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唐律的研究现状

论中国唐朝的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其杰出的代表之一就是唐律。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唐朝继承发展了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强调社会风气需要礼教与刑罚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礼教对法律的指导作用。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唐律疏议》就是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的，它大量援用儒家经典的内容，儒家思想又集中表现为礼。它是礼法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法中的礼法关系。唐律的内容遵循礼的精神和要求。在唐律中，礼是确定其一般原则、罪名和刑罚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大量的溶入了封建等级身份差别的思想，将亲疏、尊卑、良贱之间的种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之后果表达得很详细。唐律中的一般原则都规定在它的首篇名例律里，它集中体现了整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准则，对其它十一律的内容均有制约作用。 《唐律疏议》是唐高宗制定的完成的刑法典，是一部综合性的封建法典，其讲律文与疏议有机地结合未一体，反映了唐代律学的统一和发达。唐律共十二篇，篇目结构比较简单，律令简约也是唐朝统治者立法的原则之一，各篇律条的排序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分别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等篇（律）。记载了大量有关唐代政治、社会经济的资料，是研究唐代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的重要依据。 《唐律疏议》的基本特征就是对唐律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即“疏议”部分，这部分是中国古代律学之精华的体现，它对律文所做的解释，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及其法理的色彩，建立起了一个律学的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律学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它从结构上包含律文和相应的法律解释两部分，内容清晰且便于适用；唐律的条文涵盖广泛，疏而不漏，全面维护着唐朝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对律文的疏解是古代社会解律经验的集中体现，对律文的各种解释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一部刑律之内。 唐律是在隋朝《开皇律》基础上制定的，而隋律则继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据秦汉以来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经验，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则加以整理，对社会关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成为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封建法典的蓝本，并对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唐代的另一部重要的法典就是《唐六典》——封建国家行政制度的一部重要文献，这部文献与《唐律疏议》一样，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巨大影响。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行政法典，它的编纂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制定，不仅是唐文化的珍品，对唐朝政治的稳定、对唐朝国家机构职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而且对后世各朝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使我国古代封建行政体制能超乎寻常地、稳定地沿续千余年。《唐六典》把凡具有行政性质的立法汇集在一起，经精心编纂，与律令格式相辅而行，使得行政法典成为与封建刑律并行的两大基本体系，这不仅是我国封建立法史上的创举，是中国行政法制走向成熟完备的标志之一，在世界中世纪法律制度史上也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法律是一个国家统治阶级意志和愿望的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唐太宗李世民在唐初国策制定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有了较深刻和明智的认识。他强调要保持长治久安，就要实行开明统治，重视法律，刑法要宽平、简约，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手段。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巩固统治秩序，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完备的刑罚体系——封建制五刑（包括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历来为后世各朝所称赞。 唐前期，以修定律令格式作为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到了唐后期，“编敕”成了唐后期立法活动的主要内容，成为根据形势需要调整法律的主要形式。唐后期的法制，既是唐前期法制的继续，又非前期法制的照搬。在唐后期，敕的地位日益重要，它不仅跻身正式法典，而且法律效力和适用范围也远远超过律、令、格、式，而后者则大多成为具文。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长期居于世界法律发展过程的领先地位，并影响周边国家，成为东亚广大地区的主导性法律体系，唐朝的法律制度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形态，形成中华法系的特色，奠定了中华法系的理论基础。

《唐律疏议》 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义、故唐律疏义,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共三十卷。《永徽律疏》不仅是一部唐朝的法典，还是一部包括唐前期在内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其中的一些内容经过长期发展，达到了完备的程度。阅读《永徽律疏》，不仅可以知晓唐朝法制的内容，亦可了解包括唐朝前期在内的中国法制史的一些内容，获得中国重要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方面的知识。 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成，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法制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唐律的完备，标志着中华法系走向成熟。以中国封建时代的唐律为内涵，以周边封建国家法律为外延，构建了区域性的法律系统。中华法系与世界其他四大法系并称为世界五大法系。法系是指根据法律的历史传统，对法律所作的分类。凡具有同一历史传统的法律就构成同一个法系。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的体系，它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世界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既有共通之处，又有自身固有的特点。他以自己独特的风采影响着亚洲与其有交往的各地，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法制史上，唐律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无论是立法思想、原则、篇章体例，还是法律内容，都承袭了以往各代立法的成果，是前朝立法之集大成者，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使唐律熔封建法典之共性与自身发展完善之特性于一体，以“一准乎理，而得古今之平”著称于世，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律形态。唐律不仅对唐代的政治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代中国封建法制的发展，成为后世封建立法的典范。元代人在《永徽律疏序》中说：“乘之（指唐律）则过，除之则不及，过与不及，其失均矣。”即对唐律的修改，随意乘除增删不是有过就是不及，都将影响其完整性、严密性。唐律正是以其严谨的结构，简明的文字，精确的注疏，完备的内容，而被后世各朝奉为修法立制的楷模，沿用不废。五代各国立法基本上取法于唐。宋朝的《宋刑统》，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与唐律的9篇相同，其它八议，十恶、官当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响。 唐代作为强大的封建帝国，曾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先进的文化（包括法律），被来往于长安的外国商人、僧侣、留学生传播到四方，是唐律对古代东南亚等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东南亚各国封建立法的渊源。日本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宝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篇名与次序都与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内容也很多相似。朝鲜的《高丽律》不仅在篇目体系上与唐律相同，在内容方面，如刑名种类和对特权阶级的优待条款等，也都与唐律极为相似。在越南，历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1．唐律的特点。（1）“礼法合一”。唐朝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把封建伦理道德的精神力量与国家法律统治力量紧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的封建统治。（2）科条简要、宽简适中。唐朝立法以科条简要、宽简适中为特点。唐朝在前律的基础上，再次实行精简、宽平的原则，定律12篇，500条。（3）用刑持平。唐律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朝代都轻，死刑、流刑大为减少。死刑只有绞、斩两种；流刑除加役流外，只服劳役一年；徒刑仅一年至三年；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更重要的是，其适用刑罚以从轻为度；刑罚的加减原则，也是以从轻为特点。（4）语言精练明确，立法技术高。唐律用语精练明确，在立法技术上表现出高超的水准。如自首、化外人有犯、类推原则的确立都是集中表现。为了防止官吏滥用比刚，用精确的语言规定了在法无明文规定条件下，官吏故意与过失出入人罪的处理办法。唐律还进一步明确公罪、私罪、故意、过失的概念，并规定了恰当的量刑标准。2．唐律的历史地位。（1）唐律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袭秦汉的立法成果，吸取汉晋律学的成就，使唐律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代表性，因此，对宋、元、明、清法律产生了深刻影响。（2）唐律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其影响力不仅及于本国，而且超越国界，对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朝鲜《高丽律》的篇章内容都取法子唐律，日本《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的《刑书》，也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法制，主要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期和后期的法律制度。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各项制度最完备的时期，唐朝的法律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立法成就最高的法律，最成熟的法律。 一、唐律与中华法系 （一）唐朝初期立法有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是唐高祖李渊时期，这个时期的立法是以隋朝的《开皇律》为基础，由于这部法律颁布的年号是唐高祖武德年间，所以这部法律叫做《武德律》。 2.第二个阶段是唐太宗李世民时期，这个时期的立法是以隋朝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和唐高祖李渊时期制定的《武德律》为基础，制定出了《贞观律》，共有12篇500条。这是唐代法律主要的基本法典，基本修订，定型，立法成就是很高的。 3.第三阶段是唐高宗李治时期，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又是以《贞观律》为基础，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但并不是很大。由于这部法律颁布的年号是唐高宗永徽年间，所以叫做《永徽律》。唐高宗时期立法的主要成就不在于制定《永徽律》，因为《永徽律》基本上是唐太宗《贞观律》的翻版，变化不是很大。它的立法成就主要在于，《永徽律》制定出来以后，唐高宗的议定人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根据儒家思想的要求，对这部法律逐条逐句作出注释。这个注释叫作疏议，唐高宗对此很满意，在永徽四年重新公布，这部附上疏议的唐律叫做《永微律疏》。 《永微律疏》自制定出来以后完整的保留至今。因为这部法律制定的立法成就很高，因此自唐以后的宋、元、明、清都以这部法律为基础,制定自己的法律。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这部法律进行再版。到了元朝，不再称其为《永微律疏》而是叫做《唐律疏议》，它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最有代表性的法典，共有12篇502条。 （二）中华法系 1.法系，是近代法学家对于世界各国的法律进行的一种分类的办法，把具有相同特点的法律分为一类叫做一种法系。一般认为世界上出现过五大法系。除《中华法系》外，还有《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印度法系》和《伊斯兰法系》（也称阿拉伯法系）。如果具体细分每个法系，还可分为各个支系，如《英美法系》又可以分为《英国法支系》和《美国法支系》等。 中华法系是以中国封建社会唐代的法律为代表的，具有和唐律相同特点的法律都称中华法系。中华法系除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之外，还包括历史上的日本，朝鲜，越南封建社会的法律。因为它们受中国法律唐律的影响深远，所以它们也和唐律一样，具有共同的主要的特点，所以都划为中华法系的范畴。 2.《中华法系》的主要特点：礼法合一，也可叫礼行融合。 唐律对于社会现象的保护和打击是以礼作为唯一的准则，符合礼的唐律就给以保护，反之，会给予制裁，这是唐律的主要特点，也是以唐律为代表的中华法系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礼和行的结合，明德慎罚，尤其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汉武帝罢除百家，独尊儒术，法律开始儒家化。从西汉经过三国二晋南北朝漫长的几百年的时间，法律不断的儒家化。到了隋唐时期，儒家的礼和法律融合到了一起，礼法合一，这就形成了中华法系的特点。 （三）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主要内容 1.“十恶” “十恶”是封建社会法律所确定的要重点打击的十种犯罪现象。它的内容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恶”来源于北齐时期《北齐律》的“重罪十条”。 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在打击社会上的各种犯罪的过程中，注意到社会上的各种犯罪对封建政权的危害程度并不相同，于是就在各种犯罪中归纳出了10种罪，作为重罪给予严厉打击，同时也告诫人们最好不要触犯。如果犯了这些罪，封建法律会毫不留情的。这在北齐律中被归纳为“重罪十条”。进而发展到隋唐时期的“十恶”。 “十恶”是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与“重罪十条”相比还有两个方面的变化： （1）“重罪十条”，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十恶”把“重罪十条”中的叛、降合并起来，相应的又增加了第八条，叫做“不睦”，这样依然还是十条，从而把“重罪十条”改成“十恶”。 （2）“十恶”中的前三条“谋反、谋大逆、谋叛”，相对于“重罪十条”，又增加了“谋”字，即是预谋，策划的意思。这三种犯罪是要推翻政权，推翻皇权，直接危害到了封建政权，是带有政治性的犯罪，因此对这几种犯罪的打击时间要提前，不能等犯罪人行动起来再打击，在预谋策划阶段就要给予严惩。这里加上“谋”字，是要表明惩罚的时间要提前。 “十恶”违背了儒家礼教的核心内容，违背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凡是严重违背三纲的行为，基本上都会被概括为“十恶”之列。除了“不道”即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杀死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犯罪，除此之外，其他九种都是违反三纲的，因此，“十恶”罪行的出现，是法律儒家化的一种产物。 犯“十恶”大罪的还要实行一个原则，叫“常赦所不原”，意思是讲在封建社会，即使国家公布大赦天下的赦令，犯“十恶”大罪者也在不能原谅的范围之内，不允许得到赦免。这是对“十恶”大罪，严惩不殆的一个原则。“十恶”制度的出现，反映了封建社会法律要打击的对象，这样更能体现封建法律的阶级本质。 2.“六杀” “六杀”是唐律中关于杀人罪，定性地把它分为的六种形式，即“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 在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关于现在所讲的犯罪构成的理论，但是在那时也注意到了同样是杀人罪，由于主观的态度不一样，客观的手段不一样，可能定性也会不一样。区分不同的定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恰当地定罪量刑。唐律的“谋杀”预谋杀人；“故杀”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 还有“误杀”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当然是有区别的。 因此，“六杀”出现在唐律中出现是有进步意义的。 3.“六赃” “六赃”主要指的是经济犯罪。唐律把经济犯罪从定性来说分为六种：一是受财枉法，二是受财不枉法，三是受所监临，四是强盗，五是盗窃，六是坐赃。 （1）受财枉法。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枉法为他人谋取不应当谋取的利益； （2）受财不枉法。虽然接受了别人的好处，但是自己在为他人谋取好处的时候没有超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但前提是接受了别人的财产。“受财枉法”和“受财不枉法”都触犯了法律，相对来说受财枉法所受到的处罚更重一些； （3）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 （4）“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5）“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强盗”和“窃盗”没有特殊的法律犯罪人主体的要求； （6）“坐赃”，指官吏或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和“坐赃”。一般来说指的是国家各级官吏，具有公职身份的人的犯罪。 区分“六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定性，更好的量刑，尤其是对于具有国家官吏身份的公务人员，犯赃罪，给予惩罚。对于制止官吏的腐败贪污受贿这些现象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 （四）保辜 保辜，是唐代对于伤害罪中加害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要不要承担责任所确定的一种制度。 保辜的一个特点是：对伤害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辜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辜限是根据伤害人伤害所采取的客观手段，和被伤害人受到伤害的程度来确定的，从而确定加害人对于被害人所承担法律责任的期限。如加害人伤害被害人时，只是用手脚将对方打伤，此时的辜限只有10天；如果不是用手脚，而是用了他物（不包括武器、刀枪）辜限是20天；如果是使用水，火、刀枪等，将人伤害，限30天；无论何种手段，被害人被打的肢体节断，后果严重的，限期50天。在此期限内，如果被害人死亡，加害人就要承担杀人的法律责任；如果超过了此期限，被害人死亡，加害人只承担伤害的后果，不承担杀人的责任。在辜限期限内，加害人也可以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补救，以减轻自己的犯罪后果。这对减轻对加害人量刑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封建制的五刑 封建制的五刑是在汉文帝、汉景帝改革刑罚制度基础之上，又经过了三国二晋南北朝漫长时间的法律的不断进步与变化，到了隋唐时期建立了封建制五刑。它是按照唐律的规定由轻到重，五个等级排列：笞、杖、徒、流、死。 1.笞刑。汉文帝、汉景帝改革刑罚时用笞刑取代“斩左趾”。笞在汉代时是用板子打人，到了唐代改为用鞭子抽人。封建制五刑的笞刑，作为一种新的刑罚，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10 下、20下、30下、40下、50下。它是对于具有轻微犯罪行为的人给予惩罚，以让其吸收教训，改正错误。 2.杖刑。即是用杖子给予惩罚。分为五个等级，打人的部位是身体，臀部和背部,打人的数量是60下、70下、80下、90下、100下。这是明显的身体刑。 3.徒刑。是限制人身自由，并强制劳动的一种刑罚，它具有奴役性，惩罚性，报复性，侮辱性，唯独没有改造性，不过封建社会的徒刑都不长，1年、1年半、2年、2年半、3年，刑期都比较短。 4.流刑。是指对于罪刑比较重，但是又不是非要判处死刑不可的人，将其流放出去，从事劳动，以限制人身自由。它分为三个等级，按照流刑的远近分为2000里、2500里、3000里，并且劳动1年。在唐律中，劳动称为居作，居作1 年之后，就地安置，没有皇恩大赦，不得离开流放地；在唐代还有了加役流，即是流放到3000里，流放3年同样没有皇恩大赦，不得离开流放地。加役流不是流刑的一个等级，它是作为死刑的代替刑出现。 5.死刑。分为两个等级，绞刑和斩刑。两者是有区别的，绞刑可以保持罪犯的完整尸体。而斩刑会比较重一些。隋唐时期就规定了死刑就是这两种，封建社会早期所存在的各种残酷剥夺人生命的死刑执行方式，在隋唐法律中一概废除。从而体现了死刑中的仁道主义精神。 封建制五刑，是以给人一定的惩罚，限制人身自由为主要的执行方式的，比起早期的刑罚更进步了。 （六） 唐律中的刑罚原则 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 所谓公罪是指国家官员为国家办事，但是事情没有办好，给国家带来损失，进而构成犯罪。公罪一般来说是过失犯罪，犯罪人的主观没有恶意或者恶意不大。所谓私罪是指为了谋取个人家庭，小团体利益而施行的犯罪。私罪一般来说是故意的犯罪，主观动机就是坏的，这种犯罪相对来说处罚就要重一些。区分公罪与私罪的目的，主要在量刑上来说，公罪要减轻量刑，私罪要加重量刑。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为国家效力的积极性。 2.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 唐律中明确规定，凡是犯了罪以后还没有被国家或者他人发觉而自首，这样的行为称为自首。如果已经被国家发觉，被他人告发，再去自首，就不是自首。这种行为只能称为自新，但是这样可以减轻处罚，而自首可以免除处罚，两者的量刑程度不同。 如果是被确认为自首的话，它的处罚叫做“原其罪”，就是自首之后不再追究其犯罪行为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对于自首法律所给予宽大的幅度是很高的。但是为了避免犯罪者利用自首“原其罪”的原则钻法律的空子，唐律有很严格的规定： （1）虽然自首可以原其罪，但是犯罪分子如果是经济上的犯罪，在经济上所获得的赃款、赃物必须如数退还； （2）对于自首不实，自首不尽者，不能完全免除刑事责任，但是可以减轻。自首不实，即为避重就轻的行为；自首不尽即是没有彻底交代的行为； （3）某些行为是不能自首的，自首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谋反；某些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如，伤害、损坏国家的文书、官印等。 这些规定，显示出唐代法律既鼓励犯罪人在犯罪以后自首，又可以防止犯罪人利用法律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或者逃避应受到的法律惩罚。 3.类推原则： （1）唐律把类推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出现了，才允许类推； （2）类推分为两种，入罪和出罪。入罪就是追究或加重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出罪则是免除或者减轻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入罪和出罪的犯罪行为，在法律上找不到直接处理的依据，就要分别适用不同的类推原则。入罪实行的是举轻明重的原则，出罪则是举重明轻的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社会上的现象纷繁复杂，唐律不可能把各种犯罪都囊括起来，当然也没有必要。而有了类推的“举重明轻、举轻明重”的原则，唐律就可以对社会上的各种犯罪现象都从法律上找到处理的依据，这就可以看出唐代的立法，逻辑上是非常的严密的，体现了立法技术的高明。 4.化外人犯罪处罚的原则： 化外人就是指外国人。唐朝由于社会比较稳定，文化比较繁荣、经济比较发达，因此周边甚至于更远的国家，都到中国来进行文化交流、外贸交易、旅行等活动。这些外国人到中国长期居住，难免就会产生一些纠纷，产生矛盾，如果发生侵权行为的话，严重地构成犯罪。这样的一些涉外案件，可以基本上分为两类： （1）原告和被告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侨民唐律称“同类自相犯”，对于这样的犯罪，唐律规定处罚的原则是“各依本俗法”，处分的权力在中国政府，只是要按照他们本国的法律风俗习惯，相当于“属人主义”； （2）原告和被告不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侨民，称“异类自相犯”，他们之间的纠纷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为了保持公平，就要按照中国的法律依法办事，相当于“属地主义”。 1300多年前产生的唐律就可以把涉外案件，用“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的原则将其区分开来，并把两者灵活地结合起来。这表明，在1300多年以前，我们的先人，在处理涉外案件中既能够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又能够实事求是地尊重别国的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并加以灵活运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从而也表明了唐律的高明，立法技术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法制史上唐律也有重要的地位。唐律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成就最高的著名法典之一。

唐律礼法结合的两点体现及其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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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朝代，结束了长期分裂与战争，创造了相对统一与稳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得以重新恢复发展，与此同时，文化方面也开始空前繁荣与发展，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充满了活力。唐代的立法也以此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为基础，离不开中华文化土壤。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使礼与法的关系这条贯穿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法律观的主线达到“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使法律制度儒家化，将儒家思想法律化，促使立法思想和具体法律制度相适应，完成了礼法结合，对后世封建王朝立法及周边国家法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唐律;礼法关系;礼法结合;

一、礼与法的基本内涵

（一）礼的基本内涵

礼，是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思想的一支，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之一。学术界对礼的起源存在争议，“祭祀说”、“交换说”、“人情说”、“风俗说“等多种观点都有，其中尤以“祭祀说”影响最为深远，亦即“礼源于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亦即古人认为祭祀和兵戎征战是国家最重要的两项大事。我国古代自夏商开始便有“礼”，及至周公旦制礼，“礼”已逐渐地政治化、法律化，成为维护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基本规范。“亲亲”、“尊尊”成为了“礼”的基本内容。西周以来的礼，已经具备了礼仪、道德与法律的性质。春秋战国时期，“礼”通过孔子及其弟子的进一步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及至西汉，经由董仲舒的发展，儒家思想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主要思想，“礼”作为一种社会生活规范，也随着儒家思想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唐代，“礼”更是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成为了立法思想的一部分，唐律“于礼以为出入”，儒家思想给唐律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法的基本内涵

法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刑法起源于兵。刑“始于兵”，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刑制最早源于战争或者军事行动。原始社会时期，氏族和部落之间的军事征服和兼并战争不断，由于这种战争需要高度严明的组织纪律和行为规范，在此过程中便产生了最早的军法，这也是中国古代最初的法律，这种军事征服和战争也就是最早的刑罚。普通法律便是由此逐步演变和改造而来。因此，最初的法律往往同时具有军事镇压的军法和刑事制裁的刑法的双重属性。可见，“兵”是中国古代刑罚、刑法、法律等产生的重要渊源。由此，中国古代的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刑”。自西周制礼作刑以来，礼与刑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形式，在预防和惩治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唐律礼法结合的两点体现

礼与法是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礼是经过统治者制定或者认可的指导性规范，其主要作用是预防犯罪和教化万民，指引人们什么是应该做的。法作为一种惩罚性规范，主要是处罚和遏制犯罪行为，警告人们什么是不该做的。礼与法作为共同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当然存在着联系，但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规范，其间仍存在着一些差异和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礼有差等与法应普适的矛盾与冲突。这里所讲的礼的差等主要是代表封建等级秩序的“礼”同代表维护封建统治根基的“法”之间的矛盾。第二，复仇问题所引发的礼与法的冲突。唐代统治者一方面期望加强中央集权，将生杀大权牢牢掌控，禁止民间实施血亲复仇，但这却与唐代重伦理道德的法律指导思想相矛盾。正是由于礼与法在调整社会关系，处理社会争议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和矛盾冲突，也导致了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法制发展一直处于礼与法不断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至唐代，礼与法的结合已臻成熟，礼法冲突得到了较好的解决，礼法结合在唐律中也有诸多体现。

（一）议、请、减、赎和官当制度与“十恶”制度中的礼法结合

为解决礼的“差等”与法的“普适”的矛盾与冲突，唐律规定了适用于贵族、官僚的审判和处罚的特殊程序。“议”为“八议”，规定了八种特权人物犯非十恶死罪时可由皇帝召集众臣议定后决定如何处罚，结果一般是赦免。“请”是一种奏请皇帝裁决的特殊程序，适用于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五品以上官员等，上述人物如若犯绞斩之罪直接奏报皇帝裁断。“减”意为减等刑罚，主要适用于应“请”者的亲属和七品以上官犯流刑以下罪者，可减一等刑罚，但死罪不可减。“赎”是以铜赎罪，同样适用于官员等特权阶级。官当制度则规定可以官品和爵位折抵徒、流两种刑罚。唐律之所以规定这些制度，其背后实际是深受儒家思想也就是“礼”这个封建等级秩序所影响，同时也使封建特权得以制度化、法律化。

为了取得封建等级秩序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平衡，唐律又规定了“十恶”，对“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等十恶大罪加以严惩。纵观十恶大罪，无外乎是严重威胁了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犯罪，在这样的犯罪中，无论是议、请、减、赎还是官当制度都不得适用，必须依照常法定罪处刑。这实际上是礼法结合在唐律中的很好体现，一方面唐律通过特权制度维护“礼”的差等，另一方面又通过“十恶”制度使法具有了一定的普适性，解决了礼与法在这个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

（二）复仇问题中的礼法结合

作为礼法矛盾体现之一的复仇问题，在整个唐代却成为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据《全唐书·复仇状》记载，复仇这件事如果按照《礼记》来看，与仇人不共戴天是天经地义的，按照法令而言就应当杀人者偿命。礼教和法令都是帝王治理万民的依据，但是律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如果不允许复仇，有悖伦理道德，但如若允许复仇，那恐怕人们将倚仗法律滥杀无辜。因此，最好能够规定如果有复仇者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由下尚书省统一讨论上报皇帝，酌情处理，只有这样才可以经、律皆无失。可见，唐律最终将复仇问题酌情处理，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根据案情事实的情况下，做出最合情理的`判断，寻求礼与法的最佳结合点。

当然，唐律中还有很多具体的礼法结合表现，如同居相为隐原则，一方面肯定为犯罪的亲属通风报信不违法，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但另一方面又规定谋反、谋大逆等危害封建统治的重大犯罪不适用相隐原则，以此维护封建统治基础。除此之外，唐律中也还有很多礼法结合的体现，本文在此不过多赘述。

三、唐律对后世及周边国家法制的影响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盛世，物质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法系的代表法律制度便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诞生。唐律以其完备性、科学性等特点成为当之无愧的封建法典的代表。礼法在《唐律疏议》合而为一，法律制度儒家化，儒家思想法律化在唐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而成为中国古达礼法结合的典范之作，对后世中国封建法制的影响也可谓相当深远。唐以后历朝历代立法基本源自于唐律，宋“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也“参照唐宋之制”来制定法律。至于明清，立法等受唐律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同时，唐朝作为当时强大的封建帝国，在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法律制度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较强影响。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封建法制的代表《高丽律》、《大宝律令》等法典均受到唐律较大影响。可见，唐律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典的代表之作，其礼法结合不仅对中国后世封建法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周边国家有深远意义，是世界封建法制的代表之一。

四、结语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历代统治者往往重视利用礼的伦理道德规范和严刑峻法制度来治理国家。唐律的立法指导思想便是以礼为本，以刑为用，采取礼法并用的手段综合治国，这是符合国家发展规律的。同时，唐律作为封建社会礼法结合思想发展到成熟的产物，通过积累前代在巩固封建统治和维护封建秩序方面的丰富经验，从而使法律制度不断儒家化，儒家思想不断法律化，不断解决礼与法的冲突与矛盾，最终达到了礼与法合而为一，礼法并用的治国模式在唐律中成为现实。因此，唐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封建法制形态的典型代表，其不仅为当时唐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后世的封建法制发展提供了蓝本，更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封建法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法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左传》成公十三年．

[2]《辽史》卷六十一《刑法志》．

[3]《全唐书·复仇状》卷549.

[4]《宋史·刑法志》．

[5]《元史·高智耀传》．

[6]《唐律疏议·名例律》．

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初统治者制订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为唐朝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体制基础。《唐律》是中国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是中华法系的代表作,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立法者及有关学者都给《唐律》以极高的评价,它不仅具有典型的封建立法价值,而且也被后人证明了其是世界封建社会中最辉煌的一部法律。《唐律》在立法原则、篇章体例、形式及内容上至今仍然有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的,肯定它的历史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进行法制建设。本文以唐律及其疏议的立法特点和历史影响为研究对象,结合法学和历史学的知识,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在对唐律及其疏议的内容和结构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参考了众多法制史专家的著作和论文,重点探讨了唐律及其疏议的立法特点和法律适用上的特点,以及它对唐朝经济、后世封建朝代和东亚各国法律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