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出版社撤销社长与编辑

1932年阎锡山成立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常芝青在太原创办《中报》（后改为《新中报》），他担任副刊主编、新闻编辑，乘便宣传爱国民主主义思想和抗日救国道理，后因刊登阎锡山政府官员大贪污案消息，被革职。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山西1934年他毅然投入革命队伍，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到1939年，常芝青受党的委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地方政权工作。1934年春，参加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和讨蒋救国会，担任党团书记，同时参加了杜任之（中共党员，时任阎锡山的高级参议）主持的文艺通讯社，主编《文艺舞台》月刊，并组织文艺团体，创办刊物，置身于太原的新文化运动。《抗战日报》1942年创办，这年下半年常芝青就任报纸的总编辑，由于当时的报纸在鼓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方面卓有成效，敌人怕报纸，经常逐门挨户搜查，并高价收买，规定每张《抗战日报》10元或两斗小米。报纸成了抗战强有力的武器。在创刊二周年时贺龙同志以《强有力武器》为题写道：“抗战日报犹如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广布新民主主义光华，团结着晋西北的群众奋斗前进”。1946年7月1日《抗战日报》更名《晋绥日报》，他先后担任副总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并兼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他是《抗战日报》、《晋绥日报》唯一历史报纸从创刊到终刊全过程的报社领导人，《晋绥日报》办得很有特色，生动活泼，尖锐泼辣，在当时各解放区的党报中出类拔萃。常芝青在这天的社论《本报今后的任务》中说：“本报将一本初衷，无条件的为我全晋绥人民服务，晋绥人民的利益，就是本报的利益，晋绥人民的疾苦，就是本报的疾苦，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喉舌”。同年9月以后的3个月中，《晋绥日报》在有关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的宣传中出现了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报道和编者按，1948年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纠正这种“左”的偏向，发了一系列指示，常芝青组织报纸工作人员学习、总结经验教训，在《晋绥日报》上以编辑部的名义做了长篇检查。1948年4月，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的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对报社的工作和经验作了充分的肯定，并赞扬芝青同志“很有点学问，有点马列主义”。1949年5月1日《晋绥日报》终刊，同年10月底，常芝青随刘邓大军到重庆办报，12月10日，中共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常芝青任社长。从农村到城市，环境变了，工作重心变了，办报也要跟上变化。他及时总结经验，吸取其他城市报纸的优点。一年后他在总结工作时提出：“报纸存在的缺点是联系实际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改进措施。” 他注重开展通讯工作，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他率先向地方派出记者，建立记者站，抓住典型在报纸上开展讨论，他鼓励编采人员经常深入工厂、农村、街道，同群众打成—片，交知心朋友，深入采访，搞好调查研究。为培养干部，他把记者派往工厂兼职。他在繁重的领导工作中，要分出很多精力去培养年青人。他让记者向工人解释清楚，他就是为了要对每个字都负责任。只他—个人力量小，要培养报社的更多编辑记者。经过三年左右的工作，在常芝青亲自主持下，《新华日报》在全国成为年轻干部成长最多、最快的报社之一。1954年，大区撤销，8月《新华日报》终刊。常芝青调北京，就任时代出版社社长。两个月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和首任《光明日报》中共党组书记，他团结和起用一批老报人，大胆实行报纸改革，在全国率先由直排全部改横排，重视报纸专刊，把《光明日报》办得大有起色。1957年反右派之前，调任《大公报》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共党组书记，后兼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并任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在长达9年的复杂多变形势下，把《大公报》办成具有明显特色的全国财经报纸。1966年“文革”初期，《大公报》被迫停刊，改出《前进报》，常芝青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报社党委第二书记，同时兼任《前进报》社长和总编辑。在“文革”期间，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达8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8年初，受国务院财贸小组委托，常芝青创办并主持了《财贸战线》报（后改为《中国财贸报》，是《经济日报》的前身）的工作，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商品经济的宣传和讨论，积极鼓励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以病弱之躯，为冤假错案平反而操劳。 常芝青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粉碎“四人帮”后，当选为北京市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78年2月，姚依林同志请常芝青再办报，并说：“你过去是大报总编，现在请你来办小报，真有些委屈你了。”他说：“这无关紧要。十多年没事干，现在又能办报了，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又办起了《财贸战线》报（1981年改名为《中国财贸报》）。他身体已经不支了，1980年以后他离开了办报工作。

叶圣陶小时侯的故事 叶圣陶， 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府悬桥巷的一个平民家庭，圣陶是他的字。叶家开着一爿叫做“协记”的小布店，位于悬桥巷口。 叶圣陶的父亲叶仁伯，是“吃知数饭的”，即经管账务，平常人家称呼他“账房”或“账房先生”。他主要是替一位姓吴的地主家收租子，另外，一些大户人家逢到婚丧喜庆之事，也请他去临时料理账务。叶圣陶家里除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之外，还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日子过得还是有点紧巴的。不过，尽管如此，衣食问题还是可以无忧的。叶圣陶的父亲为人厚道，办事笃实，品行端正，母亲心地善良，尽心持家，克勤克俭。父母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叶圣陶，他心里想着要像父母一样做人。 儿时的叶圣陶，很得父母的宠爱，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所以父母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盼着儿子日后靠着科举能够飞黄腾达、荣宗耀祖。叶仁伯为了使儿子求得功名，让叶圣陶三岁时就开始识字、练字，到六岁那年，叶圣陶识字已有三千左右，字也写得相当漂亮。朱氏识字不多，但满肚子装着世代流传下来的谜语、诗歌、儿歌，经常说给儿子听。我国苏南地区流传的谜语，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叶圣陶猜谜语时兴致很高，从中得到了智慧的启迪。那些诵读起来悦耳动听的古代诗词，辞采华茂，言简意丰，叶圣陶能够背出很多。尤其是儿歌，形象生动，想象奇妙，韵律优美，把叶圣陶给迷住了，他时常挂在嘴上哼唱，唱得眉开眼笑。如“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飞到东………‘摇呵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等等，实在富有情趣，难怪叶圣陶乐得心动神摇了! 戊戌变法后的那一年(1899年)，叶圣陶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进私塾读书了。塾师是当地有点名气的黄先生，文笔很好。叶仁伯把儿子托付给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长者，是十分放心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放学回家后就督促他温习功课，还要背书，立下了“弗熟不得进膳”的家规。所好叶圣陶学习自觉，记忆力又强，并没有出现因书背不出而吃不成饭的事情。在黄先生那里，叶圣陶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过了一年以后，叶圣陶又到了悬桥巷东南端的顾家花园，跟随一位名叫张承胪(字元冲)的老先生读《四书》、《诗经》、《易经》。张先生教书，认真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对学生督责极严。他规定学生对所学内容要读熟背诵，否则就动用戒尺施以体罚。叶圣陶在学习上丝毫不敢懈怠，用心读书，背诵都能上口。 叶仁伯勉励儿子熟读圣贤书，但由于家境寒苦，他不主张像富户人家那样把子弟关在书房里“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认为带孩子出去跑跑，熟悉社会和认识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是务实的。“不识字好过，不识人难过”。叶仁伯抱着这种传统观念，让儿子跟着他出门到亲戚家拜年、贺寿、吃喜酒，清明节到乡下上祖坟，秋天到乡下看收租子。这一切大大地开阔了叶圣陶的眼界，使他无形中受到人情事理的熏陶。叶圣陶童年时代，就领略了苏州民风民情的淳朴，也孕育了关心民间疾苦的缕缕情思。叶圣陶自幼生活在文化氛围很浓的吴地，远山近水、亭台楼阁、斋堂殿馆、庙院庵祠，甚至连城里的路名，都有来历；哪怕是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都有传说。父亲总要带他去看，说给他听，而且回家后还要求他回忆参观时的先后次序，作类似日记的记录，作为“开笔”之前的写作训练。 叶圣陶到了八岁时起，就“开笔”作文了。老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作文之前，向他提示“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叶圣陶依照老师的吩咐，共写了八十多字。老师看到他写的毛笔小楷字方方正正，文句又晓畅流利，说理通达，便不断地称赞，特别是对文章的结尾“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感到满意，情不自禁地在“尔”和“乎”这两个字的旁边，用红笔划了两个圈。叶圣陶高兴地把作文本带回家给父亲看，父亲见儿子敏悟好学、天资聪明，笑得十分开心。经过近两年的刻苦学习，叶圣陶大有长进，居然能够写出三百字以上的经义史论或时务策论的文章了。父亲急迫地希望儿子赶快成长，又将叶圣陶送进了另一所私塾，以便学得更好，能够考上秀才。父亲教育他要如他在《登高自卑说》里所说的那样，拿出登高的毅力去对待学习。叶圣陶明白父亲的企盼，决心勤学奋进。 父亲为了使儿子增长些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带他到茶馆听说书、听昆曲。叶圣陶小时候听了不少的书，小书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这些大书小书，他有的不只是听了一遍，最多的听过三四遍。说书的，挥舞着纸扇，拍打着醒木，把故事说得活灵活现，各种人物的声音模仿得逼真酷肖，突显了不同的性格。听到精彩处，叶圣陶常常被悲欢离合的情节牵引得不能自已。他时而因悲愤难抑表现出痛苦的神情，时而因喜悦洋溢舒展出快慰的笑容，他完全陶醉于其中了。叶圣陶更喜欢听昆曲，那典雅的曲辞、优美的音节，那时而清柔温润、时而凄怆沉郁、时而高昂雄壮、时而哀伤感叹的曲调，抓住了他的心灵，让他百听不厌，甚至想到要去当昆曲演员。苏州地域文化的熏育，使他提高了艺术审美的能力。父亲为他提供的这另一种教育的课堂，让他学到了在哪一所私塾也学不到的知识，培养了他观察现实社会的眼力。叶圣陶的父亲把家庭、私塾和社会结合起来，这种教育方法是很开明的，使孩子受益不浅。 叶圣陶六年光景的私塾生活过去了，他的人生将由童年跨入另一个阶段。 1906年，以苏州长洲县、元和县、吴县三县县名的第一个字合成命名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创办起来了，叶圣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这所学校。这所小学的教师大多是才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有教唱歌和历史的章伯寅先生，有教国文的朱遂颖先生，有教博物和算学的龚赓禹先生，有教英文的杜安伯先生，等等。他们热心于新的教育事业，讲课动听入耳，显示了开阔的知识面，叶圣陶听得津津有味。他从老师谈论的革命思想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领悟。章伯寅先生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必先知地理。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要爱国就得先晓得我国的自然地理、历代英杰。”叶圣陶心领神会，咀嚼着老师所讲的这些爱国大义。他懂得了要把爱国与爱家乡这块土地上的山川草木结合起来，要了解与熟悉历代名人英杰创造伟业的历史。老师寓革命思想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如清泉滋润了叶圣陶的心田，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就在报社上班，楼上说的并不完全对，这要针对每个报社的情况，要看报社是总编负责制还是社长负责制。 一般情况下，都是社长是法人，为一把手，总编二把手。 也有的报社不设社长这个职位，或者虽然有社长但只是挂名而已。这样就是总编一把手的。

严文井 任期：1961 年4 月至“文革”，1978 年9 月至1983 年10 月(1915-2005)又名严文锦。湖北宜昌人。《人民文学》原主编，作家出版社原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严文井的前期创作以散文、小说为主。但统观其全部作品，却“以童话和寓言的影响为较大”。他在高中二年级时，就创作了九篇童话，后汇入《南南和胡子伯伯》。1934年毕业于湖北省立高级中学，次年开始以“严文井”的名字发表作品。其作品故事生动，构思巧妙，富于哲理和诗意，被誉为是“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丁丁的一次奇怪的旅行》、《“下次开船”港》、《小溪流的歌》等童话被译成英、俄、捷、日、朝等文字。《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小溪流的歌》、《南南和胡子伯伯》、《“下次开船港”》等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美术片和连环图画。《严文井散文集》曾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摘自 新浪网

叶圣陶小时侯的故事 叶圣陶， 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府悬桥巷的一个平民家庭，圣陶是他的字。叶家开着一爿叫做“协记”的小布店，位于悬桥巷口。 叶圣陶的父亲叶仁伯，是“吃知数饭的”，即经管账务，平常人家称呼他“账房”或“账房先生”。他主要是替一位姓吴的地主家收租子，另外，一些大户人家逢到婚丧喜庆之事，也请他去临时料理账务。叶圣陶家里除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之外，还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日子过得还是有点紧巴的。不过，尽管如此，衣食问题还是可以无忧的。叶圣陶的父亲为人厚道，办事笃实，品行端正，母亲心地善良，尽心持家，克勤克俭。父母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叶圣陶，他心里想着要像父母一样做人。 儿时的叶圣陶，很得父母的宠爱，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所以父母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他们盼着儿子日后靠着科举能够飞黄腾达、荣宗耀祖。叶仁伯为了使儿子求得功名，让叶圣陶三岁时就开始识字、练字，到六岁那年，叶圣陶识字已有三千左右，字也写得相当漂亮。朱氏识字不多，但满肚子装着世代流传下来的谜语、诗歌、儿歌，经常说给儿子听。我国苏南地区流传的谜语，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叶圣陶猜谜语时兴致很高，从中得到了智慧的启迪。那些诵读起来悦耳动听的古代诗词，辞采华茂，言简意丰，叶圣陶能够背出很多。尤其是儿歌，形象生动，想象奇妙，韵律优美，把叶圣陶给迷住了，他时常挂在嘴上哼唱，唱得眉开眼笑。如“萤火虫，夜夜红；飞到西，飞到东………‘摇呵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还有饼儿，还有糕”等等，实在富有情趣，难怪叶圣陶乐得心动神摇了! 戊戌变法后的那一年(1899年)，叶圣陶六岁的时候，父亲送他进私塾读书了。塾师是当地有点名气的黄先生，文笔很好。叶仁伯把儿子托付给这样一个远近闻名的长者，是十分放心的。父亲对儿子的要求很严，放学回家后就督促他温习功课，还要背书，立下了“弗熟不得进膳”的家规。所好叶圣陶学习自觉，记忆力又强，并没有出现因书背不出而吃不成饭的事情。在黄先生那里，叶圣陶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过了一年以后，叶圣陶又到了悬桥巷东南端的顾家花园，跟随一位名叫张承胪(字元冲)的老先生读《四书》、《诗经》、《易经》。张先生教书，认真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对学生督责极严。他规定学生对所学内容要读熟背诵，否则就动用戒尺施以体罚。叶圣陶在学习上丝毫不敢懈怠，用心读书，背诵都能上口。 叶仁伯勉励儿子熟读圣贤书，但由于家境寒苦，他不主张像富户人家那样把子弟关在书房里“一心只读圣贤书”，而认为带孩子出去跑跑，熟悉社会和认识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是务实的。“不识字好过，不识人难过”。叶仁伯抱着这种传统观念，让儿子跟着他出门到亲戚家拜年、贺寿、吃喜酒，清明节到乡下上祖坟，秋天到乡下看收租子。这一切大大地开阔了叶圣陶的眼界，使他无形中受到人情事理的熏陶。叶圣陶童年时代，就领略了苏州民风民情的淳朴，也孕育了关心民间疾苦的缕缕情思。叶圣陶自幼生活在文化氛围很浓的吴地，远山近水、亭台楼阁、斋堂殿馆、庙院庵祠，甚至连城里的路名，都有来历；哪怕是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都有传说。父亲总要带他去看，说给他听，而且回家后还要求他回忆参观时的先后次序，作类似日记的记录，作为“开笔”之前的写作训练。 叶圣陶到了八岁时起，就“开笔”作文了。老师出的题目是《登高自卑说》，作文之前，向他提示“这应当说到为学方面去”。叶圣陶依照老师的吩咐，共写了八十多字。老师看到他写的毛笔小楷字方方正正，文句又晓畅流利，说理通达，便不断地称赞，特别是对文章的结尾“登高尚尔，而况于学乎”感到满意，情不自禁地在“尔”和“乎”这两个字的旁边，用红笔划了两个圈。叶圣陶高兴地把作文本带回家给父亲看，父亲见儿子敏悟好学、天资聪明，笑得十分开心。经过近两年的刻苦学习，叶圣陶大有长进，居然能够写出三百字以上的经义史论或时务策论的文章了。父亲急迫地希望儿子赶快成长，又将叶圣陶送进了另一所私塾，以便学得更好，能够考上秀才。父亲教育他要如他在《登高自卑说》里所说的那样，拿出登高的毅力去对待学习。叶圣陶明白父亲的企盼，决心勤学奋进。 父亲为了使儿子增长些文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带他到茶馆听说书、听昆曲。叶圣陶小时候听了不少的书，小书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这些大书小书，他有的不只是听了一遍，最多的听过三四遍。说书的，挥舞着纸扇，拍打着醒木，把故事说得活灵活现，各种人物的声音模仿得逼真酷肖，突显了不同的性格。听到精彩处，叶圣陶常常被悲欢离合的情节牵引得不能自已。他时而因悲愤难抑表现出痛苦的神情，时而因喜悦洋溢舒展出快慰的笑容，他完全陶醉于其中了。叶圣陶更喜欢听昆曲，那典雅的曲辞、优美的音节，那时而清柔温润、时而凄怆沉郁、时而高昂雄壮、时而哀伤感叹的曲调，抓住了他的心灵，让他百听不厌，甚至想到要去当昆曲演员。苏州地域文化的熏育，使他提高了艺术审美的能力。父亲为他提供的这另一种教育的课堂，让他学到了在哪一所私塾也学不到的知识，培养了他观察现实社会的眼力。叶圣陶的父亲把家庭、私塾和社会结合起来，这种教育方法是很开明的，使孩子受益不浅。 叶圣陶六年光景的私塾生活过去了，他的人生将由童年跨入另一个阶段。 1906年，以苏州长洲县、元和县、吴县三县县名的第一个字合成命名的“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创办起来了，叶圣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这所学校。这所小学的教师大多是才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有教唱歌和历史的章伯寅先生，有教国文的朱遂颖先生，有教博物和算学的龚赓禹先生，有教英文的杜安伯先生，等等。他们热心于新的教育事业，讲课动听入耳，显示了开阔的知识面，叶圣陶听得津津有味。他从老师谈论的革命思想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领悟。章伯寅先生在课堂上教育学生说：“地不离人，人不离事。欲论人事，必先知地理。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要爱国就得先晓得我国的自然地理、历代英杰。”叶圣陶心领神会，咀嚼着老师所讲的这些爱国大义。他懂得了要把爱国与爱家乡这块土地上的山川草木结合起来，要了解与熟悉历代名人英杰创造伟业的历史。老师寓革命思想教育于知识的传授之中，如清泉滋润了叶圣陶的心田，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是严文井，任期是1961 年4 月至文革。

严文井(1915--2005)，原名严文锦。湖北武昌人，现代作家、散文家、著名儿童文学家。

1934年严文井毕业于湖北省立高级中学，次年到北京图书馆工作，并开始以“严文井”的名字发表作品。1937年出版散文《山寺暮》。

1938年5月严文井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

1941年严文井在桂林出版的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描写了孩子们的悲惨遭遇和对美好生活的热望。

1944年严文井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和个人主义思想。

1945严文井到东北，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写有反映土地改革的报告文学《一个农民的真实故事》和童话《丁丁的一次奇怪的旅行》。

1951年严文井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从1953年起先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等职，为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为培养青年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严文井因病于2005年7月20日凌晨4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扩展资料：

（1）严文井的主要作品有：《南南和胡子伯伯》（1943）、《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1949）、《蚯蚓和蜜蜂的故事》（1950）、《三只骄傲的小猫》、《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1957）、《小溪流的歌》、杂文集《关于鞭子的感想》、游记作品《印尼，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

（2）严文井主要著作被收录在《严文井散文选》、《严文井近作》、《严文井童话集》、《严文井童话寓言集》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严文井

叶圣陶的父亲叶仁伯，是“吃知数饭的”，即经管账务，平常人家称呼他“账房”或“账房先生”。他主要是替一位姓吴的地主家收租子，另外，一些大户人家逢到婚丧喜庆之事，也请他去临时料理账务。叶圣陶家里除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之外，还有祖母和外祖母，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收入来维持，日子过得还是有点紧巴的。不过，尽管如此，衣食问题还是可以无忧的。叶圣陶的父亲为人厚道，办事笃实，品行端正，母亲心地善良，尽心持家，克勤克俭。父母的品德深深地影响了叶圣陶，他心里想着要像父母一样做人。

你打电话去人家出版社问问看他会不会告诉你

叶圣陶于1894年10月28日在江苏省苏州市的吴县出生。他的父亲帮当地一个地主做帐房，家境清苦。他六岁(1899年)时，进入当地的私塾就读，1907年，叶圣陶进入当地的草桥中学(即后来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就读。中学时期，开始接触外国小说及当时的文艺新潮。他不单喜爱阅读这些外国小说及新文学，更与同学组织诗会《放社》。1911年，三年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初等学校任教，并试验当时的新式教学法。可惜，1914年，他被排挤出学校而离开失业。在他失业期间，他全心投入文言文小说的创作。这些小说都寄到《礼拜六》杂志发表。后来他被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学校任教，同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小学教科书编辑。 他是我国著名作家和语文教育家。教师出身的他，不仅对我国的教育和文学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而且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有其独到见解。他的“为文必先为人”的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家庭教育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现实主义是叶圣陶最为鲜明的特点。叶圣陶是现实主义写作的先驱之一。他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 他记述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剥削者，是没有能力反抗的社会底层的人。叶圣陶在他的作品中一贯反映着真相与现实。他在自己的小说如《火灾》、《线下》和《稻草人》中表达了自己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文章聚焦于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他的广受赞誉的小说《倪焕之》就记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悲情生活。 叶圣陶发现新中国的很多人是自私、冷淡、伪善和保守的。人们为了安稳的生活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叶圣陶在作品中讽刺了这些人。他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希望唤醒人们的知觉并正视这些社会顽疾。叶圣陶不仅写故事，而且报道社会的谬误。他的作品不是用来消遣，而是用认知和对现实的思考来连填充人们的余暇。“……写作的基础是一双有洞察力和善于观察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却不怎么拥有洞察力……当然，没有必要以写作为目的训练而一个人的眼睛，对于眼睛的训练，是为了洞察现实，丰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