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行书成就研究论文

《标准草书》

于右任将推广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用于实践，作到笔笔随意，字字有别，大小斜正，恰到好处。结体重心低下，用笔含蓄储势，出神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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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灵甫概述张灵甫（1903年8月20日－1947年5月16日），汉族，陕西长安人。中国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名将、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原名张钟麟，字灵甫，后来为了表示开始新的生活，改名张灵甫，字钟麟。1903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长安县（今西安市长安区）东大乡东大西村。曾任中国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号称“王牌”、“模范师”、“抗日铁军”）师长。国共内战时期1947年5月16日阵亡于孟良崮战役，终年45岁，蒋介石称其为“国民党第一烈士”。机智多才从气质上来看，张灵甫是一位骁勇善战的抗日英雄，又是一位肄业于北大、多才多艺的才子。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一绝。曾从一本“武陵藏珍”的书中，见到过张灵甫将军1943年常德会战期间题赠部下的“蔡松坡先生遗集”，字体“雄豪婉丽，冲淡清奇”。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儒将。从外形上看：身材挺拔，气宇轩昂，目光犀利，透着军人的果敢、英气、冷峻......孤芳自赏有人如下评价国民党方面将领的性格特点：“蒋介石是独裁自负，白崇禧是强硬主战，李宗仁是优柔平衡，陈诚是眼高手低，张灵甫是高傲悲凉。”“菜根谭”有云：“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尘里振衣，泥中耀足，如何超达？出事不退一步处，如飞蛾投火，羝羊触藩，如何安乐？”“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故君子宁居无不居有，宁处缺不处完。”然而，性格特点是很难改变的，性格决定人生。纯粹军人张灵甫可谓是国军中少有之悍将，抗日功臣！参加过南京会战，兰封会战，长沙会战，衢州会战，常德会战等历次会战，歼敌无算。在万家岭战役中与日寇血战五天五夜，配合主力部队全歼日本一个师团。虽然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三年解放战争之中站错了队，但是他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有二个人的“纯粹性”是另人感叹和惋惜的，除了张灵甫，还有个沈从文。[编辑本段]军事生涯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1926年10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步兵排长见习官，后升任排长；1926年秋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21师连长；1928年12月29日，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第2旅6团1营2连连长；1929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9连连长； （蒋桂之战结束后，第四集团军第17师被缩编成中央军独立12旅，独立旅不久后被编入第1师）；1930年5月，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2团3营营长少校；1932年冬，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副中校；1933年，国民革命第一军第1师独立旅第1团团长；1935年，杀妻吴海兰，被关入“模范监狱”；1937年，第51师师部高参上校； （同年51师58师编成第74军，次年57师拨入第74军序列）1937年10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团长；1938年9月，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旅长；1940年冬，第74军第58师副师长；1941年10月24日，第74军第58师代师长；1941年冬，第74军第58师师长；1944年5月，第74军副军长；1945年2月20日，授予少将军衔； （同月保送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1946年4月20日，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1946年5月至6月，陆军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 （第74军整编番号更为陆军整编74师）1947年5月16日，在孟良崮战役之中阵亡，享年45岁。[编辑本段]灵甫出世1903年8月20日，张灵甫出生在长安东大乡东大村的一户农家。家境不错的张父将张灵甫送入私塾，11岁的灵甫进入小学。后考入长安中学。在西安的时候，青年张灵甫为文庙的碑帖所吸引，每逢节假日都带上纸笔到文庙临摹碑帖，聚精会神经常忘记吃饭。他的字很快闻名全校，学校专门为他举办书法展，观者如云。此事被陕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听说。于右任曾东渡日本留学，参加过同盟会，1922年，回西安出任靖国军总司令，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他的书法誉满天下，于是很想看看张灵甫的本领。当时的张灵甫挥毫落笔，连写5个条幅。于右任惊讶之余大喜过望，连连道：“奇才，奇才，后生可畏！”张灵甫爱好历史，喜欢一同谈古道今，指点江山。1923年毕业后，他回家乡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后接受新思潮的影响，张灵甫不甘身处穷乡僻壤，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张灵甫积极参与之余，深感学生的软弱无力。愤而投笔从戎，到河南开封参入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军官训练团。1926年，热切投身革命的张灵甫参加了广州黄埔军校在郑州的秘密招生，并被录取。同年秋，张灵甫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修步科。1927年3月8日，军校第四期学生开学典礼上，张灵甫、胡琏、林彪、刘志丹、袁国平、李弥、文强、唐生明等日后中国大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们站在一起，聆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以这一刻为起点，张灵甫开始了他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将军是抗日英豪民族之魂，尤其是亲率敢死队智取古山的壮举，腿被日寇机枪打断，血洒疆场之悲壮；抗战之中，舍身忘死。身中7块弹片犹不下火线。在香港治疗腿伤期间，不听医生劝阻瘸着腿回到战场，试问将军如此英雄古今华夏大地几人可比？将军在给家兄信中曾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将军是北大才子，一手好字，对军事战略有着精湛的素养。曾根据自己的作战经验，写了《遭遇战研究》《山地战研究》《日军作战心理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我带兵的经验》等众多文章,将军堪称中国第一职业军人。将军私人品行良好，严于律己，常用津贴解决同事家中的困难，改善部队伙食。爱家乡，尊敬父老。每次回家都是三十里下马，不穿戎装;必向乡亲们问寒问暖问收成。方圆几十里的父老都将自家子弟送到他的部队以报效国家。将军身高八尺有余(一米八六}，英俊潇洒，相貌堂堂，如此英豪怎不令人赞叹。张灵甫的转机在于七七事变的爆发。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调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先军衔。再度出山的张灵甫受到从前上司，此时的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示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他正式更名“张宗灵”为“张灵甫”。整个抗战期间，张灵甫在王耀武的麾下对日寇南征北战，经历硬仗、恶仗无数，书下了自己人生中最为风光的一页。1937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张灵甫来到一五三旅三〇五团走马上任，并在上海保卫战中，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后他率领该团又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1937年12月5日，张灵甫率305团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阻击日军掩护王耀武51师退入南京，双方展开肉搏战，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不下火线，团长负伤不退裹伤犹战，榜样在前，官兵们无不感奋力拼，在张灵甫的带头冲杀下，305团终于在夜战中拼死夺回了河定桥阵地，以团长负伤、连长伤亡五人、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人的代价，把日军堵在南京东南郊的大门之外！此后张灵甫转战上坊镇和华严寺，将近五天的奔波激战，全团十二名连长五人伤亡，官兵折损已近千人。张灵甫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到西安养伤。1938年4月，51师在黄陂接受军委会校阅，获得军委会校阅官的优良考评，张灵甫305团的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1938年5月28日张灵甫率305团参加兰封会战之三义寨攻坚战，伤亡百余人。1938年万家岭大战，已是51师153旅少将旅长的张灵甫奉王耀武之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众人认为张古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张灵甫拍案而起，道：“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飞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一批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于是，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效法邓艾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夷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亲临死线指挥的他身中7块弹片，鲜血直流也没有退下火线。张古山的攻取封死了日军106师团的最后退路，该师团最终全军覆没。这也是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的战例。得知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中央日报》，并编写的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德安战役之后，张灵甫荣获四等云麾勋章、三等宝鼎勋章。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一次战斗中，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由于腿伤迟迟不愈，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克雷斯特尔为他诊治。手术后不久，张灵甫在报上看到有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的新规定，不顾英国医生再治疗一月可以痊愈的劝阻，说军命不可违，军人死不足惜，何惜一足，伤未愈提前归队，灵甫从此留下残疾，走起路一跛一拐，人送外号“跛腿将军”。1940年冬，张灵甫出任74军58师副师长。1941年3月15日，张灵甫代理58师师长（58师师长廖龄奇当时去湖南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团学习，不在任上）指挥58师参加上高会战，作为上高会战的首功部队74军的核心部队58师与余程万的57师一起与日军血战11日，在其他部队到达后，率58师首先反击，重创日军34师团，33师团，74军伤亡万余人。1941年9月2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日军调集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第六师团，精锐的第三师团，以及第40师团围攻74军，在永安58师孤军作战，与日军精锐的第三师团主力和第六师团一部混战，第3师团在作战期间损失严重，仅步兵第18联队就死了八个中队长，花谷旅团伤亡人数据日方的报告达八百余人，11军军长阿南惟畿在永安之战后认为该师团损失甚大，以致不忍使该师团再向株洲追击一事来看，日方战史所报的该师团实际损失人数很可能大为缩水。58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参战官兵为官兵约一万一千九百人，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其中阵亡将近百分之十。1941年10月24日张灵甫接任58师师长。1942年6月浙赣会战，张灵甫率58师在衢州外围与日军血战3日，击毙敌86联队第3大队队长长岛田仁次郎，74军伤亡4000余人。1943年6月张率58师参加鄂西会战.6月6日，74军58师与51师携手打击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和第3师团，两师协同夹击敌独立混成第17旅团，使得该旅团成为日军在鄂西会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支部队，其独立步兵第87大队大队长浅沼吉太郎和第88大队大队长小野寺实也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殒命。6月13日，张灵甫率58师主力收复公安。1943年11月常德会战，日军精锐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主力5个联队猛攻慈利，慈利地区正面主阵只有张灵甫58师孤军作战，日军另一精锐师团第三师团全部和13师团剩余部队一起与74军另一师51师，100军激战在慈利附近地区，74军、100军顶住日军两个精锐甲种常设师团5昼夜的进攻，其中13师团慈利战后伤亡近一半，张灵甫转守为攻，向13师团残部发起猛攻，率58师收复黄石，九溪。58师略事整顿，于12月8日复向停留在漆家河畔的第13师团发起进攻，与51师一起夹击漆家河东北之敌，第13师团的最后防线终于被突破，敌师团长赤鹿理也在督战时负了伤。至此，张灵甫作为主力与51师携手歼灭日军南京大屠杀元凶13师团大部。（这里歼灭包括击毙，击伤，俘虏）张灵甫在常德战役外围作战表现突出，获颁云麾勋章一枚，他是因常德战役有幸授勋的少数将领之一，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张灵甫指挥58师在益阳、宁乡诸战中，毙敌七百三十六人，伤敌一千六百九十七人，自身伤亡一千六百余人，58师伤亡较大，长沙失守后，58师是极少数受军委会表彰的部队之一。此后张灵甫一直在湘乡至邵阳一线继续与敌40师团鏖战，战至10日，张灵甫会同前来增援的第19师一起克复永丰，之后暂留守永丰抓紧进行战地整补，58师经过连日激战，伤亡日渐加重，超过四分之一，军委会要74军解围衡阳，7月23日，张灵甫率58师向金兰寺方向出击，与116师团激战两人，与敌援军激战2日，于27日立即派部猛攻金兰寺，在张灵甫与唐伯寅（19师）的合力奋战下，金兰寺终告克复。29日，张灵甫到达衡阳附近，鸡窝山，张灵甫师负责进攻鸡窝山日军，与日军116一直在鸡窝山附近战斗，由于张灵甫师此前一直在前线与日军血战，攻至衡阳附近时全师伤亡近四成，战斗力大大下降，至8月8日张灵甫收复鸡窝山，通向衡阳的大门敞开，同日，日军攻克衡阳，方先觉投降，直至8月10日，58师仍在鸡窝山以东的1066高地与敌激战。第58师是该次会战中个别表现优异的部队，军事委员对他在会战诸战役中的卓著战功给予了高度肯定。1944年8月，张灵甫因功授勋，荣膺宝鼎勋章。不久之后，再获颁忠勤勋章，随军的美军观察顾问也对他的表现欣赏，张灵甫还获得了美国金棕自由勋章。张灵甫将军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中国职业军人。在抗日战争中带领部队打过无数硬仗、恶仗和胜仗，多次负伤，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作为许多中国当代后人，可能只知道张灵甫及其74师（抗日战争期间称74军）在孟良崮战役中被陈毅、粟裕将军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全歼这一国共内战历史上的经典战例，而对于张灵甫将军在此之前的其他生平事迹，尤其是张将军在二战期间参与的许多和日寇军队之间正面进行的恶仗和硬仗却知之甚少。张灵甫所在的74军是一支抗日英雄部队，在军长王耀武将军的率领下几乎参加了抗战8年内所有国民革命军针对日军的重大战役，毙伤日寇无数，屡挫日军精锐，创造了全国闻名的德安大捷，被誉为抗日铁军。如果这段历史不为后人所知，那么对于壮烈牺牲殉国和流洒过鲜血的抗日英烈们显然是不公平的，这也是最令国人痛心疾首的事情。作为有良知的中国人，我们有责任把这段真实的历史昭告中国的后人们，使他们对于发生在60多年前那段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应只以意识形态和个人成败论英雄，我们应该破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糟粕，能够从历史的高度上客观、全面地评价张灵甫将军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一生所为，方不失为偏颇。

标准草书千字文

这个最好的就是他了！！著名的法兰西共和国将军和皇帝拿破仑一世于1769年出生在科西嘉的阿雅克修，他的原名叫拿破仑．比欧拿巴特。法国只是在他出生前15个月左右才获取科西嘉。年青时拿破仑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认为法国人是压迫者。但是拿破仑却被父亲送到法国军事院校学习。1785年毕业时，他年仅十六岁，就开始在军队当少尉。Napoleon I 四年后，法国革命爆发了，刚成立不久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几年之内就卷入了同几个外国列强战争的急流之中。老天头一回赐给了拿破仑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指挥炮队在1793年土伦包围战中，从法军和英军手中收复了土伦。此时他已经放弃了他的科西嘉民族主义思想，把自己看作是法兰西共和国人。他在土伦包围战中立下了战功；被提升为旅长，1796年又被提升为驻意大利法军司令。从1796年到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随后以英雄的身份返回巴黎。 1798年拿破仑率领法军入侵埃及，这次出征惨遭失败。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地上取得了全盘胜利，但是纳尔逊统率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海军摧毁了法兰西共和国舰队。1799年拿破仑放弃了他在阿拉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共和国的军队，返回法兰西共和国。 拿破仑回到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人们记忆犹新的是他指挥意大利之战的成功而不是出征的溃败。拿破仑利用这一优势，一个月后就与阿贝?西叶雨及其他人一起发动了一次政变，宣告成立一个新政府——执政府，他任政府的第一执政。虽然拿破仑主持制定出一部完备的宪法，并为民众投票通过，但那只不过是他实行军事独裁的一付假面具，他很快就战胜了政变中的其他同谋者。 因此拿破仑飞黄腾达的速度令人吃惊。1793年8月在土伦包围战之前他只不过是个无名鼠辈，一个24岁的非完全法兰西共和国血统的小军官；不到六年以后，年仅30岁的他就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无庸争辩的君主，他在君主的宝座上一坐就是14年多。 拿破仑在执政期间，对法兰西共和国的行政和法律体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他改革了法兰西共和国的金融结构和司法制度；创办了法兰西银行和法兰西大学；实行了法兰西共和国行政的中央集权制。虽然其中的每项改革对法兰西共和国本身产生了重要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持久的影响，但是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拿破仑所进行的改革中有一项肯定远远地超过了法兰西共和国国界，这就是创编了法兰西共和国公民法典，著名的《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在很多方面体现了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的理想。例如，在法典面前人人无血统特权，在法典面前人人平等。与此同时法典还与过去的法兰西共和国法律和风俗相近到足以使法兰西共和国大众和法律界接受得了的程度。总之，法典稳健适度，条理清晰，简洁明了，令人夸口称颂。因而法典不仅在法兰西共和国一直得到实施（今日法兰西共和国的民法与原版的《拿破仑法典》明显相似），而且经过局部的修正也为许多其他国家所采用。拿破仑一贯主张的方针就是做革命的保卫者。但是1804年拿破仑却正式宣布自己为法兰西帝国皇帝，而且还让他的三个兄弟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登极。他的这些行为无疑引起了一些法兰西共和国共和党人的忿恨——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对法兰西共和国革命理想的彻底背叛——但是拿破仑所面临的唯一严重的困难却是来自对外战争。 1802年拿破仑在亚眠与英国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目的是使法国在历经十多年连绵的战争后有个喘息之机。但是翌年和平条约就被撕毁，法兰西帝国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同盟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长期的战争。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在陆地上不断地赢得胜利，但是不打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海军就无法征服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1805年拿破仑时运不济，在特法拉加海角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海军势如破竹，取得了彻底胜利，此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基本上取得了海上的控制。虽然拿破仑仅在特拉法加海角战六周后大破奥俄联军，取得了极其辉煌的胜利，但是也未能真正补偿他那海军的重大惨败。 1808年拿破仑使法兰西帝国卷入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场长期而无目的的战争，使法军多年陷入困境。但是拿破仑铸成的致命大错是他的征俄之战。1807年拿破仑会见俄国沙皇，签订了提尔西特协议，发誓要建立永久性的友谊。但是亚历山大一世拒绝接受大陆政策使这种联盟却逐渐出现了恶性分裂，1812年拿破仑率大军入侵俄国。 战争的结局为人所共知。俄国部队在一般情况下避免与拿破仑进行对阵战。于是他得以迅速出击，到九月份就已经占领了莫斯科。但是俄国人点然起漫天大火，几乎使全城化为灰烬。拿破仑在莫斯科等待五个星期，求和的希望也化为泡影，于是终于决定撤军，然而为时已晚。俄国的军队以逸待劳，俄国的冬天残酷无情，法军供给短缺，这一切立刻使法兰西帝国士兵心惊胆颤，乱作一团，相互践踏，结果能活着逃命者还不足百分之十，面对如此情况，拿破仑又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军队，只身返回法国本土，即刻组建军队准备迎击那些随时有可能背叛法国的人。 不出所料，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认识到现在是他们摆脱法兰西帝国的妙时良机。他们共同会师攻打拿破仑。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役中又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失败。翌年他宣告辞职，被放逐到意大利沿海的一个小岛——厄尔巴岛上，这里不应该是他人生的终点，作为一个影响了整个欧洲半个世纪的领袖，这样的离开自己的舞台并不光彩。他要与命运抗争，要与他的人民在一起。 1815年他从厄尔巴岛奇迹般的逃回法国，在法国他不费一枪一弹夺回了帝位，欧洲的列强们惊奇了，恐慌了，害怕了。面对这样的威胁，欧洲列强再次对他宣战。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成了拿破仑最终谢幕的舞台。滑铁卢之战后拿破仑被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人囚禁在南大西洋的一个小岛——圣赫勒拿岛上，于1821年因患癌症在那里死去。 拿破仑的戎马生涯矛盾重重，变化莫测。他在战术上的指挥天才令人拍手叫绝，如果仅从这方面来判断，也许可以把他看作是超乎时空的最伟大的将军。但是从重大的战略上来看，他却犯下令人瞠目的错误，如对阿拉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俄国的入侵。拿破仑的战略错误非常严重，因而他算不上第一流的将军。这一评价有失公允吗？我认为不是的。毫无疑问，评价一位将军是否伟大的一个标准要看他是否有能力避免造成重大伤亡。因此评价像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样最伟大的将军就不会引起争论，因为他们的军队从未打过败仗。拿破仑最终被打败了，因而他在国外征服的领土也如漫天浮云，随风飘散。1815年他最终失败后，法兰西共和国占据的领土比1789年革命爆发时还要少些。 毫无疑问，拿破仑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人们常常把他同希特勒相提并论，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极其重要的区别。希特勒是用幻想构建社会并用最简单的方法将其实现，而拿破仑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他对耸人听闻的大屠杀没有特别的兴趣，他宁愿用时间看看地图考虑下一个进攻目标，是自己戴上战神的桂冠。拿破仑的统治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能和纳粹集中营相比。 而随着军事冒险的不断成功，拿破仑对权利与胜利的崇拜已到了玩世不恭的程度，他说：“要主宰世界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要强大，因为力量强大就无所谓错误，也没有幻想可言；这是赤裸裸的真理。”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拿破仑对自己的驻俄大使、力劝他不去征讨俄国的科古兰不屑一顾的说：“一场漂亮仗会使亚历山大（俄皇）清醒过来。”即使是在他从俄罗斯铩羽而归之时，还是拒绝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调停建议。我们回顾拿破仑帝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在1812年以前，法国与欧洲国家签定的《亚眠和约》与《提尔西特和约》，都承认了法国在欧陆的特权和优势，如果他在那时收手，作一个“仁慈的霸主”，就有可能保持住这种地位。但他欲壑难填，要做与中世纪查理曼大帝相当的皇帝，最终把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失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拿破仑[1]名声显赫，人们容易过高地估计他的影响。他在短期内的影响确实很大，比亚历山大大帝也许还要大，虽然远不如希特勒（据估计在拿破仑战争中死亡的法国士兵将近50万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德国人有800万名）。无论如何，拿破仑的活动在数目上和对其同代人生活的影响都远不如希特勒。 从长期影响来看，拿破仑似乎比希特勒更重要，但不及亚历山大。拿破仑在法兰西帝国进行了广泛的政治改革，但是法兰西帝国人口还不到世界的七十分之一，因此一定要如实地看待这样的政治改革。从对法兰西帝国个人生活的影响来看，他的改革远远不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发生的规模空前的政治改革。 据说拿破仑时代为巩固法国革命时期的成果和确保法国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提供了时机。因此在1815年法国君主制度最终复辟时，这些变化已经如此深入人心，恢复旧制度的社会秩序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发生在拿破仑之前，1799年拿破仑开始执政时要回到原来状态看来就已经为时过晚了。尽管拿破仑自己有建立君主制的野心，他还是为在全欧洲传播法国革命的理想起了作用。 拿破仑对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有巨大的间接影响。他对西班牙的入侵削弱了西班牙政府的实力，使它在几年的时间里不能控制它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就是在这个实际上的自治时期，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开始了。 拿破仑做了一笔交易，这件事看来和他的主要意图无关，然而却成为他一生中产生最持久最重大的影响的一件事。那就是1803年拿破仑向美国出售了一片辽阔的土地。他认识到要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在北美占据的土地不受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掠夺，想必是非常困难，此外他资金缺乏。路易斯安那契约也许是整个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土地转让，使美国成为一个接近占有一个洲的面积的国家。如果没有路易斯安那契约，就很难预料美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肯定会与今日的美国迥然不同。的确没有路易斯安那契约美国能否成为一个大列强国都很难说。 当然拿破仑并不是促成签订路易斯安那契约的唯一因素，美国政府显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兰西共和国要价非常低廉，似乎无论哪届美国政府都有可能愿意做这笔生意，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出售路易斯安那领土的决定却只是通过拿破仑一个人做出的。

于右任（1879~1964 年，名伯循，号髯翁）先生学书之时，适值碑学书法（又称碑版书法）如日中天之际，这个情形，一如康南海所说“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此外，碑学书法、特别是北魏书法中雄强壮伟的书写特点，恰迎合了彼时民国开元未久，社会大力提倡的自强自振之风。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碑学书法的如火如荼也就成了必然。当然，碑学书法的真正源头和成因，更是与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蓬勃兴起和深入发展，以及书法一道借鉴之学的广泛被运用直接相关。根据于右任“牧羊儿自述”一文所言，他在启蒙时代，便已喜好雄健豪放一路风貌的冢旁碑碣镌刻文字。换言之，于氏对于书法的兴趣，最初正始于棱角分明的北魏书体。然而不久，在他进入私塾读经书习诗文时，却又受到了原本偏好“二王”书体的师长的直接影响并随之性喜行书。从此，这两类书体便成了于氏日后心摹手追的主要内容。但毕竟性格使然，直至中年前后，于右任下力最多的，其实还是北魏书法一体。1909年起，向有政治抱负的于右任，在上海主持创办“民呼报”、“民吁报”和“民立报”， 并藉此疾呼平等为民请愿。彼时于氏正处而立之年，可谓精力充沛斗志旺盛。同时，也是他着手在魏体书研习领域中朝朝暮暮用功最勤的时期。他曾花费大量精力临摹过为数可观的北魏楷书名刻。由于受到前清访碑寻勘风气的影响，在此期间，于右任寻碑搜志的兴致可谓空前。他曾四处苦心收集求购六朝碑版墓志等古代书法遗迹，反复揣摩，以深究用笔之道。其中，以获得《广武将军碑》最为喜爱。是碑为前秦碑石，与《邓太尉祠碑》堪称当时仅存两件名刻，往为吴大澄遍求未得之物。为纪念这一巨大收获，于氏曾以诗歌记录了当时的喜悦心情：“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出土复湮百余年，金石学者眼为穿。亦犹至宝藏山阿，千年出土光腾射……。”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于右任的此类热情有增无减，至于氏主持靖国军时期，他的收藏总量已接近三百件，而北魏墓志就有八十五件之多。碑学书法包括历代碑碣摩崖、造像以及墓志铭刻石诸种，而在文字表现上，多以真、隶、篆三体为主要形式。其中，秦汉时代以篆隶书为风貌。与大多数习书者相仿佛的是，于氏所书，在此之前虽说亦接近赵孟頫楷体或者帖学一路地任意挥洒，但自从钟情于镌刻书迹之后，书风便随之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述，于右任的前期书作，主要根植于碑学书法。准确地说，这一情形集中地体现在于氏以追摹北魏楷体为基本风貌的书法创作上。有物可证的是于右任作于1921年的《赠召卿楷书四屏》和1924年的《邹容墓表》、《张清和墓志铭》三件作品，此大致可归属于彼时于氏模拟北碑然尚未形成个人风貌的早期之作。其中，前者为于氏墨迹，细察之下，其结体虽存晋唐楷帖遗风，但用笔已显露碑版中明快爽畅的刻勒意味。备见工力的后者，则分明取法于《张猛龙碑》和《龙门二十品造像》的竣健雄恣刀笔互显的镌刻之趣。诚然，于氏个人风貌的最终形成，恐怕更和他的原本性格、年龄增长和功力积聚等因素密不可分。以上诸作，不过作为他的整个学书过程的局部记录而已。对于于右任的楷书一体的创作，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先委婉后犷放的表现方式，是出于严格地遵循了一条先从六朝墓志入手，再广及摩崖、碑碣的有效借鉴途径。此说自有其根据。从他的前期之作看，无论用笔还是结体，都让人感受到具有丰腴疏朗独具一格书写特征的北魏普泰元《张黑女墓志》的鲜明影响。这个现象甚至延续至于右任各个时期的趋于规整一路的行楷书创作模式之中。另外，从于氏的当时书迹看，还可分辨出他的不蹈常式不囿一体的书写状况，正来自于他的多种取法之故。他的书作虽通常不具年款，却无碍人们从笔法、结构及署款习惯来辨别他的各类特性。所以说，于右任在实践体验古人遗迹时的具体方式，是一种不以时代先后、不以文字形态，甚至是不以字体类别为惟一的交叉式活动。换言之，于氏在当初勤于《张黑女墓志》之时，一定还着手于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他所喜好的各式碑版的研习，这一些，或可从他的传世作品中觅得信息。被于右任盛赞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的津门书家王世镗，为彼时一代章草大家。受其直接影响，中年之后的于右任把书写兴趣投向了草书创作领域，并由带有章草意味的索靖《月仪帖》和无名氏《出师颂》，逐渐转至王羲之《兰亭序》等经典草书之作的临摹和研究。为深入探究草书艺术和创作之源，并使之为广大爱好者所熟识所运用，1931年，于右任领头成立了标准草书社。于右任身体力行地研究并实践草书艺术的整个过程，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在这长达三十年之久的漫漫岁月当中，于氏曾至陕、甘等地四处考察，从理论上创作上不断请益问道于多有建树的王世镗。在数十年间的临池生涯里，鉴于于氏的深刻体验，由他整理编撰和修订的《标准草书》一书，从1936年至1958年的22年中，便先后出版了九次之多！至今，沪地老辈人仍能不时拿出好几个版本的《标准草书》习字帖来。然而，如果转换习惯立场和视角，来冷静而客观地观察于右任整个书法创作状况的话，人们也许不会排斥另一种审美观念。如前所述，于右任中年之时，他的魏书创作已经到了功力所至信手拈来的地步，若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并积学渐深，如果创作观念不发生偏差的话，于氏书风的日益老到而愈显个人风貌的趋向，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恰在彼时生出并付诸实践的于氏对于草书书法的浓烈兴趣，则破坏了这个可能。以敝之浅见，北魏书属于碑学体系，而发自“二王”的行草书，则归之于帖学体系，两者无论技法参照还是美学形态，皆大不类同。故而，从书风借鉴的客观规律看，碑、帖区别本如渭泾。从这一点出发，一旦涉及创作活动，便无可避免地会出现由创作过程本身所带来的与用笔、结体等技法要素原本相悖的种种矛盾，并妨碍创作向纵深发展。书法之道，古来向以善于表现个己书写风貌为至高理想，但这一境界的最后实现，事实上又和作者有如用笔、结体的技法手段和个性化审美思想之下的创作方式戚戚相关。以上四家的书法创作的确是各具特点的，他们的艺术实践还告诉人们，所谓“北碑南帖”的风格差异，正在于笔法和字法的根本区别上，即前者方峻开张呈现方意，后者蕴藉融合呈现圆意。从审美意义上解析，此一北一南、一方一圆看似形状之异，实为本质之别。尤其是付诸于从表面看，其用笔特性似乎并无明显差异的行草书创作时，惯用外拓笔法的碑学书家，表现于在银钩虿尾式的多顿挫提按少使转连绵的运笔中，曲尽一波三折之妙。而善用内擫法的帖学书家所着意显现的，则是折钗股式的一气呵成的笔意相衔。如果于右任继续深入碑刻书法，如果于右任从未涉及与其创作性格本不合辙的“标准草书”，那么他的日后的更大成就，将毋庸置疑。事实则是，中年以后，在进入草书书法的创作阶段时，于氏原本深厚的北魏书创作功力和由此而生的用笔习惯，反成为阻碍他达到理想境界的一种羁绊，使得他在对传统草书创作试图进一步深入时，往往抉择无定，举措两难。并且越到老年，越显气体弥弱，甚至还出现用字杂糅气息迟滞的弊端。这个现象，具体表现在作者由南北笔法差异所带来的落笔的犹豫性，和长久浸淫于标准草书的结构特征、以驱使观念固化的通俗性上,同时也客观地制约了于氏书法的创作格调。这样，于氏草书的创作风格，最终只能定型在笔法娴熟简单、结构平淡无奇的认识层面。尽管说，于氏创导标准草书及标准草书社，对播扬草书规范自是功德无量，但与属个性化创作范畴的艺术水准的高低优劣，则断然是两码事，更何况，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抒发个人情感和反映个己审美思想的直白诉说和物质性见证。尽管它有实用的一面，但终究不以其实用为上。彼时，深受社会影响而竭力鼓吹碑学书法的南海康有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谓不遗余力。康有为在性格及经历上与于右任颇多相象，两者在草书创作技法表现上，亦有异曲同工之处。康氏因无视唐代草书经典以强作姿态甚至霸悍满纸而不自知的情形，即所谓风格未成反留习气，比之于氏，更是有过之无不及。若从这一专涉用笔特性的话题引申开去，人们并不陌生的 “四体全能”说，实际上只是一种唯技巧内容、但在创作上意境上始终难能走向极致的理想追求而已。在中国书法史上，于右任先生无疑是一座时代灯塔。和古往今来的许多书家一样，虽说于氏创作有着他的局限性，但历史赋予他的崇高地位及其广泛影响，却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