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家杂志社发展前景

中国古代的慈善家自古以来，我国涌现了许多民间慈善家。他们以个人名义进行慈善义举，或是大商人，或是地方官员，以自家的资财资助贫困和孤病之人。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位著名的慈善家范蠡，他是春秋后期越国大政治家，他曾经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后来乘扁舟流落江湖经商，而且变名易姓为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方面颇有一套成功经验。但人富志更高，几次将经营所得的巨额钱财，接济穷人。《史记》称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是说十九年间三次获得千金之富，但三次把这些钱财接济他周围的穷朋友与困难兄弟。史上称赞他是一位“富好行其德”的大善人、大慈善家。 汉代的慈善家、大善人也不少。东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樊重，就可以称得上为当时的大慈善家，据《后汉书》记载，他曾经借贷给贫困人家数百万，到时候将这些人的借债文契都一一削劈焚毁，使诸借贷人十分感动。他家里有不少“池鱼牧畜”，凡有求鱼及牲畜者，有求必应。东、西汉有许多身为地方官吏而同时又是当地慈善家的，如西汉宣帝时的黄霸、在任扬州刺史时，常常鼓励乡亭小吏畜养鸡猪，到时候施舍给那些鳏寡贫穷户。他在任泉州太守时，也不时“养视鳏寡，赡助贫穷”，大行慈善事业，后来当时社会秩序良好，达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状态。西汉名臣召信臣，则在郡大兴水利，“躬劝耕农”，大行善事，以致郡内殷富，他被百姓尊为“召父”。东汉的大臣和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慈善家，如光武帝时的名臣宣秉，他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为“三独坐”，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服布衣”，“蔬食玉器”，但把他历年所得薪俸，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光武另一名臣****，虽“家累千金”，但把他财富全部赒济贫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美名。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农忙时节了，他带着酒菜到田间，专门奖励那些勤于耕作的人，以示奖励。 南北朝时，民间也常有慈善家，在地方大行善事，北魏时有“良吏”路邕，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自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正遇荒年，庆胤把自家千余石粟米“赈恤贫穷”，使多家困难家庭得救。 最值得表彰的是隋朝“循吏”公孙景茂，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自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从他手中因之存活者达到一千多人。后来他任道州刺史时，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另一位隋朝著名循吏辛公义，其慈善行为更为感人。史载他出任四川岷州刺史时，当地多灾多病，而百姓又特怕染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以致“父子夫妻，不相看养”。辛公义决定用自己模范行为感召百姓，当暑月疫情严重时，他让部下将境内所有疾病患者都用麻板抬到自己家来，病人达到数百，厅堂和走廊都住满了，他自己亲设一榻与病人住在一起，终日连夕与病人相对询问。这一期间所得的薪俸全部用来买药给病人医治，还亲自料理病人饮食起居。结果病人全部痊愈，也从此改变了地方的陋习。 唐宋元明以后的民间慈善家，史上也记载不少，在慈善史上有名的大善士则可推北宋时期的大峰和尚。他大约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事迹已记载在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史籍中，主要慈善事业以修桥为民造福为主。北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这位佛学大师从福建来到广东潮阳，自己募捐筹集资金，在潮阳修建和平桥，含辛茹苦历经十二年，至宣和末南宋初年建成。当地居民感恩戴德，在桥旁建立了“报德堂”以祭祀他。从此，广东潮汕地区慈善事业和慈善机构日渐兴盛，都源于这位佛教大善人。清朝至民国，由大峰法师影响而兴起的汕头市存心善堂，成为南方声望最著的慈善机构。1929年当地人所写的《祖师纪录碑》，详细地记载了这约距今位一千年的慈善大家的生平善事：“宋大峰祖师，闽人，为宣和时高僧……劝喻潮人造桥、修路、施棺、殡殓、救人、赠药、赈灾、恤困等善举，毕生不倦，开化潮人不少……各县遂风起云涌，奉祖师神像，力行善举”。大峰慈善思想还流传海外，在泰国曼谷也建立了大峰祖师庙，成立有关民间慈善机构，在此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兴办了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可以说，大峰是一位国际性的慈善家。 明末清初，我国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形成一个高潮。那时许多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地方慈善组织，一方面互相联络感情，反对宦官黑暗统治，集会抨击腐败政治，另一方面对社会实施有效救济，遇寒者给衣，饥者给食，病者施药，死者施棺，有的还筹集经费，给贫困儿童办学。以著名的东林学派主将高攀龙、钱一本、陈幼学、叶茂才等组织的同善会，便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慈善团体。最初在明神宗万历年间由河南人杨东明在河南虞城始办，后来中心迁至江苏武进，地区扩大到无锡、嘉善等江南许多县区。同善会慈善事业主要内容是向社会宣扬良好的道德风俗，收养生活无着的贫困孝子、节妇和贫老病者，资金由同善会员集体募捐。同善会的慈善活动，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夫马进专门著有一本小册子《同善会小史》。在同善会的基础上，清代江南民间慈善事业更大规模发展，据有关史料统计，仅苏州一地，即有各种名目的社会慈善团体一百二十多个，上海地区也有八十多个慈善组织。这些慈善组织有的建起育婴堂，专收弃婴抚养，有的办所谓仁济堂、同仁堂，给穷人免费供给医药。由于有些地方官员的介入，有些慈善组织资金雄厚，史载乾隆年间无和县的一处育婴堂拥有土地一万三千多亩，一次即得到官助银一万二千多两。明清由士大夫筹办的慈善组织，还定期向广大群众讲学，宣传他们的慈善主张。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有一部《中国善书的研究》，就专门研究明后期东林派慈善家高攀龙等的慈善文化和慈善学术的。 清朝还有两位慈善家也是应当提出的，一位是陶澍，另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陶澍是清朝道光年间的封疆大吏，他曾任官至两江总督的高位，在慈善事业以主持丰备义仓而知名。道光三年至五年（1823—1825年）时，陶澍任安徽巡抚，恰逢大火灾，他开始考虑建立一座防备灾荒的民间义仓，定名为“丰备义仓”，意思是“以丰岁之有余，备荒年之不足”。到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已任两任都督，终于和部下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把丰备义仓建成，地址选在江宁、苏州地区。这年年初，林则徐在苏州城里修筑了十间大小仓库，从无锡买粮存放。因为地在今江苏长洲、元和和吴三县，历史上把这座民办公助的救灾仓库命名为“长元吴丰备义仓”，从1835年至1860年二十多年间，这座义仓有效地起着荒年赈灾的作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他在边区伊犁又一次自己捐款兴修了龙口渠，为新疆人民谋了福利，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次为国为民的慈善事业。清朝晚年，长元吴丰备义仓完全由官民合办转手为当地士绅联办，慈善事业规模越来越大，不仅灾荒赈济粮食，还筹建“协济粥厂”，后来又兼管失业机户的救济。清末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还创办一所专收贫困家庭孤苦儿童的“儒孤学堂”。最后又扩建一所解决流亡人口和贫民子弟就业的“贫民习艺所”，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学校。这样长元吴丰备义仓就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了。 时至19世纪90年代，西方新思潮不断传至我国，一些西方慈善思想也流传到我国学术界，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受到冲击。晚清思想家郑观应在一篇题为《善举》的文章中，列举了西方各国的慈善机构，主张中国也应通过官绅合力，遍设西方式的善堂。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也逐渐转变为近代公益事业。 我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与西方世界的慈善思想有共同的地方，即我国古代慈善事业源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这和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是一致的。但二者也有不同之外，即近代慈善公益活动，不仅仅限于对鳏宴孤独、贫病残疾之人的救济，更侧重于面向社会大众，使慈善事业不光是消极被动而且是积极主动的。今天我国的慈善事业和慈善政策正在向这方面转变，就像最近在《北京青年报》一篇文章中所述的，要“既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和当今中国社会需要，也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相一致”。这也是目前我国在新的条件下慈善事业的一种新气象吧！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07期特别策划“面向21世纪的中国慈善事业”文章之一。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财富量急剧增长，2009年的GDP已经达到万亿元，人均GDP达到了25188元。如果没有意外，中国即将超过人均GDP4000美元大关，提前40年实现邓小平同志所确定的2050年发展目标。根据国际发展的一般经验，未来十年，中国的人均GDP完全有可能达到1万美元，初步迈上发达国家的门槛。经济发展的速度完全能够大大提前实现“三步走”战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迅速地叠加发展，对于社会管理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另一方面，财富总量的大规模快速增长，要求社会大众对于财富的管理，作出新的较为艰难的社会选择。从而使贫富之间，能够建立兄弟情谊，并和睦相处。应该看到，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传统的安全管理对象发生了变化，政治性的管理正在大踏步地转向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基础，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公民社会，而公民对于公益事业的全面投入，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标志。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需要公益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现状与差距对于中国公益事业现状，特别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现状的基本认识，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究竟有多少的慈善公益空间？我们看三组数据。年度慈善捐赠总额。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已经达到509亿元，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占中国财政收入6800亿元的比例，不到5%。比较一下，美国2008年的捐款3000亿美元，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国财政收入3万亿美元的10%。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慈善组织的数量。2009年，中国的基金会为1843个，美国的慈善组织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2009年，中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不到两万，而美国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则超过900万，英国亦有60万从业人员。中国慈善公益发展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未来五年中国的捐款数额年度能否达到5000亿元，慈善组织能否达到50万个，从业人员能否达到500万人，借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我国社会也应该建立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明确目标。这样的具体目标的确定，在经济具备了初步的条件以后，已经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想了，关键是要达成基本的社会共识，然后才会落实为重大的社会行动。作为慈善家的中国盖茨何时出现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较强的公益慈善的社会压力，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必须发自于社会，才能形成社会影响力。当然这种压力不能只作为负面的谴责，更为重要的是正面的弘扬。在香港，公益日就是要买旗做公益，当满城都买旗做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未买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目前中国已经有万个千万富翁。当前时期，一定要广泛地宣传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格局里，富人与穷人之间必须和睦相处。100多年前，福特汽车公司为使汽车能够有销售市场，从而主动为工人大幅度地涨工资，而卡耐基则是在致富之路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开始了社会慈善的壮举。最近社会在热议盖茨和巴菲特倡导的富人在生前将财富的一半捐献给社会公益的活动。现在是中国社会作出响应的时候了，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了。尽管中国社会有亿万捐赠的慈善家，但发展的格局还很不平衡。为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我们倡议万个亿万富豪，应该把每年的捐款定为一百万，这应该成为一种基本的公益慈善道德体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责任底线，也应该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活动。如果亿万富翁年度捐款达到百万，千万富翁年度捐款达到十万，整个国家的公益事业，将会很快达到年度捐款越过千亿，甚至向两千亿元迈进，这样中国公益事业就会真正有实力迈向更加广阔的发展远景。

一、公益市场化未来五年，中国慈善事业体制将从行政模式转为市场模式，慈善市场将起到配置慈善资金的基础作用，公益市场化成为现有体制下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要改变慈善行政化，光靠呼吁没有用，唯有用市场化挑战行政化，要建立市场主体，要参与公益慈善资源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还要组建各种市场要素，包括公益金融，公益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包括公益营销，不但要把事情做好，而且还要大声喊出来……从去年以来，公益市场化已经成为一个洪流，虽然有很多局限和问题，但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客观的发展过程了。二、民间化、组织化和专业化随着公益市场化的到来，政府不断的简政放权，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公益慈善事业中来，慈善事业会进一步的民间化；另一方面，随着政策越来越开放，有更多的公益慈善组织注册成立，公益慈善组织的数量不断上升。在民间化和组织化的过程中，又要求公益慈善组织不断提高效率，才能赢得更多的公信力，这就自然而然走向专业化的道路。三、基金会崛起自2004年以来，政府采购服务为公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但在实现市场化、组织化、民间化、专业化的过程中，如果民间组织都依靠政府提供资源，这不利于他们的独立发展。在这种环境下，基金会的崛起是自然的趋势，它将逐渐和政府、国际机构一起，成为非常重要的慈善事业资金供给方。四、支持性机构出现未来五年将会出现一系列支持性机构，包括设计、评估、咨询、能力建设、展会甚至社会创投服务等各个方面。这些支持性机构的出现，意味着公益行业的形成，逐步打造出比较完整的生态系统。五、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医疗康复是投资热门随着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青少年儿童、社区发展和医疗康复将是公益投资的热门领域。成熟度比较高的社会组织聚集在这三个领域，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的投入。六、社区资助将成为重要的慈善资金使用方式目前，社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灵活的小额社区资助成为重要的慈善资金使用方式，社区基金会将成为重要的载体，资助模式将成为基金会与社会服务机构之间的主要合作方式。七、大量公益资金将转向西部地方经验仍然会引领公益慈善事业的中国道路，北京、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江苏、上海等地会成为更加活跃的地区；以地方带动地方，大量的资金将会转向西部。八、法治原则将得到普遍推广法治原则很可能在公益慈善领域得到普遍推广，慈善将逐步通过立法来建立规范，公益组织的契约精神将进一步得到强调。九、互联网+公益公益慈善将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一点在最近的99公益日得到很好体现，许多公益项目可能还没实施就已经能够募集到很多钱，这种事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可能发生。互联网思维将深刻影响着慈善领域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公益慈善的信息化平台打破时、空、行业界限，促进公益资源对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十、公益慈善事业将引发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公益慈善事业在未来五年内将引发一系列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协商民主可能会成为公益组织之间的主要沟通方式，同时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将形成大规模的跨界，多元共治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