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茶叶论文题目

浙江茶叶出口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浙江大学茶学系 汤一 刘祖生 杭州310029)摘 要 浙江茶叶出口发展迅速，优势明显，在全国茶叶出口和全省茶业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从产品结构、出口、市场分布、经营机制等方面分析浙江茶叶出口之特点及发展态势，并就如何应对绿色壁垒等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改善出口，贸易条件，提出一些探索性思路。关 键 词 浙江;茶叶出口;绿色壁垒;贸易条件;产品结构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577一8921(2003)03-155一04 一、当前浙江茶叶出口的主要特点浙江茶叶出口量在全国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浙江现与摩洛哥、俄罗斯、塞内加尔、日本、欧盟等约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茶叶贸易关系·主要出口珠茶、眉茶、蒸青茶等。2002年全省共出口茶叶万吨，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 4% ;出口创汇总额 万美元，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 写.其中，绿茶出口创汇 万美元，占全国绿茶出口总值的64. 12%。近年来，浙江茶叶出口量值占全国茶叶出口之比重如表1. 由表 1可 知，浙江茶叶出口增长速度很快，1996年至2002年七年间，无论是出口量还是出口创汇额均翻一番以上，茶叶出口创汇占全国份额呈稳步提高之势，由1996年时的21. 91%增加到2002年的 %。由此可见，浙江省在全国茶叶出口中的领先优势，近几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作为浙江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茶叶的比较优势明显。由于浙江省农村生产要素结构表现为人力资源丰裕，而土地资源相对稀缺。因此，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种植业或养殖业，应该优先发展，而大量消耗土地资源的广种薄收的农作物应受到一定限制川。茶园大都辟在山坡上，对耕地占用少;茶叶采摘、加工等环节需投人大量人力资源。这说明，大力发展茶叶生产，符合浙江省的比较利益。目前，茶叶产值占全省农业产值的 写，对全省农村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茶叶在浙江省出口农副产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杭州海关统计，1998年茶叶出口创汇8743万美元，在全省农副产品出口比重的排序中列第三位，仅次于水海产品和蔬菜，目前这三种产品仍然分列前三位。 市场化的出口经营机制逐步形成，出口经营方式灵活多样。1979年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浙江成为单列口岸以来，茶叶出口自主权不断扩大。1993年后外贸体制改革，出口放权，大大调动了茶叶出口企业的积极性。我省从事茶叶出口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不断增加，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目前省内拥有茶叶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已有浙江省茶叶进出口公司、中国土畜产进出口公司浙江分公司、浙江粮油进出口公司、浙江中大集团公司、浙江华发出口茶厂等二卜家左右。此 外 ，浙 江出口茶的经营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如茶厂自营出口、代理制、补偿贸易等近年来，浙江茶叶不断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如乌兹别克斯坦等低档绿茶市场、日本蒸青茶市场等，使浙江茶叶出口量节节攀升，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绿茶所占的出口比重越来越高.出口茶的产品结构有所改善。绿茶是我国产量最高、出口量最人的茶叶产品。与全国其它产茶省相比，浙江所产绿茶不但产量高，而且品种齐全优势尤为明显，当前国际市场上一半左右的绿茶来自于浙江省的出口。由表艺可知，1996年以来，浙江省出口茶之茶类结构特征十分明显，目前绿茶出口比重占90%左右，共次是花茶，约占6%，而红茶和其它茶类出I=I量很小。由于 当前 绿茶出口的比重已很高，不同茶类之间的结构调整已缺乏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浙江省积极开发新的绿茶品种，培育新的出口增长点。8。年代末期在浙江省率先起步的蒸青茶，近几年发展势头迅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珠茶、眉茶等传统绿茶产品在西北非市场供过于求所带来的市场压力此外，出口企业还不断调整优化绿茶不同花色品种之间的出口比重，进一步提高出口的整体效益。l. 5 出口的交易渠道有所拓宽，但主销市场依然集中在西北非。浙江茶叶出口市场较为集中，以绿茶为例，西北非占50%以上，其次是亚洲和欧洲，2000年对欧盟之出口尚占900左右之份额，由于受绿色壁垒的影响，2002年这一比重已大大降低。以进口国别而论，当前浙江绿茶最大的上销市场在摩洛哥，占出口总额的 ，其次是日本，占 9写 由出口茶生产基地逐渐发展成为加工拼配基地和出口集散地。近年来，随着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名优茶在浙江茶业经济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名优茶的大量采制，导致供应出口的毛茶原料受到一定影响，难以满足出口不断增长的需要在此情况下，浙江省积极调整经营思路，拓宽毛茶进货渠道。据调查，目前，从福建、江西、贵州等地调人高档毛茶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地区，由于前期名茶加工数量较少，故毛茶嫩度与内质均较本地茶好。毛茶供销渠道的调整，促进了浙江与全国其它茶区的专业化分工和优势互补，浙江省作为我国出口绿茶加工、拼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正逐步得到确立。二、 面临的挑战2. 1 绿色壁垒对浙江茶叶出口的影响。欧盟从2000年7月1日起实施了新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I)标准以来.“绿色壁垒至，已成了我国茶叶出口的最大障碍，我国对欧盟的茶叶出口呈逐年下降趋势川。由于浙江以销绿茶为主，对欧盟出口之比}p相对较小，与经营红茶为主的广东、广西等口岸相比，情况要好一些，但绿色壁垒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2002年1月~10月，浙江省对欧盟出口仅有0. 22万吨,400万美元，分别比F年同期下降40. 9%和33. 5肠。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它一些发达国家亦以食品安全为由，仿效欧盟提高茶叶农残的控制标准日本就通过对进口绿茶实施新的农药残留检查措施等手段限制进口。受此影响，蒸青茶出口出现很大困难['). 2002年，浙江对日本出口绿茶(主要是蒸青茶)仅7886. 2吨，比上年减少 出口经营秩序涅乱，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出日经营机制的不健全所带来的恶性竞争，低价竞销问题。90年代以前，茶叶出11由国家垄断或统一联合经营，各口岸一致对外，使绿茶的国际价格基本为我所控制，其利润率较高。外贸体制实行改革后，我国茶叶出口由垄断性经营转为开放性经营，虽然这样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出日茶叶的积极性，但出口配套管理机制相对滞后，低价竞销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出口经营秩序的混乱。同时，由于国际茶叶市场总体供过于求，进口商便可通过多点订货杀价，从中渔利。贸易条件的恶化还表现在出口茶叶市场地位的降低。以前，我国绿茶的“天坛牌”等品牌，在西J匕非市场曾是家喻户晓，而目前除了“骆驼牌”等极少数几个，省内茶叶出口企业普遍缺乏自己的品牌，即使小包装出口，也大多采用进口商的定牌包装，出口价格中的品牌附加值几乎丧失殆尽。 茶价连年下降，效益明显减少。近三年来，我省出口茶平均价持续下滑(图1)，出口效益明显滑坡，省内茶叶出口企业中，有些已处在保本经营甚至亏损经营状态。无庸讳言，除了经营机制上存在的问题，质量下滑是造成茶价下跌之重要因素。由于对出口茶的感官质量缺乏统一的实物标准样之约束，文字标准往往流于形式，使各出口企业在产品牌号、等级设置上拥有较大“自主权”，质检部门很难按统一尺度对出口茶质量严格把关，水货冲击的现象也就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杜绝。而且，价格的一降再降，往往迫使出口企业通过减少生产上的投人来降低成本，从而造成低质低价之恶性循环。此种状况，与当前茶业经济质量效益型发展要求有着较大反差。三、几点思考3. 1 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出口茶类产品的结构问题。与其它农业部门一样，茶叶属于弱质行业，这是由产品的特性所决定的。农产品普遍具有的易腐性和易损性使得其生产经营活动带有极强时效性，生产者很难通过“待价而沽”而得到利益上的保护，一旦市场供过于求，就容易导致恐慌性的亏本甩卖，市场风险较大。出 口茶 与 内销茶相比，这种弱质性的特点更为明显。因出口茶大多生产过程复杂，生产周期长，出口企业难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随时调节产量和花色等级构成。此外，随着国内茶叶需求趋于高档化，传统的大路货产品早已失去国内市场，出口茶厂是专门为出口而生产的，一旦形成库存积压，就难以通过“出口转内销”加以消化。我国出口茶花色品种多，虽然这有利于提高出口的总体规模，但对贸易条件的改善，未必有利。以浙江出口的绿茶为例，珠茶、蒸青茶等花色品种，在初制环节就已定型，不能改制，其出口市场又有很大局限性，珠茶销日本不对路，而蒸青茶也进不了西北非市场。因此，就某一种特定的出口品种而言，其主销市场较为狭窄，市场适应性不强，一旦市场需求不足，恶性竞争、削价竞销的现象就较难避免。由此可见 ，进一步调整优化出口茶类产品的结构是改善出口茶贸易条件之重要途径。较为可行的措施有:其一，扩大名优茶出口，促进茶叶外销和内销市场之接轨;其二，提高传统茶叶产品的加工深度，开发更多的象茶多酚、速溶茶之类的能广泛地适应世界各地消费偏好的产品，通过传统茶与新一代茶制品的多元化组合，提高产品结构的弹性，使茶叶出口具有更多的按国际市场需求灵活调控之余地。当然 ，改 善贸易条件也可以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按国外农业支持体系中的通行做法，建立出口茶风险担保制度。一旦因不可控因素导致市场价大幅下跌，行业协会或其它相关组织对因库存积压遭受损失的茶叶出口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偿，以防范恐慌性杀跌现象，稳定市场秩序。 关于完善茶叶出口部门的产业组织结构问题我国茶叶经营分散，企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落后，浙江省也不例外。当前茶叶出口企业一头连着国际市场，一头连着提供加工原料的为数众多的家庭生产主体，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十分突出，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一，按目前茶叶生产链源头环节之小农经营方式，茶鲜叶中的“农残”含量很难有效监控。一旦因卫生质量不合格遭到退货，难以追究“污染责任”，出口公司承担全部由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在无形中大大提高了出口成本;其二，出口公司削价竞销之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只得对茶叶加工厂压价，而加工厂又对茶农压价。作为小生产主体，茶农既无获得价格保护的权利，同时也无需承担出口茶农残超标的责任，这种责、权、利关系严重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降低生产经营效率。由此可 见 ，提高茶叶基层生产主体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推动茶叶产业化进程，其意义十分深远。浙江省的茶叶产业化试点对于跨越“绿色壁垒”已经初显成效，省内最大的茶叶出口企业— 浙江省茶叶进出口公司通过“公司十基地+农户”的经营运作模式，实现从鲜叶到成品茶的全程质量监控，在2002年上半年全省对欧盟出口大幅滑坡的情况下，该公司向欧盟出口绿茶1166吨，仅比上年同期减少 关于进一步完善出口茶叶交易制度问题出口茶的贸易条件之恶化，与交易方式和交易制度的不尽合理有着一定关系。目前 ，肯 尼亚、斯里兰卡等以拍卖方式出口的红碎茶生产国，在出口量稳定增长的同时，出口价总体保持坚挺，且明显高于我国。这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交易方式可能是重要原因。与我国茶叶出口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单纯合同订购方式相比，拍卖交易有其固有的优点。其一，作为公平交易的平台，拍卖市场没有进人壁垒，国外中小客商都可参与交易。对出口企业而言，因交易渠道被一些国外大公司垄断所造成的价格上任人摆布的现象，就可得到较好的避免;其二，拍卖市场信息公开，具有价格导向功能，可较好地防范因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杀价”行为;其三，拍卖市场的起拍价这一操作工具，能为出口产品提供最低的价格保护。上述几点，几乎都触及到当前我国茶叶出口经营机制之症结。由此 可 见 ，建立合同订购和拍卖相结合的“双轨制”出口交易制度，这是改善我国出口茶贸易条件的一条非常值得探索的途径。浙江省作为全国茶叶出口的龙头，有必要也有条件开展茶叶拍卖市场的试点工作。只有大胆尝试，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才能不断完善茶叶出口交易制度，并在全国作出示范。参考文献1 卫龙宝.中国加人WTO对浙江农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浙江省茶叶 学会第九次代表大会论文集，2001:54^5 72 陈宗愁等.加人WTO对中国茶业的影响与对策，茶叶科学，20 02 ,2 2(1):1 63 屠水根.浅谈余杭燕青茶出口面临的问题及对策.中国茶叶加工，20 02 . 4:18^ 20

中国茶文化历史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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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论文：茶文化的“考古”和“论证” 新近出版的《茶魂之驿站》（杭州出版社，2005）的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杭州有着极久远的茶文化史。代代传承，源远流长，据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早在八千年前，跨湖桥人就有饮茶的习惯。”这段话引起笔者极大的诧异，因为笔者所知有关跨湖桥遗址的报道里，并没有跨湖桥人已知饮茶的内容。正如序言所说，跨湖桥人有饮茶的习惯，是“一些茶学研究者认定”的，那末这和考古学界无关，应该到茶学研究者的文章里去寻找。 在《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里（2005年）终于找到答案。那是该论文集获得优秀论文奖的作品，题目是“根深流长的杭州茶文化之开发畅想”（以下简称《畅想》）。这篇论文很长，共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追溯杭茶源”，是作者自许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本文是专就《畅想》第一部分展开讨论，不涉及其余有史以后的茶文化部分。“追溯杭茶源”分两节叙述：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让我们看看作者是怎样在这两节里展开他的“考古”和“论证”的。 关于 1，“世界上最早的茶与茶釜出土于8000年前的杭州跨湖桥遗址” 说跨湖桥有茶，是根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跨湖桥》发掘报告（2005）附录彩版四五第23。 彩版的照片是一颗炭化的植物种子，附有茶的学名Camellia sinensis 。在附录部分附录表二一（365页）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植物种实遗存和数量统计表中，注明探方T0510 有一颗茶子，与彩版相呼应。此外，《跨湖桥》发掘报告的文字部分第六章《生态与经济》的“植被和气候”节，详细叙述了跨湖桥植被的演变内容，分为六部分：1，阔叶、针叶混交林阶段；2，干旱、较干旱稀疏林～草丛阶段；3，阔叶、针叶混交林发展阶段；4，沼泽植被发展阶段；5，干旱阔叶林混交林～草丛、沼泽发展阶段；6，落叶、常绿混交林～草丛发展阶段。这六节里叙述了大量木本、草本植物，唯独没有提到茶（不论野生或栽培）。这不是遗漏或疏忽，是因这颗唯一的炭化种子，在制作附录彩版说明时，工作人员觉得它象茶子，临时给它一个茶的学名，因并未经专家鉴定，故在文字部分不予叙述，就是说，所谓茶子只供业内人讨论鉴定，不供发表引用的。严格地说，这也是整理报告时不够慎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炭化种子的定名写作Camellia ？表明没有最后鉴定，便不致引起误会。 听说《畅想》一文的作者曽访问过文物考古所，该所同志一再告诉他这是初步鉴定，不可据为定论引用。但《畅想》的作者坚持作为茶子引用，所以这事与考古所无关，是《畅想》作者个人的见解。遗憾的是，《畅想》作者不去质疑或纠正考古所的鉴定，反而作为肯定依据，并大加发挥，言考古所之不敢言。 查浙江现今的茶树资源，除栽培种Camellia sinensis 外，还有C. japonica，C. cuspidata，C. fraterna，C. lucidissima，C. chekiang-oleosa 等（见《浙江林业自然资源～野生植物卷》，浙江省林业厅编，2002）。现在仅凭一颗炭化的种子，怎么就肯定是栽培茶种，不是其他茶种？另一种可能性是，这颗炭化种子根本不是茶属种子，这类差错在其他出土种子的鉴定失误方面，例子也很多（如196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曽误鉴定为蚕豆、花生、芝麻，后来纠正）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举例介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象良渚出土种子鉴定的失误，是单纯的鉴定水平不够，鉴定人对被鉴定物没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意图。而“畅想”作者显然是抱着追溯茶文化源头，越早越好的想法，刻意定调子发挥的。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陶釜中，发现一个残破的釜，里面有一块焦黑的残留物，彩版三二很慎重地用有引号的“药”釜和“药”材表示，文字部分（152～153页）说明这份标本曾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叶类，没有进一步肯定是什么植物的茎叶。但“畅想”作者根据茶、药同源的理论，认为“药”釜应即茶釜（见《中国文物报》（2002，2，1））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都没有肯定的“药”釜，一变而成肯定的茶釜，这样的“考古”能有说服力吗？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釜，种类繁多，有大口的，小口的，平口的，圏口的，文字部分将它们归纳为9型、18亚型、28式（218页），《畅想》对这些都不过问，只认定那个破釜是“茶釜”做文章。 无独有偶，《畅想》在另一段文字中还指出“从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距今约6000年的崧泽文化中出土了最早的擂茶钵来看，吾中华饮茶是诞生及成就于杭州湾一带的。”陶釜出土了，就定性为茶釜，陶钵出土了，又定性为擂茶钵。文物考古所的研究人员研究来研究去，没有肯定的陶器用途，到了《畅想》作者手中，马上定性为茶釜和擂茶钵！多么干脆俐落 。 关于2，“杭州是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发展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 《畅想》作者说他是“通过以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考证法”才认识到：“茶是诞生于森林中的，所谓‘茶’（古越语读若zo），最初其实是指‘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含意。因此，起初不仅许多食物与草药作‘茶’，就连房屋等也称为‘茶’，如‘舍’（古音so）等，即‘茶’之遗呼。同样，‘船’在古时又称‘槎’，也是茶之遗呼。”这真是一段绝妙的语言学和文字考证结合的论证，下面单就所谓古越语茶“zo”和“杂”的妙解提出质疑（舍和船的错误类似，从略）。 先要问作者怎样知道古越语的“茶”发zo音？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还是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是引用他人的研究，应注明研究者和文献的出处；若是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为什么不说明这"zo"的音是怎么得出来的？否则，读者怎么能轻易就相信？所谓古越语当然指2500年前春秋时的吴越国人说的语言（吴语和越语相通）。古越语与中原夏语根本不同，要经过翻译才能沟通。楚灭吴和秦灭楚越以后，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海一带，不愿迁徙的越人往东逃到沿海岛屿，（小部分更渡海去了日本）被称为外越；留下来的越人逃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深山密林里，被称为山越。北迁的越人最早和汉族融合，山越和外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从略），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唐宋文献不再有山越的记载了）。 古越语汉化后，变成流行至今的吴方言。（吴方言通行于苏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晥南和闽西北，约有 110多个县市，使用人口7000万左右。）所以古越语是已经消失的语言，谁也没有听过古越语。著名的古越女子所唱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是古汉语对古越语的翻译，《越人歌》的原音已无法听到。因壮语含有古越语的成分，故只有今天的壮族知识分子能破解《越人歌》的大部分内容。 现在的苏州话和温州话称茶为 zo ，这个“zo”音，在普通话里没有，在字典里也没有收。因此，笔者怀疑“畅想”作者所说的古越语称茶为 zo，是误以吴方言为古越语。古越语有极个别词的音，还保留在现在的日语里，那是古越人东渡日本带去的，典型的如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古越语的稻词。而现在的吴方言称稻为dao，同普通话差不多，和古越语完全是两码事。古越语保留在汉语里、用汉字标音的也不少，但都是人名和地名的发语词，如人名“勾践”、“勾吴”之勾，及地名“姑苏”、“无锡”、“芜湖”、余姚”之姑、无、芜、余等，都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有音无义。同样，“ィネ”之“ィ”也是发语词，“ネ”才是稻。如果古越语称茶为“zo”，试问发语词在那里？总之，《畅想》以吴方言之"zo"，冒充古越语，是张冠李戴，以假乱真，但这种“论证”对于没有历史语言常识的人，有很大的权威性和欺性。 更为好笑的是，《畅想》作者说茶“最初是对森林的利用，‘杂’字还残留其遗意”，这种文字游戏论证，只能识简化字、不识繁体字的读者。“杂”字是解放后新创的简化字，原来的繁体字作“杂”，也可作“雑”，简化字“杂”是取“雑”的左半为“杂”，仍保留雑的音和义，以前的古籍和字典里根本没有这个“杂”字。作者拿1950年代新造的简化字，同几千年前的“茶”字沟通论证，这种“贯通古今”的论证，真是象作者自己所标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 如果作者辩解说，他文中的“杂”即指繁体字的“雑”。“雑”的本义是色彩驳杂，其右半的“隹”是静止的鸟，指它的羽毛色彩驳杂，发“杂”的音，如此而已。雑的驳杂义，如杂志、杂家、杂文、杂乱、杂交等，至今仍然广泛使用，唯独没有“对森林的利用”的义，这是作者的“独创。 作者在另一段中说“茶之音为古越语，则杭为越人。”所谓茶之音为古越语，已经驳正如上，接着这“杭为越人”更犯有常识性错误。“杭为越人”当然指杭州人是古越人后裔的意思。作者似乎对杭州的地理历史毫无所知。杭州的诞生与西湖密切相关， 西湖在距今约万年前还是一个海湾， 经历着不断的潮沼化和陆化，现代西湖形成的年龄，约在距今 1860--1850 年，即东汉年间（公元25～220年）（周峰主编《南北朝前古杭州》，233-237 页，1997，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的前身是东汉时的钱塘县。那时的钱塘县，在现今西湖之西、北至岳坟、西去灵隐一带，三面为山，一面滨湖，湖外尽是沙滩，不过是个山中的小县。杭州脱离山中小县的地位，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改钱塘郡为杭州，移治余杭，后20 年，到隋炀帝开通江南运河，以杭州为大运河的起点，地位才逐步显要起来。杭州的繁荣开始于唐，与本文无关，就不说了。“杭”与“航”同音同义，指过渡的地方，古代人是在这里渡航到南岸肖山的。2500年前的吴越国时期，吴国都在苏州，越国都在会稽（绍兴），吴越两国以钱塘江为界，在杭州一带渡航钱塘江，故杭州的吴山不称越山。现在的杭州那时还是水面下的滩涂，那儿来的“杭为越人”？作者可以辩解说，所谓杭为越人是指广义的杭州，包括今富阳、肖山、余杭在内，问题依然存在，因为上面已说过，秦灭越后，古越人经历各种斗争变故，业已完全与汉族融合，不管是狭义的或广义的杭州，称“杭为越人”都不能成立。即令杭为越人可以成立，那末，“苏为越人”、“绍为越人”、“姚为越人”、“宁为越人”…都可成立，“杭为越人”并没有专利权。 由于“畅想”一文的论证特点是东拉西扯，譬如说什么“从茶诞生于森林来说，杭州自古流传着龙井茶祖与十八颗茶祖树传说，是茶祖崇拜的信仰解释部分…实即茶图腾原始宗教《圣经》遗存。…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杭州的确曽有原始的茶图腾崇拜存在，…从茶图腾、原始茶到最早的茶与茶釜、擂茶钵与擂茶等，杭州已经卓然成为世界上唯一有较完整环节证据的茶文化起源圣地！”看了这些奇谈怪论，从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笔者实在不想、也没有能力跟着它一一质疑，只好到此为止。 《倡导茶为国饮、打造杭为茶都～高级论坛论文集》是今年出版的新书，笔者有幸先睹。现代的信息流通很快，相信这书将传遍全国，并向韩国、日本和港、台、澳等地流传，读者面越广泛，反映也将越多。笔者担心，不知道广大的读者、尤其是茶学界、文史学界的专家如果看过《畅想》这篇宏文有何感想？不过《畅想》作者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已经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作了自我肯定，说：“1990年提出了饮茶文化创始于中国古越人，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新论，引起史学界与茶学界的极大重视～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观点，一个颠复性的论点。…是依据大量资料跨学科研究探寻所得出的扎实结论。”接着说：“这一结论由于其正确而渐渐被更多资料所证实，并还释疑了不少古老的茶文化谜团，因而已为许多研究者所信服与认同，称之为茶史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因此深刻地影响了茶学界，开辟出一片原始茶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在如此辉煌突出的宏文面前，笔者竟然敢冒大不违，提出这样那样的质疑和反驳，自觉有些忐忑不安。不过“万马齐喑究可哀”，学术研究应该通过不断争鸣才能健康发展；何况当前的学术研究，无庸讳言，浮夸不实，哗众取宠的作风，已经到了各类学科都无例外的热闹地步，应该质疑和驳正的又岂只《畅想》一篇！任重道远，笔者老朽，只能寄希望于新一代学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