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编译出版社官网编辑

没错了，当然是正规出版社。网址：中央编译出版社成立于1993年9月，是隶属于中央编译局的中央级社会科学专业出版社，主要翻译介绍世界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方面的最新作品。 中央编译出版社以“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重要使命，以“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为座右铭，与国内外的出版机构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以出“精品图书”为导向，力争所出图书的内容、编辑、印装、设计都达到一流水平；以尊重知识为基石，以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智力后盾，出版高品位、高质量的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拥有高素质的管理、编辑、出版和发行人员，能胜任英文、德文、俄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等多种外文图书的编译和出版工作。目前已出版译自英、法、德、俄、日、韩国等语种的多种图书。 中央编译出版社虽然成立时间尚短，但在中国的出版界、学术界以及读书界已享有较高声誉。目前，我社与国外一些著名出版机构如英国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法国的伽利玛出版社、发现出版社、美国的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俄国的俄罗斯文学委员会、日本的研文社、韩国的三省出版社等都开展了出版业务上的合作，并与国内外的一些著名学者建立了长期的联系。

常凯申常凯申，为蒋介石之错译名。出自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对Chiang Kai-shek （即“蒋介石”的韦氏拼音写法）的翻译。王奇于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采用韦氏拼音的原文为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韦氏拼音，又称威氏拼音法，由英国人Thomas Francis Wade于19世纪后期制定，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新中国制定、推行汉语拼音之后，国内不再使用韦氏拼音法，但至今韦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学术界较为流行。中文名常凯申外文名Chiang Kai-shek国籍中国正确译名蒋介石快速导航相关事件评论停售作者误译一览二代由来某网站上，署名为“高山杉”的网友以一篇题为《“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的批评文章再度“炮轰”中国学界。文章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其中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而最为荒唐的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也被改名为“常凯申”，引起网上一片哗然。“高山杉”不禁质疑作者和出版方：“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图)常凯申对此，身处窘境的该书作者王奇以及清华大学校方都委婉地拒绝做出回应。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她表示不愿意再谈及此事，过一段时间后，该书作者以及出版社方面会做出一定的回应或者安排，但是尚不方便透露。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相关事件综述“费尔班德”、“林T・C”、“赫萨”，这串洋味十足的名字，其实对应的都是学术圈名人：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人家明明大名鼎鼎，为啥给换了个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称呼？因为他们或是老外，或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入乡随俗取了洋名，翻译者“有眼不识泰山”，随手就硬生生“音译”了，而这样的错译居然出现在一本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中！一篇署名“高山杉”的文章在网上引起热议，它把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公之于众。其中最荒唐不过的，当属蒋介石（Chiang Kai-shek）被改名为“常凯申”。“常凯申”们是如何“漏网而出”的？公众一片哗然，又一次重重触及学术风气这根敏感的神经。回应出版方：出错章节是仓促赶就高山杉的批评文章中写道，仅以第三章（第80-95页）为例，就能挑出这么些荒唐的错误，“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记者昨日通过中央编译出版社找到了该书的责编陈琼女士，她并不感到意外：“前几天，作者王奇就告诉我书出问题了，网上的各种批评我也看到了。”中央编译出版社陈琼告诉记者，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出版社则没有校对这15页的内容。“当时我觉得清华的牌子那么硬，王奇的学养也很好，仓促之间没有深究……”陈琼的声音中流露出不安与忧郁，她承认自己不懂俄语，“但这本书引用自俄语的部分，是由我社的专业俄语校对检校过的”。书作者：婉拒采访正专心勘误身处风暴中心的书作者王奇副教授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记者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师资队伍网页上看到，她著有20万字的《二战后中苏（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主编过《多极化世界格局中的中俄科技、教育、文化交流》等学术著作。然而遗憾发生了。先前的一切看起来堪称学术佳话，如今变为万分尴尬。据知情人透露，王奇现正在“紧急回炉”，将“高山杉”等指出的人名和史料谬误搜集起来，细细核对，最终给读者一个准确的订正本。只要用心查查工具书就能免错犹记得2001年萨马兰奇宣布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从他老人家口中吐出来的是"Peking"这个韦氏拼音单词，曾让不少中国人愣了千分之几秒后才开始欢呼。“韦氏拼音在我国已经不再使用，但在国外流传甚广。”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介绍说，“韦氏拼音”的创始人T・F・威妥玛是英国人，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1883年回国。在华期间，他根据北京读音制订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给汉字注音。这个方案以后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在英文中是用客家话发音的“孙逸仙”三个字的字音，即Sun Yat-sen，如今缺乏这方面学术常识的人看了就不知道是谁。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的中文发音受到各地方言影响，因此他们著作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地名，往往偏差很大，容易造成误解。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以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国际标准化组织则于1982年开始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但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习惯用韦氏拼音，而在涉华历史文献中，用韦氏拼音拼写的中国人名、地名更比比皆是。然而，韦氏拼音并非“鬼门关”，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文飞告诉记者，通过查阅韦氏拼音与汉语拼音对照表，以及俄汉译名辞典、英汉译名辞典等工具书，完全可以避免犯错。“现在的学风浮躁！国内名牌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里都能把自己导师的名字写错，蒋介石变成‘常凯申’又有什么稀奇呢？”刘文飞无奈地幽了一默，他的表情，希望对学界不仅是苦涩的嘲笑，也是警示！评论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的王奇，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居然连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都不知道，中国学术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由此可见一斑。俗话说：“无错不成报（书）。”纵观书籍、报刊、网络等凡是有文字的地方，哪个没有错字、错句呢？究其原因是从业人员素质低下、责任心不强。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出版社、报社、网络等单位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降低了他们自身的威信，而且亵渎了祖国语言文字的严肃性，让老外捡了笑话，给五千年文明古国抹了黑。这种现象何时才能得到改观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停售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事件曝光之后，已经停止本书的发行，并于2009年6月19日发出《中央编译出版社关于一书出版的有关情况说明》，在说明中，出版方是这样解释出错过程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作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奇集多年研究成果所著，为使该书更具客观性，作者在该书即将出版前，决定再收集一些世界各国关于书中所提问题的文献资料作为引证，其中涉及英、法、德、日等多个文种（共15 页）。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查找，经责任编辑和作者商量，决定不用简单的文后附录的方式，而是通过脚注的注释方式列出并将其译成中文列入文中。由于是临时加入的内容，又只是人名、书名的翻译，没有上下文的参照，给准确确定其具体译名带来困难。为此，责任编辑和审稿专家曾与作者多次沟通，作者确认‘这部分内容准确无误’。但是，在该书出版后，作者告知我社有读者反映该书存在译名问题，如在第82页，将《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简单地以音译方法译成‘常凯申’。”中央编译出版社称：“经与作者沟通，出版社采取了以下措施：停止该书发行，并由作者邀请业内专家严格核对书中译名，重新校对审定全书内容，并尽快修订出版；拟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院哲学所共同举办该书研讨会，就书中一些观点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严格审查我社校对、审读工作者队伍资质，完善图书质量责任制，严把图书质量关”，表示将以此事件为契机对全体编辑进行“质量安全”教育，同时决定把2008年开始的“图书质量年”活动继续下去。在这份《情况说明》中，中央编译出版社对报道此事的媒体表示“衷心感谢各界对我社的关心和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同时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向读者表示由衷的歉意。我们一定认真检查工作中的失误，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继续坚持出版的学术导向，固守学术品牌，以不辜负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厚爱”。作者王奇，女，1963年5月生，博士（1995年1月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副教授（2000年8月、清华大学）。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6年7月-1991年3月 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任教；王奇1991年3月-1995年1月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1月-今 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2008年45岁的王奇上世纪90年代初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留学，1995年取得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期间，她曾获北京市高教系统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和2000年“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等荣誉。2000年，王奇晋升为副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清华大学中俄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副秘书长等。中国学术界浮躁之气日盛，常凯申、门修斯、桑卒等可见一斑。曾听前辈讲过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史明清方向的某教师（博士后），在本科生的古代文学史课堂上讲到明清小说大谈关云长、夏侯惇。诸如如此类教师如何能负担国家高等教育之重任。误译一览林海青（Hsia Ching-lin）→夏晋麟（作者还不如把Hsia Ching-lin还原成“林青霞”呢）；罗金帮（Lo Jung-pang）→罗荣邦；常凯申（Chiang Kai-shek）→蒋介石；胡良辰（Hu Liang-chen）→胡良珍（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在第25页著录过，可一换成韦氏拼音Hu Liang-chen，作者就认不出来了）；程天方（Ch'eng T'ien-fang）→程天放；费尔班德（J. K. Fairband）→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Fairband）；苏春月（Hsu Chung-yueh）→徐中约（Hsü Chung-yueh；关于“徐中约”，作者另外还有两个译法，见下文）；楮东苏（Ch' Tung-tsu）→瞿同祖；福罗舒（Fu Lo-shu）→傅乐淑；克里斯德或奎斯特（R. K. I. Quested）→郭玟曼；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史景迁；林堂（Tang Lin）→董霖（William L. Tung；作者不仅颠倒了董霖的姓氏，而且把Tung误拼成Tang）；林T. C. （T. C. Lin）→林同济；陈方志（Agnes Fang-chih Chen）→陈芳芝；赫萨（T. A. Hsia）→夏济安二代2012年1月5日，作家马伯庸发微博表示，看到一位学者在文章里再翻译了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并将作者译为“昆仑”，其认为，能与常凯申抗衡的误译终于出现了。该文作者陆兴华，文章于2006年5月11日上传到上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网站“正来学堂”上。在这篇文章中，陆兴华分析了德国现代学者施米特的政治理论，并13次提到毛泽东。在引用一句德文后，陆兴华写道：“施米特引用了中国诗人昆仑的诗句来展望这种世界革命或战斗下的真正的政治的斗争和和平：把革命和战斗的火种当礼物，一把送给欧罗巴，一把送给美利坚，一把留给中国自己，这样和平才会来主宰世界。”段尾注明：“这是本人的翻译，未查到昆仑原诗”。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先生表示，毛泽东的诗词并不多，《念奴娇·昆仑》也非常有名，作为名校副教授出现如此误译，除了不能容忍，还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即使德国作者弄错了，确认起来也不困难。恐怕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对于“常凯申”和“昆仑”的出现，林少华认为，究其原因，是当下的学界缺乏严肃性、

中央编译出版社拥有高素质的管理、编辑、出版和发行人员。中央编译出版社成立时间虽短，但在中国的出版界、学术界及读书界已享有较高声誉。

常凯申，为蒋介石之错译名。出自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对Chiang Kai-shek （即“蒋介石”的韦氏拼音写法）的翻译。王奇于2008年10月出版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采用韦氏拼音的原文为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韦氏拼音，又称威氏拼音法，由英国人Thomas Francis Wade于19世纪后期制定，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新中国制定、推行汉语拼音之后，国内不再使用韦氏拼音法，但至今韦氏拼音法仍在西方学术界较为流行。某网站上，署名为“高山杉”的网友以一篇题为《“门修斯”之后又见“常凯申”》的批评文章再度“炮轰”中国学界。文章指出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几十处名字谬误，其中费正清、林同济、夏济安等学术名人纷纷被误译为了“费尔班德”、“林”、“赫萨”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洋名”，而最为荒唐的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也被改名为“常凯申”，引起网上一片哗然。“高山杉”不禁质疑作者和出版方：“是不是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对此，身处窘境的该书作者王奇以及清华大学校方都委婉地拒绝做出回应。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她表示不愿意再谈及此事，过一段时间后，该书作者以及出版社方面会做出一定的回应或者安排，但是尚不方便透露。据《文汇报》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有关编辑承认这些错误确实存在。该书的责任编辑陈琼说，这本书原本只有前两章，即第一章“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第二章“俄国（包括苏联）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后来王奇的同事建议加一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这样全书的内容会因为有第三方观点而更完整。结果就在这第三章共15页里出错了，由于时间很紧，误译了引用资料当中用韦氏拼音标注的中国人名。评论北京有关人士指出，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博士的王奇，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编辑，居然连蒋介石的英文名字都不知道，中国学术风气之浮躁、学术水平之浮浅由此可见一斑。俗话说：“无错不成报（书）。”纵观书籍、报刊、网络等凡是有文字的地方，哪个没有错字、错句呢？究其原因是从业人员素质低下、责任心不强。这种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出版社、报社、网络等单位的声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降低了他们自身的威信，而且亵渎了祖国语言文字的严肃性，让老外捡了笑话，给五千年文明古国抹了黑。这种现象何时才能得到改观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召回中央编译出版社在事件曝光之后，已经停止本书的发行，并于2009年6月19日发出《中央编译出版社关于一书出版的有关情况说明》，在说明中，出版方是这样解释出错过程的：“《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作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奇集多年研究成果所著，为使该书更具客观性，作者在该书即将出版前，决定再收集一些世界各国关于书中所提问题的文献资料作为引证，其中涉及英、法、德、日等多个文种（共15 页）。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查找，经责任编辑和作者商量，决定不用简单的文后附录的方式，而是通过脚注的注释方式列出并将其译成中文列入文中。由于是临时加入的内容，又只是人名、书名的翻译，没有上下文的参照，给准确确定其具体译名带来困难。为此，责任编辑和审稿专家曾与作者多次沟通，作者确认‘这部分内容准确无误’。但是，在该书出版后，作者告知我社有读者反映该书存在译名问题，如在第82页，将《中国之命运》的作者蒋介石简单地以音译方法译成‘常凯申’。”中央编译出版社称，“经与作者沟通，出版社采取了以下措施：停止该书发行，并由作者邀请业内专家严格核对书中译名，重新校对审定全书内容，并尽快修订出版；拟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院哲学所共同举办该书研讨会，就书中一些观点和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严格审查我社校对、审读工作者队伍资质，完善图书质量责任制，严把图书质量关”，表示将以此事件为契机对全体编辑进行“质量安全”教育，同时决定把2008年开始的“图书质量年”活动继续下去。在这份《情况说明》中，中央编译出版社对报道此事的媒体表示“衷心感谢各界对我社的关心和提出的各种宝贵意见”；“同时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向读者表示由衷的歉意。我们一定认真检查工作中的失误，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继续坚持出版的学术导向，固守学术品牌，以不辜负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厚爱”。

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2003年8月—2004年7月，任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2008年8月至今，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开设“中外伦理思想史”、“孔孟学说导论”、“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性问题专题讲座”等课程。自2009年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方向为伦理学。目前主要致力于儒家伦理思想与德性伦理学研究，近三年来，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