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事件论文参考文献

为了有效地应对产品召回，企业除了加强产品质量管理，防止出现产品缺陷，还应该预先建立处理召回的规划。召回预防管理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完成。(1)建立召回管理机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要进行召回管理，企业必须成立召回委员会(或召回管理小组)，全面负责召回的全过程。委员会的成员应该包括物流、生产、质量、客户服务、财务、法律、公共关系、产品研发、营销和信息系统等部门的负责人，有时公司的一把手也应该参与。召回委员会应该从其中指定一名召回协调员作为负责人。规模较大的企业还必须确定召回委员会的集权化内容，以决定采用集权、分权或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召回委员会必须明确召回行动中各部门员工的任务和职责）。(2)加强安全管理。安全管理和质量管理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安全管理并非制定更高的质量标准，而是采取一切措施预见和减少新产品在设计、制造和分销过程中，潜在地造成产品缺陷的危害风险。加强安全管理的措施之一是制定有效的安全检测程序，如食品工业中用到的危险控制关键点分析(HACCP)，能帮助企业发现食品制造和销售过程中可能发生生物、物理和化学危险的关键点，然后在每个关键点上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危害发生的概率。对产品进行严格的出厂前测试是加强安全管理的又一重要措施，它给企业提供了最先发现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缺陷的机会，而在这个阶段由于产品还未大规模流通，因此纠正缺陷所需费用相对较低。(3)发展和保持与消费者、中间商等有效的沟通渠道。企业需要与最终消费者、中间商、维修站和客户服务部门建立和保持有效的沟通渠道，一方面能够在需要时及时地与他们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沟通获得产品使用、产品维修、产品退回、消费者意见等方面的信息。福特汽车公司就把这些信息作为其召回预警系统的重要内容，以帮助其发现安全问题。(4)建立产品与顾客数据库。有效的产品数据库能够进行产品批量跟踪，这样就可以通过产品型号、生产批次、系列号和生产日期等及时确定哪些产品应该召回，这些产品是否已经销售出去；良好的客户数据库，使企业能快速地找到缺陷产品的当前使用者。 企业有关产品缺陷的信息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获得的：企业的质量管理记录、消费者投诉、媒体报道、政府管理部门的公告、维修站的维修记录等。当企业认为可能存在产品缺陷时，就必须对是否召回进行决策。召回决策过程中关键的一个程序是评估产品缺陷的危害风险，这是决定召回的速度和召回方式(在产品上贴警示、维修、更换或退赔标签)的依据。在缺陷产品管理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政府管理部门都对相关的危害风险进行了分类、分级，如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管理委员会(CPSC)的危害评级标准，将产品可能引发的危害分为三级：A级危害——指产品有极大可能会引起死亡或严重伤害、疾病；B级危害——指产品引起死亡或严重伤害、疾病的可能性不大，但仍有可能引起死亡或严重伤害、疾病；C级危害——指产品引起死亡或严重伤害、疾病的可能性极小，引起中毒伤害、疾病的可能性也不大，但这种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将召回分为类似的三个等级。这些危害风险分类方法为企业进行产品缺陷的危害风险提供了参考。 当企业决定对缺陷产品进行召回时，就应该按照制定的召回计划进行。召回计划应该就如何实施召回做以下几方面的说明。(1)召回预算。企业必须对召回事件导致的各项费用进行预算，这些费用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2)告知召回情况。进行召回的企业需要将召回的相关事宜告知批发商、零售商、服务中心和消费者。应该告知的情况包括：采取的召回程序、怎样辨识缺陷产品、缺陷的性质、危害的严重程度、缺陷产品的数量、缺陷产品的使用者与企业的联系方式、召回的时间地点等。告知的方式除包括在政府管理部门规定的报刊、网站上公布召回公告外，还可采用信件、电报的方式等。(3)收回缺陷产品。企业收回缺陷产品时，处于不同环节的产品收回难度是不同的。在制品、制造商产品、成品库存、运往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的在途产品、中间商(批发商、零售商)库存产品、制造商通过直销方式销售的产品较易收回；最近几年内销售、制造商有记录的产品相对较难收回；最近几年内销售但制造商无记录的产品或有记录但售出期已经超过五年的产品、销售给其他企业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产品、被转卖的产品、出口到国外的产品最难收回。(4)确保及时维修或替换。进行召回的企业应建立明确的召回产品修理或更换程序。消费者可以选择将产品直接邮寄给维修部门，或送给该件产品的销售商。如果产品是模块化的或者是易于组装的零部件，企业可以将需要更换的零部件附上详细的安装说明后再寄给消费者。无论采取怎样的程序，企业都应该提高其服务和维修队伍处理缺陷产品的能力。当需要处理的缺陷产品数量很大时，企业可以将这项工作外包出去，或临时调用其他部门的员工。 企业应该认识到产品维修结束并不意味着召回的结束，挽回公司的声誉和评价召回效果，是召回结果管理的两项重要工作。(1)挽回企业的声誉。为挽回声誉，企业应进行的工作有：分析产生缺陷的原因，并采取措施以保证不再因同样的缺陷导致新的召回；为新产品配以新的序列号、产品型号、风格包装和颜色，以防止需召回产品、已维修产品和已达到安全标准的新产品之间产生混淆；增加广告的投放量，告诉消费者产品缺陷已经得到纠正。(2)评价召回效果。产品召回的效果可以通过召回完成率和客户满意度来衡量。召回完成率是评价召回效果的最常用的指标，它是指收回的缺陷产品数量占尚在使用中的缺陷产品数量的百分比。国外相关数据显示，大多数召回事件中的召回完成率都很低，如CPSC称召回完成率通常为2%～50%，1993年CPSC参与的176起召回事件的平均完成率只有11%。召回完成率可以分解为销售商召回完成率和最终消费者召回完成率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统称为销售渠道召回完成率，上述指标之间的关系为：召回完成率：销售商召回完成率×最终消费者召回完成率。客户满意度也是衡量召回效果的指标之一，考察这个指标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热线电话的等待时间、零部件更换的时间、顾客对召回程序的满意度、顾客对完成维修产品的满意度等。最后，企业可以通过召回审查表评价企业的召回程序。审查表列出了与召回程序相关的问题，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达到发现有待完善的环节、评价召回参与者的工作和评价企业召回能力的目的。召回审查可以由召回协调员、召回委员会或独立的咨询机构完成。 中国召回制度【自2004年中国诞生第一个产品召回制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以来，众多企业每年都要从市场和消费者手中召回大量的各种各样存在缺陷的产品。此举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中的民事赔偿制度和1988年通过行政手段实行的产品“三包”制度。虽然我国的上述法律法规为消费者提供了维权武器，但涉及缺陷产品召回方面的内容是泛泛而言，而且太笼统，缺乏可操作性。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6条明确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虽然我国的这些法规和制度与产品召回制度一样都是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但两者却有明显的不同。按照我国的法规和制度，一种产品只有在造成伤害后，才会进行处理。国内对诸如有质量问题或者不合格的缺陷产品的处理，主要还是采取由受损的消费者对该产品以违约或侵权为由，通过司法程序向销售者或制造者提出索赔。对于批量生产出现的缺陷产品，导致大量消费者人身、财产受损害，行政机关如何进行管理、惩戒，并促进企业进行改进、弥补产品缺陷等的管理仍显乏力。而缺陷产品召回制实行以后，只要发现有批量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并有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伤害，企业就有义务将产品召回补救或者销毁。显而易见，产品召回制度有着“防患于未然”的功能，较之于被动保护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有着明显的优越性。美国至少有十几项法案与“产品召回制度”有关，对产品召回的细节做了严格的规定。而我国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案对此做出规定，只有上海市于2002年10月通过了《上海市消费者保护条例》。该条例第三章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中止停止出售该商品或者提供该项服务；商品已出售的，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告知消费者，并召回该商品进行修理更换或者销毁，同时应当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报告。”该条例还规定：“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要求经营者立即中止出售存在严重缺陷、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可能造成危害的商品或服务，并对已售出的商品采取召回措施。”这是一次极其有益的尝试，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立法的空白。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决定对第二季度国家监督抽查中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插头插座予以强制收回。按照要求，凡购买了相关不合格插头插座的消费者可以向商场或生产厂家提出退货。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的名义强制收回某项产品，标志着我国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产品，特别是对劣质产品加大了市场监管力度。 国家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监督因受人力、物力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其监督的范围毕竟要受到一定的影响。历经四年、十次研讨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终于在2004年的3月15日消费者权益日浮出水面，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共同制定的该规定，是我国以缺陷汽车为试点首次实施的产品召回制度，这标志着中国汽车消费市场进一步迈向规范和成熟。但是，这一规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完善，如；执法主体不明，配套法规太少，罚则不够重。另外，在一些汽车产业成熟的国家，汽车召回制度往往是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出现，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约束力，如美国的《国家交通及机动车安全法》、日本的《公路运输车辆法》。而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作为国家机关部门的规章制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无法对其它部门产生法律效力，也使得相关认证制度缺乏法律基础。美国召回制度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产品召回的国家，并已建立起一套较为成熟的产品召回制度。美国的产品召回始于1966年。当时，美国汽车行业根据《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明确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召回缺陷汽车。1972年，美国颁布《消费品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有缺陷的产品实施召回，标志着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正式确立。此后，美国陆续在多项产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立法中引入了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召回范围也扩展到包括几乎所有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伤害的产品。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已经成为美国产品质量管理和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美国主管产品召回的政府机构共有6个，分别负责不同领域的产品。分别是：（1）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主要负责一般消费品的召回；（2）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主要负责除肉、禽和蛋类制品之外的食品、药品、化妆品、医疗设备等的召回；（3）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主要负责肉、禽和蛋类产品的召回；（4）美国环保署，主要负责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或污染的产品如机动车辆、农药等的召回；（5）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主要负责监管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摩托车及相关设备、轮胎等产品的召回；（6）美国海防警卫队，主要负责监管娱乐船、艇及其配套产品的召回。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召回概述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是一家由法律授权的独立政府机构，直接对国会负责，主要负责一般消费品的监控和召回，以保护消费者及其家人免受消费品引发的火、电、化学和机械的危险以及可能给儿童带来的危险。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监控的产品在15000种以上，大致包括6类：玩具类、（不包括玩具的）儿童产品类（这两类又经常合为一大类）、家用产品类、户外用品类、运动娱乐产品类和专业产品类。重点监控对象包括玩具、婴儿床、服装、家用电器、动力工具、灯与灯饰、家具等日用品。截至目前，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召回的产品已超过4000种。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直接面向企业和消费者，接受消费者投诉，并根据投诉情况，建议制造商和经销商召回有缺陷的产品并提供协助。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实施召回的主要法律依据有《消费品安全法》和《儿童安全保护法》，此外，《联邦有害物质法》、《有毒物质防护包装法》（PPPA）、《易燃织物法》和《电冰箱安全法》等也常为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所援引。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估计，美国每年因消费品事故导致的伤亡和财产损害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超过7000亿美元，而通过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召回等措施每年减少此类事故可达30%以上。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召回程序?美国消费品召回的一般步骤包括：缺陷报告或投诉、初步危害评估、产品缺陷鉴定、召回确认和召回计划的制定、召回信息发布、实施召回、验收和终止召回等。此外，在企业主动报告的情况下，还可以启动简易程序。1．产品缺陷的报告或投诉多数情况下，企业的报告或消费者的投诉是启动召回程序的第一步。当然，只有部分报告或投诉可进入下一步程序。根据《消费品安全法》第15（b）部分，生产商、进口商、经销商或零售商在发现其生产、经营的消费品不符合消费品安全法规或强制性标准要求，或存在缺陷并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质性伤害等不合理风险以及不符合某些《消费品安全法》所列举的自愿性标准时，就应在掌握情况的24小时内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提交问题报告。如果企业对产品的潜在性危害或产品缺陷仍在调研之中，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也鼓励企业应尽早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驻当地机构反映。另外，若企业因产品质量卷入诉讼，企业也有义务在诉讼结束前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作书面说明。有消费者对产品进行投诉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也可要求企业予以说明并提交书面报告。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为消费者提供了多种渠道投诉产品，如互联网、信函、电话、传真等。此外，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还会不定期进行市场抽检，当检测到不合格产品时也可进入下一程序。2．初步危害评估接到报告或投诉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即初步评定产品是否存在“实质性产品危害”，作为是否需要进入下一步鉴定程序的依据。3．产品缺陷鉴定产品缺陷的鉴定是决定产品是否需要召回的关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产品缺陷鉴定专家不仅要鉴定产品是否符合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还要重点权衡以下因素：（1）缺陷类型。产品缺陷可能存在于产品设计、制造、材料、产品结构、内容物、涂层、包装、警告标识、产品说明等各个环节，专家们首先要确定产品缺陷的类型，以分析其是否可能对消费者产生实质性伤害；（2）缺陷产品销售量。流通产品的数量越大，其引发伤害事故的几率就越大；而缺陷产品的数量少则导致伤害的可能性会降低一些；（3）危险的严重程度；（4）伤害发生的几率及其他。包括对已发生事故的分析和可能发生事故的预测等。根据产品危害程度不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将危害分为A、B、C 3级。无论哪一级危害，都被认为存在“实质性产品危害”，需要采取纠正措施和一定的补救措施。4．召回确认和召回计划的制定召回一旦确认，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立即通知相关企业，并要求其迅速制定全面、翔实、可行的召回书面计划。其工作人员将直接指导企业完成召回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如召回信息发布方式、采取何种补救措施等。5．召回信息发布召回信息发布方式有多种，最常用的是网络通告，此外，电视新闻、海报、广播和报纸公告、经销商/零售商/消费者直接通知等方式的信息发布也经常被采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对召回公告的内容和格式也有一定要求，如应包括产品名称、数量、外形描述和可能危害，此外海报还要求有醒目的“召回”或“安全警示” 字样及产品图片。一般情况下企业应将信息发布稿件先交给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审阅。在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网站上发布的告示一般是由其工作人员撰稿，以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企业共同的名义发布。6．实施召回实施召回的具体内容包括产品回收、纠正和补救措施等。召回实施由企业具体执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全程监督。企业在实施过程中的详细召回记录是召回验收的重要依据。7．验收和终止召回一般情况下，召回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产品都能回收。当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认为企业已经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缺陷消费品对大众的危害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时，便可确认召回结束。除了正常召回程序，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还推出召回快速通道，即如果企业主动向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报告其产品的潜在缺陷，并在此后20个工作日内自愿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合作，提交并执行合乎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要求的召回计划，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便可以不作出“实质性产品危害”的结论，而直接进行召回确认、发布信息并开展补救措施，使召回程序大大简化，也使企业及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更早地启动“纠正措施”计划，减少可能出现的损害。召回快速通道是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鼓励企业诚信自律和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途径。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召回的特点1．召回形式上为“自愿”，实际上带有强制性。在召回公告中，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与生产企业同为召回行为的主体，*宣称“自愿”召回。实际上，“自愿认证，强制召回”才是原则，即产品进入市场前由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对产品进行检测认证，责任完全由企业承担。准入门槛不太高，但进入后的管制却极为严格，一旦证实市场中的产品不符合相关法规或标准，则立即进行封杀并召回，只不过是“先松后紧”罢了。2．产品召回不以损害事故发生为前提。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依托自身的技术人员和第三方实验室进行各种产品的检测和鉴定，进行市场抽检，或因消费者投诉而检测指定商品。之前出现过问题的企业或产地的产品，则易成为重点抽查的对象。只要产品被检测出质量不合乎相关法规标准，产品就可能会被通报召回，以“防止伤害事故的发生”。美国相关的安全技术法规和标准细致且严密，如前文所提到的《联邦有害物质法》、《易燃织物法》、《电冰箱安全法》及尚在制定中的有关打火机安全的标准等。对于想牢固占领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而言，不能因为产品已获得美方的相关认证就疏忽大意，确保产品质量合乎这些技术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才是安全之策。不少被召回的中国产品是在尚未出现损害事故的时候即被通报。换句话说，这些产品只是被认为存在有损害/伤害的可能性，而作为评判依据的这些美国法规标准是否都公平合理，却是另一回事了。如针对中国打火机的童锁规定，就存在一定的歧视性。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给打火机安装童锁并不是治本之法，让儿童远离打火机才是安全之道。3．产品一旦被召回，将追溯至缺陷产品开始销售之时，所有流通的缺陷产品都划入召回之列。在制定召回计划之时，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确认缺陷产品的市场分布情况和消费者人群（包括数量、群体、地域分布），以确定召回信息发布方式，确保所有消费者能最快地获知该召回信息，从而尽快回收缺陷产品。4．召回意味着必须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一般来说，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要求在召回通告中明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该产品，以防止损害发生。同时要求消费者主动联系销售商或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驻当地机构，领取退款、履行换货手续或对产品作适当修理。对企业来说，召回即意味着一笔不小的损失。综述美国的产品召回制度，以保证产品质量和维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心，通过大量的立法与相关技术标准来规范，体系庞杂，程序严谨，由一般消费品的召回即可见一斑。为保障召回制度的运行（如大量的审查、频繁的市场抽检等），美国政府也投人大量人力和物力。除此之外，美国消费者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生产商的质量意识与其召回机制相互促进，也是促成该制度高效运行的原因之一。美国的召回制度，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法律法规体系完善，产品覆盖全面；（2）管理机构多元化，既与现有行政机构挂钩，也有专门管理机构，便于按照产品类别管理；（3）规定翔实，操作性强，尤其是提供了快速通道，可简化程序，提高效率；（4）召回制度与消费者质量意识及维权意识相得益彰，有利于构筑全社会的质量意识和消费者维权的环境；（5）召回制度属“事后”补救，美国也意识到其不足，所以提倡企业自律，防患于未然。全面推行召回制度，维护我国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势在必行。我国自2004年3月出台汽车召回规章，至今已经两年有余，但召回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召回产品覆盖面亟待拓宽，制度运行效率还有待改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相关标准较国内苛刻（如对玩具的安全要求），召回制度也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产品输美造成障碍。2004年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就涉及中国产品的召回即达118起，约占全部召回数量的1/3。对我们来说，研究美国的召回制度，一方面对构建我国的产品召回体系有较强的借鉴作用，另一方面为我们应对贸易壁垒、保障产品顺利出口也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从丰田汽车召回谈汽车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关键词: 三包；汽车缺陷；召回； 维权内容提要: 丰田汽车由于刹车装置存在质量问题在全球范围发规模召回，但其在美国和中国对待消费者的召回方案却大相径庭。其原因是有些观点对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称《消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质量法》）的不当理解；但同时我国相关法律也确实存在不够清晰明确的问题，而对法律法规的曲解导致了丰田公司对我国消费者采取区别对待的召回方案。本文试图纠正公众对我国相关法律的误读、梳理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一、丰田汽车在美国召回的方案及受到处罚丰田汽车2009年底由于加速踏板存在缺陷在美国召回430万辆不同种类的车型。按照美国联邦法律，汽车制造商如确定车辆存在安全缺陷，必须在5天内告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并迅速采取召回行动。由于丰田公司未能及时通知美国政府有关汽车缺陷，并采取召回措施，美国交通部于2010年3月5日宣布拟对丰田汽车公司处以超过1600万美元的最高罚款。这将是美国政府向汽车制造商开出的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笔民事罚款。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已于2月16日要求丰田公司上交与大规模召回相关的文件，包括产品数据、客户投诉等信息，以期查明丰田公司在知晓车辆存在安全缺陷后多久才宣布召回。美国丰田汽车销售公司与美国检察部门研究后，决定对受召回事件影响的美国所有丰田和雷克萨斯车主提供额外服务。此项额外服务主要针对担心汽车送往维修前行驶安全的丰田车主，其中包括为车主提供经济赔偿。这样的赔偿在美国有着严格的法律依据，根据《美国法典》第49编第301章中对于“缺陷与违规赔偿”中的“赔偿方式”的规定，如果机动车或配件存在缺陷，可供制造商选择的赔偿方式包括修理机动车、以等价机动车更换、减去合理折旧退车等。“制造商赔偿规划”条款规定，机动车制造商应该赔偿购买者在修理、更换、退车等合理期间内带来的成本。二、浙江省工商局依据地方性法规要求丰田汽车公司公平对待浙江的汽车消费者丰田中国公司在我国境内实施了召回。而在我国，丰田公司给出了与美国不同的召回方案，我国丰田车主只能自驾缺陷汽车至4S店去完成召回。而由此产生的相关应交通费用及经济补偿，丰田公司以我国法律没有相关规定为由拒绝赔付。丰田公司对中美两国消费者提供不同的召回服务，引起了我国丰田车主的普遍不满。浙江省工商局在3月14日发布了《丰田召回事件浙江消费维权措施通报》，后与丰田公司管理人员进行沟通，要求丰田公司对消费者因此召回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经过浙江工商局释法明理，丰田公司作出承诺对我国浙江地区消费者实行补偿措施，但两天后，丰田公司高管出尔反尔，表示丰田公司仅提供免费三选一服务，不向消费者提供补偿。在浙江工商局要求丰田履行承诺下。丰田公司了最终向浙江部分消费者提供了每人约三百元人民币的补偿。在此次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浙江的消费者得到了丰田公司的赔偿，是根据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对实行“三包”的大件商品，应当由经营者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的，经营者应当上门服务或者负责运送；经营者要求消费者运送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费、误工费、差旅费等合理费用。”而2000年出台的《浙江“三包”商品目录》则进一步明确规定，汽车属于实行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其三包期限为“一年或万公里”。浙江省是目前唯一的将汽车纳入三包规定的省份。三、正确解读和适用《消法》第45条及《质量法》第41条1、《消法》第45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的三包义务有人认为浙江消费者之所以能够获得丰田公司赔偿，原因在于浙江的地方性法规对汽车产品有三包规定。而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对汽车并没有明确的三包规定，其他地方也没有汽车三包的地方性法规，因此我国其他地区的消费者就无法要求丰田公司对损失进行赔偿。事实上，这是对我国法律的误读。《消法》第45条完全可以作为相关法律依据，解决召回赔偿问题。该法第45条规定：“对国家规定或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约定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经营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或者退货。在保修期内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对包修、包换、包退的大件商品，消费者要求经营者修理、更换、退货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根据该规定，产品三包分为国家规定三包和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约定三包。尽管汽车并未没有国家规定的三包，但通常经营者都会与消费者约定在一定期间内进行免费修理，丰田公司与消费者约定两年或5万公里内实行免费修理。该约定虽然未完整涵盖“包修、包换、包退”等三包服务，但明确约定了经营者的包修义务。而《消法》中对三包的规定是并列的，而非递进关系。事实上，三者都是售后服务的一种方式，并不互为条件。也就是说虽然经营者与消费者仅约定了包修，但也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对三包的一种约定。众所皆知汽车是大件商品。对包修的大件商品，消费者要求经营者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丰田等汽车厂家与消费者都有一定期限内包修的约定，因此约定的三包也可以适用《消法》的相关条款，经营者在其约定的三包期限内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责任。2、因为降低成本，缩短研发时间而导致的产品缺陷不能适用《质量法》第41条的免责规定有观点认为缺陷产品召回不适用民事赔偿制度，根据是《质量法》第41条。事实上这种理解也是对这一条款的曲解。根据《质量法》第41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笔者认为，只有当今科学技术水平不能发现缺陷存在的，生产者才可以免责。对丰田汽车出现的缺陷不能适用免责条款。第一，并不是所有汽车品牌都存在刹车加速的问题；其次，就丰田汽车来说，也并不是所有车型都存在刹车加速的问题，第三，对于汽车生产者为了竞争而加快新产品的上市，缩短了新产品的研发时间或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导致产品的安全出现缺陷的，不能以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而免责。从以上三点结合现现今汽车技术水平及丰田发展的情况来看，丰田汽车的缺陷不能援引产品质量法第41条的规定而免责。四、没有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法律层级低、对违法经营者处罚轻，相关法律、法规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只有原则性的规定，相关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完善1、没有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1986年，国家经贸委等8部委颁布了《部分国产家用电器“三包”规定》，从此“三包”规定成为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行政性规章，并逐步为消费者所认同。1995年，国家经贸委、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局、财政部联合发布了《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该规定采用了“三包”的运作机制，又兼顾了生产者、销售者、维修者三方的利益，并将“三包”的商品范围从6种扩大到18种，明确了“谁销售、谁负责”的原则，强化了销售者对所销售产品的质量责任，而且写明了消费者申诉的途径。但同时该规定列明实行三包的商品目录。在该目录中中并不包括汽车，在以后，相继出台了电脑三包、手机三包等国家规定，汽车产品一直没有国家规定的三包。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汽车消费在我国越来越普遍。2009年我国汽车销量达到万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保有量巨大，消费者遭遇的汽车质量问题也会越来越普遍，迫切需要汽车三包相关法律的出台，帮助车主维权。但汽车三包规定在我国虽经多方呼吁，却因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出台。汽车消费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丰田召回事件让我们看到应加快汽车三包的国家规定的出台。2、《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法律层级较底，对违规者处罚轻《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制定，并于2004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由于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处罚力度偏轻。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主管部门可责令制造商重新召回，通报批评，并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一)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严重性的；(二)试图利用本规定的缺陷汽车产品主动召回程序，规避主管部门监督的；(三)由于制造商的过错致使召回缺陷产品未达到预期目的，造成损害再度发生的。从中可以看出，对于汽车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最高罚款额度仅为三万元。相对于汽车产品的高额利润和汽车召回的高昂成本，制造商完全有可能因违法成本低而超越法律底线。3、《质量法》对缺陷产品的免责条款的规定容易被经营者滥用《质量法》也是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重要依据。但根据《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该法对缺陷产品的免责条款规定过于宽泛。由于其它原因导致产品缺陷很容易被经营者以科学技术不能发现的缺陷为借口而不承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4、《消法》关于召回的条款过于原则且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消法》也是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依据之一。根据《消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该条款是建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依据之一，但在《消法》的“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规定经营者违反第18条应负的法律责任，这对于蓄意违反规定的经营者来说毫无震慑力。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建议我国应借鉴美国柠檬法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首先，尽快出台汽车三包法规随着我国汽车销量的逐年上升，消费者可能要面对的汽车质量纠纷将会更加频繁。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柠檬法的相关规定，尽早出台汽车三包规定有助于消费者在维权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这一规定应该包括：车辆7日内可退、15日可换，在包修期内，主要部件因同一问题维修三次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可换车等等，这样的三包法规的出台将能解决多年来一直困扰汽车消费者的大量投诉。其次，提升召回规定的层级，加大行政监管和处罚力度我国虽然已经有《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但由于该规定仅是部门规章，层级较低；且囿于《行政处罚法法》及《国务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其所能设定的最高额罚款仅为三万元。罚款数额偏低不足以震慑汽车生产商，因此建议相关部门进行调研并将该规定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加大对违法、违规的制造商、进口商、销售商等的处罚力度，根据具体违法情形的主观过错、严重程度、涉及产品的数量、销售价格等，确定处罚。明确召回的汽车生产者对车主的补偿机制。对于同样的缺陷问题，召回的方式应该一样，要公平地对待缺陷汽车的消费者，缺陷汽车的生产者要对因汽车召回造成误工、误时、交通费等合理费用的汽车消费者进行合理补偿、赔偿。国家要对汽车召回进行全程监管，使召回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第三，《消法》在修订时，笔者有如下建议：一、应该明确不以价值大小作为认定消费品的标准，应将房屋、汽车等相对价值较大的产品纳入到《消法》的适用范围内。二、在该法中加入缺陷产品召回听证、处罚制度，明确相应的惩罚措施，并着重要求其具有可操作性。三、对于第45条，笔者认为应该修改为对实行三包的商品，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合理费用。而不区分所谓的大件商品或一般商品。四，要增设惩罚性条款尽管将要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了对缺陷产品造成损害的惩罚性赔偿，但《消法》在修订时仍应明确引入，并增强惩罚性赔偿的可操作性。五、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诉讼的主体地位。在丰田汽车召回事件中，丰田公司向中美两国消费者提供的召回服务差别很大。丰田公司对待同一件事，却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对我国的丰田车用户非常不公平。但我国丰田车用户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成本将会非常高。如果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起诉，可以更充分地发挥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作用。针对当前消费者维权难的现状，可以考虑创设以消费者保护组织为主导的公益诉讼，赋予消费者保护组织诉讼主体地位。当面对不特定多数消费者利益受损时，消费者保护组织作为诉讼主体代表众多消费者诉讼能够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利益。通过丰田汽车召回事件，可以看到我国相关法律的不足之处。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写作，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能够推动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7月1日，沃尔沃官宣，召回全球2006—2019年生产的218万辆汽车。这成为沃尔沃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召回事件。召回理由是因为安全带固定件存在安全隐患。

援引沃尔沃官方说辞，由于与前排座椅安全带相连接的柔性钢索安装在橡胶套管内，在十分罕见的情况下，包括受用户个人行为习惯影响，如果钢索反复向座椅垫内弯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极小概率产生疲劳和磨损，在极端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安全带约束功能减弱。

事实上，沃尔沃官方以“极小概率”来描述安全隐患的可能性，是非常准确的。截止目前，14年时间，218万辆汽车尚无1例与之有关的安全事故发生。

看起来，这的确是沃尔沃以“防范于未然”为出发点，秉承“极其负责任”的态度，发起的本次召回。

一时间，“安全带发明者，因安全带隐患发起史上最大规模召回”成为车圈热点，“沃尔沃‘小题大做’，‘未雨绸缪’显责任”，从而喜获一波狂赞。

尽管，以今天广大用户对汽车召回的正确认识，不再谈召回而色变，但对主机厂、用户双方而言，召回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件“喜事”。

与之相反，沃尔沃的本次召回事件，硬生生的演绎成了本年度沃尔沃的“高光时刻”，一个有责任，有担当，以人为本的沃尔沃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事出反常必有妖”，如此突如其来的“高光时刻”总让人隐隐感觉，事情或许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明了。

实在是因为，在2018年，沃尔沃在面对XC60等几款汽车搭载的双离合变速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问题上，所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2018年9月7日，央视《经济信息报道》分别以“沃尔沃XC60变速箱问题频发，‘安全霸主’惹质疑”和“沃尔沃厂家至今不愿公开给出统一的解决方案”为题，连播两档节目，方才换来沃尔沃的官方回复。

要知道，从2014年开始曝出的XC60“双离合变速器”问题，不是一个用户，一辆车的事情，而是批量性用户指向同一个问题焦点——高速行驶，汽车突然失去动力。

但是，面对诸多维权行动，沃尔沃态度漠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甚至都没有稍显人性化的安全提示。

尽管央视曝光之后，沃尔沃官方有了姗姗来迟的回应，但仍然避重就轻，更没有采取“召回”这个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

上述两个相隔不到两年时间的案例对比，沃尔沃极大的态度反差，很难让我们不去怀疑，这次，沃尔沃因为一个“极小概率”的隐患，发起史上最大规模召回的真实意图。

诚然，两个案例之间，有没有召回成本差异的问题？有，毕竟安全带固定件比双离合变速器的成本低多了；

有没有召回理由对厂方负面影响深度的问题？有，毕竟主动“坦白”安全带隐患，大致无关痛痒；可一旦承认双离合变速器设计缺陷，就是“致命一击”。

但窃以为，更重要的是沃尔沃有借“召回”之名，做一波“质优价廉”的全球营销。

本次营销的主题，就是沃尔沃多年来主打的“安全牌”——安全带上印刻着“Since 1959”的安全带发明者，因为极小概率的安全带安全隐患，发起最大规模的召回，这已经促成了热点级的新闻效应。

其实，就算沃尔沃坐实“营销”之名，也无可厚非，更何况“安全”本身也是沃尔沃与生俱来的傲人资本。

只是，以“负面营销”的手段，高举“安全牌”的打法，分明是沃尔沃的“终极”一搏。“分水岭”已经形成，此以后，唯恐 “安全牌”效应会越来越被弱化。

为什么说沃尔沃的“安全牌”越来越难打？

老调重弹来说，当沃尔沃一直在强调安全时，试问：哪一个品牌不安全呢？奔驰不安全吗？宝马不安全吗？

放下这个不提，我们且看未来。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5G技术的介入，助推了自动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马斯克表示，特斯拉非常有信心在一年内完成L5级别自动驾驶的基础框架和功能。

马斯克的这番话，不能全信，但不能全不信，毕竟已经创造过奇迹的马斯克，再多创造一个又有何妨？

还有，百度Apollo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启第二阶段自动驾驶载人测试，下一个50万公里自动驾驶数据也将产生；甚至包括沃尔沃自己的Highway Pilot自动驾驶技术，同样具有不俗的实力，即将在SPA2平台实现量产。

自动驾驶技术的量产，并非人类为了解放双手、双脚，达到“懒惰”的目的。“安全”才是自动驾驶的追求目标。

当人驾驶汽车，总会受到技术生疏、不良情绪、身体状况欠佳，对环境的误判等诸多情况的影响，从而降低了驾驶的安全性，如果“机器”足够可靠，把安全驾驶交给永远保持清醒的机器，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尽管法规和伦理影响着自动驾驶的落地，但L2级，L2+级，甚至特定情况下L3级，作为提高驾驶安全系数，提升行车便利性的辅助自动驾驶技术却可以轻松落地。

所以，即便是在一辆10万元级别的汽车身上，我们仍然可以读到“ACC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LCC车道居中辅助系统，ALC自动变道辅助，ATC自适应弯道巡航等等”关于辅助自动驾驶技术的产品介绍。

几十年来，沃尔沃的安全驾驶系统，是基于“人”的驾驶状态下完成开发，当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特别是在开源状态下，各主机厂的辅助驾驶功能将会大同小异，没有代际的差异，就不会有本质的区别。

这时候，沃尔沃的“安全牌”效应将会非常弱化。

当然，沃尔沃还可以强调在车辆发生碰撞情况的安全保护。但是，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去衡量安全性，都是毫厘之间的事情，很难具有特别强的说服力。

更何况当长安逸动这一级别的汽车，都已经使用1500MPa超高强度钢板，且整车使用率高达65%时，沃尔沃的“安全”的“桂冠”，到底还有多少光芒可以散发？

当作为稳居二线豪华品牌阵营多年的沃尔沃，一旦发现“安全”这一特质正在消退时，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我们再看看沃尔沃的销量情况。

用歌词“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来形容沃尔沃的境况，颇为贴切。

说“过得不坏”，是因为从沃尔沃全球销量情况来看，呈逐渐年增长趋势。2019年，全球累计销量达到了万辆，当然，这个数据不能和奔驰、宝马动辄突破200万辆的年销相提并论。

但这已经是沃尔沃品牌成立93年以来，首次突破70万辆大关。“做最好的自己”也算是一种成功吧。

当然，中国大陆市场仍然是沃尔沃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其年度累计销量达到万辆，同比增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2%。

说“过得不好”，是因为沃尔沃的这些销量的背后，都是大幅终端优惠换来的结果。

特别是在中国市场，沃尔沃在“以价换量”的路上狂奔不止，不知道底线在哪里？以刚刚上市的沃尔沃旗舰轿车S90为例，8月10日上市，8月17日，仅仅一周时间，新车到店，优惠幅度可达8万元。

“以高配版迈腾的价格，买一辆沃尔沃S90不香吗？沃尔沃是最具性价比的豪华品牌”。这是，沃尔沃销售人员常说的一句话。

话虽没错，可是，当豪华品牌跟你在谈“性价比”的问题时，就已经变相承认自己失败了。

诚然，“以价换量”是一种活法，“饥饿营销”也是一种活法，我们没有必要过分苛刻。但因此沃尔沃产品保值率不高，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中国汽车金融及保值率研究委员会2019年汽车品牌保值率（3年）公告来看，沃尔沃排名23位，甚至落后英菲尼迪和路虎。

沃尔沃产品保值率的问题，成为压在沃尔沃品牌之上最重的一座山，随着对销量的不断追求，这座山也会越来越重，最后积重难返。

一方面是正在消失的豪华特质——“安全”，另一方面是“以价换量”带来的品牌力折损。

沃尔沃在进退维谷间，于7月1日，官宣，召回全球2006—2019年生产的218万辆汽车。一场关于沃尔沃维护品牌力的自救行动正式开启。

或许收效甚微，但聊胜于无。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