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三毛在书中体现的人生观和她在生活中的活法截然不同。书中很乐观开朗,生活中却悲观绝望,最后上吊自杀。说明她人格的对立。加上她借真正三毛的悲惨来博得人们的喜欢从而过上比三毛好十万倍的生活。从这个方面去解剖他会比较有价值。
三毛是一个十分受到大众喜爱的作家,她的作品充满奇趣又通俗易懂。她的人生同她的文章一样传奇。初中二年级因被怀疑考试作弊休学在家,大学三年级因为失恋远走她乡,开始了自己的流浪人生。流浪期间不断发表作品,写作实实在在与自己的生活和流浪生涯同步。究竟是什么促成了这位女子的传奇一生呢?如此洒脱的“出走”给她的生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文拟从文艺心理学的立场出发,从三毛童年和少女时期的心理与其人格的分析开始,一步步解析三毛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她的成长背景、写作经历的关系;分析三毛的浪漫人生对其生命产生的真正影响(这影响既包含正面的,也包含负面的),从而从中得出可以借鉴的结论。全文分三章论述三毛的内心世界与她的写作和流浪的关系。引言介绍了三毛其人的一些基本概况,并介绍了国内外关于三毛的研究现状,简述了对于三毛流浪和写作进行研究的意义,提出了本文的宗旨。第一章着重分析三毛的成长背景,及其所经受的创伤对于写作的影响。第二章分析三毛通过写作和流浪所带给生命的积极意义。第三章描述三毛生命末尾的生活,分析她所经历的创伤、流浪、写作对于生命结局的影响。三毛现象迎合了当代人对于自由解放生活之渴望的心态,故而受到大众的喜爱和迷恋。对于三毛来说,灿烂的生命呈现给世人这件事也意味着她的生命终有黯淡的一天,写作和流浪所构筑的传奇故事也经不起现实的打磨而让三毛灿烂的生活变得灰暗。如何真正地能够让写作充满真情真性和人文关怀,是我们都应该关注的问题。
你要是写论文的话 我再推荐个双重本文下三毛形象分析 摘要:三毛作品所塑造的“三毛”形象,具有丰富的意蕴,显示的是一种张力结构,这种张力关系体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三毛存在着修辞与模拟的冲突,即写的真实与活得真实的矛盾;就三毛的心灵历程:而言,也存在“流浪” 形象与眷顾“红尘”的矛盾;通过文化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三毛身上所固有的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冲撞。三毛形象集中体现了小本文与大本文双重本文交织互动的复杂情形。由此锻造出三毛形象的层次感和丰富性。 关键词:双重本文 三毛 形象 在一般读者看来,三毛的名字总是与一种具有爽朗真诚洒脱的个性、传奇浪漫的经历、热爱生命、追求完美、充满爱心和高贵情感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细读三毛本文,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有别于常识认可的三毛形象:“她”不是那个人生舞台上神采飞扬的“少年偶像”,而是身体孱弱、孤苦无依、心灵寂寞的女性形象。研究者大多没有注意到其间距离。 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甚至矛盾重重的复杂的三毛形象呢?笔者认为,在三毛作品本文中存在着隐与显、表层与深层,小本文与大本文的交织互动的双重本文的情形。这种双重本文使得三毛作品具有立体的、丰富的意蕴。三毛作品文字简单,然读解不尽、魅力无穷,其原因即在此。笔者试从艺术创作、心灵历程、文化语境三个角度对此作一阐述。 一、艺术创作:修辞与模拟的冲突 诺思诺普·弗莱说:“文学有两极”,一极是模拟,其倾向是“描述逼真、准确”,一极是虚构,其倾向是“讲述一个某主人公什么都能做的故事”。三毛的创作,倾向于前者。三毛的写作,总的来说,是一种“模拟”行为,可谓“写真实”。 三毛“写的是自己”,她一再强调,“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她说“我从来不作解释,我只要展示生命”。三毛在一篇作品中说:“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我而言,我比较喜欢真实的人物,如果我写假想的事物,自己就会觉得很假,很做作”,“我写的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自传”。综观三毛创作,笔迹确系沿着三毛的足迹交待了苍白的雨季少女、快乐的小妇人、寂寞的名女人的心路历程。如此看来,三毛本文当属模拟一极之文学。应该说,三毛比较成功地运用了写实手法。她的作品,采用的是第一人称,从“我”出发,由“我”展开叙述,这使得作为叙述者的三毛、作品中的三毛和生活中的三毛三者浑然一体,具有一种易为群体认同的“内在性”和亲和力,显得真实亲切,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模拟”风格。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我”这个形象,作者是维护有加的,显示了一种明显的作者意图。这必将导致其写作由“模拟”向“修辞”的转变。而现实中的三毛之“实”与作品中的三毛之“名”本就是有较大距离的。生活中的三毛寂寞孤独,深受疾病的折磨,不似那个富有传奇色彩、生活绚烂多姿的三毛。“实”与“名”的距离比将导致模拟(写真实)与修辞的矛盾。尤其表现在三毛名声如日中天之后。 如三毛前期作品,“雨季不再来”系列少女,充满了少年人可贵的真诚与迷茫。沙漠中的三毛伉俪及其周围妙趣横生的家居生活,亦充满了三毛式的真诚与幽默。但是,“三毛热”在台形成后,尤其是三毛以名作家身份返台定居后,本文中的“三毛”在结构的逻辑上就慢慢地由艺术考虑了。“我的看法呢,一个艺术到了极致的时候,到底是真的或假的,根本就不重要了”。三毛形象开始考虑作者与读者的召唤和期待,一个渐渐完美的、凡事有爱心有热情的“我”出现了。修辞走向了文学的另一极——虚构。 然而三毛是个终其生求真的人。所以,其修辞愈接近十全十美的三毛形象,三毛本文中的冲突就越大。三毛自己曾说过:“就内容而言,我还是喜欢早期的两本作品中三毛,因为那时她蛮有童心的。后来,当我在写作时,我觉得要面对的,是另一个我……”“‘三毛’只是个笔名,可是为喜欢她的真,觉得她很可贵。……可是并不喜欢三毛带来的一些劳累,也不喜欢被访问、座谈会的三毛……”“我多么愿意做过去的我,而不愿做现在的我。”所以,在《银湖之滨——今生》中,三毛希望自己“永远不回到世界上去”,希望“旅程便在银湖之滨做个了断,那个叫做三毛的人,从此消失吧!”这个真的三毛不愿回到那个自己被称为“大家的三毛”、处处要透支体力“扮演”的世界里去,她想过自己的生活,因而背叛了艺术创作设想,与修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应该指出,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直接影响了三毛创作的艺术理念,加强了修辞与模拟的矛盾。三毛是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尤其在艺术理念方面,她与道家思想存在着精神契合,这突出表现在她竭力追求本性的真、崇尚自然的理想。而道家思想的求真、“保真”, 老子所言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与修辞本来就是有矛盾的。 二、心灵历程:“流浪”与“红尘”的矛盾 我们进而可探究作家之心路历程。 熟悉三毛的读者都知道,三毛一生许多岁月都在“流浪”。三毛曾游历五十九个国家地区,除了撒哈拉沙漠,南斯拉夫、波兰、丹麦、捷克、德国、美国和南美的大部分国家都留下她的足迹。三毛的流浪,是有现实原因的,并不是纯粹的游山玩水。她的流浪或是情感的受挫,或是婚姻的失意,或是现实追求的不可得,或是生活中过多的压力及压抑。故可言其“流浪”是对既定现实的一种超越的期待。 三毛的流浪,是有她的理想和愿望的。三毛作词的歌曲《橄榄树》中有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广阔的草原,还有梦中的橄榄树……”如此看来,三毛的流浪,是为了一种诗意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追寻。所以她说:“谁愿意做一个永远漂泊的旅人呢?”“我不是刻意流浪……我不愿意流浪,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在另外一种形式的生活中安定下来。”这就更证明,三毛的流浪,是期待超越现实,希望找到精神的家园、灵魂的故乡。 实际上,三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或是无从倾诉的苦闷(如《闹学记·求婚》中三毛收获情书在父母家中高声朗读却无人应答关注);或是无伴无侣的寂寞(如《背影》中三毛感叹“寂寞如影,寂寞如随”;《梦里花落知多少·明日又天涯》中的苦闷“在任何一个星座上,都找不到我心里呼唤的名字”),成名之后为公众认可的三毛倍感孤独(在电影《滚滚红尘》拍摄之后与林青霞、秦汉的留影中,三毛也是一副落落寡欢的样子)。这种孤独长期占有着三毛。 三毛生前最肯定的两段岁月,却是相对稳定的“非流浪”岁月:一是她婚后的六年,“知足,快乐,简单,如同一个扮家家酒的小孩子”;一是她在文化大学执教,即她自己所言“在华冈当农夫”培养二百颗树苗的日子,“我真喜欢这工作。不是我指引学生,而是在旁边启发他,启发他最灿烂的潜能。这是一个老师很重要的工作。”三毛在其剧本《滚滚红尘》中对韶华的评价形容三毛自己是极恰当的:“韶华一生的追寻,不过两件事情,一、情感的归依;二、自我生命的展现”。当三毛情有所依、自我生命得到最好的展现时,她便不再“流浪”。然而三毛这两段最快乐的日子,前段因丈夫荷西意外丧生而告终,后段因体力透支而中止。而此外诸岁月,三毛一直在寻觅(或曰“流浪”)。 尽管三毛流浪的形象深入人心,但生活中的三毛对“红尘”是有较多眷顾的。这种对红尘的冀盼,可说是寻求现实的群体的和家庭的认同和归依感。“……我却仍然放不下尘世的重担,我又要回到那个不肯面对自己,不忠于自己的生活里去。”尘世、人群、有人的声音的地方,一直对三毛有格外的吸引力。就三毛个性而言,先天中自卑、过于敏感的性格因素,加上一副孱弱的身体,使在流浪中满心疲惫的三毛格外需要世俗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慰藉,比如读者的认同、媒体的肯定、亲人的呵护。 然而,现实生活中个人情感上难以解决的矛盾在写作中得到的毕竟只是象征性的解决,只是自我想象或幻化的符码化而已。于是在流浪的三毛身边我们又看到一个在红尘中的三毛形象,她们是同一个三毛的一体两面。共同组成了一个矛盾复杂的“真实的自我”——三毛形象。真正的三毛形象再“流浪”与“红尘”中游移徘徊,造成了双重本文的复杂性。 三、文化语境: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冲撞 三毛作品中,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的冲撞是显见的,又是复杂的。 三毛是具有明显的精英意识的。首先,三毛的勤奋写作讲演、忘我教书育人本身就是一种精英立场的最好说明。再者,三毛本文以“我”贯穿始终,娓娓道出“我”及“我身边人物”的故事,其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崇尚自由的品格、追求平等的思想、藐视庸俗的姿态多显见,充满着精英意识。三毛性情高雅、朴实、真诚,她说“做一个匹夫,不是人生最终目的”(《温柔的夜》)。此外,三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秉承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其思想中自然地带有一种精英意识。 但与此同时,三毛的个性及写作,又带有大众化特色,持有一种民间立场。三毛的语言平实、简单、亲切,“我写的书小学生、女工、店员都可以看,我很重视这一点”,极具大众化特色。她强调自己是个“小人物”,她想做个朴实的“乡下人”。而三毛本身,原属“边缘人物”——除了小学念完,初中时自动离开学堂、大学没毕业就跑到国外、终其一生几乎没从事过什么“像样”的职业、喜欢在乡下种田、种花胜过一切。 三毛作品常在畅销书之列,其名字亦常起到文化明星作用,似乎与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更为密切。能以此背景征服广大读者群,怕只有当代大众传播的神通广大能起作用。然而,矛盾在于,三毛愈想与大众保持接近,其精英意识愈面临考验。与大众距离太近,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她掉入大众文化复制的泥沼中去。三毛所处的文化语境,当是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三足鼎立、互相冲突、互相融合的“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互为冲撞的几种因素是造成双重本文中三毛形象复杂化的深层原因。作为其中一员的三毛虽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但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其早期作品集《雨季不再来》是最好的例子,流行一时的现代思潮、存在主义的悲观、虚无色彩充斥全书)。三毛虽固守于“自己的行星”(三毛钟爱《小王子》),但不免陷入大众文化流行时尚的喧嚣中。三毛虽极具精英意识,但无法不面对大众文化快餐消费其殚精竭虑创作品的事实。 三毛受中西文化影响都极大,故形成其独特的生命哲学观。然而,那些在三毛生命中留有烙印的一段段人生、一种种影响,一旦形成文字,变成印刷品,进入消费群,造成轰动效应后,原来的三毛形象开始经过读者意志和情感上的加工复制,渐渐远离了原来的三毛形象,越来越像读者的三毛了。三毛成为浪漫、美丽、多情、潇洒、好奇、冒险的象征。读者对这个“象征物”的期望值越高,三毛越要透支体力扮演这个角色。原来自然而然养就的优美品质要处处表演给大众看。一次次刻骨铭心的感情创伤要展示给大众看。无怪乎三毛后期形象出现了分裂:一方面要继续扮演凡事有爱心、有热情的公众形象,一方面写出“快乐和悲哀都是寂寞”的随想;一方面美化甚至神化已逝的爱人,“荷西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一方面失望于家人冷淡别人寄给“我”的求婚信;一方面因过多致力于访谈、讲演,体力不济,“三月无眠,记忆短路”,一方面逃去美国“等待春天”,把自己交给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文化语境造成的双重本文三毛形象的复杂性,焦点正在于大众文化中的负面效应无情地割裂了三毛人格中最具灵性、最闪光的东西,把三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复制给人看,加大了本就十分敏感的三毛对外部世界的隔膜与距离以及心灵深处的矛盾。 四、小结 概观之,三毛作品中存在的双重本文的复杂情形。就艺术创作而言,本文的修辞与模拟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冲突:修辞愈倾向于塑造一个完美的三毛,模拟愈远离前者,接近真实的三毛。就其心灵历程而言,她一生流浪,心灵始终找不到停歇的地方、受庇护的场所,所以她格外需要“红尘”之认同,但这些又加剧了她的逃避。就其所处之文化语境而言,大众文化复制的泥沼、快餐式的消费文化,对这位饱受中西文化浸淫、极具精英意识的作家显然是一种桎梏。以上因素构成一种张力关系,于是一个矛盾重重的、也许不那么完美但却更加生动丰满的三毛形象产生了。 经典重读,一篇一篇次第读完了《我的快乐天堂》,《高原的百合花》,《我的灵魂骑在纸背上》,再回头,又读《撒哈拉的故事》,才觉出那是怎样一种带泪的坚强!生活的艰难和残酷远不是语言文字可描述之万一,更何况她选择的是轻描淡写的美化.再加上《哭泣的骆驼》的动荡,ECHO与荷西简直就是茫茫荒漠里惊心动魄的挣命二人组! 但也正是这种如此鲜明的对比才愈加彰显出《撒》文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很多人只单纯的看了《撒》文就轻薄的妄下评语说什么“文章活泼生动但不够深刻,文言直白而内容肤浅”,孰不知,真正肤浅可笑的却正是他们这些总是想当然而自以为是的自大者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他们不知道或者不去想任何文章的解读都是要结合它产生的现实背景的!《撒》文的生动活泼,淡泊平静是要结合大漠的荒茫,寂寞和极端的艰苦去看去读去体会的!这样的对比下才能去掉尘世的浮华,体味真正的深刻,了解人生的大境界! 我一直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做不到的,你就没有资格去苛责别人!这是起码的道德良心与基本的做人尊严。拿自己的失败去指责别人的成功——这不是可笑是可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不是木和风的错,而是林在“人格”上的渺小!
文 / 清枕
多取材自真实事件以散文的形式进行表现,独具实践性。符合时下大众化的审美情趣。
三毛的创作姿态与文体选择作为大千世界里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创作不仅把人生最美好、最诗意的东西加以定格,而且使她的生命跨过万水千山,穿越滚滚红尘,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成为永久的文学存在。如果说,读书是三毛走向文学生涯的铺路石,旅行为她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素才,写作则使她的生命姿态展示出最动人的风彩。笔耕,无异于三毛生命过程中不可剥离的一种存在形式。 检视三毛的笔耕道路,品味其作品的无穷魅力,不能不注意到她的文学追求。三毛的文学价值观,与她的个性、文学道路、以及对生活本身的理解,有着密切关系。确切地说,三毛没有纯文学作家那种严肃的创作使命感,也不去刻意追求作品的社会效果,创新对于她,既非经国之大业,千古之文章;也非文学殿堂之捷径,天下扬名之手段。且看三毛的自我表白。“文章千古事,不是我这草芥一般的小人物所能挑得起来的,庸不庸俗,突不突破,说起来都太严重。写稿真正的起因,‘还是为了娱乐父母’,也是自己兴趣所在,将个人的生活做了一个记录而已。”[1]“至于写作,我个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使命感,我在主观上往往认为,写作品只要背上一种使命感,那我就完了,就写不出来了。写作这回事,一定要自由自在地写。”[2]“我承认我的作品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巨著,可是,我觉得三毛还有她清朗、勇敢、真诚的一面,起码能给读者,特别是较低层次的读者较清新的一面,不能老叫他们在情和爱的小圈子里纠缠不清。”[3]三毛明确宣称,她的写作是“游于艺”,“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用最白话的字来说就是玩。”[4]这里的含义并非狭隘意义上的人生玩耍,而是强调兴之所至,即成文章;一切率性而为,并非刻意追求。如同三毛的写作与人生密切相关一样,她的写作观更多地来自于她的人生观。三毛说:“我是游戏人生。……我的人生观是任何事情都是玩,不过要玩得高明。譬如说,画画是一种,种菜是一种,种花是一种,做丈夫是一种,做妻子也是一种,做父母更是一种,人生就是一个游戏,但要把它当真的来玩,是很有趣的。”[5]这种人生观乃至写作观的形成,基于三毛自己的生命体验。曾经陷落在孤独的自闭年代,那份偏执、认真与敏感,使她苦苦挣扎于内心与外界的搏斗中,每每心灵受伤与幻梦破灭,就想到死的解脱。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游戏人间,成就自我,生命对她来说是狭窄的暗角。后来经过万水千山的流浪,目睹了色彩斑驳的人生世相,又身历了情感心路的悲欢离合,渐渐彻悟了一己悲观之外的大千世界,体味到个人生命与时间的有限,懂得了珍惜生活和享受生命。从偏执人生到游戏人生,三毛以往的个性和人生有了一个大的反拨,她做了自己过去的叛徒。由此,万水千山之中走出了一个旷达、洒脱的三毛。她说:“生命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趟啊!”[6]她开始有情有致地去爱人,有滋有味地享受生命,有真有实的游戏人生。她在认真入世、全力“扮演”各种人生角色的同时,学会了从最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有趣的事情,于是有了《沙漠中的饭店》、《结婚记》、《悬壶济世》等一系列趣味盎然的故事。需要指出的是,“游于艺”作为三毛的一种文学观念,主要包含了她对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价值、写作的动机与心态等一系列问题的自我理解,它并非创作态度上不负责任的“玩世”,也不是写作过程中随心所欲的涂鸦。事实上,写作在她不仅仅是游戏,那是一生的执著。潇洒天涯的同时,伴随着艰苦、单调的沙漠人生;行云流水、信手拈来的文字背后,是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惨淡经营,仿佛天然自成的故事,却用尽了叙事的苦心。三毛父母说女儿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六亲不认”,“生死不明”,正是对三毛文学苦心的证明。只不过三毛出于豁达、乐观、自由的人生观和写作观,把这份人生历练和写作艰辛都变成了宝贵的生命方式和生命体验,被世人认为的“苦”,也就成为作者自得的“乐”。在此意义上,喜爱“游戏人生”,能玩味生之欢悦快乐,享受生命的各种滋味,当真地演出人生中精彩的“自我剧”,也不失为一种聪明和达观。敢于宣称“游于艺”,在自由自在的境界中纵情山水,放眼人生,驰骋笔墨,挥洒情感,以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来拓展人生的空间;它所显示的,是一个彻悟人生的成熟女性的胸襟和力量。一个主张“游于艺”的作家,她的作品既然不以描写大众人生、揭橥社会问题为己任,对于自我人生的抒写,就很容易成为三毛创造的中心。三毛一再强调,“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我写的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自传”,“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我而言,我比较喜欢写真实的事物,如果要我写假想的事物,自己就会觉得很假,很做作。”[7]从三毛作品到三毛自述,可见其作品最重要的个性化特色:一是纪实色彩,二是抒写自我。就前者而言,三毛没有走虚构小说的创作之路,她从生活本身受到启发,不去编故事,只去写生活,而她自身奇特、浪漫、新鲜的人生经历,恰恰构成生活中最真实不过的故事,以至于读者往往无法区分它是文学作品,还是生活本身。融纪实性与文学性于一体,借天涯人生抒发个人志趣,三毛成功地运用了写实手法,她的作品由此显得真实、亲切。就后者而言,三毛作品只写自己的故事,篇篇有作者之“我”,一切从“我”出发,由“我”展开叙述,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归缩。作为作品叙述者的三毛,与作品中出现的三毛,以及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三毛三位一体,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人物兴趣盎然,并把阅读评价直接导向作者本人。正是这种写实、写自我的特色,带来了三毛独特的文体形式。对于三毛作品的文体形式,见其浪迹天涯的旅行见闻,有人称之为流记;见其篇篇有我,独抒性灵,挥洒自如的率性之作,有人称之为散文;见其奇特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个性化的人物塑造,有人称之为小说;见其自我的纪实色彩,有人称之为私小说;作者本人则称之“自传”。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三毛的创作实际呢?三毛的作品,有自己的心境记录,也有作者身边的邻人、朋友的遭遇,但就其主体风貌而言,是在讲作家自己的真实的故事,在文体上,除了《万水千山走遍》等少数文章明显地带有游记色彩,更多的篇什,虽涉及到旅行的题材,而作品的整体风貌,远非游记所能涵盖。三毛对于单纯的景致,一向不感兴趣,她所关注的,是与人生融合的大自然,是刻着文化印迹的生命景观。所以,特定地域中的人,浸润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人,最令她钟情,如同作者自白:“我不爱‘景’,我爱‘人’。”三毛的作品,在文学精神上,更多地得自散文的艺术精髓。就表现自我的人生、个性、人格色彩等方面而言,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言及三毛的作品容量与表现手段,散文这种文体又似乎难以企及其丰富。三毛作品不同于那种带有传奇意味的文学虚构小说,也有异于那些抛离了小说特征的人物传说。在自叙传的色彩上,它与虚构的小说区别开来;而在“小说”这一点上,它又与一般的传记不尽相同。细细品味,三毛是把作者自己活生生地融进作品中去,以纯然个人的感觉和表达方式,展示出作者身历的真实生活,作者眼中的文化景观与人生世相,作者的情感心路乃至个人隐秘。这就围绕作者的自我中心,以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的写实为基础,展示了?环�腥宋铩⒂星榻凇⒏�环ψ髡吒鲂陨�实娜松�蓟�h非械厮?它主要是以作者的私人生活和情感心路为线索,从个人经历中的撷取素材,并通过小说的创作手段,真实地再现生活原型。所以,把三毛的这种文体称为“私小说”似乎更合适一些。这种真实地描写自我的私小说,在内容和表现手段上,远比游记和散文来得丰富;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上,人生真实往往胜于文学虚构;在文体类型方面,小说又每每长于传记。由此看来,三毛采用私小说的方式来创作,显然具有一种自我的、大众传播效应的文体优势。私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它的提法最初源于日本。日本文论家久米正雄认为,私小说就是作家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文学。另一位日本战后私小说家藤枝静男也认为:“私小说可以说是探索我自己身上的真实。”写非虚构的、作者自我的真实,是私小说重要的文体特征。在世界文学史上,私小说往往与女性有着不解之缘。日本平安时代(10世纪末至12世纪初)的文学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女性文学时期,《紫式部日记》、《蜻蛉日记》、《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等一批女作家的自传体日记小说的问世,首开了日本私小说创作的先河。这些作品往往出自于女性之手,专事描写远离社会中心的女性的身边琐事,从中可见男权中心社会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和生存空间的局限与束缚。另一方面,私小说为女作家所钟情,又与女性在特定生存空间中所形成的心态和特质分不开。对生命和情感的独特体验,使女性热爱具体生命超过思考抽象历史,关心家庭、人生命运胜过探讨社会的宏观建构,品味感情生活长于驰骋哲理世界。因而,女作家在塑造女性自我形象的同时,也创造了更适合于女性发挥,表达的文体。时至今日,三毛对私小说文体的选择和采用,自然具有了一种女性创作意义上的吻合。这种文体对于三毛传奇经历的实录,自我个性的张扬,女性生命意识的充分表现,以及?八�苫ā卑愕淖粤登榻岬那娜皇头拧k�抟墒谷��业搅俗詈鲜实谋泶锓绞健?/p> 放眼三毛的私小说创作,自我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我”——三毛——echo构成三位一体的形象,她既是作者本人,又是作品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表现的主角。三毛说:“我是一个‘我执’比较重的写作者,要我不写自己而去写别人的话,没有办法。我的5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是第三人称的。有一次我试着写第三人称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怎么会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又回过头来,还是写‘我’”。[8]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我执”,三毛作品构成了奇特的人生风景。她用生活来塑造自己,用心来诉说自己,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就作品的内容而言,“我”所叙述的一切,是三毛长长的生命旅程和情感心路,是三毛塑造的自我形象。从受到老师当众惩罚、走向心灵自闭的少女时代,到选择绘画与写作,把自我“滋润浇灌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的生命时光,《雨季不再来》这部作品集中呈现的是三毛感伤的雨季人生。从撒哈拉沙漠的定居到万水千山的流浪,在《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集子里,三毛传奇人生引人入胜。从处处留情的青春萌动到矢志不移的神仙伴侣,《梦里花落知多少》写尽了三毛的爱情人生。从沙漠上的“悬壶济世”,到“温柔的夜”的热情助人,人们读出了三毛的博爱人生。而透过23本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集,三毛的笔耕人生足迹又清晰可见。三毛的心向读者洞开,她真实地坦露着自己的一切:世系、家庭、性格、嗜好、信仰、思想、心态、修养、成长过程乃至隐秘的感情生活。读其文,如见其人,如知其心。从作品的主题发掘来看,执著于写“我”,三毛的眼光掠过了社会重大矛盾的捕捉,她更着意于从自我的经验世界里感悟人生的底蕴、情感的价值、人性的层次;更侧重表现大自然中的“我”,多元文化景观中的“我”,且具有一种哲理深度和文化品位,从而能诱发读者的思考,乃至激起心灵的震颤。透过作品的构成关系可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系于“我”一身。似乎所有的人物、事件、物体,%C
三毛是具有明显的精英意识的。首先,三毛的勤奋写作讲演、忘我教书育人本身就是一种精英立场的最好说明。再者,三毛本文以“我”贯穿始终,娓娓道出“我”及“我身边人物”的故事,其中悲天悯人的情怀、崇尚自由的品格、追求平等的思想、藐视庸俗的姿态多显见,充满着精英意识。三毛性情高雅、朴实、真诚,她说“做一个匹夫,不是人生最终目的”(《温柔的夜》)。此外,三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秉承的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其思想中自然地带有一种精英意识。 但与此同时,三毛的个性及写作,又带有大众化特色,持有一种民间立场。三毛的语言平实、简单、亲切,“我写的书小学生、女工、店员都可以看,我很重视这一点”,极具大众化特色。她强调自己是个“小人物”,她想做个朴实的“乡下人”。而三毛本身,原属“边缘人物”——除了小学念完,初中时自动离开学堂、大学没毕业就跑到国外、终其一生几乎没从事过什么“像样”的职业、喜欢在乡下种田、种花胜过一切。 三毛作品常在畅销书之列,其名字亦常起到文化明星作用,似乎与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更为密切。能以此背景征服广大读者群,怕只有当代大众传播的神通广大能起作用。然而,矛盾在于,三毛愈想与大众保持接近,其精英意识愈面临考验。与大众距离太近,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她掉入大众文化复制的泥沼中去。三毛所处的文化语境,当是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三足鼎立、互相冲突、互相融合的“后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互为冲撞的几种因素是造成双重本文中三毛形象复杂化的深层原因。作为其中一员的三毛虽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但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其早期作品集《雨季不再来》是最好的例子,流行一时的现代思潮、存在主义的悲观、虚无色彩充斥全书)。三毛虽固守于“自己的行星”(三毛钟爱《小王子》),但不免陷入大众文化流行时尚的喧嚣中。三毛虽极具精英意识,但无法不面对大众文化快餐消费其殚精竭虑创作品的事实。 三毛受中西文化影响都极大,故形成其独特的生命哲学观。然而,那些在三毛生命中留有烙印的一段段人生、一种种影响,一旦形成文字,变成印刷品,进入消费群,造成轰动效应后,原来的三毛形象开始经过读者意志和情感上的加工复制,渐渐远离了原来的三毛形象,越来越像读者的三毛了。三毛成为浪漫、美丽、多情、潇洒、好奇、冒险的象征。读者对这个“象征物”的期望值越高,三毛越要透支体力扮演这个角色。原来自然而然养就的优美品质要处处表演给大众看。一次次刻骨铭心的感情创伤要展示给大众看。无怪乎三毛后期形象出现了分裂:一方面要继续扮演凡事有爱心、有热情的公众形象,一方面写出“快乐和悲哀都是寂寞”的随想;一方面美化甚至神化已逝的爱人,“荷西比任何人都了解我”,一方面失望于家人冷淡别人寄给“我”的求婚信;一方面因过多致力于访谈、讲演,体力不济,“三月无眠,记忆短路”,一方面逃去美国“等待春天”,把自己交给森林、湖泊、小摊子和码头……文化语境造成的双重本文三毛形象的复杂性,焦点正在于大众文化中的负面效应无情地割裂了三毛人格中最具灵性、最闪光的东西,把三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复制给人看,加大了本就十分敏感的三毛对外部世界的隔膜与距离以及心灵深处的矛盾。
恩,可以从她的生活和她的书这两个方面来写,或者也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三毛为这样受到大众的喜欢,可以结合社会原因和自身原因两方面来写,会比较有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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