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边有历史为主题的论文

在中华大地这个历史舞台上，上下五千年，来去匆匆，走过了多少风云人物，秦始皇因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厚重的脚印。秦始皇只有一个，但是在不同人的心中，对秦始皇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是暴君，搞得天下百姓不得安宁。 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称赞他的立国是“掀翻一个世界”。 在李白的《古风》中是这样描述秦始皇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会坚决浮云，诸侯尽而来。明断自天启，大略架群才。从这可以肯定“秦始皇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家之间战乱不断，这时，北至长城，南达长江流域，先后出现，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国。在秦强大的过程中少不了商鞅，商鞅在秦孝公下令求贤时来到秦国。先后实施两次变法，变法主要内容有：1，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3，统一度量衡。颁布度量衡标准器。4，奖励军工，废除世卿禄制。5，焚烧诗书明法令，并申明刑无等级。6，设什伍连做法，编户籍，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奖励对“不法的人”告密，知而不告者处以腰斩，告密则可与斩敌同赏。7，革除戒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这个变法是秦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增强了国力。秦昭王末年，秦国的国力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六国，并且疆土已经十分辽阔。公远前246年 ，赢政登皇位，公元前238年，李斯认为天下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秦国已经形成统一天下的条件，建议秦王不要错过良机，嬴政很赞同，任命李斯为延尉，并且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进行了近10年的统一战争，先后灭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是这个国家第一个皇帝——始皇帝。皇帝自称为“朕”，颁布的文告称作“制”或“诏”。拟定了一套相应的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1974年3月29日，当农民的铁锄揭开了兵马俑的神秘面纱，30 年的时光流逝，岁月沧桑。但是秦陵兵马俑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视线。秦陵面积辽阔，在陵城内已经发现了600多座陪葬坑和各种墓葬，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这些遗址大部分还没有正式发掘。秦始皇陵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平方公里，陵园外城周长6321米 ，南北2188米，东西宽578米。为什么秦始皇会把秦俑当作陪葬品呢？战国时期，以力相克，攻战不止，秦始皇是依靠强大的军队踏着战争走向皇帝宝座的，因而在他死后，也把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带在自己的身边，在皇陵东侧埋下大量军俑，装备着实战的兵器，时刻准备昂首阔步地奔赴前方。从秦岭的秦俑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时代对衣着已有了很高的审美意识，比如说高级军吏俑的服色：身穿双重长襦，外层为深紫色，内层为朱红色，下装绿色长裤，头戴黑色冠，外穿彩色鱼鳞甲，并且刻有精美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后人已经不能全面了解发生的故事。在历史的记忆里，即使全是真人真事，也有一些情节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秦陵文物为历史与现代人对秦王的认识有一定大的作用。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千里淮河穿城过，华夏故里英雄多”，这是当代着名词人闫肃对中国南北分界线，着名的帝王之乡、歌舞之乡、军事重镇、科教名城—安徽蚌埠市的由衷赞美。找寻历史留下的印记，触摸时代跳动的脉搏，而作为一个蚌埠人我就来写写我的家乡。抱璞岩在我们蚌埠的怀远县有一个抱璞岩相信大家都知道，抱璞岩之所以成为闻名四方的胜地，是与卞和献玉的故事分不开的。据说在春秋年间，楚国人卞和在这座山得到一块璞玉，并把它献给了厉王。厉王使玉工辨识，说是石头。卞和犯期君之罪被刖了左足。到了武王即位的时候，卞和再次向武王献玉，可工匠任说这是石头，于是又被刖了右足。后来文王即位，卞和整天抱着这块璞玉在荆山之下嚎啕大哭。文王派人来问，他哭诉道：“我哭的不是因为我失去双足，而是正直之士被诬陷成，一块宝玉被说成石头。”文王派人剖开这块璞玉后，果然得到了天下无双的良玉。这块玉，就是有名的“和氏璧”《中国名胜词典》有记载：安徽怀远县荆山有抱璞岩，传为卞和抱璞泣血之所。岩上有卞和洞，天然形成，幽深宽广，可容数十人；岩壁有摩崖书刻“青螺石帐”四字；洞上有坑，曰“采玉”，坑内有玉石层迭，晶莹闪亮，恍若白云攒集，俗称：“白云堆。”洞左有溪，碧流淙淙，名曰“濯玉涧”，传为卞和濯璞于此，故名；右有阁，曰“青山”，又名“梓潼”，其内旧有唐人胡曾《荆山诗碑》，上刻其诗云：“抱璞岩前桂叶稠，碧溪寒水至今流。空山日落猿声啼，疑是荆人哭未休。”《凤阳府志》有：“今两崖间凿痕犹存”的说法。卞和洞的绮丽，唐宋以来，已名播江淮。沿卞和洞循石而上，有一采玉坑，俗称白玉堆，卞和得玉于此，虽系传说，但也不无因由。石榴蚌埠怀远石榴栽培历史悠久，品质优异，久负盛名。据传为涂山禹王宫道长李慎羽于唐代武后天授三年从长安引入，到了清代则见诸正史。怀远县志中记载“榴，邑中以此果为最，曹州贡榴所不及也。红花红实，白花白实，玉籽榴尤佳”。可见怀远石榴在数百年前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自唐代起就有栽植了。清人李汝珍在《镜花缘》中说：“武则天命即将石榴二百株，传谕兵部，解交武八爷查收。此花后来送至东海郡，附近流传，莫不保护。”李翁所言虽有神话色彩，但自汉代至唐代，石榴在我国已有八百余年的栽培历史，从长安传到淮河流域的可能性是无疑的。怀远石榴见诸文字记载的，从现有资料看，可追溯到明代。明嘉靖年间，上蔡人张惟恕，时任巡按御史，游怀远时有《九日登山》诗：泉水细润玻璃碧，榴子新披玛瑙红。落日半山弦管发，百年此会信难逢。九日即重阳节，正是怀远石榴硕果缀枝，披红挂彩的时候，诗人观清泉，品览红榴，遥想大禹群会诸侯于涂山的雄姿与盛况，其诗情画意油然而生。石榴在古书上又有若榴、丹榴、天浆及金罂等名称。考其名由，其说不一。《齐民要术》中载：“凡植榴者，须安僵石枯骨于根下，即花实繁茂。则安石之名义或取此。”医学家、植物学家李时珍则认为：“榴者，瘤也。丹实垂垂如赘瘤也。”这或许是榴、石榴、安石榴等名称的由来吧。石榴在我国分布极广，遍及各省区。而重点产区多在黄河以南，就其着名者，除怀远石榴外，还有临潼、枣庄、会理、巧家、叶城等地。石榴作为水果与花卉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被称为“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引得不少文人墨客大费篇章。诗仙李白有《咏石榴》：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宋朝的朱熹有《题石榴》：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绛英。怀远石榴嫩枝幼叶紫红如染，花瓣、花萼鲜红如火，哗哗荧荧，给人以热烈豪放之感。花姿丰满，雍容华贵，有贵妃美。榴花美则美也，可观，可赏，不可轻狂狎戏，因为她身着针刺，以防轻薄狂徒。其品格又高于流水桃花。古代文人，看到水流花谢春归去不堪惆怅。而“春花落尽石榴开”，石榴有力挽春色在人间之意，使那些惜春、叹春、伤春的诗人们得到心灵上的安慰。怀远的石榴不仅花美，果也奇。果近圆球形，花萼宿存，色橙红、黄白浑染，布着红晕，并有青翠光泽，如玉琢脂凝。形似醉翁谪仙的酒坛，又像典雅富丽的花瓶。籽粒晶莹剔透，圆润欲流。食之清凉甘美，风味醇厚，不仅可以饱口福，也给人以美的享受。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对明月品石榴，真是美不可言。中国的女皇帝武天则封石榴为“多子丽人”也不为过。老大桥“万丈高楼平地起”，而这座被人称“火车拉来的城市”，最负盛名，也最早进入我的视线、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相对于后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种类繁多、功能迥异的桥梁，人们还是情有独钟地称它老大桥的蚌埠淮河铁路桥。这座大桥1909年12月动工兴建，9孔的桥梁，62．8米的跨度，586．23米的全长，使它成为津浦线上仅次于济南铁路桥的第二大桥。而这座大桥也经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让它至今任被我们蚌埠人所瞻仰：它1911年5月15落成。1938年初，蚌埠就被日军侵犯，而这时中国军队第一六七师薛蔚英部和广西军廖磊部为了防止日军北犯，在1月31日炸毁了淮河大铁桥。日本占领蚌埠后，因为战争急需，开始了达八个月的修复工作。但是修复的很仓促，留下了隐患。直到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国民的党败局已定的时候，为了阻止解放军南下、争取喘息的时间，所以由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指令第四厅派半个排的爆破兵，从南京运炸药到蚌埠，在李延年部第九十六军的配合下，在1月16日将淮河铁桥炸毁。但20号蚌埠还是解放了，为了迅速恢复津浦路，加速解放进程，铁道部和铁道兵团的负责人与苏联的专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在原桥的西面先建一个半永久性的木便桥，后来才建了正桥。木便桥5月1日开始动工，7月1日就落成开始使用了。但是为了建设这座大桥王吉珍等6人献出了他们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正桥是1949年11月16日开始动工的，1950年7月4日完成。修复中，由于施工艰难，加上国民党飞机的平凡骚扰，筑桥的人员王焕伦、宋恒泰等人先后为之而捐躯。7月11日，举行了大桥落成典礼，铁道部长滕代远同志出席了典礼。1957年之后，铁路部门又对大桥进行过10几回的改造和加固，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血雨搏激流，铁桥的荣辱沉浮、兴衰变迁，不仅是这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更是中国近现代的见证和记录！到了2000年后，为减轻老大桥的压力和适应铁路提速的要求，在老大桥的东侧，铁路又新建了一座铁路桥，形成了两翼齐飞、交相辉映的格局。当和谐号列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这座大桥、驶过这座有着拥政爱民、驶过这座被周总理亲切地誉为“珍珠城”、“东方芭蕾”的城市的时候，万人空巷、万众瞩目，百姓奔走相告、笑逐颜开。为了适应新形势，时速200-300公里的京沪高铁、京福高铁穿越蚌埠，铁路人未雨绸缪、高瞻远瞩，新的高速铁路专用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预计今年将雄姿绽放，一个崭新的铁路货运、客运分离、加速发展的新格局和新画卷将我们走来。无独有偶的是，设计新颖、造型别致的淮河公路桥的运行也突飞猛进、一路高歌！现在当再次我举首瞻望着这座饱经沧桑的老大桥，那些为它献出宝贵生命的钢铁般的战士在暴风骤雨中建设这座老大桥时一个个小小的身影遍在我的脑海中回荡……孙家圩子渡江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是邓小平以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所绘制的宏伟蓝图得以实现的结果。蚌埠孙家圩子就是邓小平手中的“一支笔”刻划在我们心中的记忆。座落在蚌埠市蚌山区燕山乡孙家圩子村的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在中国军事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省、市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国防教育基地。在1949年3月22日到4月4日的时间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等很多领导，率领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三野司令部和华东军区等机关就驻扎在孙家圩子村，因此孙家圩子也就成为了渡江战役的政治决策中心和军事指挥中心。在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村落里，总前委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渡江作战的方案，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组织拟定了渡江作战纲领性文件《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确定了华东军区海军部队领导人选。作为渡江战役乃至全国解放过程中的重要节点，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三大战役胜利后，乘胜追击国民党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场重要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独裁统治的寿终正寝，在夺取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历程中，渡江战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孙家圩子村的光辉一页在中国军事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沉睡多年的孙家圩子一下子变成红色旅游的热点。孙家圩子开发建设的重要价值，在于贯通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轨迹，起到了红色旅游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在2001年5月的一天张震副主席对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旧址进行过视察，并对修复总前委驻地旧址寄予了很大期望和很高要求。今天孙家圩子渡江战役旧址已成为了皖北地区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我们生活在历史里！历史牵缠着我们的一切，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历史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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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帮你吧。20年间，两度沉沦 ——浅谈两次鸦片战争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和创伤的身心，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史的一幕幕。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了历史，人们却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一百多年沉重而暗淡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也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个镜头，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比如：两次鸦片战争。 168年前，英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封闭已久的国门，中国近代史也随之拉开了帷幕。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却两度陷入了鸦片战争的泥沼之中，久久不能自拔。历史的背后留下的并不是空白，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原因。“以史为鉴”，不再因为相同原因犯相似的错误，这就是历史这门科学存在的意义。一、两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虽然封建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地冒了出来，在一度程度上呈现一种新旧交互渗透的过渡性状况。但是总的看来，社会的旧格局、旧面貌依然没变。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经济的统治地位从而抵制了舶来品的倾销。英国的工业品在中国市场完全找不到销路，而英国对中国茶叶的大量需求导致其一直处于贸易入超的地位。为了改变中英贸易的状况，英国企图变中国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本质上看，英国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英国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1856—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实质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但是，它们不满足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蓄意加紧侵犯中国主权，进行经济掠夺。1854年，《南京条约》届满十二年。英国曲解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稍可变更的规定，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内容为：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法、美两国也分别要求修改条约。清政府表示拒绝，交涉没有结果。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但仍被清政府拒绝。于是，西方列强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第二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中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侵略中国的政策，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么开始了。二、两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中国第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独立的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道路。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的虚骄之气。鸦片战争输入了机器和近代生产技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旷野上，移植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同时开始培养近代技术人才。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长期控制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进出口之间，进行不等价交换，加上早期的贩运鸦片，从中吮吸着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使中国陷入贫困的境地。鸦片战争之后的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那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在政治上，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清朝统治者投靠外国侵略者，开始成为它们的附庸与工具，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经济上，外国侵略势力扩张到沿海各省，并伸向内地，方便了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使中国难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统治阶级的心理打击是巨大的。如果说鸦片战争的震撼主要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第二次鸦片战争促使了地主阶级的分化。洋务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地主阶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分化。第二次鸦片战争引发了革新思潮。从孔夫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被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定的《天津条约》所限制。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在许多地方实开早期改良派的先声。两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圆明园的残垣断壁却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历史证明，我们要救民族之危亡，就必拒外寇于国门之外，要救文明之衰微，就必须打开国门发展自己。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让我们共同努力！第二篇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自己再总结一下就可以了把前言和后续抄一点，然后从书中的章节再摘抄点就ok了。。。

这谁啊，怎么这么坑爹啊 。。。。嗯，我想想，可以的，很简单的。比如，服饰的变化。你爷爷他们以前穿什么衣服，可以联想到红军装啊。以及现在的服饰多样化还有交通的变化都能体现出身边的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