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钱荒及其缓解对策裘士京赵宋政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两宋三个多世纪中,虽然国家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属于国势衰弱的朝代,但我国的封建经济在两宋相对稳定阶段仍有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及城市经济的繁荣,矿冶业包括金、银、铜、铁、锡、铅等的开采量和冶炼技术均有很大的提高,货币流通和货币铸造成为颇具特色的内容。宋代是中国历史上铸造钱币数量最多、品种最繁杂的朝代,但是终两宋之世,“钱荒”之声不绝于耳,有些时候还相当严重。这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对钱币需求量的增加,同时也是宋王朝特殊的政治形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中较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成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以下仅就宋代钱荒的原因及其缓解对策作一些探讨。一钱荒频频的原因宋王朝和过去历代王朝相同,对金属和非金属矿的开采冶炼均实行禁榷,所有权由国家垄断,在铜矿产地设监,矿务、场务有专任官吏管理;但实际采炼由该地方坑冶户承包,按政府规定的数量缴纳岁课,实行国有民营。这与当时各种手工业直接由政府招募或雇工经营有所不同。在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宗至道三年(960~997) 的37年中,曾允许百姓私采铜、金、银等矿。《宋史•食货志》载,开宝三年(970) 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后代赋及山泽,上加侵削,下益凋疲,每念兹事,深疚于怀。未能捐金于山,岂能夺人之利。自今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县) 岁输课银,宜减三分之一。”(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中华书局1964 年版) 表明朝廷不与矿冶业主争利,使他们在一定的减税、免税政策下,从事采矿和冶炼。其后曾一度将采冶收归官营,凡出铜地区,一律禁止民采。但一段时间之后又部分地放开开矿权,主要控制冶炼和铸造权。宋代金属矿场的分布及岁课量。据《宋史•食货志下七•坑冶》载:“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劭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铜、铁、银等金属矿场集中分布在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境内,极一时之盛,远远超过唐代;其次是安徽、浙江、四川。锡矿、铅矿主要见于江西、福建、湖南、两广。到治平年间(1064~1067) ,铜矿分布共11 州1 军46 冶,以江西、福建为主,广东、四川为次。元丰年间铜矿分布计22 州(军) ,与治平年间基本相似,又增开浙江、河南、陕西共5 场。金属矿的产量也呈上升之势,仁宗皇祐时(1049~1053) ,岁课铜510 万斤,铅约10 万斤,锡33 万斤;英宗治平时,铜为697 万斤,铅增至200 万斤,锡增至百余万斤;神宗元丰元年(1078) ,岁课铜1 460余万斤,铅919 万斤,锡232万斤。铸币数也由太宗至道年间的80 万贯,至真宗景德年间增至183 万贯,到神宗元丰年间,仅所铸铜钱达到500 万贯,铜监增至17 所,所铸铁钱也达至500 万贯,有铁监7 所。两宋的钱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铸造数量特别多、钱名种类最为丰富的时期。唐天宝年间,每年铸钱数只有32 万贯,以全国人口计,每人只摊到六七文。北宋初年的铸钱量就达100 万贯以上,最多的元丰年间达500万贯以上,铁钱和纸币还不在内就数十倍于唐。根据各年铸造铜钱数来计算,从北宋立国到元丰末年截止,总铸造铜钱当在一亿四五千万缗,若加上私铸的钱,合计当接近二亿贯。官府的铜钱,在铜监监督下铸造,铜料一般来源于周边的矿山,也有从较远产区调配来的。宋代铜冶增长的情况已如前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铸钱最盛的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积聚已久的钱荒问题却突显出来。正如当时人张方平所指出的,“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宋代钱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民间销熔铜钱,制造器皿以获利。铜是国家的禁榷物,由国家严加控制,民间缺铜,一般民用铜器在市场上价格上扬,在利益的驱使下,有人销熔铜钱以铸造器皿,据记载因此可以获利5~10 倍;其次,北宋虽严格禁止“铜钱阑出塞外及南蕃诸国”(《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但铜钱私下外流愈演愈烈,大量铜钱不仅通过各种途径流落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而且流到海外,难于阻扼;再次,铁钱大量铸造,而其实际价值越来越轻,与铜钱的比值不断变动。因此民间多储藏铜钱,不愿在市上流通。尤其是贵族、地主,大量窖藏铜钱,使本来就不充裕的铜钱更加匮乏,这种状况在宋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商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进步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突出;最后,宋代货币流通的地方性十分突出,其钱币是中国货币史上最复杂、币材种类最多的王朝,加上一直没有统一,铜、铁钱兼用,钱币分大小以及铜、铁钱交换比率的不确定等也是钱币正常流通受阻的原因。二缓解对策钱荒说到底就是铜荒,尽管宋代大量开采铜矿、锡矿,到处设铜监铸币,但钱币仍然不足,宋王朝采取以下多项措施增加钱币的铸造和投入,以期缓解或解决钱荒问题。方法之一,大铸铁钱,以铁钱补铜钱之不足。早在宋初,铁钱就与铜钱并行,且形成铜钱与铁钱的流通区域,成为宋代金属铸币流通中始终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铁钱流通的区域,由初期的四川地区,扩大到陕西、河东等地。南渡以后,为防止铜钱流入北方,两淮、京西及湖北荆门等地也使用铁钱,朝廷在重要产铁区设置铁监。史载,真宗景德年间,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12 斤10 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25 斤8 两, 铜钱1 个当小铁钱10 个兼用。仁宗庆历五年(1045) ,泉州青阳铁冶大发,置铁务于泉。神宗熙宁年间,以兴国军(今湖北阳新) 、睦(治今浙江建德梅城镇) 、衡(治今湖南衡阳) 、舒(治今安徽安庆市) 、鄂(治今湖北武昌市) 、惠州(治今广东惠州市) 置6 监。(《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南宋绍兴九年(1139) ,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孝宗乾道六年(1170) ,增置舒州同安监、蕲州蕲春监、黄州齐安监,皆铸造折二钱,岁各30 万贯,所铸之钱在两淮通行。淳熙五年(1178) ,诏令舒州岁增铸10 万贯,蕲州增5 万贯。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羡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十年又将舒州之宿城监并入同安监。后复以发运司通领四监———江州之广宁监、兴国之大冶监、临江(军名,治今江西清江临江镇) 之丰余监、抚(治今江西抚州) 之裕国监。司农许子中所领三监,岁各认30 万贯, 所铸大小铁钱, 令两淮通行。嘉定元年(1208) ,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30 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同上)两宋所置铜监和铁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兴废之间主要由资源的多寡决定,有的监兴亦突然,废亦匆匆。但有些监如饶州、池州等得以延续较长时间,主要得益于资源的丰富。方法之二,以次充好,在铜钱中搀杂其他金属。为减少铜的使用量,在铜钱铸造中适当增加铁、铅、锡的含量,以牺牲铜钱质量的方法增铸铜钱。据《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费省而利厚。试用此法铸于京师,铸钱时搀杂铅、锡,结果液流速而易成,搀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不堪言,逾月才得万钱。虽最终没有成功,可以看成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崇宁元年(1102) ,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认为江、池、饶、建等监所铸钱不够用,建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30 余万斤,计增铸钱15 万9 千余缗。所铸之钱光明坚韧,与现行流通的钱相同。起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8 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质量较差。随后江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两年后蔡京被罢免,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次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这种方法在此之后也曾多次运用,对铜料短缺可起缓解作用,但效果不佳。方法之三,减铸小钱,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淳化二年(991) ,宗正少卿赵安易建言,因所见蜀地铁钱至轻,二万钱才可购买罗一匹,请求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铸地改称御书钱监;所有旧贮小铁钱以小换大。但是,大铁钱信用度极差,后遂罢铸。实际上赵安易所请之法应该有效,只是措施不得力,收效不显著。不久,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小铜钱3 个可铸当十大铜钱1 个,可省料三分之二,应是很诱人的。此后,各地改铸相对省料的大钱的做法便层出不穷。熙宁后,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呆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又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这一措施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史载:“自当十钱流行,抵冒者多。⋯⋯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谓烈矣。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乏。靖康元年,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下二•钱币》) 既减铜增铁,又以当二代替小平钱,同时严厉打击私铸,可谓数法并用,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徽宗时,再次抬出皇帝御书,大铸当十大钱,立钱纲验样法,设铸钱院。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乌背,书画分明。当十大钱从此流布甚广。这一措施的推行,使钱的质量下降。大钱虽通行,但钱荒仍无法缓解,北宋已亡。方法之四,发行交子,以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这是交子发行的重要原因之一。交子起初是川、陕一带商人因铁钱重且价值贱而发明的。小钱每10 贯,重65 斤,折大钱一贯,重12 斤,街市买卖,难以携带,商人尤其是大商人极感不便,客观上需要一种便于携带且又很轻便的货币。宋真宗时(998~1022) ,成都16 家富商私造钱券,称为“交子”。后来主持交子铺的豪商挪用、吞没现金,造成交子不能兑现,引起争讼,官府遂令禁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 正式设“交子务”于益州,由官府发行交子,这是中国发行纸币的开始。起初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的,每期发行额为1 256 340缗,以三年为界,界满时制造新交子以调换旧交子。交子最初只在川、陕流通,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 推行到秦州。交子的推行极大地方便了商贾,也弥补了铜料的紧缺和金属货币的不足,并从此开创了中国纸币的发行历史,成为世界货币发行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崇宁、大观年间实行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交子流通的范围与铁钱流通的区域相同,钱引扩大到京东、京西、淮南、京师等地。南宋的纸币流通范围广、种类多,初称关子,后称会子。市场上,既有朝廷发行的会子,也有地方性的川引、湖会、淮交等。两宋各种纸币的兑现以铜、铁钱为主。由此可见,交子最初在铁钱流通地出现,是适应了经济发展后方便行商的需要,其后则是为了弥补金属货币尤其是铜币的短缺。纸币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铜钱严重不足的矛盾。方法之五,申严下海之禁。铜钱的输出是两宋的一个严重问题。北宋熙宁、元丰年间,铜钱的外流已相当突出,南宋时期铜钱铸造量减少,但输出仍在继续。输出的途径,似乎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其去向仍旧是那些使用中国钱的地区和国家,最大的去处是北方的金人,其次是高丽、日本、东南亚诸国。以日本为例,日本自唐宋以降,一直到明朝中叶,不断地输入中国铜钱,其数量之大令人吃惊,其中宋钱的数量最大,北宋钱又占绝对多数。如日本正德二年(1712) 在水户正宗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188 116 枚,占总数的83 % ,其中北宋钱占96. 6 % ,南宋钱仅占3. 4 %。(转引自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417 页注释[ 15 ]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又如日本明治三十五年(1902) 在冈部村全昌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24 818枚,占总数的89. 6 % ,其中北宋钱占97. 6 % ,南宋钱占2. 4 %。又常陆国井村等处出土的古钱293 026枚,宋钱占84 % ,其中北宋钱占99. 3 % ,南宋钱仅占0. 7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50 页注释[ 1 ])宋王朝曾多次下令禁止铜钱输出,如宋初就强调“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下七•坑冶》) ,其后又多次重申。南宋也一再重申这一基本政策,其中仅南宋后期就有宝庆元年(1225) 、端平元年(1234) 、淳祐四年(1244) 三次明令禁止铜铁外流,尤其是申严下海之禁。方法之六,搜刮民间铜器,禁止毁钱铸造其他器皿。早在开国之初的宋太祖开宝三年(970) ,就下诏禁止民间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同上) 此后,类似的诏书也很常见。宋仁宗天圣以后,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加其罪,毁钱千,为首者抵死。但其收效有限。宋代经济的发展,从钱币的大量铸造、钱币投入量大增可以窥见其一斑。宋王朝采用多种办法,扩大铜矿的开采和钱监的设置,上述六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铜钱的投放量,缓解了钱荒,但终宋之世,这一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钱荒客观上反映了货币经济在封建社会之重要性的提高,也折射出宋代对外交往联系的加强。(本文为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考古新发现与皖南古代社会研究》内容之一, 项目编号A HSK03204D29)作者裘士京,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