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研究论文

吴毅、陈颀：《农地制度变革的路径、空间与界限——“赋权”-“限权”下行动互构的视角》，《社会学研究》（A类权威）2015年5期。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目标与可能路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陈颀、吴毅：《群体性事件的情感逻辑——以DH事件为核心案例及其延伸分析》，《社会》（B类权威）2014年1期。《“地根政治”：揭示农地制度新变革的真问题》，《北京日报》2013年8月19日。吴帆、吴毅：《整风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湖北大冶县矿山公社为例》，《开放时代》（B类期刊）2013年2期。吴毅、陈颀：《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社会学研究》（A类权威）2012年6期。吴帆、吴毅、杨蓓：《意识形态与发展进路：农业合作化运动再反思》，《天津社会科学》（B类期刊）2012年1期。杨蓓，吴毅：《人民公社：现代乌托邦的追求与受挫》，《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期。吴毅、吴帆：《结构化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再思考》、《开放时代》（B类期刊）2011年4期。吴毅、吴帆：《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开放时代》（B类期刊）2010年3期。吴帆、吴毅：《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与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4期。《理想抑或常态：农地配置探索的世纪之摆——理解20世纪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史的一个视角》，《社会学研究》（A类权威）2009年第3期。吴毅等：Twenty Years of Rural Political Stud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ublic Academic Movement，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Fall 2008 Vol. 41 No. 01.（SSCI）。吴毅等：The Path and Subject of Rural Governance Studies: A Response to Ying Xing's Critique，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Fall 2008 Vol. 41 No. 01.（SSCI）。《权威民主化：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经验》，《中国改革报》2008年11月17日。《治道的变革——也谈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9期。《从革命走向革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5期。《“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社会学研究》（A类权威）2007年第5期。《迎检的游戏——乡镇调查手记》，《读书》2007年第6期。《何以个案 为何叙述——对经典农村研究方法质疑的质问》，《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4期。吴毅、李德瑞：《二十年农村政治研究的演进与转向——兼论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兴起与终结》，《开放时代》（B类期刊）2007年第2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7年第3期转载。《局促的改革空间——一个学者眼中的乡镇机构改革》，《南风窗》2005年5月（上半月刊），该文为《南风窗》对吴毅的专访。吴毅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开放时代》（B类权威）2005年4期。《最后的征收》，《读书》2005年5期。 《农村政治研究：缘自何方，前路何在》，《开放时代》（B类权威）2005年2期。《“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读书》2005年1期。《对农地征用中政府与农民争利现象的两点思考》，《上海行政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催收与拖欠》，《天涯》2004年5期。《乡村的权力承包》，《天涯》2004年5期。《法的正义抑或情的入理》，《天涯》2004年5期。《不同语境下的乡村关系》，《探索与争鸣》，2004年9期。《农地征用中基层政府的角色》，《读书》2004年7期。《农民“种房”与弱者的反“制”》，《书城》，2004年5期。《税费改革中乡村利益张力下的村级财务困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期。杨震林、吴毅：《转型期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中州学刊》2004年1期。吴毅、杨震林：《道中“道”：一个村庄公共品供给案例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1期。《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文史哲》2003年4期。《从革命到后革命：一个村庄政治运动的历史轨迹》，《学习与探索》2003年2期。《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2003年3期。 《双重边缘化：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类型学分析》，《管理世界》（A类权威）2002年11期。《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缺失治理资源的乡村权威与税费征收中的干群博弈》，《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4期。《公共空间》，《浙江学刊》，2002年2期。吴毅、杨震林、王亚柯：《村民自治中“村委会自治”现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学海》2002年1期。徐勇、吴毅、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浙江学刊》2002年1期。《无政治村庄》，《浙江学刊》2002年1期。《“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开放时代》（B类权威）2001年12期。贺雪峰、吴毅、仝志辉：《村庄选举研究：眺望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窗口》，《江海学刊》2001年1期。吴毅、贺雪峰：《村治研究论纲——对村治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尝试性揭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3期。《新规则是如何演绎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冬季卷（国际性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与评论中文期刊）。吴淼、吴毅：《村民自治：理论资源和运作绩教》，《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4期。《制度与国家：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透视》，《天津社会科学》（B类权威）1999年3期。《制度引入与精英主导：民主选举规则在村落场域的演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2期。《村民自治的成长：国家进入与社区内生》，《政治学研究》（A类权威）1998年3期。《村治中的政治人——对一个村庄村民公共参与和公共意识的分析》，《战略与管理》1998年1期。《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政治稳定形态及其效应》，《天津社会科学》（B类权威）1997年5期，《新华文摘》1997年12期全文转载。《农村衰败与晚清现代化的受挫》，《天津社会科学》（B类权威）1996年3期。被《新华文摘》1996年5期部分转载。《跨世纪的课题：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1期。《跨世纪的课题：中国农村的协调发展》，《社会科学报》1995年12月14日。《社会政治取向与政治稳定关系的结构分析》，《政治与法律》1995年4期。徐勇、吴毅：《地区发展非均衡性的政治影响分析》，《学习与探索》1994年3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环境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与制约》，《重庆社会科学》1993年3期。《试论我国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制约因素》，《社会主义研究》1992年4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课教学探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1年5期。《发展我国城市的正确方针》，《城市开发》1991年5期。《论城市发展的历史机会》，《城市科学》1991年3期。《从日本的国策看其对华北的渗透》，《重庆史学》1989年2期。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 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即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低，广大农民的温饱还难以保障，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穿衣吃饭和粮食需求问题，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维持农村和全社会的安定。正当几亿农民所关心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农村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飞速进步，农民一直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成了现实。这个时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两个文明一齐抓。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上世纪年代初，我国又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五中全会所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 （更多新农村论文） 一是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根治、不解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很难赢得主动、就容易出现波折。 二是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以上，财政收入达万亿元，这对于建设新农村非常有利，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否则，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会落空。 三是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是基于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缩小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耕地在过去年中减少了亿亩，人均下降到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而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多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扩大到∶；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已经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因此，中央审时度势的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与城市不同，应与农村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到小康.

曾在《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财贸经济》、《改革》、《当代财经》、《涉外税务》、《人口与经济》等刊物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50余篇，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论文 4篇；主持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和省软科学课题 3项，参与省级科研课题 10余项；主编、编著经济类书籍 7部，参编 10余部；曾三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三等奖。近年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成果主要有：1 . 论文： 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 (15000 字， 1/2).《中国农村经济》， 2007（ 5）。2. 论文：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问题 (9000字，独立 ).《改革》， 2005（ 3）。3. 论文：我国社会保障税制基本框架设计 (7000字，独立 ).《当代财经》， 2005（ 3）。4. 论文：农村税费改革后我国农业税问题研究 (5000字，独立 ). 《农业经济问题》， 2004（ 4）。5. 编著（ 1/3）：《西方财政学》（ 26万字），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12月。6. 主持省社科规划课题《我国养老保险基金安全运行问题研究》， 2004年 10月立项，（批准号： 04CJZ15），已经完成。7. 主持山东省软科学发展计划项目《公共财政框架下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 》 2005年 12月立项，（批准号： A200528-4），已经完成。8. 主持山东省软科学发展计划项目《山东省公共财政框架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 2007年 12月立项，（批准号： 2007RKB226），在研。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全新概念，此前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曾多次出现，在学界也早有学者提出并进行过试验。但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具体出台32条重大举措启动新农村建设，其含义自然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本文试从财政的视野对其中的“新”和“建设”进行讨论。 一、新在何处 此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积累为未来城乡融合奠定基础，但具体而言，“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时代背景新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超过40%，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否则城乡和地区差距会继续拉大，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毋庸置疑，未来经济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新农村建设是协调的第一个基本举措。 2.治理理念新 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我国具有双重需求，国家追求有效和稳定，居民谋求福利改进，但是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并未因为对乡村治理存在需求而行使了应当的支出责任。在农业社会，乡村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来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承担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在长期得不到中央政府支持之后，只能在“预算外”和“制度外”寻求出路。而现在，在经历了税费改革漫长试点之后，中央政府回归到其应有的功能，承担了应有的支出责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3.制度供给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步，但在其中制度统筹是关键。我国农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可能预期在某些甚至大部分公共领域有所改进，但总体来看，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达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尚有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具体明确和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后，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并非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旨在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公共品的基本供给制度，为未来城乡制度对接减少摩擦。 二、财政应如何建设 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建设”来体现“新”的内涵是城乡统筹的必经之路，但是财政在投入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呢？ 1.农村建设是仅对农业投入还是要更关注非农投入？ 现实经济成长的历程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没有城市拥挤的道路和金光闪闪的大厦，但是他们拥有城市文明，按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生活。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发展农业，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据专家估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人口总规模将在16亿左右，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估计，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将维持在8亿上下，但是8亿人口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在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政策约束，运用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改变支农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对农村的支持不仅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还可能赢得国家组织的资金支持。况且从工业、农业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关系来看，强调农村走非农道路是农民福利再造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居民个体需求的多样化只能通过工业来满足，尽管在经济发展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时居民的膳食结构将发生改变，但是农民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时农业本身存在局限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居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内居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新消费需求的出现和成长，农业持续发展得不到市场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向偏移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完全忽视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的支持，只是与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相比，农业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得不到工业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支持。 2.农民自身能力的拓展还是“面子工程”？ 在现代经济生活变迁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社会公正的现实意义。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财富积累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与人的幸福程度改善没有根本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新农村建设再造农民福利，为广大农村提供目前短缺的公共品就一定能使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对不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中引入了对“权利”和“能力”的分析，创立了以“能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相关利益”改善，个人能力的成长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运用财政手段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广泛地投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农民收入方面做简单的加法，而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得到拓展并使收入机制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农民能力得到拓展的同时其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就可能是真正的内生型需求，从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表露难的问题，避免决策权转移而被迫分摊“面子工程”的提供成本，使农村居民也可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3.农村投入是财政“一条褪”还是财政、市场“两条腿”？ 正如此前有学者预测国家在农村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时代一定会到来，2006年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对于风雨交加的农村来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但是单靠财政“一条腿”能行吗？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大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不可能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之，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了，但现在农村的最终发展不能完全排斥市场，财政的作用仅在于“引导”和“发动”，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因为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农村贫困地区过多，虽然国家有能力保证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均等化，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及村庄、社区公共物品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二是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市场和财政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三是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当前，世界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把政策制定同服务提供分开，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而不是主要直接地提供服务。虽然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领域的投入有部分属于“补课”的性质，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一定要在区域性公共品提供中注意保护产权，尽量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达成集体一致行动，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或者“搭便车”行为。 三、警惕财政阳光被“吞噬” 2003年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农民增收较快，消费进一步扩张，财政在解决和支持“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了农村政治和谐，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认同度逐步提高，“干干关系”、“干群关系”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支出和消费质量都有了较大改善，农民纯收入持续上升，恩格尔系数出现下降迹象，在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拥有量品种和数量都出现增长趋势，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发生了较大突破，广大农村正享受着财政普照的阳光。但是从实际农村财政运行的情况来看，财政普照的阳光并未完全如预期那样为农民所享受，而是出现被“吞噬”的迹象。 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低使财政阳光被“吞噬”。以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增收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绝对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种田成本并没有维持相对稳定，两者相比，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使财政阳光照耀在政策之外的组织或者人头上。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本身收益率比较低，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在我国农业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缓，农民收入结构中尽管非农产业贡献在增加，但是就种田的农民（而且数量比较巨大）来说，以被管制的粮食价格与由市场定价的农业物资价格相交换，其结果自然是降低了农民的种田比较收益。有人评价说取消农业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国家干部因为不用直接面对农民而使“干群关系”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农资生产企业的口袋中（这部分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国家的双重优惠待遇，一是市场定价权，二是普遍的税收优惠），而农民口袋里装着的却是刚刚放入的人民币的“余香味”。 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这个问题似乎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国学者朱钢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进行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农村公共品需求存在官员需求和一般居民需求，当前者需求大于后者而又缺乏资金时，农民负担就可能由此而生。现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为农村提供普遍公共服务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并且历史欠帐过多，农村公共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处于短缺状态。据新华网的消息，因为缺钱，目前在我国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6%的村子没有电话（新华网，）。因此，农村公共品在长时间内的短缺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序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基层组织可能会通过集资或者摊派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更可怕的是，农民享受区域性公共物品还得持续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保证不被排他。显然，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被转移出去还面临负担加重的问题（例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问题）。因此，农村公共品形成缺乏诱致性需求因素也会对农民负担反弹形成另一种威胁。 巨额的基层债务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我国基层财政债务之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亿元（新华网，）。当前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没有较规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财政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这部分财政资金有可能会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被挪用填补基层债务的黑洞。 四、结语 2006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加大财政投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据统计，2006年的财政投入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长14%，比2004年净增781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被据为己有或者化为乌有，财政阳光被“吞噬”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因此，针对上述分析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除了要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之外，还要防止国家财政支持目标被扭曲的现象，尽可能最大化财政支出效应。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控制，限制农资价格的无谓、恶意上涨，提高种田的相对收益，保证财政的阳光真正惠及到种田人的头上。第二，财政投资要着重培养农民对公共品的诱致性需求，改善农民对公共品偏好的表达机制。第三，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是“工程性”的投入，则必须要加强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验收，健全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明确奖惩机制；对于用于义务教育、卫生等一般转移性财政资金，要缩短资金转移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凭借公民身份证按照一定标准打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1]2006年2月21日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 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景贵 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王检贵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韩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5—11—30[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