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雕塑艺术鉴赏论文

中国的秦汉时期，上起秦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下至曹丕代汉（220年），一共四百四十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和繁荣。在雕塑领域出现了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汉陶俑。我国的秦汉时期对应于西方，正是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期，这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在艺术领域也达到了颠峰。其雕塑作品，如雅典娜雕像、断臂的维纳斯等等，都是艺术殿堂中不朽的经典。然而，把中西黄金时期的雕塑艺术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邃的原因。一、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的差异秦汉时期，中国的雕塑在内容和主题上以人物为主，兼有动物和事物的雕塑。举两个例子，秦始皇兵马俑是以人物为主的军阵，中间夹杂着战车和马匹。汉文帝的阳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人俑，如军人俑、文官俑和仪仗队俑等；另外，动物俑和事物雕塑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猪、狗、羊、房屋等等。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在内容上同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几乎全部以人物为主，而且这些人物不像中国雕塑中的人物，他们全是神话人物和英雄人物，如美神阿芙罗狄特、智慧女神雅典娜、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屋大维等等。更有甚者，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中“一些抽象的思想——成了艺术的主题。”[1]这就是说这些人物雕塑不仅仅表现着人物本身，而是在人物雕塑的背后隐藏着诸如胜利、和平、疯狂等一些抽象的观念。比如说阿帕农神庙中的雅典娜雕像就是胜利的象征。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没有的，中国的雕塑都是表现着活生生的、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人物。在雕塑的风格方面，秦汉时期中西雕塑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总体说来，中国雕塑的风格是朴实、庄重的；而西方雕塑的风格是奔放和外向的。比如，秦始皇兵马俑，从将军俑到士兵俑，脸上的神色都是深沉而朴实的，“具有典型的古代中国人的气概。”[2]汉俑也基本如此。但是古希腊罗马的雕像却不是如此。比如，在著名雕塑《拉奥孔》中，三个人物赤身裸体被两条巨蟒缠住，脸上的神情恐惧得十分夸张，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又如，卡普亚的阿芙罗狄特，作者故意把她塑造成半裸的形态，以展示美神完美的体形。而且这些元素在古希腊罗马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但是，这些外向、夸张的因子不存在于中国的雕塑中。在雕塑时，使用的材料，中西也不尽相同。中国主要用陶塑、木刻，或者铁、铜铸。长沙马王堆汉墓、汉文帝、景帝等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大批的陶人和木偶人。用金属铸造的雕塑以铜铁为主，如长信宫铜人、马踏飞燕等雕塑都是以铜为原料。但是少量的也用铁，毕竟铁是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贾谊这样描述道：“（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3]相比之下，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主要以大理石为原料，兼有少量的铜质雕塑。二、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形成的原因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的形成，直接原因当然是中西审美观的不同。中国的审美观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之美。不论秦始皇兵马俑还是汉俑，展现的都是强大阵列的威严、庄重之美。这种美是在众多的人俑的排列、组合、相互联系当中显现出来的。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强调的是个人所展示出来的美。例如创作于前19年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目光炯炯，好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右手举起，仿佛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左手持矛，似乎时刻准备着武力征服；胜利之神在他脚下，给予他无尽的力量。即使是群体像，希腊和罗马人也不希望在整体中展现美。再如帕加马祭坛上表现宙斯和雅典娜与举人战斗的浮雕，一共有几十个人物，但作者主要想表现的是宙斯和雅典娜，所以刻意地表现这两个主人公，使之在整个浮雕中占支配地位。这种情况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中是找不到的。另外，西方的审美观强调直白、明晰、奔放；而中国则强调委婉、内敛、保守。比如在西方的雕塑中，男子和女子多为半裸或全裸的姿态，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是因为希腊罗马人欣赏人类魁梧、圆润的体格，“希腊大师们则把这种不松弛、没有多余脂肪的造型赋予他们的雕像。”[4]但是，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绝对找不到的。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雕塑家不重视人体之美——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不同。例如，秦始皇兵马俑的士兵在盔甲覆盖之下的肌肉非常饱满，使人联想到他们孔武有力的体格。但是和西方直观就可以感觉的效果不同，中国的雕塑家希望间接、婉转地去表达这种美，希望观众去联想、去感受。在中西审美观的不同，这个造成秦汉时期中西方雕塑艺术差异直接原因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主要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埃及、巴比伦、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5]具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在东亚这片广大的大陆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大陆型文化。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农耕文明。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要把农民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并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发展并战胜自然灾害，所以产生了以崇尚内敛、信仰集体力量为核心的审美观。这种文化意蕴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等雕塑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而西方文化则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巴尔干半岛南部和亚平宁半岛这些分布在沿地中海狭小的地域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和我们以农耕为核心的大陆型文化不同，它强调冒险和征服，极具扩张性。因此，特别推重个人的力量、英雄主义的行为和侵略性的气质。所以，这种文化反映在雕塑艺术之中就会特别突出个人的英雄气质和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三、结论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表露和展现，并会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等领域表现出来。雕塑作为一门艺术，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虽然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表现出很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雕塑艺术受到中国特有的大陆型文化的影响，显现出崇尚群体之美、内敛、保守的审美气质；而西方的雕塑艺术受到其海洋文化的影响，展现出强调个人主义、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从而导致了中西雕塑艺术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秦汉时期的中西雕塑作品中，而且影响了整个中西雕塑艺术的走向。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城市广场主题性雕塑面面观 城市广场主题性雕塑通常是城市某个中心或某一特定区域的焦点提升着城市广场的文化品位，使之成为城市景观中最具魅力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推动着城市文明的进步。城市广场主题性雕塑的表现内容和文化定位不仅要紧密结合所在城市的历史文化状况民族宗教信仰、艺术氛围、自然环境和统一的形象建设规划，而且要结合特定区域、特定空间的具体情况，遵循个性化原则设计表达的主题要明确、集中、适宜，凸现艺术个性化光彩和美学价值。让特定作品适合特定环境使此作品仅适于此一环境，而非广泛适于其他环境以突破现实空间的局限，延展精神空间的范围。这是城市广场主题性雕塑创作应予考虑的问题。目前，我国城市建设正步入前所未有的旺盛期，这是雕塑艺术因势发展的良好机遇。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相当多的城市广场雕塑，形式雷同内容肤浅主题模糊形似符号，表现苍白,是所谓”命题式”作品业内人士斥之为“菜雕“。形成这种局面，既有雕塑创作人员文化底气不足，艺术表现力欠缺的问题，恐怕也和主建方不尊重艺术规律，对创作设计过多干预有关。事实上唯有主建方、设计者等各个方面互相配合共同投入创作过程才能创造出精品，才能使城市广场雕塑真正具有特定空间的导引、凝聚作用成为广场文化之源成为公众视域里的空间焦点。在城市雕塑的创作实践中许多城市重视广场雕塑的主题提炼推出了可以传承久远、影响深广的艺术精品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提升着城市雕塑的艺术品位。从传统精神和历史文化积淀中寻找适合现代环境的表现主题。在我国许多城市或历史文明悠久或文化积淀深厚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可以发掘和概括表现的内容甚多。选择准确的切入点进行艺术创造从而凸现广场的历史厚重感。山东青岛，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这座城市的“五四广场“倚城临海，30米高的主题性雕塑《五月的风》就是以传统精神创作的雕塑作品。她红火向上，富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广场因其而耀眼城市因其而著名雕塑与环境相得益彰。从人类科技文明中吸取创作灵感提炼出全新的主题。在人类灿烂辉煌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创造的科技文明成果很多。一些城市广场雕塑以此为主题推出了一大批现代感强的艺术作品。上海浦东的世纪大道竖起的题为《东方之光》的大型景观雕塑，就是采用了中国古代以太阳光线指示时间的日暑为原型用现代建筑构成手法表现科技文明光耀新世纪的主题思想。这座高约20 米圆体直径22米，暑针长40米由1000根不锈钢管构成的雕塑其体量为目前国内金属构成雕塑之最。这种以中国传统文明为原型进行的雕塑艺术实践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从地域文化中发掘素材彰显个性化魅力。我国地大物博,区域文明和地缘文化各具特色。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育一方地域文化和美学特征如“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南方的轻柔秀美、北方的粗犷俊朗、西部的豪放旷达、东部的明丽精致……在山东莱阳一座以当地五条河流为素材用五条高大的巨龙擎起一颗被熊熊火焰环绕的闪亮明珠为主题造型的大型雕塑耸立在市政府前的广场上使广场成为当地一处主题明确的新的人文景观。从民俗文化中汲取创作营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可运用的雕塑题材很丰富。以民俗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内容为主题创作的广场雕塑，如十二生肖雕塑”四灵”(麟、凤、龟、龙)雕塑以及根据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创作的雕塑都使广场文化更具可读性和亲和力。这些洋溢着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广场雕塑人通过与其进行时空交流和情景对话，潜移默化中感受着审美的愉悦。从时代精神和现代生活中挖掘创作素材.增强作品的现代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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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是先烧后接，有的是先接再烧。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出土后由于空气干燥，颜色就慢慢地脱落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秦陵内共有3个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秦始皇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身高米左右，最高的米。陶马高米左右，身长2米左右，战车与实用车的大小一样。人、马车和军阵是通过写实手法的艺术再现。秦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弯刀和钺。青铜兵器因经过防锈处理，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光亮锋利如新，它们是当时的实战武器，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秦俑的脸型、胖瘦、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有差异。统一六国之后实行全国征兵制，兵源来自全国各地，这恐怕是他们在脸型、表情、年龄上有差别的主要原因。工匠们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得十分逼真，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纵观这千百个将士俑，其雕塑艺术成就完全达到了一种艺术美的高度。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跃跃欲试的战马塑造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着力显现它们“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绝大部分陶俑形象都充满了个性特征，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俑坑发现种类齐全，数量空前的青铜兵器极大地丰富了秦兵器研究的领域，其中长铍，金钩等都是兵器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兵器铸造的标准化工艺、兵器表面防腐处理技术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而秦俑的设计者为了再现2000年前的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他们不仅仅在于追求单个陶俑的形体高大，而且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俑群构成一组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右侧为一个巨大的方阵，左前方为一个大型疏阵，左后方则是指挥部。那数千名手执兵器的武士，数百匹曳车的战马，一列列、一行行，构成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阵容。有的头挽发髻，身穿战袍，足登短靴，手持弓弩，似为冲锋陷阵的锐士；有的免盔束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手持弓弩，背负铜镞，似为机智善射的弓箭手；有的头戴软帽，穿袍着甲，足登方口浅履，手持长铍，似为短兵相接的甲士。还有身穿胡服，外着铠甲，头带软帽，足登短靴，一手牵马一手提弓的骑士；有头带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髻，技术熟练的御手；有头戴长冠，穿战袍，着长甲，手执无钩的下级指挥官；有头戴鶡冠，身着彩色鱼鳞甲，双手扶剑，气度非凡的将军。这栩栩如生的千百个官兵形象，尤其在神态、个性的刻画方面，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如将军俑的形象：身材魁梧，身着双重短褐，外披彩色鱼鳞甲，头带双卷尾长冠，昂首挺胸，巍然伫立，有非凡的神态和威严的魅力。一般战士的神态：有的嘴唇努起胡角反卷，内心似聚结着怒气；有的立眉圆眼，眉间的肌肉拧成疙瘩，似有超人的大勇；有的浓眉大眼，阔口厚唇，性格憨厚纯朴；有的舒眉秀眼，头微低垂，性格文雅；有的侧目凝神，机警敏锐；有的昂首静思，有的低首若有所思，两者虽然得刻画一个“思”字，由于表现手法不同，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气宇轩昂略带傲气，后者沉静文雅。秦俑表现的是古代军事题材，它既没有选择两方交战、将士厮杀的战争场面，也没有选择将士修整屯兵防守的场面。而是捕捉了将士披甲，直兵列阵地，严阵以待的临阵场面。尽管我在这个井然有序的静态军阵营，艺术家们在单个陶俑的雕塑上，还是力求“偶动与静之中”。使那一件件披甲之锐的武士俑昂眉张目，肃然伫立，神态坚定而勇敢，他们好似整装待发，又好似处于临战状态，还有那一件件驾车的御手俑，双臂前伸，紧握髻绳，目视前方，待命而发；那一匹匹曳车的陶马，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张鼻嘶鸣，跃跃欲试；那一件件骑士俑，右手牵马，左手提弓，机警的立于马前，一旦令下，就将驰骋疆场。正是由这千百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构成整体静态的军阵地，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静极则生动，愈静则愈动”。惟有这种静态的军阵才能使人们感到军阵巨大威慑力的深浅莫测。这样恢宏的阵列，宏伟的构图，空前绝后，无与伦比。 秦始皇二号俑坑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它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包括弩兵）组成的多兵种特殊部队。二号坑建有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而俑坑内的108件骑兵俑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在服饰装束及高度等方面都是严格模拟古代骑兵的战时形象。与步兵、车兵俑显然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磴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手甲。衣服具有短小轻巧的特色，铠甲显得简单而灵活。骑兵俑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相关。 而铜车马的出土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其工艺之复杂，作之精巧，技艺之卓越无不令人惊叹。秦陵二铜车是一种带有篷盖的豪华车，车舆接近正方形，它宽78厘米，进深88厘米，其宽度仅比一号车长4厘米，可进深较之一号车长40厘米。二号车舆上罩着一块类似于龟盖状的篷盖。大篷盖不仅将车舆全部罩了起来，甚至连车舆前边的“驾驶室”也遮盖起来，形成封闭式的车舆。以便车主与“驾驶员”传递命令。二号铜车属于小轿车类型。车主既可以坐乘，也可以卧息。如果躺在这样宽敞、舒适、豪华的车舆内，完全可以享受到一种“软卧车”的舒服感。既使远行千里也可以消除长途颠簸的疲劳。二号车车内设备更富有特色。车舆内曝有彩绘精美的软垫。考古专家曾在车舆底部发现一块方形大铜板，其大小几乎与舆论舆论底尺寸相当，铜板表面彩绘着各种鲜艳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下面四角和中部有8个3厘米高的铜支钉支撑。这块彩绘大铜板无疑就是古车上的“文茵”，类似于一种软垫制品。如果车中铺设双重文茵，一定更加平稳而舒适，其功能无异于现代的“软卧车”。可以说二号车属于我国最早的“软卧车”模型。考古专家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二号铜车马总共由3462个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总重量达1241公斤，其中金铸件3公斤多，银铸件，4公斤多。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拍手叫绝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5000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不足平方米的小攸勒管都是一次铸造成型。就拿篷盖与伞盖的铸造来说，它不仅面积大，而且薄厚不一，厚的地方为厘米，薄的地方仅有厘米，再加上篷盖、伞盖，都有一定的弧度，这样难度大的篷盖、伞盖能一次性浇铸成功，不要说在2200年前的秦代，就是在科技发达、设备齐全的今天也并非易事。铜马和铜俑的铸造也令我们当代的工程师望尘莫及。我们发现8匹铜马、两个御官俑的铸造都达到了维妙维肖的程度，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神态、性格、气质的刻划都可以与秦俑坑那雕塑最好的将军俑相媲美。铜马、铜俑铸造如此准，形神兼备实为罕见。比如铜马的笼头，它是由82节小金管和78节小银管连接起来，每节扁状金银管长仅厘米，一节金管与一节银管以子母卯形式相连接，其精细和灵活程度较之现代的表链毫不逊色。经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马脖子下悬挂的缨络，这些缨络全是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制作的。专家们用放大镜反复观察，惊奇地发现铜丝表面无锻打痕迹，粗细均匀，表明很可能是用拔丝法制成。尤其是以铜丝组成的链环，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对接面合缝严密。如此纤细的铜丝（毫米）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制作？采取什么样的工艺焊接？目前还是一个谜团。总之，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堪称古代青铜冶铸方面了不起的奇迹。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冶铸设备，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金、银、铜大小规格不同的车马部件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出土的总之，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弓箭手、轻车兵、骑兵俑等，首次为我们展示了2200年前的古代骑兵、轻车兵和弓箭手的形象资料，在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三号俑坑位于一号兵马俑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兵马俑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三号俑坑号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甚至有的残破陶片坑内也不见踪影。由此不难看出，三号俑坑曾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三号俑坑对于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进步。指挥部独立出来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更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这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建筑结构，陶俑排列，兵器配备，出土文物都有一定的特色。它提供了研究古代指挥部形制、卜占及出战仪式，命将制度及依仗服的服饰、装备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大凡参观过兵马俑的人们，对于少数陶俑脸部残留的彩绘或许还记忆犹新。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陶俑的战袍上绘有朱红、桔红、白、粉绿、绿、紫等色。裤子绘有蓝、紫、粉紫、粉绿、朱红等色。甲片多为黑褐色，甲组和连甲带多为朱红。同时也有一部分甲组、连甲带绘成紫色。陶俑的颜面及手、脚面颜色均为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的活灵活现。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均为黑色。整体色彩显得绚丽而和谐。同时陶俑的彩绘还注重色调的对比。从个体看，有的上着绿色长襦，下穿绿色短裤。再从整体来看，如探方20战车后的一排陶俑，第一个身着红袍第二个身着绿袍，第三个身着紫袍，第四个身着白袍。不同色彩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陶马也同样有鲜艳而和谐的彩绘。如探方20出土的一组陶马，其局部仍然保留着鲜艳的色彩。四匹马似为白蹄枣红马，但是在局部用色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如马躯体部分为枣红色，前体腔及肚皮部位分绿色，生殖器则绘为黑色。马腿表面也是枣红色，内面异为粉绿色，蹄为白色。马前腿内侧的两个小夜眼（俗称）也绘为白色。马头部的颜色更是精心彩绘，两腮及眼睛以下部位为白色，鼻梁枣红色，鼻孔为粉红色，嘴唇下部亦为枣红色，舌胎则为粉红色，牙齿又绘为白色，马鬃、马尾均为黑色。总之，陶马的色彩既逼真又艳丽，使之静态中的陶马形象更为生动，更具有艺术魅力。秦俑彩绘主要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八种颜色。如果再加上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如朱红、粉红、枣红色、中黄、粉紫、粉绿等，其颜色就不下十几种了。化验表明这些颜色均为矿物质。红色由辰砂、铅丹、赭石制成。绿色为孔雀石，蓝色蔚蓝铜矿，紫色为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为褐铁矿，白色为铅白和高岭土，黑色为无定形炭。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颜料。秦俑运用了如此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这些颜料。这不仅在彩绘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秦俑彩绘技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一般在彩绘之前对陶俑表面先进行处理。由于陶俑是没有釉的素陶，具有较多的毛细孔，表面不能滑润。而彩绘则要求毛细孔不易太多，也不能太少，表面不易太滑，也不能太涩。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陶俑在烧造之前表面似用极细的泥均匀涂抹，并加以压光，减少了毛孔，又提高了光洁度，同时在陶俑烧造之后，似进行了化学物理处理。从陶俑陶片断面观察，也证明了陶俑烧造之前表面曾用细泥涂抹，有的部位不只涂抹一次，陶俑表面还涂有一层薄薄的类似以胶质的物质，表面涂胶减少了陶俑两者紧密地粘接起来，使之彩绘不易脱落。彩绘技法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法。一般陶俑的颜面、手、脚面部分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肤色接近。而袍、短裤、鞋等处的彩绘则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作对比，更显示出甲衣的质感。有些胡须、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总之，彩绘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使雕塑与彩绘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其中有些彩绘技法为汉代所继承。陶俑、陶马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在色调的掌握上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秦军威武。 兵马俑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不可低估，而兵马俑更是全世界的一个奇迹，他让外国人赞叹，让中国人骄傲！ 正说秦俑密码：“兵马俑”被证谬 除非解开秦俑错综复杂的谜团，否则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秘密、一个极爆炸性的古老真相，将永远消失。近日在《唐都学刊》刊发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指出：秦始皇帝陵群俑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体系，但绝不是“兵马俑”说诠释的那个样子。 陕西师范大学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 “兵马俑”证谬》对秦始皇陵陪葬坑发现的所谓“兵马俑”的身份提出严重质疑，指出随着发掘工作的广泛、深入，相关学科的进展，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 此文作者刘九生教授经过长期思考、缜密考证认定：陪葬坑出土的群俑，并非像现在认定的那样，“历史常随时间的消逝而需要修订”——作为一种解释系统，“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其谬有三——非一般军队的“兵”，而是侍卫系统的“郞”；不是“宿卫军”，而是始皇帝的“郞系统”；不是“军阵”的布置，而是“礼仪范式”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