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安娜·卡列尼娜与爱玛这两个人物形象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两个人物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她们都具有摆脱或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愿望,与社会现实发生剧烈的冲突;她们最终都死于自杀(卧轨和服毒);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之中都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种浪漫与社会生活的严酷性构成了反讽:导致她们毁灭的外在因素都是所谓的“婚外恋”或自我放纵。然而,两个人物表面上的共同特征并不能掩盖她们之间的巨大差异。首先,安娜的死更多的是源于自身,至少,从社会现实对个人的逼迫和挤压来说,安娜所遭遇的压力远较爱玛为轻。也就是说,安娜的死主要是源于内心慢慢培植、累积起来的厌倦,是激情消失之后难以驱除的空虚和绝望。而爱玛的死则带有更多的社会学因素。从小说中看爱玛虽然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也并不是非死不可。至少,与安娜不同的是,爱玛临死之前仍然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她最终选择服毒,无力偿还高利贷是一个因素,对破产这一灾难性后果的夸张想像亦在背后推波助澜。鲁尔道弗也好,莱昂也好,这一张张道貌岸然、彬彬有礼的面孔突然露出来的狰狞、恶俗和残忍使爱玛猝不及防,一时处于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的境地。所以,爱玛的死并非仅仅由于高利贷危机,主要是由于对社会生活突然向她展露出的真相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在最后的时间里,山穷水尽的爱玛卑屈地走进公证人家中借钱,她竟还能注意到公证人餐厅里的摆设———“‘这才叫餐厅’,爱玛心想,‘我想要的不就是这么一间餐厅吗。’”由此我们也不能把安娜的悲剧归结为当时的社会,就像我们不能把今天安娜式婚外情悲剧的责任归结为今天的社会一样事实上,安娜对于当时社会舆论的谴责是无所畏惧的,她比卡列宁和渥伦斯基更加无视社会舆论的存在,甚至在丑闻暴露之后,还故意到社交场合去挑衅,只是那与其说是一种勇敢,不如说是一种无知。另外一方面,她也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国外或乡间生活以回避故乡舆论的谴责。所以,如果她和渥伦斯基能有真正的爱情,她和他原本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那么导致她走上绝路的是什么呢?是她的无端猜疑她明明知道渥伦斯基对她是真心的,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忍不住对他猜疑起来。其次,爱玛是一个外省农家姑娘,缺乏安娜那样显赫的贵族地位、丰富的社交阅历和老练的处世手段。“现实”对她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不是一个可供演出的舞台而仅仅是一个陌生的、尚未充分认知的险恶之地。安娜与爱玛都怀着对爱情的浪漫憧憬,所不同的是安娜是从一开始即明确地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她与渥伦斯基的爱情。而爱玛的爱恋对象则带有虚幻的、朦胧的性质。子爵的形象实际上是爱玛渴慕已久的上流社会生活的象征物。正如渥伦斯基的恋情使卡列宁、谢辽莎以及富足安宁的生活在安娜的眼中一下子失去了分量一样,子爵这个具体可感的身影一出现,爱玛的婚姻生活就突然变得索然无味了。而安娜不晓人生的广阔和深邃,更不觉自己的人生意愿在男权日光中的廉价,她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投之于对渥伦斯基的爱,悲剧的帷幕由此拉开。最后,几乎是差不多的时间吧,爱玛在四处找钱还债托尔斯泰的安娜也在焦虑地奔走。爱玛被债物所逼,服毒自杀;安娜则为内心的热情驱使,最后投入车轮下。爱玛的死是现实的死法,而安娜·卡列尼娜,却带有献祭的意味。前者是生活,后者是诗。严酷的写实绝对服从现实,它不创造升华。它将现实搬上纸面,铺排得和谐有序,在此和谐有序之中,生活的本来面目便裸露出来。由此可以看出,《包法利夫人》比《安娜·卡列尼娜》深邃。《包法利夫人》有着不同层次的明暗,摇曳着不同亮度的光,最奇妙的是这些光是第一眼看去很难发现的,宛如塞尚和德加的画;《安娜·卡列尼娜》却像马奈的画,是叛逆的,充满激情的,却又是文质彬彬和节制的。当看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最终卧轨自杀时,你的心情如何,是否为她流下痛心的泪水;当看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女主人公爱玛最终服毒自杀时,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是否谴责她为她悲叹。两位女人,尽管她们的出身不同、地位悬殊、接受的教育不同,然而在精神生活上她们却是相同的———不幸;结局却是相同的———死亡。不幸的爱情最终泯灭了她们对生活的最后渴望。一安娜和爱玛都年轻、美貌,她们同时又与别的男人有爱情纠葛,并且都因爱情而葬送了自己的青春。但是,由于她们的出身、地位及所处的社会时代不同,因而她们的经历和遭遇也各有不同。爱玛出身于法国外省乡村中一个比较富裕的农家,她在卢昂的修道院里受过教育,爱看充满浪漫色彩的小说,对婚姻和爱情有许多不实际的想法。嫁给包法利以后,她认为包法利平庸、无能,不能给她带来幸福。于是她先受情场老手罗多尔夫的勾引、欺,后又与莱昂私通,但双方却并无真正的感情。最后她为了追求享乐的生活,中了商人勒乐的圈套,负债累累,无力偿还,服毒自杀。安娜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后由姑母做主嫁给比她大二十岁的卡列宁。婚后生活中,她对冷漠、机械、死板,只会玩弄文牍搞官场应酬的卡列宁愈来愈厌恶、反感。她忍受不了压抑的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为了追求真挚的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她公然离家出走,和情人渥伦斯基同居。她失去了一切:爱子、名誉和社会地位。最后,她遭到了上流社会的敌视和抛弃,又因情人的爱情冷淡陷入了绝望,卧轨自杀。安娜和爱玛同是悲剧人物,但是由于作家所处的时代、国家不同,以及创作目的和创作方法各异,因此她们的悲剧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是一个普通妇女的悲剧。作者明确地指出造成爱玛悲剧的原因是她所生活的社会———庸俗单调的外省环境,虚假的资产阶级道德,伪善的有产者等等,逼使包法利夫人一步步堕落,最后不得不走上绝路。对于安娜来说,虚伪的上流社会和冷酷的官僚社会抛弃了她制裁了她。这是造成她们悲剧深刻的社会根源。虽然任何一幕悲剧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因素,但在见仁见智的评价中人们往往只注重社会的压迫,而忽略个人因素。须知悲剧的形成,常因个人情感与社会理性相冲突得以弥漫扩张,也因个人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要求与社会普遍的麻木状态的对立而强化。安娜和爱玛的爱情悲剧是由她们不幸的婚姻拉开序幕的,然而,她们又都是有着丰富情感的女人,她们不可能把自己的精神世界永远埋葬在这不幸的婚姻里。虽然妻子这个概念,在她们心中早已死亡,可女人这个概念,则时时在冲击着她们的心灵。安娜尚不懂爱情便身不由己嫁给冷若冰霜的官僚机器卡列宁,当爱欲萌动,渴望爱情的时候,八年冷酷的家庭生活让她明白不可能从丈夫那里得到爱情。为了保持上流社会的地位和贞洁的妻子的名声,安娜竭力压抑内心躁动的爱欲,每当爱欲一闪现,她的自我意识立即警觉起来,她的理智便汇集知觉意识中的心理能量,把爱欲堵回潜意识中去。可是安娜的“自我”又在引导潜在的爱欲,使之迂回曲折地宣泄:“当我不能去爱我的丈夫的时候,就去爱我的儿子”。安娜和卡列宁维持了八年平静的夫妻生活,在上流社会赢得了贞洁妻子的名声,却付出了人格丧失的代价。安娜毕竟不是在家务操劳中使自己麻木的达丽亚,她难以清心寡欲了此一生。安娜不仅美丽动人、生命力极其旺盛,而且“有太强烈的,自己来生活的愿望”,这就注定了她那以扭曲人性换来的平静生活,一开始就孕育着破裂的危机。“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着他的脸……在那短促的一瞥中,弗龙斯基已经注意到有一股压抑着的生气流露在她的脸上,在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弯曲了的隐隐约约的微笑之间掠过……”。那“被压抑的生气”是什么?那是潜意识中躁动不安的爱欲行诸于色。车站初识,安娜原有的心理平衡开始倾斜,内在的冲突移动着她生活的目标。舞会再遇,安娜的理智稍作抵抗便被激情的洪流淹没了。她大胆地用动人的眼睛和含着柔情密意的微笑向弗龙斯基传达着火一样的激情。这是一个被压抑的心灵发出的第一声坚决的爱的呼唤,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完整真实的显现,是一个精神上遭受摧残的贵族妇女对自己恪守的道德观念和传统意识不顾一切的反抗。小站再次重逢,“她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可怕的接近了”,内心的激情像肆虐的暴风雪一样呼啸翻卷,爱欲焕发出的精神力量推动着她不由自主地闪烁着的灼人热情,满目饱含着爱的渴望鼓舞着弗龙斯基。内心深处滚滚而来的激情,摧毁了安娜原有的价值观念,使她看清了原来那种生活的无聊和虚伪。久受压抑的追求和欲望,挣破了包裹安娜八年的“人格面具”,摒退了所有关于利害的考虑,鼓动她不顾一切地喊出埋藏已久的心声:“时候到来了,我知道我不能再欺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她公开向卡列宁宣告:“我爱他,我是他的情妇,我忍受不了你,我害怕你,我憎恶你”,继而投入弗龙斯基的怀抱,公开表示对丈夫的决裂。爱玛出身于富裕的农民家庭,在那崇尚贵族的年代,父亲希望自己的独生女儿能受到贵族教育,从十三岁爱玛就接受了修道院的教育。从修道院走出来的爱玛娇袭一身浪漫气息,如水中月、镜中花,安详、矜持,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亭亭玉立,经浊世而不染。药剂师也称赞“她是一位天资卓越的女子,做县长夫人也不过分”。不幸的她只能成为包法利夫人,这是爱玛的悲哀。被上帝抛下来生存的这个地方,平庸如一潭死水。而丈夫原来“一无所教、一无所知、一无所期”,他不懂艺术,不懂爱情,听不懂歌剧,完全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人,特别是医道不高,为治伊波利特的脚,闹了大笑话。她恨他,恨得那样刻骨铭心。她不爱他,他是套在她脖子上的枷锁,当一个声音居高临下的说:你应该爱你的丈夫……。她困惑:她究竟在为谁守贞洁?她究竟在为谁活受罪?这种虚伪的婚姻生活,她无法忍受,她开始以她的原则寻找另一种存在的形式。虽然现实使她感到事物越接近日常生活就越怕去想,但她依然相信离开现实,浩渺无际的领域有那祥和幸福的伊甸园。所以“在她的灵魂深处一直期望意外发生”,“好象沉了船的水手”,“睁大一双绝望的眼睛”仍在“遥遥寻找白帆的踪影”。她拒绝婚姻,拒绝庸俗,一开始她以一种浪漫幻想的方式拒绝庸俗,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但庸俗无聊的外省乡村生活,最终使她虚幻的情感生活堕入纯粹的感官交往。苦郁愁闷到极点的她曾一度想把自己的贞洁献给上帝,体验凌驾于世俗之爱上面的另一种神圣的幸福,只要灵魂俯首帖耳,人们的烦恼便不复存在,可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因为当她无主无助呼唤神的恩赐时总是一无所获,她觉得自己上当,所以愤懑诅咒查里的同时也诅咒过上帝。最终她宁可去做众人诅咒的堕落女人,在肉欲的快乐中沉沦也不愿成为众人赞誉的贤妻良母。二如果说不幸的婚姻,使安娜和爱玛受尽了精神痛苦的折磨,那么不幸的爱情,则彻底断送了她们生的渴望、活的希求。安娜和爱玛生活在相对狭隘闭塞的环境中,这使得它们无法深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去,也无法呼吸时代的气息,更无法接触到时代的先进人物。因此她们不可能去爱工人、爱农民、爱平民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投身到妇女解放的洪流中。而只能局限在她们自己的圈子里,把弗龙斯基、罗多尔夫、莱昂这样的人视为理想的伴侣。与一般的妇女相比,她们有超常的精神世界,也做过异乎寻常的惊人之举,但这都没有突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范畴。也正因如此对爱情的追求变成了她们最大的生活愿望。安娜把希望和幸福寄托在弗龙斯基身上,而他却是彼得堡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他为安娜的美貌所倾倒,安娜被他的非凡风度所吸引,为他所做的一切所感动,便孤注一掷投进了他的怀抱。但安娜失去上流社会、朋友和儿子以后,她曾多次痛苦地表白自己对命运的担忧:“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安娜由于和弗龙斯基相爱失去了整个上流社会,这时,弗龙斯基的爱情成了她精神的唯一的支柱。这种出于无奈的选择是一种矛盾痛苦的选择,因此引起了她行为和动机的叛逆。弗龙斯基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他是在上流社会的种种贵族偏见的浸淫下成长起来的。他情感浅薄,他无法体会,也不能理解安娜的精神世界,他多半是象爱他的马那样爱安娜。因此当看到安娜的身体、精神都在变时,他就不象当初那样爱她了,甚至对自己当初的行动感到后悔,并觉得自己付出的代价太大,他为失去了上流社会而苦恼,为失去锦绣前程而惋惜。于是他开始冷落安娜,使她感到追求落空,感到绝望。安娜本想唤起弗龙斯基逐渐冷落的爱情,却忍不住向他发泄心中的怨恨;她被失去弗龙斯基的担心所折磨,却用激烈的争吵,无端的怀疑和嫉妒加深他们的裂痕。后来安娜的爱情变得“愈来愈自私、愈来愈要求弗龙斯基完全献身于她”,显然这已不是纯粹的爱情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向弗龙斯基索求补偿,是在绝望中为自己找精神的栖息所。此时,弗龙斯基已厌倦了安娜,对她四面楚歌的处境和绝望的心情默然置之,且频繁用冷落、凶狠的言语和目光刺激安娜。从弗龙斯基的敌意中,安娜看到了她爱情追求的必然结局,她的生命失去了依托,不得不用死来实现自己的人格完整。爱玛嫁给包法利后,发觉他并不是书中理想的情人,她痛苦、悔恨,她说“我一直在受苦!……”。“但是她的心理充满了欲望、狂怒和仇恨。她的褶子笔直的裙袍掩盖着一颗骚动的心,她怕羞的双唇从不吐露出自己的痛苦”。她爱上了莱昂,她关心他的行动,她窥视他的神情。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爱情,这时候,肉体的渴望、对金钱的垂涎和感情上的犹豫,都混合成一种同样的痛苦的时候,好几次禁不住想和莱昂逃走。可莱昂对没有结果的爱情已经感到不耐烦,而且,每天的生活单调重复,没有任何兴趣引导,也没有任何希望支持,他开始觉得无法忍受下去。于是远方巴黎化装舞会的铜管乐声,年轻轻佻的女裁缝的笑声吸引了他,他逃避了。他的离开使爱玛失去了生活中唯一的乐趣,能获得幸福的唯一的希望。但是她的欲望,因为懊恼反而不断增多,并且更加强烈。因而情场老手罗多尔夫看穿了她,轻而易举地让爱玛投入了他的怀抱。爱玛希望这一次能大胆地爱,她把希望寄托在罗多尔夫身上。“我忍耐了四年啦,我一直在痛苦!……像我们这样的爱情应该对着上天向大家公开!他们在折磨我,我再也受不了啦!救救我吧!”。她大胆地设计了私奔,希望以此改变她的婚姻生活。她再一次被抛弃。罗多尔夫对她反感起来,“我不能住在国外去,还要负担一个小女孩”。“此外,许多麻烦,费用……啊!不行。不行,一千个不行!真要那样做太傻了!”。两个无耻之徒最终毁了爱玛生活的希望。三安娜和爱玛虽然处在不同的国度,但她们的悲剧都因不幸的婚姻开始,都因不幸的爱情而走向死亡。托尔斯泰和福楼拜两位作家在揭示她们的悲剧上表现出来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分析,不难看出两位作家对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是同情的。安娜出身贵族,她没有完全摆脱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在她的追求和反抗中内心充满着复杂的矛盾和尖锐的冲突,理想和爱情生活与已有的家庭关系,要求自由解放的独立精神与服从传统世俗的道德观念,是她灵魂深处经常斗争的两个方面。安娜内心的种种冲突,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复杂矛盾。当时俄国正处于在急剧变化的过渡时期。托尔斯泰在描绘安娜性格的发展过程时,描绘了贵族阶级的没落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这种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婚姻制度、社会风尚和道德观念方面。封建婚姻随着旧基础的崩溃在瓦解;自由婚姻则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而风行。安娜内心的冲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安娜的性格冲突也反映了托尔斯泰世界观的尖锐矛盾。托尔斯泰在1873年开始写《安娜·卡列尼娜》这部长篇时,起初他打算写一部单纯的家庭小说,叙述一个已婚妇女的不贞行为和由此产生的悲剧。但是在五年的写作过程中,他对俄国在资本主义冲击下发生的城市畸形现象和农村破产日益不安,从而改变了原来的构思,把重心移到描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上来:旧家庭关系的瓦解及贵族上流社会精神、道德败坏等等。作者把安娜塑造成一个大胆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女性;一个既具有外在美又具有内在美的人人喜爱的女性,最终又因理想破灭,追求落空而自绝的悲剧女性。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用心,他同情安娜,尽管对安娜放弃了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持否定态度,在托尔斯泰看来,为了人欲,破坏家庭,总是不道德的,必然遭到不幸;人要获得幸福,必须过一种“纯洁”的精神生活才能实现。这也表现了作者自身的矛盾和局限。因而才有“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正说明他是把安娜当作罪犯看待的。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所刻画的是1848年资产阶级取得全面胜利后的法国社会风貌:法国资产阶级引以自豪的英雄时代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相对平庸的时代,生活舞台上的是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庸夫俗子,浪漫主义的激情已成为过去,现存的只是鄙陋可厌的实际生活。《包法利夫人》所展示的正是浪漫主义的追求和庸俗鄙陋的现实生活的矛盾。福楼拜以同情的笔调指出爱玛的悲剧是恶浊鄙俗的社会造成的。爱玛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女子,本性纯洁,但是社会环境和社会影响把她一步步引向毁灭。修道院违背常情的宗教生活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戕害了她稚弱的心灵,使她对爱情生活充满虚妄的遐想,这正是她后来堕落的种子和温床。待她走进社会以后,狭隘闭塞,单调沉闷的外省环境和缺乏精神生活的家庭,不能满足她情感生活的需求,而淫糜享乐的社会风气,进一步腐蚀了她的心灵,使她对上流社会腐化堕落的生活悠然神往。虽然爱玛有着自身的弱点,但福楼拜对爱玛的悲惨遭遇始终充满同情。福楼拜在自己的思想上同样存在理想和现实的深刻矛盾。他毕生都在批判浪漫主义的影响,恰恰反映了他对现实的厌恶和绝望,他不屑与庸俗的资产者为伍,一直与社会格格不入。他认为一切向上的挣扎均属徒劳,所以对一切欲望和追求持否定态度。他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分析,都熔铸在包法利夫人的形象中,他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本身就象征了对庸俗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极度失望。综上所述,植根于特定时代、社会中的安娜和爱玛,正因为受到作家真情实感的倾注,成为了各自所处时代、社会中的最高典型。参考文献:[1]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2]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3]杨思聪.安娜·卡列尼娜爱情悲剧新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