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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作为形象广告片中最活跃的因子,对形象片能否成功意义重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物形象对比学术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浅谈人物形象塑造
摘 要：《荞麦记》是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人物形象很有特色，各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其中“王安人”这个角色是黄梅戏老旦行的看家戏，表演状态丰富，观众喜闻乐见，其人物走向从荣华富贵到乞讨求生，这一故事情节的变化，矛盾冲突的安排，通过剧中事件一串一串的反映，把王安人灵魂深处的情与恨、爱与怨、怒与悔的变化诠释在黄梅戏的舞台上，给人以极大的反思和启示。排演时，我在该剧中接受了扮演“王安人”的任务，从读剧本到分析剧本，分析人物后，我就爱上了这个人物，因为她有血有肉，有人物个性，脑子里始终思索着我该如何恰如其分地来塑造“王安人”这一舞台艺术形象，如何赋予角色之灵魂。
关键词：《荞麦记》;黄梅戏
[中图分类号]：J61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30-0-02
作为一个演员，最初接触到一个新剧本、新角色，能否激发她的创作欲，原因当然很多，如：故事情节的组织，矛盾冲突的安排，文学语言的锤炼，唱腔的情感表现等等，都会使演员产生兴趣与情绪冲动。但是，直接能够发生感情的还是人物性格以及角色在重要事件中所担负的任务。更确切地说：首先浮现在演员脑子里的是她所扮演的角色有没有戏的问题，可塑性强不强，当然考虑问题不止这些，但主要是应从塑造人物着手。
正因为《荞麦记》中“王安人”在全剧中的形象很有特色，性格描写又非常鲜明，有个性，把一个拥有百万富翁的当家主妇“刻薄”、“嫌贫爱富”的势利心态，反映得淋漓尽致，也加深了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这里我想谈一点我塑造这个人物的浅滴体会。
一、狠抓戏眼，重笔添彩
要想塑造好这个角色，首先要进入“王安人”性格的内心世界，认清她性格的鲜明性，人物的思维走向，体验她矛盾的心理，体现她表演的行为，我觉得既要突出她嫌分爱富的扭曲心理，又不能忘记她作为豪府安人的矜持庄重。在对待贫与富的态度，包括她对三个女儿的态度上，既要突出她刻薄，又要突出她的慈祥，抓住她势利心态，在性格上既要突出她的刚毅，又不忘突出她柔弱的一面。她把可憎与可爱，热烈与冷冰，欢乐与抑郁，傲慢与乖戾，善良与无奈，高贵与渺小，狂妄与乞求，灵与肉动人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性格，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我喜欢演这个人物——王安人。在排演的过程中，极力寻找王安人的生命与灵魂，努力塑造一个完整的“王安人”舞台艺术形象，同时又极力寻找人物的双重性，把握人物的核心点。
“王安人”的戏是从第三场“寿堂风波”开始，当观众看到一个慈祥的主妇手拿龙头拐杖，荣耀的上场后，寿堂的喜悦给观众带入非常和谐的氛围中，开场的摆宴渲染了五百万夫妇开门庆寿的欢乐景象，接着大姑娘带上寿桃、寿糕、金寿星、貂鼠皮袄送双亲，二姑娘带着寿糕、寿果、珍珠玛瑙还有石榴红裙送给母亲，老安人看着耀眼的贺礼，兴高采烈，赞叹不已。左一个儿子宝宝，右一个心肝宝贝，把一个贪财之心的老太太体现得很到位，在欣喜若狂之际，院公报信：“三姑娘回府”，这一报信带来骤变，造成一个极大跌宕(挡)，当见到三女儿送的荞麦馍丢到地上，连金狮犬都不瞧上一眼，一声长“叹”，埋怨自己怎么生养着这么一个没有福气的穷鬼。为了在客人面前不丢人现眼，把她打发到厨房烧火。中间的拜寿、祝酒，在喜怒交织的情景中形成了更激烈的两种不同的态度及喜怒漩涡，于是最后用拐杖将其三姑娘母子赶出府门，连马棚都不给住，这就迸发了更大的愤慨和不可理喻的矛盾心理，把世俗的人间之情通过人物情感的表露，深层次的表现得更加鲜明，因此“以喜悦衬怨怒”、“以欢乐衬气愤”。通过“乐、怒交衬”达到“以怒衬乐”、“以乐衬怒”之效果，到后来落难时又“以悔恨衬求诉”，应该说这个人物的特点。从表演角度看，恰如其分地达到了“衬”的舞台效果，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演员对于剧情发展是清清楚楚的，哪里是高潮，哪里为高潮“铺垫”更是胸中有数的，“衬”的不够，到后来“乞求”的效果也就要受影响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起初在演出中我知道“以喜衬怒”的“衬”的作用，但确没有掌握好分寸，认人“喜”的气氛渲染越突出，“怒”的情绪就越浓郁，于是又往往在表演“喜”的阶段时，不知不觉做了过分夸张，为喜而喜，当然就会离开戏，这些都是对于“以喜衬怒”作了形式的理解，而不是从人物性格出发的结果。为了深层次的、准确地把握好这个人物的表演尺度，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的提高，我采取狠抓戏眼，重笔添彩，在不断演出过程中，通过踹磨，思考、摸索、体现，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二、以“衬”找戏，以“衬”托情
《荞麦记》的剧作意蕴是旧时礼教，封建意识，人伦道德的写照，又是一部讲道德，激人奋进的好作品，虽是一部讽刺体裁的剧，但确给人以极大的回味、反思和教育，震撼人心，催人奋进。在整个剧情发展中，各个人物都是贯穿于人情、生活之中，对人、情的理解，对各阶层人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各有不同对待方式。而“王安人”的行动贯穿线是不讲道义、不讲亲情、不看人的主流，只看一时荣耀的势利心态，此乃“王安人”的思想主脉。由于她的刻薄、势利、无义、绝情激起三女婿一家同心相连艰苦度日，坐破寒毡，磨穿铁砚，发奋攻读，最后得中头名状元，而王安人万贯家财被几场冲天大火烧得片瓦无存而沿门乞讨，这种变化带来很大的戏剧性的讽刺效果。“府门耻笑”一场戏是“王安人”的重头戏，这场戏她以演唱为主，以情为线，在演唱中有夸耀、有哀求、有懊悔、有求诉、有悔恨，用“诉苦”之例“衬”母女之情，在“衬”中找戏，在“衬”中托情，最后母儿相认。开始她跄颠上场就被三女婿的中高官而暗自庆幸称赞状元及第门前的荣耀风光，“适才经过大街上，鸣锣开道热闹洋洋……”。这段唱腔我在演唱处理上，对每句唱词极力寻找准确的感情色彩，把行云流水般的旋律和赞美夸耀，指指点点的明晰动作连成一体，显示出王安人由沿街乞讨的无奈，急切想见女儿，求女儿饶恕、收留，来突出王安人的个性，她似乎忘记以前的所作所为，在表演处理上，由于在乞讨的路上形成时空逼迫感，又有大幅度的夸赞身段和唱段的处理。首先是稳定人物心境，把乞讨的感受压抑住，用真情实感唱出心声，“以喜衬乐”、“以乐托情”，同时还要用忏悔之意“衬”自己的诚意之心，这段戏在这场整个情节流程来看，虽是重头戏之一，此时此刻，但只是个大铺垫，还未到倾注全力之时，还是“衬”的作用，所以在表演处理上留着后劲，把打重点这关。 当王三姐看见这恨惊扰母亲落入如此地步，与以往旁若两人，又喜又恼，又气又怜，一场讽刺性的明晰对白和对唱，逐渐显示了感情变化的复杂层次：王安人从竭力陈述到苦苦哀求，从万念俱灰到一线转机，直到无奈用“十月怀胎”来“诉求”。在总体讽刺性的氛围底色中，我在演唱时细腻地调节着不同声音色彩，此中所谓调节，全在于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种种具体感受，判断与反应上，如：“女儿她心慈嘴头硬，我不免数怀胎打动她心”，当唱到“心慈”在高音区中用一点装饰音然后急停顿，再轻声唱出“嘴头硬”带点忏悔之意，如果不加装饰音，不停顿，一口气唱上去，就显得无“味”，就达不到过加赞叹的艺术效果，紧接着无奈而深切地唱出“我不免数怀胎……”，大换一吃，用气声加一点泣声唱出“打动她心”。这段演唱一共是74句唱词，在旋律反复、相同的情况下，每一小段我采取不同的演唱方式，用多种演唱方法来完成人物的心声，唤起三女儿在怨恨的心情中给予同情之感，同时也用声音情感来感染观众给王安人一点怜惜之意。这段唱腔音乐旋律韵味无穷，起伏得当，情感极为深切，演唱中对“王安人”的心灵撞击很大，震撼很深，沟起她人生酸甜苦辣的追忆和养儿育女的辛酸之苦，加之懊悔之意，全部凝结在一起，促使观众形象直观地看到人物灵魂的苦痛之处及悔过之心。我体会到要唱好这段唱，首先是潜入角色之中，不是以“衬”找戏，以“衬”托情，以情带声，在平仄韵的咬字上，有的地方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柔出来唱，极力做到声断气不断，以求声情并茂，最大限度的发挥演唱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因为这原是一个势利、刻薄的老安人生活中所遭受的一个缩影，此时又是一个处在生命游丝上的孤弱老太婆极力想要振作起来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做最后(无奈)选择，也是对那些势利、刻薄者一种鞭挞。
根据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欣赏兴趣，这段戏后来在演出中特别要注意鲜明真挚的人际情感，唱腔上要体现情、声相柔的黄梅戏韵味，极力将演唱艺术与角色的个性征合二为一，相互融合，努力做到形体动作，表演神韵和声腔艺术相互兼顾达到统一，这种结合是演中对角色之间交流的理解。一个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要想把角色活生生地表现在观众面前，不仅仅是演唱的功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演中对角色的理解与体现，而这种理解，体现程度主要是从人物之间的交流中和声音的表达中展现出来，以寻求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塑造人物当中，我特别感触在舞台行动中，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处喜、怒、哀、乐的表现都能够有根寻，有据可依，有感而发，对于表演分寸，我极力要求自己要准确的塑造人物，着力挖掘人物情感真实，把握人物内心的情感脉搏，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典型思想，典型行动，把她带入角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段唱腔之中，真正体现人物的神韵。因为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高度的提炼生活，用最精炼、最典型的表演方式和感人的演唱艺术去展现剧中人物的生命，给观众以生活的启迪，高品质享受。找到剧中人物的生命与灵魂，塑造的角色就不会只是一个表演情绪的躯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是把握人物形象塑造的锁匙。
以上是我在《荞麦记》一剧中扮演“王安人”的直接感受，也有间接启发，既无系统又难保正确，谬见看法，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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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内容摘要：“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资源，近年来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即在延续“革命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它在文学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拓展，显现了很多区别于经典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风格特征，形成了新的叙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和美学风格的转换透露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轨迹。全文电视剧“亮剑”现象 准确把握观众价值取向全文
参考：毫无疑问，电视剧《亮剑》是一部不错的作品，正如有的人所评论的，“这是一部气势恢宏、充满着传奇色彩的英雄史诗”等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每次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只要碰到电视台播放《亮剑》，我都会看下去，无论内容是否看过。也正是如此，每次都看不全，所以我干脆买了一套光碟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过瘾地看完。《亮剑》中有好几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比如李云龙、楚云飞、和尚、李云龙的顶头上司旅长等，毫无疑问的是，李云龙这个英雄是电视剧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过，我们仔细研究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会发现这个英雄形象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这种消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人物形象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并没有给英雄的形象定下什么确切的标准，但是一般来讲，英雄的形象至少应该是这样的：个头高大，身材魁梧，五官端正，气宇轩昂，英气凛然，服饰得体（即便不奢华也应该是干净整洁），尽管偶尔也有《水浒》塑造出个别类似于矮脚虎王英的英雄代表，但是这样的英雄实在是屈指可数。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却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个头一般，身材说不上魁梧，面目近乎龌龊，再加上衣服很少有干净的时候，尤其是领口招牌式地肮脏，走路的时候甚至也是歪歪扭扭的，整个就是一幅邋遢的样子，至于气质什么的则更谈不上。从这个方面来看，《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形象的消解。二、人物语言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虽然我们也没有限定英雄的语言方式，但是一般来说，英雄的语言习惯应该是“冠冕堂皇”的，充满高尚和正义，起码说是不应该说粗话的，即便是气得快要发疯，也顶多一掌劈翻桌子或者一刀砍断大树什么的，语言上向来都是收敛的，必须与英雄的形象相符。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语言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满嘴的粗话，动不动就是“他娘的”。除了少数时间的“克制”之外，李云龙大多时候都是骂骂咧咧的，可是也许是生性就是这么一幅臭脾气，所以即便克制，时间久了李云龙在女人面前还是会露出骂骂咧咧的本性来。从这个方面来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形象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英雄语言习惯的消解。三、人物思想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英雄的思想往往是非常高尚的，心中装的是救死扶伤和民族大义，追求的是匡扶正义和拯救他人危难等等，很少有个人恩怨以及儿女情长的一面。然而，在《亮剑》中，李云龙的思想看上去则有点“危险”：首先，李云龙有点儿女情长。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李云龙突然被丘比特神箭射中了，而且他在“秀芹”真情的感染下并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但将秀芹紧紧地抱住，还要脱秀芹的衣服，如果不是针扎了他的脚，李云龙还真要做出出格的事情。在解放后，已经结了婚的李云龙还差一点出轨。在我们传统观念的英雄形象中，一个英雄人物是不会犯下这样的严重“错误”的。其次，李云龙有点江湖习气。在老婆秀芹被抓后，他擅自集结部队去攻打鬼子重兵防守的县城；在自己心爱的部下“和尚”被土匪杀掉之后，他暴跳如雷地带着部队去为“和尚”报仇。这样的举动在传统观念中是会大大削弱英雄的高大形象的。如果按照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形象来对照李云龙，那么《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很可能和英雄形象是挂不上钩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形象在电视剧播出后却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甚至追捧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与目前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有关。自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深入推进以来，我们不但继续保持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承认并鼓励了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在这样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无疑也会呈现宽松的状态，从而为接受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其二，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贴近于生活。“文学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告诉我们来源于生活的文学总要对生活作出一些修正或者虚化，也就是说，恰当的修正或者虚化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不过，在特定的年代，文学创作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者虚化或有些过度，所以文学作品和人们生活的距离也比较遥远。在如今这个年代，再过度地修正或者虚化生活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将自己与人们的联系割裂开来。《亮剑》中李云龙的人物形象则尽量减少对于生活的修正或虚化，尽量还原人物的本来面目，因此也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其三，这样的作品更尊重观众。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自然会随之提高，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欣赏水平也自然会逐渐提高。人们不会再满足于程式化、样板化的文学作品，而需要多样化、富于生命力的鲜活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者适时地推出这样的作品，应该说迎合了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的客观需要，但毋庸置疑这是尊重观众的态度。基于以上这几个方面的因素，《亮剑》中的李云龙这个看上去缺陷很多的英雄人物形象以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一个现实、鲜活、饱满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可以说是对于我们传统观念中的英雄人物形象的一种巧妙的消解，虽然在一些细节的描摹上这个人物形象依然还有些符号化，但瑕不掩瑜，谁都无法否认这个人物形象是近年来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形象，值得人们拍手叫好。我想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说，电视剧《亮剑》对李云龙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电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甚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类似电视剧创作者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启迪和影响。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中国女性形象研究现状分析作者：***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2期 [摘要]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对它的研究能反应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以官方女性刊物《中国妇女》为中心，探讨分析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希望有帮助：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谈《简·爱》的女性意识穿上了新娘礼服的简·爱和她的新郎并肩站定在教堂的圣坛前。这里是一对心心相印、陶醉在爱河里的新人。故事到此本该在欢乐的气氛中圆满结束了，古今中外的小说总是写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就收场了。谁知就在这可祝福的时刻，一个“第三者”突然闯到他们中间来了——那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个痛苦的秘密被揭开了，正要在神圣的婚礼中娶简·爱为妻的新郎原来是一个有妇之夫！这晴天霹雳对于可怜的简，打击太沉重了。不过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们，这个神秘的在关键时刻露脸的疯女人却大大激发了她(他)们研究《简·爱》的热情。她们提出了过去学者们所忽视的、或者还没注意过的问题：疯女人的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顶楼上的疯女人》一书成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篇经典著作。打开终年被紧闭着的疯女人的顶楼，意味着把女主人公简·爱内心深处、暗处的潜意识亮出来了：原来疯女人就是女主人公心灵中的阴暗面，就是隐藏在她体内的愤怒的火焰，就是她的另一个自我。通过“寓意读法”，把失去理智控制的疯女人认同于明理懂事、凡事有主见的简·爱，这一论点确实很新鲜；但是推出这么一个被极度陌生化了的女主人公，恐怕不大容易为中国的一般读者接受吧。同样使人耳目一新而更有启发性的是朱虹先生在纪念《简·爱》、《呼啸山庄》问世一百四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她指出，婚变后的罗彻斯特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他的种种自我辩白其实是读者所能听到的一面之词，对于那做妻子的，无异是缺席审判，因为疯女人被永远剥夺了她的发言权。如果从字里行间细细读去，那么不难看出，受害者其实是他的妻子，不是通过当时不平等的婚姻法把妻子的财产占为己有的那个丈夫。而这贪图妻财的动机，罗切斯特讳莫如深，因此他的形象其实并不那么光彩。在《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详见《外国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一文中，朱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简·爱和疯女人应该是共同受男性压迫的姐妹；但《简·爱》是主流文学和通俗小说的结合体，为了迎合读者对通俗小说所要求的刺激，于是疯女人被打发到顶楼上去充当坏女人这一角色了，又丑又恶的她只能作为简的善与美的陪衬物、对立面而存在于小说中。女权主义批评家发现了这个母兽般的疯女人，提出了她们的问题：“疯女人来自哪里？——她来自简·爱的最隐蔽的内心世界。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注意：“伯莎怎么会变成疯女人？”女权主义批评家作出回答时，发挥想象，填补了作品中并没交代的她生命史中的空白点，雄辩地试图还给她原来的面目：一个女性的控诉者的形象。当不能开口的疯女人伸出控诉的手，有力地指向了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时，当我们把疯女人放回到社会历史的背景中，认同于女主人公简·爱时，真是非同小可，强烈的女性意识仿佛把整个作品都照亮了，一个以罗切斯特为代表的男权主义的世界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至少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论中——惨遭覆没了。我国向来有这么个说法：“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也许相对于这种“难得胡涂”的处世艺术，在阅读艺术上也存在着一种“模糊读法”吧。当我们并不满足于女作家通过罗切斯特之口对于疯女人所作的一些枝节交代，通过目光如炬的细读法(不是通过过于主观的“寓意读法”)追问隐藏在事实后面的真相时，我们在历来有关《简·爱》的文论长河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对立面的罗切斯特的形象就不可避免地和女主人公心目中的(罗切斯特始终是她的最可爱的人)，和一般读者从女作家的描述中感受到的罗切斯特的形象产生了很大的偏离。对于喜爱这部小说的读者不免会带来几分失望：“多遗憾啊，原来我们的简只是爱上了一个并不那么高尚的男人！”这时候我们又不免从欣赏的情趣出发，感到依附于文本、不多加深思的“模糊读法”有时也有它可取的一面。女权主义批评家以女性的敏感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疯女人，于是破门而入，让透明的光线直射进疯女人的黑房。不过我揣想，她们是第一个打开了通向疯女人的顶楼的暗门，而并不是打开了顶楼上唯一的一扇门。也许不同的方位有不同的门，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呢。这是说，环绕着这个疯女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找到对她的观测点，提出不同方面的问题来。这样，疯女人的形象成了隐藏在作品中的一个密码，它贮存的信息是由多层次涵义构成的：既有属于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也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又有宗教和道德观念上的；如果从英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看疯女人所做出的种种姿态，这里肯定还存在着很多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对于我，这样一个问题最使人感兴趣：“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在小说的整体结构和人物形象的构成的后面，原是有着作家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创作意图在引导，我相信我们可以把疯女人作为一个窗口，或者一条打开的门缝，借此窥探女作家执笔构思时的创作心态。不是从疯女人看简·爱，也不是从疯女人看罗切斯特，而是从疯女人看女作家。这作家的创作意图、创作心态，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并非无关宏旨，像过分强调接受美学的评论家、或者结构主义评论家所以为的那样。读者同情简·爱过早地饱尝人生的辛酸，钦佩她跟生活的搏斗的勇气，为她在凄凉的生涯中终于获得爱情的祝福而高兴，希望她从此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然而女作家却另有安排。就在幸福来临之际，简·爱又一次掉入了痛苦的深渊，她还得再一次接受人生的考验。难道作者在这里故意卖弄关子，把好事多磨当作吸引读者的写作法门吗？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其实作者是有深意的。结婚向来被看作女人的天然归宿，对于她，获得了丈夫意味着今后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奥斯丁把这作为妇女的悲惨处境写进在她的名著《傲慢与偏见》(一八一三)中，而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可贵就在于坚持婚姻必须和爱情结合在一起，一个女人只能委身于得到她的敬重和爱慕的男子。奥斯丁为她的女读者所描述的理想的婚姻模式似乎是：温柔的爱情+丰衣足食的生活保障。没有爱情的求婚当然不能考虑，但光是献上一份没有财富作坚实后盾的爱情，对于奥斯丁恐也是难以赞许的吧。当伊丽莎白参观达西的深院大宅，看到那风光如画的园林，那华丽而雅致的室内陈设，处处合她的心意，这个曾经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达西的求婚的姑娘，这时却暗中想道：“做一个达西夫人倒也不错呢。”这就透露了鱼和熊掌二者兼要的心理状态。小家碧玉的伊丽莎白拿不出多少陪嫁(她妹妹的陪嫁就仰赖达西的暗中资助)，自然，比起寄人篱下的穷苦的家庭女教师，不失为小乡绅家的小姐身分。但是不管怎样，简·爱嫁给庄园主罗切斯特固然是青云直上的高攀，伊丽莎白做了财主达西的夫人，同样蒙上一层灰姑娘的奇遇的色彩。如果伊丽莎白和达西这一对的结合是作为美满的姻缘来歌颂的，那么简·爱嫁给罗切斯特同样值得庆贺，因为同样符合于奥斯丁的那个爱情第一、财富第二的黄金模式。然而夏·勃朗特并不是简·奥斯丁(她对于后者的作品曾表示很大的不满)，她笔下的简·爱比起伊丽莎白来，具有更鲜明的女性意识，由于身处逆境而闪射出更感人的人格光彩。女作家不愿意她所喜爱的女主人公成为另一个妻以夫贵的灰姑娘。灰姑娘，这美丽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成为许许多多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原型。理查生的《帕米拉》(一七四○)常被看作英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那么出现在英国小说界的第一个成熟的女主人公就是“灰姑娘”了。一个年青的女仆面对着为她的美色垂涎欲滴的东家，几次三番顶住了他的硬逼软哄，使这个纨绔子弟终于受了感动，正式娶她为妻。这小说的副标题很有意思：“美德有报”。帕米拉大可不必因为她的高攀扰乱了上层社会的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而感到内疚；她从一个低三下四的女仆一变而为让人伺候的少奶奶，这是老天有眼，为了嘉奖她守身如玉、冷若冰霜的贞洁啊。奥斯丁看重尊卑有序的社会结构，她的婚姻观倾向于门当户对，在《爱玛》中她仿佛给普天下钟情的少男少女这么一个劝告：在你的本阶层范围内寻找最好的终身伴侣吧。不过她太喜欢她笔下的伊丽沙白了，在这个可爱的姑娘身上理智和情感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女性的聪明伶俐透露在她的一言一行里，她还很有幽默感呢，因此理该给她找一个温柔富贵之乡的好夫家。女作家的细致的描述让读者心悦诚服地看到：伊丽莎白的高攀乃是另一种“美德有报”——她的美德就是才女加淑女的种种女性的美质。好姑娘应该得到好归宿(美德有报)，同样可以让简·爱心安理得地做她的阔太太。偏是夏·勃朗特与众不同，在她看来，王子和灰姑娘一见钟情固然富于诗意，但这是产生在珠光宝气的宫廷舞会上的爱情，对于白马王子的爱慕不可避免地掺杂了对于金钱权势的倾心。如果简·爱果真成了一个灰姑娘，她将怎样自明心迹：她追求的纯粹是灵魂呼应着灵魂的爱情呢？不管付出多大代价，这文学作品中的灰姑娘的格局必须冲破。跟民间传说中作为教母的仙女相对应，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顶楼上隐藏着一个有夫之妇的疯女人。在舞会之夜仙女翩然降临，成全了灰姑娘的好姻缘；而疯女人在关键时刻的突然亮相，乃是为了不容许简·爱成为幸运的灰姑娘。本来，即使出现了“第三者”，这一对爱得那么深的恋人还是可以同舟共济，一起面对着那婚变掀起的精神危机。简·爱心里很明白，只消她悄悄地走近他，说一声“我将一辈子爱你，跟你在一起，一直到死！”就凭豁出这一句话，可以把他从痛苦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她自己也将获得天堂一般的幸福。然而任凭对方怎样苦苦哀求也留不住她。她还是快刀斩乱麻，狠起心肠，告别了她那么留恋的桑菲尔德庄园，告别了她的爱情、希望、幸福，怀着一颗流血的心，在黎明来临之前，走向茫茫的黑暗的荒野……可怜的简虽然出走了，却怎么也窒灭不了燃烧在胸中的爱情的火焰；最后她产生了幻觉，似乎听到了远方的情人在一声声呼唤她，她迫不及待地又赶回去。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罗切斯特成了没有自理生活能力的残废人，宅院被烧毁了，家产没落了，而简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笔遗产。然而在少女的眼里，一切都没有变，罗切斯特仍然是她最亲爱的人，她情愿伺候他一辈子……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个结尾就是在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为什么顶楼上隐藏着一个疯女人？把这个带有荒诞色彩、本该属于哥特小说的疯女人引进象《简·爱》这样严肃的、现实生活气息很浓厚的小说中来，女作家大概是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从最浅近的、表层的创作意图来说，出没在深更半夜、行动诡异的疯女人被一种神秘的气氛包围着，造成强烈的悬念，可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满足那些在阅读中寻求刺激的读者。这样，疯女人就成了搅拌在作品中的浓烈的调味品。疯女人的不受理智控制的举动加速了情节的开展。她在半夜放的第一把火，使主人罗切斯特第一次清楚意识到他的家庭女教师是出现在他生命中的福星；突然降临的危险给予了女主人公一个机会，在万分紧急中表现出她性格中果断、镇静、勇敢的一面。这样，疯女人就成为服务于小说情节的一个方便的工具。不过使《简·爱》远远地超出于那些情节小说的是，女作家在表层的创作意图下面蕴藏着一个核心思想。疯女人所要担负起的最重要的、不能由旁人代替的任务：就是让她点燃起一把熊熊烈火，把一座豪华的大宅院一夜之间烧为灰烬。少女的热恋没法把情人的罗切斯特和庄园主的罗切斯特剥离开来，疯女人的一把无情的烈火却做到了。她玩火自焚，实际上是她的功成身退。她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的使命。现在再没什么可以压制简的苦恋了，她已不用担心会成为一个让人羡慕或者让人妒忌的灰姑娘了。于是她的耳边忽然传来了遥远而神秘的呼唤声：爱情的呼唤声。那久别重逢的场面是动人的。当简·爱重又投入情人的怀抱，接受他的爱抚时，再没有“第三者”潜伏在他们中间了。更好的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妇女的人格尊严不再受到她情人背后那个庞大的庄园主的阴影威胁了。现在她可以毫无愧色地向人们宣告：虽然我身材矮小，我的家庭地位却站得跟我那魁梧的亲爱的丈夫一样地高。一个家庭女教师得到一个庄园主的爱情是很富于罗曼蒂克情调的，但是只有不把自己的人格价值依附于丈夫的妻子，她所能给予的爱情才是最纯洁、最深沉、最美丽的。这样，疯女人可以说是夏洛蒂·勃朗特和女性意识的聚焦点。纵火的疯女人把简·爱从桑菲尔德庄园的废墟焦土上高高地托举起来，使这个恋爱中的平民妇女所涌起的女性的自豪感，是当时英国妇女文学中最受宠爱的女主人公也难以和她相比。当然，有失才有得，有得也必有失，这是事物的常理。简·爱失去了庄园女主人的身分，却赢得做妻子的在家庭中应该享有的平等地位。女作家急切地要表达自己的先进的恋爱观，于是把幽灵似的疯女人从顶楼上释放出来，由她去闹个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作品的思想境界确然提高了，遗憾的是作品的艺术性却不免为之而付出了代价。关于疯女人的种种细节描述，经不起推敲；简·爱的流亡插曲，太离奇曲折，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过于浓重。没法跟整个作品的写实风格揉合在一起，这就是朱虹所指出的，主流文学和流行小说的不协调。简的自我放逐，她的内心挣扎，柔肠寸断，书中写来淋漓尽致，使人一掬同情之泪。你可以说，女主人公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维护女性的人格尊严，她只能正大光明地做一个妻子，而决不愿充当一名不光彩的情妇，但守身如玉，这只是帕米拉类型的好姑娘的最重要的美德，这是旧时代妇女的美德，对于走在时代前面的新女性简·爱却并不特别值得称道了。她没有勇气从那个母兽般的疯女人的掌握里把自己心爱的人夺过来，她只能从爱情的乐园里自我放逐。在简的眼里，疯女人体现着上帝的意旨和法律的威严，虽然她疯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妇女的婚姻问题上不敢从旧道德、旧观念中摆脱出来，女作家在这里又显现了她的局限性的一面。
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 要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单纯坦诚，执著地迫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可惜红颜薄命，情路坎坷，她的自尊叛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终以悲剧收场。本文将从林黛玉的气质个性、性格成因以及她的悲剧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简析。
关键词 ：林黛玉；人物形象；悲剧意义
引言
在《红楼梦》中，薛、史、林三位是描写较多的角色，其中林黛玉的个性使她从大观园的众姐妹中脱颖而出，“潇湘妃子”表现了曹雪芹想要描绘的不食尘世烟火、跳出人世间的仙子形象，又把竹子安排在潇湘馆以衬黛玉之品格。如此精心安排，黛玉的一生却以悲剧收场，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思考：林黛玉的魅力从何而来？她的悲剧又有什么意义？
1.气质个性
1.1 容颜娇美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便是曹雪芹呈现的林黛玉的第一印象，娇俏柔弱，惹人怜爱。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即使是自小混在胭脂粉里的宝玉也动了情。作者借凤姐的赞扬和宝玉动情的痴态，侧面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使得多少后人对林妹妹心驰神往。
1.2 才华出众
黛玉的诗才不只是《红楼梦》众人知道，所有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为之倾倒。
《红楼梦》动用大量笔墨、创造了大量诗词来显示黛玉才华横溢、颇具“咏絮才”的诗人气度。在贵妃省亲时，借元春对黛玉替宝玉所作的诗的另眼相看，侧面体现黛玉的才华在园中姐妹的超然地位。她触景生情所作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佳作，一一体现了她的多愁善感和高超的诗才。而且黛玉写诗往往是“一挥而就”。写诗时她信手拈来之作总能引来喝彩，这衬托出了她的才思敏捷，且高于大观园中众才女，也可见她积淀之深。黛玉的诗并不局限于伤春悲秋， 还会写出像“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潇洒的，像“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诗；也有“铁甲长戈死未忘”“驰城逐堑势狰狞”的铮铮之意， 也有“盛世无饥馁， 何需耕织忙”这样颂圣的。这些诗反映了她性格的多面性，使形象更立体，也表现了她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强大能力更可以从诗中看出她所具备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傲骨。因为这些，红学家赞她“才、情、性三者具备”，是一个作品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更有性情的诗人。
1.3 清高孤傲
林黛玉被许多人认为尖酸刻薄，实际上这只是她率真、不做作的表现。她不像赵姨娘一样，为了寻求在贾府中的一席之地，违背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的女儿也瞧不起她了。她也瞧不起刘姥姥，将其称为“母蝗虫”，并不是因为对方身份低微，而是因为刘姥姥为了巴结贾府作践自己以逗趣取乐。她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所以对于香菱的请教，她能热枕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她给香菱耐心地讲解诗的做法以及要求，她还将自己珍藏的诗集借给香菱，为她挑选出阅读篇目，乃至帮她批改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对香菱尚可如此，可见她的孤傲并不绝对。在元妃省亲时，她奉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应景，显示了她的洁身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更反映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大胆叛逆思想。
1.4 多愁善感
初入贾府，林黛玉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明白虽然自己作为贾母的外孙女，可以得到她的“呵护”，但毕竟不是其“孙女”，自己不可能享受到作为贾府人员的各种待遇，自己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在生活琐事中，林黛玉能够用敏感的心去洞察人情世故，但面对各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也只能自哀自叹。在爱情中，宝钗和宝玉的“金玉之说”使敏感的她更感威胁，一次次耍小性子也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心。后来贾府的一系列变故、封建家长们的一系列手段对她身心造成的伤害因敏感而多愁的性格放大得更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最终加重病情，吐血而亡。
2.性格成因
黛玉的美貌是她的先天优势，她的气质是后天培养的。首先，她的才华来自于父母对她的教养。林家因为“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且“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命中无子”，对唯一的后代黛玉“爱之如掌上明珠”，“使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充男孩养的办法让黛玉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也是她才华出众的原因。且年幼丧母，先生可以教他读书，却无法传播封建礼教，这样让她的思想与一般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不顺从于封建思想，她要叛逆，要争取自由。
黛玉的清高是从父亲林如海那耳濡目染来的。林如海的身份是前科的探花，生前又是巡盐御史，林家更是书香世家，他的嫡妻是贾家人，但林如海与贾家的接触并不亲密。可见他对贾府的腐败奢靡是不屑的，他是清高的。黛玉作为他的女儿，对金银之物需要却并不上心。孤傲则来源于从小被捧在掌心上的她对逢源别人的不屑。另外，她对宝玉一心一意，宝玉虽对她也有情有义，但宝玉对众女儿是博爱的，黛玉的孤傲不失为小女儿吃醋的表现。
黛玉也是自卑的。从掌上明珠到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是“外孙女”不是“正主儿”，背后缺少家族的支持，这些都是她自卑的根源。她将自己寄托在与宝玉的“木石情缘”上，这一寄托又被更让大家看好的“金玉良缘”打破。她的自卑使她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她的敏感又让她多愁，注定了最后的'悲剧。
3.悲剧意义
林黛玉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点从全文开篇的“还泪之说”便可以看出。作为封建体制下的贵族小姐，她的思想中却很少有封建的色彩。她的思想行为与她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自然逃不了被环境吞没的悲剧。黛玉象征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她的死是用最决绝的方法来证明她与封建制度抗争的意志。她是封建家族文化的叛逆者和牺牲者，也代表了女性摆脱封建束缚的自我意识的开始。贾府的衰败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没落，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展开。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曹雪芹著
[2] 王瑜. 林黛玉形象摭谈
[3] 黄锦群.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现代解读
[4] 田爱兴.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5] 龙朔. 浅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
陈诺楠（1997.09― ）女，浙江杭州，本科，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潘文彬（1988.08― ）男，浙江杭州，硕士，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教师，职称：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试论林黛玉的爱情世界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要遇见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在这奇缘的牵引下，与贾宝玉相识、相知、相恋，任由情感的浪潮将自己淹没。综观她的前世今生皆为一个情字：从前世的绛珠仙子还泪报恩，下凡于世，到今世在自家私塾也“不与今日女子相同”，再至后来与宝玉相爱的她，更是一往情深且至死不渝，她对于情的痴可谓世间难得。可以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
人生若只如初见
因情而生的黛玉，亦为情而活。可以说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回顾两人情感之路，其实宝玉和黛玉的关系是在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的。年幼的他们同枕而憩、抓痒说笑、坦然闲谈、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无任何做作之处。正当两个孩子昼则同行同止、夜则同止同息，如胶似漆时，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而且她还有一个金锁，而宝玉有一块玉，正应了“金玉良缘”的征兆。也就有了黛玉看见宝玉在宝钗房中鉴赏金锁时，说的一句“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其潜台词是说“既有了我，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黛玉的“小性儿”便从这里萌芽了：别人劝宝玉不吃冷酒，黛玉感到你为什么先前不听我的劝告呢?别人分宫花给各位姑娘，她感到大家挑剩的才轮到我。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被小厮们尽行解去，她误以为连自己送的也随意给了别人，又开始变恼。后见宝玉戴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时，她又愧又低头不语。愧的是用小心眼揣度误会了你;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明，让自己失态。而宝玉此时也是委屈得恼了“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黛玉也是越发声噎气堵，矜持转而为羞愧，转而为恼怒，种种纠结转为泪下潸然。这就是黛玉典型式的恋爱，于无礼之中含着些许恋爱时女子的娇气和对宝玉的深深眷恋。虽是冤案，但冲突却是孩子气的，无伤大碍。随后不久又有了十九回的静日玉生香：黛玉在床上歇午，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像这么纯美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也是少有的。
自幼惯于孤独的黛玉，除宝玉之外不觉得需要别人之存在，而宝玉却不太孤独，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女子，他们二人相处很少没有第三者闯入，尤其尴尬的是“一语未了，人说宝姑娘来了”。宝钗不但长得美艳妩媚，常使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守时，赢得贾府上下一致好评，更使黛玉多了一层担忧。所以纵然在明朗的童年之恋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很快黛玉便跨入了迂回痛苦的恋爱第二期。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小伴侣不觉已成了少年，他们的年龄、身体、智慧都在发育，对于感情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童年式的相处，而是要求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西厢记》这类的传奇故事启发了黛玉，她会把一部《西厢记》一气读完，“只管出神，心里还默默记诵。”只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不过越当情欲诱力加强，越意识到礼教束缚的严紧。黛玉表现出的更是爱悦的极端：在人多的场合暗敲宝玉;人少的场合闹猜忌矛盾;独处时见落花流泪，听艳曲惊心。
此时的黛玉感到面前似有两个情敌：一个是美貌端庄的宝姐姐，一个是形神爽朗的云妹妹，而宝玉也在这艳彩缤纷中眩惑，黛玉在形势威胁下战栗。她惯于以自己的尖刻语言穿过宝玉去“射击”情敌，凡黛玉和宝钗湘云的抵触，在形式上总会变成宝黛冲突。宝钗生日贾母请戏子唱戏祝贺，黛玉因此事向宝玉发牢骚;元春赏赐众姐妹礼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黛玉也向宝玉发牢骚。因此宝钗、湘云存在他们身边一天，他和宝玉的关系就一天得不到平静和谐。
在婚配命定的时代，“金玉之论”当然是公认的权威，黛玉哪能不畏惧?她常常旁敲侧击对宝玉说“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其实这更是黛玉心底的凄恻之声。偏巧史湘云又有个金麒麟，与宝玉在清虚观收藏打算送给湘云的那只相似。恋爱中的女子心思本就细密，何况黛玉生着七巧玲珑心，她怕宝玉和那些外传野史里的才子一样，皆因小玩物与他人结合，所以她来到窗外窥视，听到的却是宝玉推自己为唯一的知己，金玉良缘的宿命论在宝玉心中不值得一提。
摘 要 《平凡的世界》主要以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农村生活为根基，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形象，这些女性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对生活有着各自的理解，同时，对爱情也有不同的观点。本文主要通过写三个主要女性的人物形象，分析她们的爱情观，以及进行人物形象的比较，来挖掘形象塑造的深刻意义和爱情观的启示。关键词：女性；人物形象；爱情观； 前言《平凡的世界》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它沟通了地球人类的情感，历来家喻户晓。这部百万著作以黄土高原双水村村民的命运为中心，用全景式反映了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时间从1975年开始，到1985年结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本书也被历届学者研究，目前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孙少安，孙少平，农民形象，农村变迁等等，通过复杂的矛盾冲突，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的形象。该论文主要着眼于《平凡的世界》中的主要女性人物，采用材料分析，人物对照的方法来分析人物形象和探讨其爱情观，挖掘出其形象的独特性，帮助读者更有深度地理解《平凡的世界》以及这本书通过这些人物所传达的情感和理想。第一章：主要女性人物形象 第一节 田晓霞：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女性 如果说那个年代是迷茫的，那田晓霞就是指明前进方向的指南针；如果说那个年代是寒冷的，那田晓霞就是那冲破黑云，照耀大地的暖阳；如果说那个年代是苦涩的，那田晓霞便是那颗能够甜化心田的糖果。田晓霞，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女主人公，也是作者路遥着墨众多，着力刻画的人物，她总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给他人带来温暖和积极向上的动力，她身上闪耀着文化之光，理性之光，现代之光，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是贯穿田晓霞这个人物的最生动的写照。我们接下来通过对其性格的探究来深度理解田晓霞这个人物形象。 田晓霞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她的父亲是县委书记，自小生活在城市里，家庭条件相对优越。不仅有着和谐的家庭氛围，而且还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面广。在学习上努力认真，在生活上也没有物质的烦忧，这些方面形成了她活泼开朗，率性洒脱，积极向上的性格。 “‘你和润生一个班的吧？’田晓霞大方地问他。‘嗯……’少平一下子感到脸像炭火一般发烫。”此时，正当少平为自己穿着脏烂而感到尴尬窘迫之时，晓霞热情地给他泡茶并递给他，“咱们是一个村的老乡！你以后没事就到我们家来玩。……听润生说过咱村还来了两个同学，都分在高一（1）班了，也没去认识你们。你看，我这个老乡真是太不像话了！”从这短短几句对话中我们可以轻松地看到，田晓霞从出场就带着一种特别气质，她没有那个时代女性的扭扭捏捏，而是简单大方，活泼热情，同时展现了她那娴熟的交际能力。在这之后，晓霞也会主动来找孙少平拉话，一起谈天说地。在生活中，她也十分率真洒脱，不拘一节，比如在每当在课外活动的时候，她总是两只手揣在裤口袋里，俨然像个男孩子似的踱到操场上的报栏前看报纸。在地区上搞革命故事调讲的时候，田晓霞和孙少平需要到城里，这是少平第一次去城里，由于晓霞对城里熟悉，就热情地给他介绍这座城市并带着他到著名的地方去转。 小说中多处笔墨写了她的善良正直并且尊重他人，顾及到他人的自尊心。善良的人，他们在和别人的相处的过程中总是以最大的善意去看待别人，他们有着人类最朴实，最真诚的情感，无论对方是朋友还是敌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他们都会经自己最大的能力给别人送去温暖和善意，而小说中的田晓霞就是这样一个人。小说中田晓霞的外公徐老汉因为自己养的一只老黑猫死了而难过抑郁，这时，晓霞看出了外公的伤心，就买回一只小黑猫来陪伴他。在高中时代，在她与孙少平的相处中，总是能顾及到他的自尊心，恰到好处的对他提供帮助。如在孙少平和田晓霞的借书过程中就能很好地体现出来，一开始，晓霞是这样问的：“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少平抬起头说：“你如果认为什么书好，再象以前一样，及时推荐让我看。”在这个对话中，田晓霞提出要帮助孙少平，是站在好友的立场，尊重的提出询问，而不是直接将自己的善意强行加在孙少平身上，没有任何的主动给予，因为田晓霞知道这样会使少平感到不适，因为理解，所以要避。她对穷人的态度是在平等立场上建立的悲悯，而不是轻蔑。最后也因为善良，她在最后因为救素不相识的小女孩而丧命于汹涌的洪水中。 田晓霞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冒险精神和奉献精神。她关心国家政治，关心社会焦点，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她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以及责任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在黄原师专毕业后，在如愿成为一名优秀的省报记者，曾到偏僻而且环境非常不好的煤矿进行采访工作，还不顾危险地下矿井了解工人的劳动情况。当特大洪水袭来，她的心中有一种使命感，使她想把抗洪救灾的实时情况报道给全省人民，所以毫不犹豫的冲到抗洪救灾的第一线，下了飞机后只身前往灾区，看到洪水中的小女孩，她不顾个人安危，把能活命的木板推给了小女孩，最后献出了她鲜活而宝贵的生命。 田晓霞的出生环境培养了她的自我意识，她不受教条主义的禁锢，对事物有着独到的见解和不凡的分析能力，能够以广阔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最鲜明的体现便是她敢于批判社会虚伪的现状。在看到报纸时，看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总是能一针见血的说出其缺点。比如，她能指着一个重要作家发表的言论说：“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咱们现在国家叫这些人弄的一团糟！”她还指出了当前农民穷的连饭也吃不上，学校还整天搞形式，不上课 ，年年说形势大好，但是好像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却越来越多的弊端。田晓霞的这些言论在当时那个人人自危，生怕被打成反动派的时代，可以说是石破天惊。 田晓霞不仅注重自由而且也向往自由，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敢于突破世俗的独立女性。“我们原是自由的鸟，飞去吧！飞到那乌云背后明媚的山峦，飞到那里，到那蓝色的海角。只有风在欢舞，还有我作伴。”这是晓霞深深地向往自由的体现。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灵魂，使一个人具有独特的魅力。田晓霞可以说是作家笔下最理想的人物，她敢她敢想，敢说，敢做，她所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区别于传统女性最突出的特点。 田润叶：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结合者 田润叶是双水村村支部书记天福堂的女儿，这个角色既有传统妇女的特点，也有新时代女性特色，是一个游走于传统与现代边缘的女性角色，具有一定的悲剧性色彩。 田润叶为人热心善良，对待亲人无微不至，对待朋友真心实意，在她的身上，体现出中国传统女性的真善美。在小学教书之后，她住在县城的二爸家，她虽然成了公家人，但是却待人平和，没有架子。每次回双水村，都会给少安的奶奶带点心；还提着点心去看望村里傻瓜叔叔田二，尽管傻瓜叔叔的窑里臭气熏天，她也毫不在意 ；对待少平就像亲弟弟一样，由于少平上高中时生活拮据，她就总是热情地招待孙少平来家里吃饭，给他端来一大盘猪肉炖粉条和一盘雪白的馒头，为了让他不尴尬，故意留他自己一个人吃饭，从这一小细节也足以看出她的细心。临走时，还十分慷慨地送给他五十斤粮票。因为二爸田福军和他的同事李登云的政见不合，为了二爸的政治前途，她听信了田福军老丈人的一席话，她最后答应嫁给热烈追求她的李向前，也就是李登云的儿子。在李向前因醉酒而出车祸，双腿截肢后，悲观失望地想要离开这个伤心的世界时，润叶骨子里的善良提醒着她作为妻子应尽的义务，她又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从这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她是知性的理智的，也使得她的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正是因为润叶的善良，也使得她处处为他人着想，在自己的事上却不愿意强求。这也使得她失去了青梅竹马的初恋，而且还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 田润叶在工作上尽职尽责。她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甚至是充满了激情，为了给学生们上好课，常常废寝忘食地备课，有时工作到半夜三更。对于学校规定的教学要求和人物，她都能模范地执行，兢兢业业地完成。 她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对自我，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并没有那么高；她有一定的个性，但却没有鲜明到可以不顾一切的跟随自己的心愿行事；她是一个在农村里长大的姑娘，后来寄人篱下，到城里和二爸一起生活，她没有什么资格来为自己发声；她表现出了勇于反抗命运的安排，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的知识女性的特点，但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个传统的农村姑娘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却是长辈眼中的闪光点，孝顺懂事，乖巧，为大人分忧，不会给长辈添麻烦。她始终在自我与外界压力下苦苦挣扎，残留在脑中的传统观念使她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最终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第三节 郝红梅：努力与命运抗争的自强不息者 郝红梅在小说中的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她是一个家境贫寒，喜欢读书而且长相清丽的女孩，但是她从一出生就已经被定义——地主的孙女。这个身份使得她在与同学们的相处中多了一份自卑感，在那个敏感的时代，家里是地主成分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不光物质上穷的一干二净，而且精神上还要接受所有村民的指责与鄙夷。她也在村人锥子般的目光中学会了在夹缝中生存，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首先，她的相貌是出众的。原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孙少平发现，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只是因为她穿戴破烂，再加上一脸菜色，才使得所有人都没发现这点。”班长顾养民注意到她并向她示好，跛脚的侯玉英处处找她的麻烦，从这些侧面，也能看出她的样貌是不同于一般女子的。 其次，因为贫穷和地主家的子孙的身份，郝红梅心中多了一份自卑，同时又有着极强的自尊心。郝红梅一家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受尽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一家几口人只能靠他父亲一个人的工分过活，遇上灾荒年，国家发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不用说也跟她们家沾不上半点关系。她身上也总是穿着破烂的衣服，这也不难理解她的自卑。学校里的菜分甲、乙、丙三种，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和黑色的高粱面馍。光景不好的郝红梅自然是吃最便宜的，从开学开始，每次吃饭的时候，她几乎都是最后一个来食堂吃饭的，每次都默默的拿走剩到最后的两个黑高粱面馍。因为贫穷，也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她总是选择躲避众人的目光，尽量不到人多的地方，避免遭到无言的耻笑。在快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互相赠送的礼品，因为自己的自尊心，她决定回赠同学们精美的礼品，但却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方式——偷手帕，最后被无情的揭发。郝红梅因为面子而偷，最后也失去了面子。 最后，郝红梅也是一个乖巧，有上进心，迫切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女生。但是，也正是因为想要迫切地改变自己的命运，她身上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虚荣心。在那个年代，能上初中或者高中是极其幸运的。而她所在的高中，是县里的最高学府。她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十分乖巧，所以被推荐上高中。她喜欢读书，从最开始就是被孙少平所读的《红岩》吸引，才与他搭话，问他借书，随后她也常常向他借书看。她从小就认识到自己不幸的人生，并且她的身上背负着责任感和使命感，家人把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她小小的身躯上。严酷的生活使她过早地成熟起来，她想努力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攀上家境好的顾养民，她选择疏远了对她很好的孙少平，在许多外人看来，这是十分虚荣的，但是换位思考，郝红梅也只是在为自己悲苦的命运而抗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章:爱情观第一节：田晓霞的爱情观 一、爱情败给命运总比败给世俗好 田晓霞对待爱情的态度是纯粹的。田晓霞和孙少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差异，不管是家境，还是社会地位等等，在那个年代看来，干部家庭的女儿和农村打工汉的结合完全不符合“门当户对”的陈旧观念。但是田晓霞自始至终都是以平等的方式与孙少平交流，从刚开始朋友间的相处，他们一起看报刊，一起谈天说地，到后来的交往，物质和地位，都不是阻止他们在一起的主要因素。田晓霞所认同的是爱情观是：爱情败给命运总比爱情败给世俗好。这种爱情不仅包含男女双方对生活的共同理解极情感上的契合，同时在他们的爱情交往中，已经看不到传统情爱模式中富有伦理意味的家庭生活的琐碎与平庸，主要灌注着理想的激情和精神的追求，具有诗的情调与浪漫色彩[1]。 在高中的时候，田晓霞对孙少平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赏识，孙少平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保持着读书的习惯，他的眼界也和班上的其他同学不一样，更加开阔。这也是吸引田晓霞最重要的一点，田晓霞的思想紧跟时代潮流，同时也希望喜欢的人不要变成世俗的人。在高中毕业时，她还对孙少平说过，“希望你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毕业后仍然坚持给孙少平寄书和报纸，并提示他要树立远大理想，不要随波逐流。这也是她所认为最理想的人。两年后的电影院重逢，田晓霞对孙少平有了更加特别的想法，或者说更加钦佩他。因为从孙少平的谈吐中，她发现他对生活有了更加独特的理解，他努力改变生存条件，同时也不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她喜欢孙少平，也正是他不伪装自己，不会因为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在田晓霞看来，孙少平已经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是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单单凭这方面，就已经足够让她足够心动。 二、忠诚专一、无私奉献 田晓霞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忠诚专一的，全心全意为对方考虑和付出的。在重逢后不断的相处中，对爱情的美好想象在她的心中慢慢滋长。她期盼和孙少平每周六的约定，想去看望他时，又会考虑到保护他的自尊心。在确认关系后，田晓霞悄悄地来到孙少平工作的煤矿，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晚上又决定和他一起下到黑脏而又危险的矿井，感受他工作的环境。田晓霞对孙少平的爱是爱屋及乌的，对少平的妹妹兰香照顾有加。在工作期间，她还拒绝了家庭环境优越的同事高朗的追求。她的心一直属于她爱的少平。“我放纵我的天性，相信爱情能给予人创造的力量”，“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田晓霞始终都信奉着这种爱情观念。第二节：田润叶的爱情观 一、不在意门第观念 田润叶出生在农村，但是生活在文明与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里，她的身上已经脱离了世俗的偏见，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在她看来，“门当户对不如两个人有情有意”，她和孙少安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彼此相知，尽管孙少安的家里十分贫穷，她也毫不介意，仍然喜欢着这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当二妈给她介绍对象的时候，她的心里只有少安哥，她想让他娶自己，如果非要嫁给一个人，也只有她的少安哥可以配得上自己，所以她选择了主动出击。她寻求机会然后把表白的纸条亲手交到了孙少安的手上，“少安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这是润叶为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所迈出的勇敢的一步。 二、主动而倔强 她对爱情的想象是美好的，对爱情的追求是主动而又倔强的。 尽管孙少安在她的追求面前畏怯地向后退缩，她仍然没有死心。在润叶知道孙少安找了一位山西婆姨后，她的内心显然是痛苦和失望的，但是她知道少安的难处，少安是因为农村人的身份，而且家里光景不好才没有勇气答应和她一起生活的。田润叶想着过一段时间他会想通的，还是坚信他最终会响应她爱情的呼唤。尽管最后事与愿违，她在心里还是默默地想念着她的少安哥。在重重压力之下结的婚姻也只是名存实亡，她内心倔强地用她自己的方式来反抗她这段不情不愿的婚姻。由于旧社会的阶级观念和牵涉众多的政治利益关系，使得田润叶和孙少安的这段感情无疾而终。尽管田润叶对爱情是执着主动的，但是也躲不过现实的残酷。第三节：郝红梅的爱情观 一、追求物质、现实的爱情 由于地主子孙的身份和贫困的生活，郝红梅对爱情的选择更注重实际，或者说物质。她有着成年人的早熟，对于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早有打算。她来到这座高中，就是为了能够攀上一个条件好的男人，将来好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而与孙少平的那段相处，基本上是出于一种怜悯，既怜悯别人，也让别人怜悯自己，因为相似的命运，她对孙少平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情，却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当遇上顾养民之后，她感觉像抓住了救命稻草。因为顾养民的父亲是黄原地区师范专科的副校长，母亲是地区建筑公司的工程师，祖父又是县里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爱情对象，当知道顾养民有意于她时，她是惊讶和惊喜的，所以故意疏远孙少平，奔向了她理想中的爱情。她梦想着这位高贵子弟会想办法帮她在黄原找工作，并且和他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爱情也确实朝着她想象的方向发展，因为顾养民确实喜欢她并且不嫌弃她的地主成分。但随后却因“偷手帕”事件，亲手葬送了自己的爱情。 二、终归于平淡幸福 在受到打击之后，她与顾养民之间也没有了交集，因此，她对爱情也没有了奢求，选择安安分分地嫁给了邻村的一个教书教员，郝红梅在经历一段是失败的爱情后，内心期望能够和这位教书先生永远的生活下去，尽管平淡，却幸福。当厄运再次降临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又陷入了迷茫和绝望，他的丈夫意外死亡，使她对爱情心灰意冷。但是为了孩子，她选择坚强地生活下去。后来集会上与田润生偶遇，在田润生悉心地照料与保护下，郝红梅已死的爱情火苗又再一次燃起，她觉得润生是一个有能力有担当，能给她带来安全感的男人，所以最后不畏别人的眼光，选择了和他在一起，最终也获得了一个幸福的结局。郝红梅的爱情之路有了明显的转变，从最初的看重财富，看重身份的爱情到最后选择了平淡安稳且幸福的爱情，她对爱情的认知是不断成长的，也是不断成熟的。 第三章：三个女性人物的比较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她们有着不同的命运。首先，她们的家庭出身不同，郝红梅出生于农村地主家庭，田润叶出生于农村干部家庭，田晓霞出生于城市，是县委书记的女儿，三者的出身也昭示着她们命运的不同。其次，田晓霞、田润叶和郝红梅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也对她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郝红梅仍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她读书的目的很现实，只是想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但是她也深知家里没钱送她上大学，只能读到高中，所以她更想在高中读书时能碰上一个好人家；田润叶在黄原师范专科毕业之后回到原西教小学，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她接受现代思想的熏陶，敢于主动追求幸福，但是明显又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奉献”精神，但是这种不求回报的奉献精神，使她后来丧失了自我人格，自我尊严，面对不幸福的婚姻，她仍然固守传统女性的牺牲精神，虽然无奈但是仍然坚持着有名无实的婚姻；田晓霞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接受了精英阶层的教育，她上过大学，读了很多书，在精神层面与郝红梅、田润叶有很大差别，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全脱离了世俗的观念，她对爱情的选择，超越出身和阶层，只寻求情感和心灵的契合。三者的结局也尽相同，郝红梅在经历一波三折之后，找到了幸福，与田润生过着平淡而美好的生活；田润叶在李向前遭受车祸后，心生愧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后来二人也生育了一个儿子，也算得上是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田晓霞在省城当记者时，被一场洪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但是她是因救他人而牺牲的，是伟大的，结局虽然残酷但是也令人崇敬。 结语 在《平凡的世界》中，她们演绎着属于她们自己的不平凡的爱情故事。正如路遥所言：爱情可以使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使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闪发光。即使要经受无尽的煎熬和折磨，爱情仍然是人世间至善至美，神秘而不可或缺的情感。在这场时代的变革中，田晓霞用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向我们展示了理想而美好的爱情；田润叶向我们展现了朴实，善良，独立的品性，是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的结合体；郝红梅用她的行动演绎着出生于贫穷的环境，仍然勇敢地与命运斗争的故事。期望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学到摒弃世俗的偏见，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爱情也好，事业也罢。在此过程中，不忘初心，坚守善良与本分，方能达到理想的彼岸。
女性形象论文提纲
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女性的人物形象。那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又该如何探究呢?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着名英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立足于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从女性写作传统、女性写作条件、女性形象、双性同体等方面阐述了女性与写作的关系。她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性;主张女性建立自己的写作传统;鼓励女性大胆地拿起笔进行创作，摆脱男性作家塑造的不实的女性形象;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提倡双性同体的创作模式。本文试图梳理和分析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和理论，证明其思想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中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述评。
第二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首先，从小特殊的家庭教育使伍尔夫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功底，父权制和家长制的倾轧让女性主义思想在她体内生根发芽。其次，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对伍尔夫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她养成了最敏锐的审美观，产生了对道德教养的怀疑，培养了作家的社会使命。再次，伍尔夫所在时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生长土壤。
第三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与写作的思考。伍尔夫认识到父权文化对女性历史的遮蔽，于是致力于重新发现女性写作的传统，她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女性的现实生活，描述女性作品的独特性，书写女性文学史，进而建立女性文化。
第四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伍尔夫清醒地看到父权制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不实的女性形象。所以她在个人创作实践上不断打破旧有的创作传统，始终将抵制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贯穿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提倡杀死“家中天使”,描写真实的女性形象，肯定书写女性体验的做法。她的这些做法无疑是对男权社会写作模式的一种有力的颠覆。
第五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两性关系的表达。她对父权社会传统的两性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审视和批驳，主张抛弃狭隘的性别主义偏见，呼吁两性间进行和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进一步提出一种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良性策略--“双性同体”.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创作进行总体评价，在基本肯定中也指出了其缺陷。并且通过对后来女性主义历史进行梳理，说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一间自己的房间”,“双性同体”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 famous British female writer and literary theorist, stream-of-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was honored as the forerunner of 20th centuryfeminism. Woolf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real life, expounds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wri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women's writing tradition,women's writing condition, women's image, “androgyny”and other aspects.She stressed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for women's writing.Advocated women toestablish their own writing tradition. To encourage women to writing. Get rid of thefemale images of the male writ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recognizing gender differences,Woolf advocate androgyn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Woolf's feministideas and theories, 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hought in thehistory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per,main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VirginiaWoolf's feministthough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view.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First of all, the special family education bring her some literary skills, patriarchal familylet feminist ideas take rood in her body. Secondly, effect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ofWoolf also can not be ignored. Aga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provided abase for her feminist thought.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VirginiaWoolf 's thinking on women and writing. Woolfrecognizes the shadow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women's history, she devoted todiscover the tradition of female writing.
The fourth part introduces the female image under Woolf's creation. Woolf clearlysaw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social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ycreated a series of false images of women. She constantly break the old tradition ofwriting in the personal creation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killing of the angel in the house.
This is a subversion to the writing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ifth part describes the expression of VirginiaWoolf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gender. She refute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gender. She appeal tocommunication between woman and man. And put forward the “androgyny”.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t is a summarized evaluation of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By combing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this paperproved the transcendence of Woolf Virginia's feminist thought.
Key words: VirginiaWoolf , feminist thought, “a room of one's own”, “androgyny”
目录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一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感染
(三)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二 对女性与写作的的思考
(一)追寻女性写作传统
(二)探寻女性写作条件
1.物质基础：一间房间的隐喻
2.空间基础：生活空间的狭小
3.文化基础：话语权的缺失
三 对女性形象的书写
(一)杀死“家中天使”
(二)独立自主的女性
四 对两性关系的表达
(一)对传统化两性对立的反思
(二)对理想化双性同体的创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我国：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媒体上征集企业标志，公告VI工程招标VI设计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形象工程建设”，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对VI设计过于呆板和程序化。有人认为做VI，只要标志设计出来工作就完成了一半，很多公司的VI设计手册除了标志和一些基本元素不同以外，应用部分千篇一律，很多都是单调的延续和重复，缺乏个性和新意。造成了标志的孤立更割裂了VI各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国外：国际上对现代VI设计形式不是对形式考虑的结果，而是考虑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满足大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形式。德国VI设计师更多考虑的是设计和人的物理关系；北欧的现代VI设计却十分注意人的心理感受，欧洲的VI设计先由理念切入，然后有明确的设计目标；美国的VI设计起源于商业，加之没有社会意识形态为依据，曾经一度跟着市场走，但是它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兼收并蓄、容纳各种积极因素，令自己的设计很快就取得了领先的地位。
当代艺术其实就是要研究特定 文化 背景下的文化现象,而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深究的文化艺术现象。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视觉艺术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符号学(semiotics)在其中主要涉及到将人们在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上感知到的对象以点、线、面、体、光、色的方式进行拟造、组合加以运用,然后再在对象视觉中通过转换再生的思维过程。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象,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
【关键词】视觉艺术;符号;转换;再生
著名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说:“人是符号(sign)的动物。”1人类籍由符号来表达内心世界,传递信息。将日常所思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包括声音、视觉、肢体行为将一个整合的概念传达给对方。符号学(Semiotics)是一种关于符号和运用符号,包括观看符号的理论。符号学并不是一种历史性的学科,而是一种阐释性的学科,但它能够在历史的探索中被加以有效地整合。符号学集中关注构成和表征的问题,将“文本”看作是产生意义的符号的特定合成。这是一种不带霸权和强制要求的有限度的视角。2
艺术的起源不论从模仿说、巫术说、劳动说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符号化的开始。原始人用肢体捕捉动物的动作,用声音模仿动物的鸣叫,用矿物质将动物的形态描绘在崖壁上,手舞足蹈用简单的语言交流,于是就有了最初的舞蹈符号、音乐符号、美术符号、语言符号。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化,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符号内容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微妙化,同时也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不同的领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运用。
视觉艺术作为一门研究经由肉眼产生联想的人文科学,符号学(semiotics)在其中主要涉及到将人们在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上感知到的对象以点、线、面、体、光、色的方式进行拟造、组合加以运用,然后再在对象视觉中通过转换再生的思维过程。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艺术作品中的象征图象,以及艺术作品本身都理解为符号。作为一套工具,符号学提供一系列我发现可以深入细致分析艺术作品的有用思想和观念。当这些思想和观念可能由心理分析、叙述和修饰理论引发产生时,它们就产生与传统艺术史并不发生矛盾的洞察力。事实上,这些思想和观念常常能够使学生在运用主体间的可使用的 方法 上更为精确,并使阐释更具有系统性。3
一、视觉艺术符号的分类
在符号与其所指涉的对象(即其指向与涉及的事物和领域)的关联上,目前在符号理论研究领域普遍认为可以将符号区分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是符号的三个层次:4
1、图象符号(ICON):图象符号是通过模拟图形与对象之间的相似而构成的,图象符号是一个直接感知的过程,在图象学中属于写实的范畴。如肖像画、照片等,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通常都能够得到比较直观的感受,比如说“画面上有什么内容。”
2、指示符号(INDEX):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象之间具有的因果或是时空上的关联。如“指示牌、路标”。从广泛的角度来说,设计艺术中的视觉流程法则也属于指示性符号的范畴,由于生理的特点,眼睛在浏览的时候会表现出一种时间性、方向性与选择性,也就是说视线会沿着画面重心,即最佳视域,向某一个方向有选择性的移动,体现出视觉的流动性特征。
3、象征符号(SYMBOL):象征符号与所指涉对象之间无必然的或是内在的联系,通常是指约定束成的结果,它所指涉的对象以及有关意义的获得,是由长时间多个人的感受所产生的联想集合而来。同时符号的象征性也是是符号学里最深层次的特性,是符号产生与对象思维过程中相关内涵的延伸以及联想。比如线条的曲折、色彩的冷暖、材质的软硬都会给人以相应的情感体验。
二、视觉艺术符号的理解
人类的意识过程,其实是一个将世界符号化的过程,思维无非是对符号的一种挑选、组合、转换、再生的操作过程。因此可以说,人是用符号来思维的,符号是思维的主体。那么我们又如何从符号学的视角和运用符号学的工具去解读图像,符号如何能够使我们从我们已经认知的事物中疏离出来,以便理解某些新的事物?在这里,我想就当代油画家张小刚的作品《男青年》按照符号学的原理进行分析。
张晓刚《男青年》布面油画
1、生成图象意识
要对视觉符号进行阐释有时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结合上心理学的以及历史学的概念进行理解。
当我们在欣赏一件视觉艺术作品时,我们首先会在思维中形成一个表象,即作品中有什么内容,是具象符号还是抽象的符号。如,当我们在接触到当代油画家张小刚的作品《男青年》时,首先意识到的是一个男青年,带着眼镜,脸上一块红色的疤,灰蓝色的调子,一块红色的疤痕这些图象性的符号。 2、探询图象的象征性意义
得到以上信息后我们接下来会想知道隐藏在艺术家(即符号创作者)创作意图中的“更深层次的”,或派生出的意义。如果我们说一件作品具有一种更深层的意义,我们通常指的是作品传达了一种我们在最初观察中还无法确定的潜在的观念,以即是符号的象征意义。当然需要找到艺术家的意图我们必须对艺术家本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个基本了解。
我们现在就来试着探询阐释艺术家想要传达的观念信息。我们知道张小刚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动荡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身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画面(符号)本身,留着小平头的男青年,干净白皙的肌肤,一幅标准文弱书生的派头。我们知道眼镜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象征,中山装是那个年代的通用着装。灰兰色的背景衬托阴郁、孤独与冷漠的气氛。面颊上被生生揭开的一块,形状如肩章的伤疤显得尤其冷艳。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将它理解为那个热情火红时代的鲜红烙印。目光被吸引到左下角,略显呆滞,嘴唇微启似在观看一个什么令人震惊的场面,又面无表情,一种孤寂、压抑的情感得到充分的表现。所有的一切符号都在追忆一个时代的伤痕主题,这除了是一种回忆,同时也折射了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视觉艺术符号的创作者在产生一个理念之后,综合自己对象征性符号的理解把握,选择合适恰当的视觉手段,将理念传达出来。然后接收对象即观众再通过自己对象征语言的掌握与理解,把接收到的视觉信息在思维中转换再生。(下转第99页)(上接第98页)当然,鉴于个体情感特质、生活 经验 、知识结构的差异,一件作品最终还原到观众思维中的形态是各有不同的,所以有了“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之说。当一个人看见一幅绘画,表现的是关于一只果盘的荷兰静物画时,这个图像在其他的事物中)就是关于某种别的事物一个符号,或表征。观看者在她或他的脑海中形成有关该事物的一个意象,她或他就会把这个意象与该事物联系起来。心理的意象,而不是形成这个意象的个人,就是解释符。这个解释符指向一个客体。该客体对每一个观看者来说是不同的:对一个人来说它可以是真实的水果,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也可以是别的静物画,对第三个人来说可以是一笔巨款,而对第四个人来说也可以是“17世纪的荷兰”,等等。而该绘画所表现的客体因此基本上是主观的和由接受者决定的。
视觉艺术本身就是关于符号的表达方式,创作者借由它向观者传达自身的思维过程与结论,达到叙述的目的;换言之,观者也正是通过创作者的作品,与自身经验加以印证,最终了解创作者所希望表达的思想感情。显而易见,作为中间媒体的视觉艺术作品,这时就充当着创作者思想感情符号,而这个符号所需表达的信息是否可以被观者准确的、快速的、有效的接受与认知,就成了创作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这正是由创作者在创作的思维过程中对符号的挑选、组合、转换、再生把握的准确有效程度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李幼燕著《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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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巴尔·布列逊:《符号学与艺术史》1991年。
[4]常宁生《艺术史的图象学方法及其运用》载于《世界美术》2004年第一期。
内容摘要：一部视觉艺术史的发展史也就是色彩的发展史。从上古的色彩崇拜到古典时期的色彩模仿，从浪漫主义时期对色彩的解放到印象主义对光和色的迷恋，在艺术史上，每一次对色彩的再认识和再阐释，总会引起视觉艺术的巨大变革，从而产生新的视觉艺术现象和理论话语。
关 键 词：色彩随类赋彩固有色民间色彩光印象
所谓色彩，在普遍意义上讲是人对色彩的感觉。对色彩的 爱好 和对色彩的选择，具有极大的主观性，所以不应把某种色彩标准绝对化，应承认多样的和发展着的色彩标准，从不断变动的色彩观中认识它们各自的特点，研究它们各自的异同之处，把握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在色彩世界中达到“万物皆备于我”，而不是被束缚在一个狭隘的范围之内。偏爱是容许的，但偏执和偏见却无益于艺术的发展。
固有色——永恒美丽的理想色彩
太古之民把色彩作为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将描画对象从背景中显现出来，即从空间背景中分离出物象，所以他们只认识红和黑，因为红色最引人注目，黑色与亮底色对比最大，因而在他们看来红是美的，黑也是美的，所以红黑搭配是美的。诉诸于艺术表现，他们将自然的一切色彩通归结为红与黑。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木器即以红、黑为装饰;世界各地的彩陶以红、黑为装饰;原始的洞窟壁画大都采用红黑二色……对黑红配置的喜好沿袭至今，这在一些民族的服饰中表现尤为典型，中国的藏族服装、彝族服装等都以红色为主色。
人在实践中丰富了感觉，增加了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并且在早期艺术活动中抓住物象永恒的、持久的固有色，寻求它们在空间的恰当联系。这样，人们发现了色彩的静态美，这样便有了对色彩永恒价值的追求，有了固有色的理念。
艺术离不开模仿，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艺术的力量就是模仿。达·芬奇甚至说：“……假如你在用自己的艺术模仿自然界所产生的形式的全部特质时不是一个万能大师，那么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画家。”固有色的色彩观正是产生于对自然的永恒和凝固的色彩美的模仿。
固有色观念曾长期主导美术创作，在西方，文艺复兴的作品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可以举出唐代人物、宋代花鸟和许多杰出的民间艺术作品。他们在固有色的表现和色块空间安排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运用固有色的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色彩配伍。例如文艺复兴大师常采用的玫瑰红、天蓝、银灰，中国民间艺术常采用的朱红、群青、大红、石绿、金黄，这些色彩配伍具有对立统一的美。
二、色彩衔接。中国民间口诀有“工间绿，花簇簇;青问紫，不如死”等等。固有色的不同衔接方式会形成千变万化的色彩观感。
三、纯度对比。这种对比是调整色彩间相对关系的重要手段，其强弱得体，宾主分明，达到色彩在空间中的力度平衡。
四、明度对比。在二维平面上制造三维效果，所用手段就是明暗对比，精到独特的明暗对比不仅使图像具有立体感，还使画面具有了厚重感。
五、面积对比。面积对比更使色彩在体量上有轻重之变，在空间上有互补之美，从而产生鲜明的色彩节奏。
从远古起，艺术的移情说就伴随着模仿说，固有色为模仿自然来服务的同时，也还有浪漫主义的表现一路，他们不以模仿为补色目的，却以“画画无正经好看就中”为旨归。他们抽出固有色的单纯性、凝固性，以固有色的空间平衡为手段，驱便于工作色彩率意为之，以求理想的色彩效果，如苗族 刺绣 、民间剪纸、蔚县剪纸、绵竹门神就是以固有色观念而作浪漫派处理的色彩典范。
光印象——瞬息即逝的自然色彩
光学发现了色的物理本性，揭露了色与光的内在联系及色光的分解与混合现象;生理学发现了人类的色觉的本质，从而得以了解色衰与补色的关系，全色要求的基础。这些发现给艺术色彩学以伟大启发，由此而产生了印象派色彩观。于是画家用色追寻光，追寻光的颤动、光的流逝、光的迷离恍惚，从固有色的永恒和凝固中走出来，走向空间和时间的流动，得到的是瞬息即逝的光印象。
可以说，印象主义的色彩观和色彩技法，既是光学成就的产物，也是西方艺术传统的产物。只是这些传统到了印象派画家那里更系统化、理论化了，并且以此确立了它在艺术史中的地位。印象主义认为色即是光，因此：
一、凡视觉可感受的物象都是光照射的结果，凡有光必有色，物的色决定于光源色、环境色(反射色)和色彩间的对比。即色彩随光源和环境而变，并且在画面上是相对而存在的。
二、以日光光谱色代替古典的调色板。
三、追求光谱的金色效果，并往往引用光谱的色彩组合。
四、补色关系对于印象主义画家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例如在大自然中日光与天穹光便是一对天然补色。
五、以光的混合代替颜料混合，因而采取色彩细碎分割和并置的手法，使色彩更加“响亮”。
六、在色彩并置时常施以明度相近的，非准确的冷暖并置。这就是同时对比的手法。此时相同的色各自将对方推向自己的补色，以增强双方的色价，同时各自失去稳定性，而获得光的颤动性，呈现一种有生气的活力，于是达到色的非物质化，成为颤动的光。歌德曾经说过：“同时对比决定了色彩美学的实用价值。”
印象主义使色从其所联结的物体中解放出来，排除物的固有色，由此绘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印象派是光的崇拜者，光的虔诚宣教者，他们开启了一个灿烂的世界，但是他们追随光的同时却失去了艺术曾经具有的精神力量和阐明世界的象征内容而停留于事物的物质表层。
表现色——回到主观的现代色彩
实践表明，获得光的华丽外衣，是以牺牲质的内在精神为代价的，这个矛盾在技巧上直接表现为 素描 与色彩的矛盾，当表现特别需要素描的时候，色光的变幻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拉斐尔前派便是这样;当表现特别注重色光的时候，素描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印象派便是如此。毕萨罗教导青 年画 家勒贝尔说：“多注意形体的色彩，而不要太看重于素描刻划，太准确的素描索然无味，而且不能给人以整体印象……”这正是印象主义者在素描和色彩之间的取舍。
雷诺阿在他的印象主义实验取得非凡成功的同时感到印象主义的危机，于是游意大利向前辈大师学习，他拜倒于拉斐尔画前，并高度赞赏安格尔油画的单纯宏伟。他研究了拉斐尔之后终于感到自己忽略了素描，从意大利归来后，他致力于牺牲色彩以使形体单纯化，加强素描，回到古典的作画方法，取消画面偶然的光，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古典时期”。他的作品“伞”和他在那不勒斯所画的裸女就是开始回归古典和固有色观的记录。
印象派之后诸家正是看到了印象主义色彩观局限于表面的光色变化而忽略其不变的内部结构，所以他们走上了与印象主义相反的道路。首先是塞尚，这位现代艺术的开山者力排事物的闪动模糊的外表，致力于表达所谓不变的真实和内在的结构。就色彩而论，塞尚不同于印象主义的是使之色彩秩序化，经过组织，使色彩变得更规则，更简练，但更强烈，因此更具有安定感、明晰感，从而达成视觉形象的非同寻常的强度。他的艺术观和他的艺术实践深刻地影响了其后的画家，如马蒂斯由塞尚得到启发，抛弃印象派画家的“魅力、光亮和明快”，追求绘画的“稳固性”，认为在一切构成画面的色彩中必须建立一个平衡，因此表面的感觉必须加以提炼，正是提炼了的感觉构成画面。康定斯基说：“内在因素，即感情必须存在，否则艺术作品便是赝品。内在因素决定画面的形式。”毕加索概括说：“我不是模仿自然，而是面临自然——并且利用自然。”塞尚之后诸家竞相与印象主义的客观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因此着意于形式美、抽象美的追求，走向表现主观。在色彩上自然同时从客观色彩走向主观色彩了。
但是现代主义是接过印象主义的手中武器而走向其对立面的，印象主义发现了自然的色彩，现代主义将这些发现秩序化、凝固化、强力化。或者说印象主义捕捉感性的色彩，现代主义挖掘理性的色彩，现代艺术将色彩的主观性及其精神价值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并且完善于主观的个人感情与客观的色彩规律之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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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境外谈美》，陈望衡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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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诗学》，亚里士多德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7]《古画品录》，谢赫 著，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
[8]《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 徐庆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印象主义》，马凤林 著，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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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达学术论文篇二 视觉经验与视觉传达设计 [摘 要]观者的视觉经验对视觉信息的准确传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设计者应根据观者的视觉经验充分调动其视觉心理的能动反应,使其“所看”与“所知”同时发生感觉,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设计作品的理解和感悟之中,让观者通过欣赏与设计者的审美体验相沟通,以此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 [关键词]视觉传达;视觉经验;视觉心理 在 现代 设计中,视觉传达设计的主要功能是调动所有平面的因素,达到视觉传达准确的目的,同时给观众以视觉心理满足。当今,视觉传达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发达,设计师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受众群体的视觉心理,清醒地认识到信息接受者不是机械的、被动的受纳器,而是一个具有积极主动的内驱力的主体,只有在充分理解和掌握有关视觉心理的知识之后,才能更好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各种现代制作技术的优势。其中,观者的视觉经验对视觉信息的准确传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设计者应根据观者的视觉经验充分调动观者视觉心理的能动反应,使其“所看”与“所知”同时发生感觉,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设计作品的理解和感悟之中,让观者通过欣赏与设计者的审美体验相沟通,以此来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 一、视知觉与视觉经验 视知觉有时会受到视觉生理机能和生活文化经验积淀的同时作用。人的感觉并非先天固有的功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可能无法感受到,而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有可能使某种感觉功能格外发达。视觉所感受到的不仅是眼前所见的信息,过去积累的信息也会参与 影响 。而且,由于生活环境、视觉经验、生活体验及专业知识的不同,对同一形式的认知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来自生活和 社会 ,与先天的个性差异有所不同。正如阿恩海姆在《 艺术 与视知觉》一书中指出:“眼前所得到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从一个人毕生所获取的无数经验当中 发展 出来的最新经验。因此,新的经验图式,总是与过去所知觉到的各种形状的记忆痕迹相联系。” 1.生理机能上的视觉体验 英国著名的视觉心 理学 家格利高里告诉我们:“对物体的视觉包含了许多信息来源。这些信息来源超出了我们注视一个物体时眼睛所接受的信息。它通常包括由过去经验所产生的对物体的认识。这种经验不限于视觉,可能还包括其他感觉。例如触觉、味觉、嗅觉,或者还有温度觉和痛觉。”由于生活经验的参与,视知觉还具有一种能动作用,“知觉不是简单的被刺激模式觉得的,而是对有效的资料能动地寻找最好的解释”。我们能从倒立的金字塔形上“看出”不稳定感,是来自对实物的印象。我们有了在斜面上的物体会滑落的生活经验,才能在看斜线时感觉到动感。在色彩构成中,白色分量“轻”,黑色分量“重”,红色使人兴奋、刺激,蓝色给人以沉静感,这些感觉同生活中对实物的感受经验也是大致吻合的。再如,我们能从以频闪式样制造的霓虹灯广告牌上看到字母、图案、花边等不停地移动,但实际上仅仅是灯光的时亮时灭,它们自身并没有运动。由于灯光迅速地相继在相距不太远的位置上出现时,会在人们的大脑皮层中产生某种生理短路,神经兴奋就从一个点迅速传向另一个点,与这样一个生理过程相对应的心理经验就是我们看到的同一个光点的位移。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我们在不动的式样中感受到的‘运动’,就是大脑在对知觉刺激进行组织时激起的生理活动的心理对应物。这种运动性质就是视觉经验的性质,或者说,它与视觉经验密不可分……事实上,一切视觉现实都是视觉的活动造成的。只有视觉的活动,才能赋予视觉对象以表现性,也只有具有表现性的视觉对象,才可能成为艺术创造的媒介。” 因此,在视知觉的能动反应中,有着生理机能基础,虽有智性的成分,但又不同于理性判断。由于感知与经验上的相通,这种“所看”与“所知”同时发生感觉,密不可分。 2.文化经验的视觉体验 (1)个人文化经验的视觉体验。人的感觉能力一部分是先天的功能,也有一部分来自生活的体验和积累。不同的阅历和体验会导致感觉上的差异,专业素质的差别也会影响艺术感受。 人们在观看理解物体时,并不满足于把看到的东西“组织”成一种视觉意象,还要进一步把这个直接看到的形象与另一个形象联系起来。由于很多视象都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结构式样对其加以组织,所以在生活中就会出现有趣的现象:专家和外行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专家从中看到的东西也不相同。例如,美术中的三维空间感来源于生活与专业训练,没有受过美术专业训练的人,不可能在石膏像上看出诸多的“素描关系”。对于红色,观者会联想到革命或恐怖暴力,还有喜庆,这都取决于观者的阅历与体验。“只要头脑中预先形成了所观察目标的意象,不管在多么复杂变换的形状中,都能够将这些意象认出来,知觉对象能从以往的视觉经验中得到填充或补足。” 同样的道理,设计中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有所感悟,对于同一设计作品,感受会有简单与丰富之分,体会也会有高下之别。一个人的现时观察,总会受到以往所见、所闻、所知的影响,积累越多,感受就越丰富。这种潜在的经验图式对观察的影响,在设计活动中同样无时、无处不在。熟悉几何抽象画家蒙德里安绘画的观者一眼就能从服装设计大师依夫·圣·洛朗设计的时装中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了解蒙德里安画风的观者则可能只是将它看成大格子式样。 过去的视知觉经验和知识修养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观察面前的对象,也可以妨碍正确地观察,这取决于观者视知觉经验和知识修养的正确程度及水平高低,还有他们与观察对象的关系如何。 (2)集体 文化 经验的视觉体验。在人的视觉 心理中具备一种推论倾向,可以使不连贯的、有缺口的图形尽可能在视觉心理上得到弥补,格式塔心 理学 家称之为视知觉的“完结效应”。能否在视觉的“完结效应”中正确地“填补空白”是与观者的阅历、感悟、想象有关系的。大量事实表明,对色彩、形状的把握能力会随着观看者所在的物种、文化集团和受训练的不同而不同。这就是说,一个集团能理解的,另一个集团的成员就可能无法理解、把握、比较和记住它们。观者对对象越熟悉,填补的空白就越准确。正如贡布里希所说:“由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熟悉的 环境中,我们见到的事物总是与我们的预期相符,所以视觉的节省也就越来越增加了。”对此, 社会 学家BenedictAnderson也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 现代 民族国家的形成,源自在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类对身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集体想象。系统的印刷 语言、普及的新媒介(主要是报纸)以及共同的“受难经验”,乃促成“想象共同体”的要素。不经意间,我们的脑海中早已先入为主地为许多未曾谋面的事物定了性,想当然地认为它理应如此。这样一种知觉,其直感性是非常强的,它不是在一件物体和它的用处之间作某种联想,也不是对于某种东西的实际用途的理解,而是对一件因未经实际使用而看不到其功能的物体在视知觉中的直接“补足”或“完结”。 在视觉传达中,任何一种图形或符号的意义都会随着时间和地区的变化而变化。博厄斯在其《原始 艺术 》中提到:不同部落的美洲印地安人所赋予的某些基本图案的各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纹样的意义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的解释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纹样,使纹样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例如, 中国 古人素来喜欢莲花,它象征着高洁,出污泥而不染,尤其深得中国文人的喜爱。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莲花更成了清净、圣洁、吉祥的象征,成为吉祥纹样“暗八宝”之一,各种艺术品中到处可以看到莲花的图案,与佛教有关的 建筑和建筑物的柱、柱础、砖、瓦等也都有用莲花作纹饰的。而在日本,莲花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它是祭奠的象征。 基于这一点,设计师应充分考虑到观者所属集团的文化背景,在设计 内容 和对象的选择上应具有针对性,否则将导致观者视觉经验的认识混乱。 二、视觉经验与视觉传达对象 好的设计作品需要知己知彼。所谓知己,就是有从视觉主体方面了解人的视觉功能、 研究 感知过程的真实状态;所谓知彼,就是从视觉的对象方面认识形式的相对关系。 对设计而言,不仅仅是解决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 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传播有效的信息。传播有效、准确、可靠的信息是设计信息传播的首要法则,它是设计成功的重要保证。传播的对象是人和人群结构而成的受众群体。设计元素是否能引起观者视觉经验的共鸣,取决于刺激物的结构所拥有的力量与它唤起的有关记忆痕迹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视觉传达中,设计是以单一的或连续的作品形式与受众进行对话,如何选择对话的焦点是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观众通过与设计作品的接触(视感、听感、动感等途径),接受某种信息,随即他会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以社会公众的标准、以生活本身作参照来检验这信息,从而对它作出准确与否、可靠与否的判断,决定是否接受该设计信息,并且以自己的态度 影响 身边的人们对该设计信息的态度。因而,将视觉传达设计的视觉表现置于特定文化背景中来感染受众的精神世界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可以将东西方文化做一个比较。由于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所以东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不同的心理结构与审美心理,这种差异在视觉传达设计中有突出的表现。 例如:中国人有对万物祈福的心理,并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吉祥文化,希望事物朝着美好的方向 发展 ,标志设计中有吉祥的寓意就容易被受众接受。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设计(见图?)就是针对人们吉祥如意的心理期待,标志中的“中国红”是蕴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情结的颜色,无形中又增加了 企业 形象的亲和力,进一步拉近了与观者的距离。联通标志还采用中国古代盘长纹样的“同心结”图案,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通、处处顺畅之意;标志中的十个空穴则有圆圆满满、十全十美之意。总之,无论从对称性还是偶数的讲究来说,该图案都洋溢着古老东方民族流传已久的吉祥气息。 正是基于对中国吉祥文化的认同,我们才拥有了许多喜闻乐见的、充满吉祥意味的晶牌名称,如恒源祥、金利来、金六福、万利达、永乐、旺旺、福满多等。同样,外国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也要入乡随俗,进行语言文字的文化适应,品牌的翻译要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喜来登、吉百利、都乐等正是注意了这一点。当然,中国的吉祥用语包含着特定的民族文化内涵,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圈内是老少皆知的,不需做过多的解释大家都心领神会。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却因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对事物的联想就会有很大差异,因此中国的某些吉祥物在一些西方国家就会引起误读。如白象、金龙、孔雀、喜鹊等品牌在国外就缺乏认同基础,这是由于白象在英美国家被视为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龙在西方许多国家被视为恶魔与灾难的化身,孔雀在英、德、法等国被视为淫祸之鸟,喜鹊在 英语 里是指爱唠叨、饶舌的人,所以凡是出口商品用象、龙、孔雀、喜鹊等作为商标名称的都要音译或做其他处理,从而避免引起观者的误解与反感。 相同的视觉符号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它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只有当知道在特定文化背景或特定阶段里使用的普通平凡的习俗化的程式时,人们才能把视觉符号的信息译释出来。如十字图形,在宗教中象征着上帝,在医疗中表示看护和更深层次的人类救护之爱,在数字中则理解为数据运用的加号。因此,设计者在为国际流通的商品设计时,要注意各地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切忌把本国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和价值观念强加给目标市场国的消费者,以免造成沟通障碍。 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下,民族化、地域化的图形语言是人们了解和熟悉的,不需要任何解释,便于直接解读。设计师可用一种同构的思维方式,将图形语言折射到另一种与其有着某种联系的相通之处的事物上,并造成一种心理暗示,引导人们去联想、想象。心理预设因素显示,人的理解活动发生之前,存在某种根据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心理期待,它事先设定了理解对象的应有面貌,这种心理定势常常在审视符号时将理解重心导向理解者本人所期待的方向。如,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观者,能很容易地从图2中领悟出书法、太极、砚台、篆刻、碑拓、章法之间的玄妙。 当然,视觉传达设计在体现民族化、地域化的同时,还应利用传统的、地域的图形语言优势来表现现代的精神观念,用解构的民族化图形与现代设计思想相结合,创造一种既有传统文化元素又具现代意识的形象,以独特的个性参与世界文化的发展。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作品就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他的构图结构稳健,画面清丽,色泽时而欢悦,时而雅致,立意隽永而弥满禅机。在作品中我们时时发现设计家对简约空灵的水墨语言精妙的阐释,还不时可见中国传统文人智慧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和谐对话。如图3,设计中既有水墨、笛子等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视觉元素,又有西方设计的构成形式,简洁而意味深长。 综上所述,如果一幅画、一个图形、一种抽象的形式可以唤起观赏者丰富的审美感受,那是视觉“调动”了观者以往的生活体验和视觉经验并由专业知识参与的结果。因此,设计作品要想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设计者必须与观赏者所处的环境条件相适应,以观者的共有经验为根据,充分考虑到观赏者视觉心理的能动反应,与观赏者一道,把与传达信息有关的知、情、意等心理联系起来并统一到“一种经验”中,从而形成互动。 看了“视觉传达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视觉传达专业论文 2. 视觉传达教学改革毕业论文 3. 视觉传达开题报告范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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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我们的祖先以伟大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历尽磨难，从远古到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不寻常的文化道路，铸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中国，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多民族国家。它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说到中国的古典文学，不得不让人想到四大名著。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有吴承恩的《西游记》。读了它们，眼前似乎就闪现过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的画卷。读了《三国演义》，眼前似乎展现诸葛亮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绝世才华；读了《水浒传》脑中似乎描绘出梁山108好汉的英雄壮举；读《西游记》，眼前就会出现一个西天取经，战妖降魔的顽猴身影；读《红楼梦》，眼前闪现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凄美爱情。读了名著它们给我的震撼太多太多了，但曾有位同学这样说：“你还读这些书这类书早过时了！”听到这句话我沉思很久，这些陶冶人们情操，提高人素养的诗歌词赋又怎么会落后呢？读诗，就会想到作者，那不受世俗礼制的诗仙李白，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谦，那情感多折叠的李清照，那发出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屈原。。。。。。李白《月下独醉》饮得是盛唐佳酿；杜甫《望岳》望的是后唐山河；苏轼《水调歌头》照的是宋代明月；陆游《示儿》含的是山河破碎的心酸。。。。。。一首诗，一幅画，一段情，每首诗的含义岂止这些。中华文明渊远流长，一脉相承，从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到文明繁荣的明清社会，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数辉煌成就，也经历了无数苦难折磨，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文人墨客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现在的社会在发展，在变化，但无论怎样发展都离不开我们的古代文明。从火药到打火机，从指南针到gps，从印刷术到复印机，不都是受古代发明的影响吗？马克思说过：“历史就是我们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的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割断历史，就不能全面的，正确的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历史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沿着一代一代人的足迹，才发展到今天高度文明的社会。我们的血液流淌的传统文明的精华，凝结着华夏儿女改造世界的不朽功业，更蕴含着博大恢宏的民族精神。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一个远离历史文明，头脑中失去这方面知识的人是贫穷的。”所以我们不仅要秉承现代文化气息，也要继承古代文化的悠久繁华，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进步，不断改进，这样才能走向辉煌！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黄蓉啊.....小龙女啊.....大把的.去金爷爷的小说里找.