市现代化大城市的建设，陶瓷行业由于资源、能源、污染等问题，与城市建设极不相融，因此必须强调节约资源、强调清洁生产。陶瓷产业作为典型的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产业，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有效途径和必然出路，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在要求。（二）做强区域品牌，生产文化陶瓷佛山陶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它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产业发展创新的典范。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品牌并不容易，它需要文化和市场的繁荣。陶瓷行业在佛山不仅是做砖做洁具那么简单，它的寓意非常深刻广泛，具有广阔的文化内涵。目前，佛山陶瓷已经成为佛山一个强势的区域品牌。而佛山陶瓷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认知度高——原料、能源、运输、人力等成本却比其他区域要高，因此，佛山陶瓷只有走高端品牌之路，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当前，国际产业竞争已由加工、制造的生产阶段转移到包括研究开发和营销、品牌在内的自主创新阶段。目前，佛山陶瓷生产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应推动其从跟踪模仿阶段向以技术、品牌、标准为主的自主创新阶段演进，实施差异化战略。一是应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和发展现有的陶瓷生产装备，二是应用高新技术，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陶瓷新产品。（四）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并举陶瓷产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适合目前佛山经济发展的状况，必须从生产加工低端的价值链环节升级到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和佛山发展的需要。陶瓷产业升级即从以前生产大、营销与科研小的“腰鼓型”，转变成生产小、营销与科研大的“哑铃型”产业结构，使产品的价值链尽量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而陶瓷产业是专业性生产比较强的行业，从行业中完全退出来并不容易，许多企业更多地选择把价值链上处于低端的生产环节转移出去，在佛山保留企业总部和产品的研发部门，从而推动佛山陶瓷产业升级。另外，生产成本的地区差异、环境污染等也将促使佛山陶瓷产业转移。PS： 陶瓷是一个大产业当中有很多的素材可供创作，有其他问题可以HI我，我会尽量为你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