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研究论文3000字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才子，从头到脚充溢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徐志摩，虽然因其年仅三十五岁便遭遇空难猝逝，创作生涯只有短暂的十年（1922年春——1931年冬），却一直是现代文坛的一个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的评论热点。从1923年初见赏析评论其诗作的文章，直到本世纪末的当前，关于这位作家的诗歌、散文、思想倾向、艺术风格、文学史意义等多方面的话题，一直被人们热热闹闹地谈论着，而且今后还将被谈论下去。这充分说明徐志摩的确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历史无法忘掉他，人们也无法弃置他。徐志摩给我们留下了四部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另有集外诗作60余首，集外译诗40余首；六部散文集：《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文集》、《秋》、《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另有集外散文30余篇；一部小说集《轮盘》；一部剧作《卞昆冈》；还有译著十余种。徐志摩是杰出的诗人,这是大家公认的,但要说他还是个有成就的散文家,那就知者较少了。的确,置身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李广田、朱自清等诸多散文大家中,徐志摩尚不能称杰出者,但他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和独特的风格、鲜明的特色,却使他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园地里自成一家,也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对徐志摩的研究，从1923年开始至今，已有大半个世纪之久，主要集中于诗与散文这两类体裁，并由此铺展探及到了诗人的思想信仰、精神气质、人格特点等问题。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状况的系统梳理和综合评述，一．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总体评价和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胡凌芝《徐志摩新评》等杨莉《徐志摩散文艺术探析》分别从风格， 修辞， 语言三方面论述。他的散文韵味独特, 别有一种自己的气质。浓艳绚丽是其散文的总体风格。他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技巧来渲泄情感, 营造意境, 增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在语言的驾驭上, 徐志摩尤其强调散文语言的音乐性, 使语言节奏鲜明, 旋律优美, 诗意盎然, 且还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欧化句、英语等多种成份,形成了散文语言的一种奇特的景观, 读后使人经久难忘。刘勇《华丽端庄 飘逸流光——徐志摩散文艺术管窥》提到徐志摩的诗非常有名，但他的散文同样不同凡响。总的基调为:华丽端庄,飘逸流光。通过散文,我们可以重新熟识一下这位有争议的作家。胡凌芝在《徐志摩新评》曾经以细致的个案分析与宏观的综合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较系统地梳理了徐的散文创作特色。指出：自我思想情感的真率剖露、哲理与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地构成了徐志摩散文的别一世界。王木青的《徐志摩散文艺术论》从个人创造、情感投射、时空观念、思想彩虹三个角度来论述徐的散文风格，论文中提到：徐志摩散文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 闪耀着潇洒、自由的个性风采; 他既追求情感的互渗性, 又重视美学的移情作用, 故其散文注重表现情景交融的诗境, 心物合一的妙境, 主客贯通的化境。他认为宇宙的生命精神蕴藏在生活本体和大自然中, 因而, 他的散文注重歌颂大自然和生活本体的主体———人的生命精神。徐志摩重视艺术中所迸发的思想火花, 宣扬人道主义精神, 鼓吹为社会奉献的精神, 这种思想是积极的、乐观向上的。在徐志摩的《轮盘序》中, 徐志摩就对自己提出过严格的要求: “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他以外国艺术大师的作品为范式, 称赞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他们是魔术家, 在他们的笔下, 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从文字里创造有生命的艺术”。徐志摩的散文又何尝不如此呢? 它荡漾着诗的韵味、活的生命力, 显示出独特的个性, 流动着情感的血液, 吐纳着宇宙大化灵气, 放射出理想的光辉,展现出观念内部的撞击。论文中，作者着重举了《曼殊斐儿》这篇散文，说这篇散文是一篇诗化散文,它更多地流露出散文的异彩,它字里行间,疏密有致, 长短相依, 轻松活泼,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尤其是, 作品不仅体现了诗与散文的结合, 而且体现了散文与小说的结合, 显示出诗、小说与散文的相渗相融。徐志摩运用文学语言, 创造了诗的意境, 真地生动地再现了曼殊斐儿这一中心人物形象, 并用情感的纽带, 将诗人自我与人物形象连接在一起, 透过诗人热情洋溢的赞颂和细腻的刻画, 描绘了人物的真善美, 实现了散文所要求的真实性和小说所要求的典型性之间的有机结合; 并在这种结合中拓展出深广幽远、情景交融的诗的意境。在意境中, 闪耀着美的光华。二、 关于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的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评论关于徐志摩的散文风格，谢冕以诗人的细腻敏锐的艺术感觉作了言简意赅却十分精确到位的评价：“《浓得化不开》是徐志摩的散文名篇，这篇名恰可用来概括他的散文风格，……他有一种能力，可以把别人习以为常的场景写得奇艳诡异，在他人可能无话可说的地方，他却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让你目不暇接，并不觉其冗繁而取得曲径通幽奇岳揽胜之效。把复杂说成简单固不易，把简单说成复杂而又显示出惊人的慎密和宏大的、却极少有人臻此佳境。惟有超常的大家才能把人们习以为常的感受表现得铺张、繁彩、华艳、奇特。徐志摩便是在这里站在了“五四”散文大家的位置上。谢文这种将“独创性”作为衡量评估徐散文成就的基本尺度，在与其他“五四”散文大家的风格比较中去定位其特征和价值的研究思路，显示了历史的美学的深度。许欣的《论徐志摩的散文风格》提到：徐志摩的散文,风格之自由华丽,在现代散文家当中,可以称之为最了。有人曾用一个“魔”字来概括徐志摩的风格。确实,他的散文,感情奔放,不可阻遏,其行文如秋空一缕行云,舒卷自如,其文字如黄昏夕阳,华彩纷呈,瞬息变幻。对于徐志摩这一散文风格的形成,作者还引用朱自清在《〈我所知道的康桥〉读法指导》里,的话“大概本篇作者所以能写成这样的文体,一半从他的品性,一半以他的教养。他是个偏于感情的人,热情奔放,往往自己也遏制不住。他通西洋文学,西洋文学中有所谓‘散文’的一个部门,娓娓而谈,舒展自如,在自来我国文学中是不很发达的。他那品性与教养交叉在一点,就产生了他的自由的文体。”可以说,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就是他的生活、思想、性格,情怀、气质、艺术、修养和趣味的总的集合,以及所有这一切在创作上的体现。在众多的研究中这段话笔者认为是对徐志摩散文的风格形成缘由的最好概括。在论文结尾，作者又十分亲切的写道：“赏读徐志摩的散文,常常有一个错觉：读到的明明是一篇散文，实际上得到的却是一首好诗。即使不分行也读得出是诗,是诗化了的意境,是诗歌语言的魅力。读徐志摩的散文,你不能去解释,也不要去字字句句地条分缕析,它们是许多美的意象的感受,是情绪的自如流淌,是心灵振颤的曲线;读徐志摩的散文,也许一遍就可以读懂,因为它——语近,但也许好多遍也读不懂,因为它——情遥,用清代诗评家沈德潜的‘语近情遥,含吐不露’来形容徐志摩的散文,也许最为贴切。一般说来,散文的风格以简约质朴为好,但是像徐志摩散文这样的自由华丽,也不失为一美。虽然他的绮丽、浓烈、绚烂、甜腻、雕琢、铺张的文风常遭非议,但徐志摩正是以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文字在散文界独树一帜,让散文界看到了散文的又一种笔法,更加证实了散文的笔法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对徐志摩散文如此客观的评价，且道出散文的真谛，让人佩服作者对徐志摩散文研究的深刻与对散文创作内在规律的把握肖灵《试论徐志摩散文的诗化特征》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厚的“诗化”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所营造的诗境上,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和文体风格上,注重多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方式的运用,讲究音乐美、形式美。黄宇《试论徐志摩散文的“绅士风”》提到：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郁的绅士气息,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的思想倾向与精神特征上,即颂扬“爱”、崇尚贵族式的自由、膜拜自然、主张渐进革命,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与文体风格上:“跑野马”、以“活泼无碍的心灵境界”感受美、注重抒情与冥想、力求风趣幽默。黄乃江《徐志摩散文“野马风”探析》从写作触点、语言个性、意象选取、行文程式和目的关怀等方面对徐志摩散文“跑野马”风格特征进行探析, 并认为徐志摩散文体现出“不可测, 不可节, 不可预逆, 起, 动, 消歇皆在无形中,狂飙似的倏忽与猛烈与神秘”的野马禀性和张力,徐志摩在散文创作中始终张扬着“最有灵性、最富理想色彩和生命光泽”的野马精神。认为“跑野马”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理”通而不郁，“辞”强而不溺，“博见”而不贫，“贯一”而不乱。三、从美学的角度来评论研究徐志摩散文张智辉的《论徐志摩散文的美学追求》提到：赋与大自然以性灵神韵和社会意义，是徐志摩散文追捕的美。他把三种美感形态的创造作为散文重要的艺术追求：柔美，能让人感到和谐、情意缠绵及轻松愉快；壮美，能引起人一种奋发向上的情感；悲壮美，能使人在沉痛、怜悯、崇敬和赞美等精神反应中得到美好情感的激励、振奋、陶冶和提高。他在散文中所探索的想象美，主要表现在补充感觉、洞见美质、拓展诗意和超越时空局限方面。他的散文，极力追寻的浓艳富丽美文体，是由丰富的“色彩意识流”、变形的联喻、虚幻的荒诞描写和艺术通感组成的。胡建军在《论徐志摩散文创作的美学灵机》也是提到与张智辉相同的观点：把握志摩散文创作现象和艺术风格，就不能不首先认识志摩的美学思想——“性灵说”.同是作者张智辉，他在《论徐志摩散文的情感符号》以“情感符号”来把握徐志摩散文的特质,认为突出呈现,把喻体和喻指在“异质同构”、潜价值等方面的对应关系转化成比喻符号;超然物外,从作为媒介的现实和梦幻等各种外观形式中“显现知觉 徐志摩作为富商之后，成长背景令人羡慕，他毕业名牌大学，继尔留学欧美，回国后创领新文化运动。一直涉足于顶层社会，与名流人物打交道，他的出身起点，生活氛围，社会阅历，加之极高的天分，无不使他成为人之骄者。重要的还有文人天赋的浪漫秉性与固有的自由意识。他的才学和能力对当时社会的潜在价值，是不可抹杀的，所以后人对其“纨绔”的印象也只是印象而已。崇拜自然，寄情自然是徐志摩一个重要内容．他对现实采取不调和、不承认的态度，不承认现有社会的政治、法律、家庭、宗教、娱乐、教育，认为这些都是影响性灵自由发展的东西，所以强调“要一切都重新来过：不是在书桌上整理国故，或是在空枵的理论上重估价值”。在《鬼话》里，他一再说明自己是个”自然的崇拜者”认为自然界的种种事物，”不论其细如涧石，暂如花，黑如炭，明如秋月，皆孕有甚深之意义，皆含有不可理解的神秘，皆为至美之象征。”后又在《话》里反复强调大自然“是一本绝妙的奇书”，每页上都有无穷无尽的意义，只要学会研究这本书的方法，了解其奥义，那样我们精神生活就不怕没有滋养，我们理想的人格就不怕没有基础。” 徐志摩的反璞归真的欲望，只有从大自然中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他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并不去具体的描绘，精心涂抹，大抵借景抒情，富有田园牧歌式的情调。《翡冷翠山居闲话》是这样，《天目山中笔记》等也是这样。 徐志摩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的态度是他散文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其中思想既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现代评论”派是段祺瑞政府的“诤友”，后期“新月社”可以说是国民党的“诤友”，他们对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有过批评，甚至于抗议，但也有期待，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它的统治，而徐志摩又是这两个社团的主要成员；大革命时群众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违背了他要“自由而不是激烈”的理想，于是就是不满，说什么如果“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他对群众爱国运动的这种指手画脚的责难，显然是错误的。这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对待群众运动上的直接表现，因而受到鲁迅的严厉批判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徐志摩在散文里还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资产人道主义思想．他对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抨击，对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一定的同情。在《自剖》里，他回忆1924年直奉战争是就极端烦闷的思想感情，“那日子简直是一团漆黑，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他揭露了蒋介石反动统治是造成外祸频繁的根源，他说：“上面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的，外交部长是欺专家，中央政府是老朽昏庸的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欺负的是不可以追源到我们的昏庸……”从徐志摩这里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既有一定程度上的反帝反封建要求，有害怕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软弱、妥协的倾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必须借助语言来描绘形象,表达思想,语言又是构成作家风格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徐志摩散文华丽夸饰的风格,在语言上有着突出的表现.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散文文学论文的标准格式供大家参考:题目:应简洁、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不宜超过20个字.摘要: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语言精练、明确,中文摘要约100-200字.关键词:从论文标题或正文中挑选3~5个最能表达主要内容的词作为关键词.目录:写出目录,标明页码.正文:专科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毕业论文正文:包括前言、本论、结论三个部分.前言(引言)是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现实意义、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并提出论文的中心论点等.前言要写得简明扼要,篇幅不要太长.本论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包括研究内容与方法、实验材料、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等.在本部分要运用各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分析问题,论证观点,尽量反映出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结论是毕业论文的收尾部分,是围绕本论所作的结束语.其基本的要点就是总结全文,加深题意.谢辞:简述自己通过做毕业论文的体会,并应对指导教师和协助完成论文的有关人员表示谢意.参考文献:在毕业论文末尾要列出在论文中参考过的专著、论文及其他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参考或引证的先后顺序排列.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下面是关于哲理散文的教学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人是能思想的苇草》是苏教版教材（必修五）所选的一篇哲理散文。本文选自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本书采用的是独白式的写作方式，思想精练，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内容丰富，展示了内心的世界；文字隽永，蕴含了文学的意味。课本所选文本较短，表述抽象，含义深刻，而且文字间跳跃性强，有时确实给人以“零星无序”的感觉。所以，教学有相当的难度。以至于有些教师让学生随便读读，或者干脆略过不讲，美其名曰“大胆取舍”。那么，对于这样的哲理散文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一些浅显的看法。

一、作为哲理性的文本

法国的维克多·吉罗说过：“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部书留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思想录》，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可见这篇文章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思辨性强，如何引导学生去把握文章的思想呢？

1.抓住标题

虽然《思想录》里很多记录的都是“偶然闪现出的思想”，而且课文节选部分的标题也是编者所加。但毕竟这个标题突出了人的二重性（或者相反性），即脆弱性和伟大性，或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因此也成为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语）般众人皆知的名句。那么，抓一句及其余的方法应该较为适合本文的教学。标题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苇草”是中心词，可见人具有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从这个“本源”看，人与其他事物并无二致。但人又是“能思考的”，这就突出了人作为人的“特殊性”。而这个性质形成了人的伟大。认真深入地揣摩标题的内涵，就抓住了文本的关键，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2.联系作者

纯理性的文字给学生的理解带来较大障碍，因此有必要补充一些感性材料。如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作者的经历是再有说服力不过了：

帕斯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抽象的理论思辨，更是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这位英年早逝的哲学家在他短短三十九年的生命当中，有一多半时间是在病魔缠身中度过的，才十八岁身体就开始羸弱不堪，二十刚出头就发生过中风，糟糕的健康状况甚至令他终生没有结婚。正是这种切肤之痛使他相信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同一棵苇草没有什么区别，脆弱到可能因为一口气、一滴水而被毁灭。然而另一方面，帕斯卡尔又实在是世间罕见的天才。只说他作为《思想录》的作者在哲学史上就已占据崇高的地位了。一个如此脆弱的躯体内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思想能量，帕斯卡尔本人不正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吗？对于他的一生，恐怕没有比这个比喻更为贴切的评述了。

梭罗评价帕斯卡尔说：“正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的书也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确实，我们从以上这段文字能够看出，帕斯卡尔可以说就是“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的代言人。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作为人的“脆弱与伟大”矛盾统一的特点。学生结合这样的拓展材料来理解课文中的格言式文字时，就会更好地调动自己知性和感性两种思维，从而更好地体会文本的内涵。

3.作好铺垫

比如有的教师在教学本文时，先设置这样的一个预习：

阅读周国平的《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人的高贵在于灵魂》入选苏教版初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文章开篇以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引入，两篇文章有着潜在的共通之处。学生课前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做圈点批注，自由畅谈对“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这一论点的认识。

由于理解本文有难度，先来阅读一篇与之有紧密关联且难度稍低的文章，并且写了个人的阅读体会。这样学生可以在思维方面先“预热”一下，之后再看文本会容易一些，也更有体会，效果自然也更好。

4.联系自身

对于类似《思想录》的语录体文本，有时需要选取一些关键语句，比如“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等，要求学生以其为核心，扩写一段文字。这样不仅可以使文本中的哲理内化为学生自己的收获，而且也训练了他们的语言表述能力。所以，对于哲理性较强的文本采取这种“以写促读”的方式还是比较适合学生的学习的。它会“逼迫”着学生有意识地深入思考，并且还得尽可能地扩展思维“寻找”到自己阅读中或生活中相对应的实例来阐释。这个过程既训练了学生在输入信息方面的接受、理解能力，也带动了输出信息方面的表述、阐释能力。当然，应以前者为主。

二、作为节选性的文本

1.在全文乃至全书的视角中了解文本的意思

这是由整体到局部的阅读顺序。比如教学本文应先让学生了解一下全书的大概：

帕斯克尔的思想理论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思想录》中，此书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潮之外，另辟蹊径：一方面它继承与发扬了理性主义传统，以理性来批判一切，同时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切真理都必然以矛盾的形式而呈现这一主导思想之下指出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界限，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揭示矛盾的方法从两极观念的对立入手，考察了所谓人的本性以及世界、人生、社会、历史、哲学知识、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其中既夹有若干辩证思想的因素，又复浓厚地笼罩着一层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

看了以上这段话，对于有些课文中的句子可能理解就会更容易、深入一些。比如课文的`一句话：“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的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的卑贱啊！”这样两句话是既对立矛盾，又有机统一。既体现了思想本身矛盾的一面，又体现了其辩证的一面。

2.突出节选文本的核心意思

虽然是节选文本，但是我们的教学中不可能也不必要做到面面俱到。节选部分总体还是会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意思，因此不能“以全概偏”“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比如教材节选的部分（《人是能思想的苇草》）主要意思包括人的思想性、人的伟大性。所以，教师应该把教学的内容主要定为这样的思想传达与引导。正如：“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美好的天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

三、作为翻译性的文本

翻译的作品总是给人带来一定的“隔阂”。因为这是翻译本身带来的矛盾。直译带来语言的“陌生化”，意译有时无法最大限度地传达作者的思想。虽然教材所选均为权威译本，但毕竟国外的哲理小品语言上和直接用母语写作而成的哲理散文还是有些区别的。但一般来说鉴于作者翻译文本（尤其是哲理性文本）时更侧重传递作者的思想，所以教师就不应将品味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当然，这不是完全不关注语言。只是关注语言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不需从语言的应用方面对文本精细化研讨，即处理语言“不是那种字字斟酌，句句推敲的严谨”。有的教师对待此类文本和对待经典的母语文本时不加区别，执著于个别词的选用、个别句子的表述上，应该说侧重点的确定是有所偏差的。

当然，同为外国哲理小品，理解的难度还是有所不同。这和文本本身所表述思想的抽象性以及这种思想和读者自身的距离等多种因素有关。比如苏教版教材同一单元的《人是能思想的苇草》和罗素的《我为什么而活着》，在理解的难易程度上还是有差别的。后者接近我们对学生经常教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容。其主要不同是面对同一问题时存在着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比如对待爱情的态度，会有学生难以理解作者把爱情提高到如此的程度。教师可以在这方面多加引导、解释。

参考资料：

1.徐兴无《〈人是能思想的苇草〉解析》，《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2.刘岩《评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语文建设》2005年第9期。

3.刘丹妮《〈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教学设计》，《语文建设》2008年第11期。

4.何兆武《经典七日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5.徐敏南《三种类型文本的教学思考——兼谈〈一点眼泪换一滴水〉的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西安）》，2011年第1/2期。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