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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解读与当下解读—古典名著影视改编的关键穿越历史长河积淀卜来的一系列古典小说名著，民众认知程度极口，为人众月一热能详，在当代社会仍然拥有巨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语境和技术条件卜，通过影视改编等手段，对古典小说名著进行再阐释，使之人众化，视觉化，精美化，在追求“眼球经济”的今人，既符合当代社会文化心理的需要，又有利于经典名著的介绍和吾及说到古典名著的影视改编，我们首先要界定子卜么才算得上名著改编名著改编是带着镣铐进行的舞蹈，是对名著文木木身进行的一种有限制的再阐释再创作因为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是以原著文木为基础和核心，以影视为包装和重组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方式的，而不能颠倒了一者一之间的关系所以，古典小说名著的改编自山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小，必须在保持与原著的故事情节以及作者一的思想观念基木一致的前提卜，来进一步追求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理念但是近年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文化现象:很多作品袭改编之名，却少{没有行改编之实，而是“借壳上市”般的纯自山创作这类作者一往往借名著的知名度，在自己的作品中冠以人众热悉的人物或名目，创作的却是极具原创意味的故事如影视作品《大话酉游》、《星光灿烂猪八戒》:网络文学作品《悟空传》、《沙僧口记》等等，虽然承袭了古典名著中的一些文化因素，故事内容和思想意识却发生了根木性的变化因此这类作品不应归属在名著改编之列，而应视为原创作品既然古典名著的影视改编是在现代文化背景卜，借助现代技术，进行的含有现代文化因素的再阐释，那么，改编之前就要解决这样一些根木问题:如何理解名著了女ii何处理原著精神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历史跨越了如何协调忠实历史和原型的同时又赋子改编作品以现代文化因素，使之为观众认同和接受了从文学解释学的角度分析，对经典名著的再阐释要考虑文木木身的审美阅读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解读两个方面的问题，伽达默尔所建立的酉方文论中的现代解释学，就是对理解的木体论性质和理解的历史性两人原则的系统发挥和阐说在笔者一看来，对古典名著的解读和阐释包含了两个部分:就是原著文木的木体自在性和理解主体所处的历史阶段性，我们也可以将之概括为还原解读和当卜解读虽说解读的终极目标总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达到理解主体与文木木身合而为一的默契，然而具体的解读总是有具体理解上的差异性，正如“一毛个读者一就有一毛个哈姆宙特”的酉方经臾论断理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卜的差异性来源于，理解是人的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必得以人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处境为出发点，必然要打上历史流变和时代文化的烙印，而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的纯客观理解对古典小说名著的理解也不例外尽管对经典名著的阅读已经超越时空，形成了一种基木的文化共识，但是落实到个体阅读上的理解仍然是毛差万别的，仍然有每个时代文化背景卜所包含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具体而微的差异还原解读，首先是指尊重经典名著的文木木身按方法论解释学的观点，理解的目的是要消除误解以达到对文木中作者一意图的准确理解，因此，正确的理解必须消除成见，跨越时间距离所以在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过程中力求准确理解，还原木貌，就要与原著的基木故事情节以及原著作者一的基木价伯观保持一致，追求作品内容的木质真实，追求一种还原历史风貌的“神似”，把握作者一的创作精神，这是对古典小说名著改编的基木要求例如，《三国演义》的影视作品要尽m:展示人卜三分和政治风石的恢弘y势，《水浒》的影视作品要着力刻画人物的英雄y质和典l}!J性格，《红楼梦》要表现封建末flf_贵族家庭的儿女情长和悲剧主题如果脱离了对小说文木木身的理解，名著的影视改编就会堕入无根的虚妄，无法传达出为观众认同的文化精神法国析学家利科的解释学文论认为，文木具有自身内在的结构和自律性，解释就是遵循文木的内在结构JI子以揭示的过程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也是要遵循这个过程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山」几“成见”之不可避免，要求得木真理解，就要像伽达默尔认为的那样，发挥来自一种整体的历史传统的“真前见”的作用，将被理解的文木带出现实关系而纳入相对封闭的历史视域，从而保证我们对历史流传物木真意义的理解而越是经典的作品，越具有自身显著的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其文木内在的还原J险也越好我国古典小说名著，经过数代人的阅读与阐释，已经形成了文化认知上的y度一致性，容易达成对小说的木真理解因此，影视改编作品的再阐释容易与观众产生共鸣央视版《红楼梦》、《酉游记》、《三国演泛》、《水浒》等名著改编电视剧的成功就与其能够再现小说的精神风貌，贴近人众的心理期许分不开当卜解读，就是要考虑阅读主体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山于传播形式的转变以及作用对象的不同，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必然带上当代文化的因子伽达默尔认为:艺术品存在J几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读者-的理解使作品存在变成现实:艺术作品存在J几一切可能的阅读理解之中，它将自己的存在展示为被理解的历史照此说法，读者一的理解是一切作品具有存在意义的前提古典小说名著通过影视改编，被赋子当卜性，在观众的感知和理解中获得存在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文化的存在形态是流动不居的，每个时代的读者一(观众)群有自身带有群体性的文学接受的习惯系统，美国文论家卡勒说，文艺作品“只有在与一种被读者一接受的习惯系统发生关系以后，才会有意义”通过这种文化习惯系统的实现，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才能得到人众文化心理上的认可，为适应当代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心理做一些改动也就必不可少亩目照搬照抄，妄想原汁原味，不给阐释者一留卜腾挪的余地，既不可能也不现实解释学文论认为文木的意义是向读者一的理解开放的，肯定文学文木的开放性，把对文木的解释看成是文木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古典小说名著的影视改编也是山当代人众的主观性共同参与完成的但是改编必得具备这样的前提:不违背历史真实和作者一木意JI有助于加深观众的理解和欣赏在保证主要故事和主要思想不变的前提卜，加入一些细节刻画和人物性格以烘托或渲染故事情节，是可以理解有时也是必要的而对于一些和时代文化思想完全相背弃的东酉，也可以酌情进行删改例如电视剧《水浒传》中对潘金莲的态度，有一定的同情和美化成分，就暗含了当代文化因素中与封建社会截然不同的女性意识一些影视改编的事实表明，这些细节改动也确实起到了丰富剧情的作用但是，如果改编没有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夸人解读和阐释的随意性，就会陷入逻斩混乱，漏洞百出的状况:或者一味迎合某些人低俗的倾向，将经典名著庸俗化，甚至篡改得面目全非，就背离了改编名著的初衷，让人部分观众产生文化疏离感，引起反感和指责影视作品是以一种灌输式的方式将文化娱乐信,传递给观众的，如果单向度地传达许多错误甚至有害的信急，必然扰乱和误导人众对古典小说名著的认识和理解，将会贻害无穷前些年，一些召)曲和解构历史的所谓反历史主义的影视作品，就曾引起过学者一和观众的强烈不满对古典小说名著解读和阐释是进行影视改编的前提基础如果对名著的理解木身就有问题，就不到位，改编出来的作品也必定粗制滥造，乏善可陈，这无论对观众还是对原著来说都是一种襄读只有处理好还原解读和当卜解读之间的关系，追求均衡和适度，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结合点，才能使影视改编作品既叫好又卖座从古典小说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的情形看，央视版的《红楼梦》、《酉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等，创作态度严谨，画面制作精良，体现了小说原著精神，也融入了当代文化因素，获得了观众好评但是这JI非意味着古典文学名著之再阐释与再创作达到了i1:境山」几古典小说名著是作为历史性的文化现象存在的，其文化意蕴和精神内涵将随着时代文化的发展而向后来的解读和阐释者一更多维更全面地敞开，因此，对古典小说名著的理解与阐释也将是进行式的具有反复演绎的可能险，不可能到达艺术的终点而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古典名著进行文化阐释的意义所在也只有这样古臾小说名著才能最终走卜书架，走进市场，贴近民众，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食粮
在豆瓣，34448名观众给《真·三国无双》打出了3.9分的低分。这部由中国根据“日本根据中国古典名著改编的 游戏 ”改编的电影，中间经历了从小说《三国演义》到漫画、再到网游、再到电影的“魔改”过程。尽管有豪华的演员阵容，不缺少热度，却抵消不了人们对此类 游戏 改编电影的极度不信任——“毫无悬念的烂片”等类似话语充斥着评论区。
《真·三国无双》的“扑街”具有必然性。它不是直接取材于《三国演义》，剧中吕布、曹操、刘备、关羽等角色与人们熟知的人物形象相差甚远，低能的剧情让大部分观众无法接受这种形式的“创新”。
作为国内超级大IP，从老版的央视四大名著电视剧开始算起，其改编剧一直在数量上拥有绝对优势，无奈却陷入了“越拍越烂”的怪圈。守着“富矿”，却拍不出精品，四大名著的影视化可以清楚地验证这样的艺术规律：成功的改编是相似的，翻车的改编各有不同。名著改编剧，到底路在何方？
第一次改编往往即为巅峰
文学特性是影视剧的发生学基因，小说的文学性故事与影视剧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我国古典四大名著都是章回体长篇小说，其通俗性、戏剧性、民族性、趣味性、生活化、形象化等文学特点都十分适合改编成影视剧进行全方位的演绎。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四大名著被陆续搬上银幕和荧屏，涌现出一批经典作品。
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品、中央电视台首播的1986年版《西游记》、1987年版《红楼梦》、1994年版《三国演义》、1998年版《水浒传》，是几代人心中的美好回忆，播出时都是万人空巷。之后，“老版四大名著剧”被多次重复播放。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老版四大名著剧”在哔哩哔哩甫一上线，便受到网友的热烈追捧，播放量、弹幕量一骑绝尘。
央视第一次将四大名著搬上荧屏，忠于原著的经典性，让作品有了独立于小说之外的艺术价值。因而，它们能魅力不减、历久弥新。此后几十年中，“新版四大名著剧”陆续出现，电影作品更是层出不穷。但改编作品艺术质量往往让观众大失所望，优秀者凤毛麟角。
其中，《西游记》影视改编种类最繁，涉及到电影、动漫、电视剧、网络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改编数量位居四大名著之首。得益于章回体结构形式和文本本身的魔幻特性，满足了人们对魔幻世界的想象，《西游记》改编的空间很大。豆瓣App显示，与《西游记》有关的影视作品有一百多部。《西游降魔篇》《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西游伏妖篇》等大量西游电影轮番上映，屡创票房奇迹，这让许多人看到了名著改编广阔的市场前景。更有人断定《西游记》将为中式魔幻电影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我们抗衡西方《哈利·波特》《指环王》等魔幻大片的超级IP。
与《西游记》的火热相对比，另外三部名著的影视化改编，收获的更多的是批评与沉寂：2010年，声势浩大的新版《红楼梦》，引来一片批评声，最终以6.0的豆瓣评分惨淡收场，之后鲜有大制作出现；《三国演义》相关改编，较有影响力的《赤壁》系列电影，距今已有18年；而《水浒传》更为惨淡，除了几部电影网络自制剧，已经全面绝迹于院线电影项目……
三种改编方式的“翻车”
改编涉及到两种不同艺术之间的转化，文字文本转化为影视文本，抽象思维具象化呈现，会不可避免与小说产生一定的差异。其精髓在于“旧瓶装新酒”，能够呈现名著在当代语境下的解读。概括起来，当下名著改编方式有三种，取材式改编、戏说式改编以及“魔改”。
取材式改编，是较为安全的改编方式。这类改编大多忠于原著，还原了主要关系和人物情节。但忠实原著并不意味着限制改编者应有的创作自由，忠实原著不是亦步亦趋完全照搬，同样需要大胆的虚构、独特的发现和不拘一格的风格。一句话，其创新高度需要“配得上”原著。由于对文学作品十分熟悉、珠玉在前，观众会产生定向期待和心理预设，如果创意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出现大型“翻车”现场是难以避免的：以新版《红楼梦》为例，小说中对黛玉外貌有诗意的描述，“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与新版“胖黛玉”形象形成的反差，一直被观众所诟病。所谓创新的昆腔配乐、“黄瓜片”“铜钱头”的头发造型等，都是“创新配不上原著”的典型事例，反对声此起彼伏也就毫不奇怪了。
戏说式改编，最典型的是刘镇伟导演的《大话西游》系列电影。孙悟空本来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传奇英雄，《大话西游》却开创性地将爱情元素加入其中，让佛教徒和妖怪谈起了恋爱，因为其不伦不类的改编，其实一开始反响平平。但好在这种改变暗合了时代要求，随着网络兴起带来的“解构主义”审美趋势，大出意外地在事后被网民奉为经典，《大话西游》系列也成为《西游记》改编电影中评价较高的一部作品。
由此可见，戏说式改编，因为对原著背离尺度较大，所以新的版本最关键的是要翻出新意，暗合当代的 社会 心理需求，就如《金瓶梅》从《水浒传》脱出而完全是另一部新作一样，难度可想而知，所以相对于第一种改编，风险更大。2004年，同样秉承《大话西游》的戏说风格，刘镇伟以《水浒传》为蓝本，重新塑造武松、武大郎、潘金莲、西门庆之间的故事，结果被称为“一部真正的烂俗之作”。吴宇森的电影《赤壁》，大致也是这种戏说的路子，最终为观众所记得的，也不过是一堆雷人雷语。
至于“魔改”，听名字就是“改不惊人死不休”的路子了。对于四大名著这样的经典，“魔改”可以说是舍其精华自创糟粕。这在外国人对四大名著的改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日本1993年版《西游记》，由女性主演唐僧，并将角色设定为女性，是孙悟空初恋的后人；2006年，日本富士电视台又推出了新版《西游记》，女三藏法师，经常因为命运无常而哭哭啼啼；2015年，法国推出《王子与108煞》的院线动画电影，直接化用和改编“水浒一百零八好汉”的设定；2017年韩国拍摄的《花游记》，牛魔王是韩国最大 娱乐 公司的会长，为了成仙，他帮助女唐僧陈善美用金箍束缚孙悟空……如此“魔改”的剧情，国内观众直呼受到了惊吓，“他们总能理直气壮地把别人家的故事改出自家的精神和风格。”
但想想也不奇怪，四大名著代表了中国审美的精髓，外国人不明就里，敢这样胡乱改动，也正是出于“无知者无畏”吧。
主要看“气质”
名著改编剧陷入了“越拍越烂”的怪圈，其实也符合创作规律：其一，“老版四大名著剧”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热播，与当时文化产品不够丰富有关，也就是说，作品的艺术水平尽管问题不少，但大致可以跟上时代的要求。当下名著改编剧，往往只在视觉表现上有突破，艺术水平却不足以满足时代的审美需求；其二，第一次改编，一般首先是保证原著基本不走样，所以“底子”有了起码的保证，能为广大观众所认同，但同时也会让后来者陷入无现成路可走的逼仄境地，越往后越要另辟新路，难度自然会大很多。
除了客观因素，更重要的是主观创作的问题，具体说，当前的名著改编，通常沾染上了过度 娱乐 化和世俗化气质。
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 社会 生活中，具有审美 娱乐 与宣泄功能的影视艺术是人们释放压力的主要途径。很多名著改编作品为了迎合观众，过度放大了这种 娱乐 化需求。为了达到喜剧效果，类似《西游记》改编电影选择淡化“取经”主题，加入戏谑成分。《情癫大圣》里的唐三藏爱啰嗦，逼得龟丞相自杀。师徒四人来到莎车城，一路载歌载舞、扭扭捏捏出场。《西游降魔篇》中的唐僧，被错贴听话符，模仿女性跳舞。为了观众能够捧腹大笑，《西游伏妖篇》还过度挖掘猪八戒好色的特点，影片中的猪八戒见到女性便垂涎不已，经常性地脱口而出：“你好性感哦！”
不得已的“世俗化”，使名著深度被削平。《西游伏妖篇》将小说中的一些晦涩难懂的佛家之语删去，“秀特技打妖怪”，改编后的故事不再具有复杂性，而是成了通俗易懂的简单故事。一心朝圣，愿意为了天下苍生的信仰解救而放弃自身享受的境界被拉低，观众称之为“青春低幼基情版西游记”。
《明清小说传播研究》一书提到，商品经济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古典文学名著影视剧的改编、拍摄，不可避免地要顾及经济利益而增加其 娱乐 性和现代 社会 的契合性，但改编必须要赋予作品新的意义，主要看时代气质——从这个角度看，好的改编都是相似的。
无非就是从主要人物和贡献下手战争就是战将的奋战保的君主建立大业的方面文化 以蔡邕妇女 曹氏父子 以及诸葛的前后出师表 还有马均 诸葛亮的发明 华佗 张仲景的医术等等任务？ 这个具体没明白 不会是人物吧？内政 从曹操的军民同体化 开始治军 得到北方的快速发展 孙权的治理一方也有独到之处 诸葛亮的内政也不是盖的 但有穷兵黔武之嫌
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总结。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叙事行为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宗岗 评点 叙事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们，一方面试图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从史传文学中剥离与独立出来，这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辩”：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分析小说叙事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技巧，如关注叙事结构的美学观念、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赏析叙事文学的文法修辞等。毛宗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和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并称为明清小说评点的“三驾马车”。
一、记事与叙事的区分
中国古代真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的。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史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发展。所以古代文人作小说，其目的往往是要“补正史之阙”，在价值判断上则是以“征实”为准则。在写法上就采用现成的实录式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历史化”思维不仅束缚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制约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虚构”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发达的史传文学理所当然地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叙事技巧与经验，它们弥补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缺乏史诗与传奇的缺憾，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积累和方法总结。毛宗岗正是在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叙事”的概念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并且付诸到评改《三国演义》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读三国志法》中有如下文字：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相仿，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显然，毛宗岗是在艺术处理上来确定《三国演义》在众多史书中的地位的，而这和传统史官的叙事目标有着截然的分别和不同。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与《史记》等史书相比较的最突出之处，正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性。这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即考虑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布局与穿插设计。亦可理解为考虑“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说明毛宗岗的旨趣已经不在于完成记录任务上，而是关注作者在记录过程中的艺术匠心，即作者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因此，毛宗岗才可以抛开“史实”的束缚，将虚构等艺术手法成功运用到《三国演义》中去。
虽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宣称《三国演义》“真实可考”、“叙一定之事”，并以此作为《三国演义》优胜于《西游记》和《水浒传》的凭证和论据。然而，他在自觉的美学追求中，已经将虚构、重组等元素大量使用于《三国演义》的评改中，以此突出小说的整体魅力和艺术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国演义》的“改”上。正是毛宗岗赋予“叙事”全新的概念和创作理念，才会刻意追求小说文本的精致与巧妙，才会改得好、改得妙，其评点部分才拥有了传世的契机与价值。
综上，正是因为毛宗岗在关注“史笔”的同时又注入了“匠心”，才强烈显现出了作者在加工和润色文本时的主观能动性，才为小说叙事脱离史学、融入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指导，让叙事区别记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目标。
二、对叙事行为的关注
故事具有超叙述性，叙事作品也便是对故事的讲述，因讲述方式的不同，原有的故事底本在进入叙述文本时自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叙事观念的不同便决定了这种变形方式与选择事件的角度的不同。毛宗岗关注更多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其实正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细致化体现。例如，毛宗岗经常用“叙法变换(幻)”来表达他对叙事行为的一种敏感与关注。
我们看到，叙事者处于强势位置，人物处于被动位置。叙事者通过调遣人物的行动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刘备欲破黄巾军，具有形式上的困难，而这种形式上的困难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审美的快感。毛氏认为，《三国》一书情节发展奇特曲折、变幻莫测且矛盾冲突峰回路转，如第四十回评写到：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其实毛宗岗在这里强调的“叙法变幻”的效果，和西方文学批评中“陌生化”的概念有着某种相关与吻合。毛宗岗在评点中强调罗贯中在人物设置方面使情节曲折化，而这种曲折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从而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阅读快感。当然，毛宗岗对“叙法变换”还有其它方面更深刻的认识，涉及到叙事视角问题，在此暂不论述。
毛宗岗不仅以“叙法变换”来表达对叙事行为的关注，还通过叙事顺序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补叙为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特意将补叙的作用详加阐释：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
毛本第十八回南阳之战，张绣引兵二番追赶曹军，正是得胜之时，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阻拦。叙事者并未当即揭开这队人马底细。仍照常推进叙事。毛宗岗注意到这一叙事策略，他批到“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后文交代完张绣，又返回来交代曹操，才说明其来历。毛氏夹批曰：“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南阳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在本文叙述中的时间跨度却并未收束。只有补此一段，为所有的谜面找到谜底，才能算是截止和完整。毛宗岗连连称赞曰“好”，便是肯定补叙手法给艺术效果所带来的审美变化。
再例如，毛宗岗强调叙事时需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文本内容层面上显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叙事目标追求。毛宗岗对叙事目标的理解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他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法颇加留意，并且总结出“以宾衬主”之法。此外，他在评点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术语，这显然是对叙述重点和作者意图进行的区分与总结，体现了他对叙述目标的关注与探究。
综上，正是由于毛宗岗将小说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把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照实抄录，他才有意识地关注“叙事”与“记事”的区别，才更加自觉地留意和关注叙事行为。总之，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将叙事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显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成熟与成就。
【作品评介】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在长期民间传兑，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的基础上，依据陈寿写的国志》印裴松之注的正史材料，加上他自己的才学和经验写成的。国寅义》成书之后，又经后人多次增删、整理，现在最流行的，是清明康熙年间毛宗岗修改的本子。 《三国演义》讲的历史故事，是东汉末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吁始，到280年司马氏统一中国为止。《三国演义》在描写近一百年的历史故事中，不但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残酷镇压，而且揭露了他们之间各种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激烈斗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以及他们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强烈愿望。 《三国演义》在描写各封建统治集团的斗争中，全书贯穿了拥蜀反魏，尊刘贬曹的中心思想。在人物好坏的区别上，蜀汉是好人多，坏人少，而在曹魏是坏人多，好人少，在对待各方人物的态度上，对蜀汉方面是以歌颂为主，对曹魏以批判为主。因此，在罗贯中笔下，刘备是宽仁待民的好皇帝。他对百姓是“秋毫无犯，民皆感化”。老百姓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进军西川时，一路之上都受到百姓们的欢迎和拥戴。这是作者理想化了的圣君、明主。而曹操是诡诈残暴的大奸臣。 国演义提供了不少战争经验和各种军事科学知识，对战争的描写，是很出色的。写官渡之战，先介绍两军力量的对比。袁绍兵多粮足，拥军七十万。而曹操兵少粮缺，只有七万人。但是战争胜败不但决定于客观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且还 决定于主观指挥正确与否。曹操是知己知彼，准确判断，继而再攻，各个击破。相反，袁绍自恃强大，没有利用兵多粮足的优势，结果大败而归。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其他如赤壁鏖兵、夷陵之战等，都写得有声有色，雄伟壮阔，引人人胜。 《三国演义》开创了历史小说的先河。为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提供了“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基本经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实和人物，大都是真实的。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官渡、赤壁之战等等，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董卓、曹操、袁绍、刘表、刘备、孙权、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等，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这就是“七分事实”。但另一方面，国演义》又不等于三国历史，它毕竟是一部小说。所以，其中不少内容和情节是作虚构的，夸张的。不但历史上不存在“吴国太佛寺看新郎”“献密计黄盖受刑”和“七星坛诸葛亮祭风”等事件，而且就是对历史人物如刘备、曹操、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等，也不是从佐国志》里照搬到《三国演义》中来。而是作者依据尊刘贬曹的思想给予加工改造，有的加以美化、神化，有的则加以丑化。《三国演义》中的这些人物，都是艺术的典型。这就是“三分虚构”。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据统计，全书共描写了1230个人物，有名有姓者约千人，其中，被毛宗岗称为“三绝”的诸葛亮、曹操、关羽是小说所刻画的众多艺术形象中最成功的人物。 诸葛亮形象是作者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按自己的审美理想塑造的一个忠贞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他不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还 有经天纬地之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军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是智慧的化身。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而竭忠尽智，为蜀汉的事业奋斗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间的重大政治军事斗争几乎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出山之始，就制定了据蜀联吴抗魏的战略；赤壁之战，他孤身赴吴，身临险境，贯彻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思想；又乘胜智取荆襄，进军益州，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白帝城托孤后，他顾命辅幼主，独撑危局。内修政事，巩固后方，六出祁山，誓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生命实践了自己对蜀汉集团的忠贞。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理想、事业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献身精神：在诸葛亮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曹操形象是一个既凶残奸诈又有雄才大略的政治野心家和军事家的艺术典型。他阴险残忍，虚伪奸诈，信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哲学。小说从正统观念出发，通过逼献帝，杀伏后，称魏王，加九锡等情节，突出其欺君罔卜又通过杀吕伯奢全家，借王壁之头以抚军心，借扰乱军心之罪名杀死杨修，以及割发代首、梦中**等情节多方面地描写他的残忍诈。小说在揭露和批判他的恶德的同时，又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奸雄的才智与胆略，他具有卓然超越于董卓、袁绍等人之上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气度。他借迎献帝而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政治上居高临下的极大优势；他善于收买人心，笼络部属，在自己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卓有才干的谋臣战将；他深通兵法，善于用兵，施谋用策，以弱胜强，先后消灭了除刘备、孙权以外的大小军阀，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作为一个“古往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把历代统治者所积累的权术中的精妙人微处继承下来，并用以左右朝政，扩展势力，把封建社会的秩序、法则和道德一概置于自己的驾驭之中，以实现自己图王霸业的政治野心。 关羽不但勇武过人，而且义重如山。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写关羽威武而儒雅的形貌神态，更以夸张的笔调写关羽辉煌的业绩。他温酒斩华雄，杀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可谓勇猛刚烈，所向无敌，睥睨一切，威震天下。但作为“义绝”的关羽形象，其魅力主要来自于他的道义人格。他始而随刘备，不畏艰险；继而降汉不降曹，挂印封金，千里来奔；最后拒绝劝降，从容就义，完成了道德的自我完善。小说也不回避关羽性格的某些弱点，他的骁勇中包含着骄横，坦荡中滋生着自负，往往虚荣偏执，一意孤行。败走麦城的悲剧结局，正是他刚烈而自矜的性格弱点发展到顶点的结果。 《三国演义》也有种种不足，如否定农民起义的错误立场，宣扬封建迷信思想等等。
小气啊，才这么点分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三国演义》写了三个国家的兴衰史,从桃园三结义至三国归晋共经历了五大时期,便是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群雄割据(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 黄巾之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讲了黄巾起义之后,东汉政府的反击,出现了刘备,曹操等英雄,而东汉政权也快灭亡了. 董卓之乱是讲董卓入京前后的故事,从何进与十常侍对战到少帝逃出京城,结果被董卓救驾.董卓入京后收买了猛将吕布,又废少帝,立献帝,大权独揽,实施暴政,逼得群雄联军伐董卓,虽然后来联军失败了,但是董卓最后也被吕布所杀. 群雄割据是讲董卓死后,中原诸侯群龙无首,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互相厮杀,最主要分为三个战区,即北方的袁绍与公孙瓒,江东地区孙策的崛起,中原地区曹操,刘备,吕布,袁术之间的战争. 再后来的三分天下和天下归晋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最主要的我想谈谈自己对三国演义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在《三国演义》中,我最欣赏的就是曹操了,虽然为了突出刘备的仁义,他被写成奸诈之人,但是他的军事才能仍然没有抹杀.他在几年的东征西战中,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连少数民族都臣服于他,他是三位郡主中最有才干的,魏也是三国中最强盛的,他奠定了魏国的基础,后来晋国才能统一天下,所以他是一位真真正正的英雄. 对于人才的求贤若渴,也是曹操值得欣赏的地方,曹操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弟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于公元210年春天下了一道《求贤令》.曹操在令中一开始就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皇帝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和他共同来治理好天下的,而所得的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这绝不是机遇,而是当政的人求,访得来的.有鉴于此,曹操立足现实,指出现在天下未定,正是求贤最迫切的时刻.他希望在左右的人不要考虑出身,帮他把那些出身贫贱而被埋没的贤才发现和推举出来,只要有才能就予以重用.后来,曹操于公元214和217年又下了两道《求贤令》,反复强调他在用人上"唯才是举"的方针.他要求人事主管部门和各级地方官吏在选拔人才上,力戒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受有关系,只要真有才能就行.经过一番努力,曹魏集中了大量人才,当时各地投奔到曹操门下的人很多,形成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而且对于有才干的人曹操还能做到不计前嫌,比如陈琳本来是袁绍的部下,曾经替袁绍起草檄文,骂了曹操的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归降曹操.曹操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之,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陈琳连忙谢罪.曹操爱惜他的文才,不仅对他不处罪,还照样任用他. 曹操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的杰出才能和善于招揽人才,还在于他有着豁达的胸襟和广阔的胸怀.在赤壁的惨败之后,曹操并未一筹莫展,而是笑着说了一句"今北方仍由我所据",并且三次大笑展现出他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曹操同时也是个很有文学情趣的人,喜欢作文赋诗,即使大战在即也情趣不改,他的许多诗作都是乐府中的名篇.
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宏大的文化现象，要归公于这样一些人：一是三国历史的缔造者们。他们包括三国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正是由于他们的伟大创举，才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种历史形式。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才形成了三国这样一个军事斗争最为波澜壮阔，政治斗争最为云诡波谲的时代，也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入胜的一个时代；二是三国历史的记录者。主要包括陈寿、习凿齿、鱼豢等魏晋时期的史学家们。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用他们的如椽巨笔记录了这段历史，形象地展现在了后人的面前，使我们对三国历史有了更为形象了直观的认识；三是宋元之际的民间艺人们。他们对三国历史了如指掌，并对有关三国的民间传说非常熟悉，于是他们把这些东西揉合在一起，成为他们说书的基本素材，并进而形成了他们讲说三国的基本内容。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三国的历史知识得以大规模传播，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传播三国史的高峰；四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毋庸置疑，他是对三国文化形成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人。正是因为他写出了中国最好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才使三国历史普及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使三国历史成了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部分。五是明清以来直到现在的说书艺人、表演艺人等艺术家。他们说三国演义，演三国戏，使三国历史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使三国历史真正成了一段妇孺皆知的历史，也才最终形成了三国文化。三国文化的传播途径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在士人学子们中传播。也就是三国历史的传播停留在高层之上，停留在学者层次上。第二步是在《三国演义》问世以后，三国文化的传播开始向下层群众沿伸，并逐步普及到最基层的民众；第三步是向海外传播。主要传播方向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从三国演义中看用人之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人物和故事虽然已随着历史的钟声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三国兴衰所留下的启迪却是历久弥新的，那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为国得贤则兴盛，失贤则衰亡。一、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是成大业者必然之功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曹操、刘备、孙权等既精于揣摩人性、把握人心，又能正确识人、择人、用人，为成就霸业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综合看来，他们共同之处就是有求贤若渴之欲、知人善任之能、信人不疑之胆和广纳博容之量。应 该被首推为求贤若渴典范的，当数有名的刘备“三顾茅庐”，演绎出脍炙人口的“隆中对”，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曹操十分重视人才，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 才如命”。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抱负，他先后三次下令广求贤才。如《举贤勿拘品行令》中道：“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 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所知，勿有所遗。”三次求贤令，虽有重才轻德偏颇之处，但确是孟德 高瞻远瞩过人之处。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张辽、张郃、徐晃三员来自敌营，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曹操求贤若渴，以招揽贤才、重用贤才为第一要务，重御智而非占地，曾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二、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是主政者之明要诸 葛亮在任用人才的时候，就十分注重量才适用的原则。他主张根据各人的能力和特长安排适当的职位，做到大才要大用，小才只能小用。如果大才小用，让“天下之 将”去担任“千夫之将”就会浪费人才；相反，如果小才大用，将“下宾”放到“上宾”的位置上就会贻误大事。任用董允管制内宫，就是他坚持量才适用原则的一 个明证。曹操一贯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不论是孔融、祢衡等有名望之士，还是郭嘉、陈群等出身寒门的，都能尽展所长。其中有“三国第一谋士”之谓的郭 嘉，深为曹操所器重，大凡出征，必带其负责出谋划策。郭嘉帮助曹操控制兖州、青州，迎奉汉献帝，平吕布，败刘备，亡袁术，灭袁绍，荡乌丸，成为中国北方的 实际控制者。三、海内百川、有容乃大是明主大家之风范大 凡有才能的人难免恃才傲物，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有广纳博容之量，能“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虽然在戏剧表演中曹操多以狐疑奸诈面目示人，但是真实 的曹操却是既爱才又能容人，许攸、娄圭才智过人但“恃旧不虔”，常常当着众人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崔琰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敢于 犯颜直谏，曹操一直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曹操想法、做法非常人能比。以张绣之“深仇大恨”，一听来归，便握手言欢，封官晋爵；以 许攸之“贪婪狂妄”，一听来奔，便喜不自禁，赤脚出迎；以陈琳之“恶毒攻击”，只因爱其才，竟毫不计较，坦然开释；以毕谌之“背信弃义”，只因嘉其孝，竟 既往不咎，信任如故。四、用人不疑、信而放权是御才之正道《孙子兵法》说：“将能君 不御”。信任是对人才的最有力支持。领导者授权后，就要予以信任，不能授而生疑，大事小事都干预，事无巨细勤过问。只要下属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授权后， 就应允许他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只要不违背大原则，大可不必过问，不要随意进行牵制和干预。刘备在用人上，就能够很好地把握“用人不疑”的原则。诸葛亮初出 茅庐，刘备就委以军师的重任，招致众将领不服，其中尤以关羽、张飞为甚。而刘备却对诸葛亮信任不疑，力排众议。说：“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曹操大兵压 境新野，刘备授权诸葛亮全权指挥、部署军队。在曹军逼近新野山下的紧要关头，刘备安之若素，与诸葛亮“对坐饮酒”，表现出对诸葛亮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信 任。及至刘备临死托孤，最后一次表明了他对诸葛亮的无限信任。“信人者，人亦信之。”如果对人任而不用，或用而不信，势必会挫伤人的自尊心，自信心，束缚 人才的手脚。作为领导者，信任人才，就要做到像刘备那样用人不疑，相信自己的观察力，相信被任用的人的忠诚和才能，对认准的人，应大胆把他们放到适合发挥 其才干的岗位上为政理事，充分信任，授以全权，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孙权重用诸葛瑾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的又一感人例证。诸葛亮之兄诸葛瑾避乱江 东，经弘咨荐于孙权，受到礼遇。初为长史，后为南郡太守，再后为大将军，领豫州牧。一些人嫉妒中伤他明保孙吴，暗通刘备。孙权说：“子瑜与我共事多年，恩 如骨肉，彼此也了解得十分透彻。对于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子瑜是不会负我的，我也不会负子瑜。”五、踵事增华、后继有人是基业永固之关键公 元280年，司马炎灭吴，统一南北，彻底结束了三国混战的局面。回顾这段历史，魏蜀吴三国最终或走向衰落消亡，或被他人直接取而代之。究其原因，除了军事 政策失误外，后期轻视了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是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蜀国刘备死后，子刘禅继位。刘禅懦弱无能，初由丞相诸葛亮辅政，诸葛亮死后，信任宦官黄 皓，朝政日趋腐败，更加上连年攻魏，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亡国后还苟且偷生，乐不思蜀。除了接班人问题外，文臣武将的培养选拔也存在 很大的疏漏，导致人才梯队缺失。由于不能及时选拔起用有能力的贤才，干部队伍配备跟不上事业发展的步伐，后期只有诸葛亮一人独撑危局，虽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但回天无力。能征善战的武将死的死、老的老，最后竟然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惨状。吴国孙权死后，宗室和大臣相互残杀，政治局面动荡不 安，国力日益衰落。曹操死后，次子曹丕代汉建魏，横征暴敛，民怨高涨。及至后来魏国终被司马炎取代，建立晋。因此，能着眼长远，以战略眼光看待后备干部培 养的重要性，才是真正有远见卓识的成熟领导者。百度文库上也有文章，题目 首脑智慧的深层较量——三国演义的用人之道
10分，太小气了吧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PS《孤独的勇者——陈宫悲剧形象解读》这篇论文就可以借鉴一下。如果在学校里下载，CNKI，万方之类的网站应该是免费的。
谈谈对鲁肃的评价摘要:鲁肃于建安五年投靠孙权伊始,就在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在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孙刘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中功勋卓著。但孙权未能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史学家陈寿也随声附和,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应扫除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还其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关键词:三国;鲁肃;功绩;评价吕蒙死后,陆逊代吕蒙领兵。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卷54《吕蒙传》)。上引孙权所论,是其对鲁肃的盖棺定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颇同意此说,并认为“孙权之论,优劣允当”。[1](卷54史臣评语)对鲁肃的上述评价究竟是否允当?我们以为尚需探讨,以期能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鲁肃(公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丧父,与祖母及母亲居家。值东汉末年,天下纷乱,青年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扌票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1](卷54《鲁肃传》)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为居巢(今安徽巢县)长,[1](卷54《周瑜传》)率部下数百人来到东城拜访鲁肃,并求资粮。鲁肃当即指着家中尚存的两个各装三千斛米的之一赠与之。这一慷慨举动令周瑜对其为人处事益发感到惊奇,遂相与定交,结为知己。从此,鲁肃便通过与周瑜的亲密关系很快就登上了汉末政治斗争的舞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建安五年孙策死,弟孙权统事。周瑜因赴策丧留吴,其时鲁肃亦至吴①,瑜对肃称孙权可辅,劝其留下服事孙权以求攀龙附凤,鲁肃应允。周瑜又极力向孙权举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周瑜的劝留和举荐获得成功,鲁肃正式投靠孙权,被引为“宾客”[1](卷47《孙权传》),于是方有一番“语及大略帝王之业”的“密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笔者按:《资治通鉴》作“保守”二字为是。)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上引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鲁肃的对策,自然是投合孙权的心思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张昭非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的情况下,“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然而鲁肃的对策又不仅是为了投合主子,讨得欢心而已;他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①从孙权在“密议”中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是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象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1](卷35《诸葛亮传》)这里,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本意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又何以仍然要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这自然是不能单以策略考虑解释得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所主张重建的仍是刘家的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要将汉室皇帝的宝座让刘备这一支系来坐而已。“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鲁肃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孙权的评论中从未提及②,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其对鲁肃的评价是“允当”的。二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极有可能趁机南下夺取荆州。鲁肃于此时向孙权提出战略性建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在此建议中,鲁肃明确指出荆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分析刘表新亡后荆州形势发生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但建议的核心思想乃是以吊丧为名,前去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为了赶在曹操的前头,鲁肃在征得孙权同意后立即前往荆州,行至夏口(今武汉市),听说曹操已向荆州逼近,于是星夜兼程。等赶到南郡(今荆州市),得知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南逃。值此形势紧急的关头,鲁肃仍然北上,迳至当阳长阪与刘备相会,陈说形势,晓以利害,“劝备与权并力”,刘备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随后鲁肃与刘备等一道到了夏口。由是观之,鲁肃于刘表一死,即敏锐地预见到荆州形势必然有变,故而适时地提出了极力争取荆州的各种力量到自己方面来的建议。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鲁肃没有可能去作阻止刘琮投降的工作,但经过努力,终于及时有效地争取了刘备,预定的主要目的总算达到了,因而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争得了主动。孙刘联盟实际上的建立,为稍后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应视作鲁肃的一大历史功绩。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孙刘联盟的功绩归之于诸葛亮。这固然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确曾提出过这一战略思想,且在时间上此鲁肃早出了一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将鲁肃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予以忽略。也许有人要问,为何鲁肃不曾早于诸葛亮提出这一思想呢?大家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战略、方针、计划等的提出只有在社会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鲁肃之所以能在建安五年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他的一套政治见解,却不能同时提出联刘抗曹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当时的形势是:曹操正忙于和袁绍集团拚死争夺,北方未定,无暇南顾;刘备尚在北方各军阀集团间依违周旋。因此,在孙权方面看来,当时既无联刘抗曹的必要,也无此种可能。官渡之战后,刘备于建安六年转而投靠刘表,寄寓荆州,受到刘表的疑忌而不被重用,只能在暗中求得有限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曹操则正忙于统一北方,尚未对荆州造成实际威胁。所以鲁肃也不可能于此时提出联刘的主张。及至曹操统一了北方,刘表一死,荆州的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成了各派势力注意的焦点。曹操为积极准备南下荆州,并企图进而扫平江东,正与刘琮暗中勾结。刘备本有可能趁机占据荆州,一则因为自己势单力薄;二则因与刘表父子同宗共族,加之刘表新亡,害怕失云“信义”;三则对刘琮的投降和曹操大军的迅速南下缺乏思想准备,故不仅未能占据荆州,反而被迫仓惶出逃。恰在此时,鲁肃向孙权提出上述建议并亲自出马付诸实行,终于取得联刘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适合时宜的政治举措。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虽然提出了“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的思想,又设想在取得荆、益之后,仍要坚持“外结好孙权”的政策。这诚然表现了诸葛亮的明达事理和深谋远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诸葛亮在提出上述思想主张后并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曹军大举南下,刘备兵败长阪时,也未能在联吴上主动迈出一步。而主动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的,恰恰正是主谋者和积极实践者的鲁肃。鲁肃提出这一思想虽较诸葛亮晚了一年,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以于三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实际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试想,如果孙吴方面不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而持观望态度的话;那末,在曹操各个击破的政策下,刘备集团能否逃脱覆灭的命运?孙权集团能否继续保有江东?都是难以逆料的。我们在上面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贬低诸葛亮的意思,而只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说明鲁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忽视的①。孙权明明是鲁肃联刘思想和实际行动的赞同者,但在评价鲁肃的功绩时却未能明确指出②,也不能认为是“允当”的。三赤壁战前,曹操挥师南下,降刘琮、败刘备、取江陵,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大有鲸吞刘备、席卷江东之势。刘备在曹操轻骑追击下,放弃南逃计划,渡过汉水,与刘琦合兵一处,先退至夏口,后又接受鲁肃意见,退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北)。孙权则拥军驻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观注形势的发展。由于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1](卷35《诸葛亮传》),并将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深感形势危急,再也不能不采取外交行动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见,派亮随同鲁肃前往柴桑拜会孙权,谋求援救。诸葛亮在与孙权的会谈中,一方面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热情;一方面又仔细地分析形势,陈述必能破曹的理由,鼓舞胜利的信心,促使孙权克服了某些犹豫不定的思想,坚定了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此次出使,对于孙刘联合抗曹阵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孙刘联盟抗曹并非是没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孙权集团内的主降派。在孙权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对于曹操所发出的战争恫吓“莫不响震失色”[2]。他们慑于曹操声威,错误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曹操已取得江陵,己方再无天险可凭,加之众寡实在不敌,与其抗曹战败,不如及早请降。一时间,投降派的主张甚嚣尘上,劝孙权迎降的人数占了压倒多数。值此关键时刻,鲁肃挺身而出,对孙权指陈利害,力排众议,极言主战,并建议孙权急速将出使鄱阳的周瑜追回,委以统军重任,迎击曹操。鲁肃这一决策的提出和周瑜的坚决主战,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重大阻力,使孙权最后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选定了合适的统军主帅,从而保证了孙刘联军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赤壁之战中,鲁肃作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程普,筹画方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对于战争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的。赤壁之战刚一结束,鲁肃最先从前线回来,孙权特地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门台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这段趣话,一方面表现出孙权对鲁肃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所建树的功绩十分敬重,同时也表现出他本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对那班主降派自是无形的贬斥;另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鲁肃统一全国的理想和抱负,这自然是他早在建安五年“密议”中提出的那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鲁肃在赤壁之战的作用,从前引孙权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是作为鲁肃的优点和长处之一而加以肯定的。陈寿也评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1](卷54史臣评语)诚然,周瑜是个极力主战者,并作为统军主帅在赤壁之战中建立了殊功,堪称奇才。但将其与鲁肃等量齐观,似仍有不妥,因为没有分清主次,未能突出鲁肃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和决策者[3]的应有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陈寿的评论尚不及孙权来得恰当。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于卷54《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后写道:“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其为鲁肃之抱不平,驳陈寿叙史之失当,甚是得体。四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分别为曹操、刘备和孙权所据有:曹操拥有江北的南阳、章陵二郡;刘备占有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则据有江北的南郡和江夏二郡。这三大集团都力图巩固已有的地盘,并谋求向外扩展,于是荆州便呈现出微妙的形势。曹操方面对于赤壁战败,南郡丢失,到口的肥肉被人夺去是绝不甘心的,随时都想卷土重来。从刘备方面讲,被隔在江南,向外发展受到阻碍。要想依据《隆中对》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行事,为夺取荆州、进占益州、实现其政治抱负,当务之急便是要取得居于战略要地的江陵,以作为前进的跳板。但因占据南郡(治江陵)的孙权集团是自己的盟友,为了抗曹,仍需结好,不便以武力强夺(即使是诉诸武力,也未见得能够取胜)。故于建安十五年由刘备亲自出马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孙权,请求将南郡拨归自己节制。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刘备借荆州”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借地”问题上,孙权集团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借地,其代表人物是时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周瑜。他对于要把经过浴血苦战从曹操手中夺得的南郡轻易地交给刘备在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他甚至建议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并将刘备的虎将关羽、张飞二人分隔开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1](卷54《周瑜传》)可见周瑜等人不但坚决反对借给刘备土地,而且还想要将刘备集团予以吞并。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借地的只有鲁肃一人,他是从抗拒曹操这个大局着眼的。史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意见,刘备借得了南郡。①鲁肃何以主张借地?孙权又何以接受鲁肃的意见而不采纳周瑜的计策?其间的道理史载甚明。《三国志》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同书卷《周瑜传》载孙权不用周瑜之计是因为:“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据上引二条可知,被视作“英雄”或“枭雄”的刘备,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而借地给刘备,让其势力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孙权集团说来虽有所失,但在当时形势下是最为明智的办法,可以从中收到不少实际的好处。其一,可以巩固孙刘联盟,便于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自己有限的兵力分散,也有利于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腹背受敌的处境;其三,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了一个劲敌,可以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四,不致因孙刘不和、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是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鲁肃主张借地,是与他在赤壁战胜后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分不开的,也是他“曹操不可卒除”思想的体现。所谓“曹操不可卒除”,即曹操终归要除而又不可能很快除掉,而且单纯自身的力量是不成的,故而要与刘备结盟并保持盟好。正是在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于是才有主动联刘、力主抗曹和借地资备等一系列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鲁肃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他为了达到长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鲁肃以其敏税的政治眼光,综观全局,深谋远虑,不因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借地问题上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借地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活现出曹操当时的心境,可见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由于借地,孙刘联盟抗曹的体制得以巩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恐怕是不算过当的。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死,鲁肃代瑜领兵。鲁肃自主持孙吴军务开始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始终坚持与刘备集团结好的政策②。在此期间,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归属上有过争议,也动过干戈,致使联盟产生了裂痕,但联盟关系总算是维持着。这固然是因为孙刘双方都觉得大敌曹操尚存,确有维系联盟的必要;但与鲁肃的某些处置也不无关系③。及至吕蒙代肃领兵,因袭取江陵,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公开破裂,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在鲁肃生前,孙刘联盟抗曹体制的巩固和维持是与借地密切相关的。前述在借地问题上,孙权舍周瑜等人的意见于不取,而接受鲁肃的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他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作夫人,缔结政治婚姻,显然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同一目的。但是在鲁肃死后,孙权却一反过去之所为,视鲁肃劝他借地资备“是其一短”,这就显得极不公道了。孙权于鲁肃的生前和死后,在借地一事上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为免节生枝蔓,在此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权基于形势的某种变化,将以往适合时宜的举措加以否定,因而以功为过,以是为非,并影响到对鲁肃的公正评价,这种识人论事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作为史学家的陈寿不能为鲁肃辩诬,反与孙权苟同,亦不足取。此外,孙权在肯定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同时,又指责鲁肃所说的“羽不足忌”是“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对此,我们也认为是评价不当的。依鲁肃的智慧才德两论,应该说是出于吕蒙之上的,何以他不去图取关羽呢?原因就在于他要维系住脆弱的孙刘联盟,以便借助关羽所拥有的力量来牵制和抗拒曹操,并非在关羽面前无能为力。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鲁肃在给孙权信中所言“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本意了。因此,我们认为鲁肃之不图取关羽,是可以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来解释的。综上所述,鲁肃自建安五年正式投靠孙权开始其政治生涯,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近二十年间,在“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始终为辅佐孙权保有江东,以图削除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宗旨而尽心竭力,在汉末三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话剧。早在与孙权的“密议”中,他就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加进了联刘的内容、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盟好等都是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条路线,再加上他的身体力行,孙刘联盟才得以形成并能够维系,三国鼎立局面始能出现并得以延续。诚然,所有这些决非是鲁肃一人之力,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间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鲁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由于某些原因,在鲁肃的评价上显得不够公允;更由于后来一些文艺作品的艺术渲染,又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然而我们相信,一旦除去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①,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刘勉之·论赤壁之战中鲁肃[N].人民日报,1958-01-16;1958-01-17·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法、个案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着力于追溯“真”之精神的哲学本源，通过对儒道释三家“真”概念嬗变的梳理，概括艺术论中相关范畴的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关于“真”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以阐释，最终，提炼出中国画家思维中“真”之精神的发轫。目前关于“真”概念的研究多是哲学层面，系统梳理先秦哲学之“真”到中国古典绘画之“真”的过渡，成为迫切的、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这也正是此文的研究目的。对长久以来被忽略的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真”之精神嬗变过程的研究，可以清晰中国古典绘画的本质追求，使“真”理论得以延续传承，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任一画种的理论和创作，具有指导当下绘画精神的现实意义。“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中与哲学概念之“真”有何特异处是本文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绝少有论文和专著立足于此。本文首先从庄子之“真”、儒家与“真”相关的概念、佛家之“真”给予探讨哲学“真”，接着从连接哲学“真”与绘画“真”的中国古代艺术论中找到理论根据，继而着手分析几个与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相关的重要问题：如荆浩“图真”论中“真”的具体论述对中国古典绘画产生了何种影响。再如“形神”论的演变过程怎样使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从“形”、“神”两方面在各个时期侧重发生转变。接着在“道寓于器，技进乎道”这一传统思想的统照下，笔者对“真”与“技”、“真”与“心”的关系分析说明，从具体技法提升到主观精神来探讨“真”之精神存在于中国古典绘画的形而下及形而上两个层面。最后，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的嬗变正与中国古典绘画从宋代绘画注重物象客观规律到元代文人画兴起之后，尤其明清两代，以主观情思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外在的画面事物成为了人之情感的载体这一转变过程相吻合。至此，中国古典绘画对“真”之精神的偏向发生了扭转，并且延续到近代。中国古典绘画“真”之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传统思维的精髓，是可以指导任一门类的绘画理论及实践的，只是在不同时期因为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变化发生着侧重的不同。我们寻出中国古典绘画史进程中的精神与力量，也就寻出它内在的向往和需求，从而指导中国绘画史朝着符合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此文希望达到的大意义所在。
《三国演义》读书报告 一、 作者 罗贯中（1330——1400），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但从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二、 主题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及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 三、 主人公简介 刘备(161-223)，221年至223年在位。蜀汉照烈皇帝，字玄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少年时孤独贫困，与母亲贩鞋子、织草席为生，后与关羽、张飞于桃园结义为异姓兄弟。剿除黄巾军有功，任安喜县尉。经常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建安十二年(207)，徐庶荐举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为军师，率军攻占了荆州、益州、汉中。于公元221年正式称帝，定都成都，国号汉，年号章武，史称“蜀汉”。在替关羽、张飞报仇时，大举进攻吴国，被东吴陆逊用火攻打败，不久病死于白帝城，享年63岁。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东汉末，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留心世事，被称为“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两州，谋取西南各族统治者的支持，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所谓“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 关羽(?-220)，刘备的义弟，五虎大将排名第一位。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县(今山西省临猗西南)人。因战乱而逃亡至涿郡。其后与张飞一起追随刘备。曾在汜水关前斩华雄，虎牢关前战吕布而闻名天下。官渡之战前被俘，被曹操拜为偏军，封汉寿亭侯，为曹杀了袁绍名将颜良、文丑。后千里走单骑，骑坐赤兔马，提一口青龙偃月刀，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回到刘备身边。后攻曹仁于樊城，水淹七军，收降曹操大将于禁，杀庞德，让华佗刮骨疗毒，威名远扬。但终因骄傲轻敌，刚愎自用，兵败麦城，被孙权所杀，死时58岁。一生重情义，智勇双全，武艺绝伦。 张飞(?-221)，刘备义弟，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字翼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军。葭萌关夜战马超，一支丈八蛇矛勇冠三军。刘备入川以后拜本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221年为替二哥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鞭挞士卒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55岁。庞统，生于公元一七九年，死于公元二一四年，刘备谋士。字士元，襄阳（今湖北省襄樊）人。外号“凤雏”先生，与诸葛亮齐名。刘备领荆州时，任庞统为耒阳县令，在县官位上不理县事，后经诸葛亮、鲁肃再三推荐，被刘备任为副军师中良将。在建安十九年（公元二一四年）与刘备进取川中时，在卉县（今四川省广汉北）落凤坡被刘璋手下名将张任用伏兵乱箭射死，死后追爵为关内侯。 赵云，生年不详，死于公元二二九年，常胜将军。蜀国五虎大将第三位。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以勇敢善战著称。原为公孙瓒的部下，后归刘备。刘备被曹军打败于当阳长坂坡，赵云六进六出曹操百万军中，救出了甘夫人与阿斗。刘备东吴招亲，赵云领军护卫，后拦江截救阿斗，一杆长枪，神出鬼没，浑身是胆，一生征战无数，屡建奇功，后拜翊军将军，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公元二二七年随诸葛亮进攻关中，失利于箕谷，退回汉中，不久病死。 四、 价值及影响 《三国演义》的价值，至少可分为文学价值与实用价值。在实用价值方面，由於三国演义大量描写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尔虞我诈，可说一字一句皆藏有玄机，因此有人将三国演义当作治世的兵书，商场竞争的宝典，熟读三国，不仅可以增长对人对事的应对技巧，若能活用三国，更能让人无往不利；涉世未深的青年读之，可多一分处世的圆融。因此古人有所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说法，因为三国到处都是谋略，老人的处世态度已然圆融，若再看了三国的谋略，将更加圆滑。这固然是凸显三国演义的谋略，也是著眼於其实用价值。 另外，《三国演义》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演义，历史演义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说书人透过讲史吸引听众，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加以发挥，加上一些夸大的想像，创造出虚实相参的故事。由於历史演义非一时可以道尽，所以分成许多章回，一方面藉此吸引听书人，一方面建立小说的结构。《三国演义》便是在这种情形下演化而成。其最精采的地方，在於成功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不论是英雄、枭雄、奸雄，都栩栩如生的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中；至於情节的安排，更是三国演义吸引人的地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於「赤壁之战」，从诸葛亮舌战群儒，到华容道关公义释曹操，结构紧密，环环相扣，私毫无半点迟滞，可说是三国演义最具代表性的剧情。另外，空城计肇因於马谡拒谏失街亭，致使司马懿之兵蜂拥而至，孔明不得已而大摆空城计，生动的描写孔明沈著冷静，处变不惊的大将之风，更表现出司马懿谨慎多疑的个性，令人拍案叫绝。其他精采之处无法一一列举，就一本小说的角度而言，三国演义不论在结构的安排或人物的描写都是十分杰出而且成功的。
无非就是从主要人物和贡献下手战争就是战将的奋战保的君主建立大业的方面文化 以蔡邕妇女 曹氏父子 以及诸葛的前后出师表 还有马均 诸葛亮的发明 华佗 张仲景的医术等等任务？ 这个具体没明白 不会是人物吧？内政 从曹操的军民同体化 开始治军 得到北方的快速发展 孙权的治理一方也有独到之处 诸葛亮的内政也不是盖的 但有穷兵黔武之嫌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性格。我个人的关点是在三过演义中文诸葛他的性格是冷静机智。做事认真事先想好对策。个人评论他一生最有贾直的是他的空城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