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岛由纪夫的毕业论文

曾经看过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书的第一页会写着这样令人费解的话，直到将整本书看完。作者用无比细腻伤感的情怀，对生与死进行了诠释——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书中直子姐姐的死，木月的死，初美的死，绿子父亲的死，最后直子的死无不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生命逻辑——不为生死问题所束缚，死时要敢于舍弃对生的执著痛痛快快地去死；活着便要每时每刻尽全力彻头彻尾地去活。 这样独特的生死观要追溯到日本置于武士阶级统治之下的时期，那时武士道可是特别受推崇，并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武艺。日本也有“武士道，是死亡为等闲之道也”的名句，它启示人们，投身于死，便可以造就完美的生。 当然，恐怕日本的樱花也有同样的精神呢，它们骤然开放骤然凋零，盛开之时，一经风吹，樱花树下便落花缤纷，宛如花瓣的地毯，一夜之间，花儿落尽。要说果断干脆得如此，也不免令人大失所望。樱花雨固然美丽，但这种美丽一定是生命坠落时的那种凄美。短时间之内，花瓣纷纷落地，树枝上仅剩下花心与花梗，粉红色花瓣飘散殆尽，不剩一片…… “花数樱花，人惟武士”，所以日本人才这样喜爱樱花吧。 当武士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日本人那种将希望与梦想寄托于死后世界的生死观，却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日本的自杀事件才层出不穷，死亡人中自杀者的比例居世界首位！！ 日本人还嗜好“玉碎”。二战后半期，日本军陷于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的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部队的指挥官竟作出全体自杀的选择。后来，日本人将此看成是崇高的壮举，并用“玉碎”这一词进行美化，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罪恶多么深重，死后也就没罪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佛”。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采用以死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然而，死对于死者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可怕，那不过是一死罢了，没什么要紧，也不会感到孤独。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活着的人，感觉得到孤独和痛苦！ “我们通过生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意解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在继之而来的一位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桶里的水，满头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题记：日本人喜欢樱花，是因为樱花象征着生命刹那间的美丽，刚刚盛开，倏而凋谢。日本的文学作品很多赞美死亡，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集体自杀，因未死亡在此意味着“清洁”，“超脱”，和“干净”。 &日本作家为何对表现“死亡”如此的感兴趣呢?为何有那么多的作家“以身试死”呢?其实,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生与死这种人的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的截然对立的限界变成了一个变化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和阶段。在这里,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流转的生。日本人最崇拜的观念是“无常”,死在他们眼里也是无常的,没有死的流转,就没有生的勃发。日本人的思想,尤其是“虚无”、“万物如一”、“轮回转生”这样的传统观念对日本作家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正如小松伸六所指出的,在日本作家的传统中似乎有一种透过死亡和黑暗来观察人生的佛教思想。透过死亡和黑暗来思考人生的传统,可以上溯到歌唱“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平家物语》、把世俗的人和家庭喻为“河中流水”的《方丈记》、强调“人世无常”的《徒然草》和出家人西行,游吟俳人芭蕉的无常感文学。川端康成在这一方面是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始终贯彻着日本文学传统的美的意识,他笃信佛教中的禅宗,对禅宗的教典推崇之极。他在《文学自叙传》中写道,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上佛典. 川端康成对“万物如一”.“永生不灭”、“轮回转生”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佛教思想尤其崇拜。在他看来,人世间万物的生与死是无常的,,生为死之开端,死为生的开始,甚至视死亡为完美,是一种高尚的艺术。日本评论家山本健吉研究川端康成时说, 川端康成面对死者的世界,不知何时产生了生的感情,死中的生、生中的死,总是深深地潜藏在他的作品中。 &徇情——日本人正面歌颂的情死 “殉情”是对日语“情死”的翻译，而“情死”在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心中”，这是日本大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将汉字“忠”字分解开，将其上下部首调换一下就成了“心中”，原意为“相爱的男女向对方表露心迹的证据”，有切指甲、文身、断发、断指、情死等。后来，“情死”就成了真正的“心中”，进而“心中”成为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日本人一向对殉情有特殊的迷恋，日本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都有“情死”和“心中”的情节，而不同文本对殉情往往均有正面的歌颂。近年最成功的例子无疑是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一对恋人把情死作为获取“来世”爱情幸福的途径，梦想着借情死使他们的爱情永恒化。他们怀着对生的留恋和对死亡的向往，为情而死，双双自尽以实现最终的结合，这在日本文化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对于重人情、重人性的日本民族来说，没有比死亡、比双双情死更能引起人们深切的感动和崇高的审美享受了，情死都在自尽的刹那，心中涌动着寂灭的哀伤，感情得到了升华和宣泄。 &牺牲——武士道提倡的最高境界武士道提倡“轻生死重然诺”。日本人甚至认为“武士道既是死”。日本武士道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国儒教的孔孟思想，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的弟子大道寺友山则将这种尚死观念进一步发挥，主张“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取首级之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萎缩之态。”据本尼迪科特所著的《菊与刀》记述，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要家胜海舟幼时曾被狗咬伤睾丸，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身为武士的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流传的赤穗四十七浪人（古代把失去主人的武士成为浪人），在为主人成功复仇后，也选择了集体牺牲，并且是剖腹自杀的方式。二战中，日本武士道异变为促使日本侵略军进行对外屠杀的精神武器。看电影《偷袭珍珠港》，一些年轻的士兵，念着忠于天皇的誓言，奋身不顾地钻进轰炸机，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取战争的胜利。战后，随着日本政府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和人民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日本武士道文化一度成为日本社会的禁忌，除了极少数右翼分子仍念念不忘外，大多数日本人对其嗤之以鼻，长期兴盛的武士道最终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是，作为长期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武士文化，尤其“轻生死，重然诺”的思想，对日本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剖腹—— 一种日本人独有的自杀方式剖腹是日本人所独有的自杀方式，日文汉字写作“切腹”。剖腹不同于一般的自杀，有比较正规、严格的方法和程序。有条件的话，往往要先沐浴净身，然后才开始切腹。按体位区别分别为“立腹”、“坐腹”；按方法区别，分为“一字型”、“二字型”、“三字型”切腹和高级的“十字型”切腹，而且一般要由“介错人”“帮忙”从旁边用武士刀斩下自杀者的头颅以实现死亡。历史上的剖腹者中主要是武士和有地位的人。剖腹的原因有的是作为或最后的惩罚和自己引咎自杀，如日本历史上茶道的创始人千利休；有的则是为了表示效忠或徇死，如日本历史上流传的赤穗四十七浪人。也有其他的原因，如日本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战后曾煽动日本自卫队举行叛乱，以复活军国主义，失败后剖腹自杀。当然剖腹是事关性命的大事，即使作为武士也只在战斗失败、事关自己荣誉或责任的极端情况下选择剖腹自杀。特别是在战败时，由于日本武士把被俘或被敌人杀死视为一种某大德耻辱，往往选择自杀，而剖腹则被看作最为体面的自杀方式。这也是我们在抗战题材的电影、电视上熟悉的场面。但随着历史向前延伸，日本的剖腹自杀数量在经历了二战历史高峰后开始直线下降。由于日本国民对这一充满血腥味的民族自杀习惯开始有所反思，这一行为逐渐减少，最终也必定成为日本文化的历史化石。 剖腹，原本是一种血腥的残忍的自杀方式，却被日本人发展为一种崇尚的死的仪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在剖腹自杀这一行为上看到的不是死的血腥、恐怖和残忍，而是尊严、气节和壮美。 &日本生死观： 文化影响着人的观念，而人的观念又推动着文化的发展。那么，尚死的文化又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而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又促成了日本人的自杀情节。1、死是生的一部分，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这和日本人的自然观相连。在日本人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距离，认识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从生到死不过是自然的简单轮回，就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生与死的界限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泾渭分明。《挪威的森林》中，木月，直子，初美的死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中国人感觉中的不可理喻。他们觉得死亡是生活的一种选择方式，是一种无法摆脱生活痛苦的最后选择。是一种自我的解脱，是生存的另外一种形态。书中反复出现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就是对日本文化中的那种生死观念的最好注解。2、死是对集体责任的承担和忠诚。这和日本人的集体观念相连。日本人一向把个人的价值维系于其所存在的团体价值之上，为了团体（甚至是国家）的利益，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这样为团体而献身就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在古代这种对团体的负责主要表现为对封建藩主的忠心，而现在则表现为对国家和对团体的忠诚，这种以自己的生命为团体乃至国家殉节的精神非常强烈，时至今日虽然有所削弱，但仍顽强地保持着。3、死是一种律己的行为，应该被宽恕。这和日本人的善恶观念相连。日本人认为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律己的行为。所以不管生前犯过多少罪行，一旦死了他的罪孽也就消失了。无论他们生前做了什么，死了的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尊重和礼遇。所以，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不论生前是善还是恶、是是还是非，死后都变成了佛，其牌位也理应放入神社，受后人供奉。在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石川五右卫门，该人是日本 16 世纪有名的盗贼，按理说是个坏人，但在许多地方的神社中，都有该人的牌位。这也是尽管一再被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东亚人民的强烈反对，依然有一些日本政府要人屡次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原因。日本人的这种生死观，是一种不分善恶、不分是非的世界特有的生死观。这和绝大多数国家有善恶、有是非的生死观不同。也必定会继续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抗议和唾弃。 4、自杀是维护个人尊严的一种行为，是个人自由的权利。日本人把“自决的权利”看作“自由的权利”。日本宪法第13条就“尊重个人”规定“任何国民都应该被尊重。关于国民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和国政上都应该给以最大的尊重”。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界以及日本民众都解释为这是宪法赋予给人“自决的权利”，认为自杀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意志，是一种权利。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仍然把自杀作为一种禁忌，而日本人却还经常在津津乐道剖腹、徇情等自杀行为。 总的来的说，日本人看轻生死、宽容生死、尊重生死。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死观。

樱花热烈、纯洁、高尚，代表命运的法则就是循环。严冬过后是它最先把春天的气息带给日本人民，每年3月15 日至4月15日为日本的“樱花节”。日本人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即使死，也该果断离去。 樱花凋落时，不污不染，很干脆，被尊为日本精神的象征.

《金阁寺》并非单纯的虚构 ,实有其原型本事。这部成长小说 ,表达了作者的美学观 ,特别是作者受希腊思想尤其是日本禅文化影响之下的成长观、人生观。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金阁寺》的心理学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金阁寺》的心理学探析全文如下：

[摘要] 《金阁寺》是一部描写细腻入微的心理小说，就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小说中人物的心理变迁来说，折射出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心理学问题。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作为切入点，论说三岛由纪夫创作《金阁寺》的潜在意图和小说中人物的无意识心理，并将其上升到整个人类无意识的层面，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三 岛由纪夫 《金阁寺》 自卑情结

《金阁寺》是三岛由纪夫的代表作之一，奥野健男也曾直言这部小说代表了三岛由纪夫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也是三岛美学的集大成之作。在笔者看来，这部作品不仅昭示了三岛由纪夫的美学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他潜意识的自卑心理。奥地利心理哲学家阿德勒认为，人是天生自卑的，因为人刚生下来是弱小、卑微、无力的，需要完全依赖成人。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人随时都体验着自卑。但是，正是自卑促使人们去努力克服自卑，追求成功和优越，所以自卑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格发展完善的动力。但若被自卑所压倒，则会产生自卑情绪，导致神经症人格，抑郁、悲观、消沉，甚至以畸形的形式如暴虐、嫉妒、自欺欺人等方式表现出来，由此上升为“自卑情结”。简而言之，当“一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对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出现的就是自卑情结。” 这是潜伏于人类内心无意识的精神暗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三岛由纪夫的人生就是这样一条从自卑到超越自卑的轨迹，他的代表作《金阁寺》中的主人公就是表现作者生与死、哀与乐的载体。众所周知，诗是最能表达作者内心情感的一种文体，而战后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小林秀雄就曾怀疑《金阁寺》并不是小说，而是一首诗，因为作家在文中过于直露地坦白了自己对美的态度和理念。

《金阁寺》中的主人公沟口，从小身体羸弱，是一个寺庙住持的儿子，长的丑陋，而且还口吃，这无疑是造成他自卑情结的遗传因素。“结巴，不消说在我和外界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我是一个结巴而寡言的暴君。我还乐于幻想我成为内心世界的国王，成为冷静观察的大艺术家。”对于一个体弱家贫而且天生口吃的孩子来讲，自卑体现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天生口吃的毛病，使他无法表达别人轻而易举就能表达的东西。这是沟口存在的基本事实，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从小就听父亲讲金阁的故事，慢慢地金阁在他心中幻化成美的象征，但是，美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遥远、无法言说的幻影。因为他天生的缺陷，他不自觉地将自己游离于美之外的状态，他觉得他的丑陋配不上金阁的美，这是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也是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心理在起作用。但同时他在内心幻想着自己拥有金阁的美，幻想自己是一个大艺术家，这也是潜藏在他内心的追求优越的心理。当他有机会进入鹿苑寺当一个小和尚，可以天天目睹金阁的美的时候，这种美显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及，似乎处处皆在，但是现实中却看不见。于是现实的遥远和内心的渴望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作为一个残缺的自我，他在这种矛盾中苦苦挣扎却无法得到解脱。

当他有机会进入大谷大学学习时，他的生活环境有了改变，和周围的同学相比，他生理上的残缺使他的自卑情绪又一次地凸显。鹤川是一个有着纯洁善良的心灵的人，有一段时间他成为沟口心目中美的代表，他能“把一切阴影演绎成向阳，把一切黑暗转化为白昼，把目光变为日光，把一切午后的苔藓潮湿化作艳阳之下沙沙作响的翠叶。”但是，就像沟口之于金阁一样，他觉得自己的丑陋配不起鹤川的美，于是他与天生就有严重X型内翻足的柏木交好，柏木也是一个天生残缺丑陋的人，但是他却蔑视人的理性和本能，他憎恨那些美的东西，追求瞬间的快乐，游戏人生，他“丝毫不像我那样时时感到羞怯、惭愧”。他引导沟口去勾搭姑娘，教给他如何从封闭的内心走向人生极致的黑暗。这样，在沟口看来，美和丑、善与恶已经和世俗没有关系了。正因为他和柏木都是天生有缺陷的人，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心灵共鸣，所以他们在一起不会感到自卑，相反他和柏木交好的日子让他感到很舒适。“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美。”这是贯穿于沟口整个人生的难题，对他来说，美和天生残疾的自己是无缘的，他向往美，但是他怕被美排斥于外，这就是他自卑情结产生的根源。

三岛为我们塑造了这样一个有着强烈性格冲突的个体，这并不是偶然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有着三岛自己的某些影子。三岛从小也是矮小羸弱，三岛在四岁的时候就因“自家中毒症”险些丢了性命。他从小被性格孤僻的祖母养大。他的祖母出身名门世家，“她有孤高不屈的灵魂，疯狂的诗一般的灵魂”，“她把我关在她那终日紧闭房门、充满令人窒息的病痛和老朽气味的病房里，她的病床和我的床并排着，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祖母无疑对三岛由纪夫的影响最为巨大，她一方面把他当做娇贵的日本小姑娘来抚养，另一方面又将贵族气质和武士道精神慢慢地灌输给他。这造成了他性格的二重性，一方面怯懦软弱，一方面个性强硬。因为他的羸弱，他崇拜所有“未被理智侵犯过的肉体的所有者――赌徒、船夫、士兵、渔夫”，但是也因为他的羸弱，他注定“只能以热烈的冷淡，远远离开他们，仔细凝望他们”。三岛的文学主体从来都远离平民阶层，聚焦上层人物，并且在残酷中享受癫狂般的快感，他认为死得越残暴、越痛苦，就越美，以至于他认为日本传统的切腹自杀仪式具有无法比拟、无法超越的美感。于是他便成了“站在不稳定的点上，不断分裂、破碎的自我，存在于永远的矛盾张力上的自我”，他一手触摸天堂，一手留恋地狱，这种恰似“菊与刀”的矛盾使得三岛无法在人生中寻求到一种平衡。可以说，少年时代身体和精神的残缺是他产生自卑情结的根源。

正如小林秀雄说的，三岛在《金阁寺》中过于直白地袒露了自己的情感，主人公的身上有太多三岛自己的影子，所以人物刻画才会突破表面，浸入骨髓。就像沟口和柏木一样，三岛也是天生弱小的孩子，虽然没有他们那么明显的身体残缺，但是瘦弱的身躯依然让三岛感到深深的自卑，就像他自己所说：“我耻感于自己有那瘦骨嶙峋的胸膛和苍白细小的胳膊”。1944年5月，三岛还没有毕业就接受了征兵站对适龄青年的体检，检查体力时，别的孩子能轻松地把一袋米上下高举十几回，但三岛连齐胸举起一次也做不到，检查官大声嗤笑着他，这个嘲笑声可以说萦绕于三岛由纪夫的一生。

1945年时三岛由纪夫因为体检不合格未被征兵处征录，其实在这次体检中，三岛由纪夫对征兵站的医生撒了谎，当他被医生误诊为“肺浸润”令他即日返乡时，他走出军营的大门就开始狂奔，三岛此后质问自已“我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愿望”。他一方面渴望参军打仗，但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逃避着。在之后的日子，他开始刻意地锻炼身体，坚持塑造希腊式的完美肌肉。四十多岁时，当他伸出手臂，再也不是少年时代那苍白瘦弱、可怜兮兮的胳膊，而是强健的肌肉，丰满隆起的臂膀。

三岛将自己对美的理解和向往毫无保留地赋予于《金阁寺》的主人公身上，不管是自卑至极的沟口，还是不可一世的柏木，都是三岛自己的化身，他们两个就像两条相反方向的线，勾勒出了三岛的内心世界。一方面，三岛像沟口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自卑感，沟口因为口吃而不敢讲话，但内心深处向往永恒的美;三岛因为羸弱的身躯遭人嘲笑，但他一生也向往希腊式的强健肉体。

去看电影<最后的武士>

这个网站是介绍日本自杀的白皮书，内容很丰富。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